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南街村的可推广和不可推广 -- 达雅
家园 南街村的可推广和不可推广 这个帖子是为了回复脑袋的帖子
这里先对他表示感谢。
南街村自己肯定是搞得不错的，尤其是考虑到河南是卖血AIDS的重灾区。网络上争论的是，南街村能不能推广。基本上这是一个划线站队的事情，左派说能推广，右派说不能。
要我说呢，南街村有的能推广，有的不能推广。因为南街村不仅是个“村”，还是个“南街村集团”，整个一政企合一的经济怪物。南街村能推广的，就是这个政企合一下的“村”，不能推广的，是“集团”。
南街村的“村”，是一个社会管理单位。当然据说现在早已经不是“村”了，已经升到镇级了。它管理的特点是，居民组织起来，统一管理，兴办福利。这一块目的是“省钱”，手段是团购。例如，南街村造房子是统一造，家电统一配，这就团购嘛。而南街村通过集体兴办福利解决村民的医疗、教育、养老问题，本质就是团购这些服务。团购能省钱是硬道理，所以这是可以推广的，其实现在搞“新农村建设”、“家电下乡”啥的，不就是国家组织的团购和推广么。
南街村的“集团”，目的是“捞钱”，手段是经营这一块是不好推广的。不好推广的原因是，现在市场已经被分割了，钱不好捞了，连南街村自己都负债严重。不可能说把村民组织起来，大家成立个“集团”，很快就赢利了大家过上南街村的生活，搞不好钱赔光了也不好说。毕竟人家南街村集团也是在市场经济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经验教训老了去了。
但是，南街村的高福利，其实有很大一块是南街村捞来的钱补贴村子。如果集团捞钱不力，那福利肯定大受影响。所以，就是马上掀起一个推广南街村运动，把小岗村改制，让王宏斌去当村长，他也没法把小岗村的福利迅速提高到南街村的水平，饭要一口一口吃嘛。但是，走集体化道路福利可以提高是肯定的，因为团购可以省钱嘛。
南街村道路的本质，就是组织起来，团购省钱，经营捞钱。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那就是个手段，把大家组织起来的手段。需要这个手段的原因是，中国人民好搞一盘散沙，不举这个旗帜，大家就团结不起来，团结不起来就搞不成团购也搞不好经营。当然你也可以举邓小平理论或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试试，但我觉得肯定是不灵的，因为都没毛泽东思想通俗易懂。
至于说“3800个村民，享受低工资高福利；但有1万多个外来工，低工资没福利。他们也是靠榨取外来工剩余价值来维持不错的社会主义生活，挺讽刺的。 ”这话不能用来批评南街村。南街村既然又是一个“集团”，那它就必须象其他企业一样，降低人力成本，不这样搞，给外来打工人员高福利，那它就会因为成本而导致无法在市场经济中生存。你要指责它怎么举着毛泽东思想的旗干着剥削的勾当，人可以回你工人阶级不解放这个世界就不能解放自身，恩格斯老人家不也必须去当资本家才能资助马克思嘛。
所以，南街村是有一部分可以推广地，就是团购省钱这个部分。但是，政府和资本家是不希望推广的，所以不揭示这个问题的本质，反而大力宣传南街村不可推广的那一面，就是搞个大集团。宣传得多了，大家就都相信南街村是不可推广的了。而政府和资本家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陈经老大说得明白：
家园 【原创】关于医疗改革，回达雅兄 达雅兄问我对改革开放期间中国人均寿命增长速度明显下降怎么看。我认真读了王绍光教授的报告，触目惊心！卖淫导致绝迹多年的性病死灰复燃，河南农民卖血艾滋病泛滥，三鹿毒奶粉事件。中国的现状与早期资本主义的堕落和罪恶何其相似，如果走社会主义道路意味着跨越马克思所谓的“卡夫丁峡谷”，咱这真还不太好说是社会主义。看来，确定什么样的发展目标，怎样的发展道路的确是我国现阶段的核心问题。
您设问
1980-1998期间，中国人均寿命增长仅为两岁，明显小于毛泽东时期的平均增展速度——人均早死三年。这岂不是比“三年自然灾害”更坏三倍？我想，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也不会觉得这8年比“三年苦难时期”更坏。显然您的说法有问题。
首先，中国人均寿命增长仅为两岁，少于对照组增长5岁的数据，这当然说明那个时段中国发展存在问题。但和人均早死3年不是一回事。幼儿园小朋友分糖果，给达雅小朋友2块糖，给其他小朋友每人5块，达雅小朋友会高兴但不满意。如果其他小朋友没有分糖，老师从达雅小朋友兜兜里拿走2块糖，达雅小朋友还会高兴吗？
其次，您说
就算饿死三千万，每人算早死20年，当时全国六亿人，也就人均少活一年。也不知道每人早死20岁时怎样得出来的，这直接影响到后面的对比。第三，即使你的计算有数据支持，我们还要考虑边际效用问题。海伦·凯勒说“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她可怜的愿望令我们感动，三天光明对明眼人来说根本无所谓，对一个盲人来说却太重要了。她还说
“我们谁都如道自己难免一死。但是这一天的到来，似乎遥遥无期。当然人们要是健康无恙，谁又会想到它，谁又会整日惦记着它。于是便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显然，每增加或减少1年寿命对本人和家庭的影响不是线性的，濒死的人会不惜代价绝望的抓住一线活命的机会，而我们吸烟喝酒熬夜，轻松进行着这些据信加速生命损耗的不健康活动换取某种快乐。据称每吸一支烟让人减少11分钟寿命，一个烟民每天一包烟，40年烟龄会少活6年，在烟盒上印上骷髅、宣称吸烟导致阳痿，也没有阻止烟民们喷云吐雾。另外，全世界每年500万人死于与吸烟有关的疾病，与格鲁吉亚人口接近。如果把吸烟看作每年屠杀一次格鲁吉亚大家应该当笑话听了。第四，王绍光教授比谁不好比，对照组里面是“澳大利亚、香港、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西兰、斯里兰卡”，斯里兰卡怎样我不知道，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有钱，能投入得起。如果对比低收入国家平均3岁，中国不算太差。
第五，我记得您为毛泽东时代辩护，提到大饥荒说到：
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是“大跃进”的一部份，而“大跃进”是在美帝及其走狗封锁并图谋进攻中国，中苏出现裂痕的情况下，面对日益严重的战争危险，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人民对工业化发起的战略决战。如果没有美帝及其走狗的封锁，没有苏修的推波助澜，“大跃进”就不必搞得那么急，代价当然也就不会那么惨烈。所以，“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的人，其实是中华民族夺取工业化胜利过程中牺牲的烈士，他们的死，是美帝苏修及其走狗的滔天罪行。毛公的大跃进初衷当然是好的，但您这个辩护真蹩脚啊。中国近代一盘散沙极弱时期发生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
共阵亡1484874人失踪、被俘263323人、负伤2052149人，连负伤被俘的，一共损失380万军人，为了备战损失上千万人，这些人够打几场核大战。再说大敌当前这不是自毁长城吗？可以用同样的逻辑，来证明人均寿命降低1岁是为了花团锦簇的“盛世”——看看这些恢弘的中国超级工程，还有对“美帝”、“苏修”、“日贼”、“印度鬼”形成战略反攻的良好态势。逻辑一样，弃子得势嘛(无形中，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被当做棋子牺牲了，而且是无谓的牺牲)。您厚毛贬邓不逻辑上说不通啊。王绍光教授说，
“就疾病模式而言城市的特点是以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为主而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农村依然是以感染性疾病和营养不良为主导”，政府从基本医疗服务和卫生防疫中抽身，无疑是错误的。《细胞生命的礼赞》中说，人类真正认识了疾病，就会像氯喹治疗疟疾、糖丸预防小儿麻痹症一样成本低廉，几片药解决问题。如果还未能认识透彻疾病，就像艾滋病、大部分的癌症、非典一样耗费很多钱在昂贵的检查、特别护理上，最后还往往解决不了问题。公共财政应该也能够给低成本就能预防、治疗的疾病提供基础保障，现在国内结核病治疗是免费的，很多疫苗比如小儿麻痹症糖丸是免费发放的；对烈性传染病哪怕成本高昂也要提供救助，非典期间政府就是这样做的。这一部分不能市场化，保持公益性质对社会利大于弊。在这两方面投入较少就可以达到很好的社会效果，在医疗投入有限的条件下，现阶段多向基本医疗和卫生防疫投入才是正确的。实际上毛泽东时代做的主要是这两点，他老人家善于抓主要矛盾，所以投入小，社会效果好，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很快，直到接近到某一个人均寿命上限，速度就减缓了。主要矛盾就要转到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上了，而这恰恰是生活提高了的一个标志。这个阶段就要更大幅度加大投入才能有所提高。就我农村生活经验来说，农村再怎么差也没有差到赤脚医生时代啊。的确城市农村医疗设施差距大了，我也不一定非要在村里看病啊。在高昂的医疗设备上农村像城市看齐，小城市向大城市看齐，岂非挤占有限的医疗投入，效率更低？王绍光教授断定中国医疗改革失败是因为市场化却未必正确。周其仁对医疗问题调查思考很有深度，他指出
“在老百姓花费在医疗服务上的钱财——无论总量、比例还是单价——巨幅上涨的同时，医疗服务动用的资源——医生、护士、医院、床位——却没有多少增长。对比来看，情况颇为夸张：1978－2005年间我国居民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增加了197倍，可同期全国医院和诊所、床位、医护人员等等，最多的也不过增加了2倍多一点。”王绍光教授在论文中指出
1982年，上海条件最好（4.33），广西最差（1.39），两者相差3.1倍。到2001年中国医疗条件最好的地方是北京，那儿每千人口病床数为6.28。”即以上海为例，每千人床位从4.33增加到不到6.28。两者相对照，周其仁的数据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周其仁还调查到：“
以医生为例，1997－2005年间，全国医生数目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4.7万人；期间虽然护士人数增加，但因为医生数目少了，2005年全国医护人员的总数，只及历史最高水平（2001年）的97％！医疗服务总不能靠流水线来增加效率，医护人员的总数减少，看病当然难。同期医疗服务需求继续增加，平均算下来，看病当然贵！这里看得明白，并不是我国医疗服务缺乏增加供给的潜力，而是巨大的供给潜力得不到释放和实现。”卡在什么地方了呢？就卡在医疗服务的准入。改革开放30年，很少还有哪一个部门的准入被卡得这样死的：高端对外开放严重不足——发达国家与我国港台地区都集聚大量愿意进入中国内地的优质医疗服务资源，无奈你不开门，别人怎么进来？中端对民营综合医院开门太小，诊所倒还有一些，但综合性医院就远远不够。低端的呢？对农村和偏远落后地区的行医资格，行政规定的门槛高得脱离了实际：当地尚可行医的乡医，没有文凭学历就不能合法行医；有资格合法行医的呢？人家又不肯去。反正从结果看，医疗服务是我国开放程度最低的部门之一。6年前，风闻台湾著名的长庚医院要到北京海淀区开设一家5000张床位的综合性医院。可是6年过去了，风闻还是风闻。我去台湾考察，那里的医院层次非常丰富：除了公立医院，还有长庚、慈济这样依靠民间力量办起来的非赢利性慈善医院以及教会医院等等。如果说外资进来有所担心，慈善医院为什么不能进来？
实话实说，真看不出有什么“市场化”。我所知道的市场化即用价格机制配置资源，靠的就是两招：第一，通过相对价格的变动显示需求的动向；第二，通过市场的进入或退出调度资源调整供给。亚当·斯密所谓“看不见的手”，讲来讲去就是这两招。以医疗为例，如果“看病贵 ”显示了中国人的收入提升以后对健康和医疗服务的需求急速提升，那么只要服务进入没有严重障碍，潜在的医疗服务资源就一定受到相对价格的指引，被动员到医疗服务方向上来——更多的人学医、更多的医院开张、更多的场所被用来行医。这就是说，假以时日，两招并举，看病不会难、也不会贵，尤其不会“又难又贵”地并存了那么多年！
达雅兄如果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何妨花点时间，捏着鼻子看完周其仁医疗改革专题，相信必有所得。
我也深有体会：医改前，我们企业药费是完全报销的，反正不报白不报，大家都拿或真或假的发票来报销，小工人不过几百元，有权势的动辄几万元。这是很大的不公，也是国有资产的流失。还不如现在每人医疗卡里一部分钱，自由选择医院好。对于慢性病，干脆不去医院买药好了，药店有竞争，价格便宜的多，还不至于被医生糊弄。
医疗服务要分层次来，低层次要保证全民基本理疗服务和卫生防疫，高层次筹办有上限的大病保险，社会互济合作医疗，对于无法治愈，消耗资源又特别多的疾病，比如对于尿毒症、癌症、艾滋病之类的疾病如果没有上限对社会来说是个灾难。这类病基本是有多少钱就维持多长时间，自己家没有钱了，尽到了亲情责任就放弃治疗，对社会只是个小损失。如果提供部分公费医疗，个人按比例掏一点，实际还是自己家没有钱了才放弃治疗，个人还是掏那么多，病人早晚死，社会已经付出很多了。如果完全公费医疗，个人一点也不掏，那么天价医疗费一点也不稀奇。公共财富是人们创造出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反正人早晚得死，一路哭何如一家哭？尽人事安天命，用生殖补充损失的人口吧。把大量社会财富用在将死之人身上，即便这人是牛顿、爱因斯坦也不值得，谁知道会不会挤占了襁褓中的牛顿、爱因斯坦的医疗、教育资源呢？
家园 作者意外获得【通宝】一枚 谢谢：作者意外获得【通宝】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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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我们求同存异嘛，你不要说我不理性嘛 我们有很多地方是可以求同存异的，例如我们都认为探索中国合适的发展道路是当务之急；都认为各地的发展道路应当因地制宜，不要强求一致；都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医疗政策出了大问题，应当修正，等等。我们可以达成一致的地方远远超过我们存在分歧的地方，对吧。
但是，我对你下面这句话非常不以为然：
我想，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也不会觉得这8年比“三年苦难时期”更坏。我需要为我的理智辩护一下。
1，理智的人不仅考虑绝对量，而且考虑可比条件下的相对量。在你给出的分糖果模型中，两种情况都是“达雅小朋友比其他小朋友少了三块糖”，对吧，因此达雅小朋友都会很不高兴。你可以说他没肚量，但是不能说他没理智，因为他确实相比别人少了三块糖嘛。
同样的，中国人均寿命相对对照组减少3岁，那就是中国人相对对照组少活了3年么。换句话说，就是相对对照组的人均寿命增长速度，早死了3年嘛，所以我也很没肚量但很理智地不满意，用恶毒的语言评价邓小平集团。
2，理智的人进行合理的估算。我不知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了多少人，平均每人早死了多少年。但是，我认为饿死的人不可能多于三千万，平均每人早死不可能多于20年。所以我取这两个数字进行估算。取20年是因为当时人均寿命50岁左右，年纪太小的不太可能饿死，因为父母是宁可饿死也要让孩子活下来的。事实上现在说当年惨状常常也就是“全家饿死”，很少有说哪里哪里孩子全被饿死了大人都好好活着的。
3，理智的人选择容易测量的目标进行比较。活得长就是一个容易测量的目标，数字拿出来大家都认。你当然可以说，吸烟喝酒熬夜可以增加快乐，但问题是这个“快乐”难以测量，最后容易搞成抬杠。
4，理智的人综合考虑风险和收益。如果毛泽东在1958年说，你们跟着我搞“大跃进”吧，建设一个工业强国，我保证到80年全国人均寿命68岁。但是有奋斗就有牺牲，5%的人会在未来几年里牺牲，然后让大家投票。那我很可能投票支持他，因为我觉得自己成为5%的可能性最多5%，也没什么可怕的。而如果1980年邓小平和华国锋来拉票，邓小平说，跟我搞改革开放，我让你们吃好喝好，但是到1998年人均寿命70岁；华国锋说，跟我干，吃的喝的用的都差点，但是1998年人均73岁。我是会投票给华国锋的，我是一个理智但是贪生怕死的人嘛。但我也不是说支持邓小平的就不理智，人家觉得吃喝玩乐比活得长更重要嘛。
以上四条，我用来证明我是“理智”的，我拿改革开放后的人均寿命增长缓慢比“三年自然灾害”是经过了理智思考的，你是否同意？
最后，我认为，你对王绍光对照组选择方面的argue是有力的，这些国家和地区和中国都有相当大的差别。但问题在于，你在全世界就没法找一个和中国完全相同的来比。你要比欧洲或者美国，那同样有人argue说人家那是发达国家而且生活习惯完全不同；你要比印度，人又可以说，我们1980年已经68岁了，增长更难了。所以这个看起来很学术的问题，最后却还是一个屁股坐哪边的问题，对吧。
我的屁股坐我的寿命这一边，呵呵。至于说市场化，那话就长了，我的观点和两位教授都不一样，我认为关键是，以前医生是救死扶伤的，现在改成救死扶伤捞钱了。放民营啥的没用。有空详细谈吧。
家园 不是说达雅兄不理性。您也就是那么一比。 我们彼此都还有理性，所以才讨论的，求同存异好啊。
家园 团购很容易吗？去水木的团购版看看去 问几个简单的问题
1 如何避免团购中的团长不徇私舞弊
2 考虑到众口难调，团长如何选择团购的物品
3 团购中的团员是否有权加入和退出
4 团购中的团员是否有权罢免团长
在现实生活中团购的纠纷是非常之多，不是想某些人拍脑袋想出来的那么简单
家园 团购集体上当了不就惨了 这个可能很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