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从苏联灭亡我们能够看到什么 -- wqnsihs

至少这点我没看出来，家父家母两边都是山西农村子弟，根据他们的回忆 因为无论怎么干一年到头分下来的粮食都只能勉强够吃，大部分农民其实也明白了，不是工分含金量低，本质是政府每年不管你干了多少工分，只给你留下口粮。实际上到了1976年的时候山西很多农村基层干部对农民自己养羊在没主的河滩地里种粮食都假装看不见了，农民那点积极性都用来忙乎自己的事儿了。

76年夏天的时候，因为地震，父母这里生活一团乱，我回了山西老家，能深切感受到当时的生产状况，小孩喝羊奶不是问题，因为自家养一两头山羊没人管，但是想吃白面馒头不行，所有种在地里的麦子都在控制之下，能自种自收的只有汾河的碎块滩地。能吃到的最好的馒头也是对半掺的。等到81年再回去的时候，村子里的老人就已经数落年轻人吃纯白面馒头不过日子了。

人民公社制度将农村生产和经济活动置于严格的监控下，为政府利用剪刀差进行高积累壮大工业基础提供了有力保证。这是成功这是功劳。

但是这种政策长久执行无疑对农民和农村的生产活力是一种消耗。

至于土地流转，这个真的可以退出。因为合同是有违约金的，只要双方约定好违约金，就可以退出。

不过我觉得土地流转也是有问题的。百姓的事情不能搞一窝蜂。50-60年代的时候搞合作化运动，初级社就很好，大家自愿加入自愿退出。后来强制搞成高级社，问题多多，老百姓意见也多多。

如果生产队真得能实现民主，大跃进的放卫星又怎么能自圆其说呢？生产队不配合，乡里就算再吹牛也是会露馅的。

同理，搞承包制也是一阵风。明明有搞得好的生产队也随着解散。现在搞土地流转也想搞成一阵风，政府强制性的行为会损坏很多老百姓利益。无疑是给共产党的坟墓上再添砖加瓦。

不过社会总是有进步的。公社化运动，没有100%，也有99.9%农民变成了公社。搞家庭承包时，确实有很多公社幸存下来，一直拖了很久才解散。土地流转虽然利益集团和上层喊得凶，但是底下推动得却很缓慢，估计农民的抵触心理很强，地方政府在使用强制手段上已经变得很谨慎了。

民愿是最重要的，除非赶上国家危机这种迫不得已的事情。大多数的时候，我们学会尊重民意，因为我们是“民主”共和国。推广新事物尽量不要强制，而要尽量用经济杠杆。如果需要强制，那么为此建立相应的法律条例予以规范，而不是滥用政权的力量。否则物极必反。

假如当时公社为农民保留了退出权力，农民自愿加入和退出。老邓再煽惑，老百姓爱自己的公社，那么承包制也不会那么一呼百应。

顺便说一下，搞水利搞开荒，这个和搞不搞公社没有必然联系。水利可以通过免费劳役，或者征税费的方式来搞，以法律方式固定下来（强制性的东西一定要以法律条文方式进行约束）。封建社会治理河道都是这样做的，不见得非要采用公社的集体劳动来完成。老邓以后政府在这方面做得不好，只是因为不重视和腐化。你也谈到过，政府修河堤还修得不错的，这是因为政府重视。

只有组织起来的农民才会爆发出巨大的战斗力。

小时候，在山腰上蜿蜒的灌溉渠道是我深刻的记忆。这是50年代全手工的。是人民创造的奇迹，也只有人民公社可以创造这样的奇迹。

现在，他们都破败了。

别看南方系发源于广东，但事实上南方系从来不攻击广东的国有企业，更加不发表对广州不利的新闻和言论。

南方系是深得谎言须讲给外人听，说一千遍就有外人信的道理。

广东经济发展得好其实真少不了国有企业的贡献。有些村镇企业也相当给力，很多村都还是集体分红、共同富裕的形式。

但是坏就坏在南方系经常对外宣传私有化，搞得很多外地人就以为广东的经济成就是私有化的结果。

南方系才深得内法外儒，外圆内方之妙啊。

那人要不受生产队长待见，大不了不参选只干自己的活就是，记工分又不是生产队长一个人记。我家亲戚在老家当会计，当时他们村里记工分都是会计计的。

你以为生产队长不能提高队员的生活水平，农民还会一直选着他？

再说农民可以参军，可以入城招工，可以入城读书，别说文革了，八九十年代考学出来的农村娃迁户口入城市的政策都没有变。现在所谓的城市人相当一部分都是当年招工进城，读书进城的农民后代。

你真当中国人是被绳子牵在石磨上的驴，跑不了？跑不了，那满绿皮车坐的难道都是城市去农村观光的知识分子？

之所以看着比现在出行少，是建设发展有限，道路，铁路等等还是太少。另一个也跟中国人重土轻迁移的观念有关系。刚刚才离开战乱，又有多少人肯再离故土？都急着回故乡才是真。

开介绍信多时只用在公务接待上方便，但并不是说没有介绍信，老百姓就半步不能离开故乡。

老共当年也还没强大到可以严密监控到每一个个人身上，这是在高度互联网化的社会都不太可能完全实施的。

有时候对比要全面比，六、七十年代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是不是就可以满世界乱跑？恐怕也是不行的。

毛主席没用过手机，尼克松同样没有。

任何制度都要假设“人性恶”。如果大家都是好人，制度建设就容易了。80年代的时候，我在北京火车站见过很多上访的人，偏偏告状是他们的生产队长和乡长。比如自己闺女被队长被霸占了，等等。

表面上站在农民的一边，要求农民从公社退出的权利，实质上想让公社制度推行不下去，这样的愿望表面上是为农民，实际上是害农民。乡愿，得之贼也。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制度，揪住其中的一点，无限提升，上纲上线，不过是不敢说出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已。 今天的土地流转，我不知道退出的条件设置，但如果一个公司声称退出的时候需要赔偿过去薪水的90%，你说员工有退出权，我是相信呢，还是相信呢？

中国的水利建设从来都没有好过，直到人民公社出现才彻底改变。靠税收劳役这些办法，过去几千年都没有成功过，为什么到了红朝就会突然有效呢？我爷爷有1亩2分田，分三块地，一个村的地几百亩，牵涉的人之多，用脚趾头想一想也没有人能够牵头来弄水利建设，何况更大规模的排涝入江，引江灌溉这些大工程？

很简单，到了红朝，到了人民公社，一切变得非常简单。这就是体制的力量。按照经济学行话说，就是降低了交易成本。

我小的时候，村里好像还有1~2家没有入社，但当平整土地到了他们家前的坡地的时候就加入了。不知道是强迫，还是看到原来产量很低的坡地平整后最多可以一年3熟， 产量大增。印度建国七十年，建的铁路不到建国前的十分之一。为什么呢？ 因为土地是私人的，一条铁路，2000公里，也许你要和10万个业主谈判。这样的场景，光想一想就崩溃了。

加入的好处很多，退出的好处能够放在明处的就是个人积极性和灵活性。但个人积极性和灵活性如果真的毫无疑问超过组织行为的话，打仗就不需要部队了。国家发布一个动员令，每人分点钱就可以在家等胜仗了，古今大谬，莫过于此。

人民公社兴修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宏大的水利，开垦了最多的土地，育出了有史以来最多最好的良种，开始了机耕机灌等大规模农机应用，孵育了数以万计的乡镇企业。这些都是不可磨灭的丰碑，而那些企图拆掉丰碑的邓shopping之流，只能站在历史的反面。

每次回到家乡，看到当年人力修建的水渠，和现在的破败情况。

这就是组织起来和一盘散沙的鲜明对比。

我小的时候，生产队养猪，除去上交到国家（供城里人吃，有指标），叫“上官猪”，剩余的队里可以分的，有硬指标，超额也可以，我们队比较好，队里养的猪就超过硬指标了，个人养的猪，可以随意处置，自己杀的多，主要是过年，猪油在后半年也是荤腥。

一般人间，春天买猪崽，冬天杀，也就二三百斤，我家养过一个大猪，买的时候三百多斤，养了半年五百多斤，没杀，“上官猪”了，价格是低，但按重量给糠或者粮库淘汰的玉米，算下来也不亏。

我们家所在的生产队是非常好的，东北，包产到户前几年，一个工可“勾”到一元钱，最后一年两元钱，排县里第二，邻近的队里，基本在四五毛的水平，最惨的一两毛，差距的原因主要是上交基数比较 大，剩余的部分，受化肥、种子、农药、人工因素影响，差距就出来了，比如说一亩地交公粮500斤，你产出600斤，可能就只够吃饭的，你产出700斤，就有余了，人积极性就有了，差距是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 我们的队纯靠种地，后来有大拖拉机，小拖拉机，牛、马一大群，化肥、农药更不成问题，临队没机械，春天犁地要花钱，化肥、农药也成问题，产量差距越来越大。

包产到户后，最好的日子就是头两年，一方面积极性确实强了，自家地的边边角角都利用上了，最主要的是当时上面没准备好怎样挣农民钱，后几年种子、农药、花费、农业税一层层加，到九四年左右，种地基本不挣钱，赶上天灾还得赔钱。

说到底，农村为啥现在还可以，主要是工业发展了，不用喝农民的血了，可以小小“反脯”一下，意思意思而已。

三门峡水电站的拆迁就是一场悲剧。

把全国人民象军队一样组织起来，确实可以爆发出强大的战斗力。但是这不是持久之路。内部矛盾就象高压锅里的蒸汽一样，随时可能冲破锅盖炸开来。邓就是巧妙地利用这种矛盾，一举粉碎了公社和文革。

这个好比谈恋爱结婚。从理论上讲，父母对婚姻最有经验的，他们看中的人往往是可靠和可信的，所以貌似父母之命更为靠谱一些。但是自由恋爱仍旧成为主流。无数男女因为选择错误悔恨终生。但是，“自由选择”仍旧是现代婚恋的主体。

把全国人民像军队一样组织起来，挑战现代化，固然很有威力，也很浪漫，但是它忽略了每个人的“自由选择”。如果是在战争时期，大家尚能忍受。在和平时期，那必然积怨深深。公社解散时，农民起码是冷淡看待公社的。现在谁想再像50年代一样，再次把农民承包的土地收回变成公社，农民不和你拼命？这两者对比就可以看出，农民对待“自己拥有土地”的态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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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社会搞水利建设在当时的生产力情况下是非常成功的。在现代拥有机车，火药，冶金这些现代产物，我们做得比封建时代好，不值得夸耀。

人民公社的名字第一次出现是1958年7月，而三门峡水电站的建设早就在1957年就开始了。

三门峡水电站一共移民60万，吃苦是肯定的，那时谁不吃苦呢？ 美国的二战退伍军人还要示威呢，至于说那些移民有多少悲剧，只能见仁见智了。我去过三峡旅游，亲眼看过那些人过的贫穷生活。但三峡移民有一批人移民到了上海，那些人天天抱怨上海的生活，说实话我也是醉了， 这是哪儿跟哪儿啊。 这些人就惦记着跑回去占库区一块地，到时候再换一笔钱。

就是三门峡水电站，现在大家把它当成负面的典型，但真相如何呢？ 真相就是经过改建改进，现在三门峡水电站年发电13亿度，当年总投资不过2亿元，早就百倍回报社会了。库容量虽然只有设计的一半，但依旧发挥了抗洪灌溉的作用。这些正面作用，媒体和南方系公知是不会告诉你的。

过度采用强制手段，而懒得一门一户地协商谈判，三门峡的拆迁就是这个典型。多搞几次三门峡，共产党就该倒台了!

事实上，毛共已经倒台了。被邓共利用人民的不满，轻而易举地推翻了。

采用强制手段不是不可以，而是要控制在一个尺度上。我认为这个尺度就是法律。没有法律授权的强制手段，就是非法的。

当时的农民积极程度是后来分田到户的农民无法比拟的， 现在这些农民春天再也不去挖河泥增肥土地，冬天不修沟渠改善灌溉， 我们那儿原来是一年3熟， 改开后变成了一年2熟，最近一些人干脆一年一熟， 其他时候撒点苜蓿，自生自灭。农闲的时候打打麻将，这在70年代想也不敢想。

后来的农民基本上就是吃吃老本，最多是拔草的时候认真一点。

就好像我们回忆过去，总是什么时候逃过一次学，打过一回架，顶撞过哪个老师，从来不会回忆我们是如何的认真学习。难道我们的孩子可以据此说他们的父母整天吃喝玩乐不务正业？

70年代末改前，大队已经计划去买拖拉机搞农业机械化；70年代末改后，因为大队向来是典型，所以也要率先改，结果到最近几年才推广农业机械化。

小岗村到现在还穷得半死，因为他挑这个头，其实很多人是很痛恨他们的。另外，居然推广落后地区的经验要求先进地区学习，这简直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