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营救余心清 -- 草纹
前言：
此文是由外婆口述，父亲录制的录音资料整理而成的地下战线的故事。清明节快到了，以此文作为纪念。
1948年末，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之时，蒋介石宣布下野，李宗仁上台担任代总统。
其时我的公开身份是中苏文协妇女委员会的秘书。“小民革”上海的负责人于振瀛同志通知我，要乘此时机把余心清、梁蔼然等4人营救出来，因为担心蒋介石日后回来会把他们枪杀。
余心清是冯玉祥的部下，也在韩复榘部队里担任过政治部主任。1947年，余心清在北平参加了对西北军孙连仲部的策反，被蒋介石知道后，把他抓了起来，并打算枪决。余心清的妻子刘兰华，毕业于燕京大学，为司徒雷登的学生，而那时候司徒雷登已经是美国驻中国大使。于是，他的夫人求助于司徒雷登。司徒雷登找到蒋介石说：“这个人杀不得。如果把余心清这样一个人杀了，他又不是共产党，你杀了他，会引起很多人的不满意。”蒋介石终于没有下令杀余心清，只是秘密地把他从北平押解到南京，关在南京进香河老虎桥监狱。
在狱中，余心清说：“别人都可以活，只有我是活不了的。 蒋介石不要我活，我和他斗了几十年了。所以，我一天出不了监狱，我就一天不剃胡子。”他在监狱里关了两年多，被打得厉害，胡子也长到了胸口。而这缕漂亮的长须，为他在出狱后离开蒋统区提供了很好的掩护，因为有胡须后的他，和以前大家熟悉的相貌大不一样了。余心清将被营救出狱之前，他的女儿余心华去探过一次监，但那时进香河老虎桥监狱依然守备森严。
1949年初，蒋介石避居溪口，李宗仁上台之际，我们找到了梅法官（名字不详）。梅法官不是共产党员，也不相信共产主义，但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他答应把余心清、梁蔼然4人保释出来。于是组织上通过一些关系，找到一家盐号老板，与其约定，由他出面担保这几个人，随后组织送他去解放区，而将来解放军入南京后，保证不没收他的盐号，会保护他的财产。由此，我们拿到了盐号老板盖章的4个人的保释文件。
余心清在南京没有亲人，而别人又不便或不敢出面，只有由我到法院去办保释手续，把他接出来。接出来之后的安置是比较麻烦的事情。当时不敢安排住旅馆，因为没有身份证明，怕国民党把他再抓去。也不敢放在别人的地方，谁敢招惹一个这样身份的人呢？
我和中苏文协的同事潘德枫商量，是不是可以放到我们单位来。他说可以，中苏文协的楼上有个放杂物的房间，可以住人。而当时曹靖华他们均已离开，文协的人已经比较少。那时文协的门口有特务，修钢笔，修皮鞋，修伞的都是特务，主要是收集文协出入人员状况的。不过这些特务比较懒，白天过来，晚上就很少出来了。当时文协还有一个男公差，于是我们商量决定，到时候潘德枫把那个公差带开，而我把余心清带回来。我们把楼上的房间打扫干净，准备好被褥，房里还有一个窗户可以看看外面的风景。
那天，我拿着批准好的文件，去监狱里把余心清接了出来。本想迅速赶回文协，以免横生枝节，但是余心清不愿意直接回去，他坚持要去洗澡，理发。按当时惯例，犯人出狱时，都要洗个澡，意为把秽气去掉。而坐牢的衣服就丢在澡堂里，叫丢秽气。我说：“不可以的，让人看到了怎么办？”但余兴清脾气非常倔强，是那种想做什么，就要做什么的性格。两人坚持不下，只好由他。而我恰好事先买了一套中山装给他带去。我说:“洗澡可以，但不能把胡子剃掉。”余心清回答道：“我不会剃的，一天不离开南京，我就不会把胡子剃掉。”洗澡，理发后，我叫了两辆黄包车，把他带到了汉中门的中苏文协的楼上。当时我和潘德枫都在文协的小食堂吃饭。一般由我来给余心清送饭，我不在时，则由潘德枫给他送饭。结果这个事情让邓颖超同志领导的妇女联谊会的几个同志知道了，要来看余心清。她们来了之后，余心清提出想打麻将。我说：“那不可以，在这楼上噼里啪啦地搓麻，让人听到了怎么办？”余心清说：“好啊，我从那个监狱出来又搬到你这个监狱里来了。”
其实我把余心清接出来之后，就马上给上海写了信。上海那边已经和他妹夫取得了联系。余心清的妹夫是抗战中有名的空军英雄，在武汉轰炸战中打下过飞机，在国民党军中有一定威望。上海那边让他妹夫准备能让余心清离开的机票。
上海那边准备好之后，我就开始准备把余心清送到上海。为了不让人发现，需要改装。该如何改装呢？我想了想，给他买了一套黑色的神父穿的衣服，而余心清本也当过牧师，气质吻合。由于当时都是单线联系，我没告诉余心清实际情况，所以他并不知道我要带他到何处去，而我也不知道余心清妹夫住在哪里。我只能先把他带到我的表弟陈世刚家里，然后联系于振瀛同志，把他送到于振瀛同志那里后，由他们和余心清的妹夫联系。
于是上路，余心清是一身黑色的神父服，一条白色的十字架项链。我那时候是比较典型的中产阶级打扮，波浪头，一身旗袍，外罩皮大衣，提个小皮箱，夹个皮包。只是一起坐在硬皮车厢里，看起来并不相识的样子。
从南京到上海的火车有上下午两趟，我们坐的上午那趟。当火车开到离上海不远的南翔，突然停了下来，原来火车司机罢工了。那个时候，虽然国共还在谈判，一些富商已经开始逃跑了。一般路径是从南京到上海，然后从上海去广州。所以火车已经没有分一等，二等，三等，能挤上去就行，火车里面连货架上都是人了。结果原本下午到的火车，我们直等到晚上8，9点才到达表弟陈世刚家里。那时，小表弟张载扬也住在他家。
表弟看我带了个神父来了，虽然吃惊，不过也见怪不怪了。表弟的房子比较大，因为工作需要我那时候经常换装带人出没于他的住处，但没有和他明说过什么。略作休息，我到外面叫了辆车，就把余心清送到了于振瀛同志家中，时间已是晚上11点多。于振瀛同志马上给余心清的妹妹打了个电话，他妹妹家便来人把他接走了。几天后，余心清坐飞机去了香港。
在香港，很多新闻记者知道余心清来了，就找他采访。余心清应记者之约开始写《我在蒋牢中》一文，连载在香港的报纸上。结果他在其中写道，“我的学生蒋岱燕把我营救出来……”，他忘记了我还在蒋统区。等报纸寄到上海之后，大家就让我不要再回南京了，怕李宗仁找麻烦。同时被保释出来的其余3人，也都顺利地离开了上海。
后记：
营救余心清的故事到此就结束了。不过外婆是如何认识余心清，做过他的学生。解放后又如何重逢等花絮，就留待以后了。这里先附一张后来重逢时拍的照片
1959年外婆和余心清（左二），周而复（左一）在太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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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为保持史料的真实性，本文按照外婆的录音讲述顺序，仅作了时期和人名细节的核实，未添加资料。
2.因为手中资料有限，如有误处，还请指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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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看过余在北平被抓的事，算十一战区最大共谍案（余是少将？）。一直很好奇咋脱身的。
好像余当过政协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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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的中央人民政府典礼局作者：白振刚字体： 【大 中 小】
典礼局成立的历史背景
1949年10月2日，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以公函形式致送各国政府，并在公函中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需要的。”从而掀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建交高潮。
10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周恩来总理作关于中苏建立外交关系的报告。根据他的提议，会议任命王稼祥为中国驻苏联大使。10日，苏联首任驻华大使尼·瓦·罗申到达北京。本月，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等国陆续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为了承办各国驻华大使向毛泽东主席呈递国书，按照国际和中国传统惯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局，任命余心清为局长。中央人民政府颁发了由毛泽东主席签署的任命状。
余心清（1898—1966），安徽合肥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早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系。长期从事民主运动和教育工作，熟悉中外礼仪，擅长礼宾工作，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
典礼局的组织机构
中央人民政府典礼局办事机构设在中南海勤政殿政事堂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秘书处一科。典礼局办事机构，与外国大使向毛主席呈递国书的地方———中南海勤政殿紧密相连。典礼局创建之初的工作班子主要成员是：政府办公厅的梁蔼然、方荣欣、钟灵、郭英、李钊和外交部的阎宝航、俞沛文、王倬如、韩叙等。典礼局的编制只有局长一人，还是兼职的。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议上讲：“现在各部门都在叫干部不够用，典礼局就余心清同志一个人，工作也干得蛮好嘛！”其实余心清同志的工作班子是很强的。典礼局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时，他是办公厅副主任。典礼局在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时，他是局长，典礼局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时，他是副秘书长。当时，外国使节向我国元首呈递国书仪式是相当隆重的。余心清受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之命，可以充分协调各方面（包括军委总参仪仗队、军乐团）的力量，特别是外交部礼宾司一直在积极配合典礼局的工作。
典礼局的主要工作职责
典礼局从1949年成立至1958年结束，历时9年。主要工作职责有以下10项：1.会同外交部参照各国外交礼仪，制订我国建国初期的外交礼仪；2.负责外国大使呈递国书的礼仪；3.负责国家庆典的礼仪；4.负责国家授勋典礼的礼仪；5.负责国家领导人新年春节聚会活动的礼仪；6.负责国家集会、宴会、晚会的礼仪；7.负责接待外国元首来访的礼仪；8.负责国家主要领导人出访欢送、迎接的礼仪；9.负责国家主席会见达赖、班禅等少数民族领袖的礼仪；10.参与国家的其他礼宾工作。
礼仪典章制度发挥的巨大作用
典礼局的礼仪典章制度，主要是在建国初期制订的《接待外宾须知》。《须知》分设礼貌、服装、迎送、住所、饮食、拜会、茶会、舞会、游园会、酒会、宴会、晚会、参观游览、照相、拍电影人员应注意的事项、礼品等10余章，30多节，布置设计图10余幅，共计5万余字。
典礼局对中央领导人的仪表、礼节也做过规定。1952年9月18日，中央电影局北京电影制片厂致函中共中央办公厅，提出：开国以来，我厂每年在拍摄国际劳动节和国庆节纪录片工作中，曾产生不少缺点，以致影响宣传效果，特别是对国外的宣传效果。这些缺点中，有些是涉及中央诸首长的仪表、礼节的，我们为拍好今年的国庆节纪录片，特把这方面的意见报告给您们，希望中央首长考虑。典礼局会同有关单位，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主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齐燕铭主任的批示，针对发生的问题，制定了《国庆节天安门上观礼注意事项》，专门对中央首长的仪表、礼节做了具体规定，并付诸实施。
建国初期，各省市的对内对外接待工作统一由交际处负责，余心清多次到省市视察工作，并且请交际处长到北京实际参观学习外交礼仪活动，亲自授课，结合实际情况、讲解礼仪典章制度，把爱国主义精神和增强现代文明意识结合起来，感人至深。
接受毛主席的批评不断改进工作
建国初期，典礼局在接待外宾安排上，讲究形式，生活接待非常重排场。每次接见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多小时。欢迎外宾的国宴，丰盛异常，质量既高，数量又多，以致宾客酒足饭饱之后，满桌菜肴还没有吃掉几分，毛主席对此不悦。
有一次，毛主席在接待外宾之后，散步时说，外宾接待工作有两大浪费：一是礼仪繁多，搞了一套不必要的形式主义，浪费了大家很多时间。要知道，时间浪费了是不能挽回的，是金钱也买不到的，这一定要改进。其二是接待外宾的宴会，大讲排场，吃掉的还没有扔掉的多，白白浪费了国家的金钱和物资。这是阔少的恶习，阔少是挥霍国家资产的败家子。毛主席非常严肃地说：“勤俭节约和反对浪费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和优良传统，什么时候都不能改变！”
典礼局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对外宾接待工作进行了改进，大大减少了接待外宾和外国大使呈递国书的会见时间，并由余心清亲笔写了《关于招待外国使节工作的改进办法》，周恩来总理在改进办法上批示：“一切招待必须是国货，必须节约朴素，切忌铺张华丽，有失革命精神及艰苦奋斗。”余心清写的这个改进办法说，最近几次招待外宾使节，因疏于检查及不小心致发生若干错误，兹将改进办法数点列后，希鉴核示遵。一、水果，按季节一律用国货。（周总理批示：以少为好，不要多）二、卷烟一律用前门烟。三、菜仍中餐西吃，材料用国货。（周总理批示：数量亦不宜太多）四、酒用国产葡萄酒、绍兴酒、啤酒、烟台张裕公司的白兰地、北京广喜公司制的香槟酒。如需烈性酒，则用汾酒。（周总理批示：汽水亦需用国产，酒不要多。）
余心清严于律己，同时对工作人员要求也是严格的，他不能容忍任何粗心大意。为防止工作失误，他曾采取过许多办法，其中一个办法是在每次完成工作任务后，都要写一份检查失误的记录，装入档案，待下一次新的工作任务来了，再组织有关人员阅读这些记录，以防患于未然，不断改进工作。
典礼局工作的结束
1954年10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典礼局改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建制，余心清改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兼典礼局局长。1958年精简机构时，典礼局撤销，其工作改由国管局交际处和外交部礼宾司办理。
礼仪、礼宾工作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具体体现。建国初期，典礼局的工作在国际、国内很有影响，在新闻媒介上，凡是有毛泽东主席接见外宾，接受外国使节呈递国书的报道，都要提到“中央人民政府典礼局局长余心清陪同在座”。余心清在创建新中国礼仪、礼宾工作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在当时“左”的思潮下，把礼仪、礼宾工作视为“封、资、修”的东西，曾以“肃清余心清影响”的罪名，进行过错误的批判。余心清与齐燕铭是亲密战友，他们在抗日战争初期“国共合作”中曾并肩作战，结为挚友。在新政协筹备会和政府办公厅又朝夕相处，情如手足。1966年“文革”初期，余心清含冤去世。粉碎“四人帮”后，齐燕铭任全国政协秘书长不久，便抓了对余心清的平反昭雪工作。1978年10月9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余心清骨灰安放仪式。这时，齐燕铭已是重病缠身，住在医院，他不顾医生的劝阻，前往主持余心清骨灰安放仪式并致悼词。当时，谁也料想不到，几天后，便是齐燕铭的追悼会。这种生死相连的革命友谊，是感人至深的。1981年3月13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澜涛和中央统战部几位部长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长篇纪念文章———《我党的挚友余心清同志》，充分肯定了余心清同志革命的一生和他主持典礼局的光辉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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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连仲的十一战区司令部里面，有三个少将都是地下党。。。。。但他们是负责情报方面的，不是负责统战方面。。。而后来，孙连仲通过余心清和TG联络，行事不密，消息泄露，造成当时北平整个情报网被连窝端了。
外婆很有气质
谢谢：作者意外获得【通宝】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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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怎么了，手气好到，想要一筒，就摸一筒！
顺祝 心情愉快！
显然属于神经比较大条的那种...
这个“行事不密，消息泄露”莫非是从他这里露的？
他在冯玉祥军队里面的时候，就是负责基督教工作的
刚被营救出来,不低调点,还想打麻将。简直是地下工作者的噩梦
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