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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外婆口述 “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 -- 草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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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草纹照片中的人物在干吗?(三)

小木爷爷推荐的这个人,就是后来解放战争时,草纹外婆在南京潜伏时期的直接领导于振瀛。外婆“营救余心清”“去上海传递重要情报”,都是于振瀛交代的任务。

于振瀛是国民党左派。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就在李大钊领导下,在北平地区开展反帝、反军阀活动,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活动。1927年大革命失败,与李大钊一同被张作霖逮捕,由于使用了化名,幸免遇害,于7月被释放。

小木爷爷知道,1928年,冯玉祥的部队驻在陕西,宋哲元担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时,于振瀛被任命为陕西省国民党指导委员兼党训练部长。当时,冯玉祥、宋哲元在大革命失败后投蒋,也逮捕了一批共产党。于振瀛得知后,四处活动,积极营救。在他的努力下,宋哲元将这批共产党释放。于振瀛在陕西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极度不满。1929 年3月18日,国民政府命令宋哲元以“反中央”、“反地方”和“引用共产党员”三大罪名将于振瀛逮捕。于振瀛在狱中被关押了两个月之后,特务拟将他装入麻袋沉到黄河,恰逢蒋、冯、阎爆发中原大战,宋哲元乘机将于振瀛秘密开释。

需要说明的是,于振瀛当时并非共产党,而是国民党内“坚持三民主义、三大政策”的左派,也有的称之为“改组派”,既遭到当权的国民党右派的狠狠打击,也不被“关门主义”的共产党组织所相容。“三民主义”到底能不能救中国,于振瀛陷入迷茫之中,只好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日本求学期间,于振瀛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研究政治经济学及唯物辩证法。他的这些活动,引起了中央特科的关注。1935年,特科通过地下党员潘怡如(曾经给于振瀛讲过马列主义课)电请于振瀛回国,希望他加入特科,从事情报工作。回国后,于振瀛到南京,利用过去的关系深入国民党内部活动,为特科提供情报。 1936年春,于振瀛出任国民党外交部条约委员,特科派舒曰信(就是沈安娜的姐夫)与他联系。

这么一看就知道了,于振瀛是特科派去做宋哲元工作最合适的人选。

于振瀛与科特分析:宋哲元处境尴尬,地位微妙。很明显的是,日本人是利用他自保29军地盘防范蒋介石吞并的心态,搞华北自治;而蒋介石则要利用他挡头阵,维持华北不战不降的态势,“务须忍辱负重, 委曲求全”。而宋哲元当时的心态,正如他给冯玉祥的信中所说:“哲元受任于大势已去风雨飘摇之秋, 屈服既有不甘, 抗战力又不逮。”内心还是想抗战,就是没有信心,所以就左右摇摆。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给他一个支持,拉一把,就能把他推上抗日的道路。所以,特科和于振瀛都认为,劝说宋哲元抗日一定能成功。

果然,于振瀛来到北平找到宋哲元,经过一番劝说,并且告诉他,决不能与爱国学生民众为敌,自能得到中共支持。宋哲元就在4月中旬释放了之前逮捕的数百名爱国学生和教授。除了“证据确凿”的共党分子(比如王其梅),黄华、魏宜娴、刘清杨等学生教授都被释放。

与此同时,于振瀛成功地劝阻了宋哲元与日本签署防共协定。

前两年出版的黄华回忆录中说:我和第一批同学于4月13日被释放出狱。当时我只知道是由学校保释出来,许多年以后在延安同王世英同志谈起,才知道他当时在北平地下做地方军政当局上层人士的工作,我们那么快就出狱,实际上是因为北平地下党暗中派人向宋哲元做了许多工作。

这个时候,陕北中央派刘少奇到了天津,担任北方局书记,得知特科派于振瀛劝说宋哲元生效的情况,写了《告北平同学书》,号召爱国学生团结宋哲元和29路军共同抗日。

另一方面,宋哲元的所作所为惹恼了日本人。时任日驻南京武官矶谷廉介赴华北考察后, 致电陆军大臣说“ 宋哲元完全不能行使我方之自治工作,事态诚可寒心(因为日本人认为宋哲元是他们扶上台的)。” 表示“ 欲使我方之自治工作恢复轨道, 有压迫宋哲元使彼听从吾人之必要” 。井建议军部迅速增兵华北, 以实现“ 驱逐宋哲元代以其他人物。”

5月1日,日本天皇批准了增兵华北方案。很快,日本华北驻屯军由2000余人增加到1万余人。同时,日军在天津秘密修建工事,并在完工后,将抓来修工事的民工杀死抛入海河。当时,从上游通过金钢桥的河里,时常发现壮年男尸漂浮着顺流而下;有时两小时一具,有时还一起发现两具,昼夜不停。几百具尸体,不明来源,无人认领。平津各报,对于海河浮尸事件,噤若寒蝉,默不作声。

5月底,刘少奇和北方局组织天津学生发动示威游行,反对日本增兵华北和要求清查“ 海河浮尸”,严惩凶手,6月13日,北平学生起而响应,上街游行示威。这一次,学生们喊出了“ 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拥护宋哲元将军领导抗日”的口号。而军警们虽然沿途阻拦, 但已不像以往那样毒打、抓捕学生了。

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说说草纹照片后排右三的邵冠祥(穿短大衣者)。邵冠祥是天津河北水产学校的学生,他是个年轻诗人,20岁就出版了第一部诗集。“海河事件”发生后,邵冠祥写了长篇叙事诗《白河》,“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1937年7.7事变前,邵冠祥出版诗集《白河》,汇集了他的爱国抗日诗篇。1937年7月21日,邵冠祥买好了船票,打算回老家,简戎和黄白萤来送学校他。正在这时,来了两个自称是天津警察局的人,将邵冠祥带走“问话 ”。简戎和黄白萤追到校门口,听老传达说,进学校的是高丽人,车上坐着日本人。简戎和黄白萤觉得事情不好,赶紧去找校长。校长打电话到警察局询问,警察局回答,人已经被日本宪兵队“引渡”走了。后来,据同样因报道“海河事件”被日本宪兵队抓捕的上海《申报》驻津记者王研石狱中日记记载,邵冠祥“渠本今年卒业,定七月廿一日乘海轮南旋;在就道前一小时,经天津市警察局捕去,竟解送日宪兵队。渠虽拘留十余日,业已耳聋失聪。”12月15日“邵冠祥于午后三时被提出……”,此后再也没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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