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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关于新中国粮食生产的研究 1．概述 关于新中国粮食生产的研究
1．概述
新中国成立后，1950至1998的48年间，粮食总产量由13212万吨增长到51230万吨，平均亩产量由197斤提高到900斤，成就是非常显著的。这48年历年的粮食总产量，亩产量（注1）以及它们的增量如表1.1所示。表中粮食产量和播种面积等原始数据是从中国自然资源数据库获得的（注2），而粮食产量后面的那些变量是根据相关数据计算的。这些原始数据已获得研究者普遍的引用，虽然有争议的意见，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只能以此为据。
为了便于观察，将总产量和亩产量以及相应的绝对增量和相对增量分别用图1.1和图1.2表示出来。从这些图表可以看到，虽然粮食产量的总趋势是增加的，但速率却各不相同，某些年度甚至下降。如何分析和解释这些变化，将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表1.1 1950–1998年的粮食生产数据
图1.1 1950 – 1998 年粮食总产量变化趋势
图1.2 1950 – 1998 年粮食亩产量变化趋势
对粮食产量的影响，获得普遍认同的因素包括: 劳动力，土地，肥料，水利，种子，田间管理，生产工具，气候等等。新中国成立后，在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复种指数），改良土壤，增加有机肥和化肥的使用，兴修水利，提高浇灌面积，开发和推广良种，改善田间管理和生产工具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获得了惊人的进步，是50年粮食总产量和亩产量得到提高的根本原因。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则为改变这些因素的努力提供了制度上的支持。但是，执政党以何种方式组织农业生产并采取相应的制度和政策，这50年中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且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了粮食的生产。怎样衡量和评价这些变化和影响，成为人们对新中国农业生产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在这些研究中，林毅夫在美国以英文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在国际和国内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中主要的三篇如下：
1． Lin, Justin Yifu, 1988. "The 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System in China's Agricultural Reform: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tud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vol. 36(3), pages S199-224, Supplemen.
2． Lin, Justin Yifu, 1990. "Collectivization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1961,"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vol. 98(6), pages 1228-52, December.
3． Lin, Justin Yifu, 1992. "Rural Reforms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vol. 82(1), pages 34-51, March.
作者在1992将这三篇文章收入《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一书，由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以中文出版，各篇中文标题是：
1． 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
2． 集体化与中国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
3． 中国的农村改革与农业增长
为了分析制度对农业生产的作用，林毅夫将其研究的时段划分为：1）自愿集体制，1952-1958年；2）强制集体制，1959-1978年；3）家庭承包责任制，1979-1987年。其研究结论可概括为：
（1）1959–1961 年间粮食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自然灾害，也不是领导和决策失误，而是由于农民的集体化生产由自愿性质转变到强制性质后，多次博弈的机制变成了一次性博弈，致使农民在劳动中偷懒而造成的。
（2）这三年后，生产逐渐得到恢复，是原来庞大的公社体制压缩成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小型生产单位而使劳动监督便于实施所致。但由于集体生产的监督成本总是大于家庭责任制下的个体劳动，不可能实施完美的监督，因而家庭责任制更能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而带来更高的增长。
（3）自1979年开始的由公社和生产队体制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转变，是1978-1984年农业增长的主要源泉。作者并构建了经验数据的回归模型定量计算出，该段时期的主要农作物42.23%的增长，其中近一半应归于农作制度的转变。
笔者在对这些文章以及这些文章所涉及的相关背景进行分析研究后发现，以上这三个结论，（1）基本上是错误的，（2）是不确定的，且难以验证，（3）不实地夸大了农作物产值的增长和制度转变的作用。同时，笔者对作者论在证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粗糙，随意和武断感到十分震惊，对这些文章所获得的正面评价觉得不可思议。本文在以后的章节中，将就这些认识作出详细的论述，并用事实和数据证明，导致1959–1961年间粮食减产的主要原因是： 1）播种面积的下降，2）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3）劳动力配置和管理的失当，以及政府各级干部的不良作风和领导错误。
笔者还将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论述，中国人民经过三十年的巨大努力，奠定了农业生产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并于70年代末在粮食生产上获得突破性的成果，为牧副渔的迅速增长开辟了道路。而农业生产在这几十年中持续增长的源泉，主要来自由毛泽东主席主持制定的中国农业八字宪法中的前四个字，即：
土 - 土地的开发和土壤的改良
肥 - 有机肥和化肥施用量的增长
水 - 水利灌溉系统的建设和维护
种 - 良种的开发和推广
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为这四大因素的发生提供了制度和组织上的支持，而人民群众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是促进这些因素得以实现和保持的动力。中国农民和相关的工程技术人员，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六年间，在毛泽东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以自立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所进行的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灌溉系统的建设，使中国农民终于摆脱了靠天吃饭的宿命。他们留下的这笔丰厚遗产，永载史策，千秋不灭！
以分田到户的形式实现的家庭承包责任制虽然在初期显示了一些成效，但经验数据表明此种小农经济不具有持续发展的优越性。包产到户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长期处于停顿甚至倒退的状态，使农业生产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大大减低，给粮食生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个制度阻碍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全面实现，如不改变，将使中国农村继续陷入社会发展的底端，使中国农民共同富裕的梦想遭到破灭。历史将表明，具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合作化生产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本文各章标题和基本内容如下：
1．概述
2．粮食大减产与“博弈论”
定量计算由于播种面积减少和自然灾害所导致的1959 – 1961年的粮食大减产，从理论和经验数据两方面证伪林毅夫“博弈论”是此次大减产的首要因素的论点，并指出其农业总要素生产率计算和经验数据引用的谬误。
3．增长的源泉
从中国的农业八字宪法入手，重点论述土，肥，水，种四大因素对于新中国几十年粮食产量持续增长的重要作用，展示中国人民1950至1976年间在毛泽东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自立更生，艰苦奋斗，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4．集体生产与分田单干
在理论分析集体生产与分田单干的利弊的同时，以经验数据证明70年代集体制下粮食生产的增长远高于分田单干后的20年，定量分析林毅夫《中国的农村改革与农业增长》一文结论的错误，并计算分田单干后由于抵御自然灾害能力的降低所导致的粮食减产。
5．总结与前瞻
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面向中国农业发展的未来。
注1:可用两种方法来计算亩产量：总产量除以粮食耕地面积，或总产量除以粮食播种面积（播种面积是耕地面积和复种指数的乘积，1996年后的复种指数在数据库里没有，假定与此前几年的156相同）。这里采用的是前者。
注2：本文所引用的其它原始数据，如无特殊说明，均引自中国自然资源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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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一共被 18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这个“中国自然资源数据库”是不是“人地系统主题数据库”？ 家园 前瞻性啊，佩服的紧 您出了书吗？我想找来拜读拜读
家园 老河泥营养丰富，佩服佩服 家园 给你补充点材料 三门峡灌区
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建成运用以来，黄河下游的引黄灌溉事业有较大发展，从三门峡至黄河入海口的1000多千米的黄河两岸，截至1990年有72个灌区，虹吸55处，扬水站68座，引黄涵洞72座，使黄河下游沿黄地区70个市、县用上黄河水，平均每年引水100多亿立方米。三门峡水库每年利用凌汛和桃汛蓄水，为下游春灌保持了14亿立方米的蓄水量，在黄河下游春旱时一般可使河道流量增加300立方米每秒，大大提高了下游引水的保证率，是下游沿黄地区可靠的水源，对改变沿黄地区的面貌发挥了显著作用。据统计，抗旱补水期平均每1．63立方米的灌溉用水增产0．5千克粮食。从1973～1987年的15年春灌蓄水期间，水库春灌蓄水总量206．74亿立方米，向河南、山东两省沿黄灌区补水150亿立方米，其中实际有效补水量98．03亿立方米，增产粮食30．07亿千克。引黄灌区内与灌区外相比较，灌区内粮食平均亩产增加200千克以上，皮棉增加40千克以上。山东省沿黄两岸引黄灌溉面积已达2000多万亩，1979年至1985年7年小麦平均单产比1970年增长3．2倍。鲁西北过去是贫困地区之一，长期靠吃统销粮，1985年成为山东省增产粮食最多的地区之一，其中长期多灾低产的菏泽地区粮食总产量达到27．9亿千克，提供商品粮6．4亿千克，占全省商品粮总数的四分之一。
河南省引黄灌溉农田1000多万亩，粮、棉总产量比开灌前增长4至6倍，沿黄两岸已种植水稻120多万亩，产量连年增长。以前穷得出了名的豫东兰考县，如今稻麦飘香，绿树成行，一派兴旺景象，1983年夏粮总产达1．35亿千克，成为全国5年夏粮增长5000万千克的先进县。沿黄地区广大干部群众高兴地说：“致富仰仗责任田，丰收多亏黄河水。”
山西省利用三门峡水库蓄水使潼关河道水位升高的优势，在沿黄库区修建大、中型电灌站和引黄提灌设施，据不完全统计，山西省沿三门峡库区引黄灌溉面积100多万亩。近30年来，黄河下游沿河农村由于引黄灌溉，增产粮食22．8亿千克、棉花1．07亿千克。
1968年5月李瑞山任陕西省领导人后，一批停建缓建的水利工程陆续恢复修建。必须指出，当时正值十年浩劫，国家内忧外患，宝鸡峡引渭灌溉工程的复工就显得十分的难得。时至今日李瑞山兴修水利的事迹仍在民间广为传颂。
1969年3月，宝鸡峡引渭工程的渠首枢纽，王家崖、信邑沟、大北沟、南沟4座水库，韦水倒虹和7处隧洞等重点工程先后复工。5月26日，省革委会决定成立陕西省宝鸡峡工程指挥部领导小组，下辖18个工区。经10万多人2年又5个月的艰苦卓绝的努力，于1971年7月15日终于建成通水，实现了引水上原的宏伟理想。用一句名言评价无数为宝鸡峡引渭灌溉工程做出贡献的人们"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绩永世长存
"，最为恰当。记录片《红太阳照亮了宝鸡峡》真实再现了当年大施工的激情岁月。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修建的宝鸡峡引渭工程在工程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一是98KM的高边坡输水干渠，行走在众多的新老滑坡体上，工程艰巨，运行多年仍然安全无恙，这一技术突破值得称道。。。。。。。。。可以说，宝鸡峡引渭工程是"水利科技的大花园"。其中，宝鸡峡渠首枢纽、韦水倒虹等标志性建筑物多次被教科书采用。
因宝鸡峡和渭惠渠同在渭河上筑坝引水灌溉，为了管理方便，1975年4月
，宝鸡峡引渭管理局与渭惠渠管理局合并，仍定名为陕西省宝鸡引渭灌溉管理局，这时的宝鸡峡已是一个多枢纽，长距离，水工建筑物多样的大型现代化灌区
，具有引蓄提灌排等综合功能。宝鸡引渭灌溉工程已成为惠泽宝鸡、咸阳、西安三市14个县区300万亩农田的大型灌区，为全国十大灌区之一，对陕西国民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到七十年代末，全省(陕西)累计建成各类水利工程20万处，新增库容20亿立方米、配套机井14万眼、小水电站1325座，灌溉设施面积突破2000万亩，开创了陕西水利史上的一代辉煌。
冯家山水库管理局局长陈文让从七个方面强调了水库运行以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就是：从根本上改善了渭北原区农业生产基本条件，年平均灌溉面积就达上百万亩次，粮食平均亩产由开灌前的 100公斤增加至 540公斤，累计增产粮食 40多亿公斤，增加产值 60多亿元；防洪效益显著；一水多用，既保证生产用水，又向市区提供生活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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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文革时期灌溉主要发展不在这里 代表性应该说有3大工程。共同的特点是，工程极为宏大，有效灌溉面积扩大极多，更重要的是灌溉的都是缺水或水旱灾害频繁的地区。当然还有其它很多大小工程。
第3名，扩建都江堰灌区。都江堰灌区在建国后历经整治，扩建，在成都平原的灌溉面积已达历史最高峰，达到600万亩。但更大的成就是60年代开始将灌区向四川盆地中部扩张，这一部分与传统的都江堰灌区有本质不同，只是地理上连在一起而已。
地图上可以看到，成都市以东有一东北西南走向的狭长小山脉，叫龙泉山。文革中都江堰灌区越过这条山脉扩张至盆地中部丘陵地带。主要大型工程包括总库容10亿多立方米的几座大型水库，数百公里引水干渠，包括一条6公里长的引水隧道等。当然还有大量的中小型工程。最终增加灌溉面积500多万亩，全部是过去非常缺水的地区（因为没有地表径流和湖泊等存水的条件，灌区扩张就是人工创造这些条件）。
第2名，淠史杭灌区。58年开工，72年建成。
灌区位于江淮之间的大别山区，范围基本在安徽中部，从鄂豫皖交界的金寨一直到合肥。包括向北流入淮河的淠河，史河水系和大别山以南流入巢湖的杭阜河水系。总干渠蜿蜒在大别山中，连接了总库容60多亿立方米的5大水库和3个水系，向两侧共1万多平方公里的地区供水，灌溉面积目前为1000万亩，是中国第二大灌区，也是新中国白手起家建立的最大的灌区。
灌区面积占安徽省1/10，其中山地丘陵占灌区面积84%，但粮食产量占安徽省1/4。该灌区难度大，标准高，质量高，给所在地区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第1名，华北井灌区。70年代初以每年30余万眼机井的速度打了200多万眼机井，灌溉面积1亿多亩。此外还包括配套的排涝设施。不过这虽然是集中连片的机井灌区，但并没有单独成立一个灌区。这一建设彻底终结了中国1000多年南粮北运，“1人1亩地的地方养1人3亩地的地方”的历史。
这三大工程历经40余年仍然发挥着绝对的决定性作用，尤其是前2项，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的恶化，水资源短缺，在提供坚强的农业生产力之余，还不断显示出非常稀缺的生态调节，生活工业供水，甚至旅游方面的巨大价值。这一事实雄辩地说明这些工程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实际上，70年代的中国水利在经过50年代一系列错误之后，吸取经验教训，有了非常大的提高，正处于建设水平的一个阶段性的巅峰状态。如果在80年代继续投入，辅以资金和机械化方面的提高，必然还能有一个巨大的进步。可惜这一进程到了80年代嘎然而止。90年代重新起步，主要在开发水电和大江大河治理。如今要重新开始农田水利建设了。想象一下，现在再建个淠史杭灌区，几千亿可能都下不来。
8，90年代如果继续引水排灌大型水利工程建设的势头，把南水北调东线中线建好，并不过分。南水北调一条线设计年调水量130亿立方米，平均下来为每秒400多立方米出头。淠史杭灌区总设计输水能力为580立方米/秒，当然这是5大水库全开，实际很少用。不管怎么说，南水北调这个量，并不过分。而且这两个工程的起点，中线丹江口，东线江都水利枢纽，都在文革中建好了。这两个水利枢纽也各控制了几百万亩农田的灌溉，排涝，防洪等。一举结束了江汉平原北部和苏北南部水旱灾害的历史。此外东线的淮河入江水道，洪泽湖水库和黄河以南运河也都在文革前或文革中整治完毕了。
南水北调主要就是挖两条河道，加上东线的扬水，以及一些闸门之类。主要顾虑无非成本高，移民，改建铁路公路等。结果越顾虑，往后这些成本越高。如果早建，华北的水源问题断不会到现在这个地步。两条南水北调的水量，基本恰好补充华北机井抽出来的水。机井抽出来的水也有很大一部分会渗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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