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关于新中国粮食生产的研究 1．概述 -- 润树
润树兄定位的是偏定量的经济史，应该比老田那篇偏政治经济学的论文好发一些。写差不多了可以联系一下这方面的学者修改润色一下，比如黄宗智等，在正经的期刊上发一发我看是完全可能的。三十年了，只能发立论的文章，发不出驳论的文章，不正常。金融危机，大气候变了，发这样的文章，正逢其时。
西方国家也不是全不要身份证就能住旅馆的。
当时出去做民工是社队派出的，队里给记工分。所谓的义务工（象修水利、修路）就是这类，都是队里记工分，可以说没有白干活不记工分的，我当时也出过民工。
照你这么说，现在除了私人老板以外，包括公务员都是奴。因为
难得润树老兄离开祖国,离开农村这么多年了还关心中国的粮食问题.而楼下的慕容兄则关心的是中国的农村问题.由于我自己农村出身,所以我也像后者那样更关心农村问题而不是粮食问题.
我才三十出头,没经历过那么多的磨难,但是经常听长辈们提起60年的饥荒.我的老家是浙南的产粮区,但是那时候的人们可吃了不少番薯藤和糠,我们那里的标准猪食.到了70年代末的时候,我们家的粮食还不够吃,要用一部分的稻谷去换番薯才能吃饱.但是80年代后,也就是家庭联产承包之后,我们那里几乎所有的人家都在交了公粮之后还自给有余,可以出售一定量的粮食.所以我认为承包以后,对于农民来说粮食问题已经不存在了.
具体哪个因素对粮食问题的解决贡献大,我这工科生就说不明白了.在我的记忆里,八九十年代浚河打坝等农田水利建设还是有的,没原来那么多了.化肥,特别是尿素大面积使用,但是以前这东西可是稀罕货,大家不得不用挥发性极强的氨水.
但是农村问题一直还存在.这一问题起源于毛时代,但是问题的解决非常缓慢.问题的核心是严重束缚农民自由的集体制以及与之配套的户口制度.
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农民终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由支配自己的一亩三分田,实现了基本温饱,一部分先驱离开了土地开始经商和办工厂,譬如温州的供销员大军.
第二个重大的变革是推行身份证制度.以前国家工作人员和工人有工作证,军人有军人证,学生有学生证,但是农民可没农民证.所以合法地出行和迁移对农民来说非常不容易.所以身份证的推行给予了农民一定程度的国民待遇.户口开始可以买卖,我的一户同学家居然还是自理户口.
其他一些渐进的变革如逐步取消城乡户口差别,城乡人大代表比例逐步统一,取消农业税,在农村实行最低水平的社会保障等,都是非常正面的发展.但是考虑到城乡之间资源配置的巨大不公,农村问题还是非常长期的问题.一个例子是农村的教育资源稀缺和城乡间的教育机会不均,这就造成很多农村青少年早早离开学校加入打工大军.
我个人认为最好的解决方法是一方面大力推行农村的工业化,把我们的大部分人口转换为工业人口,另一方面国家要鼓励农民跨出国门,去和全世界人民争夺资源.
当然我讨论的几点都是以小我为出发点,完全没有从国家层面,从战略角度考虑这些问题.
1972年，中国第二次大规模成套技术装备的引进，从最初4套化纤和2套化肥约合4亿美元的方案，到最终确定为26个大项目约合43亿美元方案的出台，前后经历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国家计委有4个重要报告。
从工科生的角度分析这个公开的数据报道，不带任何制度考量，是否可以得出承包制农业提高农业劳动生产力的结论？
小岗村的数据与事实真相
这个网友感叹的好：搞不好集体经济的人，也搞不好私有经济。
我发贴不是想分析什么高深的理论和因果.我只想描述一下我个人和我周围的人经历的事情.所以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解放后这么多年,我们村的人就是在承包后才可以较长时间的衣食无忧.
用天然气，石油做原材料都有，是对美关系突破后西方首次大规模出口中国技术。
首套在1976年投产，78年10套投产，全国突然一下子一年有了520万吨尿素，这就是农业突然有后劲的原因。所以粮产增加和跟承包没有关系，而和太祖对美关系突破有关系。
首套装置今天还在运行。
这套大化肥装置是上世纪70年代初从日本引进，具有大型化、单系列、自动化程度高等特点，总投资2.62亿元。该装置于1974年5月7日破土动工，1976年6月22日建成投产并生产出合成氨，7月2日生产出合格尿素。
这套装置投产运行的历史，也是一部发展创新的历史。30年来，川化在学习、消化和吸收引进技术的基础上，先后进行技术改造20多项、技术革新100多项。1985年，在全国首次成功地将计算机技术应用于大化肥生产的优化控制，该装置技术的创新成果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991年，对合成塔进行改造，使合成塔的压力由24MPa降为20MPa，提高了装置的生产能力，延长了设备的使用寿命。1998年，中日合作实施了一段炉废热回收改造工程，收到了明显的节能和环保双重效益。2001年，对尿素系统进行了大颗粒技术改造，增加了尿素产品品种，提高了市场的竞争能力。
目前，该装置运行平稳，完全符合国家环保排放标准，生产形势日趋看好。
也可以证明承包制有好处。
有人说川北地震是三峡大坝造成，然后就有了大量分析，结论是两者无关。
有人说是承包造成中国农业前进，楼下河友说用了好种子（种子有名有姓）和尿素造成有饭吃。各种数据多了凑齐了，统计学上就有意义了。
也许有些地方承包制的确有好处。
以色列农业是两种集体所有制和一种个体制混合，也没人说那种不好。
关键是把道理讲清楚。道理没有好坏，只有真假。这就是工科生的态度。
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对未来作一展望，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笔者乃一布衣，无意与执政者有什么瓜葛。如果因为我的努力，历史真相变得更加清晰，吾愿足矣。
给乃力兄拜个晚年！
2．粮食大减产与“博弈论”
1960年至1962年，新中国经历了一个“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其困难的严重程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希望也是绝后的。这三年的困难主要是由1959年至1961年连续三年的粮食大减产所造成的，也是不争的事实。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造成了这个粮食大减产呢？其实这早有定论，那就是1959年至1961年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天灾）以及从决策到领导等一系列人为的错误（人祸）。关于天灾与人祸两者的比例，有三七，七三的争论，也有其它的划分；唯林毅夫提出的“博弈论”假说及其证明和结论别出心裁，获得了广泛的注目，其中不乏某些学者和经济学家的赞赏。
这个假说出自于《集体化与中国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林毅夫，1990）一文，是在Perkins 和Yusuf（1984）关于激励机制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林发现，对比1952 – 1958年间粮食生产的持续增长和1959 - 1961年间的急剧下降，虽然两者都有集体生产的制度因素，但区别在于前者是自愿的，而后者是强制的。在自愿原则下，如果某些不偷懒的农民发现有人偷懒，就可以选择退出集体，这样对于那些偷懒的农民就有反馈作用，使他们有所改变，这就是他所谓多次博弈。而在强制制度下，由于农民加入集体生产后不允许再退出，就变成了一次博弈，但由于反馈机制不复存在，偷懒成了普遍的现象，粮食生产自然就下降了。林先将自己的这些推理作为一个假说，然后用别人构建的数学模型来计算了1952 – 1987年各年度的农业生产率来加以证明，如图2.1所示。林对这条曲线的解释是，由于自灾难后的1962年起至1979年集体生产体制开始解体止，其它解释灾难发生的因素都已经消失，而农业生产率却从未回复到1958年前的水平，因而博弈论所导出的农民偷懒是造成灾难的首要因素得到证明。
图2.1 1952 – 1988 农业总要素生产率 - 林文引自文贯中（1989）的计算
关于这个农业生产率模型和曲线，将在后面加以详细的分析研究，这里先来检查林毅夫的结论。林在文章中虽然花了很大工夫来说明那条马鞍形曲线，但他并没有从数量上计算出“农民偷懒”究竟使那几年的粮食减产多少。事实上，这样的计算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并没有充分证明自己的结论。不过，我们也许可以从其它因素比如自然灾害和决策错误影响到粮食减产的定量计算来证伪林的结论。
由于1958年的粮食产量曾被严重高估，统计出来的数据经历过许多次的修改，最后被定在20000万吨这个数字上，其准确性大有疑问。因此，用1957年的数据为基准来计算其后几年粮食减产的幅度比较可靠。这四年的一些相关数据如表2.1所示：
表2.1 1959 – 1961的粮食大减产
1959 – 1961三年粮食共减产12411万吨。如果再计入没有实现的每年约3%的增长而造成的损失，理论上总共应该减少了约14166万吨。
在考察前述各种因素对粮食减产的影响之前，先从陈东林《三年自然灾害”与“大跃进”——“天灾”、“人祸”关系的计量历史考察》（《中国共产党党史资料》2000年第4期）一文摘引一段对三年自然灾害的描述，使读者对这几年的情况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了解。他的资料是从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辑的《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中整理出来的，可信度应该较高。
1959年全国出现了“受灾范围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成灾（收成减产30%以上为成灾）面积1373万公顷（《灾情报告》第378页）。其中成灾占受灾面积比例30.8%，与历年比并不高，但集中在主要产粮区河南、山东、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龙江等省区的旱灾，占全国成灾面积的82.9%，而且各种灾害交替出现，对粮食生长影响十分严重，本年1-4月，河北、黑龙江出现严重春旱，影响300万公顷农作物，黑龙江受旱达4-5寸深，为历史罕见。4-5月的霜冻造成华北、黑龙江50多万公顷农田受灾。与此相反，从2-6月，南方三次出现洪涝灾害，珠江、长江、淮河流域洪水泛滥，造成200多万公顷农田被淹。3-6月，东部沿海和华北地区又发生风雹灾害。进入夏季，旱灾、洪涝情况开始对移。
6-8月出现江淮流域为主的大旱灾，到7月下旬受灾面积已达821.2万公顷，持续到8月上旬扩大到黄河以北和西南内陆，受灾面积达2276万公顷。7月下旬，河北、北京、黑龙江地区突降暴雨，山洪骤发，200多万公顷农田被淹。
7-9月，东南沿海遭到5次台风侵袭，最高达12级，使120万公顷农田受灾。
本年灾害从受灾面积看已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更重要的是灾害种类繁多，在部分地区轮番发生。除旱灾、霜冻、洪涝、风雹外，还出现了建国以来不多见的蝗灾、粘虫灾、鼠灾。
本年全年成灾人口为8043万，超过1949-1958年平均数80%以上，其中山东、湖北、四川各占1000万。本年春荒人口达9770万人（主要指缺粮人口，包括外流逃荒、营养病、破产度荒、卖送儿女、非正常死亡人口），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2.87倍。
1960年，继1959年大灾害后，全国大陆除西藏外又发生了建国后最严重的，也是近百年少有的特大灾害，受灾面积达6546万公顷，成灾面积2498万公顷，受灾面积居建国五十年来首位（《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第35页，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简称《五十年汇编》）。主要灾害是北方为主的持续特大旱灾和东部沿海省区的严重台风洪水灾害。
1-9月，从去年秋天开始就缺少雨水的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甘肃、陕西等华北、西北地区持续大旱，有些地区甚至300-400天未下雨，受灾面积达2319.1万公顷，成灾1420万公顷。其中山东、河南、河北三个主要粮区合计受灾1598.6万公顷，成灾808.5万公顷，分别达整个旱灾地区的68.9%和56.9%.山东、河南境内的黄河等河流都长期断流，济南地区的800万人生活用水告急。进入夏秋，旱灾扩展到江苏、湖北、湖南、广东、四川、云南等南方地区。整个大陆省区除西藏外旱灾面积达3812.46万公顷，是建国五十年来最高记录。
6-10月，东部地区发生严重的台风和洪水灾害。5个月里台风登陆11次，高于以往平均数近两倍。台风过境时间高达10-20小时，高于往年平均数三倍以上（《灾情报告》第379页）。台风造成暴雨频繁、洪水泛滥，广东、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江苏、山东、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11省受灾993.3万公顷，直接死亡5000余人。山东部分地区30多天里降暴雨19次，平地积水3- 4米。东北辽河、太子河泛滥，流量为有史以来最大，淹没辽宁、吉林等地143.7万公顷，“鞍山、本溪等地区农田、村庄受到毁灭性打击”（《灾情报告》第378、379页）。
本年3-5、9月，东部和西北部发生严重霜冻灾害，波及11省区，受灾面积138.1万公顷。3-9月，还发生了由南向北推进、波及21省区的风雹灾害，受灾面积达392.26万公顷。
本年大灾害不仅面积超过以往，而且是在1959年灾害基础上连续发生，危害极大，成灾人口达9230万人，春荒人口高达12980万，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3.8倍。另一个特点是旱、洪灾同时发生，反差极大，一个省内，部分地区暴雨洪水泛滥，另部分地区持续干旱，给救灾带来复杂困难。
1961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受灾面积6175万公顷，仅次于上年，为建国五十年来第二位。而成灾面积达2883万公顷，为1994年以前最高（《五十年汇编》第35页），其中四分之一绝收（减产80%以上为绝收）。成灾人口16300万，也超过了上年。本年春荒人口高达21800万，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6.4倍，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以上。
从去年冬季持续到本年3月下旬，黄河、淮河流域1300万公顷农田遭受大旱，4-6月，旱情扩大到长江流域广大地区，年内全国旱区受灾面积达3784.6万公顷，成灾面积1865.4万公顷。其中河北、山东、河南三个主要产粮区小麦比去年最低水平又减产50%，湖北有67万公顷未能播种，河南有73万公顷基本失收。4-5月，淮河流域遭受霜冻、大风灾害，淮北有375万公顷农田受灾。倒塌损坏房屋504万间。4-6月，江南珠江、湘江、赣江、闽江流域两次普降暴雨，洪水决口，泛滥成灾，水淹10个县市城……7-8月，海河、黄河平原连降暴雨，发生严重水涝灾害，其中河北、山东部分地区灾情是百年未遇的，受灾面积达160万公顷，占播种面积54%，近100万公顷无收成。
到9月，灾区有60万公顷仍积水未退，聊城、沧州有3500个村庄被水包围，280万人断粮，沧州专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4.9%.7月下旬至8月，东北局部地区遭受暴风雨侵袭，山洪暴发，冲入伊春市，交通、电讯中断，工厂停产。松花江流域7万公顷绝收。
8-10月，东南地区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西、江苏、安徽遭受台风袭击11次，其中12级以上占9次，是建国五十年里最多的（《灾情报告》第82页）。淹没180万公顷农田，造成损坏渔船、倒塌房屋、冲毁海堤、死亡人数的损失都超过往年。“三年自然灾害”在建国五十年以来自然灾害史中的地位，可以从下表中看出：1958年全国受灾面积65571万亩，1959年98812万亩，1960年全国受灾面积92623万亩，1978年全国受灾面积72660万亩（原表有五十年数据，略去）。这三年受灾面积确实大大高于建国五十年来的任何一个时期。
“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最大损失，莫过于使粮食大幅度减产，造成农村严重缺粮。全国粮食因灾减产情况，据统计，“由于一些地区连续三年受旱，三年全国共减产粮食611.5亿公斤”，“其中1959年受灾最严重，约损失粮食378亿公斤，其中以旱灾为主造成的损失约为260亿公斤”（《灾情报告》第67、6页）。
专家通常认为，旱灾损失占总灾害损失之比一般为50-60%（王劲峰主编：《中国自然灾害影响评估方法研究》，中国科技出版社1993年版），按照1959年旱灾占全部灾害损失比例68.8%计算，我们可以估算出，三年中因自然灾害减产的粮食数量（A ）为611.5亿公斤÷68.8%＝888.8亿公斤。
这三年因旱灾粮食年均损失率（因旱灾粮食减产量占当年粮食总产量的比重）为611.5亿公斤÷（1700＋1435＋1475）亿公斤＝13.26%，大大高于全国1949-1969年因旱灾粮食损失年平均率1.6——3.3%的范围。按照另一种全国不完全统计的因旱灾粮食损失量计算，这三年年均损失平均117.7亿公斤。相当1949-1959年平均33.97亿公斤的3.46倍（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办公室编：《灾害管理文库》第一卷《当代中国的自然灾害》第705、57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
事实上，因为各地受灾程度不同，粮食的减产情况也不同，灾害集中和持续的地区，缺粮情况比一般地区严重得多。如湖北省工作组1962年9月3日给周恩来的报告中说，谷城、光化、襄阳三县被调查的13个遭受旱灾的大队，特别严重的，群众根本分不到口粮；严重的，每人每月平均4-6斤；一般的，每月10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17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而且，各年缺粮程度和缺粮人口也不是平均的，如1960年粮食减产最多，这年形成的缺粮人口也比上年增加68%，高达21800万。集中地区、集中年份的灾害打击，使其力度比数字所能反映出的更为严重。“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大幅度减产，无疑是非正常死亡人口大大增加的重要原因。
因此，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确实是建国五十年来范围最大、程度最深、持续时间最长的最大自然灾害，确实是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一个直接因素。正如周恩来1960年10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说：“这样大的灾荒那是我们开国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二十世纪记事起，也没有听说过。”（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55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在五十年代末期十分低下的生产力状况下，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有限，综合国力较弱，遇到持续三年的如此特大严重自然灾害，出现经济困难是不可避免的。
笔者对陈文报告的因自然灾害所导致的粮食减产数量，有不同计算，将在2.2节中详述。
2.1 播种面积变化的影响
1959年粮食耕作面积较1957年减少了14197万亩，约10%，而且由于复种指数从141%降到了136%，实际粮食播种面积减少了26416万亩，约13%。仅此一项，就使1959年较1957年粮食产量减少约2570万吨，略高于实际统计的减产数字。希望这不会给人以1959年自然灾害没有给粮食减产造成影响的印象，后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自然灾害使1959年较1957年减产约475万吨。但如果计入没有实现的年均3%增长即585万吨所带来的损失，理论上1959年不可解释的粮食减产约为58万吨。鉴于这个数字只占该年度减产量的1.8%，林毅夫的博弈论在1959年不能获得证实。
相应的，可以计算出1960年和1961年由于播种面积相对于1957年的变化而影响到粮食产量的变化，如表2.2所示。
表2.2 播种面积变化对粮食产量的影响
由于播种面积的变化，这三年共造成粮食减产近6000万吨，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于政府决策的错误。该错误主要是受1958年许多省的粮食产量严重浮夸的影响所致：决策者们认为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了，可以腾出一些土地抛荒休耕和开展更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１６５项大型建设工程上马和城乡建设的展开，占用了大量耕地。这里面有客观需要的一部分（水利，工业化和城乡建设），也有急于求成造成的浪费和比例失调。而且，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被抽调出来用于工业（大炼钢铁只是一部分）和水利建设，又造成了农业生产劳动力的短缺，复种指数从1957年的141%降到了1959年的136%就是证明（不排出这中间也有休耕的因素）。总之，这一部分减产应归于“人祸”的成分较大。
因字数限制，本章内容待续。
说起农村问题，本人到是出过一点小小的力--利用本人的社会人脉帮助几个农村亲戚找过7，800元的工作。帮助几个蔬菜种植亲戚联系过冷库事宜---左翼理论人士大概不知道冷库是什么以及冷库对蔬菜种植户的重要性吧？
虽然3岁我家就脱离了农村生活，但每年春节走亲访友，我都要和农村亲戚聊聊生产生活。
比起拿着一些书面数字从来不实际调查研究就在那里对农民指手画脚说：你们搞分散经营是不对的，要学习毛泽东思想搞集体经济云云的人。 相信本人的发言权要多那么一点点。
说个实际的例子 今年大年初二本人有两位外县农村姑父来访，我按惯例每人送了400元钱。为啥送他们400元啊？这两位老人所在的村子，人均土地一亩多一点。目前的家庭经济情况是：蔬菜自种，稻谷地交给儿媳妇种（儿子一般出门打工），每年儿媳妇会把够他们吃的米交过来。吃的不愁了，麻烦的就是手头需要点活钱了，买点针头线脑要钱，而且有刚性开支--农村婚丧嫁娶请客必须去，每次至少要有几十元“人情钱”。我帮助的这四百元够他们半年以上的“人情钱”了。
他们的家庭是个典型的家庭 青壮年的儿子基本全职在外打工，儿媳妇农忙做农活，农闲有机会也要去做短工（不总有机会，拉拉扯扯每年收入3，4000的样子）。老人呢？只好待在家里，没有活钱，手头就紧了。 所以心照不宣的春节中秋带点蔬菜、自制咸菜到我这里来然后我送几百块让他们手头活泛点。
搞毛式集体经济对他们能不能有帮助呢？ 我看是没有。假设你主贴说的毛氏集体经济很能粮食增收，也没啥用---全家口粮已经足够吃了。增加收入方面--即使“在集体经济的统筹安排下”拼了老命种好粮食，每亩增收2，300斤大米抛去成本也就增收纯收入几十元，百把元的样子。两次“人情钱”就用完了。不济事。至于老人的儿子儿媳我的表哥表嫂，主业收入早已经是打工来源。表嫂种地也只是保证个口粮而已。 你们要在粮食增产的大旗下搞毛氏集体经济，我看我的表哥表嫂估计对放弃自己的劳动自主权以及带来的收入没兴趣，把自己的劳动力交给毛氏集体领主来支配没兴趣。 是要让他们回来听集体领主统筹安排外出务工还是要按集体农庄时代的惯例让他们把打工工资每月交给集体领主再由领主来核算工分啊？
从观察本地沾亲带故的数十家农户，这种情况在本地区比较有代表性。从我和以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村子弟的单位同事交流的情况，在长江以南的中西部地区很有代表性--靠种粮食是不行的。粮食增收几百斤抛去农资等成本不如打工半个月。家庭收入来源要靠非粮食收入。
如果是以前我读大学时候去过的几个浙江温州台州农民同学家乡的情况来看，你们的复辟毛氏集体经济更是笑话。他们从毛氏集体解放出来后，早已经把生意做到全国，全世界了，成为中国制造的一个重要支柱了。我的温州台州同学家里人遍布全国全世界，制造、服务各行各业都有。他们家里如果还有地的话，也早转包给本地或外来的农业大户了。要他们来听几个左派理论家来指导他们该怎么种粮食，该怎么生产生活？
也许有地方有成功的农民合作社我还不了解，欢迎介绍成功经验。不过我估计它们和毛氏集体经济也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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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本文无关，请另开道德竞赛专题贴。
另外你对弃农经商很有心得，请再开经商致富指导专题贴。
这两个专题，我估计后一个会更受欢迎。
我要告诉你的是大部分农村的实际情况
我要告诉你的是土里刨食没戏 ，粮食增产也不是农民增收的手段，不是农村的迫切问题 你主贴里所谓的粮食问题要靠集体农庄云云，农民致富要靠毛氏集体经济云云更是无稽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