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亚洲的戏剧 ――对一些国家的贫困的研究 -- foundera

亚洲的戏剧

――对一些国家的贫困的研究

Asian Drama：An Inquiry into the Poverty of Nations

冈纳?缪尔达尔[瑞典]

谭文木、张卫东 译

前言

甚至在1968年冈纳?缪尔达尔的不朽著作《亚洲的戏剧》出版以前，20世纪基金会就决定推出该书的简写本。在基金会自身的历史上曾有过采取此种步骤的先例,基金会经常发现，有意义的创造性研究需要广大的空间以学者和专家需要的形式展示各种发现。然而，要达到这个终极效果，一部著作也必须以较短的、更可读的形式提供给一般公众。这样，继琼?戈特曼的重要著作《大都市》（一部长达810页的书）之后就有一个只有128页的通俗版本问世，题为《大都市的挑战》。其他一些基金会的研究报告也以节录本出版了。

就《亚洲的戏剧》而言，另一个因素起着有力的作用。一部三卷本著作的成本一定将成为它在亚洲和其他地区的不发达国家发挥最有效作用的一个严重障碍，该书的宗旨就是要帮助这些国家。由于这些原因，20世纪基金会的受托人决定资助出版包括缪尔达尔教授透彻分析和建议核心的单行本。

显然，缩写一个几乎长达2300页、耗时长达10年的研究报告是个挑战性的非常艰巨的任务。塞思?S?金，一位诚实而经验丰富的著作家，被证明是承担这一任务的理想选择。他不仅具有关于南亚的实际知识，而且对冈纳?缪尔达尔透彻地了解这一地区怀有巨大的钦佩之情。他试图抓住《亚洲的戏剧》的精髓，而不插进新鲜的个人的材料。由于他清楚地认识到缪尔达尔在评价许多与发展有关的因素――人口、政治、心理、社会传统――中所作的独特贡献，所以，他试图简略地复制出研究报告。他也意识到，尽管变化加速，缪尔达尔教授提出的根本思想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依然有效且符合时势。而且，他还有另一个有利条件――身受缪尔达尔教授耳提面命之惠。

但是，没有严格的选择是不能达到简写目的的，这意味着要删略许多重要的细节并改变一些侧重点。金先生主要负责挑选应当删节的材料和怎样对保留部分作出最妥善的处理。他的《亚洲的戏剧》是单独完成而不是合作的产物，它自成一体．但它忠实于冈纳?缪尔达尔的信念：除非在广泛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中进行研究，否则，不能理解经济发展。

尽管简写不能再现原著的全部内容，但我们感到，金先生已成功地保留了《亚洲的戏剧》中的许多独到的见解。它抓住了原著的大胆的非正统性及其对阻碍发展的条件的现实估价。对任何对经济发展前途感兴趣的人它都是开卷有益的。但是，我希望，金先生节录本的读者在叹服之余将进而查阅缪尔达尔教授的整个研究报告。

就《亚洲的戏剧》中对南亚及世界的事件和发展的记录和评论而言，该研究截止于1966年1月1日。本书并不试图修改这一内容。即使基本事实以及事实之间的关系仍然未变，但已有一些新的重要发展――例如，农业中的“绿色革命”。冈纳?缪尔达尔最近的著作《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万神出版公司，纽约，1970），已经考虑到了这些新近的发展。

基金会感谢缪尔达尔教授拨冗审评金先生的著作。十分令人钦佩的是金先生的鉴别力、忠诚和辛劳。我相信，其结果将有助于更广泛地认识各国贫困的原因。

20世纪基金会董事

M. J. 罗森特

1971年5月

第01章 我们自身的缺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年代里，世界的空间距离一直在缩短。在不到24小时内实际上就能到达地球上的任何地方时，就几乎不剩下什么遥远的地方了。随着世界相对的缩小，产生了人们的一种新兴趣，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世界人民命运的新的关注。这种关注特别转向世界富国和贫国之间的鸿沟上；鸿沟随着每一代人的延续而不断扩大。新的探索和研究浪潮已席卷了世界上的不发达国家。

我们在社会科学方面的许多资源现在正用于这些研究。浪潮正在高涨，我们经济学家正骑在浪尖上。战前，对世界不发达国家的最深入细致研究是来自西方富国学术中心的文化人类学家。他们通常在静态意义上向我们描述了这些国家的人民赖以生活、工作和生存的制度结构和处世哲学。对各种变化的分析通常从“动乱”的角度进行的。现在，经济学家已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研究不发达、发展，以及拟定发展计划的动态问题。

我们在研究方向上的这一巨变并不是社会科学自动和自发的发展，而是巨大政治变化的结果。殖民列强结构已经迅速瓦解，随之而来的是不发达国家本身渴望发展，或者更确切地说，那些为自己的利益进行思考和行动的人渴望发展。最后，在冷战中达到高峰的国际紧张关系已使不发达国家的命运成为发达国家对外政策所关心的问题。

就西方国家以及它们的学者与学术机构而言，显然这第三个原因是引起他们对不发达国家问题的兴趣的最重要原因。在不发达国家，本国的知识分子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了，而且偶尔引起冷嘲热讽的评论：西方和苏联之所以都乐意援助他们，而且更重要的是对这些国家形势和问题很感兴趣，主要是因为世界关系的紧张。这种紧张关系使不发达国家的内部事务具有国际意义。

应该记住，南亚国家今天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与殖民列强体系瓦解之前并无很大不同。唯一的重要变化是近来人口增长率迅速提高。而在其人口迅猛增长之前，甚至在我们充分认识这人口问题之前，就已经爆发了对这些国家的经济问题的科学兴趣。总的来说，南亚的民众现在像战前岁月里一样穷，他们的生活像战前一样悲惨。

但是，他们的贫困和苦难并没有诱使经济学家对他们的境况产生任何大的兴趣，更不用说把注意力集中于怎样通过经济计划和协调的大规模国家干预以促进发展等各种问题了。遵循这种路线的实际行动就脱离了政治可行性的范畴。这种行动的迫切感也就更小了。

社会科学家，特别是经济学家，对此毫无兴趣。显然是现有世界政治形势的反映。更明确地说，这种麻木不仁反映了殖民政权的性质及其对受支配民族和对我们的影响。这些政权并不强调这些问题的政治重要性以引起人们对经济不发达的大规模研究。对社会科学家来说，在自我认识中尝试着弄清科学努力、特别是经济学努力的方向是怎样决定于我们生活的社会，更直接地决定于政治气候，这是使人耳目一新，而有益的锻炼。与亚当?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李斯特、马克思、约翰?穆勒、杰文斯和瓦尔拉、魏克赛尔以及凯恩斯的名字相联系的经济思想的重要重建都是对变化着的政治条件和机会的反应。

要得到更精致的社会科学研究图像，我们首先必须承认，变化了的世界政治形势是我们把研究重点转移到不发达国家问题上来的原因。一旦我们承认了这种影响的重要性，我们一定要问：它是否并不影响研究领域的选择和进行研究的方式呢？尽管这种研究领域的转移表明我们合理调整我们的研究工作以适应社会的需要，但我们一定在想它对我们研究工作中使用的方法的影响可能是引入了非理性的偏差。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政治形势是以殖民列强体系几乎完全消失为特征的。殖民地已被独立的国家所代替，其中有势力的集团正或多或少成功地要求实行国家计划促进经济发展，使他们的国家摆脱贫困和停滞。伴随着这两个重要变化而来的是另一系列的变化：苏联的得势；共产主义政府下的领土和人口规模的激增，尤其是共产主义中国的出现；以及接踵而来的冷战。对世界冲突中的双方来说，不发达国家的政治倾向性――或至少是保持中立――在争取安全与权力的斗争中已变得至关重要。这种担忧不限于不发达国家的对外政策，他们在国家巩固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努力在下列意义上也成为冷战的一个方面：他们改革的效果、速度、甚至方向对斗争着的势力集团来说都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

由于濒于危险的巨大利益的推动，西方的各国家当局、主持和资助研究的机构以及舆论自然都迫切要求研究不发达国家的问题。这种要求研究的呼声完全有道理，因为这些问题对西方国家自身具有与日俱增的政治重要性。但是，他们也希望各种研究能得出合适的结论，以一种被认为对官方和一般国民利益有利，至少不是有害的形式出现。上述这种对国民利益的关心在不发达国家本身也可以看到。他们的机构和受过教育的阶层对于社会研究涉及到的大多数问题正变得越来越敏感。

上述内容的含义是，对不发达国家问题的研究现在经常是为了一个国家或一个集团的一时的和狭隘的政治或战略利益，而不是为了从启蒙运动继承下来的一般和永恒的社会准则而进行的。各种研究现在都以是否有助于美国或西方国家的“安全”来判断是非曲直。

对穷国的大量经济研究中出现偏差的主要根源是力图从西方拯救他们脱离共产主义中的政治和军事利益的角度对待其内部问题。站在局外人的角度上看问题，在科学家的方法论中本身并不构成错误。重要的是，这种方法显然必须用一套明确的价值前提（value premises）来说明。但是，这种方法通常与背离科学标准紧密相联，这就容许渗进一些不受控制的偏差――这当然引起不发达国家的怀疑和恼怒。西方在拯救不发达国家脱离共产主义中的政治和军事利益也带来了限制作用。例如，关于分析和观察不发达国家政权的缺点，除非作些解释，否则．这些政府将会不友好地对待西方。这种歪曲的推理――它致力于对事实进行机会主义的安排――的一个表现是，甚至在学术著作中也使用“自由世界”或“自由亚洲国家”这类标签。以表示不是这个词通常意义上的人民自由，而纯粹是相反的事实：某国的对外政策并不与共产主义集团结盟。

冷战当然对南亚不发达国家的形势有重要影响。他们的结盟，或者中立，甚至能够影响他们发展努力的形式。一个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共产主义的不发达国家，可能采用苏联的发展经济的计划方法。同样，一个国家对西方集团信贷和援助的依赖性，可能会深刻影响其态度和国内政策。但是，承认这些因果关系并不是说，西方赢得不发达国家做盟友或至少使他们保持中立的利益就是研究他们发展问题的合适的价值前提，在它没有得到确切的证明时更非如此。

对西方社会研究的政治影响通常并不鼓励不友善地对待不发达国家――只要他们不是绝望地倒向敌人。相反，各国家团体或多或少公开地向社会科学家要求的是，在实际外交中，为一定方面的国内外政策提供依据和试图给这种托词提供更有坚实学术基础的论证文章。

在处理南亚不发达国家问题时，从外交方式进行思考和行动的这种趋势在民族独立的新时代已成为与殖民时代“白人的责任”相类似的东西．具有批判意识的人都会注意到这种趋势。我自己就能证明，英国的、美国的及其他西方学者在讨论不发达国家情况时，在“我们自己中间”讲话时，承认必须“尽最大努力”。政治家和学者一样，在公共场合露面时经常为说了稍带诽谤性的话而道歉。一位给南亚听众讲演的苏联学者同样机敏，说苏联的政策是友好地对待这个地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权的。

我在这里并不是反对这种外交式的做法，只是不赞成将这种做法用于科学研究。一个科学家发现真理时就只应该忠于真理．但对很多人来说，在像美国这样富裕国家里大胆讲话比在不发达国家里显然更容易做到。应该懂得。当直言不讳就是平等对待这些国家的国民时，这种外交式的做法就无异于献殷勤了。如果南亚人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将会对这种外交式做法感到生气。

我们的思想在这方面怎样地变得偏颇的一种表现是陷入名词术语之中。这些术语被认为比通常用法更富有外交性。诸如人们宁愿使用一些委婉语而不使用“不发达国家”一词。现在广泛使用的短语“发展中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外交辞令式的委婉语。除了极少例外，我们所谈到的国家――即使在发展的话――也并不是发展很快，而西方富国正在飞速持续发展。因此这个术语不是以突出代表其利益提出发展要求的非常贫穷的国家的特征。而且，使用一个预先假定这些非常贫困的国家，为发展中国家的术语，就是把未经证明的假定当作重要论据。确定是否正在发展，说明一个国家是否有进一步发展的实际可能，这些问题却必须是研究的目标。至少不应该运用对某国现状的意味深长的定义去假定这些问题的明确答案已经事先存在。

偏差的另一个基本根源是比较无意识的．是由我们在先前未涉足的领域里迅速进行大规模研究而引起的。因为研究必然从理论或一系列分析的先入之见开始，所以，使用西方已经创造出来的工具而不仔细考虑其对南亚的适用性，这种方法就颇具吸引力。但是，正如我们将在本书许多地方详细讨论的那样，必须把这看成是一种有偏差的方法。

长期以来，经济理论家比其他社会科学家更倾向于得出一般命题，然后假定它们对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任何文化都无往而不适。我们有一个从古典经济继承下来，而且后来得到进一步发展的理论宝库，它通常被认为比它所能说明的更具有普遍性。只要它的使用范围限于西方世界，这种假定为普遍性的东西可能就没有什么危害。但是，当用于研究它并不合适的南亚不发达国家时，后果就严重了。当我们在一个具有根深蒂固、色彩斑斓而又适应性强的先入之见的传统――一般认为这种传统还勉强适合我们的情况――之中工作的经济学家，突然转向情势迥异的国家时，犯根本错误的危险就非常之大了。

这个危险由于缺乏不发达国家社会现实的经验数据而加剧。这个问题还夹杂着战后年代已成为常规方法的另一后果。在收集新材料时――例如，当对南亚国家的劳动力利用率不足这种状况，按照西方的失业、隐蔽失业和就业不足等概念分析时――所使用的概念范畴就不适合于现有情形。最终堆积如山的数据或者毫无意义，或者不得要领。

我们的主要观点是：在西方世界，从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以及从态度、制度和文化中抽象出来的“经济”术语――市场与价格、就业与失业、消费和储蓄、投资和产出――的分析可能有意义，并得出正确的推论；但在不发达国家显然不能采取同样的做法。那里，人们不能进行这种抽象；现实的分析必须考虑态度和制度关系方面的问题，必须考虑非常低的生活水平与文化水平的发展后果。

西方研究南亚发展的方法还有一个更微妙的吸引力。它来自大多数不仅是南亚国家特有的、而且要对他们的不发达和他们在发展中遇到的特殊困难负责的条件。这些条件和困难都属于南亚人和国外的好心人希望忘记的那类。它们就是在欧洲殖民统治者的老框框中和在他们更精巧的推理中占显著地位的社会结构特征。对这些发展障碍的过分强调有助于他们的需要合理化。它说明，殖民地人民的落后和不能设法改善物质条件不是他们的责任。自由运动思想和后殖民思想都深深地打上了反抗这种思维方式的烙印。所以，偏差的钟摆从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想在相反意义上合理化，这就符合他们进行西方经济学家暗含的抽象的需要。

乐观主义，因而使乐观主义看来更加现实的思路也是南亚知识分子的自然要求。该地区所有计划的错误往往就出现在乐观主义方面，这一点相当明显。在西方国家。外交克制的偏好同样带有经济学家之间具有的趋于没有保证的乐观主义的倾向。在西方国家，尤其在美国，乐观主义甚至作为进取心和勇气的基础而受到奖赏；它几乎成了传统的文化类型的一部分――乔治?F?凯南（George F. Kennan）曾把它称为“美国热情和自我催眠的伟大才能”。在争取人心的斗争中，人们感到，共产主义范围之外的不发达国家得到发展符合西方的利益，并且使人们相信这一点。

但是，除了冷战和出现偏见的机会主义倾向外，一旦我们开始对他们的状况感兴趣，传统上我们西方总是倾向于友好地对待苦难中的民族。除了完全自私的利益以外，我们最迫切的希望就是他们的发展工作获得成功。我们希望他们尽可能地发展成像我们一样的民族社会，这是民族优越感的自然冲动，这种冲动将在最平静的世界形势中体现出来。

然而，我们绝不能让这些可理解的和真正的感情影响我们对事实的认识。科学研究的特质是，真理和坦率地说出真理是有益的，错觉，包括由慈悲和良好愿望引起的，总是毁灭性的。错觉阻碍了追求知识，它也一定会阻碍那些使发展计划充分发挥作用和成功的努力。由于这个原因，本书打算直言不讳。在我们这个研究中，我们在研究时要走出这个戏剧。我们认识到，要学者们不动感情是不合理的要求。应该客观地阐述事实：言过其实和语焉不详二者同样偏颇。

在我们结束对南亚发展问题研究中往往会产生偏差的力量特征的简述之前，还有一点应该提到。因为这些偏差造成了对发展前景的过分乐观的看法，它们有时发挥鼓励作用，但它们主要容易产生不适当的自满情绪。无论如何，更现实的考察使这一点很清楚，即发展需要更大的努力：南亚更迅速和更有效的改革以及西方更大的关心。

我们对战后研究南亚不发达国家状况与问题的方法的批评不应该被理解为对以理论上先入为主所从事研究的关于事情应如何或确实需要如何去做的正确性加以否定。问题必然先于答案，不是针对问题的答案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在严格的逻辑上，科学工作中的非理论方法是不可能的；每种理论都包含着先验思想的种子。当这种理论被清楚地阐述时，我们便能窥见到它的内在一致性。理论不仅必须经受逻辑一致性的内在批评，而且必须不断地用现实来检验，并相应地予以修正。

这两个过程相辅相成。当我们的观察资料增加到一定的量。而这个量又正是我们分析上的先入之见帮助我们获得的结果时，我们原来的理论就要修改，以弄清资料的意义，并解释它们。这就是一切科学的关键：它总是从一个先验的推理开始，但必须不断地努力发现知识的经验基础，因而变得更适合于所研究的现实，这也是我们从来不能达到完善境界而只使理论大致符合事实的原因。但是符合事实的程度各有不同。在南亚不发达国家，大部分关键性资料在范围和可靠性方面都有缺陷。

因此，理论不过是关于所研究的社会现实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问题，必须强调的是，所有的知识，以及一切愚昧，往往都是机会主义的，而且它们越少受到针对经验事实的坚实研究的检验和完善，其机会主义性质就越强。从长远看，我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对南亚不发达国家研究感到悲观。在所有诚实的研究中，自我改正与完善的力量是固有的，这种力量最终将得到证明。

当我们对研究南亚发展问题的传统方法远未感到满意时，我们的责任就是概括另一种能够为指导这一研究提供分析框架的理论。

实际上，没有纯粹的“经济”问题；只有问题，所以，“经济”和“非经济”因素之分充其量是人为的。澄清我们所指的“经济”问题或“经济因素”的意义的行为就暗含着一个也包括所有“非经济性的”决定因素在内的分析。惟一值得区分的――并且惟一能在逻辑上完全站得住脚的――是贴切和较不贴切的因素之分，其分界线将随着所研究的环境特征而变化。

我们把下列没有争议的事实作为起点：南亚国家的基本社会和经济结构与先进西方国家或共产主义国家存在的社会和经济结构根本不同。概括地说，发达国家今天的状况是这样：社会基质容许经济发展，或者，在它不容许经济发展时，它也会变得容易重新调整，而不会在发展道路上设置太多的障碍。这就是从那种社会基质中抽象出来的“经济”意义上的分析也能得出有效和有用结果的原因。但是，这种判断不能正确地用于南亚的情况。南亚的社会和制度结构不仅不同于发达国家已经形成的社会和制度结构，而且更重要的是，南亚的发展问题要求社会和制度结构的诱导变化，因为它阻碍了经济发展，因为它并不自发地变化或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对限于“经济”领域的政策作出反应。

理解南亚国家发展问题的必要的第一步是，试图发现他们实际上是怎样运作，什么机制控制着他们的行为。不把分析牢固地扎根于这些现实就会导致研究的失真和计划的错误。所以，我们的方法主要是“制度性的”，我们希望在这些方面大大加强研究工作。但要真正富有成果，这种新的方法必须更能说明在常规经济分析中经常排除了的那些东西。因为这种分析中使用的理论和概念引导它偏离那些“非经济”因素，我们需要的就是一个对那些社会来说更现实的、完全不同的理论与概念结构。

我们的目标也更加雄心勃勃：用其他新的、更适合于这些国家现实的理论与概念代替常规的理论与概念。我们不仅需要建立能够解释这些经济的独特性质的机制，而且要建立一个适合发展动态问题与发展计划的分析结构。

经济学家们充分地说明了关于“非经济”因素重要性的一般保留意见，但是没有使其改变他们的方法。还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地区，经常使发展计划公式化的尝试包括了涉及整个社会关系领域的行动纲领。然而，计划总设计中的这种包含性与主要强调“经济”因素――根据西方的市场和价格、就业、储蓄、投资以及产出表达的――的倾向形成明显对照。

要造成和加速发展，所有社会条件和关系的诱导性变化必须假定是起作用的，甚至在发展过程的累积因果关系中起着战略作用。当这些信念已经决定了探讨这项研究所涉及的问题的方法时，我们不能自称在制定完善的分析总框架方面已做得很多。这基本上仍然是对南亚主要经济问题的一项研究，虽然它一直注意这些问题的更广泛的背景。

我们已经有意识地把我们的研究引向分析，引向澄清问题。我们致力于详细的经验材料的研究，以防止我们在寻找有关主要相互关系及趋势的有关问题答案时误入歧途。但是，许多基本事实是难以捉摸和没有记录的，并且，在许多细节上，经验证据是矛盾的。我们经常得到的只是指示性或启发性的推论，以及有时根据我们看到的和与人交谈中得到的印象的推论。因而得出的结论和支持的推理在很大程度上是猜想性的，正像我们经常要提醒读者的那样。清楚地阐明尚未认识而应该认识的事物，以便了解将要发生的事情，仍然是一个有价值的科学任务。实际上，这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指明知识上的空白，并用一定篇幅阐明进一步研究的合理假设体系；这只能通过猜想性的推理来实现。

在本书中，我们认为，不仅有限定和保留不同看法的需要，而且有根本改变方法的需要。如果我们是正确的，就有更多的各学科之间进行研究的余地，我们就应该欢迎社会学家及其他人为了改进我们的理论和概念体系而作出的努力。许多人将向它们提出挑战；提出挑战的做法是健康的。理解进步过程复杂性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是交换意见，在交换意见中，一般性的法则被提出并接受挑战，然后得到修正。不同的解释和结论的根源能够用这种方式分别予以考察。本书读者应该记住这个一般化的作用。本文并不都是以问答的形式写成的，为了方便，主要采用的是陈述的形式。这不应该模糊其中包含的一般化的作用和功能。

当我们最终不得不作为逻辑问题提出研究的客观性问题时，这就是要害的所在。

原则上，看来很容易制定客观地研究南亚国家的原则。学者应该没有更深的动机。他应该局限于探索真理，应该尽可能地摆脱传统的压力，及其周围社会和自身愿望的压力。他应该在研究中没有打算影响他正研究的国家内外读者的政治态度的意图。这些都是健康的原则，应该交代清楚；但这些原则不解决如何避免偏颇的方法论问题。

研究的客观性问题不能仅仅通过试图排除价值观念来解决。相反，社会问题的每项研究，无论范围多么有限，都是且一定是由价值观念决定的。“无偏见的”社会科学从来就不存在将来也决不会有。努力逃避价值观念是错误的，并且注定是徒劳和破坏性的，价值观念和我们在一起，即使把它们打入地下，它们仍然指导我们的工作。

在此，我们已经证明要使价值前提清楚明白，研究可能就是“客观的”（在这个词被使用的惟一意义上）。但是，我们为了更广泛的目的，也需要详细地说明它们。科学推理中的明晰和确定，这里，我们碰到了哲学知识的主要问题。这个问题和社会知识问题之间有这种关系。这是本章注意的焦点；阐明我们的一般观点，并定义我们特定的价值前提显然更为迫切，同时也变得更加易行，一旦我们认识到即使在科学研究中，我们绝不能天真地期望我们的观点只是无条件地反映了我们发现真理的要求。

选择《亚洲的戏剧》做本书的书名，是为了表达作者开始研究时所持有的和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增强的关于南亚事情的想法。在所有复杂和差异的背后，我们意识到像戏剧里一样的、一系列相当的明的冲突和一个共同的主题。这场戏剧中的活动正迅速走向高潮。经济、社会以及政治方面的紧张正在加剧。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这场戏剧的参与者。这就好像是，为南亚安排的舞台扩大了，扩大到整个世界，以至没有一个人能够只做观众。但是这场戏剧中的主要人物是南亚人民自己，而且首先是受过教育的阶层。通过研究、提供金融援助和其他手段而参与的局外人只是对最终结局具有相当微小意义的穿插表演。

这个最重要的戏剧在人们思想中起作用的一系列内在冲突中具有它的统一性：在他们过高的期望和严酷现实的惨痛经验之间，在变革、改善的愿望和关于承受后果与付出代价的思想上的保留和抑制之间，这种冲突在一切时间和空间都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在所研究的这些国家里它们具有特别的、增长着的强度，并表现为独特的形式。

在南亚，人们不能回避这种感情：人们正观察到的恰恰就是古典意义上的这种戏剧的展开。它涉及千上万的人，但是，通过它的复杂性和差异，就像通过一个古典戏剧一样，描述了一个本质上简单的主题。

在戏剧的古典概念中――就像在科学研究的理论阶段一样――演员的意志是受决定论的束缚的。最后一幕的结局已为戏剧第一场的开幕所事先决定的，第一场说明后来发展的全部条件和原因。当主人公探索自己的命运的时候，他心里已经知道了自己的最终命运。

但是，在生活中，当戏剧还正在展开时，演员们的愿望被假定为在限制条件内自由地选择不同的表演进程。这样，历史就不是事先就决定了的。相反，它处在人类影响的力量范围之内。因此，这样表现的戏剧不见得就是悲剧。

第02章 地区

在本书的后续章节里，我们在称之为“南亚”地区的总轮廓内进行分析。实际上，地区分析方法并没有内在根据。并没有任何地理邻近的神秘特性使得邻近国家在任何实际意义上、文化上、政治上或经济上成为一个“单位”。在南亚国家的具体例子中，许多情况结合起来，使他们今日的相互关系薄弱。我们正研究的这些国家的经济计划，甚至所有的经济政策都具有相当狭隘的民族主义眼光，近年来，他们的相互经济关系的规模已趋于缩小。

这项研究把整个地区都包括在考虑范围之内，部分地由于它试图进行南亚国家之间的分析比较而变得合理。这些国家的基本情况显示了充分的类似性，使这种比较恰如其分；又显示了充分的差异，使这种比较有助于分析主要的因果关系。

我们已经试图罗列与每项讨论的问题有关的所有南亚国家的主要事实。但是，缺乏可靠的材料在许多情况下降低了我们对各国进行全面比较的能力，因此，讨论经常必须集中于一个或一些国家，甚至集中于一个国家内的几个区域，这些国家或区域展示了特定利益的特征，或者他们的有采用价值的材料更令人满意。由于我们主要关心的是分析而不仅仅是描述，我们没有责任提供详尽的事实细节，或者把讨论均匀地分布到南亚的几个国家中间。印度由于众多的人口和在南亚及世界上的政治重要性在本研究中比其他国家显得更加突出。而且，从殖民时代以来，它一直比其他国家拥有更丰富的文献记载和讨论报告。若认为本书的主要内容是论述印度并运用大量系统的尝试将它同其他南亚国家进行详细的比较，则此说不算离谱。

印度的邻邦，巴基斯坦、锡兰，在某种程度上还有缅甸，也受到了相当密切的注意。由于缺乏材料，阿富汗和尼泊尔――和锡金与不丹――未作考虑。在东南亚，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大国，我们已努力把它的问题放在我们研究的中心之内，虽然我们不能像我们希望的那样详尽地予以论述。至于泰国、马来亚（不是指新形成的马来西亚联邦）以及菲律宾，现有材料更丰富一些。新加坡的问题很独特，所以它在大部分研究的主要注意焦点之外。我们勉强地放弃了打算包括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帝国――北越和南越，老挝和柬埔寨――崩溃以后出现的国家的初始意图，因为他们中的一些尚处于原始状态，且都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在感兴趣的材料可以得到时，我们偶尔也简略地提到最后这三个国家。

这样，在本研究中，“南亚”或“该地区”包括巴基斯坦、印度、锡兰、缅甸、马来亚、泰国、印度尼西亚以及菲律宾。有时也包括南越、柬埔寨和老挝。“东南亚”分区（subregion）不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和锡兰。在这项研究中，“西方国家”或“西方世界”一词指西北欧和中西欧（而不是东欧或南欧）、美国以及那些由欧洲祖先移居的英国自治领地（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高度发达国家。后者有时也称为“白人领地”，南非异常不同，因此并不包括在这一类中。

同外部世界的比较一般限于西欧。这一做法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不久前，南亚大多数国家是西欧国家的领地，西欧国家对他们具有深刻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

我们论及的这些国家在空间上也彼此相邻，都位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虽然在这些国家之间，甚至在一国内部气候具有重大差异。在每个国家，人口都是“有色人种”，或者是“非白人”，因为“有色人种”这个词在南亚已经过时．尽管这个事实现在通常被淡化了，但在这些国家内部及海外，它对大多数关于他们自己及关于他们与世界其余国家关系的考虑具有重要含意。他们对殖民主义的抗议经常包括“种族主义”一词是值得注意的。

但是，或许束缚这些国家的最强大绳索是他们共有的历史经历，以及这种历史经历随后对他们关于政治问题和过程的看法的影响。除了一个国家，即泰国以外，都是前殖民地。尽管时间长短不同，殖民统治时期如此持久，又如此强烈，以致几乎在他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留下了明显的痕迹。甚至泰国也生活在殖民主义附近，它的命运也受到了殖民主义干涉的摆布。

最近，这些国家的解放对其整个国民生活有着巨大的重要性。这种解放是世界发展的结果，南亚人民在其中只起了次要作用。但是，在所有这些国家中，独立确实最终是由受教育――在南亚，“教育”一词有特殊意义――阶层内的有发言权的少数贵族集团成员实现的，他们只包括了总人口中的一小部分。这些贵族集团现在具有巩固新的民族国家的责任。不过，在他们中间，在推动巩固的背后，曾经有，现在仍有不同程度的内聚力和内部团结。

随着殖民统治的终结，人们不但能够而且有责任决定自己的命运的意识已使社会内的所有关系受到挑战。这种易变状态经常被描绘成“期望不断增长的革命”。态度的变化主要影响了受过教育的阶层而几乎没有触动较下层的阶层，这一点并没有降低它在那个阶层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的重要性。这种渴望必然随时间而增强，并扩散到更大部分的人口之中。在政治意义上，现在的最大抱负已用西方富国的现代民主福利国家的概念加以系统地说明。实际上，它们起源于激起美国和法国革命的启蒙时代。对历史的一个嘲弄是，这些观念和理想主要是由殖民主义带到南亚国家来的，因而，殖民主义不愿意而又不知不觉地摧毁了自己的基础。

最初，所有这些国家都宣称他们打算按照议会民主方法建立以自由选举和成年男女自由投票以及广泛的公民自由为基础的宪法和民法体制。但是，在南亚国家，极现代政治民主化的试验都没有获得完全成功，其中许多受到各种各样的独裁主义统治；这个运动可能仍在发展。

南亚国家的基本经济情况也有相同之处。所有国家都很贫穷，一般说，最大的就是最穷的。社会和经济极端不平等，并且这在最穷的国家通常最为显著。所有国家的大部分经济活动都经受了长期的停滞。在大多数南亚国家，人民大众今天的生活水平比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不是更低也高不了多少。

南亚所有的新生国家现在都决心通过有计划的和协调的政府努力促进经济发展。但是，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朝这一方向作了较大努力。经济迅速扩张的障碍是巨大的，这些障碍的重要性绝不可低估。它们基本上是由已确立的制度和态度的无效率、顽固性和不平等造成的，是由这种态度和制度结构中包含的经济和社会权力关系造成的。上述几个国家之间也存在程度上的差异，但是，关键在于这些根本差异是性质相同的，也正是这种根本差异，使南亚的经济环境不同于先进的西方国家的经济环境。

本书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南亚的发展与东西欧国家的发展之间这种鲜明对比提供深入细致的原因分析。南亚所有的新政府都有这种想法：通过国家计划协调的政府政策来克服他们民族的大众贫困。在这些国家政治上有发言权的人中间，存在一种依靠经济和社会现代化达到经济发展的要求。这是我们整个研究中采取的观点和方法的主要决定因素。

因此，我们必须从考虑在南亚经济发展中要求起这种中心作用的政府的性质开始我们的分析。这些政府怎样产生？它们怎样受到殖民统治遗留物的影响？哪一种社会力量决定了它们的性质和行为？

按照严格的年代顺序，菲律宾在1946年就第一个实现了完全的政治独立。但是这一事件不是突然或出人意料之外发生的，它是由美国十多年前就安排好了的。

殖民统治壁垒的第一个重大突破是1947年英国和平结束在印度的统治，以及随后产生的国家：印度联邦和巴基斯坦共和国。接下来1948年是缅甸和锡兰的政治独立。由于荷兰和法国试图用武力重新加强对领地的统治，因此，印度尼西亚直到1949年才实现了完全的独立。法属印度支那联邦的组成部分到1954年才独立。由于民族政治意识发展相对缓慢和英国镇压共产主义运动的军事干预，马来亚联邦在1957年才成为独立国家。在1959年以前，新加坡仍处在英国的完全统治之下，1959年它被准许自治，四年以后，它同马来亚和婆罗洲、沙捞越及沙巴的两个剩下的英国殖民地合并，形成马来西亚。新加坡在1965年被逐出马来西亚后也成为实体。泰国设法维持它的形式上的独立，成为英法帝国主义之间分界线的缓冲国家，但是，它被迫对这两个强国作出了一些领土让步，而且它的经济也受到外国势力的控制。

就像海上霸权使欧洲能够征服亚洲一样，日本优势的海军力量最终摧毁了欧洲帝国主义在南亚的军事基础。自从日本1905年战胜俄国以后，不祥之兆频频显露。在日俄战争之后，亚洲各个地区的民族主义力量呈现更加军事化的形式这不是巧合。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正确地称之为催化力量，它触发了南亚殖民帝国的解体。但是，除非剧烈变革的条件已经成熟，否则，这种重大的政治转变不会发生。

首先，帝国主义列强本身已经造就了一个受教育的阶层，以提供殖民地的行政和专业服务。这个阶层并不是经济发展的产物，而是根据宗主国的利益和理想来统治和推进殖民地而建立的法律、政治和教育结构的产物。特别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精英集团的许多成员获准担任比较高级的行政官员，殖民地政府通过建立由任命和（或者）选举的成员组成的顾问会议，开始分配他们的权力。随着这个精英集团的成长，他们开始为本国人要求更多的职位和更多的高级职责。就此而论，关于这种发展――它在几个国家以不同速度进行――所能做的最重要观察是，它引入了一个与殖民统治相对立的趋势。这个精英集团的教育经历使他们受到西方的公正、自由和机会均等思想的影响。在西方国家内部本身，这些理想与国内在政治、社会和经济诸方面依然存在的尖锐不平等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这些理想与殖民主义之间也同样没有调和的余地。

通过回顾，不可避免地得出下列结论：南亚殖民统治的瓦解是必然的。但是，在殖民地，实现独立是遭受创伤的过程，一般把它描述成一场政治革命是完全正确的。所有的新国家都必须面对这个事实：政治独立并没有自动地带来国家巩固的条件。相反，每个新的国家面临着对继承领土行使职权的直接任务。

南亚国家今天的具体概况几乎完全是殖民主义精心安排的结果，这种安排又来自西欧国家之间的竞争。南亚的主要结构的建立不是以任何历史的或种族的必然性为基础的。如果拿破仑战争后英国没有恢复荷兰对东印度的所有权，马六甲海峡两岸就会受一个殖民强国的统治，现在在东南亚可能就有一个幅员广大的马来亚国家，它不仅包括有一亿人口的现在的印度尼西亚，而且包括最近联合起来的有一千万人的马来西亚联邦。如果英国决定促进它在南亚的几个领地之间的更密切联系，锡兰和缅甸就可能和印度是一个模式。

但是，当南亚各国获得独立时，这些安排并没有出现，因而它们的主要原则基本上是已有的现状的延续。而且，他们都有种种迫切的理由维持这一现状。一旦主权转移实现了，每个新政府必须确立它对整个领土的权力，避免在殖民主义时期以前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过治理的国家之内出现分裂，就成为一个关系到民族自尊和国家声誉的大事。这种民族主义的要求并不足以防止国内严重的分裂和叛乱活动。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领土的神圣性也不总是为每条国境线两边的国家所接受。但是，每一个新政府的第一个和几乎是本能的反应是紧紧抓住遗留给它的领土。前殖民强国统治的地方，新政府也必须统治。

当然，这里有一个重要例外是巴基斯坦和印度的情况。然而，这也不是一个清楚明白的例外，因为，除了克什米尔之外，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主要分界线，以及甚至它依据的原则，都是在英国指导下制定和承认的。新加坡从马来亚分离出来看来是我们关于南亚政治实体延续的一般命题的另一个例外。但是，就英国统治而言，新加坡政府从来没有与马来亚政府结合在一起。越南的分裂也是一个例外，像东德与西德或南朝鲜与北朝鲜一样，这代表了冷战中的一种暂时状态，没有一个领导者认为它是一种令人满意的状态。不过，由于最近沙捞越和沙巴并入马来西亚，又出现了一个例外。这两个地区只是通过合并才摆脱殖民统治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殖民统治导致了比殖民时代以前存在的更大的政治实体的产生。它也在这些新的实体中带来了内部巩固的措施。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现在人们一般承认，不仅是英属印度的统一，而且是政治一体化的措施使这两个独立国家的产生成为可能，这是过去一百年的结果，并且更多的是英国统治的结果。类似的诱导变化在南亚其他殖民地也存在过。那里它们也促进了政治团结。我们可以坦率地说，印度尼西亚群岛成为一个民族国家概念是荷兰在这一地区的霸权以及其他尝试从政治上、行政管理上和某种程度从经济上把各个岛屿联系在一起的结果。自荷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被驱逐以来，尽管印度尼西亚走过了危险的道路，其政治气候一直在演变，那里，民族团结的呼声已打动了人们的感情。在菲律宾和东南亚大陆国家，也发生了同样的过程，虽然，后者规模仍然较小，并且内部也不太统一。

第03章 价值前提与价值判定

在我们这样的社会研究中，总是有一个使价值前提十分清楚明白的需要，这些价值前提既帮助我们避免导致偏差的隐蔽的评价方法，又设计了我们最初的概念并形成了我们研究的结构。为了贴切、有效和客观，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所有的社会研究甚至停留在调查事实和因果关系的理论水平上的研究，在假定需要确定社会变化的特殊方向这一意义上，都是受政策指引的。

在本研究中，我们对南亚各国问题的观察，都是力图按照这些问题与这些国家本身有关而且意义重大的利益和理想、原则和目标等方面出现的特征进行的。就价值前提来说，外国的利益完全没有考虑。

详细说明相关的和意义重大的价值前提――它包含在人们自身持有的评价方法之中――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挑战性的任务，在南亚比在西方国家更是如此。一个原因是不知道不同职业、不同社会经济阶层和不同地区的人民的真正感觉如何，也不知道他们感情上的强烈和坚韧的情况以及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旨在改变他们的现状的政策措施的影响。在西方国家，我们关于此类问题的知识存在一些巨大空白；关于公众的评价已经确定的东西却往往只是模糊的和不确定的。但是，我们对西方国家关于这些评价方法的认识，与任何南亚国家之间当然有非常大的差别。

困难的第二个原因是易变和不确定，以及从平等观点看是南亚公共政策决定过程的倾斜性质。除了受教育阶层外，整个该地区的“公民”参与程度低。通过将注意力集中在掌权的几个小集团身上，这本身似乎使确定相关而有意义的评价来得比较容易。但这个地区的每个政府，即使是通过政变上台的军政府，都必须考虑人民的愿望，以及他们能容忍的限度。民众在政策决定中可能是被动的，但在这种被动中，经常又存在对执行这些政策的抵制。每个政权必须考虑人们将会起来反对正要强加给他们的政策的可能性。这样，人们不参政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包含许多不确定性的巨大问题。

但是，揭示人们的实际评价方法还有第三个严重障碍：他们的巨大异质性。在随着战后殖民主义结束和独立国家开始而来的大觉醒过程中，抱负、兴趣和理想在社会的各个部分迅速扩散，而这些部分并没有在经济上和文化上作好系统地吸收它们的准备。这一地区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历史顺序颠倒重叠，其后果是，各社会阶层的人过着形形色色的不同的生活，因而对世界具有十分不同的看法。的确，大多数人甚至怀有十分矛盾的价值观念。

在西方国家，也存在这种差别。但通过长期的国家巩固过程或印度称之为“感情一体化”的过程，这些差别已经缩小。西方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发展起来的现代民主福利国家具有高度的利益与理想的“创造的和谐”。这样，就可能根据十分明确的民族信念研究西方国家的问题，这种民族信念即使没有决定人民的日常生活行为，也决定了他们长期的奋斗行为。即使在涉及背离这种信念的问题，诸如美国歧视黑人，以及特别是早期歧视犹太人和移民集团的时候，情况也是这样。南亚国家的情形当然完全不同，在南亚国家中，国家巩固的程度和“感情一体化”的程度都不能同现在或处于工业革命前夕的西方国家相比。

南亚国家实际价值观念的异质性和我们对这些国家及其实际权力关系无知的程度，使坚持要求清楚地阐明价值前提这一点更有必要。最重要的是，必须弄清楚一项研究中实际上决定了方法的那些价值前提，并容许这些价值前提实现其功能。无论这些价值前提是什么，无论它们怎样实现，阐明它们是方法论透彻性的首要要求。由上所述，我们应该明白本研究中所选择的价值前提是否相关和有意义仍然存在相当大的疑问。作者和读者一样应该对这种疑问保持清醒的认识。

这一地区各个国家存在的所有不同和矛盾的价值观念中，我们审慎地选择了指向“现代化”的新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为了简便，我们称为“现代化理想”，在随着独立而来的大觉醒中，给这一地区打下了烙印，虽然南亚受过教育和有发言权阶层的人们，通过殖民时代西方世界的影响以及最近苏联的影响，已慢慢地适应了它们。它们已成为“官方信念”，几乎成了一种国教，是“新民族主义”的一个有力组成部分。它们现在表现为发展计划和政府委员会报告的介绍中关于重要改革问题的公开宣布的主要目标。这一地区所有国家都有这种发展计划。在选择这些观念作为价值前提的过程中，我们在某种意义上采用了这些国家自己的用语。

这个地区的各个国家以及在单个国家的各个集团之间也存在着差别。现代化理想在印度、巴基斯坦、锡兰和菲律宾比在印度尼西亚和缅甸得到更清楚的表述。特别是对该信念的几个因素的强调有所不同。根据西方常规的保守主义―激进主义的轴线，巴基斯坦、马来亚、泰国和菲律宾倾向比较保守的现代化理想，而印度、锡兰、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的官方信念往往是比较激进的。总有一天要沿着这一轴线运动的。总的来说，锡兰已经转向左边，缅甸一度倾向右边，最近也转到左边，同时，印度尼西亚又转回到右边。在公开宣言中，印度仍然在向左转，虽然实际政治中几乎没有向左转。

但是，根据现有情况来看，这整个地区的信念都是激进的，因为即使有节制地实现这些理想也会剧烈地改变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状况。实际上，南亚国家的这种官方信念主要由在西方世界作为启蒙运动的遗产而长期受到珍爱的和最近很大程度上在福利国家的“创造的和谐”中得以实现的各种理想所组成。

在南亚，这些理想在多数情况下仍然很模糊，而且有时自相矛盾。这些逻辑缺陷是必须加以正视的现实的一部分；它们不能靠整理论据的概念把戏来消除。它们表明，评价观点并不真正是一个点，而是一个有限的空间，在这个空间内，关键概念经常界限模糊。而且，现代化理想主要是受过教育和政治上有发言权的那部分人口――特别是知识分子精英――的思想。下面的批评谈到了这些集团的看法。但是，这个较重要的人口阶层的愿望大大影响了引进和实施符合现代化理想的政策前景。民众至少能够抵制不得人心的政策并造成障碍。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现代化理想不得不同与之相冲突的传统价值观念进行竞争，这种传统价值观念是经过几个世纪并经常得到宗教的支持而建立起来的。甚至政治上机警活跃的受过教育的阶层的成员也常常具有两种思想，作难堪的和令人沮丧的精神妥协。尽管这种冲突在任何地方都是这种性质的思想特征，但在南亚，它们被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遥远距离扩大了。

如果我们的研究要表明价值前提的实现有几分肯定地代表了未来的趋势，这套价值前提的选择自然将得到更充分的证明。这种结果并没有出现。我们坚持的信念之一是，特别是从加速的人口增长来看，必须加速努力实现现代化，以免增加苦难和社会动乱。这些理想都有一个理论基础。我们也应该记住，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国家已无恢复旧观念之忧，因为现代化理想已经在南亚开始实现，至少是防止了这些国家又回到其传统的未受干扰状态。这就是给我们的一整套价值前提，或者无宁说，给从那一角度出发所从事的该地区各国之研究，提供了实际的重要性。

作者必须诚实地补充一句：在南亚，在这些理想周围的明显的启蒙运动气氛是适合他以及他的合著者的心意的，他们在道德忠诚上是保守的，但从个人来说深深地喜爱那些继承下来的激进思想。毫无疑问，这种态度有助于用这一套价值前提来指导工作，并坚持这一套价值前提。不过，这些前提的选择不是基于个人的理由，而是因为它们与南亚密切相关而具有重大意义。

在抽象形式上，对构成该地区官方信念的这些现代化理想已经作了异乎寻常的说明。我们强调，它们现在在南亚国家所起的作用说明，与西方国家在发展早期阶段相比，在“初始条件”上是有很大差别的。

南亚国家中的许多现代化理想相互重叠。但有一个固定它们于其中的结构。因此我们可以把我们研究的这些基本的起指导作用的理想的轮廓分述如下：

1．合理。在公开讨论中，经常假定政策建立在合理考虑的基础之上。这种表示与传统决裂的做法也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并且经常受到强调。迷信观念与不合理的逻辑推理应该消除。这一评价标准经常清楚地表述为这样一句话：国家现在正进入“科学时代”。在这种评价标准中，一个重要因素是需要应用现代技术以提高生产力，但它也被给予更广泛得多的解释，包含了所有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原则上，历史、传统、本地的态度及制度只是在下列合理基础上才被考虑：保留它们对于达到特定目标而这样做是切实可行的。在承认它们不合理的时候，人们都不公开地为这些看法辩护。

2．发展和发展计划。这种愿望直接来源于对合理性的追求，并代表了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中的现代化理想的包罗一切的全面的表述。发展意味着改善社会制度中使不发达状态持久化的许多不良状况。计划就是寻找一个能够带来发展的合理协调的政策措施体系。

3．生产力的提高。人口或劳动力的较高人均产出是发展计划共有的目标。一般假定它主要通过改善技术和增加所有生产部门的资本投资，以及改善我们所说的生产方式来达到。这些又取决于生活水平提高、改善态度和制度、国家巩固，以及实际上取决于下面所列举的所有其他价值前提的实现。

4. 生活水平的提高，由于南亚，特别是较大和较穷国家的生活水平极低，对这一评价标准如此普遍地接受下来并不令人惊讶。确实，希望提高人均产出的主要原因是它能提高生活水平。不过，人们却相信，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必须推迟一些时间，以便容许有资本积累和更高生产力及将来更高的生活水平。这一需要将至少在短期内造成较高消费和较高生产之间的局部矛盾。但是，我们经常提请注意的这些条件之间也存在一种正相关关系――生活水平提高是更高劳动投入和效率的前提条件，以及一般地说是有利于提高生产力的能力与态度变化的前提条件。生产力和生活水平之间的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在南亚各国比在西方国家要强烈得多，尽管这种关系在南亚发展问题的经济分析中主要由于应用战后常规方法被模糊了，对于这种方法我们在第一章已经提出了批评。

5．社会和经济的均等化。在所有南亚国家中，社会和经济的等级观念应该改变，以促进地位、机会、财富、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均等，这一理想在关于计划和一般政策目标的公开讨论中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平等理想没有实现有时由于关系到要优先提高产出而以一种模糊的方式受到原谅；这种解释可能意味着第3点和第5点中两种理想之间的冲突。但是，相反的观点能够而且往往得到了证明：在南亚普遍的说法是，更大的平等是加速生产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我们的研究已经使我们相信这后一命题是正确的。

6．改善制度和态度。大体上说，人们认为，社会与经济制度和态度应该改变，以便提高劳动效率，增加有效竞争，增加流动性和企业精神，允许更大的机会平等；使更高的生产力和福利成为可能，并能普遍地促进发展。在这一地区的所有国家相当普遍的情形是把这些令人神往的变化作为经济和社会“革命”来讨论，并宣称这种革命是发展所必需的。

现代化理想中设想的制度意味着一个团结和一体化的民族社会，在这个社会内，具有比经济分析中这个词一般暗含的更广泛得多的意义上的团结和“自由竞争”。在这种民族社会里，社会和文化的分层将被消灭。将形成一个具有明显社会和经济均等及流动性的国家，那里，人们既能从一个经济水平转到另一个经济水平，也能从一个地区流动到另一个地区。这种制度“现代化”的愿望在印度得到最清楚的说明，那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由竞争的障碍在较广泛的意义上最大而且最普遍。

西方富国中的现代福利国家当然更接近于实现这种理想，因为欧洲的共产主义国家还处在较低但正在提高的生活水平上。从国家巩固的观点看，所有南亚国家都是游移不定四分五裂的。理想体系被视为统一和一体化的国家政权，它又分为多个更小的社会，将这些更小的社会联成一体的动力是对国家政权的忠诚。不过社会和政治结构实际上受到各方面利害关系，以及忠于其他的不适合这种理想秩序并对它有害的各种社会群体的反对。

态度又被理解为受到已确立的制度的支持，并且同时支持了已确立的制度。关于态度，社会革命的总理想一般要涉及到创造“新人”或者“现代人”、“新国家的公民”、“科学时代的人”、“工业人”等等。其言下之意可说明如下，虽然下面列举的不应认为是完整的，各单个项目之间也不应视为互不联系的：

（1）效率；

（2）勤勉；

（3）守纪律；

（4）准时；

（5）节俭；

（6）非常忠实（这在长期得到报偿，并且是所有社会和经济关系中提高效率的条件）；

（7）行为决策的理性（摆脱对固定习惯的依赖，摆脱集团忠诚和偏爱，摆脱迷信观念和偏见，达到了西方自由思想中的合理计算的“经济人”）；

（8）准确改变（准备进行新的路线试验，准备作空间方面、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的转移）；

（9）密切注意在变化的世界中出现的各种机会；

（10）旺盛的进取心；

（11）正直和自力更生；

（12）合作（不是有限的，而是在社会有利的渠道中努力改变利己主义的思想，承认对社会和对福利国家的责任）；

（13）愿意采取长期观点（和放弃短期的牟取暴利；投机服从投资，商业和金融服从于生产等等）。

改变态度的合意性虽然在一般水平上为人所接受，但在公开讨论中通常不太受重视。尤其没有采取要求制定直接指向改变态度的具体政策措施的形式。即使在系统阐述教育政策中，态度的变化也被掩盖了。

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态度和制度共同形成了一个复杂的、难以改变的社会体系，特别是因为所有国家都不愿使用强迫手段。由于在经济分析和计划中应用我们称为战后常规的方法――这种方法唯一地考虑了“经济”因素――这就忽视了对制度和态度多加考虑或多做些什么的问题。

7．国家巩固。理论上，国家巩固意味着一个在目标和行动上有效、有内聚力和内部团结的政府、法庭和行政机关的国家体系，对该国国境内的所有地区和集团具有毋容置疑的权力。

在整个南亚，国家巩固的概念即使在较狭窄的意义上也仍有争议。每个国家总有一些人想脱离现存的国体；他们要求自治或至少比适合于国家巩固的合理程度更多的独立。除了这类运动以外，还有文化、宗教、种族和经济利益的分隔阻碍了国家的巩固。

8．民族独立。这一理想被始终不渝地坚持着，在所有理想中，它得到了最清楚的表述。民族独立像合理程度的国家巩固一样，在现代化理想中处于关键地位。在某种意义上，即使叛乱者也没有例外地一般要求民族独立。南亚的叛乱集团并不是要转而忠于外国，而是要争取自立。

9．政治民主。所有南亚国家通过宣布变成民主民族国家的抱负而开始独立存在。他们宣称：他们已有了建立在自由选举和普选权基础上的代表议会政体。他们也试图确立公民自由的法律保证。并试图对这种保证作非常广泛的解释。在印度尼西亚，这种最初的某些尝试加以修正，以便包括一些其他理想，诸如“有指导的民主”。但是，也保留了足够的民主理想与公民自由，以支持一个普遍的假定：民族政权不仅应符合这个民族的利益，而且应为绝大多数人所自愿承认，它应该允许思想和行动的一般自由。即使它致力于压制公开的反对。

然而，政治民主――权力建立在自由选举和自由集会与出版以及其他公民自由基础上――的理想在系统阐述现代化理想的过程中是否应该给予强调还是个问题。价值前提只代表了一个角度。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实际情况，在这个意义上，价值前提不必是“现实的”；上面所述的许多价值前提就不是这样。但是，经验表明，不像其他价值前提那样，这个理想对于一个包括所有其他现代化理想的体系来说并不是必不可少的。这些现代化理想能够由致力于实现它们的独裁政府来实现。另一方面，独裁政府取代较民主的政府并没有保证各种政策都将指向实现这些理想，或者，如果它们是这样指向的，它们会更有效。作者可以看到，由于他本身的个人价值观念，本研究结果中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比政治民主不是现代化理想中的必要部分这一结论更令他不安。

10．群众中的民主。将国家事务的职责委托给地方和地区社团，并为这些较小社团的人民所接受的程度如何，或多或少与国家政府的政治形式和权力基础是无关的。地方和地区自治与合作这种理想与变化了的制度及态度的理想有许多相同之处，南亚各政府现在必须为经济发展而奋斗，而成功的发展必须以民众高度接受发展目标为前提条件。一切有效的政府，无论立足于民主还是独裁，都必须通过强制执行某种社会纪律措施；但是即使独裁政府也不能取得重大成就，除非它能以某种方法动员人民接受，参与和合作。

这样，这种在南亚称为“分散化”或“民主计划”的理想，是旨在创造该国内民众合作与共同负责的条件――在一般层次上――比除了追求独立以外的其他任何现代化理想都更为广泛接受的评价标准，这不应该令人惊讶。

11．社会纪律与“民主计划”。这些国家在两方面都是“软国家”（soft state）；其一如果已制定出政策的话，决定的政策常常没有执行；其二在当局方面，即使制定了政策，也不愿让人民承担责任。“民主计划”意味着，各种政策应该由某种民主政治程序来决定（见上述的第9条）并且它们应该尽可能地在地方和地区团体的合作与共同负责下执行（见上述的第10条）。更明确地说，这意味着，各种政策不应该要求强制，这样，避免强制就成为现代化理想的一部分。

民主计划理想的这种解释并不在本研究的价值前提之内。相反，发展计划的成功要求能在比现在南亚国家所做的大得多的程度上让社会各阶层人民分担责任。我们不能要求这种更有纪律的国家的理想为大多数人、甚至南亚的知识分子精英所共有。我们的研究是怎样迫使我们选择一个并没有被广泛接受的价值前提，以便价值前提体系与合理化和发展计划的主要追求相协调一致。这是另一个例子。

如果这个价值前提原则上并不与民主理想相冲突，那末它在实际上却是经常与之相冲突的。当现代化理想并没有足够力量诱使人民，包括知识分子精英自愿地努力实现它们，并放弃矛盾的价值观念时，冲突就产生了。这个十分严重的问题不应该掩盖起来，因为在南亚现有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比该地区流行的民主解释所包含的更多的社会纪律，就不可能实现发展。

12．派生的价值前提。我们已注意到，现代化理想不可能是完全独立或先验的；他们部分地取决于研究的结果，它们作为价值前提有助于这种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现代化理想都包含在内，并且来源于合理化和计划的理想。当我们从事具体问题研究时，许多更具体的价值前提就将随之出现，并且必须给予说明。因此，我们采用了许多派生价值前提――例如，非相机抉择的控制优先于相机抉择的行政控制，民众教育和文化传播在教育和改革中应起主导作用。我们也接受了这个价值前提：在实际限制内，我们应尽一切努力改善卫生条件和防止过早死亡。这后面一个价值前提并不是派生的，它表现为道德规则。

在现代化理想范围之外，是所有其他有关联和有意义的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也应该给予说明，以正确地观察我们选择的价值前提。并非所有其他这些价值观念都与现代化理想相冲突：有些实际上支持了现代化理想；有些是中性的；有些是矛盾的，既能用于支持也能用于反对实现这些理想的尝试。

从其对发展计划影响的角度看，只要这些其他价值观念与现代化理想相冲突，当政府成员和其他参与制定和执行政府政策的人持有这些观念时就表现为限制因素。当它们只在并不积极参与政策形成和执行的大多数人民中间出现时，这些冲突的价值观念就表现为障碍。它们本身在分析中原则上处在同其他障碍一样的地位上――例如，气候方面的困难或国家出口商品需求的下降趋势。

由人民大众以及大部分也由知识分子精英持有的这些其他价值观念主要是“传统的”；它们是长期以来与停滞社会一致的继承文化的一部分。在所有南亚国家，有发言权的贵族们牢记着现代化理想，以至于合理化和发展计划成了公认的决策准则，可是实际中的计划工作是不成功的。即使那些反对这些理想的传统主义者也都没有努力制定他们自己的反革命“计划”。因为这将迫使他们建立自己的合理化原则的价值观念。

对南亚的年轻国家来说，一些推进战后理想的价值观念起了种种限制的作用，而这些价值观念是既合理而又必需的。土语的价值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推进现代化理想就要求扩大土语的使用。只要少数负责管理的上层成员用欧洲语交流，而民众只讲本地语，新国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感情一体化，因而不可能牢固地巩固国家。在合理基础上，增加使用土语必须是所有南亚国家计划的组成部分。但是在许多国家，民众使用的不只一种土语，而民众也不愿意接受一种土语作为官方语言。在一些南亚国家，一种地区语言或方言的使用者害怕失去经济机会，如果另一种地区语言或方言成为官方语言的话。在书写一个地区语言时使用不同的书面语言使这一点更复杂化了。

在马来亚、菲律宾、锡兰和印度，已经朝着使用本国官方语言和书写迈进。但是，在马来亚和菲律宾，已引起了一些反对。在锡兰和印度，有时已导致了混乱和流血。这还是一个必须用官方勇气追求的价值前提。例如，在印度，只要联邦议会中的讨论还是用英语进行，那末国家政治一定仍然是由一个与该民族疏远的阶级来垄断。

还有其他一些特殊的传统价值观念，它们被广泛地坚持并且明确系统地加以表述以便能容易地遵守。它们经常与战后的理想相矛盾，因而表现了对发展计划的限制与障碍。从实际观点看，这些价值观念中最重要的是印度教教徒对宰杀动物的禁忌，禁止杀牛就是一个突出例子。近来，印度牛的存量一直在增加，这就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危险；不能使用的和无生产力的牛的数量甚至随着本地饥荒的控制和改善牛的待遇而增长更快。把牛的生命等于人类的生命的宗教禁忌在这个国家的立法中表现出来。

简单的事实是，如果不能按经济上最有利的限度和畜龄有选择地宰杀家畜，印度当然就不可能制定一个合理的家畜管理政策。既要求合理地管理家畜，又要求禁止杀牛是自相矛盾的。这种禁令表现了对计划的限制与障碍的非常严重的变态心理。

已阐明的特定的传统价值观念与战后理想之间的冲突能够根据由于失去机会而给后者造成的代价来表述。在印度禁止宰牛的例子中，这种代价非常之高，虽然从来没有计算过。

虽然有一些例外，其中宰牛和语言问题是实际中最重要的例外，但战后现代化理想在南亚公开讨论和公开政府决策中一直处于支配地位。

由于几个南亚国家的情况具有重大而系统的差异，那末毫无疑问，“民族特质”的概念还是有些内容的。由于这些国家作为整体与西方世界之间存在着更为显著的条件差别，也就有“亚洲”――或“南亚”――精神概念存在的余地。但这些术语并不适合于科学用途。在南亚和西方也是一样，它们因用来服务于民族主义的、侵略性的或者辩解性的观念形态而受到了玷污。为方便起见，我们将把这些价值观念称为“亚洲价值观念”。在批判它们时，我们想到了南亚，特别是印度的情形。

人们经常认为，南亚人比西方人更超脱，更少实利主义。据说，他们超脱尘俗、无私，并倾向于漠视财富和物质享受。他们对贫困处之泰然，甚至视之为美德。他们对知识和冥想深思之能力怀有特殊的敬意。他们对待环境的态度往往是没有时间限制和不定型的，因而是无忧无虑的，甚至是宿命论的。

像这种老套说法充斥于文献之中。几乎所有关于南亚国家及其问题与政策的公开看法中都注入了这种共同性的说法。但是，最粗略的考察表明，这些所谓的文化与人的特性与现实几乎不相干――就像在西方世界一样。例如，经常认为属于印度人之特性的慈悲和忍耐与极端的不能容忍是直接矛盾的，这种极端的不能容忍是由严格社会等级和对待较低社会阶层的人冷酷无情造成的，这种冷酷无情可以在最有教养的印度人中间屡见不鲜，在印度生活的西方人无论时间长短也会很快地采取同样态度。

亚洲人倾向于和平地通过共同协商而不是诉诸法律程序来解决争端。这个广泛接受的看法受到下列事实的驳斥：在所有南亚国家，一旦有法庭可以利用就会流行诉讼。针对亚洲人特别超脱而且不追求实利的说法，必须将对狭隘实利主义倾向的普遍观察深入到所有社会各阶层之中――考虑到普遍的贫困和社会不平等的紧张关系，那是不会令人惊讶的。即使在那些能够过奢侈生活的人中间，甘地也宣传并遵守表面的朴素，这当然与他个人理想一致。但是，很清楚，对简朴大众的眼装作继续的观察，例如，这种大众服装已成为一般领导者的制服，那么这比基本态度的标志更具有象征性礼仪和政治手段的意味。

如果这些评论――立足于个人观察以及记者和其他并非冒充专业社会科学家的人所写的评论――显得颇有微词而不友好，那么，这种印象是没有根据的。只有在与通常视为遁词的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的观点相提并论的时候，这些评论才会给人以上述印象。

为了不停留于浅尝辄止，我们必须考察决定南亚人行为的一切精神倾向。对于这个更广泛的范畴，我们将使用普遍接受的术语“态度”，意指促使行为成为现实的信念和价值观念的总和。这就是所有不能言喻的，和所有保护性及理性化预防措施背后的态度；由漫长的精神与物质历史造成的态度；与生活水平及整个制度结构有因果关系的态度．

当然，宗教是决定性的，但它不是对经过几个世纪思考而形成的古代《圣经》、玄学和神学的解说。南亚作家以及西方作家在他们随便提到印度教、佛教或伊斯兰教的影响时究竟怎样看待他们正谈论的这个地区的民族确实令人惊奇，他们把这些宗教看成是一般概念，并且经常看成是智力化的、深奥莫测的东西。宗教应该研究，因为它有真正存在于人们之中的原因，它是得到宗教、禁忌认可的高度感情上的信念和价值观念以及继承的制度、生活方式和态度不变性的仪式化和等级化的综合体。从这种现实和全面意义上理解，宗教通常表现为社会惰性的巨大力量。在当今南亚，本文作者还不知道宗教已诱致社会变化的任何例子。它更没有促进现代化理想的实现。从计划角度看，这种与宗教有关的惰性像其他障碍一样，必须为引致变化的、系统表述在发展计划中药政策所克服。但是，宗教认可的信念和价值观念不仅在人民中表现为接受计划的障碍，而且表现为计划者本身的限制，只要他们也持有这些信念和观念，或者害怕反对他们。

在人民大众之间，这些获得宗教认可的传统信念连同有关的价值观念一般都是非理性的，因为它们是迷信的，并且暗含着一种神秘的而不是逻辑的思维方式。像这些不合理的宗教观念在西方已有几个世纪没有盛行了。在较为次要的程度上，受过教育的阶层中间也出现了宗教认可的不合理概念。甚至在纯净的“较高”层次上是如此富有理性且摆脱了偶像崇拜和巫术的伊斯兰教和佛教，在其实际影响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形式方面，也变得信鬼信神，充满了禁忌、巫术和神秘主义。特别是社会和经济等级制获得了宗教的认可。造成这种等级制的态度、制度和生活方式及工作方式并未构成十分现实的对计划的限制与障碍。这种等级制的力量可以用穷苦和被剥削的较低阶层不愿意反对它们来加以证明。相反，他们大多数把它们作为神及其具备的整个超自然力量规定的命运而接受。例如，就是这种感情限制了印度贱民进入寺庙和使用较高社会等级的水井。

应该注意，从现代化理想的角度看，所需要的仅仅是消除不合理信念及有关的价值观念的稳定因素。在“较高”层次上，宗教不一定与现代化理想相冲突。但是，当宗教是人民信念和价值观念的整个混合物中的一小部分或一小块时，它就需要改革，以打破对发展的限制和阻碍。

今天，南亚实际上没有一个国家攻击宗教，这是出乎意料的。现在，南亚也没有任何改革宗教的真正企图。在南亚任何国家，即使共产主义者也不反对宗教，在印度，那些支持现代化理想的理性领导人坚持和不断宣扬的是宗教应该归入私人生活，而不应该影响公共生活。避免干涉宗教的总趋势具有某种实用主义的基础。重要的立法改革――例如关于婚姻、继承和其他家庭事务的立法――正在进行，在盛行于知识分子精英之中的“较高”形式的宗教里可以看到对这些改革的支持，而对大众宗教有所不同这一事实却保持沉默。希望是，通过这些和其他改革以及通过教育使宗教得以改革而不用发动正面进攻。宗教改革也会到来，但是，也有一些紧迫问题：“地方自治主义”能否被根除；改革立法是否将实际推行，更一般地说，人民是否将按发展要求的方式而变化，以及所有这些变化是否会十分迅速地发生而不用审慎地进行民间宗教改革。

通过把民间宗教描绘成使整个生活与工作、态度与制度体系神圣化的惰性和不合理力量，我们实际上正在强调不发达的一个重要方面，即这一体系是对沿着现代化理想方向诱导的、有计划的变化的抵制。社会科学家提出的这个较宽松的民间宗教定义可以在这样的论断上找到理由；任何较狭窄的定义都是武断的和违背现实的。

在受教育者和知识分子中间，传统思想中固有的非理性无疑造成了对事实以及从这些事实而来的、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地区特征的直接推理较为缺乏兴趣。但是，一个更重要的一般问题是，南亚特有的态度和制度是否是由南亚的贫困及低下的生活水平造成的。例如，人民的活命思想，他们对改善的机会的无动于衷以及他们的轻视体力劳动。尤其是轻视为雇主工作，可能是起因于长期绝望的贫困。不平等的社会等级制尤其可能部分地是在贫困中停滞不前的结果。这一地区的人民并不生来就与其他地方的人民不同，而是他们生活在与发达世界十分不同的条件下，并且这在他们的肉体和思想上留下了烙印――这应该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假说。随后，宗教又成为这整个生活与工作方式的感情容器，通过宗教约束，宗教又使它对变化具有刚性和抗性。

自从过去20年间获得独立以来，南亚要求动态社会变化的力量和因素已经稳步增长。在许多文献中，一个普遍的断言是，我们正看到的是一场“期望与日俱增的革命”。即使这暂时意味着抱负与实现之间的差距扩大，从现代化理想观点来看，这也不是一件坏事，显然，那些正推动发展计划的知识分子精英并不作如是观。

但是，“期望与日俱增”这概念是相当松散的，且近似于无意义，除非受到量的限定，“革命”一词意味着态度的变化很大且进展极其迅速。关于这一点，只需加上一句前言。毫无疑问，民众之中作为革命运动与日俱增的期望的观念很大程度是虚假的合理化。它反映了西方观察家和本地知识分子的下列感情：如果他们必须生活在像这些民众那样的极度贫困之中，他们将如何反应；以及当面对这种极端不平等时他们的内疚感。尤其是，南亚大多数政治宣言中的激进论调是难以理解的，除非假定这些宣言中表明特权阶层成员希望把自己等同于民族，并且，尽管存在巨大的社会差异，还是关心更广大阶层的贫穷。这表示，如果他们自己必须生活在类似条件下，将会如何反应。但是，民众的实际感情必须通过研究那些具有最少伤感和先入之见的人的态度来确定。还没有人作过此种任何大规模的研究。我们在这里只需注意，南亚各国没有一个政权是由于人民起义而倒台的。

通过研究，我们越来越相信，引起大而迅速的变化比小而缓慢的变化常常不是更难，而是更容易。而这个问题又与另一个问题有关：什么政策措施可认为用于实行改革。老实说，南亚各国的公开讨论中充满了这样的看法：需要社会和经济革命。对他们实际情况的研究几乎不可避免地巩固了这一观点。但是，实际上，他们采取的政策是零星的、渐进的，常常极端，而且，所有这些国家都还是“软国家”（soft state）。

而且，在面对“软国家”的现实时，发达国家的学者们因外交方面的种种理由往往容易不太重视对他们的观察。特别是对经济学家来说，这种倾向又受到战后常规研究方法的支持，这种方法意味着来自那种代表反对变化的社会事实，即生活方式、态度和制度中的抽象观念。据认为，南亚各国不能掌握一个更迅速地引致变化的政策――除了依赖极权主义和统一的方法以外。依靠说服的“民主计划”就这样地被合理化，以便为避免通过改变制度进行激进改革而辩护。

这样，南亚计划者仍然处在自相矛盾的境地：在一般和不明确表态情况下，他们坦率地、几乎是热烈地声称需要剧烈的社会和经济变革；同时在制定政策时，他们最谨慎地行事以便不破坏传统的社会秩序。当他们进行激进的制度改革立法时――例如，税收和有关乡村财产权的立法――他们允许法律包括各种漏洞，甚至使其不能执行。

在南亚，在变化面前保持不变的传统价值拥有其宗教的感情基础。竞争性的现代化理想具有民族主义的感情基础，其中的一些理想需要有民族主义感情才能领会。人民必须具有民族整体的概念，并把积极的价值观念融化于这一理想，这样他们才能认识到，民族独立和国家巩固是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以及所有其他的现代化理想只有在独立和巩固的民族国家背景下才能实现。现代化理想的感情吸引力一部分来自这个预期：当开始实现现代化理想时，民族国家将变得更强大、更团结和更巩固。因此，民族主义在所有那些致力于制定旨在发展的政策的知识分子精英中被普遍认为是有益的力量。对他们来说，促进民族主义将提供打破限制和障碍的工具。

但是，在欧洲经历了几个世纪，并且是一步一步地进行的民族主义运动，在亚洲却极度缩短。于是，当各种事件和局势由于缺乏历史先例的次序而相互混淆时，它就变得混乱而无秩序。南亚国家的新生部分地是民族主义不断高涨的结果。即使没有很多的民主现实，它们也直接获得了现成的民主思想。南亚的实际问题是，怎样巩固和加强在民族主义猛烈攻击下殖民列强体系分崩离析而新生的国家；同时怎样使这些新的和不十分先进的国家的政府更稳定和更有效；以及怎样从一开始就在民族主义的混乱中，运用某种程度的民主做到上述这一切，并进行我们的所谓民众民主的尝试。在欧洲，能作为一部雄伟的交响曲逐步展开，按照主旋律的顺序一个乐章接着一个乐章进行演奏，而在亚洲被命运之神断章取义而成了不和谐的音调。

南亚新民族主义中当然不乏进步和理性观念的调子，掩盖那些噪音的喧嚣。这就是呼吁统一，谴责一切内部的、空间的、宗教的和社会的各种狭隘观念的民族主义。它赞成理性主义反对迷信观念；并且表达了使社会现代化和实现经济发展的愿望。但这不是南亚民族主义的唯一部分，在许多国家以及在许多时候，甚至不是占支配地位的一部分。因为当由宗教、语言或种族血统等联合起来的特定集团相互斗争的时候，这也是一种民族主义。

在所有南亚国家，知识分子精英中也有一些领导人和集团注意到需要在生产手段体系方面控制民族主义感情。这种努力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功还是个未知数。但是，这种努力是这些国家正在展开的这场戏剧的必要阶段，并将决定这场戏剧的结果。

第04章 初始条件的差别

在任何关于南亚不发达、发展和发展计划的分析中，这一地区同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的比较都是有效的和恰当的。南亚现在的条件能够同西方的国家现在的条件相比，也能够同西方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前夕的条件相比。我们在本章中主要关心的就是这后一种比较。我们将试图阐明南亚各国和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方面的主要差别，进行的比较是与系统阐明南亚经济政策问题有关的这一地区的各个国家认识到，它们是不发达的，它们应该发展。它们的计划都建立在现代化，尤其是工业化愿望之上。自然它们相信能够从发达国家经验中学到大量东西。

初始条件的这些差别极端重要，它们经常形成了南亚的不利条件。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差别如此之大，以致不能运用任何类似于西方国家所经历的增长模式。由于存在忽视南亚国家特殊性的倾向，即在研究中共有的，以及计划中和一般在公开讨论中盛行的偏见里固有的倾向，所以重要的是应该注意到他们今天面临的发展问题的新东西。

关于南亚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常规研究方法中，同西方当前，或者同西方工业革命时期的比较，由于假定现在的差别代表了发展的时滞而相互有关。这种时滞概念意味着，在西方历史上曾有一个时期――不同国家位于时间轴线上的稍微不同的点――在这个时期的条件与南亚现在存在的条件基本上是“可比的”――在各国之间也有个别变化。这也意味着假定各国十分均匀地发展是可能的，后者义意味着，与发展有关的一整套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内部和谐地同时运动。最后，时滞概念意味着现在的世界环境，如果与西方国家比较期的环境不同的话，也至少不是很不利，以致阻碍或严重妨碍了南亚的发展。

但是，如果我们试图确定西方国家什么时期在与今天的南亚相同意义上还不发达，而在那以后，它们才开始发展，那末这个理论中就存在一个逻辑缺点。有一个问题是肯定的：在我们所谓的西方国家的工业革命（因为我们把它看成一系列事件而不是单个事件）开始的时候。这些国家实际上已经获得了多年――在某些情况下是几个世纪――的社会与政治的发展以及早期的经济发展。在许多方面，西方国家那时已处于比南亚今天更有利得多的进一步发展的情况。因此，在许多方面，比较的时期应确定在西方工业革命以前的几个世纪。在另一些方面，南亚今天有些条件可与西方近代史上任何时期的条件相比。在定义西方国家“起飞”时间的工作中，假设这些国家在初始条件和发展过程方面是基本相同的――这是一个有问题的假设。要使用西方这个“起飞”概念，并尝试找出南亚各国现在位于假定的一般发展轴线上的那一个“阶段”是对事实的歪曲。

这样，在国际上，我们就使西方各国历史上的比较期模糊不清。（当然，在某些情况下，诸如气候、人口和自然资源，南亚和西方世界的差别是不随时间而变化的）。

南亚作为一个地区，天赋资源贫乏。只有印度有足够的煤矿和铁矿支撑重工业。除了印度尼西亚以外，这一地区看来并没有很多石油。土地资源一般贫瘠，或者因为它们本来就是那样，或者因为它们被人口过分拥挤和气候毁坏了。但也有一些例外。锡兰有极好（虽然有限）的土地生产茶、椰子和橡胶。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也有极好和较多的土地种植橡胶。马来亚、泰国、缅甸、锡兰和菲律宾还有大面积的森林没有充分利用。

南亚的气候堪称得天独厚的资源。但是，由于它也影响到劳动生产率，所以，把它当作一个独立的条件更精确。尽管我们几乎不知道气候对发展的精确意义，它还是构成了南亚和西方世界之间的另一个重要差别。现代所有成功的工业化，包括日本、苏联、甚至中国，都出现在温带，这是一个事实。南亚国家位于热带或亚热带，这实际上是世界上大多数不发达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

即使几乎尚未研究过气候条件对发展的重要性，一般地说，大多数南亚国家极端炎热和潮湿显然造成了土壤和许多种物质产品的退化与变质；显然对一些作物、森林和动物的低生产力负有部分责任。显然不仅使工人不舒服，而且损害了他们的健康，降低了上工率、工作时间和效率。在一些较小的方面改变气候是可能的，但更重要的是，气候对生产力的影响能够用许多方法来改变；并且，生产和消费都能更好地适合气候，但这需要支出，通常是投资型的支出。

在前工业时代，西方的人口增长比较低。相比之下，南亚的人口增长在很长时期内一直在加速，今天甚至更快。结果，人口稠密地区现在开始发展时就比欧洲国家占有高得多的人／土地比率。其中必须加上人口爆炸的影响。现在的人口密度以及人口迅猛增长的前景构成了南亚和西方之间在初始条件上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差别。

人们普遍认识到，出口市场的扩大在西方国家早期的发展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相对于世界贸易的发展而言，对南亚各国的出口需求缩小了，他们将来的出口收益前景也不十分乐观。自19世纪，即自无与伦比的自由国家贸易时代以来，通过贸易来发展的整个气候也已发生了根本变化。西方国家实际上有自己的活动场所，它们掠夺了世界巨大的落后地区的资源和民族，并使这些地区处于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依赖状态。既然这些巨大区域正努力崛起，它们就不能简单地重复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

对那些曾是后来者的西方国家来说，它们容易以低利率得到资本。但现在古老的竞争性的国际资本市场，已经消失殆尽，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因素是来自外国和国际机构的、以转让和贷款形式的资本流动，但是，由于现在的趋势是以贷款的形式提供这种援助，利息和本金的支付将成为南亚国家将来国际收支的日益增加的负担，通过富于想像力地探讨资本投资问题，不难拟定能抵消南亚正受到的商业和金融不利条件之影响的各种政策。我们能够给予南亚国家更多的贸易优惠以刺激他们的出口。西方国家能够减少南亚最有可能成为竞争性行业的国内生产，他们能够低利率或无利息地向南亚国家提供更多的转让或贷款．在不能指望在可预见的将来采取这些措施时，抵消南亚国家在贸易和资本流动方面的一些最严重不利条件的能力显然也将存在。在这之前，贸易和资本流动方面的紧密相联的发展必须视为对南亚国家非常不利的初始条件的另一差别。

有人已经付出极大努力来比较南亚国家今天的人均收入水平和西方国家工业时代前的人均收入水平。但是，从逻辑上看，所有指数数字必须看做是不真实的。我们的主要印象是，在印度次大陆，民众生活都处在比西欧国家工业革命前几个世纪期间的任何时候都更贫困的境地，另一方面，马来亚的平均经济水平可能高于西欧国家工业革命开始时的水平。其他南亚国家位于二者之间的某一点。

但是，收人水平对发展前景有什么意义呢？当文献中论及时间上及空间上的收入差别时，一般假定，收人水平对一国维持储蓄能力有直接影响，储蓄是那些被认为对发展有决定性作用的投资所需要的。但储蓄在发展中并不是大多数关于南亚的经济论著中所假定的唯一起作用的因素。态度和制度比收入水平本身更重要。从收入中储蓄多少主要取决于政府政策的效果。实际上，低收入可能阻碍发展主要是由于降低消费而不是由于限制储蓄，因为低劣的生活条件降低了劳动效率。很奇怪，这一点在大多数关于南亚低收入水平的影响的评论中被忽视了。

强调南亚的低收入水平，牵强地同西方早期的收入水平相比较，以及战后常规的研究南亚收入、储蓄和投资之方法，都代表了把过分简单的和狭窄的公式用于复杂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条件综合体的尝试，这些条件都阻碍了发展。

但是，即使我们摈弃以储蓄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并仍然怀疑有关的地区间的比较，然而南亚，特别是人口众多的那些国家的巨大贫困本身确实就是发展的重要障碍。而且，可以预见的人口增长将会导致生活水平的进一步降低，除非执行果断的发展政策；而这一趋势又包含着所有南亚国家不利的另一个初始条件的差别。还有，尽管我们几乎没有资料判断南亚今天的经济不平等是否比西方国家前工业时代更大，但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南亚次大陆的社会不平等可能比西方世界任何地方在最近几个世纪都更普遍，更不利于自由竞争。总的来看，我们相信，南亚各国的态度和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比现在的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开始时，甚至开始以前的几个世纪的态度和制度更不利，显然南亚正在努力缩小扩大着的态度和制度差距。这方面也和其它方面一样，那些在当时也是工业化的后来者的西方国家当时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到此为止已经说明的所有初始条件差别都使南亚各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比西方国家曾经经历过的更困难，有一个差别能够抵消这一点：自19世纪以来，技术已经大有进步。南亚国家不必经历缓慢的、痛苦的试验过。正如爱德华?S?梅森在其《不发达地区的经济计划》中指出的，“高度生产力的技术……可以借用”。技术知识的增长的有效性大大帮助了西方后来的发展者。但是，先进技术并不必然对今天的后来者同样有益。经常有这种情况：从使用先进技术中增加的产量远远超过了有限的国内市场的吸收能力。当人们考虑到不存在地区合作以及一般没有前途的制成品出口前景时，这一点变得更重要。

现代技术涉及的进一步的问题是，它需要大量的初始投资，由于当今技术主要是劳动稀缺、资本相对丰裕经济中的产物，它往往是节约劳动和资本密集型的。因此，其中许多可能超过了该地区非常贫穷、资本厚乏经济的资力。即使这种挑战能够克服，现代技术也需要比西方早期必需的更多运输和动力投资。

南亚技能短缺是进步的根本障碍，是推向较高技术水平的另一个主要困难。毫无疑问的是，现在考虑最少的，是对于成功经营现代工业企业所必需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及工人的教育水平比西方工业化早期要高得多。

虽然工业化无疑对长期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但南亚各国更直接的问题是农业。而在这方面，对南亚来说，应用现代技术甚至更加困难。在西方农业中，技术之目的在于提高收益，而农业中的劳动一直在减少。这种格局完全不适合南亚的情况。

南亚企业家和政府可能确实能够获得比西方前工业革命时期更优越得多的技术。但是，重要的是，西方正迅速地迈向高得多的技术与科学成就水平。而这只在很小程度上帮助了南亚。大多数经济学论著掩盖了一个明显的事实：西方的这种进步已经并且正在对南亚的发展前景产生不利影响。西方进步着的技术已经引起了南亚国家贸易状况的恶化。它已经提高了农业生产力，结果减少了工业生产中使用的南亚原材料。它还允许合成材料，如合成橡胶替代南亚的产品。西方医学科学的进步已降低了南亚的死亡率，促成了这一地区的人口爆炸。西方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也已把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所需要的教育水平提高到比西方工业化早期所需要的更高的水平。科学和技术进步的这些特殊作用当然被记录下来了，但是并没有得出一般结论。

科学和技术进步的限制当然是不足道的，但它对南亚的不利影响能够由旨在解决这一地区问题的更多研究所抵消。这可能是发达国家的另一类援助：比以前所给予的或现在考虑的技术援助更大规模的援助。这种研究工作一定要加强，并且方向正确。否？？？？？？？？

技术进步的动力将对不发达国家产生更加不利的作用，增加它们的困难，并降低它们的发展潜力。

当我们认识到，现在的发达国家如此迅速的技术进步可望在将来进展得更快的时候，才能领会前述观察现象的真正意义。在工业革命前，西方发展开始时变化并不快，过高估计西方国家早期发展中渐进的重要性是困难的。西方所有的重大“革命”――宗教、智力、地理、甚至政治的（巩固的民族国家和出现）――都发生在工业革命很久以前。它们缓慢地进行，西欧经历了几个世纪才习惯于变革，并准备变革。所以，变革、适应和流动的观念，是在西方人习惯于他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那种“持久的工业革命”之后，才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被逐步接受的。

人们一般认识到，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是这种渐进发展的结果，同时又是其推动力量。除了非常有限的次要领域之外，不发达国家不可能以同样方式实现它们的抱负。现代科学技术对它们来说几乎完全是来自外部的力量。

对南亚来说，需要的是简短的，而不是渐进的变化。这些变化必须比西方国家发展早期更快地发生――甚至比这些国家正发生的变化更快。但是，不发达国家的长期停滞已经僵化了态度和制度，并在所有人口阶层加强了对变革的抵制。现代主义显然不会经由“自然”演进过程而来，这又成为国家采取激进政策的理由。计划的目的是通过国家干预造成发展，尽管存在我们在整个这一章已注意到的巨大困难。这样，国家发展计划思想的出现本身就构成了初始条件的一个差别。

第05章 人口和资源开发

正像世界其余那些国家一样，南亚的基本地理特征已经由于气候、土壤和人口增长而定形了。要补充的一点是西方殖民统治的影响。由所有这些因素推断出的实质是制定发展计划时必须视为基础的经济现实。

与流行的假设相反，同世界其余国家相比南亚的人口与土地的比率并不很高，每单位耕地的居民数可与欧洲平均数相比。它只有中国的一半。当然比日本低得多。真正使南亚与众不同的是单位农用土地以及土地上的单位劳动的产量非常低。整个南亚可能每英亩耕地大约只生产中国或欧洲的一半产量，大约只有日本的1／5那么多。南亚的每英亩的产量可能大致与美国和苏联的产量相等。但是，这两个国家拥有三倍有余的人均农用土地，且只动用总劳动力的小得多的一部分十分粗放地耕种土地。

说明南亚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基本事实是农业产量。无论是按单位劳动力，还是按单位面积土地来衡量，都十分低。亩产同样低的其它国家具备下列优势：每个居民占有较大量的土地，从事农业的每单位劳动力占有更大面积的土地。从这些数字来看，南亚是两个世界中最差的。

广义地说，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实行着两种不同类型的农作。人口较稀少的国家诸如北美、澳大利亚和苏联，粗放地使用土地。他们种植的那些种类的作物和种植作物的土地生产了非常低的单位面积产量；在人口较稠密的人力／土地比率高的地区，诸如欧洲部分国家、中国和日本，集约地使用土地，单位面积产量高。南亚不适合这两类中的任何一种，它形成了第三类，非常不幸的一类，就是说，粗放的土地使用与人力／土地高比率相结合。这自然导致了灾难性的低营养水平和低实际收入水平。农业产量不仅人均低，而且总劳动力中几乎有3／4束缚在粗淡食物的生产上，其中谷类食物通常占了摄入卡路里总量的2／3以上。在南亚，每四个男劳动力中大约只有一个能够从事直接食物生产以外的活动，在美国9／10的男劳动力、在欧洲2／3的男劳动力能够从事非农业职业。

这类全面比较表明了该地区基本经济问题的范围。更具体地说，它们表明，增加土地单位面积的粮食生产是提高生活水平和支持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关于抽调农业剩余人力将其转移到工业中去以扩张经济的说法，是文不对题的。即使根据最乐观的计算，在最近几十年里，工业也只能吸收人口自然增长的一小部分。实际上，所谓的剩余人力必须依然从事农业，经济进步的基础必须由农业生产集约化来奠定。

南亚一些地区的人口极为稠密，但在另一些地区人口分布却极其稀少。在一些人口稠密的地区，人口集中程度和西欧高度工业化的地区一样。印度有一半人生活在不到总可耕地l／4的土地上，l／3集中在6％的土地上。在另一端，广大区域几乎还无人居住。

整个地区的这些对比与实行的农作形式密切相关。水稻的栽培（在水中种植稻谷）和种植园作物的栽培（如橡胶、茶和椰子）通常意味着高人口密度。固定的旱地农业（小麦和谷类）和轮作（从一块地转移到另一块地种植）标志着人烟稀少。人口最密集的水稻区是缅甸的伊洛瓦底江三角洲、泰国中部的米南低洼地带、北越的红河流域和南越的湄公河三角洲。种植园最集中的是锡兰、马来亚西部沿岸、爪哇和苏门答腊，以及菲律宾。巴基斯坦西部、亚洲北部和中部的巨大区域只限于旱地农业，虽然在东南亚只有缅甸中部、泰国东北部限于这种类型。轮作主要采取刀耕火种形式，在轮作的地方，首先砍倒小片森林，然后焚烧和种植作物。收获之后，农民继续转移到另一片森林，这种高度破坏性的农作形式出现在这个地区的许多地方，尤其是东南亚大丛林边缘。

纯粹就土地面积来说。印度次大陆的人口稠密程度是东南亚的两倍多。但是，如果把人口或靠农业为生的那部分人口同耕地面积相联，情况正相反，东南亚看来具有较高的人口密度，这样，可以预料它背上了更严重的人口压力问题。但是，那里有更多的水稻和种植园，农业亩产高得多，实际上，除了东印度和东巴基斯坦的水稻区以外，东南亚的农业亩产量比印度次大陆要高l／4以上．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人口过分集中的影响。实际上，各国之间农业人均产出差别之大，与所预料的完全一致。人口密集地区也就是更集约地使用土地资源的地区。

旱地农业和轮作区提供了通过灌溉或开垦森林提高生产力的较长期的机会，但这需要有组织的移民和大规模的土地规划。由于每个地区的人口密度格局适应于该地区的设备和技术，人口自发地、无组织地从高压力区向低压力区流动看来几乎没有可能。但是，这并不是说该地区的农业资源受到了很充分的利用。印度尼西亚和苏门答腊的外部岛屿几乎还没有着手开发。在老挝、缅甸、泰国和马来亚，还有大片的可耕土地没有使用。按照亚洲的标准，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可用土地贮量确实很小，但是，鉴于现在的低亩产，假如进行了重要制度与态度的改变，农业的高度集约化应该是可能的。

一般认为，就可用土地量而言，从事农业的南亚人太多。然而认为，发展的主要要求必须是通过“抽调”乡村的过剩人力来降低农业人口密度。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对这一共同看法应该有一些重要的限定词语：南亚严重“人口过剩”，这种人口密度导致了“失业”或“就业不足”，这就是该地区贫困的主要原因。南亚每单位耕地上从事农业的人数确实大大高于欧洲。与欧洲12.3英亩（5公顷）相比，南亚每个农业家庭拥有土地不过4.9英亩（2公顷）。但是，要适当地看待这种比较，就必须考虑农业技术的巨大差别。在南亚大多数国家，人力和牛仍然是惟一的动力来源。像巴基斯坦和印度这些国家，农业技术仍处在中间阶段――使用牛的阶段。日本由于有先进技术和种子，按每英亩上的男劳力计算，农业人口密度几乎是南亚的三倍，但其亩产高出五倍。每个从业男劳力的产量大约是南亚的二倍。

南亚大部分地区每英亩田的平均农业收益非常低与下列印象是相矛盾的：整个该地区的乡村贫困主要是由于太多的劳动力用在太少的土地上。其含义却是，即使没有剧烈的技术变化也应该能够通过增加投入和提高劳动力效率从可耕地上获得大得多的产量。在南亚一些地方气候可能对低产量负有部分责任。但是，气候的影响并不是高人口密度的函数，如果人／土地比率较低，这些影响也不会降低其严重程度。

在南亚许多地区的农业中，还有许多其他因素降低了劳动生产率。非常低的生活水平降低了土地上的劳动力的效率。恶性循环使贫困和低劳动生产率自然发生，在这背后是限制生产力的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的社会体制。考虑到这些重要因果关系，就不可能把这个地区人民中间的贫困视为仅仅是或主要是人口密度的结果。

至少，这种因果关系不是直接和简单的一个关系。但是，人口长期增长无疑间接地强化了其他降低劳动生产率的因素，这已不是人口密度本身的作用，而是人口增长的作用了。这种人口增长对社会体制的影响一直是重要的。在乡村内部，它无疑不仅造成了土地的零星分割，而且因此强化了阶级结构。由于增加了无地者和穷人的相对数量，使它更加剧性，更不平等，这样，使它对提高农业生产力努力的成功更为有害。

人口的上升趋势已经意味着，需要更多的食物才能维持传统的低营养水平。增加的劳动力中，必须有更多的劳动投入未生产这种增加的食物。通过逐步调整的过程，这种增加的劳动力在某种程度上获得工作，从事食物生产，整个社会状况得到巧妙的安排以吸收不断增长的劳动力。这种调整部分地包括扩大耕种面积，或通过灌溉提高生产力，或改变耕作方法，或换种作物。但是，促进本地农业发生变化的刺激力长期萎靡不振，特别是充足的劳动供给限制了可望提高农业劳动效率的生产方法变革的一切动力。劳动力得到了利用但没有得到尽可能密集的或有效的利用，因而，平均产量长期低下。通过提高劳动强度和效率可获得显著较高的产量，这一点已为日本和南亚许多地区本身的例子所征明。这些例子表明农业中还有投人更多劳动力的余地，这一事实给印度、巴基斯坦、爪哇以及该地区其他一些地方本来令人绝望的前景带来了希望的曙光。

尽管发生了这种重要的人口扩张，南亚大部分地区的大多数人仍然工作于农业结构之中，其首要目标是生产基本生存的必需品。这些国家的经济史一直为那些从事于依靠相应基本食品的增产以适应人口增长的斗争的土生土长的村民所支配。特别是，在印度次大陆，尽管出现了城市化的趋势，以及同本村社以外的人通婚的趋势、但依然明显缺乏内部流动性。

当食物生产由于扩大耕地面积而增加时，这种情形经常是祸福参半，这种扩张经常破坏了土壤，尤其是在轮作区。滥伐森林和过度放牧同印度禁止宰牛结合起来，更难保持生产水平和人口增长的同步。当灌溉在一些地区有助于增加产量时，却降低了地下水位，增加了土壤的含盐度，甚至引起了其他地区的涝灾。

在上述所有条件确定的情况下，仍有待解释的是，尽管人口大幅度增长，但人均粮食产量尤其是在英属印度是如何维持在与过去相同的水平的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原因可能是土地个人所有稳定地转向租佃。这些做法本身是对进步有害的，而且给生产力设置了一个人为的限制。但是，当最初采取这些做法时，这会迫使佃农――他们要把一部分产量交给地主――增加生产，以维持他们家庭的那一部分产量。但是，可归因于这种制度压力引起的粮食总产量的任何增加都不可能很大。

另一个动力因素――商业化的传播――已经影响到本地农业中发生的一些长期调整，商业性生产对本地农业的总影响在东南亚比在印度次大陆被更强烈地感觉到了。最富戏剧性的发展于19世纪70年代产生在缅甸、泰国和南越的三角洲，这些地区在没有政府或西方企业的帮助或支持的情况下出现了许多商业性农业的增长。这种对商业农业的新机会的反应是值得强调的，因为它表明，南亚农民在有利条件下能够表现得像其他任何地方的农民一样机警和有市场意识。但是，这种反应还主要限于农民所有权占统治地位的那些情形。在租佃和出租制盛行的地方，这种新事物的吸收，即使有也来得较慢。但出乎意料的是，这种向商业化方向的运动经常意味着，这些农民在扩大现金作物生产中负债累累，因而失去了土地。结果是农民所有制受到侵蚀，租佃增加。

影响农业生产和农业人口布局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巨大种植园的产生。这种扩张发生在19世纪后半期，是殖民主义的最大遗产之一。在南亚而不是非洲或南美的其他热带土地上的种植园的增长部分地是由于能够相对容易地获得劳动力。土壤和气候是较次要的因素。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所有重要的种植区域都位于欧洲、南亚和远东之间的贸易线上。

种植园农业本质上不同于传统的本地农业。种植园作物，诸如橡胶、茶、椰子、烟草、咖啡、甘蔗和香料都是“现金作物”，是种来出售而不是食用的。起初大多数大种植园由殖民者发展起来，其基本目的是出口这些产品，经营种植园同经营制造业相近。它需要劳动力，这又增加了一个地区能够支持的最大限度的人口。在南亚，这种对劳动力的需要产生了另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结果。特别是在锡兰和马来亚，本地农民对种植园工作并不热心，结果种植园主进口劳动力，主要从印度东部和南部以及中国南部人口稠密的水稻区进口。这稍微缓和了这些地区的人口压力，但它造成了当今的锡兰泰米尔人及马来亚华人的许多种族问题。

种植园的产生的一个副作用是，刺激了本地对现金作物的兴趣――或者是类似于种植园种植的作物，或者是适应种植园产品加工的作物。而且，种植园工人对食物的新需求刺激了三角区域稻米的生产，随后，生产的稻米多到能够出口，像现在一样南亚农民本身首先抓住了这些新的机会。在这些条件下，他们表现了同其他任何地方农民一样的机警和市场意识。但这并没有增进他们采用新技术的意愿，它确实提高了货币和赚取货币在经济中发挥作用的程度。而它也常常增加了为赚钱而生产的农民的债务。结果，招来了大量的放债者和经纪人，今天，南亚许多农民仍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

南亚种植园的扩张和西欧工业化开始阶段有一定程度的相似。不过，积累资本的附带作用在南亚受到了破坏，利润没有用作资本的来源，它经常随同出口被送到了欧洲。现金作物的扩张增加了农民手中的货币数量，但它并没有增加资本设备的需求，因为，农业技术几乎没有变化。种植园增加了劳动力的需求，但都是不熟练的劳动力，熟练劳动力经常是从外面引进的。所谓种植园刺激了西方国家的、而没有刺激南亚的工业化，就是这个意思。种植园实际上是宗主国的附属部分。在采矿和木材业出现了类似的发展。它们和种植园一起成为停滞经济中的繁荣飞地。

制造业并没有发展。在前殖民时代，南亚许多地区并不比西欧各国前工业性质的制造业差。在最初交往时，西方在许多方面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因此，南亚的许多地方，可能直到18世纪，在经济上并不是大大地落后于西欧，但是，大约从这个时候起，南亚和西欧的命运开始分道扬镳。西欧有了工业革命，而南亚经济停滞不前了。许多因素负有责任，其中一个基本因素是南亚僵化的社会等级制和缺乏欧洲工业革命铺平道路的理性主义。南亚也没有演化出一套相应的制度和态度，这就是为什么值得怀疑，如果没有殖民主义统治，南亚会不会有工业发展的理由。

当然，南亚殖民政权一般不利于殖民地的制造业发展。面对竞争，尤其是来自殖民地的竞争，宗主国本身总是保护自己的新生工业，同时，他们需要这些殖民地作为市场和原材料的来源。结果是造成恰好适合于刺激宗主国制造业发展的畸形经济。当这些政策后来被修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断放弃审慎的限制时，变革出来得太晚；而不能引起有力的反应。

尽管有殖民政策，印度在棉纺织品和麻织以及后来的钢铁等制品还是发展得相当早，在20世纪20年代，英国开始对其殖民地缺乏工业化表现出一些关心，对本地制造商实行了一些保护。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刺激了印度的纺织业和钢铁业。今天继独立之后，外国对印度的控制一般已被印度的所有制取代。

在西欧制造业迅速增长造成靠农业为生的人口稳定下降的同时，殖民地工业化的限制对农业产生了不利影响。对殖民地的制造业的控制往往窒息了小型家庭工业。许多手艺人和工匠不得不改行务农以维持生活。因此，尽管种植园代表了现代资本经营和技术，但是，南亚各国仍然是乡村型的和农业占主导地位型的。

种植园的出现以及南亚农民中间的商业性农业相应的增长，产生了带有南亚种族分布的、另一个迄今犹存的格局。种植园国家――锡兰、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的一些地方――成为大米进口国，缅甸、泰国和南越（在越南战争前中断出口）的人口较不密集的水稻三角洲开始向他们出口大米。以这种方式使用土地还有另一个重要结果：它引起了重大的跨国界移民运动。印度和中国南部仅能维持生活的农业区的贫困提供了这种推动力，拉力来自种植园和商品粮生产的增长。由此造成的迁移运动，说明了东南亚和锡兰现在的政治――人口统计格局。

就这样，南亚各国伴随社会的三大分隔进入了现代，其中两种部分地是殖民主义的遗产。首先占统治地位的种族集团和住在山地的较小部族之间在文明水平和文明特征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这种分隔是古老的，一般与欧洲统治无关。它尤其是在印度、缅甸、南越以及较小程度上在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外部岛屿等地引起了诸多问题。第二，现代的、市场导向的和追求利润的经营与传统的维持生存的经济之间存在着差别。在种植园国家，这是最明显的。最后，种族集团之间的分隔，这与第二种分隔紧紧相联。最重要的例子是锡兰出现了印度泰米尔人，马来亚出现了中国人和印度人。事实上，在马来亚，马来亚人和中国人数量几乎相等，结果是中国人掌握经济权力，马来亚人掌握政治权力。

东南亚社会因而成为多元化社会的极端例子，据说那里各个集团混合但并不融合。获得独立后加剧了多元化问题。它使大量少数民族问题，尤其引人注目，使这些国家的所谓“人口统计不完善”问题显而易见，那里，正如C.A.费雪所说的“土地和国家之间还没有达到持久的适应”。

南亚人口统计“不完善”还有另一个意义，这就是城市化。南亚近几十年来不仅已经历了无重要工业化的城市人口增长率的激增，而且, 这种增长还伴随着农业生产的相对停滞。因此，城市化不是对农业迅速提高生产率的反应，也不是对工业劳动机会增长的反应。这与西方的经验正好相反。在西方，工业化的一个传统伴随物是城市中心不仅在人口方面而且在产量方面较为重要的增加。在城市出现稳定增长的有效职缺的同时，农业生产力的同等提高造成了乡村地区劳动力供给过剩，填补了这些城市的工作空位。同时，在南亚所有国家，大多数城市相应地增长得比整个人口增长更快，但这种向城市的移动却与城市就业机会的任何有力增加无关。这些城市实际上受到它们自身的严重失业和就业不足等问题的困扰. 鉴于城市中心的贫穷、过分拥挤、住房及卫生设施不足，人口向城市移动一般不可能受到城市基本吸引力之增强的促进。

因此，南亚城市化的基本原因一定是，相对于城市地区而言，乡村贫困和不安全的增长，造成了趋向城市的推力。这样，城市化就成了针对缺乏有力经济增长的反应。确实，许多城市化是由妨碍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造成的，诸如内战、不稳定、作物歉收以及过高的人口增长率。南亚的城市化不像西方那样象征着增长，而是持续贫困的一个方面。

第06章 国民产出与经济结构

一国之产品及其人民劳动收获之多寡，在讨论南亚的不发达与发展中起着中心作用。我们已经论证，这些因素的水平至多只是发展水平的大致指示器，这个限制由于缺乏南亚国家的许多统计资料或者现有的那些统计资料质量很差而强化了。在整个这一章，我们将反复强调现有统计资料的极端脆弱性。我们视之为一个重要的科学任务，是因为在关于这些国家的发展问题的分析中，对不可靠的数据天真轻信地普遍加以运用，这严重损害了所得结论的价值。

还必须记住，在测定南亚国民收入水平时，简单地把国民收入直接地同净地理产量联系起来常常会导致错误。首先，人均国民收入不仅是一个非常粗糙的发展或不发展程度的指示器，而且还存在这种定义总量和汇编资料的方式所牵涉到的一些逻辑困难。例如，在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总收益的绝大部分被提出来汇到母公司，利润归外国人。但是在独立以来的日子里，对这种汇款和股息进行了限制．外国人在南亚其他地方的一些较大财产已被国有化了。对外国人所有的财产课征的税收已提高了。本国居民已正在担任较高的行政管理职位，进入过去曾是欧洲独占的经济领域，所以，产出和收入之间的差距已有一些缩小。在所有这些指示数字应极谨慎地予以接受时，如果视之为衡量南亚人均产出或“潜在收入”的尺度，它们是有用的。关于后一点，由于本国员工日益接替国家资产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这些数据应该变得更现实。

南亚经济的计算还存在另一个问题。这就是产出的实际评估。大部分经济是非货币的，与市场没有多大联系，这就难以对这种物物交易的产量进行估价。在进行估价的地方意味着，货币性的和物物交易性的市场上兴趣和偏好相同，且若物物交易物品被出售换取货币，其价格也相同。

我们的判断是，印度和菲律宾的资料或许是该地区最好的，印度尼西亚和南越的最糟。其余的居二者之间。但是连印度的资料也远未尽如人意，并且，如果菲律宾的资料受到的批评少于印度，这无疑是因为这些资料没有受到同样密切的考察。强调资料的脆弱性是极端重要的，因为南亚制订计划对观有资料的依赖性越大，在某些情况下计划导向的错误就可能越严重。无论是作为计划工具，还是作为结果的指示器，这些统计资料都不可靠也不充足。但由于几个原因，我们还是冒险讨论了这些数字。

首先，国民收入数字在这一地区的经济计划中起了重要作用。实际上，国民收入变化经常被视为发展计划成败的主要指示器。其次，我们已经进行的这种评论揭示了澄清概念，以及改变南亚发展讨论的整个焦点的极端重要性。除非偶然，不加批评地把西方概念应用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是不可能明显地有助于解决南亚的迫切问题的。最后，当然存在这种可能性：这里提出的证据可能与现实有某种大致的联系。因此，根据下列假设提出这些数字可能并不是很不合理：尽付阙如了无意，浓墨重彩总传神。

广义地说，人均收入的比较表明这一地区最穷的国家――巴基斯坦，估计人均收入每年只有220卢比――和最富裕的国家――马来亚，人均收入780卢比――之间存在很大差距。如果我们排除格外突出的马来亚，差距就缩小了。虽然表现出的差别并不是绝对的，但下列排列可能是合理的：巴基斯坦和印度作为最穷的国家出现，菲律宾、泰国、锡兰和马来亚――按上升顺序――看来比较富得多。印度尼西亚、缅甸和南越处于二者之间。

个别收入变化率可能更有意义。我们应该注意到：使用的真实总产出概念在各国都不相同。要使这一数据可以比较，这就意味着，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国民收入和某一特定年份的以市场价格或要素成本计算的类似总量之间的关系在各国都是稳定的。这有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事实，因为大多数国家现有资料的不完全性，不允许对此进行细致的核查。不过假定这些关系随时都存在着相对高度的稳定性看来并非不合理；至少不应该存在使比较失去意义的不稳定性。

这些资料似乎表明，缅甸展示了最快的增长速度。但是，这个结论必须受到如下限定：1960年，人均产出水平可能比1939年低15％。还有很大一种可能性：在最近十年，已经出现了停滞甚至下降。印度尼西亚表明，似乎20世纪50年代大部分时间增长迅速。但国民账户极不可靠。1966年初出现的形势表明印度尼西亚几乎没有迅速增长的希望。

资料稍微比较可信的南亚国家的总情况大致如下：就人均产出而言，巴基斯坦、泰国和锡兰相对停滞。但是有一些迹象表明，近年来巴基斯坦已从过去十年的停滞中挣脱出来。在1955年至1962年7年间，马来亚记录的人均净国内生产总值（re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per person）增长略低于7％，但是最近几年增长率较高。在20世纪50年代间，菲律宾显示了稳定的十分迅速的人均收入增长，但最近几年这一指标呈下降的趋势。在印度，人们认为，1948-1949年的人均收入几乎比1931-1932年的水平低16％。除了菲律宾和缅甸以外，南亚各国在20世纪50年代间具有非常缓慢而不稳定的人均产出增长。在20世纪60年代的上半期，除了泰国、马来亚，以及在一定程度上除了巴基斯坦以外，这一指标下降甚至变成负数。此外，最近的人均收入水平可能多半在它们战前达到的最高水平之下。

在试图清楚地了解南亚各国的经济结构情况时，普通的方法是把国民收入总和数字分解成各个组成部分，并把来源于每个主要部门的收入同该部门使用的或从该部门谋生的人数联系起来。不幸的是，关于职业分布的统计资料尤其不可靠的印度尼西亚和缅甸几十年来几乎没有完整的人口普查。印度、巴基斯坦、锡兰和菲律宾的职业分布普查资料被公认为特别薄弱。该地区其他国家的数字也不能认为强一些，因为它们许多被列为“估计数”、“临时的”等等。因此，我们只强调农业和非农业类的简单区别。就是把国民收入总量简单地分解为由两部门或三部门组成，也导致了相当异常的结果，这些结果甚至更多地强调了对国民收入或国民产值总数的怀疑。

而且，“农业”和“非农业”的定义在各国均不相同，与这些定义相联的统计资料是靠不住的。但是大体看来，南亚超过半数的国民收入来自农业；大约2／3到3／4的人口靠这一来源谋生。在试图确定农业生产中更重要的趋势因素时，我们又受到了不充分而且令人迷惑的统计资料的阻碍。但是，看起来，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整个这个地区的人均农业产量仍然相对停滞。这就是人均国民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表现出有力扩张迹象的原因。

在南亚经济结构中，非农业一类当然是一包大杂烩，它包括服务、建筑、制造、采矿以及商业这些职业类型。若暂时把重要的制造业和手工业放在一边，则总的印象是零售商业、国内服务业和政府职位占了绝大部分人口，尤其是要考虑到这些活动的低生产力。

显而易见的是，零售市场和小商人的增加以及经纪人数的增长。自由商人充斥整个地区，从事一种特定的交易。1947年，马来亚活跃于“商界”的人半数以上是亲自出马沿街叫卖的小贩。大量从事这种交易活动的人并非表现得理财有道或经营有方，零售商业的营业额也不很高。确实，这显然是与农业相对应的劳动使用率不足的表现。在生产力普遍低下、廉价劳动比比皆是的情况下，小商小贩过剩并不是对他们的服务需求增加的反应。这种反应同对受雇于人的厌恶感结合起来时，就产生了由于所需资本缺乏和技巧不足而促成的趋向“自利”就业的推力。类似的情形也存在于传统工艺中。这方面，由于进口，最近几年是由于国内工业化的扩张，市场一直在缩小。但是，这里虽然只有较少的事可做，仍存在一个留在传统手工艺行业的趋势。小商业的增长是对城市化趋势的反应，城市化既与工业部门就业机会增加无关，也不是由它引起的。这两种反应都使低劳动投入水平和低劳动效率水平持久化。

在政府职业范围内情形并无根本不同。政府活动的公共支出由于发展工作的需要和新赢得独立的需要而增加了。但受雇的文职人员的人数增加得更多。其中只有一部分是因必要的政府活动扩大而应召的。不可否认，高质量的关键人员数量太少，也可能过度劳累。但是，雇员增加的情形大多数出现在低级行政机构。在西方，政府中无效率地使用人力的情形并不陌生。但是在南亚看来这种情形广泛得多。机构叠床架屋，部门处处分设而职能依旧平行，公文的记录与传递手续繁复，这些都往往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来扩大公共部门的就业。看起来，在劳动力多而不得其用时，人力的有效使用是次要的。但是，这种官僚主义的增长造成了一些重要发展项目的延搁，且本质上是膨胀性的，因为收入被支出了而又没有相应的增加产出。而且，发展计划的目标是提高人均产出，不管政府或私人，干任何类型的毫无效率的事情都是有害的。

在南亚，对公共部门这种浪费日益增多的一个解释是，所谓的城镇“受过教育的”失业者所施加的压力。他们寻找文秘工作，对行政机构职位推崇备至，软国家不能抵抗这种压力，无疑是与实际需要不相称的低级文职人员人数增加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如上所述，马来亚、锡兰、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的1960年人口普查估计部表明从事“服务和商业”的劳动力比例有所提高。这些国家，也包括泰国和印度，“服务业”的人数就超过了制造业。这表明了工业现在在该地区经济中所起的比较微小的作用。这些资料在统计上并不可靠，但笼统地证实了众所周知的一个问题：广泛持有的关于第三职业的人数随着国家变得更富而增长的看法并不适用于南亚不发达国家，虽然该地区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看来已取得很多经济进步。尤其是同战前情况相比，他们大多数都有非常高的百分比的非农人口从事第三级职业，且该百分比还在提高。面对农业相对停滞，人口持续不断地增长，而今还小的工业部门没有能力吸收许多这种增长的人口，这就出现了一个指向小商业、服务业等等行业的推力。这就提供了又一个实例：在西方伴随经济增长而出现的特定趋势，在南亚却更多的是不能达到迅速增长的征兆。这样，正如我们在城市化趋势中所见到的：十分相反的力量在南亚能产生许多类似于西方所经历的过程。正如我们已经强调的，将西方发展过程应用在南亚的可能性应视为靠不住。

我们相信，南亚种植园应该视为工业化的农业。它们在锡兰和马来亚，以及较小程度上在印度尼西亚的出口项目中起着主导作用。南亚的大多数出口是农产品，出口构成了国民收入的重要部分。因此当发现拥有最大种植园面积的锡兰和马来亚的出口对国民收人的比率最高、而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最低时，我们不应感到惊奇。由此不难得出结论：根据种植园方法组织的、具有高度出口导向的农业部门的统治地位能直接影响人均收入的现有水平。

这表明，对较贫穷国家来说，主要增长的手段有二：使农业技术合理化和降低传统农业的相对重要性。两者都意味着所有南亚国家都正在强调的某种工业化。但是，集中于一种或少数几种出口作物，虽然看来这能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但往往造成危险的情势。它不仅把整个经济置于波动市场的极不稳定的影响之下，而且，这种集中的前景看来并无助于迅速或持久的增长。孤注一掷是危险的生活方式．也未必是稳定发展的基础。除了这些问题之外，只有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还有扩大种植园面积的余地，特别是在橡胶方面。锡兰的余地较小，但通过改种和施肥，还能采取报多措施来提高现有面积的产量。对其他国家来说，基本焦点应放在普通农业上。这里，除了两个不利以外，与西方过去的经历的类似之处更接近得多。第一，农业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不是发生在工业化以前；第二，尽管人口增长率比西方经济在发展早期高二到三倍，无论如何都必须实现诱导的“农业革命”。人口增长投下了长长的阴影，因为工业发展充其量只能非常缓慢地出现。

由于南亚各国指望农业部门以外的工业化，所以重要的是应该研究一下制造业当前的结构和趋势。

缺乏充足的自然资源而试图工业化的任何国家，都将必须进口大量的原材料，这种进口的相对负担主要取决于工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水平。如果这些水平高――意味着高度有纪律和效率的劳动力以及大量的资本投资――这些进口的成本显然不会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这些成本将占生产成本的较小部分，它们购置的进口品将被更有效地使用。出现了一些缺乏可观的自然资源也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其中包括丹麦、瑞士和日本。他们的成功看来主要可归因于高度的劳动纪律和效率。

然而，在资本稀缺、劳动充足而低廉的地方，简单地通过资本投资来提高生产率是困难的，资本稀缺同低水平的劳动技能职业培训和效率相结合，导致了南亚经济的低生产率和低工资。这又使进口原材料的相对负担更加沉重。就是这些不利特点的结合使南亚的天然资源比其它情况下更有意义。

总的来说，自然对南亚并不特别慷慨，唯独印度拥有数量能满足高度工业化所需的铁矿、煤和动力资源。该地区的一些国家占有一种或少数几种重要金属，出口这些矿藏提供了重要的外汇收人来源。也仅仅印度具备对工业发展有利的资源组合。另一方面，几乎没有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源的极限作真正的扩展。在这些资源被开发的地方，原材料往往只用来出口，而没有提供给扩大着的国内工业。这部分地反应了缺乏有利的资源组合。但是，必须强调指出南亚最弱的工业化，与其说是资源贫乏的结果，毋宁说是其它限制和约束造成的。

尽管对南．亚制造业类型进行分类存在着困难，但是，印度、巴基斯坦和菲律宾比美国和一般西方国家高得多的制造业份额显然是在消费品方面。到1960年为止，印度已有三个新的钢铁厂，以后机械工业有显著增长，但它们仍然构成一个非常小的部门；尽管起步较早，但印度的工业结构没有很大变化。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纺织业占统治地位；在菲律宾，食品加工量占统治地位。这反映了缺乏多样化的制品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例如，在印度五个主要行业――基础钢铁、水泥、造纸、棉纺和糖业――占1951年普查包括的所有29个行业就业的60％，生产了大约总增加值的60％。在其它国家，实际上，几乎没有制造业，都集中在手工业和原材料加工上。除了印度以外，生产耐用消费品的重工业显然没有。

但是，对未来工业化来说，比特定类型产品具有更大重要性的是在特定制造业部门之内的所谓“工业”开办的性质。这有三种主要形式：家庭工业，规模小且经常以单个住宅单位为限，正如其名称所示；小型工业，使用现代技术，它生产收音机、自行车部件、电动机、家具和肥皂等等；大型工业，使用大量资本投资和原材料。在印度，家庭工业具有绝对优势，在1955年的调查中，所询问的工人中几乎有70％就业于这类制造业。印度制造业服务中2／3以上在少于五个工人的企业中。可以假定，鉴于这么多的家庭工业位于乡村，以及乡村一般缺乏电力，印度大多数这类企业缺乏机械力量。这种不平衡地集中于家庭工业和小型工业，造成了一个重要的经济劣势，因为所生产的许多产品为当地所消费，几乎没有用于出口以换取大多数南亚国家所急需的外币。

印度的格局在这整个地区十分具有代表性。南亚工业受几乎不使用资本和使用少量工人的乡村企业的支配，其工人的人均产出非常低。这不仅降低了工业生产力的总水平，而且往往使乡村地区的低生活水平持久化。人所共知的累积因果格局又出现了：家庭工业的人均产出受到紧缩的乡村市场的限制，后者又受到低农业生产力，在较小程度上是低工业生产力的限制。因而，家庭企业提高效率的能力和刺激都受到现有条件的阻碍。我们又回到了怎样在乡村一级挣脱低生产水平陷阱的问题。

若不是国家从事家庭工业的人数之众，那末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就是不遗余力地加速工厂的增长。但是，大规模的，甚至小规模的现代化企业，一般都是节约劳动力的，并拥有高额资本投资。其特点尤其与以大规模劳动力使用不足和资本稀缺为特征的经济不相符合。家庭工业的迅速破坏不仅消除了农业辅助收入的一个来源，而且将加强城市化的推力，并进一步加剧城市地区的拥挤。那里，这些流入人口经常改做叫卖小贩和低水平商业以求生存。在试图工业化的时候，除感情因素外，南亚各国还有更多的原因保护农村家庭工业。特别是消费品方面的农村家庭工业。这种政策或许只能是过渡时期内的土地经营，但这个时期可就必须是漫长的。

第07章 生活水平与不平等

我们所说的生活水平是指该地区各个国家平均每人一般消费的商品与劳务数量。高度不平等的存在意味着较低收入阶层的人民大众具有的生活水平比平均数表明的水平低得多。

生活水平本身是重要的。实际上，该地区发展计划的主要目标就是提高人民大众的极端低下的生活水平。在循环因果关系中，生活水平的提高几乎能够改善其他一切条件，特别是改善投入工作的努力和劳动的效率，因而改善生产率。同样，态度和制度也受这些水平提高的影响。

首先，注意到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南亚比在先进国家具有大得多的工具价值（instrumental value）是重要的，在先进国家，生活水平已经很高，以致生活水平变化对生产率具有很小或几乎没有影响。因此在西方，个人和集团收入能够明显地分为两个部分：花在消费上的部分；储蓄和投资的部分。这些国家的生活水平能够用从总收入中扣除这些储蓄来衡量，储蓄随后又通过不消费某一部分的当前产量而与有形资产的积累一致。但是在南亚不发达国家，生活水平如此之低，以致严重损害了健康、体力和工作态度，因此，大多数种类的消费增加同时代表了“投资”，因为它们对生产率具有直接影响。这是战后常规研究方法和经济模型不适合于南亚的另一个原因，这些方法和模型强调产出、就业、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关系。

在更严密的考察下，显然，已发表的关于“储蓄”――意思是非消费性收入――的统计资料十分脆弱，以致不能使用。在这些情况下，更诚实的做法是求助于前一章谈到的收入水平，而不试图减去“储蓄”，储蓄无论如何一般并没有超过为数很小的几个百分点，如果储蓄大多是由人民大众进行的话。在顺着这条思路进行时，必须记住，除了储蓄用于内部集资投资外，许多国家收入将用于非生产性支出，特别是用于军事目的的支出。这类支出在南亚大多数国家已表现为急剧增加，部分地是由于印度边境同中国冲突的推动，以及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关于克什米尔的紧张关系和战斗，印度尼西亚同马来西亚的“对抗”和越南战争的推动。只要国民产出水平相对没有增加，加速增长的国防活动就减少了留给食物、衣服、住房和其他家庭需要的收入数量。

在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生活水平这么不同时，用单独一个数字表示平均生活水平的整个想法是不适当的。在把该地区的一个国家同富裕的发达国家进行比较时尤其如此。例如，说美国的生活水平是南亚某个国家的15、20或30倍是没有意义的。更有意义的是根据实际消费的商品和劳务进行比较。但是，要进行这种比较，却没有许多可靠的统计资料来源。

在选择那些包括南亚生活水平最有关方面的项目时，我们做如下排列：食物和营养；衣服；住房，包括卫生设施；保健和教育设施；信息媒介；能源消费和运输。其中的每一部分都能得到一些不完全的、概括性的统计证据。但是，同西方发达国家进行比较，甚至在南亚国家之间进行比较都存在风险。

尤其是同西方比较时，质量上具有巨大差别。南亚的食品经常只有很低的营养价值，市场出售的食品经常掺假，而且，至少对大多数人来说，可得到的花样品种少于西方。因此，消费量上的差别极大地低估了南亚和西方之间的实际差别。此外，或许更重要的是，平均数不能说明南亚城乡之间，甚至农村各个地方之间不同收入、社会或种族集团在不同项目消费上的巨大不平等。现有资料表明，许多项目大部分是由极少数通常集中在城市中心的上层社会成员消费的。

收入集团（income groups）、社会阶层、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别在发达国家确实也存在，但不平等的程度远小于南亚。例如，美国的各个地区几乎都有电，大多数农村家庭都有收音机、电视机、电话和机械设备。

在南亚，私人总消费支出几乎有2／3或更多用于食物，同时，在发达国家，用于食物的部分一般低于2／5。因而，食品消费提供了非常恰当的生活水平指标，它可用每人日常消费的总卡路里来衡量．1958年估计这种卡路里摄入范围从巴基斯坦的2030卡路里到马来亚的2290卡酿。这些数字小于美国的3100卡路里和英国的3290卡路里。在南亚内部，摄入卡路里的变动与人均收入的变动紧紧相联，巴基斯坦最低，马来亚最高。出口大米的泰国和缅甸略有偏差，那里，食物消费比总体经济状况要好，同时，锡兰正相反，它严重依赖食品进口。甚至这些估计可能也有问题，因为它们立足于经常被低估的人口规模。因此，南亚各国在食品供应上的差别小可能是真实的，在消费水平和排列顺序两方面都可能存在巨大差别。

但是，有一件事是清楚的：当先进国家摄入的卡路里大大超过了需要时，在南亚，除了马来亚以外，摄入卡路里至少比最低需要量低10％，甚至可能更低。而且，由于消费上的严重不平等，绝大部分人口得到的比这种低平均数还要少。

在菲律宾和印度，卡路里的摄入已有一些提高。同战前时间相比，表明――虽然是不肯定地――1958年，菲律宾和印度次大陆的卡路里供应稍稍超过1934―1938年的水平，但其他地方大致相同或低一点。

现有证据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南亚食物状况的另一方面――饮食单调。同美国不到1／4相比，谷类食物构成了巴基斯坦卡路里摄入的70％以上，构成了印度和菲律宾的大约2／3。据估计，在整个远东，大宗谷类和淀粉茎类食物构成了平均食物消费的3／4。这种严重依赖一种或几种作物不仅不能提供人体所需要的抵抗疾病的保护性元素的平衡，而且使消费者容易受到不利气候或植物病虫引起的作物歉收的损害。整个南亚的肉类低消费导致了由缺引起的贫血。

饮食单调不只是由贫困引起的，尽管贫困是人们食用一种大宗食物，如大米或小麦的主要原因。对各种食物的营养价值无知和忽视营养因素的兴趣，连同落后的食品配制方法，都起了作用。因此，缺乏维生素A――还可能影响视力，是由缺乏绿叶蔬菜引起的――在最低收入集团并不总是最普遍现象。缺乏维生素B，以及由此造成的脚气病感染，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增加了，因为人们越来越多地转向食用白米，这种白米比用土办法除壳的米味道更好，更容易经营。使食物状况恶化的另一个因素是储藏和运输设施不足。尽管得不到任何统计资料，但众所周知，大量谷类食物和其他食物因为炎热和潮湿而损坏，或者被鸟、鼠或昆虫吞噬。

概括地说，这样说可能是万无一失的：普通南亚人简直没有足够食物，即使在摄入的食物超过了饥饿水平的地方，其营养含量一般也不足以提供最低限度的健康保证。最重要的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饮食没有明显改善。

南亚饮食中存在的单调性也延伸到衣着方面。而且，较穷的阶层并没有消费掉接近国民平均数的纺织品。大量的南亚人只有一套衣服，除了洗澡以外很少换洗。白天黑夜穿着同样的衣服，因为睡衣、甚至内衣都是很多人负担不起的奢侈品。虽然南亚大多数地方的气候温暖得只需要非常少的衣服，但是，还是有数百万人的衣服处于最低健康标准之下。我们也应该记得，印度北部和巴基斯坦许多地区有冷季，夜间气温低，就像南亚其他地方的山区一样。这里，那些拥有毛毯的够幸运的人，必须经常用毛毯来保护牛抵抗寒冷。纺织品的人均消费数字无助于说明这种天天存在的现实。

对南亚大部分地方来说，住房条件像食物和衣服一样低劣。大多数人生活在粗制滥造、过分拥挤、不卫生、陈设简陋的房子里，几乎没有任何舒适感。确实，仅次于不充足的食物的低劣住房条件是低生活水平的最明显的组成部分。住房质量上也存在重要的地区差别。在那些可得到木材的乡村地区，情况稍好一些，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以及较小程度上印度和锡兰的山区即如此。在印度中部和巴基斯坦西部，气候干燥，2／3以上的房子是用泥土做成的，这很容易受到侵蚀，远不能防雨。但是，如果乡村地区的住房一般不充足，那么，大城市贫民区的贫穷程度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在过去十年里，城市人口迅速增长，情况已经恶化了。今天，大部分城市人口生活在远比农村地区更为拥挤、通风更差和卫生设施通常更差的住宅里．据保守估计，所有城市居民的1／4到一半生活在贫民窟或临时安排的住处。大量的人甚至还没有这种可怜的栖身之地，必须睡在纪念碑下和桥下，甚至露宿街头。甚至一些产业工人也备尝不卫生的住房条件之苦。在为迁移劳动力――他们被迫离乡背井――建立的简陋茅舍中，可能有40到50个男人和1或2个妇女生活在只获得许可居住不到这个数目的1／4人数的房间里。

与住房问题直接有关的是卫生问题。卫生条件之差也是惊人的，但改善缓慢。这在水和污物处理方面尤为明显。在乡村地区，浅浅的水井通常敞开着，且可能仅仅是地上挖的一个坑。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清理水井和其他水源或者消毒。相反，每个村民在用自己的桶打水时，助长了疾病挨家挨户的传播。家用水道也用于运送和冲走废物。由于大多数村庄甚至城市地区没有排污系统。废弃物被扔进小巷或后院，那里，苍蝇的繁殖畅行无阻，又被雨水冲入水源。

或许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人类废弃物的处理。在整个南亚的乡村地区，普遍做法是在人类居住地附近的田间和树丛中处理废物。结果，赤脚走路的人每天都受到钩虫的威胁。风一吹，粪土渣滓就刺痛眼睛。下雨时，人类废弃物中繁殖的寄生虫冲入河沟水井之中。在有公共厕所的地方，厕所通常修得简陋而且不干净。在许多城市，尤其是在贫民区，卫生设施几乎不会好一些。甚至可能还要差。根据最近的估计，印度总人口中的大约6％享有保护性的水供应，同时仅3％的人设有排污系统。在没有卫生水供应和适当的废物处理的情况下，南亚蔓延着由不适当的卫生传播的疾病，这不足为怪。面对疾病的这种不断威胁，医生和辅助保健人员及医疗设施却很缺乏。通常现有的医疗人员与设施只为城市中的富人服务。

南亚的燃料和电的供应一般也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最低标准。在南亚所有地方，乡村几乎没有电力。除了几盏微弱的油灯以外，大多数村庄在日落之后一片漆黑。即使乡村社会识字率大大提高，且可以得到报纸和书籍，不充足的照明也排除了大量阅读。这当然阻碍了识字水平的提高和印刷品使用价值的增加。人所共知的具有累积效应的循环因果机制又一次明显地表现出来。

总的来说，整个南亚地区的运输也不敷使用。小规模的内河和海岸船运、自行车运输、驮兽和小船运输在南亚是重要的运输方式。确实在道路十分差的印度，牛车可能还仍比铁路承担更多的货物运输。相对于铁路运输而言，公路运输增加了。仅在少数几个地区，如马来亚的道路建设与机动运输的增长保持同步。货物和旅客运输设施的不断增长是经济进步所必需的，它不仅拓宽了市场，而且也打破了地区孤立。当然，有一个困难是，运输设施高度集中于城市化地区。在巨大的农村地区纳人改善的运输和分布网络之前，地区不平等将扩大，回冲效应将助长乡村贫困持久化。即使在本国员工控制下，工业也将继续具有飞地性质。

如果收入被平均地分配，南亚不发达国家民众的境况也将十分严重。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每个国家的每个居民或收入获得者将得到等于极端低的国民平均数的收人。相反，现存的高度不平等意味着每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被迫靠远低于不充足的国民平均数的年收入艰难度日。不发达国家最低和最高收入集团所得收入的比例大于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高所得税对更高收入课以更大累进的税收，往往使平均收入均等化。在发达国家较低收入的一端，现有的社会福利服务也倾向于均等化。但是，在南亚税收征集松得出名，且现行社会政策本身也往往有利于收入可观的阶层。但是，即使既定的总不平等程度可与发达国家相比，南亚也更糟，因为既定的不平等程度对欠发达经济带来了更多得多的困难，比表面现象更严重得多。

此外，与发达国家相比，南亚的社会经济状况往往静止不变。南亚在特定时点上的收入不平等更持久。在西方社会中，平均收入水平往往不仅提高得相当迅速，而且个人享有更多的机会改善他们的相对收入状况。在西方，提供给最低收入集团中个人的进步机会远远大于提供给南亚相应集团的机会，即使二者都得到总收入的相同份额。西方的特征是不同收入阶层的个人拥有高周转额或流通额，但南亚不是这样。进一步说．在南亚，同种职业或同一部门内的不平等程度看来比发达国家大得多。断定可比职业分类的问题和其他统计资料不足的问题为这种说法提供很多有效的经验证据的可能性。但是，在先验基础上可以预料，在流动性受到限制的地方，其职业和地区不平等程度更高。当经济和社会流动的机会少之又少时，很大的不平等性质的工资与薪金差别显然能持续更长的时间。由于南亚的经济和社会刚性远远大于西方国家，结果是：南亚特定经济部门的不平等比西方更大更持久。

在南亚，低平均收入、收入不平等和社会等级制具有相互因果联系，而社会等级制本身就是不平等的一个方面。在南亚，较穷阶层中间收入不相等程度不可能很大，因为它们的平均收入很接近于仅够生存的水平。因而，印度贫穷村庄的上层成员可能并没有比租赁佃农或无地农民高得多的收入。但这些集团之间也有一个重要区别：前者经常不劳而获，而后者则不然。因此，当社会结构实际上严重不平等的时候，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分配表现出高度的均等。

因此，如果使分配统计反映社会阶层划分的更广泛的事实，则远为突出的不平等就将显现。特别是在南亚的乡村背景中，不平等实际上主要是土地所有制问题――与之相联的是游手好闲和拥有地位与权力。这些经济和社会因素之间具有密切联系。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经常降低了提高生产率的愿望。在努力工作而几乎没有得到更多收入时，闲暇就被评价甚高。一个村子里每个人几乎同样穷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是平等的。相反，他们都如此穷，因为他们都这样不平等。即使在收入不平等小于西方的那些情况下――主要在较穷阶层中间――远为更大的社会不平等事实不仅抵消了这一点，而且保证了刚性和缺乏机会的持久化。

下列证据强化了不平等效应：在南亚一些国家，发展速度稍微加快的地方，少数上层和中间阶层的收入比穷人增加得更快。这里，把今天的南亚和昨天发展中的西方相比较也是不恰当的。人们一般认为，在西欧工业化早期阶段，收入分配变得更不平均，只是在后来。由于副作用的扩散和社会立法的增加，这种趋势才倒过来了。但是，南亚的情况正相反。因为由于城市化和辅助工业的相对增长，不平等程度的明显增加并没有伴随着迅速的增长。

在南亚各个国家的各个地区之间，以及城市和乡村工人之间看来也存在扩大着的不平等。例如。印度每人每月的消费支出估计是，城镇工人比乡村工人大约高1／3，城市比乡村地区多二倍多。在出口大米的泰国，一份曼谷调查表明，城市饮食远远好于乡村。城市的专业人员与工人之间在收入上也存在着巨大差别。在西方国家，专业人员和产业工人的收入比率可能是3或4比l，在亚洲却是15或20比1。

最后，在南亚，经常存在种族界线支配的特种形式的不平等。例如在锡兰，锡兰泰米尔人和印度迁来的泰米尔人之间在平均收入上有很大差距。这主要是由于锡兰泰米尔人中间有大量高收入商人。在马来亚，华人和印度人专门从事种植园工作，或者一般占据了专业工作和商业方面的最高位置，他们和马来亚人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收入差别，马来人主要是在乡村种植稻子和做小土地上的工人，或者是低薪司机、信差和职员。但是，在马来亚、新加坡和泰国的华人中，最高收入者和苦力劳动者之间也有巨大差别。

在该地区的其他国家，情况相似，尽管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种姓与宗教比纯粹的种族差别更重要。由于西方人集中在企业的高薪职位，在所有前欧洲殖民地上，也存在着极端不平等的情况，尽管几个发展计划都已试图限制这些外国人集团，包括“亚洲外国人”。

前述特定的不平等现象都紧紧相联。整个不平等结构是由种姓制度、种族界限、种族歧视、族阀主义以及一整套社会和宗教禁忌支撑的。累积因果关系的恶性循环就是这样被持久化的。现在的制度结构阻碍了社会、地区和职业流动性的增强，使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分隔持久化。这就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

第08章 对外贸易与资本流动

在西欧，出口的增长曾经为进口不断促进发展的资本品铺平了道路。在南亚，种植园和采矿业的投资帮助扩大了这些最初的活动。这就是今天锡兰和马来亚的收入水平超过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原因。在西欧，北美和澳大利亚，工业发展最初是通过有活力的、数量扩大着的国际贸易而发生的。在南亚，该地区原材料需求的增加由大多数来自西欧国家的外国人开办和经营的企业来满足，他们把利润送回国内，从国外带来制成品，很少与本地人同化。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南亚的出口机会还在有利地扩大，但都未能引起该地区经济的全面迅速增长。正如我们已注意到的, 自独立以来，他们已努力使本国能从这些外国支配的企业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因而，自独立以来，这些企业对地区经济的有利作用应该比过去更大了。但是，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扩大着的出口市场中不再有任何重大的刺激作用。实际上，预计对南亚大多数传统出口的需求几乎完全不会提高。不仅大自然在资源方面对南亚很吝啬，而且，现在世界对该地区确实拥有的资源的需求也停滞了。

而且，当不发展概念中固有的所有内部障碍使出口难以扩大和多样化时，工业国家的限制进口政策又加剧了这一问题。西方发达国家都极端频繁地对据说是外国“廉价”劳动的产品实行关税、限额和其他限制。共产主义国家也没有采取能保证南亚大量制造品出口的贸易政策。

如果南亚各国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发展，那末这种发展不会是对外国需求该地区拥有的传统比较优势的产品的反应。这个事实不仅意味着，经济增长是一个比发达国家面对这一问题时更困难的任务，而且也意味着，增长过程本身将有多得多的自给自足和少得多的对外部力量的“自动”反应。发展必须主要立足于内部并审慎地促进及培养，因为相对自由和扩张着的国际贸易具有的自动诱导增长的刺激因素已不复存在。

南亚进出的外贸和资本流动的事实材料较优于其他经济材料，这样，从中得出的结论比较少受限制。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锡兰和马来亚，占有最高的对外贸易比率；而最穷的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占有最低的比率。印度和巴基斯坦出口和进口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低于10％，而锡兰和马来亚超过了30％。由于有种植园和采矿，马来亚出口大于其人口几乎是它12倍的巴基斯坦。

像一般对外贸易比率所指出的那样，外贸部门的重要方面是出口和进口的构成。南亚更特别的是进出口之间缺乏多样化。在五个南亚国家，一种商品占总出口的50％以上；这些国家是缅甸（大米）、巴基斯坦（黄麻）、南越和马来亚（橡胶），以及锡兰（茶）。仅三个国家有一种以上的重要出口。菲律宾出口糖和椰子，印度尼西亚出口橡胶和石油，泰国出口大米和橡胶。只有印度有重要的制成品出口。而且，除了大米以外，这些商品只有很小的国内需求，实际上，它们都是为出口而生产的。这使南亚国家唯一地依赖他们几乎不能影响的外部市场，至少在需求方面是这样。在没有任何国内市场的情况下，他们的经济对外部需求的变化更敏感，因为外国购买下降形成的冲击几乎没有减缓的余地。即使对那些出口很少的国家来说，出口收入的不稳定也造成了国际收支的经常危机，这不仅转移了其他方面发展的注意力，而且阻碍了关键发展品的进口。

有几种类型的进口对发展显然至关重要。其中，我们包括如果进一步削减就会不利地影响营养水平的那部分食品进口。印度、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在不久前就曾处于这样一种状况：几乎没有降低食品进口以增加资本品进口的余地。这样，这三个国家就特别容易受到进口价格提高或者出口收入下降的影响。该地区的其他国家现在没有把他们的进口同样集中在必需品上。只要降低进口能够限于非必需品，其进口下降对发展的影响可能就不太严重。

我们绝不能认为这意味着非必需品进口占很大比例是称心合意的。这可以认为是发达国家普遍丰裕的象征，但在不发达国家则并非如此。如果一个国家很穷，且以这种方式安排发展计划：必需品的进口构成了总进口的极大部分，如印度和巴基斯坦那样，那么，任何大幅度削减进口都将严重地破坏有计划的发展。因此，尽管印度和巴基斯坦在该地区的进出口占国民收入的比率最低，但是，其进口构成对外贸部门产生了其规模不相称的战略意义。像马来亚和锡兰这些国家，由于出口的外汇收入多，不仅买得起外国大量制造的消费品，而且也买得起大量食品。

最近，南亚每个国家的进口单都受到其发展工作的相对强度的影响。较穷的国家被迫大大削减非必需品的进口，尤其是消费品的进口。国防物资开支的增加进一步压缩了这些产品的进口，这些国防物资需要用宝贵的硬通货来购买。印度和巴基斯坦在这一方向走得最远，看来几乎没有余地使他们的进口状况发生重要变化。这些因素作用的结果是，特别是印度和巴基斯坦被迫采取进口替代政策，勉强使用本国的制成品和原材料，或者干脆不用，他们的政策余地一般已受到严重限制。

南亚对外贸易的另一个显著方面是，它面向远距离的国家。巴基斯坦、印度及锡兰出口的大约50％到60％被送往西欧和北美，南越出口的2／3以上和菲律宾出口的70％以上是送到上述这些相同的地区。只有大米出口国缅甸和泰国，以及较小程度上，印度尼西亚的重要出口部分是出口到其他南亚国家的。进口状况同样十分显著，马来亚、新加坡、锡兰和泰国30％到45 既然殖民主义在南亚已经结束，那些负责该地区经济命运的人就把现在的经济结构不是看成是静止的东西，而是看成新的出发点的基础。然而，无论他们怎样努力地追求发所目标，其努力可能受到他们鞭长莫及的因素的阻碍。该地区所有国家都过分依赖外部条件，过去几十年来的外贸趋势以及这种趋势固有的前景对每个国家的增长前景具有十分严重的不利影响。自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以来，世界整个加工品贸易比世界初级品贸易增长更快。由于南亚对这些初级品依赖很大，世界贸易的总趋势就不利于这一地区。而且，自20世纪20年代后期以来，整个世界的国际贸易中，这些初级产品的增长已超过了南亚国家的初级产品贸易的增长，这是重要的不祥之兆。如果我们除掉石油，20世纪50年代末，南亚的出口量看来仍然与1927―1929年相同。如果也除掉橡胶，出口量下降了大约25％。对南亚四种主要出口项目――大米，糖、棉和黄麻――的需求已经落后于西方的经济增长。该地区还受到了合成纤维和合成橡胶增长的损害。还要加上一点的是，尤其是美国和加拿大的技术效率提高、贸易壁垒增加和剩余产品增加所产生的压力。许多使用南亚原材料的行业的经济增长并没有转换为对这些原材料的需求的等量增长。

这种出口全面停滞的部分原因在供给方面。战时的破坏――这在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特别严重――与战后的政治动乱结合起来，阻碍了出口的完全恢复，降低了战后部分时期的总出口。而且，人口增长往往减少了某些方面的可出口剩余。例如，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国内消费已占去了不少黄麻和棉花供应的增长。与停滞的出口趋势相比，进口需要以及实际进口已急剧增加，在至关重要的食品方面，生产增长缓慢，人口增长迅速，结果，出口国只有较少的食品可供出口，而进口国必须增加购买。南亚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还是食品净出口者，现在已因亏空不断扩大而成为净进口者。

概括地说，南亚整个地区在过去30、40年面对出口潜力没有表现出相应的活力的形势，经历了进口需要的不断增加。确实，世界市场趋势造成实际出口收入的剧烈波动，实际出口收入本身从长期来看正下降到增长着的进口需要以下，这就容易把几乎所有南亚国家卷入一系列严重的和恶化着的国际收支危机之中。

南亚对西欧国家出口市场的依赖，即传统的殖民贸易格局，实际上1961―1962年比1948年更大。对共产主义国家的出口现在稍高于战前，虽然真实意义上并不如此。总的来说，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一切贸易一直在高速度增长，而同中国的贸易一直在下降。同对，地区内部的贸易也有所下降。人们已日益认识到，这种趋势连同整个不利的出口气候一起，将阻碍经济增长。这一事实应该对促进地区内贸易的尝试赋予以更大的重要性。但即使本着最良好的愿望和努力，这仍然是一个困难的任务。

普遍缺乏经济增长本身就阻止了这种努力。每个国家都努力减少进口，只进口用于发展工作所需的物品，如资本设备和重型机械等。结果自然是对这种设备也供应不足的其他南亚国家的歧视。由于一个不发达的经济最容易在只需要很少的稀缺资本的那些行业做到自立，结果是促进了同其他南亚不发达国家竞争的行业的发展。而且，殖民贸易政策把南亚国家同宗主国市场联系起来而不是相互联系，因此，运输和通讯网就没有建立起来以促进区际贸易。独立后没有迅速的经济扩张，因此，该地区的国家不具备这样做的适应性。运输和通讯网的缺乏在阻碍区际贸易增长方面具有最大的重要性．

同样，政治冲突和传统的反感也分隔了这个地区。在某些情况下，独立后，冲突和反感还加剧了。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发生战争，这种战争已与宗教对立混在一起，在该地区其他地方也有反应。缅甸人一般不喜欢的印度人现在已被大量地驱逐出缅甸。当通过的法律不利地影响到种植园中的印度泰米尔人，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北方的锡兰泰米尔人时，印度和锡兰之间的关系曾经紧张起来。泰国和柬埔寨之间的不友好导致了关于佛教寺庙归谁支配的争吵。由于种族和宗教区别引起的狭隘妒忌充满了整个南亚。该地区较小的国家也总是对较大的国家疑心重重。所有这些紧张关系都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而且它们并没有趋于缩小。相反，在经济停滞、民族主义情调增加，以及南亚在冷战中同主要强国联盟的结构内，分歧看来在增加。

在贸易方面――定义为单位出口值除以单位进口值――南亚的前景是混合的。但是，没有清楚的证据表明，南亚各国在近几十年里显示出改善的长期趋势。尽管个别国家进展不同，但是，各种指标都说明将来趋向恶化的相同运动趋势，特别是，如果该地区继续严重依赖初级商品进口的话。在这一点上，南亚各国被置于一个更不利的境地。因为发达国家比较能适应相对价格的变化，在价格较低时，他们能够从穷国购买更多，在市场较不利于买者时，他们减少购买。但是，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可以缓和这种效应，发达国家应该帮助降低南亚各国所需要的进口商品的成本。此外，共产主义国家向南亚增加出口已经产生了有助于降低进口成本的竞争压力。

由于出口收入不能与进口需要保持同步，南亚国家就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外汇短缺。因此，他们的发展工作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以优惠条件吸引足够数量的外资的能力。在西方世界，大规模的在外国的投资已逐渐恢复，它们几乎都是直接类型的。但是，作为主要债权国的美国，继续把它的投资集中在南亚以外的国家。但菲律宾、马来亚、泰国、最近还有巴基斯坦已获得了一些投资。到印度和锡兰的投资相对很少，它们曾经一度吸引过外国企业和投资。

由于现有的私人资本很少，帮助南亚国家满足超过他们停滞的出口收入所能维持的进口的迫切需要的主要负担就落到外国政府身上，在后斯大林时代之前，全部落到西方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身上。在战后初期，支离破碎的南亚由于独立斗争而受到严重破坏，援助国的注意力集中在欧洲。在20世纪50年代初，共产主义政府在中国成立以后，美国开始对这一地区表现出更多的关心，这种关心变成日益增加的转让与贷款数量。在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随着冷战变热，美国援助激增。南亚也以逐渐扩大的规模从一些西欧国家的转让与贷款中获得利益。共产主义国家也首次开始以采取增加数量的办法提供信贷。尽管与受援国的需要或者较富国家的能力相比数量很小，但是，当前流入南亚的外国援助与信贷远远超过了该地区过去所得到的总和。

援助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南亚对大国已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同时，内部不稳定和其他因素已造成了不利于外国私人投资的气候。但这种资本运动型式，使这类援助对南亚经济发展产生较小的潜在刺激力。一方面，金融援助的具体配置并没有唯一地与经济考虑相联。例如，从1954年到1958年，老挝和南越从美国得到的转让和贷款总数几乎等于印度和巴基斯坦得到的总数，但是，总的来说，南越和老挝的发展工作几乎无法承受如此重大的援助；印度的人口比这两个国家多许多倍，而它正在对更大得的发展作出努力。

提供给南亚的许多经济援助也附有一些条件。除了影响受援国的政治含义外，转让和贷款本身常常是为特定目的而进行的。有时，提供转让和贷款是为援助国提供橱窗。在另一些情况下，受援国被要求在捐赠国花销他们得到的援助，或者用该国船只装运他们所购买的东西。这类限制阻碍了这些接受国最有效地使用外国资本。这种援助经常同一国政治态度直接成比例地波动。例如，一位首相对美国的批评性演说能够引起对该国援助前景的重新审查。相反，采取强烈的反美政策可能得到苏联扩大信贷的奖赏。从经济角度看，现在的双边援助体系显然有强烈的趋向，这只能被解释为资源错误配置的趋势。说出有多少给予南亚的“经济”援助被放错了地方是不可能的，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其中许多被浪费了，或甚至限制了基本改革。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更大的依赖应该放在国际机构的贷款上，那里，政治因素较不明显。在找到更适当的机制输送大规模的和长期的外援给那些最需要、最应得到的国家之前，这种援助将仍然是不够的和短期的，又特别是将置于当时政治形势支配的剧烈转变之下。

我们在这一章概括的经济现实对大多数南亚国家都是不利的。将来改善的前景看来也令人沮丧。但是，南亚国家必须采取一切措施，披荆斩棘地前进。

我们能够增加新的初级产品，增加可销售服务，诸如旅游业或制造新的制成品而使出口多样化。但是，南亚的资源基础看来不适合于为初级产品供应许多新的材料，除非有新的发现。在今后的20年里，服务业无疑将会扩大，但它们不可能扩大到大幅度地提高进口能力。这就使得制造品成为最好的多样化前景。但是，除了一些产品以外，诸如印度的吊扇和缝纫机、巴基斯坦的板球，当然还有纺织品，南亚国家都尚未能大规模地打入工业国家的制成品市场。

这种境况既有自然原因，也有人为原因。首先，原材料基础相对差。在劳动无效率、工资低、资本不丰裕时，这代表了重要的限制条件。而更根本的问题是难以进入已确立的市场，这对设备最好的国家来说足以成为一个挑战。在南亚，廉价劳动力可能很容易得到，但不幸的是，劳动和管理的无效率以及专门辅助设施的缺乏往往提高了每单位产量的成本，因而抵消了较低工资水平的优势。还有一个问题是，大多数市场大的国家实行进口限制和征收关税的结构。

这样，南亚国家就发现他们处于两难境地：出口收入的增加是维持他们需要的进口所必不可少的，制成品成为出口可能有较大增长机会的惟一一个方面。因此，实现有活力的和动态的经济体系主要取决于这些国家增加制成品出口的能力。但在这一方向扩大又会遇到我们业已列举的一切障碍和限制。

这意味着，如果富国想要南亚国家成功，他们必须让路，不仅废除对南亚制成品的人为限制，而且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为这些产品开辟市场，并保证长期不实行进口限制。这要求富国在研究不发达国家时，要有比他们到此为止表现出来的更大程度的理解，以及抵制国内有力的短期保护措施压力的更大愿望。从政治上来说，富国提供能使他们自己商业界增加出口的转让和贷款较之允许可能不利地影响国内某一工业部门的进口量远为容易。制成品出口的增加还潜在地比双边国外转让和贷款――这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其他缺点――对不发达经济具有更多的刺激作用。“要贸易不要援助”的口号对南亚具有真正的意义。

南亚国家朝着多样化方向努力，通过发展其他市场，有某种增加贸易的小小机会。有三个重要地区能够增加他们的贸易机会：共产主义国家、南亚各国本身、非洲及西亚的不发达国家。

苏联和其他欧洲共产主义国家可能把他们自己的自然资源储备推到极限，他们的工业化努力已使他们处于这样一种地位：他们能够成为资本品的主要出口者，并且，这些出口能够指向不发达国家。共产主义国家又能从南亚进口更多的初级产品或传统产品。因此，共产主义国家和南亚之间大规模的互利贸易看来有明显的可能性。共产主义集团甚至还构成了更大的消费品的潜在市场。苏联自1950年以来消费支出急剧增加，虽然这种增加主要来自该集团内部，但是，也不应该有理由阻止他们从其他国家购买。共产主义国家现在看来在增加他们同南亚一些国家，主要是同印度的贸易中，看到了政治和经济的利益。而且，在愿意为南亚消费品及产品的出口开放国内市场以及提供可用他们自己通货偿还的长期信贷方面，看来他们比美国更灵活。

南亚国家之间的贸易提供了市场扩大的另一条潜在途径。尽管该地区内部存在的阻力影响了直接前景，南亚国家还是能够努力把他们的进口替代工作建立在地区的基础上，扩大南亚一个国家卖到另一个国家以交换该地区内部产品的潜力。例如，在以前进口的产品上，可以联合生产并同单个国家专业化生产一些产品结合起来。如果向世界其他地方的出口不能大大增加，经济压力就将随时间而扩大。因此，更密切的地区经济一体化或合作的愿望将增长。该地区已有了一些合作项目，尽管南亚国家之间存在民族对立，这些合作项目还是有些进展的。湄公河项目和亚洲公路提供了鼓舞人心的例子。

但是，仅仅降低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税还不足以增加贸易。用联合国经济学家的话说，“自由化不能扩大市场，有机化才能扩大市场”。南亚需要的东西是国民计划的协调。最初能够通过一系列双边协定达到有利的结果，例如，锡兰可以保留建立大规模轮胎工业以供应自己和印度的权利，同给予印度供应机床市场的权利相交换。锡兰有橡胶，而印度有大型机床工业的基础。共同计划和放弃现有计划的狭隘民族主义是达到可接受的合作利益分配及补偿缺乏适当市场机制所必需的。在这成为现实之前，当然有许多障碍要清除。在这些情况下，南亚地区一体化的热烈讨论几乎至今还没有产生什么结果，并不很令人惊奇。但是，既然这些努力有如此之多值得称道之处，那么这些努力就不可能会被放弃。而且，其他地方的贸易集团的兴起，诸如欧洲共同市场，可能推动南亚比在其他情况下更快地走向较密切的经济联合。

第三种选择，即同南亚以外的其他不发达国家贸易，暂时看来最为遥远无期。但是，推动南亚内的国家进行更密切经济合作的同一逻辑应该照样适用于所有不发达国家。某种类型的“穷国”廉价品的共同市场有一定的逻辑基础，尤其是当我们记住，他们之间为在富国得到更多的出口市场而进行的竞争，较穷国家更可能是阻碍而不是帮助自己。

这些令人烦恼的世界贸易和区域贸易问题本身足以令人沮丧。南亚的外国投资明显增加的前景也是暗淡的。进口限制、通货管制以及对外国企业的一般限制，使许多私人投资者对来南亚久久举棋不定。但还是有许多人将继续受这种想法的吸引：他们能在被保护的市场上赚钱，并且能从许多努力的副产品中赚钱。南亚商人也注意到，同能够提供机器和其他生产必需品的外国公司合伙是有利可图的。否则，这些商人就难以得到外汇。在南亚，有一种日益增长的看法：外国人参与工业风险经营除了节约外汇外，还有一些利益。特别是，他们能够引进有价值的管理和工程人员以及技术知识。

但是，由于南亚的经济和政治不稳定，我们不能指望，在将来比最近有大得多的私人直接投资。南亚迅速增长的进口需要与停滞的出口收入之间的缺口已完全被转让和信贷形式的公共资本填平了。但是，对不发达国家的金融援助的总结果是已经到了严重的危机状态。捐赠国，特别是美国，正在降低真实项目的援助，降低几个方面的质量。由于南亚贸易状况不断恶化，情况变得更为严峻，还要加上的一点是，对世界银行所谓的“债务爆炸”的担心。不发达国家欠下的债务量不断积累意味着，这些债务的偿还将日益变得难以承受。已很明显的是，应该从贷款转变到援助南亚的最好形式：转让。但是，转让总是比贷款更难让国会或议会通过。还必须日益注意到，不能真正指望南亚偿还它所得到的一切信贷。这一事实应该支持正在进行的如下努力：使向该地区的贷款在利率和偿还本金容许的时间两方面更软。

在这些条件下，进口替代已被视为主要政策方针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虽然很难进入出口市场，但还有国内市场能够为工业增长提供需求基础。削减国外进口不仅节约了外汇，而且建立了使工业化能够出现的保护壁垒。但是，用刺激新的制造来发展进口替代品的计划牵涉到工厂和机器的投资，并经常牵涉到公用事业和运输的建立，在许多情况下，增加了资本品进口的需求，并经常增加了不断进口机器备件、半制成品和原材料的需求。建立辅助工业以替代这些进口又将提高特定资本品进口的需要。

然而，进口替代政策的严重困难是，替代的路线通常不是由合理计划选择的。一般首先出现问题是，国家陷入外汇困难，然后，它往往常被迫采取某种进口管制。由于自然甚至理性的原因，它试图削减最不必需的物品的进口，这些物品因而自动地得到最高保护。从发展的观点看，这是无计划的保护。 最后，我们应该强调，南亚各国在进口替代方面的努力，如果没有以提供更合理的区域分工这种方式来协调，可能会摧毁地区一体化的事业。发展来自邻近国家的进口替代品，诸如食品和纺织品通常最容易。但是，即使在新行业方面，一个国家的进口替代也可能普遍存在而对地区协调没有任何考虑。当所有国家都想建立钢铁厂时，能够生产最廉价钢材的国家在地区内部发展出口市场的可能性就被排除了。

对本章提到的任何问题都没有轻而易举的解决办法。所有的政策途径都受到严重限制。每种政策途径对其他政策方面都产生重大的、经常是不利的反应。显然，南亚各国在实现人人出口成诵的“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努力过程，面临一个比现在所有西方发达国家在一个世纪或更早以前所面临的根本上更艰巨的任务。

第09章 制订计划的思想的传播与影响

制订发展计划的思想可视为一种理论，并能根据政治行动来检验其一致性、现实性和可行性。而这种思想的传播和影响本身同时就是现实的一部分，一系列社会事实有其原因和结果，对这些因果应该像其他社会事实一样予以研究。

经济计划的基本观点是，国家应该在经济中起积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国家通过其自身的经营和投资行为，及其对私人部门的各种控制――诱导和限制，将启动、鼓励和指导经济的发展。这些公共政策措施要合理地协调，并且在规定的未来若干年以内，协调就应清楚地体现在一个全面的计划之中。

因而，在其所有表现中，计划的整个综合思想就本质而言在方法上是理性主义，结论上是国家干预主义。它使人们相信，政府干预能够促成或加速发展。特别是，经济条件不一定原封不动或者仅仅在“自然力量”的支配下演化。相反，据认为, 这些条件及其演化应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以便经济体系能依照有目的地制订且合理协调的政府政策朝所要求的方向运动。这些政策的策略将作为一套政策推论出现，推论来自对一国状况之实际的合理分析和一些发展目标的部署。在南亚地区，所有要求国家经济计划的国家原则上都同意它应该有利于普通人民，集中于提高该国最贫穷阶层的生活水平，并表达整个国家的意志。

这种理想主义和干预主义的国家经济计划思想体现了与过去的彻底决裂，因为南亚国家――外国飞地以外的南亚国家――曾经是，现在仍然是停滞不前，大多数人的观点是传统的，倾向于原原本本地接受事物。它出现在这个落后于时代的世界，人们沉睡了几个世纪之后仍然浑浑噩噩，使国家经济计划的挑战更富有戏剧性。

观念上，一旦人们接受了通过合理协调的政府行动诱发变化的可能性，南亚大多数社会和政治条件看来就不佳了，需要改革了。超越纯“经济”的变化终于被视为合乎需要的政策目标。生活水平应该改善，应减少社会和经济等级制的不平等和刚性，各种机会应更广泛地向每个人开放；全体人民的参与应得到加强。旨在改善某些不良条件的政府政策，除了它们的独立价值以外，通常还有一个工具价值（instrumental value），因为它们往往在合乎需要的方向上也改变了其他条件，其他这些条件的变化因而成为，达到经济发展的手段。因果关系是循环的：各种“非经济”条件的改善不仅使“经济”发展成为可能，或加速“经济”发展，而且引起的“经济”发展往往同时会改善其他“非经济”条件。

计划以这种方式成为现代化思想的智力模型――总的模型。民族发展的要求包括最终囊括了所有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改革的努力。经济发展因而被理解成“人的”问题。发展计划经常明确地把计划定义为改革所有不令人满意条件的全面尝试。这一看法也反映在大多数计划的主要目标与抱负之中，这些目标与抱负超越了狭隘义上的“经济”政策。

从表面上看，至少计划思想现在在南亚各国居于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它提供了关于社会和经济问题的许多公开讨论的权限――这些讨论见诸这些国家的报刊文献中、知识分子和政治领导人的声明中以及审议机构的讨论中。这些国家或那些在其中有完全发言权的个人在不同程度上都变得“有计划意识”。在这些不发达国家已出现了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且还假定，国家关心的就是通过计划促进发展）。就非共产主义世界而言，这是历史上崭新的事件。即使初始条件没有任何其他区别，单单信奉这种思想就使下列假定不恰当。南亚各国将走一条与西方世界类似的发展道路。

只有少数几个南亚国家进行了认真的尝试，把其经济生活置于国家计划的约束之下。即使在这些国家，政府协调控制的范围和效果也不大。但是，计划观念代表了政府及其反对派相当普遍持有的关于应该怎样看待政府政策的态度。即使几乎没有什么实际计划，且更谈不上执行时。计划思想也有助于使干预主义做法合理化。在经济有一些进展时，它们也是作为计划成功的结果而出现的。当需要紧缩和牺牲时，它们也是以计划的名义进行的，就像计划被用来掩盖生活条件改善缓慢和发展进程缓慢一样。

这样，计划思想倾向于提供每项公共政策辩论的范围条件。西方国家一般往往贬低他们实际上拥有的经济计划，且尤其是美国，总试图使自己相信它的经济是“自由经济”时，南亚各国往往大肆渲染，伪称他们的计划比实际达到的更大。他们已经把计划作为一个观念接受下来，却未能将大部分计划变成现实。

当人们考虑到这些国家的赤贫状况时，经济发展――虽然不一定要靠国家计划来促成――的需要是不言而喻的。通过协调的计划进行大规模的国家干预是需要的，以促成这种经济发展，上述更进一步的看法源自下列认识：在西方世界已迅速发展了许多代人时，这些国家长期以来仍处于相对停滞状态。一个强大的诱发动力被认为是结束这种停滞和产生经济进步所需要的，这种动力显然不会自发地到来，至少不会尽快地到来。

对发展所需要的实际条件的更深入的研究加强了这一论点。我们已经发现，今天的南亚各国和处于可比水平时的西方富国之间的差别是根本性的，并且具有使南亚各国发展更困难的性质。实际上，除非有力地运用新的要素即国家计划，这些差别将使这些国家中的许多国家发展成为不太可能。

通过计划进行迅速和有力的国家干预当然有很多原因。不断加速的人口增长，逐步地降低生活水平并阻碍着发展。如果人口静止不变，就会有自发发展的较大可能性。其次还有资本稀缺，贸易状况也不利。这个清单还必须加上私人部门相对缺乏经营才能和训练，富人不愿把资金冒险进行生产性投资，而是进行投机和赚钱快的风险活动，最后，大型企业有获得过度垄断或寡头垄断的趋势。由于这些原因――它们在几个南亚国家的程度各不相同――国家将经常发现有理由使工业本身开始发展，或管理和控制企业经营活动以实现合意方向上的更快发展。

大部分地实现社会与经济平等和福利的理想――它们在所有南亚国家都被宣布为政策目标――的企图也会使大规模的国家干预成为必需。尤其是穷国，这种政策需要计划，并同总体计划中的．其他所有措施相结合，以便产生效果并促进而不是危害经济发展。一般地说，如果要实现发展，承袭的不平等和刚性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需要通过协调的政府政策加以缓和。在每一阶段，也能够期望教育本身有某种教育作用。拟定一个计划，广泛地予以宣传和讨论，应该有助于诱导人们从手段和目的来合理地思考问题。南亚所有领导人都知道，发展需要人民的生活态度和工作态度的根本变化，传统主义的桎梏必须打破。

我们已试图从南亚各国本身的条件、问题和人民的利益角度来予以阐述的国家计划的论据，对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最穷、人口最多的国家来说最有力。锡兰平均收入较高，但人口增长十分迅速，工业化的自发力量――在种植园以外，扩张可能性有限――十分微弱，因此，即使在锡兰，制订计划的理由也十分充足。像马来亚和泰国这样的国家或许有较多的自发发展的潜力，与西方历史上的形式有点相同。但是，人口迅速增长也使这些次等贫困不堪的国家处于必须实行大规模计划的境地。不过，马来亚似乎特别有较为理想的半自发型的发展前景：它的收入水平高得多；与人口规模相比，自然资源还很丰裕，虽然人口正迅速增长；出口的希望看来稍微光明一些；大量的华人提供了该地区罕见的工业企业。只要马来亚能够在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之间保持适度的内部团结和政治稳定，那么它将比其他国家具有更大的可能用不着高度的国家计划而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至少在不久的将来是这样。

成功的经济计划需要一个稳定而有效的政府。而同时计划本身成为达到国家巩固的基本工具：首先，因为它将创造一个阐明政府政策的制度结构；其次，因为在计划成功时，结果是更高的经：济水平、人民更大的机会，以及国家更大成就的象征。

以抽象的措词概述南亚国家经济发展计划努力的理论基础这一尝试当然并没有说明计划思想的实际出现和传播。实际上，这些国家或其领导人对他们的状况简直没有形成一幅清晰的图画和得出这样的逻辑结论：他们需要国家计划来克服困难和尽可能快地发展。计划观念的传播有更复杂得多的因果关系。

首先，甚至在领导人中间，对这些国家真实情况的了解不但不完全，而且偏向于乐观主义。例如，大多数政府官员长期没有现实地注意到人口趋势的严重含意，甚至在今天，当开始把人口增长作为抽象事实接受时，其严重含意也很少被充分认识到。人们怀有各种虚假的观点以对抗真相。在其他大多数不利条件方面可以看到类似的倾向。由态度、制度和低生活水平造成的扩大生产的限制和障碍本来应该推动更透彻得多的补救措施。但它们一般都被置于计划的核心之外；根据就业、储蓄、投资和产出来推理的战后常规方法的应用助长了使这种普遍的偏向合理化，在计划中进行的一切估计的误差因而获得了系统的乐观主义偏向。此外，那些为新国家思考、演说和行动的人――政治家、计划者、行政官员、专家、实业家和商人――只是总人口中的极少数上层人物。他们形成了一个相当隐蔽的圈子，生活十分舒适，他们一定倾向于用一套幻想来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

但在注意到这一切以后，事实仍然是，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面临的困难十分不同于西方国家曾经面临过的困难，在许多方面大得多，以至于他们最终会倾向于对他们的状况作出一个不同的估价和不同的政策结论。一个包括许多其他结论的这种一般结论是，经济计划的必要性。上面列举的国家计划的逻辑理由最终以这种方式作为原因而起作用。

支持这些信念的是殖民时代和殖民前时代遗留下来的家长式统治的倾向和格局。在整个南亚，对于政府官员能够做什么存在着一种特别的期望，以及该由他们为人民作组织工作的感情。这种代代相传的对权威的依赖是地方自治和合作的巨大障碍。但它至少有助于使较低层的人服从计划思想。与这一点一致的是官员们容易进行控制和指导。在南亚，行政官员――如果他们认识到需要变化――都往往是“计划者”。

在这些行政官员中间，来自共产主义世界的思想影响，特别是关于计划和国家指导私人企业方面的影响，是强大的。对南亚最早的计划者来说，国家经济发展计划具有明确的激进的（社会主义的，通常是马克思主义的）动机。对在南亚所发展起来的计划思想来说，马克思的思想方法具有某种一般的重要性，因为这种思想方法强调经济因素和注意社会力量以及整个社会体系的一般相互依赖。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后期阶段的帝国主义理论对南亚思想中暗含的教义具有更大的和更具体的影响。

南亚知识分子正从相反的方向注意到，在西方国家协调的政府政策中计划逐渐展开的情况，这些西方国家都已不同程度地成为福利国家。这种趋势具有的影响与共产主义世界产生的影响并无很大不同，至少在国家计划的好处和有用性的总看法方面是这样。

总起来说，在思想方面，令人惊异的是，对这种计划实际上几乎没有明显的反抗，虽然对计划中的特定政策及其执行与不执行有理所当然的大量反对。不过，情况可能是这样：具有传统理想色彩的先入之见，特别是那些宗教和社会性质方面的先人之见，以某种方式降低了有意识地诱导变化的渴望，这种有意识地诱导变化正是计划思想的精髓。我们对这一点或民众对计划思想的接受程度知之甚少。在南亚和西方，当然还有在共产主义世界。这样讲和写是十分普遍的：好像大众突然从几个世纪的沉睡中觉醒，并已理性地开始要求迅速发展以改善悲惨的生活。“提高预期的革命’这个术语就是这种思想的表述。但是，这种看法代表了对停滞社会状况的完全误解。知识分子及商业精英与民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社会和心理差距，而这常常使上层社会把这些精英本身在被迫以同样方式生活的情况下可能将有的态度归于民众。

实际上，我们在南亚看到的是，少数知识分子精英接受了计划思想和现代化理想，并且试图在人民中间传播这些思想。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这些传播努力中计划思想将发生什么变化。过去遗留下来的家长式统治和独裁主义格局有助于民众接受计划思想。我们也必须假定它们影响了其内涵。人民被引导到期望或要求政府为他们做更多的事，但没有表现很多改变自己方式的意愿。这无助于发展事业，因为停滞贫穷社会中的计划必须旨在促使人民自身的态度理性化，特别是劝导人民更努力地工作以改善他们自己的命运。

计划思想的影响和一国相对程度的贫困及相对程度的缺乏自发性发展之间有一个必然的结果。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政治领导人更多地意识到需要计划工作。另一方面，马来亚、菲律宾和泰国的更有利条件使政治领导人自然更相信市场力量。计划的实际成就与中央政策的力量和国家巩固的程度甚至更有力也相互关联。这些因素决定了政府能够关心经济计划的程度和有效行动的可能性。计划本质上是要求一系列鲜明政治决策的政治纲领。

印度尽管贫穷，但比该地区其他国家更为巩固，政府更为有效。在巴基斯坦，认真的计划开始于1958年军政府上台，军政府至少暂时对该国实行了更多的指导和约束。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的计划工作仍然很不成功，这一事实显然与这些国家的起义与旨在保持团结和有效政府的持续斗争有关。

计划和发展的水平与理性主义思想和知识分子的影响水平也相互关联。印度在这方面又处于领先地位，锡兰、菲律宾和马来亚紧跟其后。缅甸和印度尼西亚较低水平的公开讨论――很受传统限制的束缚，并经常受到离奇的民族主义和宗教口号的标榜，且一般更易动感情――不能仅仅用“政治困难”的字眼来解释。更准确地说，它们的困难之所以有很大程度的增加，是因为：或者缺乏受过高等教育的有理性的而且富有在殖民政府和行政机构长期工作的经验或具备专业资格的人士；或者是主要受过充当密谋者、阴谋家、鼓动者和斗士等训练的人进入了国家领导层，而且为数甚众。

但是，在整个南亚，计划思想已支配了有发言权的上层，提供了公开讨论的形式和方向，并已导致政府计划机构的建立。

印度和巴基斯坦进行了认真的和经常的尝试，检查计划的完成。确实经常达不到计划规定的目标。但是，这并不是否认，在印度像该地区的惟一国家巴基斯坦近年来那样，计划已成为国民政治生活的重要部分、民族信仰的原则。毫无疑问，印度实际计划取得进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种对计划思想的强烈认识。但同样肯定的是，这种政治发展又加强了计划思想的控制。在印度及最近在巴基斯坦，当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牢固地确立了计划观念时，计划便成为具有自身动力的生意兴隆的商行。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它意味深长。计划随后创造了新的制度，更重要的是改变和影响了现存的制度，有助于现存制度的进步。该国越来越多的有发言权的上层人物在计划中获得既定利益。由于效果日增，计划思想成了一切公共政策讨论的参考标准。政府及政府官员也参与其事。并开始作为巨大计划机器的一部分运行。拟定、论证和执行计划成为政府的主要功能之一，所有的政府政策越来越多地以计划形式出现。

计划要有效果，就必须不断地协调竞争利益和决定它们之间的优先顺序。在南亚的条件下，当计划成为生意兴隆的商行时，它主要由中央政府同有选举权的州政府和商业界协商组成。同时它所面对的“民主计划”必须得到地区和职能组织的同意。新产生的集体制度和修改后的老制度都成为制度的基础结构的扩展部分，它旨在作为人民参与计划和在计划中合作，特别是执行计划的工具。当然，该国较上层的有组织集团，尤其是商业、工业和单个大企业中的那些集团．更容易作为计划参与者卷入。参与的方式也就变成谈判，这对生产和贸易大规模国有化来说是惟一的选择。最终结果是妥协，对有组织的私人商业界给予考虑。但无论结果是什么，在这种谈判和讨价还价的过程中，这些利益集团成为制度体系的一部分――又受到作为生意兴隆的商行的计划的影响。

人们对于实际遵循的政策总有反对，这种反对总是由发现自己在某一方面受到忽视的利益集团滋生的。但是，这里更重要的是，政府是否只遇到关于一些具体问题的分散的反对，或者是否与专门限制计划活动、因而反对计划思想本身的很巩固的利益集团相冲突。系统的反对也可以预料会来自相对富裕的集团。首先，计划最可能通过过多的直接与相机抉择的行政控制冲击他们的活动。其次，整个南亚的计划思想承担着改善民众福利的责任。但是，一个事实是，这种激进主义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没有遇到很多思想意识方面的反对。

穷人并没有得到计划政策的大部分利益，即使这是公开宣布的目标与动机。相反，利益归高居他们之上的阶层享有。更一般地说，推行的各种政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导致较大的经济平等和削弱经济权力的集中。实际权力构结的这种反映说明了为什么较大平等的诺言没有导致上层社会对计划的大肆反对：南亚已有的计划一般向来符合他们的利益。“社会主义”特别是有计划地扩大公共部门也还没有触犯位居民众之上的大企业或任何其他集团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商人和其他天生的保守集团为什么没有更多地反对平等化和社会主义的口号，反对南亚计划思想说法中隐含的控制这个问题，就不难理解了。事实是，这些政策或者符合他们的直接利益，或者对他们干扰很小。曾出现过的反抗，主要用来使政府保持警惕，警告它不要冒更激进的风险。

上述关于作为生意兴隆的商行的计划的议论，特别是在印度，是用过去时（未完成体）表达的。因为在60年代中期出现严重经济灾害的情况下，计划曾有三年的中断。印度现在正试图回到五年计划路线上来。如果它成功了，已确立的计划形式就会恢复。

在西方国家，今天也有大量的全面经济计划，虽然这种趋势的加速发展只是近几十年的事。西方国家的经济计划已成为与更成熟工业社会的出现有关的工业化，与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化的结果。在南亚不发达国家，计划却是在工业化以前或工业化的很早阶段运用的。而且，在南亚，计划在原理上和方法上都被认为是，首先进行有组织的控制和干预行动，然后辅之以市场计划，不能像在西方国家那样让它通过“自然的”过程随实际需要而成长。因此，南亚的计划并不是发展的结果，而是用来促进发展。它被当作前提条件――实际上是下列假定促成的：不能指望自发的发展。因此，该地区不发达国家被迫采取从西方历史来看是走捷径的办法。

根据南亚情况的必然性，南亚各国的计划变成纲领性的东西。这与西方不同，这是由下列事实造成的：计划是早先引进的。其情况的必然性也意味着，这种计划由于成为纲领，原则上应是全面而完整的，而不像西方那样是具体的、局部的和零碎的，特别是在早期阶段。

但是，在共产主义世界，纲领性和全面的计划已被用来从不发达状态促进和指导经济发展，这也是南亚各国所追求的。可以很准确地说，南亚不发达国家正试图做的事是、使用共产主义的纲领性和全面性的国家计划方法的原理，而又避免一些共产主义国家使用这些方法的条件。

南亚各国都专心于“民主计划”。在政治民主已经动摇的地方，甚至在那些已经受到军事独裁统治的国家，政治领导人也没有承认或准备强行推行共产主义体制的纪律。除了这些根本性的政治限制以外，他们的经济制度也有差别。他们不像共产主义国家那样，使生产国有化，使国有企业和集体主义占统治地位。他们也没有以国家垄断形式组织对外贸易和交换关系。

因此，他们的经济计划是第三种类型。既不同于西方世界，也不同于共产主义国家。

第10章 平等与民主

南亚各国已经接受了发展计划的思想，更根本的是，他们已把经济发展视为国家关心的事情，因而视为一个政治问题。这是使他们的状况不同于处在工业化初期的西方国家的一个重要事实。另一个事实是南亚信奉平均主义，这是其计划思想的组成部分，这种思想又必然以各种方式在解放运动中发挥作用。

根据民族气质，对平等理想给予正式认可，无论其对政治行为的影响程度如何，总意味着南亚国家同西方国家的相似之处。但是。牵涉到一个时间范围问题。当西方国家进入迅速发展时代之际，社会福利国家的概念还在孕育阶段。它包含在学者的抽象前提中和造反者的想象中，但没有成为既定的政府政策宣言的一部分。统治阶级认为它是危险的。一言以蔽之，对南亚前工业国家来说，他们自己在政治上信奉平等学说是在苏联以外史无前例的行为。

在所有阐明发展目标的计划中，平等思想处于显著位置。由于计划经常集中注意发展的经济方面，它们强调收入和财富的均等化，以及更普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均等化。其他福利理想通常安排在独立的几章里，如果它们也包括在计划里面的话。更大的社会和经济平等的部分理由，当然是普遍的智识化感情：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它是一种具有独立价值的内在美德。这意味着，理性的动机在一定限度内将支持更大平等的要求，即使它只能以较慢的经济发展为代价而达到。但是，从广泛的社会观点看，显而易见，在南亚，特别是在一些最穷的国家普遍存在的不平等类，型，常常阻碍了经济进步。在这种情况下，平均化对发展既有独立价值，又有工具价值。

传统社会等级中固有的所有这些不平等都被认为是发展的障碍。印度的种姓制当然是一个明显的障碍。它强化了社会各阶层普遍存在的对体力劳动的轻视和厌恶。由于正统的印度教徒不仅把进行这种劳动的人，而且把他自己种姓以外的一切人都看成是圈外人，它也歪曲并否定了一般人类兄弟般的感情和同情心。

当人们普遍同意更大的平等应该是计划的最高目标时，实际的发展通常趋向于加剧不平等。在这种情况下。流行的理性化就把这一目标的实现推迟到经济已有大幅度增长的阶段。据认为，不平等的增加在“发展中国家”是自然的。普遍观察到的事实支持了这种思想：历史上的经济发展通常导致了财富和权力的更大集中，以致有时会得出这种推论：这个结果是不可避免的。关于这一点人们常常提到西方甚至日本的经验。但是，就其本身来说，这些历史比较并不一定是有意义的，因为在南亚的情况中有一些独特的因素。因而可以假定：南亚的发展将由计划促成，这种计划又趋向于实现平等化理想。

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均等化和经济进步之间是否存在冲突――即均等化是否必须付出进步缓慢的代价。尽管对南亚有关的经济因素及其关系还缺乏详细的了解，但是，我们能够列举那里的大量情况说明，均等化的增加将比在西方国家更多地帮助发展，而不是阻碍发展。

一方面，经济不平等是社会不平等的原因之一，反之亦然。因此，经济不平等的缩小往往会使社会不平等缩小，这对经济发展将会产生有利的作用。此外，低生活水平和低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一个类似的相互联系。因此，鼓励较低阶层的基本消费的措施将增加劳动投入，提高劳动效率并增加生产。把发展简单地视为投资函数的战后常规方法，从上面这两种重要联系中抽象出来，因而这就可能使人们相信，发展不仅能够在没有平均主义的改革的条件下发生，而且，不平等的增加甚至可能是经济增长的条件。

当更大平等的最高目标被保留，而同时以这种倾向性的方式探讨发展问题，结果就可能是混乱的、机会主义的想法，掩盖了不符合平均主义理想的政策。甚至当改革明显地是由这种理想推动的时候，它们不是依然无效，就是反而有利于不那么穷的人。广义地说，各种援助计划、土地和租赁的改革工作以及村社发展和合作计划就是这样。当然，从长远看，提高健康水平和初级教育水平的努力应该有平等化的作用。但即使在这方面，也只有一小部分政府支出被用于最需要的地方，特别是教育制度一般严重地不利于较低阶层。

完全不受政体支配的南亚各国，受到上层阶层及构成上层阶层大部分人的各种集团内部以及集团之间妥协与和解的支配。这个上层阶层成员称自己为“中间阶层”这一事实是重要的。特别是在印度，政府已试图用各种手段，包括累进所得税。来限制土邦主、地主、工业和金融巨头们的权力和财富。乡村中的上层土地所有者、商人、放债者、一般实业家和中下级公务员，都把这些政策看成是建立更大平等的尝试。这些政策有时十分有效。在公开讨论中，人们普遍认为，更多地考虑“中间阶层”会有利于实现平等的目标。真实的情况当然是，在印度背景下，这个“中间阶层”显然是一小撮上层阶层的一部分。如果在平等的事业上要有真正的进步，需要援助的就是较低阶层。

关于印度所说的情形也适用于该地区其他国家。在巴基斯坦，即使没有种姓制度的刚性，不平等也一样显著。这里，整个上层阶层相对地不太关心社会和经济公平――或至少相信，激起这个问题的舆论是不明智的。在锡兰和马来亚。以及在大多数其他东南亚国家，平等问题由于存在印度人和中国人等少数种族集团而复杂化了，其中一些集团占据的地位，对大多数人的集团来说是特殊的。缅甸和印度尼西亚表示要采取激进计划以促进平等。但当内外政治问题增加时，对这种事的兴趣也就淡薄了。

政治民主的理想与社会经济平等的理想密切相联。我们所说的政治民主是指一个体系，其中，行政官员对人民的愿望负责，人民的愿望由普选权下的选举、独立的司法制度和保证广大范围的公民自由来表达。更大的社会和经济平等的吸引力的一部分在于：没有这种平等，政治民主就不会实现。但是，尤其在独立前的日子里，它也经常被视为实行社会和经济革命，或者使社会和经济革命必然发生的基本手段。在印度，不仅尼赫鲁和国民大会中的社会主义派别，而且其他人也都坚信，给贫苦大众以投票权会导致激进改革。

从一开始，信奉政治民主就被南亚各国领导人普遍接受。他们选择的形式借自西方国家。而西方国家又认为这种选择不但是值得称道的，而且是完全自然和正常的――一个不可思议的种族中心主义和缺乏历史眼光的例子。在南亚急变的时期，西方对于这种政治发展形式等于什么，它是否会起作用，以及它将何去何从等几乎没有进行任何现实的讨论。甚至现在也很少。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到中欧、东欧和南欧新生民主国家所发生事件的回忆，可能会引起某种不安。但是，即使有这种不安也没有表达出来。

下列事实几乎没有给予考虑：当前方国家处于相应的不发达阶段时，他们的政治结构十分不同。当已达到比较高级的发展阶段时，甚至今天在西欧民主国家长大的青年人，对于只在几十年前他们自己国家的选举权怎样受到限制也不清楚。在工业革命时期，一些西欧国家曾有过议会政治制度，即投票人选举区的代表剧。但它们远非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实际上，历史没有提供任何这样的例子，高度不发达的国家在普选权基础上建立持久的和有效的政治民主。同样，没有一个国家在已受到堪与南亚各国相比的贫困与不平等程度之苦时，还试图实现福利国家的平等理想。

享有普选权的充分民主只有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才能成功地进行试验，那时，已达到较高的生活水平和识字率，存在相当高度的平等机会。这样，普选权的最终实现就是教育、民众鼓动、组织和首创精神的胜利。在南亚，政治权利从来不必争取，它由居高位者施与，而不用大众去要求。缺乏源于旨在组织自己，运用新的权利以增进自身利益的斗争的刺激。今天，南亚各国仍然面临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问题：怎样同化绝大多数人，使他们自认为是并以行动表现为国家建设过程中责无旁贷的参与者。

所以，南亚新独立的国家能够建立充分民主或维持民主的这种最初希望并没有充分的根据。这些国家中有四个国家还维持了十分稳定的议会政体。其他国家已受到某种形式的独裁主义统治。在任何国家，都还没有出现影响深远的社会或经济改革。印度处在另一个极端，拥有建立在普选权和较多选民人数基础上的牢固的议会政体。但是，尽管这样，民众更多的还是政治的客体，而不是其主体。他们仍然是被动的和不活跃的。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利益，也没有组织起来保护这些利益。他们并没有行使权力。印度的民主已证明是异常稳定的，但这主要是停滞中的稳定，所谓停滞当然指的是关于需要改革该国刚性的不平等结构方面。

锡兰的议会民主一度沿着井然有序的路线前进。但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后，它以一种无责任感的和混乱的方式运行，政治陷入种族的、语言的和宗教的感情之中，激进的民族主义猖獗起来。但它并未受军事独裁的影响。这可能主要是因为这个事实：它的军队少，并且没有巴基斯坦或缅甸军队拥有的那种地位。仅有马来亚和菲律宾是该地区保留了议会政治的运行体系的其他两个国家。但是，在马来亚，政治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层马来亚人和华人及印度村社之间利益的巧妙平衡，大部分取决于享有重要政治利益和特权的马来亚人能否在更活跃的和受到更好教育的华人不能忍受他们现在所处的次要政治地位之前，改善自己的社会和经济状况。菲律宾的稳定甚至更明显地依赖于高度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如果能言善辩的菲律宾人获准表达他们对民主自由和民主过程的热情，那么，或许就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向操纵政治权力杠杆的地主利益集团和联盟的寡头政治集团提出严重挑战。

在其他国家，由于各种原因，政治民主不能扎根，而被某种形式的独裁主义政体所代替。上述变化之所以通常得到宽容那是因为：实行政党制的政治民主，不但腐败无能，而且破坏民族团结。巴基斯坦民主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这个事实：穆斯林联盟不像印度国大党那样，并没有从思想上或以其他方式准备以议会方式处理公共问题。缅甸和印度尼西亚在试图设计一个议会政治制度时经历的许多困难，也可以追溯到类似的事先无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泰国采取了西方式的议会政治，以随机调整来适应西方民主政治支配的国际形势。由于该国的独裁主义传统，民主深深扎根的机会很小。法国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统治的独特性质，以及法国被迫离开的方式，几乎没有提供在这些后继政权中实现政治民主的任何希望。

从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保留民主政治形式的国家和那些走向独裁主义的国家之间的差别比实际存在的更显著。不能说一种政体已证明比另一种更有助于推行经济和社会改革政策。相反，该地区的各种政治体制在它们无能或无意开始根本改革和实行社会纪律方面明显相似。在这个意义上，无论实行民主还是独裁，它们都是“软国家”。

在南亚一些国家，走向独裁主义实际上很少是由外部影响造成的。法国政治不稳定的补救方法是求助于军人戴高乐以恢复政府的作用，这一事实增添了人们对避开选举议会的直接统治体制的敬意。南亚并不是没有注意到法国的这种发展一开始就受到了其他西方国家的普遍欢迎。

但是。国外的影响基本上不是颠覆该地区政治民主的决定性因素。南亚民主的一个根本弱点是，它是自上而下的，没有经历大部分人民的斗争。该地区的民主已经动摇或失败时，从来不是因为大众已经组织起来捍卫自己的利益，因而迫使贵族也采取自卫行动。换言之。南亚的政治发展格局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模式几乎毫无一致之处，民众多半依然态度冷淡，而且四分五裂。

这并不意味着人民对现状感到满意，情形远非如此，特别是在印度、巴基斯坦和菲律宾，民众极端贫困。在乡村穷人中，经常表现出怒形于色的不满。但在政治上，它是失败的，不存在个人进行有效抗议的途径。

鉴于南亚国家在试图建立真正的西方式民主中所经历的重重困难，值得提出疑问的是：他们是否不应该去重复西方发展的早期阶段呢？他们不能努力建立一个牢固的上层阶层政体，诸如西方国家在工业化时期的那样的政体吗？可以证明，在受教育、财产和收入条件限制的选举权基础上进行选举的代议制，将更有希望有效地运行并产生借助于稳定给予大量公民自由的政府。只将选举权仅限于有文化人范围之内可能造成一个重要差别。而且，这种制度的发展前景是显而易见的，因为选举权的逐渐扩大将自然紧随识字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来。

对上述问题的简短回答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使该地区的新国家能够经历西方国家的政治演化。南亚还没有任何限制选举权的企图，民主观念也还没有放弃。甚至在这些理想勉强实现时，它们的影响和声望是如此之大，以至能阻止和平与稳定的上层阶级政府的产生。

一旦普选权被接受为道德原则，西欧式的半民主上层阶级政府就不能产生了。从充分民主的退却必须一走到底，必须否定每个人的选举权、或者贬低选举议会，使之变得无关紧要。只剥夺较下层人口的投票权可能会被视为较不“民主”，此举无异于扬恶抑善。整个趋势提供了说明思想力量的例子，即使当这种思想力量被扭曲的时候。用适当的历史眼光来看，这些独裁政府可视为这些国家没有而又不能产生的政权的替代物形式――也就是可与工业化之初的西方国家相比的、稳定的上层阶层政体。

像贾亚普拉卡什?纳拉扬和前总统苏加诺这样的批评家依靠的是一些殖民时代以前的浪漫的乡村民主观念。他们关于政治重建的思想已带上了关于其人民的相互合作和和谐的特殊天才的黄金时代神话的色彩。巴基斯坦的阿尤布汗几乎是惟一反对应用西方民主的人，更多地谈论人民的政治不成熟性，而较少地谈到人民的“天才”。这些思想的结果是：所有的政治体制形式――“指导下的民主”舆论政治、间接选举和直接独裁统治――都建立起来，以代替立足于限制选举权的代议政治。

但是，这种政体的稳定性要以存在稳定的上层阶级社会为前提条件，在这种社会，统治阶级对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满怀信心，并感到内在的安全。在印度，这种社会的基础被独立以后不久实行的反封建改革削弱了。更重要的是，它被政治民主、平等和计划等思想的传播摧毁了。这些思想获得了对上层统治阶层的一定控制作用，至少扰乱了他们的自信心。

在独裁统治代替议会民主的所有情况下，武装力量都是这种代替得以实现的工具。可以证明，这有一些优点。武装力量至少必须按照合理的计划行事，他们还有纪律基础。如果这些政府的军事领导人真正致力于减少阻碍进步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那么，从现代化理想的角度看，军事独裁或许是可取的。但是，军队领导人往往来自特权阶级或者打算同这些阶级联姻。并且，为了有效地统治，他们总是被迫同企业与土地所有者集团以及较高级的文官联盟。这经常导致上层阶级的控制活动。

因而，军事独裁是否有利于发展是不确定的。也不容易看清南亚各国政治上将飘向何方。所能肯定的是，他们现在拥有的或将要形成的民主或独裁民治（authoritarian popularism）形式极不同于西方国家处于同样历史阶段时的政治制度。我们又一次必须视南亚为第三世界。

西方国家对南亚政治民主命运的反应是克制的和矛盾的，主要因为冷战的考虑。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美国，有一种普遍的担心：害怕南亚，甚至害怕所有的不发达国家将走向共产主义。人们普遍假定：如果穷国没有经历十分迅速的经济发展，如果发展的果实不是由民众享有，那么。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很大。所以，当独裁出现时，只要它们是反共的，一些西方评论家就不愿批评它们不民主。在更令人尊敬的知识阶层已日益认识到，在南亚的普遍情况下实现民主理想有巨大的困难。西方作家一直试图对政权形式保持更中立的态度，对从计划角度看的效率更感兴趣，虽然他们不断表明偏好民主。不过，最经常讨论的政治问题仍然是，这些国家是否正走向共产主义。

我们想表示的是，我们对关于南亚未来政治发展的任何预测之有效性的怀疑态度，特别是对那些建立在关于民众行为的圆滑看法基础之上的预测的怀疑态度。我们强调，设想既不符合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又不符合它在“提高预期的革命”理论中发展的革命事件或没有这种事件，是容易的。例如，即使生活水平进一步恶化，印度乡村中的下层阶层完全可能仍然苟安于不平等的枷锁之中。如果由于某些外部影响，他们深受干扰，阶级利益也可能取代现在复杂的利益结构，并导致民众起义，反对特权阶层。在某种情况下，当经济停滞或正在恶化时，外部力量将更有效地鼓动民众。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提高生活水平和识字率，可能为这种来自外部的革命影响提供更好的温床。

如果“知识型”失业人数增加，这种特殊的“中间阶层”集团可能为组织民众抗议运动提供动力。这类失业的挫折也可能只在表面上找到发泄处：无组织的示威、罢工和骚乱。“受过教育者”和大众之间的差距在这类国家是巨大的，那里，轻视什役工作，尊重教育，因为教育可以免于体力辛劳。在一些情况下，民族主义热情可能被纳入革命事业的范畴，在另一些情况下，民族主义口号可能被用来平息刚出现的反抗，特别是如果反抗充满了宗教色彩。对这些无法估量的事件之变化的反应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间是不同的。

当共产主义被描绘成“绝望的企图”――在这个意义上；据说那些很穷而且几乎没有改善命运前景的人比那些处境稍微好一些、对未来乐观的人更容易接受它――时，这是一个没有得到经验和仔细分析支持的概括，从长远看，几个南亚国家将很可能更倾向于共产主义。西方国家通过慷慨的援助政策也可能成功地巩固反共政权，虽然有时对民众的经济状况没产生任何有利的影响。

无论出现什么形势，原因都将是复杂的，并且几个国家可能都十分不同。贫困、不平等和缺乏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没有任何预定的或明确的作用。本当对被蹂躏的南亚民众有更多的了解并寄予同情的西方作家，却认为自己必须迎合国内的反共情绪，以便有机会大谈其建立世界各民族间更道义的团结的主张――可悲也夫！

第11章 南亚的社会主义

当共产主义或同共产主义集团公开联盟在南亚任何地方（前法属印度支那以外）都还没有取得成功时，某种“社会主义”已成为锡兰、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的官方信条。社会主义思想在整个南亚其余国家实际上也往往受到尊敬。

尽管到处都在坚持社会主义，但这个词还没有严格的定义。其意义不仅在各国之间，而且在各国内部都大大不同，搅乱了公开讨论。这种混乱在较小程度上来自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后者本身就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因此，就出现了一种思想的妥协，在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的是“穆斯林社会主义”，缅甸的就是“佛教社会主义”，印度甘地派的“萨瓦得哈亚社会主义”（Sarvodhaya socialism）。经常有人宣称，社会主义理想是土生土长的哲学中，甚至乡村组织中固有的。事实当然不是这么简单，从事于解释和证明本地社会主义形式的知识扭曲可能不过是文字游戏。

而且，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坚持一直随时间而变化。每个国家都遭受过不同的政治经历，但是，无论事态的发展进程如何，社会主义概念已不断地用来表达一种模糊的激进诺言。选择各种措辞来指出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学说就是模糊的象征。即使在印度，这种思想讨论比南亚其他国家处于更高的知识水平，也使用了过多的词汇来描绘要达到的这种具有许多不同意义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性质的）的社会形式”，“合作联邦”，“社会主义的合作联邦”或“无产阶级社会”，有时还补充一句：它应该“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建立。

到处暗含的、模糊的左派倾向有一个共同的历史根源，即机警的知识分子中间对殖民统治的反抗。因此，它也同民族主义，特别是同平等思想紧紧相联，这种平等思想是亚洲民族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几乎在所有情况下，南亚的社会主义思想都是作为独立运动的一部分来传播的。大规模的外国投资的存在，以及控制管理部门和银行业务的外国人享有的特权，增强了对殖民主义及其资本主义的反抗．J.S.弗尼瓦尔对这些影响下出现的推理路线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评论：

我认为，他们（殖民地人民）对共产主义理想有更多的同情，因为他们已看到了太多的资本主义实践。从经济个人主义来看，他们对于社会主义方向作出本能的积极反应，并非必然如此，虽然也不排除是对国家控制生产、分配和交换的教科书式的社会主义的反应，而是对被自由资本主义――或者，如果你喜欢这个词――殖民主义蹂躏的社会重新―体化的社会主义的反应。并且，虽然他们很不喜欢。而且害怕共产主义方法和共产主义统治，他们将，并且确实更乐意对社会责任的要求而不是对个人繁荣的幻想作出响应。

对南亚国家的贫困和停滞的强烈不满导致他们的知识分子指责私人企业――无论是外国的还是本国的――不能促进经济进步。在这种背景下，大多数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自然不仅要求政治独立，而且要求摆脱他们所认识的殖民资本主义结构，并且寻求另一个可供选择的经济组织体制。

在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等几个东南亚国家和锡兰，社会主义已受到随着不稳定状况而来的再调整过程的影响，在这种不稳定状况中，这些国家发现自己在西方霸权撤退之后，政治权力掌握在本地人集团手中，而经济权力往在保留在少数外国人手里。在这些国家，有时出现了国家接收所有权和管理的要求。但是，这种“社会主义”经常只是以本地人取代少数外国人。

以印度为例，社会主义经常被等同于计划――当然是根据下列假定：其目标将是我们的所谓的现代化理想。无论如何，一直有人认为，没有计划社会主义就不会实现。或者，社会主义被简单地理解成达到“美好社会”。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主义只是关于现代化思想的一个相当模糊的术语，坚持强调平等是基本的计划目标。毫无疑问，对印度许多追随者――尤其是那些并不赞成国民经济结构广泛变革的那些人――来说，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意义。

但是，这种公式化的说明并不是西方人在谈论亚洲社会主义时所指的那个意思。到此为止，社会主义首先意味着支持国有化，更一般地说，是支持国家所有制和国家管理较大的经济部门。

首先应该注意，南亚在经济中运用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和管理如果被考虑的话，也只限于非常有限的国民经济领域――公用事业，现代大规模工业，采矿，大种植园，银行，保险，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商业，特别是与外国有联系的商业。农业、手工业、小工业，无论是现代的还是传统的。概不视为社会化的潜在目标。相反，在这些广泛的经济活动领域，所有制和管理的分散化在印度是理想目标，正如巴基斯坦、泰国、马来亚和菲律宾一样。在南亚，关于让这些活动留在私有部门，支持个人企业家的政策取得了一致看法，就像关于需要合作，一切都包括在“民主计划”之下存在一致看法一样。唯一的区别是，在声称信奉社会主义的国家里，这些政策被假定是社会主义的。

另一方面，在南亚，同样取得一致同意的看法是，公用事业一般应属于国有，但是，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政策路线才称为社会主义。自独立以来，南亚产生的金融机构多半是国有的。该地区每个国家都建立了中央银行以创造可受调节的服务于自身发展目标的独立货币和投资的供给。但是，所有国家也扩大了从前殖民者手中继承下来的私人银行体系。在整个地区，由于建立国家进出口机构，政府对贸易和商业也频繁地进行干预。这种对商业与企业的干涉经常是由对外国人，特别是对华人和印裔经纪人的偏见促成的，在某种程度上，华人和印裔经纪人存在于所有的东南亚国家。并且，在该地区大部分地方，国家实际上被迫接管了主要食品供应项目，因为，除了缅甸和泰国以外，通常存在一个食品供应缺口，因此，有许多不同的动机促使国家在贸易活动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其中许多与社会主义无关。

即使存在上述那些活动，在南亚大多数国家中，社会主义问题并没有出现在关于最大部分经济的讨论中，也和这种讨论无关。剩下来的是现代大工业，其中――包括采矿、造林和种植园。大制造业即使在印度也仍然是南亚经济中非常小的部门。不过，在社会主义讨论中给予大工业以特别重要性有两个原因。第一，如果该地区一些国家，尤其是人口众多且增长迅速的最穷国家，在执行发展计划中要有任何成功的希望的话，更大部分的劳动力最终必须在农业之外的部门就业。如果大工业能够最大限度地受到国家经营的促进，这将成为扩大政府干预的有效论据。第二，某些类型的大工业被认为是“基本的”，通常具有的含意是，它们使更多的工业企业――“基本的”或“非基本的”――成为可能。那么，在计划中，对政府来说，它们就相当于影响经济发展速度和方向的工具。在整个南亚，除了马来亚以外，已经出现了以某种形式组织国有工业的尝试。

政府干预工业问题在任何地方都被假定是决定性的。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将标明一国走向激进主义还是保守主义的路线。人们所能进行的选择被认为是自由的，取决于政府决定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自由企业”社会。南亚国家独立以后能够以三种方式进行工业国有化，他们能够；

（1）继承公共部门中的企业。

（2）将私人企业国有化；或

（3）建立新的国有工业企业。

南亚各国除了少数例外。在公共部门中，从前殖民政权手中几乎没有继承什么工业企业（泰国从未被占领为殖民地）。

对该地区私人所有工业企业的国有化至今还未大大触动外国人拥有的那些企业。在缅甸和印度尼西亚，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那里，大型开采工业曾为外国公司占有。但是，在后者这是以一种朦胧的方式进行的，这种方式就是多半让外国人控制管理，或者作为根本与社会主义无关的政治运动，在一些情况下，所接管的企业已被退回。

在公共部门正在扩大的三个国家中，印度已经宣布，促进公共大型工业是其社会主义政策的一部分。但巴基斯坦和菲律宾是公认的自由企业经济。在后两个国家，国家经营工业立足于两个理由：缺乏足够的高效能私人企业和私人企业利益的增加――因为它们来自国有公用事业――通过增加稀缺物品的供应和创造外部经济。但是，印度也提出了同样的理由，一般是作为它打算称为社会主义的政策论据而提出来的。

只有在一个方面，印度能被认为比巴基斯坦和菲律宾更信奉社会主义：后两个国家认为政府经营仅仅是过渡性的，他们已宣布，他们打算只要有可能就把国有企业转变为私有企业，他们已经部分地实现了这种想法。

把前述所有方面考虑一下，似乎有充分的理由缩小作为社会主义与自由企业之间思想选择的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问题。在南亚各国中，经济政策与工业发展方面成就的差别与其思想状况并没有紧密联系。

当西方学者推测印度是否将允许许多私人企业存在时，他们关心的是将来的行动而不是现在的政策；印度私人企业界有时表达的忧虑基本上也是这样。就本身而言，关于发展中社会主义经济的官方政策宣言中几乎没有提供将来这种恐惧存在的基础。自独立后长期以来，这种宣言和看法在印度可谓多矣。虽然政策宣言已倾向于更激进，但是，实际政策却已允许私人企业更多地进入为政府保留的部门．印度最近的困难及其对外援依赖的增加必须假定为强化了这种趋势。

公共工业部门较高的投资增长率不应该引起人们对私人工业企业前途的担心，只要这些投资集中于重工业。广义地说，它们像公用事业投资一样，可视为对私人企业的促进因素。害怕这种公共部门将加强政府控制私人企业的权力也是不现实的。首先，其增长在它克服稀缺性的范围之内是自由化的，并且，一旦政府已经控制了铁、钢和其他重工业产品，它应该更少有控制其他方面的需要，并应能向私人企业提供更多的机会。最后，政治趋势已变为保守，这个事实也应该抚慰私人企业的担忧。

有两件事是我们能合理地予以肯定的。第一，尤其是在印度，现有的行为格局产生了它自身的势头，并形成了对突然变化的大量抵制。第二，已确立的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实际解释将继续影响将来的发展。不过，思想见解普遍被赋予过度的重要性。因此，巴基斯坦的私人企业前途在该国和在西方国家，将受到更少怀疑，或更少予以讨论，尽管巴基斯坦将来的路线可能比印度更不确定，因为政治生活形式在巴基斯坦几乎没有像印度那样建立起来。但是，必须再次指出，对南亚任何国家政策方向的预测都是极端冒险的。

第12章 民主计划

“民主计划”是南亚流行的―个术语。它包括了许多观点，但最主要的是下列观点：首先，据认为“民主计划”意味着，制订计划和在计划中协调的政策不仅应该取得民众的支持，而且在准备和执行计划的过程中，应该有他们的积极参与。其次，一般认为它意味着, 这种民众参与与合作应当自愿地出现，以便国家政策能够不用统制和强迫而得到执行。在日常讨论中，这两种意义一般结合在一起，并且同第9章已提到的其他思想因素跳一起。

寻求大众参与的基本理由很简单。用抽象的措辞表述，我们可以说，经济发展最终要求人们思考、感觉和行为方式的变化。就每个人而言，他们将必须改变生活态度与工作态度，特别是，他们将必须更努力、更有效率地工作，把他们的精力放在更有生产性的用途上。就集体而言，他们将必须更多地合作，以改善社会。从而改善他们在社会中的生活与工作条件。作为这种思路的后盾的一定是如下的信念：一旦民众开始注意自己的悲惨状况，并向他们表明怎样通过国家政策来改善其处境时，那末他们将作出积极的反应，支持采取这些政策并参与实现这些政策。寻求大众的参与是“民主计划”的中心原则。“分散化”一词常常被用作同义词，特别是涉及国家以下的单位内行政自治时。基本观点是，同一地区或地方人民之间，或者同一行业或职业人民之间进行有组织地合作。

这种合作在大型私人企业中经常能够很容易地做到。但是，据认为对几乎仍然还处于私人部门的农业、手工业和小型工业中的合作加以促进的尝试，构成了民主计划的精髓，其主要原理是在国家级以下，各地的人民都应该为共同的利益合作。只有在这时，计划才实际上变成民主计划。

但是，在作出上述所有假定的过程中，提出了几个困难的选择。首先，民众受贫困和传统的限制，可能不乐于理解或接受发展计划的理性主义理想（更不用说对一般暗含的更大平等的需要）。莫里斯?津金，一位对南亚的希望最富同情心的西方作家，虽然是在很久以前，但其措辞是严厉的，他在《自由亚洲的发展》中写道：“民主政治家的困难是。在亚洲大多数国家，恰好就是全体选民的愿望与偏见阻碍了发展道路。他们喜欢社会静止，喜欢自己的手艺受到保护，喜欢自己的孩子不受教育，喜欢自己的猪不被吃掉，喜欢自己的牛活着，喜欢自己的再生产不受控制。阻碍一个又一个亚洲国家发展道路的偏见、信念和态度的清单（实际上在西方国家也是如此）是无限长的。”

在一定程度上，计划者已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已特别强调通过民众参与计划来教育他们。在这一点上，他们往往对这个问题的难度和解决问题所需的时间过分乐观。但是，如果没有这种乐观倾向，民主计划的思想就将崩溃。根据这种思想，计划应该在人民的支持下开始，并且通过他们的愿意参与和合作来执行。但是，计划不能等待由计划本身的教育过程所产生的支持。

这就产生了第二个主要困境。一般认为，民主计划应该为民众的利益创造更大的平等。据认为，社会和经济的均等化可保证大众对计划的自愿支持，结果是，不用强迫，计划也能执行。但是，选举政府代表机构的权力仍然主要掌握在特权集团手中，这种机构指导计划的拟定和执行，这就造成了达到更大平等的大规模的失败。后面我们将回头讨论这些和其他困境的问题。

达到民主计划的实际手段一般被理解为建立许多方式和许多领域的制度化合作。在这个非常广泛意义上的“合作”包括许多不同的和经常相互重叠的制度排列――从地方和地区自治机构到信用与其他合作社、村社发展规划部门、农业附属部门和工会等等。

这些观点和规划主要来自西方的思想影响。实际上，殖民政府曾经试图促进合作社的发展，甚至建立地方和区域自治。甚至村社发展也不完全是一个新观点。但是，在南亚，人们普遍声称合作社和乡村自治是他们国家或地区的古老传统。这些说法重复了黄金时代神话的幻想，虽然它们包含了真理成分，因为无论怎样不同于南亚各国现在正试图采取的制度基础设施类型，每一种原始的、非市场的经济总有某种类型和某种程度的合作与地方自治。

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在南亚领导人想模仿的那些国家，高度发达的地方政府结构加上促进各个集团共同利益的半公共与私人组织，由于来自下面的、反对用以压制他们的国家权力的压力，已经成长起来了。关于地方自治和省自治，西方能够依赖，并且不断修改已为大众接受的制度格局。

但南亚国家正急切地需要现代基础设施，以便动员民众支持计划和发展，他们不能等待基础设施从下面自动地出现。实际上，如果现代基础结构不能由国家干预产生，就几乎没有任何发展的希望，这种发展或许随后能够产生适当的自发反应。除了由政府政策创造基础设施，通过国家干预促进其增长之外，别无选择。这就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民主计划理想不是一个将削弱整个努力的幻想吗？这是严重的问题，还有一些同样严重的其他问题。

在共产主义国家，革命后通过政治命令创造了制度基础设施。它曾经，现在仍然主要用来从上面到地方和区域一级传递命令，正如我们在第9章指出的，南亚的计划思想在某些方面更接近于苏联，但南亚各国政府并没有创造不分派别的国家。然而，制度基础设施必须通过国家干预产生，否则的话，它就不能形成。那么，一个大问题是，它一旦产生，是否将流行起来，并且具有进一步发展的自身生命力呢。民主计划的希望就在于它会这样。

已经很明显的是，即使在制度的基础设施方面，南亚不发达国家也注定构成了计划的第三世界，既不同于西方的形式，也不同于苏联的形式。

在试图创造这种制度基础设施的过程中，印度在计划和开始规划两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关于这些努力的公开辩论的水平和深度都很高，印度也对结果，特别是对乡村进步规划进行了最深刻的评价研究。

从一开始，印度就强调了它称之为国民附属服务和村社发展的内容，这就是在乡村提高生产力和生活水平、改善工作与生活态度的协调性尝试。村社发展规划以巨大的热情和迅速增长的希望而开始。但不同机构主持下的许多评估研究早就表明，这些希望总的来说是过分乐观的．大多数印度村庄的变化并不大。

为了促进合作，印度加强了在殖民时期就开始了的努力，发展信用合作社。这些合作社的数量已大大增加，他们提供的总资金比例已从3％上升到20％以上。不过，乡村仍然受放债者支配，合作社运动遭受着与殖民时代一样的病痛。许多合作社名存实亡；其他许多合作社并不是真正的合作社；它们的努力并没有成功地筹措合作社成员提供的货币，它们主要是作为一个机构为让与资金的分配服务。其中许多合作社无力偿付债务，其管理也是腐败无能的。印度计划者也鼓励合作社运动扩展到其他领域，但是，“多目的合作社”，特别是农业合作社具有信用合作社一样的缺点，它们的成就甚至更有限。

在最近几年里，印度已强调创造地方自治的法律基础。从乡村行政委员会开始，到区一级的地方选举议政会的三级金字塔已建立了。人们希望，这些机构将对计划及其执行、一般地方行政管理和税收等担负起越来越大的责任。然而，这些乡村行政委员会至今尚未对实现民主计划目标作出很多贡献。

总之，旨在实现民主计划的印度政策在范围方面真正令人难忘。但是，对这一重大工作的鉴赏绝不能让观察者看不到固有问题的严重性。首先，鉴于初始条件，希望这些民主计划努力取得迅速进步则是不现实的。然而，事实是，当潜在的失败危险极大时，迅速变化和难于实现是一样重要的。不幸的是，这只是印度和其他南亚国家在努力实现民主计划中所面临的几个困境之一。

第二个困境涉及规划的范围，特别是，表面上包括整个国家是否比在选择的几个地区作深入努力更好。在印度，后者已保证了一些地区的更迅速的成功，但该国的大多数地区仍停滞不前。

第三个困境涉及乡村进步规划应当主要关心的生活方面。最近，迫切要求更多的农产品已使人们普遍同意把提高农业生产力作为最优先的考虑。但是，由于低的生产力与教育、保健条件，以及态度有关，当前这种流行观点可能将证明是错误的。

简单的事实是，印度亟须通过改善所有不良条件以在整个广大农村取得迅速进步。集中于一些方面的发展或几个区域，满足于缓慢的进步，对一个非常不发达前国家来说都不是恰当的办法，在这种不发达国家，劳动力现在每年大约增加2.5％，而且如果不想扩大城市贫民区和贫穷的城镇的活，劳动力必须留在农业。

在最初的计划中，印度经济学家选择村庄作为最低层的基本单位，以这些基本单位为依据基础建立发展模型。他们的信心基于这一信念：在各个村庄。曾有一种村社感情遗产。他们相信，村民们对他们自己地方的问题有完善的理解，比西方人在其相互关系中更有社会精神。还有一个更可疑的假设：村民之间具有真正的相同利益。

但是。实际上，印度乡村进步规划一直试图促进的自治与合作的类型明显地背离了过去或现有的做法与态度。新的规划试图诱使村民理性化，并寻求变化与改善俪传统的自治和合作至多只关心保持已确立的关系。

印度村庄是不平等、利益冲突和抵制变化的堡垒――所有这些态度都是由停滞造成的。它又反过来加强了停滞，民主计划政策必须克服这种停滞。但是，把村庄当作利益和谐单位的浪漫观点十分牢固，以致有关效率基础问题也几乎没有印度作家敢于对它提出挑战。村庄是否应该作为基本单位予以保留当然是有疑问的。也许，变化的力量只能通过一开始就把村庄合并为较大的单位进行动员。

支撑民主计划的根本观点是，它应是“从下面建立的”，而且它应该通过人民的自愿参与和合作而产生。英国人就是因为不愿意或不能够征集人民的全心全意的参与而不断地受到批评。人们相信，独立的印度会沿着一条新的道路前进，因而就产生了困境。因为在南亚停滞的村庄中，这种自愿参与并没有像西欧那样自发地出现。巨大的贫困和迅速的人口增长排除了渐进的可能性；选择迅速发展就根本不会发展，甚至倒退。

当然，国家必须干预，以帮助创立村庄领导机关。但是，问题是，这是否会像一场真正的民众运动一样激发起一股力量去给自治提供聚集动能的机会。在参加制定改善生活条件的新制度时，各政府不是要人民随心所欲，而是要人民走政府规定的行动路线。这意味着巨大的变化，强调自愿参与只能使问题更为棘手。实现这种社会和经济革命的工具必然是行政机关，它必须扩大、训练和重新定向。由于这些政府没有共产主义者那样狂热和有纪律的政党干部，这一要求就尤其正确。因此，自治和合作不应当“自上而下”而应该从人民的愿望中产生，这个不断重复的思想公式大部分是自欺欺人；沉湎于这种欺人之谈不可能使乡村进步计划合理有效。

南亚许多自治机关更多的是按西方模式建立的，旨在成为人民维护自身权利的工具，印度尤其是这样。但是，这些机关经常被官员当成中央政府的代理来管理。工会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在整个南亚，工会主义主要限于大规模的工业和种植园，还没有进行任何认真的尝试来组织农业工人。在一些国家，政府领导人已作出努力在劳动管理斗争中帮助作为弱小党派的工人，特别是当管理处于外国人的控制之下时。另一方面，已有这种感觉：停工，即集体讨价还价的最后办法会阻碍经济发展。因此，当政府的努力实际上转向通过调解和仲裁使工会趋向限制工资并进行合作时，经常对一些独立和专断的工会的西方概念口头上说些好听的话。这就使南亚大多数工会在思想上与苏联几乎没有区别。

但是，创造自治、合作和民众参与的机构而不改变基本社会经济结构的所有这些努力本质上都是回避平等问题。这种回避不平等问题的企图对这些改革政策的失败负有大部分责任。这个问题在这里作为困境提出来――实际上，它是民主计划思想和政策的基本困境――因为很难理解，假如给定印度和其他南亚国家的政治和社会条件，怎样能够遵循一项完全不同的政策。

在印度，许多持有甘地信条的领导人坦率地承认普遍存在于乡村结构的不平等。他们甚至谈到进行一场可望废除种性等级制度和土地私有制的全面革命的必要，但他们主张不采取强迫手段做到这一点。尼赫鲁理解这一思路的弱点，他说，不是要真正改变社会秩序，而是把重点放在现存体系内的慈善与仁慈上面，既得利益原封不动。

在讨论乡村进步和民主计划的实际问题时，人们经常强调，自治与合作制度应该包括所有的乡村成员。希望是，民主过程将导致对穷人和弱者给予特别考虑；将诱使特权阶层丧失特权，并与受剥削的阶层进行真正的民主合作。这种思想路线可以说是印度的官方信条；当人民能够参加进来一起工作时，它受到甘地的非暴力社会变革的信仰的支持。但是，在正式辩论中，已有人公开对此表示怀疑。D.R.加吉尔在其《经济政策与发展》中，把这种甘地主义描绘成“不过是宗教复兴精神”。他认为，“甘地思路的失败”本质上在于没有认识到，必须要彻底地废除旧的制度和阶级形式，才能进行新综合的尝试。

在印度特定的思想状况下，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精英容易提出要求更大平等，废除乡村不公正的响亮口号。但是，作这种表示的那些人几乎不支持实现这些理想的实际措施。由上面指导发展的做法与他们的理想相反。但是，正如理查德?本迪克斯在《发展中政治社会的公共权威：印度的状况》一书中所说，村民们正被要求今天而不是明天进行合作，“今天，他们被巨大的经济不平等和严密的村社联盟极度地隔离。事实上，‘民众’并不具备实现全乡村范围内的巩固与组织的能力，如果，并且当乡村社会条件已经改变时，这种能力才有可能在遥远的将来出现。”

更重要的是这个事实：乡村进步措施本身往往主要有利于那些比大多数人更富有的人。虽然与目标相反，但是，如果在此之前或与此同时没有做出努力打破阻挠实现更大平等的现存制度的障碍，那末这种趋势就是不平等社会中推行进步政策的自然的、甚至必然的结果。整个行政管理体制鼓励了这些趋势。

行政管理本身具有牢固的、再多的说教也改变不了，至少不会迅速改变的等级继承性。福特基金会的道格拉斯?恩斯明格，一位在印度村社发展努力中起首要作用的美国专家，警告着手这些规划的文职官员不要有种姓态度。他抱怨说，“乡村工人极频繁地被看成是低级待从，或被作为低级侍从对待，而不是作为共同的工作者”。行政等级内部的现有种姓制度是阻碍村社规划成功的进一步的主要限制因素。

经常也有人抱怨许多行政官员晋升的社会障碍，以及提升避开了较低阶层。但这种失败只通过行政官员自己的行动和态度是不能给予充分解释的。即使他是最有献身精神和精力旺盛的人，能够真正指望他深人村庄，唤醒贱民反抗剥削吗？他无疑会被逐出村庄，或至少因为不胜任而免职。他不是接受派遣，代表政府去发动一场革命，而是去完成一些实际事务。要做到这一点，他自然要同有产阶级和统治阶级打交道。他能同他们在一起工作，他们也更有容纳力，因为他们一定从他的努力中获得许多利益。最下层阶级内认为他只是政府的代理人，在非根本意义上才是他们自己的一分子――这同样是合乎逻辑的。这种情况的逻辑说明了较穷的村民被排斥在规划之外的原因――除非作为潜在的志愿劳动者和些许面包的接受者。它也解释了这些结果是如此不重要和如此搁置的原因。大规模的迅速发展尤其要求落后集团开始有自己的抱负，但现有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背景并没有促成这种变化。

看到这种困境的西方观察家对此表现出许多矛盾心理。他们赞成村社发展规划，部分因为他们赞成其保守的、基本上是反共的推力。他们也经常感到，保守力量已经太强大，而要避免革命，南亚国家必须改革不平等的乡村结构。他们感到遗憾的是在土地改革和保护佃户方面未能有所作为。然而，还几乎没有什么坚决的批评，平等问题在讨论村社规划时被刻意地回避了。在大多数关于各种民主计划方案的著作中，外交显然已成了主要关心的事情。

“自愿”困境往往由于普遍混淆了该词共有的三种不同意义而模糊不清。一个意义是，民主计划要求人民的参与和主动精神，不是在遥远的将来，而是尽可能早地在为自治和合作而创造新制度的过程中，从根本上说，计划问题就是如何诱导人民在补救所有使国家处于不发达状态的不太令人满意的条件过程中参与和合作。第二个意义是，整个计划和发展过程应该发生在民主政治结构之中。在所有南亚国家，甚至在那些已经废除了各种形式的政治民主的地方，也说其政权在下列意义上是“民主的”：它试图符合人民的需要与愿望。

第三种意义认为，应该依靠说服和调解而不采取强迫来追求人民的参与与合作。印度明确地倾向于后一种选择，在某种程度上，这种选择无论是对西方还是对共产主义国家的外国观察家来说似乎都是异乎寻常的。南亚其他国家也作出了类似选择，在所有方面都存在极端的疏忽。政府政策正在不断地尝试用胡萝卜而不是大棒行事。

我们必须看到，这种偏好逻辑上和事实上都与其他两种意义不同。它显然与政治民主不一致。所有这些国家只让其公民承担了较少义务，甚至强制推行比西方民主更无效得多的东西。这种避免强迫当然与“自愿”的第一种意义不同。这种避免建立和执行规则，不会促进合作，而只有助于增加犬儒主义和大众的漠不关心。如果他们认识到政府不能推行更大的平等，这种推断就特别符合事实。

这种说法并不夸张；在整个地区对“自愿”的三种意义有一种系统性的混淆。这已造成了混乱，而混乱又因为声称这种含糊的混合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恐怖和管制的主张而增加了。其政策要求给南亚以援助和忠告的那些西方国家对此无不拍手叫好，认为这是该地区决心不倒向共产主义的证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已被欧洲共产主义国家默认了，这些共产主义国家急于表现“民主”因而不愿意建议实行更多的强制。而且，这些国家看来相信，强制只有在革命后才能应用于南亚，因此在这一阶段，他们还小心翼翼不推行强制。

有关这种自愿理想的模糊言词所掩盖的真实的非常严重的困境是，如果没有更大的社会纪律，南亚几乎没有迅速发展的希望。首先，在没有更多纪律的情况下――没有强迫作后盾的规则，纪律就不会出现――所有的乡村进步措施将基本上无效。原则上，在一个国家能够达到的民主程度的结构内，纪律能够产生；最终，没有什么东西比缺乏纪律更危及民主的了。但是，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社会条件阻碍了制定具有更大责任约束的规则。即使制定了法律，也不容易执行。

但是，确立本地区思想的本地知识分子精英和外国观察家都应该澄清概念并避免以不现实的、混乱的措辞掩盖真实的困难。根据有关怎样在政府政策指引下有目的地、逐渐地克服有效改革的限制和障碍，以及在最理想的情况下，怎样完成这一任务而不放弃公认的民主思想中的基本信条等方面的传统，这样做是有实际意义的。

上述几个困境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源于自愿困境，这种自愿困境又是用我们称之为“软国家”的社会条件的复合体来解释的。当我们把南亚国家描绘成“软国家”的时候，意思是，在整个地区，民族政府向公民要求得极少。即使那些确实存在的义务也执行得不充分。这种低水平的社会纪律是今天南亚国家和发展初期的西方国家之间最根本的区别之一。

有理由相信，南亚国家在前殖民时期具有类似于西方中世纪和中世纪以前时期的义务体系。在南亚，就是这些义务网络保证了道路、运河和其他通讯设施的维持。在西方，社会和需要维持它的保护性纪律逐年稳步加强；今天，每个人，无论穷富，都同样受到社会控制体系的约束。南亚没有经历从原始的、静止的乡村组织开始的类似演化过程。相反，殖民主义一般使古老的乡村组织衰败了，而又没有创造替代形式。在印度，甘地建立了一种哲学和不合作的政治策略理论。在那些没有甘地，甚至没有强大自由运动的南亚国家，不服从和不合作不过是对强加的殖民权力结构的自然反抗和抵制。其遗产是一套无政府主义态度，具有源自反对殖民强国记忆中的思想和感情力量。在新独立的国家，这种态度现在正转向反对他们自己的当局。

从西方的角度看，解决普遍的和严重的无纪律的明显办法是，政府应该迅速地建立合理的社会规则体系，并务必使它们适当地执行。这看来的确是发展计划中最本质的因素。但是有大量原因使这种建议在南亚很难或不可能遵循。首先，南亚各国有一种历史遗产，这就是殖民主义造成的抵制当局的态度，这种态度并没有随着独立而消失。“硬国家”的形成不仅受到乡村中的态度和制度的阻碍，而且受到统治者的抑制作用的阻碍。此外，南亚国家没有一个行政当局准备执行新的规则，即使这些规则并不是很革命的。甚至在殖民时代就至少在较低层次蔓延的腐败，正在普遍泛滥，并且使中央政府的命令屡屡受挫。

在这些抑制因素中间也有重要的思想因素。南亚新国家一般接受了西方民主福利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的平等主义思想。为了受剥削阶层的利益而进行的改革主要在立法和执行两个层次遭到挫折。这一事实一定恰恰使得那些最献身于平等理想的政府成员和知识分子精英注意要求穷苦大众行动的措施。

不过，毫无疑问，如果没有一切阶层、乃至乡村的社会纪律的加强，要促成迅速的发展是极端困难的。因此，所有的计划都对这一点保持沉默是令人不安的。即使在印度，那里计划已经兴旺起来，一系列计划确实注意到这类五花八门的有关问题。人们还是必须非常严密地审视计划，才能发现一些地方提到需要让村民承担义务的规则；即便这些也显然不是很令人信服地提出来的，并且没有遵照执行。总的来说，强化纪律的要求在公共讨论中是避而不谈的――实际上比甘地时代更多地避而不谈，因为他经常责备人民懒惰、不整洁、普遍缺乏秩序。今天，取而代之的总格局，是祈祷新的社会“精神”。

第13章 对私有部门的管理控制

过去南亚各国为了发展而推出的计划是作为财政计划来制订的。许多计划确实包含着要求立法和行政行为的部分，这种立法和行政行为可望改善公用事业，进行土地改革，支持生育控制，或导致形成了社会框架的态度和制度的其他重大结构变化。但是，由于这些改革仅仅偶然地与公共支出相联系，并且因为在任何地方只交代了成本而没有说明收益，因此，它们并没有真正纳入计划的主要部分。

而且，还有我们称之为对私人部门“管理控制”的整个体系。在这个体系内，我们包括政府为影响人们某个特定方面的经济行为而使用的所有短期政策措施。即使存在相似性，管理控制也不同于长期改革，在长期改革中，它们指的是政策杠杆，需要操纵这些杠杆，以保证发展逐年逐月地进行，在变化的范围内尽可能密切符合计划的目标。

当各种旨在诱导制度和态度发生根本变化的政策，即使没有合理地结合起来，也经常在计划中得到充分讨论时，管理控制及其进行的方式通常完全没有讨论。甚至对利率和其他信贷条件，国有企业应对其商品和劳务收取的价格、价格管制和配给或私人经营和投资的许可证这类最重要的问题也很少或没有给予注意。特别是，关于怎样达到控制的合理协调，以便它们一起指导实现计划的发展工作的关键问题，计划上只字未提，这意味着计划不是“管理的”。控制也不真正是事先计划的，而必须以特别方式临时准备。当然没有在下列意义上把它们作为一个系统来分析：几项控制可视为能互相交替的，或者一种类型的控制使另一种类型的控制成为必需。从计划的观点看，这个问题总是应视为所有各种控制对发展的总影响。

我们把管理控制分为两大类：积极的和消极的。积极控制旨在刺激、鼓励、促进和诱导生产、投资或消费。我们包括在这种控制中的有：旨在澄清商业状况和鼓励投资的教育运动；以宽厚条件向私人部门提供技术帮助、补贴、免税期和信贷；国有企业产品按管制价格分配；以进口控制和提供外汇来保护。相反，消极控制指的是靠威??手段制止或限制生产；对资本股票发行、投资和生产进行行政限制；不提供外汇；对生产品和消费品进行配给；征收消费税等等。

尽管在一般的用法中“控制”（control）一词具有消极意味，但由于缺乏更确切的词，我们还是坚持用它来描述一国经济生活中所有起作用的国家干预。这里，要记住的更实质性的修饰词是，控制经常可以是消极的，同时也可以是积极的。例如，国家对外汇分配和进口的控制对一些进口者来说是消极控制，而对另一些人来说是积极控制，保护国内生产者免受外国的竞争当然常常是积极控制。

各种控制之间的另一个区别与它们怎样应用有关。如果其应用涉及行政当局所作的个别决策。那么，它们就称为相机抉择。但是，如果它们根据一个明确规则自动地应用，或者依靠价格管理、关税的手段或给特定工业部门以补贴而没有歧视，以支持一些特定厂商，那么，控制就被定为非相机抉择的。这个区别大体上与许多关于这个论题的著作中描述的“直接”或“有形”控制与“间接”控制之间的区别相同。有这样一些情况：以十分清楚明确的措辞规定总的行政管理，以致如果它们得到严格的遵守则几乎没有相机抉择的余地。但是，这种情况在南亚是少有的。行政管理无论什么时候参与其事，一般总是有相机抉择的机会，因而也有歧视的可能。

在同西方发达国家比较时，南亚国家――由于有一些重大差别――与自动应用的非相机抉择控制相反，正十分严重地依赖相机抉择的行政控制。但是，南亚缺少德才兼备的行政管理人员使相机抉择的控制更难合理有效地实施，也使得对它们的依赖更危险，甚至道义上的信赖是这样。记住这种考虑因素之后，我们得出这个价值前提：总的来说，如果非相机抉择控制得到最大限度的运用，那将是值得的。

在南亚计划中，经常有一些总的陈述来支持自动应用的非相机抉择控制，通常是借助于影响价格机制的政策措施。然而，实际做法十分不同，计划者显然把运用行政相机抉择控制当作标准程序，实际上视为计划的精髓。特别是，人们有这种感觉，南亚有更激进倾向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把政府使用相机抉择控制的意愿看作特殊“社会主义”的特性。许多西方作家反映了这种思想混乱，它们在南亚过多的行政相机抉择控制中发现了思想转向社会主义，甚至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迹象。商业界对政府干涉商业不断提出强烈的批评。但这种批评又出奇地保持了克制，并且显然并不意味着须予以认真对待。其原因是，商业界，特别是大企业基本上非常支持实际应用的相机抉择控制体系。

首先，我们谈一谈南亚经济中最大的部门，农业部门中的控制。在独立以后，新政府发现自己有这样的农业部门：其中正规市场薄弱。甚至不存在，非相机抉择的价格控制很少有效，甚至不适用。那里，还有家长制和独裁主义的遗产，农民希望有官方干涉，以组织和指导他们的活动。但是，同时，他们也表现了一种愠怒的不服从的遗传倾向，和试图尽可能碰运气的公认形式。在殖民时代，西方官员习惯于把村民看成是无秩序的、懒惰的、没有抱负的人，他们必须管理这些人而又没有过多地卷入，尤其是卷入社会问题。相机抉择的行政控制是由这些官员及其下属直接实施的。

接替西方官员的本地政治家的正常的抱负是步西方官员的后尘。新政府接管的国家是“软国家”，在乡村地区和农业方面情况尤其如此。在现在的背景下，其含意是，独立政府发现自己比殖民政府甚至受到更多的限制，不能运用非相机抉择的控制。

但是，本国政治领导人的上台执政包含着一个非常大的差别。他们和该地区的所有知识分子精英共同致力于推动预示着根本变革的发展。鉴于乡村地区现存的各种条件，政府感到不得不对村社生活施加更多的影响。在缺乏有效市场的情况下，价格刺激注定依旧微弱，如果要发挥这种影响，相机抉择的行政控制是必不可少的。所有南亚国家都回避了对任何阶层的村民规定明确责任的消极控制。这意味着，乡村进步政策必须限于积极的相机抉择控制。合作社和自治组织成为提供包括从指导到各种补助的积极诱导的工具。在前一章，我们已经讨论了这些政策措施，还指出，在没有土地所有制和租佃的结构变化的情况下，这些政策措施怎样倾向有利于村庄不太穷的人，因而加剧了乡村地区的不平等。

积极的相机抉择控制，特别是各种形式的补贴，还有另一个效果。当它们增加时，监督行政官员的需要增加了，因而监督者的需要也增加了。刚性、繁琐拖拉的公事程序和官僚主义容易变成计划和改革的标志。毫无疑问，农业部门中大量的和日益增加的积极相机抉择控制，由于需要更多的歧视性抉择，往往降低行政管理的效率和诚实。无能和腐败又必然容易毒害通过地方参与合作与自治机构来促进民主计划的运动精神。这是一个不可能以理想方式解决的真正的困境。当态度和制度陈旧，更根本的制度改革由于政治原因而被排除时，在借助价格政策和其他自动应用的非相机抉择控制执行发展政策的过程中，几乎毫无办法。消极控制是难以实行的，因为它们也缺乏政治和心理后盾。

关于南亚管理控制及其执行的大多数讨论都集中在现代工业部门。这个小部门中的企业，无论是私人还是政府所有和管理，像殖民时代一样，在往都是大得多的传统经济中的飞地。其劳动供给或其他生产要素的供给，以及产品的需求都不是在完善市场那样的条件下运行的。它们也往往保留了传统制造业的许多特征。因此，族阀主义和“关系”起了很大作用。不过，就是在这种现代部门中，通常所谓“有组织的”部门，价格政策和其他非相机抉择控制可望比较有效；我们假定计划者和政府将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因为它将使相机抉择式的国家干预需要极小化，以达到计划的目标。然而，事实是，即使在这里，相机抉择的行政控制也得到了极度充分的运用。

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初期，所有西方国家都被迫实施商品和价格管制，并用配给、许可证等等来支撑这种管制。拥有殖民领地的那些西方国家在殖民地也采用了同样的管制。因此，战后上台的独立政府经常继承了他们的大多数相机抉择控制；无论如何，西方战时的管制为他们提供了模仿和进一步发展的模式。总的来说，西方国家都试图尽快地停止这种管制。

但是，在低弹性的南亚经济中，相机抉择控制的需要仍然大得多，且更持久。即使在有组织物部门中，市场条件仍然是这样：各个管理机构必须经常把相机抉择的控制应用到比西方国家认为必要的更大程度。这种类比因而表明了南亚应用的控制体系的基本原理。基本原因是，首先是该地区的贫困和不发达――这反映在经济中商业企业的传统性质之中，那里，瓶颈和剩余比供求平衡更正常。其次是对促进和指导发展的兴趣。但对相机抉择控制的依赖到了它们应用的程度，这不能认为是必要的。

在大多数南亚国家（马来亚和泰国除外），一个重要的瓶颈是缺乏外汇。如果有足够的外汇，克服有组织的工业部门的短缺所需要的进口就能较容易地获得。硬通货――用它能购买外国产品――的这种缺乏不能通过价格政策和其他非相机抉择控制，诸如关税、多重汇率或进口附加费来予以实质性地克服。也不能指望用贬值的办法来大幅度地改善外汇状况。无论汇率多少，像印度和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都必须牢牢地坚持进口管制。若不这样，他们就将抛弃计划武库中的一件最重要工具。这些进口管制在允许进口的产品性质与数量方面实际上是相机抉择的。否则，将没有足够的外汇留下来进口必需的消费品和发展工作所需要的那些产品。

这种进口管制有一个附带作用，对国内产品生产提供保护，防止外国产品进入该国。进口管制越紧，一般意味着产品不那么必需，保护程度就越高。这种反常作用能够通过禁止一些产品――政府认为这些产品完全不是必需的――的生产来防止，以及通过对其他产品征收过高的关税来防止。

这种非相机抉择的控制一般没有得到应用，并且从未得到充分应用，这有一个附带作用，即批准进口许可证的张张文件纸成了值钱的个人礼物。除了这一点外，不愿意使用非相机抉择的消极控制也使得通过复杂的相机抉择控制体系抵消显然不合理的保护效应成为必需。

在印度，公司发行新证券受政府控制。工业方面的所有重要的新企业，或选址的变化或制造产品的变化，都需要政府许可。政府也有权调查任何工业企业的经营情况，并且，如果政府的指令没有得到遵守，政府可代行管理。依照必需品法令（The Essential Commodities Act），印度政府能够调节所有食品和原材料的生产与管理。印度关税委员会决定所有受保护行业的产品价格；如果作出选择，可以把利润限制在投资资本的8％～12％。国家贸易公司被给予垄断进口和重要产品分配的地位，目的是保证“按合理的价格公平分配”。

结果是，除了有行政当局的事先许可或者冒着事后被政府否决的风险以外，不能进行任何重大的、甚至少数微不足道的企业决策。所有这些授权的消极相机抉择控制当然从未充分运用。如果它们得到充分运用，有组织的部门的每一部分在任何真正的意义上都不能称为“私人的”。政府或行政当局的决策一次又一次改变了实际运用的这些控制的范围。但是，只要存在外汇稀缺，并且不愿意使用非相机抉择控制来控制这种局势，那末在这一方面所能做的事是十分有限的。

在巴基斯坦，尽管计划和政府发言人不断宣称相机抉择的行政控制应该放松，应该更多地依赖价格机制的作用，但是，情况大体上与印度差不多。锡兰一直朝同一方向运动。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甚至向相机抉择行政控制推进得更远，这种推进的动力是构成其近期历史特征的政治发展的激进倾向、起义和内战、马来亚和泰国实行相对少量的消极相机抉择控制，不过，他们的积极控制――例如，准许一些新企业免税――在不寻常的程度上是政治和行政相机抉择的一件大事。应该注意到，所有东南亚国家像锡兰一样，已采用了相机抉择的管制，部分原因是歧视少数民族和外国人，以有利于大多数人。不能通过非相机抉择控制去追求这一目标。

在印度式的管理控制体系中，一套控制的应用使另一些控制的应用成为必需，它们一般也必须是相机抉择的。要使固定价格有效。就需要实行分配和配给，往往需要对供给方面的更深远的干预。这样，在每一个相机抉择控制体系中就有一个自我持久和扩大的趋势，尤其是当经济正经受国内供给短缺和外汇短缺之苦的时候。

南亚的所有经济计划都是从这一观点出发的：发展应该被推动。更具体地说，人们感到私人企业，尤其是生产投资，需要促进和刺激。即使在印度这样的国家，这种看法也是很普遍的，在印度，公共部门的增长被宣布为计划的主要目标。

例如，在制定公共部门收取的价格时，一个主要考虑是，价格应该维持在低水平，以鼓励私人企业。用各种免税办法来鼓励新的经营冒险活动。税收管理松弛也在同一方向发挥作用。有组织的资本市场上的利率维持在低水平，经常低于发达国家，尽管资本非常稀缺。特别信贷机构也产生了，这种机构经常以优惠信贷资助借款者。

即使最初认为私人企业太少，它们需要鼓励的看法是正确的，它实际上已经鼓励到了必须受到抑制的程度。这是因为，供给，特别是外汇的供给并不是用之不竭，而是十分有限的。这种鼓励大多数是由积极的相机抉择控制提供的。行政相机抉择一般用来决定谁将得到公共部门的服务，谁将以特别利率从金融公司得到贷款，当然还有谁将分配到外汇。由于积极控制过于强大，结果需要消极控制。像积极控制一样，它们被赋予行政控制的性质。在既促进又阻碍企业的过程中，政府和行政部门直接卷入了私人企业的所有方面。

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情形。当人人都在谈论鼓励私人企业的必要性时，当大量的积极控制根据这一考虑予以制定时，大多数官员不得不借助上面列举的所有消极相机抉择的控制工具，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限制或阻止企业方面。这就像开车时加速器已经推到了最高档而制动器仍被紧紧地踏住一样。需要相机抉择基础上的广泛的消极控制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度应用积极管理控制的结果。要强调的重要一点是，超越实际限制地鼓励私人企业使庞大的相机抉择行政控制官僚体系成为必需，以实施治理，特别是当积极控制主要是相机抉择型的时候。

取消或放松一些积极控制会使一些消极控制成为不太需要的措施。相互冲突的控制的普遍存在意味着，其他必需情况下需要更多的控制，而且较大部分必须是相机抉择型的。从发展的观点看，这是特别不适宜的，因为南亚国家最严重的瓶颈之一是缺乏德才兼备的行政官员。

我们描述的这种情况无疑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协调，即由于计划的缺陷。计划者以及更多的计划执行者的自然趋势是把目标定得很高，却没有提供足够的非相机抉择限制，以达到他们的目标，这就导致了一个充满内部冲突的控制体系，其结果就必需增加控制的数量，并使它们成为相机抉择的。

冲突着的控制格局结果是，那些能够藉此逃避责任的商人不断获得超高利润。这些利润在以下意义上“太高”：它们高于为诱发合意的和可能的企业与投资的数量所需要的水平。它们是价格体系不能调节到向企业家提供诱惑力的结果，这种诱惑力从计划完成的观点看是“正确的”。而且，“太高的利润”并未很有效地为税政所吸收；甚至在边际税率很高时，南亚税法也包含了一些易于逃税的漏洞，大规模的偷税漏税是常见的事。

对那些必须找到穿过错综复杂控制的出路的商人来说，情况看来，一定过分复杂。他们确实抱怨政府干预的增多，有时甚至是大声疾呼。但是，观察家都能注意到，这些叫嚷是无力的，实际上是言不由衷的。一方面，私人企业家对这种情形已经习以为常，以致他们把它看得像气候，像印度司空见惯的种姓等级统治和其他许多生活条件一样理所当然。而且，单个私人企业家可能不愿意反对某项具体的决定，因为他知道，他必须不断地寻求负责官员的支持。但是，主要考虑当然是利害关系如此之大，致使麻烦再多也值得。这意味着，所有那些能够突破控制的人在维持这种格局中都有既得利益。

另一种格局也是明显的。任何相机抉择的行政控制体系，与经常宣称的意图相反，往往有利于那些已经在需要某种许可的领域里很活跃的人。那些已经经商的人消息更灵通，他们同官员已有较好的联系。当政府需要时，他们也更乐意提供建议和合作。

所有这些都倾向于限制竞争，有利于垄断和寡头垄断，并且纵容了既得利益集团。在现在的背景下，这意味着，已建立的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受到所应用的管理控制体系的大力支持。这与阐明的政策目标直接相矛盾，而且，现在的体系往往给新厂商的诞生和小厂商的扩大设置了障碍。

如果大企业在维持这种控制格局中有既得利益，那末实行控制的官员和政治家在保持这种格局中也有既得利益。我们已经指明，他们凭借如此之多的控制是相机抉择这一事实所获得的权力。因为这些控制并没有纳入计划，而支配其运用的指令也往往是模糊的，所以这种权力就更大，应用则是行政判断问题。经常有充分的理由作出有利于已建立的大型企业的决定，所以他们能够问心无愧。

但是，在种姓、家庭、经济和社会地位，以及更一般的“关系”这种传统上如此多的环境中，串通勾结的风险很大――它遍及上自首都的上层阶级下至多村的各个领域。结果经常是显而易见的腐败。实际上，相机抉择控制的盛行导致勾心斗角。正如受遣赴印度尼西亚的美国经济考察团所写的一样：“贪污受贿问题是直接控制的连体双胞胎。”

对南亚的相机抉择控制体系使道德沦丧的决定性作用不应该低估。当战时的西方世界必须依赖过多的相机抉择控制时，他们那里甚至弥漫着黑市和腐败，尽管有十分优越的行政机器和高级办事人民。南亚在下列意义上存在一种具有累积效应的循环因果关系：行政官员和政治家的腐败机构有兴趣保留并建立相机抉择控制，使他们有自肥的机会。

在西方世界，价格机制已日益成为人民通过民主机构选择的政策工具。这个机制运行的条件不断变化，以更好地适应变化世界中的那些倾向。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对事态的发展开始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远比南亚国家的大，用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创造的术语说，南亚国家都“运行着无政府状态”。但是，这种影响在西方是尽可能地借助于价格和税收政策及其他非相机抉择的控制来施加的。南亚的控制体系还表现出与共产主义国家的政策有更少的相似性，共产主义国家并没有私人部门要处理。我们再次面对着这个事实。南亚国家是计划的第三世界。

本章的分析立足于这样一个价值前提：管理控制应尽可能地是非相机抉择式的。这个价值前提是从现代化理想中推导出来的，它代表了这样一点：南亚国家从自身利益考虑也应该努力使自己更像西方国家――如果它们不赞成将私营部门国有化和变得像共产主义国家一样的话。但是，应该承认，南亚国家对相机抉择控制的依赖已部分地牢牢扎根于必要性之中。市场的支离破碎。甚至不存在，对价格刺激缺乏反应，都降低相机抉择控制的效用。

不过，应该没有必要让相机抉择控制占如此巨大的优势。如果管理控制得到更好的计划和协调，实行非相机抉择控制就有更大的余地，特别是，就可能避免政策冲突造成的那些控制。但是，也有强大的力量起着维持相机抉择控制的结构的作用。一个力量是独裁主义和家长制统治的思想和态度的遗产。另一个力量是行政官员、政治家和大商人的既得利益。

在南亚经济政策的其他方面，都不像这样既缺乏科学的分析，又缺乏对经验事实的系统而明确的了解。管理控制不是有计划的，它们显然也没有协调，其应用方式通常并没有详细地揭示出来。我们试图做的是综合成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将为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提供一个逻辑上协调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