主题：【读书笔记·苦难辉煌】前言和开篇 -- 青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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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国民党之清党运动，源自蒋介石集团在上海的四一二事变，其间发生的原因，早有公论，无需赘言，但以往讲述此一运动，多注重清党对国共分裂及十年国难（1927年——1937年）产生的影响，而清党对国民党自身的影响，则鲜有关注。

清党发生，对中共来说，具有极大的突然性，而对普通国民党员来讲，也未尝没有巨大的心理打击并造成彷徨与失措。清党期间，同样有大批国民党员被抓被杀，其损失之大，甚至远超中共，概因中共党员，彼时仅5万人而已，杀去一半，也不及被杀的国民党员之多。须知清党之前，国民党员有60余万之众，而清党之后，仅余22万，其间杀戮之惨烈，可以想见。

清党之初，蒋系统之国民党一方面针对中共力量进行扑灭，而另一方面，也以狠辣手段对付党内持异议的同志，如对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追杀与通缉；对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孙炳文等人的抓捕与杀害；对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常务委员张曙时、侯绍裘等人的秘密处决等等。

412事件发生后，蒋系国民党在4月18日才正式发表清党通电和宣言，宣告清党的第一个阶段正式开始，而在此前，各地的杀戮和抓捕早已开展多日了。而清党第一阶段的特征之一，就是滥杀滥捕。各地右派国民党组织人员，在大街上凭穿着与发型判断所谓左派分子和中共党员，稍有不合，便予捕杀。而在军队中，也开始了无端滥杀。比如福州四。三事件，当日国民党右派举行清党**大会，而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某部代表方毅威等三人登台发言，力斥其非，右派分子竟将其绑缚，剥去军装，游街示众后在万寿桥头杀死，投掷闽江。又如福建之国民党省党部筹备处人员黄素云、林梧凤、朱铭庄、郑尚衡、郑长宣、方尔敏、陈景中、徐琛、罗扬才、林峥、金哲贞等人，本就是国民党员，是否是具有中共身份的跨党分子根本不清楚，就已笼而统之报为首要，结果就马上被要求名正典刑，以示儆惩。然而因该人等许多事实尚未清楚，家属及亲朋还在多方活动力保，于是福建当局干脆乘夜将人用马车拉到郊外，每人轰了一二十枪了事，事后既“无宣告罪状的文告”，亦“未知系奉何人命令执行”。象这类滥杀事件，在当时层出不穷，显然是得到蒋等人的鼓励与支持的。

一些基层国民党人上书南京总司令部，恳请说：“我们当革命党的人，早把死生置之度外，共产党当初是我们革命的同志，他那不怕死的精神是和我们一样，或许更进一步。我们在清党运动中，和清党成功后，决不可用过分的高压手段对付他们。叫他们掉转枪头，对我们革命。”然而事实证明这些国民党人的想法只是幻想，而且后来的第二阶段清党，也将清到这些人头上了。

当时清党的疯狂，可从下面一事窥见一斑。国民党在上海举行五四运动纪念大会，最后的决议竟然是“议决通缉著名学阀章炳麟、黄炎培、沈恩孚、张君励、蒋维乔、郭任远、朱炎、胡敦复、殷芝龄、袁希涛、张东荪、阮尚介、刘海粟、沈嗣、凌鸿勋等，俾警反动而申党纪案”。连这样一些人都纳如了清党追捕的目标，清党运动之混乱与跋扈，而人民与中共乃至国民党普通党员之下场与命运，也就可以想见了。

对这一局面，天津的《大公报》称：“今宁汉分裂，且已动杀，此后因军事之变迁，地方势力每一变更，即须流血寻仇报复，必无已时。……呜呼！吾人诚厌闻所谓左右国共之争，而实不能不代吾全国青年请求保障。夫不论左右国共，除其中少数奸猾野心之徒外，彼一般青年之从事其间者，宁非为救国救民来乎？纵心思幼稚，局量偏浅，手段凌杂，而指导者之过也。至不在党之学生，亦甚多矣。夫新中国之建设，终须赖全国有志青年奋斗，而非自私自利之寄生阶级所能办。则对于各方杀机之开，势不能不大声疾呼，极端抗议！”

然而清党之局面，亦非一夕造成，杀戮既开，收刀就难了，第一阶段之清党，以国民党杀共产党为始，继以国民党杀国民党为辅，最后谁是共，谁是国，一概混沌，终演成乱杀一气之局面。对此惨象，连最支持清党的白崇禧、周凤岐（412事件的指挥者，原军阀部队浙军的师长）也感到困惑与不满，并向蒋提议规范清党活动，不要“任意拘押人犯，迳行审判……”。而国民党内右派代表如张静江这样最先提出武力清共的人物，此时也提醒蒋“毋得过事杀戮，致招反感”。而国民党大佬之一，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胡汉民（一个坚决（文章含有不雅词汇，已屏蔽）的人物），是这样形容清党的。：“清党，清党，许多罪恶，借之而生。土豪劣绅，弹冠相庆，攘臂大呼曰：清党。清党把许多健全忠实的少年同志，一网而尽。绅士皆大笑。。。 。。。CP大笑，党员大哭，国民党之基础乃大危。”

第一阶段清党的后果，是国民党右派进行的混乱杀戮，结果不但造成国民党内思想的大混乱，人员大损失，也导致了社会舆论的普遍反感与谴责。

1927年5月5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及各部长第八十八次联席会议正式通过的《清党委员原则六条》，这标志着第二阶段清党的开始。

第二阶段的清党，其指导原则也是混乱不堪。清党对象，即所谓“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投机分子反动分子及一切腐化恶化分子”，按照中央清党委员会随后之解释，恶化分子仍是指共产党，腐化分子则是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等。然而所谓“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几乎毫无标准可循，无非是使国民党内各派系或私人之间因各种恩怨而相互攻击，互相拆台，甚至彼此杀戮。

如江苏东台县，党部控告缪步青侵吞公款，是为劣绅，由县拘捕。驻军二十六军一师随即出动士兵一连包围县署，从狱中将缪劫去，旋奔党部，由缪步青帐房张宝山等指示按名绑走党部特别委员蔡悔予、职员叶华、朱璧、缪楚佩四人，指为反动分子，解赴南通，且沿途拷打，并准备不日处死。东台县特派员急报南京中央联席会议，会议只能议决：请总司令转令该师师长放人，并将缪案送南京审理。

清党第二阶段出现的新问题，便是过去在北伐战争时期投身农工运动的国民党员，此时成为地方豪强势力的报复对象。“清党”以前，原本地方上藉助于北伐军兴向当地统治阶层兴师问罪的激进青年就多，而清党开始后，地方机构陷于瘫痪，南京方面军政人员不得不依靠帮会组织乃至于地方豪强来夺取权力、维持秩序和保证田赋租税之收入，双方谅解合作的结果，便是地方青年国民党党员被出卖，凡曾有过与地方旧势力冲突之行为者，不论党员或党部，此时亦多遭不测。

基于地方豪强秋后算账，导致“清党”前积极投身工农运动的国民党员遭打击报复的情况过于严重，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九十九次会议于6月1日特别批准了吴稚晖、叶楚伧两委员的一项提案，对地方豪强的清党行为进行所谓限制，不过这个提案显然并未见任何作用。而地方清党之陷入混乱，也日渐严重。如江苏省特派员李亚飞赴泰兴县调查冤诉，认定公安局长陆文凤贪诈取财，为土豪劣绅；陆文凤则反诬李亚飞为共产党。结果，双方都召集民众，发表通电宣言，最后形成大规模武装对抗，双方都死伤严重。类似事件，或大或小，在当时多如牛毛。为处理此类纠纷，也让国民党高层头痛不已，如对此泰兴事件的处理，就因“鉴于各地党部多有职员被当地军政机关遽行枪毙之事，故由省政府纽永建厅长致电将李同志等五人及反动派陆文凤等八人共十三人一并押来宁”，避免地方先斩后奏。

更有甚者，即使是清党委员会人员，也可能一夜间变为被清的对象而遭不测。如杨虎、陈群派往宁波协助“清党”之黄埔生陈芝范、蒋孝先和孟卿等人，因积极改组当地团体，而惹恼了地方势力，竟至被诬为共产党而遭省党部驻甬办事处钱学壬等拘禁。若非其为“天子门生”，得蒋介石亲自过问而免于一死，否则早就被枪毙了。而其他人则未必有此好运，如：上海特别市党部职员洪东夷及二区十六分部党员钱淳，已经清党委员会审查，认定为“本党忠实同志”，却又被人向警备司令部举发，虽经清党委员会再三向军法处交涉，该处均置之不理。之后，很快将二人分别判处徒刑15和5年，即押入漕河泾第二监狱去执行刑期了。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市党部工农部秘书张君毅，亦同样被莫名检举，遭警备司令部密捕。市党部虽一再向警备司令部交涉，请其释放，均遭拒绝，终被枪杀。且不仅罪状未宣布，就连尸身也不知去向。

中央清党审判委员会由总司令部军法处胡逸民牵头组织，他公开说：“溯自清党运动开始以来各处土豪劣绅均乘此机会大肆活动。凡曾努力于革命之青年，鲜不加以共产头号，以图一笔抹杀。……长此以往，国民党之元气不伤于共产党之捣乱，亦将伤于土豪劣绅之手矣。”

清党运动发展至此，连清党委员会也控制不住了。上海市党部的人员也承认：除党部人员无辜被害外，“无辜人民之遭害者更不计其数，言之至为痛心”。《大公报》称：“民元之军政执法处，实无法无天，而却无刑讯。故冤死虽多，而生不受辱。”“不想，上海从特务处，到特别军法处，不仅嗜杀成性，而且每每刑讯逼供。平日畏恶共产党极甚者，对于上海之处置党案，莫不认为惨酷。”

清党以来，清党已成权势者杀伐异己之借口，而手段莫不毒辣残暴，上海，南京如此，而稍远之地域，则更是变本加厉。温州肄业于浙江第十中学校师范部年轻国民党员蔡雄，曾与数十人联名呈控王超凡、戴英、林益等“朋比为奸，武断乡曲”。“适遇清党时机，王超凡以指导员名义带领谢越尘、戴英、林益等盘据温州公安局，串通局长叶林森，诬指蔡雄为共逆，提案刑讯，煨红铁链，用尽苦肉滥刑，逼令将当日联名呈控诸人牵连诬枉，希图一网打尽。由是大兴党狱，四出捕人，藉端索扰闾里不宁，甚至不电省请示，假借市民公判，竟于前月二十三夜将蔡友擅行枪决。案延一月，状尚未宣布，尸骸又不准领。”此类情形，当时司空见惯。而一腔热血之青年进步之国民党员，此时也只好肝脑涂地，为他们投身国民革命之运动而“赎罪”，其代价便是生命。

浙江永嘉县的几位82－88岁高龄的晚清举子，为滥杀一事向南京国民党致信，“况民生主义即共产主义，先总理讲之又讲，遗书俱在，妇孺皆知，亦何怪无识少年之误入歧途也。祸有由起，情有可原。若不度理揆情，而滥用刑威，累及无辜，窃恐国党杀共党，共党亦杀国党，明杀暗杀，自相残杀，循环报复，宁有穷期？势必将双方有用之人才，同归于尽而后已。”

这一阶段之清党，被害之国民党普通党员数量不在中共之下，上海国民党部甚至愤而发表宣言说：……忠实同志之被诬陷者，本会正欲营救，则从而投狱，或竟罹杀身之祸。其惨毒至于如斯，全市党员在刀锯鼎镬之下，愤慨叹息，莫可名状。最痛心者，本党自去岁北伐以来，到处民众之欢迎，簟食壶浆，惟恐未至，正有东征西怨之概。乃今年去四月，克复江浙，假革命者冒充忠实，竟将本党令名几付诸流水。嗟呼！清党运动固如是耶？”

清党之结果，所导致的国民党组织结构大破坏，人员大损失，恐非蒋之本意，但清党一旦开始，则意味着与中共的决裂，蒋为对抗武汉政府，并巩固自己的权力，即使冤杀上十万国民党普通党员，也并无悔意。清党的结果，自然是蒋在国民党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势与地位，但对于国民党来讲，固然从此独大，但人员结构与北伐前迥异，农村党员、基层党员、青年党员，十不存一，而原为革命对象之地方豪强、帮会、军阀势力，则进入党内，并取得极大权力，国民党组织结构的崩坏，从此开始。

杀了这么多...

说老常是军阀都是侮辱了军阀。

　　只知道雨花台烈士纪念馆中有国民党某党部的成员，看来那“宁可错杀。。。。不可放过。。。。”是有来历的。

　　难道TG也用春秋笔法为老常掩盖这段历史？

1927年的清党是国民党自毁基层组织，比文革中的TG还要过激。由此，一帮过去的腐朽势力窜入国民党基层组织里，如此政党如何能领导中国革命？

在30年代初，国民党获得政权之后，党政军各个部门迅速地腐化堕落，哪里还有北伐时的朝气？30年代的南京，大额军火采购成了各方觊觎的唐僧肉，譬如德国礼和洋行的买办大肆贿赂各级官员，从重炮、战防炮、轻重机枪、驳壳枪到探照灯、火车头，每一笔交易中，各类经办人员都获得了大量好处。从27年北伐成功到28年东北易帜，不过数年时间，满清王朝遗留下的官场潜规则就轻而易举地被这些国民党新贵所接受。这样的政府和军队在将来的对日作战中，怎么能够不惨败而归？

除了收受贿赂，北洋政府那套暮气沉沉，惯于推卸责任的官员作风也盛行于南京政府，30年代初，为了防备日军舰队溯江而上，政府决定在江阴构建新炮台，而且已经从德国订购了大口径岸防火炮。然而在炮台和炮位的选址过程中，各级主管官员没有一个敢于拿出正确意见，工程周期不仅因此延长，更为恶劣的是，新的炮位无法有效地封锁长江江面。

国民党所谓的“黄金十年”，原来搞得就是这些名堂，不愿更新自己的军事工业，只会拿钱去买现成的枪炮，而不是买机器和技术，这样的政府难道不混帐？

抗战初期，花巨资修建的江南两道国防工事吴福和锡澄线成了摆设，中国军队败得那么惨，以至于在南京保卫战中，十万军队短短几天就崩溃了。邱清泉是国民党精锐部队—教导总队的参谋长，这个后来的“邱疯子”在37年不愧是条好汉，作为非军事主官，在唐生智这个王八蛋下了总撤退的命令后，还能平静地坚守岗位。与之相对应的许多国军嫡系部队的主官像桂永清、孙元良等人都迅速地逃离南京，造成失去指挥的数万精锐部队惨遭屠杀。打败仗没什么，但是南京之战打得如此窝囊，如此地无耻，这些国民党将领就不脸红？像孙元良这种老狗还敢于大言不惭地自诩为抗日名将。如果这样，国民党还不败亡孤岛，简直就没有天理。

20世纪初的中国，但凡是个正常人都知道日本鬼子的狼子野心，连苏联的崔可夫路过中国时，都感觉到，早晚一天，日本将对中国发动全面的吞并战争。在此国家民族存亡之际，蒋某人却以高官厚禄组织起来的小圈圈来领导全国抗战，实在是鼠目寸光。毕竟管理国家不是交易所做投机买卖，金钱美女是买不到忠臣良将的。

也跟蒋总司令一样吗？是不是这个机器一旦发动，他们自己都控制不了了？

武汉国民政府7月15日进行“分共”，汪精卫于次日又以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名义，抨击共产党“破坏革命”，并将武汉国民政府内的共产党员一律停职。据说这时汪精卫还没有大开杀戒。

然后，到了7月25日，汪在政治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上，恼羞成怒地说:"我们几时杀过人？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凭空造谣……”

嗯，汪精卫估计已经忘记了自己对何健说过些什么了。后来著名的“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也出自于汪系，虽然不能确切认为是汪精卫所说。

谢觉哉日记906页有如下记载：“‘宁肯错杀三千，不肯放松一个’——大革命失败后，湖北某县布告语。历来统治者对革命人民的镇压都是这样。”而当时国民革命军第19军副军长陶钧的确说过此话。

11月下旬，武昌中山大学学生为声援震寰纱厂女工斗争而被捕，而后，陶钧指使部下包围中山大学，捕去学生多人，当军法官拿着23名学生名单送审时，陶钧竟在名单上画个大圈，写上”一律枪决”。军法官提醒陶钧一次杀如此多的学生会失去人心，于桂系不利，于是，陶钧又写上：“20岁以上均判处死刑”。9名学生就这样失去了他们的生命。

1928年初，军法官又递送1份包含有期徒刑的名单交给胡、陶审阅。陶钧接过名单批示道：“一律枪毙，以免麻烦。”之后，就将名单上的所有名字全部画入圈中。军法官见自己的名字也被圈入，大惊失色，忙提醒陶钧，陶钧就又在名单上批道：“法官无罪，不杀。”

湖南一些地方，自国民党宣布清党后，“土劣猖獗，变本加厉，百倍从前。凡曾在外游历，或曾加入本党，及此时留学在外者，无论是否纯洁，均以共党目之，或没收其财产，或捉拿其家属。” 在四川，清党前各地办党人员大多为“共党少年”，清党后，国民党 四川省党部委派各县的团总或团练局长去填充“共党少年”被清洗后所留下的空缺。这些团总和团练局长均为土豪劣绅。他们“打着清共招牌，乘机混迹党部，陷害忠实同志，收买流氓地痞，实行招募党员，以造势力。”

最后武汉方面在镇压方面，被舆论评价“较南京政府之清党似犹过之”。

再说一点，当年的国民党员实在是冤枉啊，只要有检举，连审判都可以草草一走，当天拿赴刑场枪毙，到后来黄埔同学会都看不下去了，让蒋光头要求凡黄埔生被检举的应由同学会接手审理，后来在南京搞了个复核机关，结果送上来的案子没有意外都是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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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是一本好书。《苦难辉煌》及王树增的系列书都是非常好的，可以典藏。这些书都又一次验证了马甲兄的那句话：“真实的历史远比虚构的小说来的震撼、刺激”

各种起义、运动中被杀害的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和群众都算在内

等价的逆否命题就是，不视蒋为死敌的人必定不是真正爱国民党的。由此可见，那些动不动拿主义不同来为死心塌地跟随蒋介石的人进行辩护的人的虚伪和无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