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营救余心清 -- 草纹

前言：

此文是由外婆口述，父亲录制的录音资料整理而成的地下战线的故事。清明节快到了，以此文作为纪念。

1948年末，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之时，蒋介石宣布下野，李宗仁上台担任代总统。

其时我的公开身份是中苏文协妇女委员会的秘书。“小民革”上海的负责人于振瀛同志通知我，要乘此时机把余心清、梁蔼然等4人营救出来，因为担心蒋介石日后回来会把他们枪杀。

余心清是冯玉祥的部下，也在韩复榘部队里担任过政治部主任。1947年，余心清在北平参加了对西北军孙连仲部的策反，被蒋介石知道后，把他抓了起来，并打算枪决。余心清的妻子刘兰华，毕业于燕京大学，为司徒雷登的学生，而那时候司徒雷登已经是美国驻中国大使。于是，他的夫人求助于司徒雷登。司徒雷登找到蒋介石说：“这个人杀不得。如果把余心清这样一个人杀了，他又不是共产党，你杀了他，会引起很多人的不满意。”蒋介石终于没有下令杀余心清，只是秘密地把他从北平押解到南京，关在南京进香河老虎桥监狱。

在狱中，余心清说：“别人都可以活，只有我是活不了的。 蒋介石不要我活，我和他斗了几十年了。所以，我一天出不了监狱，我就一天不剃胡子。”他在监狱里关了两年多，被打得厉害，胡子也长到了胸口。而这缕漂亮的长须，为他在出狱后离开蒋统区提供了很好的掩护，因为有胡须后的他，和以前大家熟悉的相貌大不一样了。余心清将被营救出狱之前，他的女儿余心华去探过一次监，但那时进香河老虎桥监狱依然守备森严。

1949年初，蒋介石避居溪口，李宗仁上台之际，我们找到了梅法官（名字不详）。梅法官不是共产党员，也不相信共产主义，但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他答应把余心清、梁蔼然4人保释出来。于是组织上通过一些关系，找到一家盐号老板，与其约定，由他出面担保这几个人，随后组织送他去解放区，而将来解放军入南京后，保证不没收他的盐号，会保护他的财产。由此，我们拿到了盐号老板盖章的4个人的保释文件。

余心清在南京没有亲人，而别人又不便或不敢出面，只有由我到法院去办保释手续，把他接出来。接出来之后的安置是比较麻烦的事情。当时不敢安排住旅馆，因为没有身份证明，怕国民党把他再抓去。也不敢放在别人的地方，谁敢招惹一个这样身份的人呢？

我和中苏文协的同事潘德枫商量，是不是可以放到我们单位来。他说可以，中苏文协的楼上有个放杂物的房间，可以住人。而当时曹靖华他们均已离开，文协的人已经比较少。那时文协的门口有特务，修钢笔，修皮鞋，修伞的都是特务，主要是收集文协出入人员状况的。不过这些特务比较懒，白天过来，晚上就很少出来了。当时文协还有一个男公差，于是我们商量决定，到时候潘德枫把那个公差带开，而我把余心清带回来。我们把楼上的房间打扫干净，准备好被褥，房里还有一个窗户可以看看外面的风景。

那天，我拿着批准好的文件，去监狱里把余心清接了出来。本想迅速赶回文协，以免横生枝节，但是余心清不愿意直接回去，他坚持要去洗澡，理发。按当时惯例，犯人出狱时，都要洗个澡，意为把秽气去掉。而坐牢的衣服就丢在澡堂里，叫丢秽气。我说：“不可以的，让人看到了怎么办？”但余兴清脾气非常倔强，是那种想做什么，就要做什么的性格。两人坚持不下，只好由他。而我恰好事先买了一套中山装给他带去。我说:“洗澡可以，但不能把胡子剃掉。”余心清回答道：“我不会剃的，一天不离开南京，我就不会把胡子剃掉。”洗澡，理发后，我叫了两辆黄包车，把他带到了汉中门的中苏文协的楼上。当时我和潘德枫都在文协的小食堂吃饭。一般由我来给余心清送饭，我不在时，则由潘德枫给他送饭。结果这个事情让邓颖超同志领导的妇女联谊会的几个同志知道了，要来看余心清。她们来了之后，余心清提出想打麻将。我说：“那不可以，在这楼上噼里啪啦地搓麻，让人听到了怎么办？”余心清说：“好啊，我从那个监狱出来又搬到你这个监狱里来了。”

其实我把余心清接出来之后，就马上给上海写了信。上海那边已经和他妹夫取得了联系。余心清的妹夫是抗战中有名的空军英雄，在武汉轰炸战中打下过飞机，在国民党军中有一定威望。上海那边让他妹夫准备能让余心清离开的机票。

上海那边准备好之后，我就开始准备把余心清送到上海。为了不让人发现，需要改装。该如何改装呢？我想了想，给他买了一套黑色的神父穿的衣服，而余心清本也当过牧师，气质吻合。由于当时都是单线联系，我没告诉余心清实际情况，所以他并不知道我要带他到何处去，而我也不知道余心清妹夫住在哪里。我只能先把他带到我的表弟陈世刚家里，然后联系于振瀛同志，把他送到于振瀛同志那里后，由他们和余心清的妹夫联系。

于是上路，余心清是一身黑色的神父服，一条白色的十字架项链。我那时候是比较典型的中产阶级打扮，波浪头，一身旗袍，外罩皮大衣，提个小皮箱，夹个皮包。只是一起坐在硬皮车厢里，看起来并不相识的样子。

从南京到上海的火车有上下午两趟，我们坐的上午那趟。当火车开到离上海不远的南翔，突然停了下来，原来火车司机罢工了。那个时候，虽然国共还在谈判，一些富商已经开始逃跑了。一般路径是从南京到上海，然后从上海去广州。所以火车已经没有分一等，二等，三等，能挤上去就行，火车里面连货架上都是人了。结果原本下午到的火车，我们直等到晚上8，9点才到达表弟陈世刚家里。那时，小表弟张载扬也住在他家。

表弟看我带了个神父来了，虽然吃惊，不过也见怪不怪了。表弟的房子比较大，因为工作需要我那时候经常换装带人出没于他的住处，但没有和他明说过什么。略作休息，我到外面叫了辆车，就把余心清送到了于振瀛同志家中，时间已是晚上11点多。于振瀛同志马上给余心清的妹妹打了个电话，他妹妹家便来人把他接走了。几天后，余心清坐飞机去了香港。

在香港，很多新闻记者知道余心清来了，就找他采访。余心清应记者之约开始写《我在蒋牢中》一文，连载在香港的报纸上。结果他在其中写道，“我的学生蒋岱燕把我营救出来……”，他忘记了我还在蒋统区。等报纸寄到上海之后，大家就让我不要再回南京了，怕李宗仁找麻烦。同时被保释出来的其余3人，也都顺利地离开了上海。

后记：

营救余心清的故事到此就结束了。不过外婆是如何认识余心清，做过他的学生。解放后又如何重逢等花絮，就留待以后了。这里先附一张后来重逢时拍的照片

1959年外婆和余心清（左二），周而复（左一）在太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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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为保持史料的真实性，本文按照外婆的录音讲述顺序，仅作了时期和人名细节的核实，未添加资料。

2.因为手中资料有限，如有误处，还请指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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