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南街村的可推广和不可推广 -- 达雅
这个帖子是为了回复脑袋的帖子
这里先对他表示感谢。
南街村自己肯定是搞得不错的，尤其是考虑到河南是卖血AIDS的重灾区。网络上争论的是，南街村能不能推广。基本上这是一个划线站队的事情，左派说能推广，右派说不能。
要我说呢，南街村有的能推广，有的不能推广。因为南街村不仅是个“村”，还是个“南街村集团”，整个一政企合一的经济怪物。南街村能推广的，就是这个政企合一下的“村”，不能推广的，是“集团”。
南街村的“村”，是一个社会管理单位。当然据说现在早已经不是“村”了，已经升到镇级了。它管理的特点是，居民组织起来，统一管理，兴办福利。这一块目的是“省钱”，手段是团购。例如，南街村造房子是统一造，家电统一配，这就团购嘛。而南街村通过集体兴办福利解决村民的医疗、教育、养老问题，本质就是团购这些服务。团购能省钱是硬道理，所以这是可以推广的，其实现在搞“新农村建设”、“家电下乡”啥的，不就是国家组织的团购和推广么。
南街村的“集团”，目的是“捞钱”，手段是经营这一块是不好推广的。不好推广的原因是，现在市场已经被分割了，钱不好捞了，连南街村自己都负债严重。不可能说把村民组织起来，大家成立个“集团”，很快就赢利了大家过上南街村的生活，搞不好钱赔光了也不好说。毕竟人家南街村集团也是在市场经济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经验教训老了去了。
但是，南街村的高福利，其实有很大一块是南街村捞来的钱补贴村子。如果集团捞钱不力，那福利肯定大受影响。所以，就是马上掀起一个推广南街村运动，把小岗村改制，让王宏斌去当村长，他也没法把小岗村的福利迅速提高到南街村的水平，饭要一口一口吃嘛。但是，走集体化道路福利可以提高是肯定的，因为团购可以省钱嘛。
南街村道路的本质，就是组织起来，团购省钱，经营捞钱。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那就是个手段，把大家组织起来的手段。需要这个手段的原因是，中国人民好搞一盘散沙，不举这个旗帜，大家就团结不起来，团结不起来就搞不成团购也搞不好经营。当然你也可以举邓小平理论或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试试，但我觉得肯定是不灵的，因为都没毛泽东思想通俗易懂。
至于说“3800个村民，享受低工资高福利；但有1万多个外来工，低工资没福利。他们也是靠榨取外来工剩余价值来维持不错的社会主义生活，挺讽刺的。 ”这话不能用来批评南街村。南街村既然又是一个“集团”，那它就必须象其他企业一样，降低人力成本，不这样搞，给外来打工人员高福利，那它就会因为成本而导致无法在市场经济中生存。你要指责它怎么举着毛泽东思想的旗干着剥削的勾当，人可以回你工人阶级不解放这个世界就不能解放自身，恩格斯老人家不也必须去当资本家才能资助马克思嘛。
所以，南街村是有一部分可以推广地，就是团购省钱这个部分。但是，政府和资本家是不希望推广的，所以不揭示这个问题的本质，反而大力宣传南街村不可推广的那一面，就是搞个大集团。宣传得多了，大家就都相信南街村是不可推广的了。而政府和资本家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陈经老大说得明白：
前不久凤凰卫视介绍过的。
的是，一抓就死，一放就乱，不是一刀切吧就是放任不理
比较同意达的观点，其实就是取其精华嘛，有的放矢
三十年还是个穷典型，更没有出现什么三农问题。
广东崖口村"一村两制" 至今坚守人民公社
崖口村位于广东省中山市东南部，这个海边村庄声名远播，是因为村里至今仍实行人民公社制度，独树一帜地生活在珠三角繁喧的市场经济里。该村村志在第一页撰写着崖口基本情况：一村两制，即崖口仍为人民公社制度，同时按照市场经济实行自由择业。
80岁的谭兆良，亲眼见证崖口30年来沧海桑田的变化。“(上个世纪)80年代搞改革，村里人说，分田到户，孤儿寡母种不了田怎么办，天灾收成不好怎么办？大家还是愿意团结成集体对抗风险，就选择走公社的道路。
崖口给每个村民都买了农村社保养老金。另外，男60岁、女55岁以上的老人和18岁以下的青年，每月免费供应35公斤的谷粮。
湖北李家岗村沿袭人民公社制度半个世纪
当“人民公社”、“记工分”这样的名词逐渐成为遥远记忆的时候，在车城十堰茅箭区繁华的市中心，还有一个城中村仍沿袭着共同劳作、平均分配的“大锅饭”模式，16名村民每天集体劳作，由会计记工分，年底统一领取劳动收入。
不仅如此，这里的村民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医疗和养老保险，社员到了60岁则一律“退休”按月领取生活补贴，村委会的重要决策需经过村民代表大会的表决通过……日前，记者探访了十堰市李家岗村这个湖北最后的“人民公社”。
存活51年的周家庄人民公社 农民无人外出打工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大批进城的农民因为企业不景气而踏上返乡路。然而，在农民外出打工的社会潮流下，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这个万人大乡的农民却无一人外出打工，而且从来没有过。进入2009年，反而需要到外面聘请劳力，这是为什么呢？近日，本报记者专程深入中国目前唯一存在了51年的人民公社制度的乡镇—— 记工分，分口粮，集中耕作，统一上工，按劳统一分配收入……这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民公社时期流行的镜头，对许多中国人来说，都已定格为一种越来越远的历史。但在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乡却不是历史，而是现实生活。从1958年算起，晋州市周家庄人民公社已经存在了51年，周家庄乡也成为中国目前唯一保留人民公社制度的乡镇。
在周家庄采访时，记者注意到，当地麦田麦苗长势要比临近乡镇的旺盛，说起这一问题，乡党委副书记王月双显得颇为自豪，他说：“今年天旱，可我们麦田却没有受影响，早在20年以前，公社的地就全实现了机械化浇灌。”
记者从晋州市了解到，周家庄乡只有6个自然村，是当地最小的一个乡，可财政收入、税收和人均收入连续多年居晋州第一。2008年,晋州市农民纯收入是3774元,同年周家庄乡人均收入6718元。注：人均纯收入是将第二年的生产资料投入也计算在内,周家庄乡的人均生活水平则没有包括生产资料投入,是纯用于消费的收入。由于算法不同,晋州市每年把周家庄乡单算,并不参加全市乡镇排名。照这个算法，实际周家庄农民的收入比晋州的不止高一倍。
人民公社，在当代中国人的心目中，是“大锅饭”、“穷过渡”的代名词，在周家庄却存活勃兴，与其说是历史的奇迹，不如说是“事在人为”！
如果改革前他们的情况并不出众，那只能说明，他们借助的是改革之力。
就象南街村的共同富裕，是建立在对外来劳动力利用的基础上。
政府总是伙同资本家，把老百姓弄得没钱——改革前同样是如此，区别在于，政府自己就当了资本家，不用伙同了，集体化运动就是加强政府对于农村资源的掌握和利用能力的制度，和农民为了自身利益组织起来的生产和消费合作组织，根本指向是不同的，当然，客观效果上有部分重叠。至于说团购——拜托，改革前哪有团购，还真以为能打折。
在改革前，大家都用一个办法，他们不出众。改革后，就他们几个用这个办法，然后他们出众了。居然还是改革的功劳？如果改革后就他们几个用这个办法，而他们失败了，又是谁的罪过？
1.华西村（000936） 2.三房巷（600370）
他们管理农业的就几个人，释放了更多的劳动力从事工商业。
收入还不如附近的村子，要不是挂个改革先锋的头衔，连路都没有。
无论是哪种体制，总有干的好的和干的不好的。
对于这些制度不变的村庄，内部制度是常量，外部环境是变量。他们的进步，是因为外部环境的改善，而不是内部制度的演进。
是不是说他们的制度比较优越，所以在相同的外部环境下更出众了？一共就三几个例子，没什么说服力——为了找这几个例子，不知道花了多大心思。
最大的毛病，既然他们搞得不错，怎么就没人学——南街村那么大规模地利用外来劳动力来成就自己的名声，确实很难学。另外，人民公社瓦解，本来就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是多数人不想干了，少数地方愿意这么干，不是也照样干么。
制度都有适用边界和条件，某些条件下人民公社确实行得通，比如领导特别英明就是一种条件。大家都听英明领袖的，完全可能比自己摸更可能成功。问题是，英明领袖少有。
我也觉得，他们的脱颖而出是和外部环境的变化有很大关系。
那么，你是否有接下来的隐含推论“所以外部变化（对外部本身）是对的”？
如果没有，那我认错。
如果有，那么我不得不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对苏联是正确的，因为他导致了美国的脱颖而出。
我对这种变化的评价基本是肯定的——但是这并不能从前面讨论的问题推导出来。
另外，中国的环境变化涵盖了中国全部，而苏联改革导致的环境变化，并不包含美国，所以我认为两者的逻辑关系不能等同视之。
如果他们改革前不出众，那是借了改革之力。
如果改革前就出众，那是他们底子好。
反正都是改革的好处。
“如果他们改革前不出众，那是借了改革之力”——如果不是借助外界环境的变化，那又是什么呢？如果是内部因素，那么内部因素在改革前怎么不起作用让它们脱颖而出？
“如果改革前就出众，那是他们底子好”——在相同的制度和环境下就出众，那当然是因为制度和环境之外的因素了，底子好也是可能之一，其他可能也有，比如领导特别出色，等等等等。
这难道不是很简单很容易理解的么。
没有改革开放，其他地方也是人民公社，那南街村就不可能有便宜雇工。就是能雇到工人，人家也会高举毛泽东思想反对剥削要求同工同酬，南街村人哪还能那么滋润。
不过，人民公社残余目前大概还有几千个，还是有一定代表性的，他们在当地都还不错。不照的早散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