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关于新中国粮食生产的研究 1．概述 -- 润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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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关于新中国粮食生产的研究 1．概述

关于新中国粮食生产的研究

1．概述

新中国成立后，1950至1998的48年间，粮食总产量由13212万吨增长到51230万吨，平均亩产量由197斤提高到900斤，成就是非常显著的。这48年历年的粮食总产量，亩产量（注1）以及它们的增量如表1.1所示。表中粮食产量和播种面积等原始数据是从中国自然资源数据库获得的（注2），而粮食产量后面的那些变量是根据相关数据计算的。这些原始数据已获得研究者普遍的引用，虽然有争议的意见，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只能以此为据。

为了便于观察，将总产量和亩产量以及相应的绝对增量和相对增量分别用图1.1和图1.2表示出来。从这些图表可以看到，虽然粮食产量的总趋势是增加的，但速率却各不相同，某些年度甚至下降。如何分析和解释这些变化，将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表1.1 1950–1998年的粮食生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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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1950 – 1998 年粮食总产量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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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1950 – 1998 年粮食亩产量变化趋势

对粮食产量的影响，获得普遍认同的因素包括: 劳动力，土地，肥料，水利，种子，田间管理，生产工具，气候等等。新中国成立后，在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复种指数），改良土壤，增加有机肥和化肥的使用，兴修水利，提高浇灌面积，开发和推广良种，改善田间管理和生产工具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获得了惊人的进步，是50年粮食总产量和亩产量得到提高的根本原因。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则为改变这些因素的努力提供了制度上的支持。但是，执政党以何种方式组织农业生产并采取相应的制度和政策，这50年中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且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了粮食的生产。怎样衡量和评价这些变化和影响，成为人们对新中国农业生产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在这些研究中，林毅夫在美国以英文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在国际和国内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中主要的三篇如下：

1． Lin, Justin Yifu, 1988. "The 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System in China's Agricultural Reform: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tud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vol. 36(3), pages S199-224, Supplemen.

2． Lin, Justin Yifu, 1990. "Collectivization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1961,"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vol. 98(6), pages 1228-52, December.

3． Lin, Justin Yifu, 1992. "Rural Reforms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vol. 82(1), pages 34-51, March.

作者在1992将这三篇文章收入《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一书，由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以中文出版，各篇中文标题是：

1．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

2．集体化与中国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

3．中国的农村改革与农业增长

为了分析制度对农业生产的作用，林毅夫将其研究的时段划分为：1）自愿集体制，1952-1958年；2）强制集体制，1959-1978年；3）家庭承包责任制，1979-1987年。其研究结论可概括为：

（1）1959–1961 年间粮食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自然灾害，也不是领导和决策失误，而是由于农民的集体化生产由自愿性质转变到强制性质后，多次博弈的机制变成了一次性博弈，致使农民在劳动中偷懒而造成的。

（2）这三年后，生产逐渐得到恢复，是原来庞大的公社体制压缩成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小型生产单位而使劳动监督便于实施所致。但由于集体生产的监督成本总是大于家庭责任制下的个体劳动，不可能实施完美的监督，因而家庭责任制更能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而带来更高的增长。

（3）自1979年开始的由公社和生产队体制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转变，是1978-1984年农业增长的主要源泉。作者并构建了经验数据的回归模型定量计算出，该段时期的主要农作物42.23%的增长，其中近一半应归于农作制度的转变。

笔者在对这些文章以及这些文章所涉及的相关背景进行分析研究后发现，以上这三个结论，（1）基本上是错误的，（2）是不确定的，且难以验证，（3）不实地夸大了农作物产值的增长和制度转变的作用。同时，笔者对作者论在证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粗糙，随意和武断感到十分震惊，对这些文章所获得的正面评价觉得不可思议。本文在以后的章节中，将就这些认识作出详细的论述，并用事实和数据证明，导致1959–1961年间粮食减产的主要原因是： 1）播种面积的下降，2）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3）劳动力配置和管理的失当，以及政府各级干部的不良作风和领导错误。

笔者还将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论述，中国人民经过三十年的巨大努力，奠定了农业生产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并于70年代末在粮食生产上获得突破性的成果，为牧副渔的迅速增长开辟了道路。而农业生产在这几十年中持续增长的源泉，主要来自由毛泽东主席主持制定的中国农业八字宪法中的前四个字，即：

土 - 土地的开发和土壤的改良

肥 - 有机肥和化肥施用量的增长

水 - 水利灌溉系统的建设和维护

种 - 良种的开发和推广

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为这四大因素的发生提供了制度和组织上的支持，而人民群众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是促进这些因素得以实现和保持的动力。中国农民和相关的工程技术人员，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六年间，在毛泽东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以自立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所进行的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灌溉系统的建设，使中国农民终于摆脱了靠天吃饭的宿命。他们留下的这笔丰厚遗产，永载史策，千秋不灭！

以分田到户的形式实现的家庭承包责任制虽然在初期显示了一些成效，但经验数据表明此种小农经济不具有持续发展的优越性。包产到户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长期处于停顿甚至倒退的状态，使农业生产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大大减低，给粮食生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个制度阻碍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全面实现，如不改变，将使中国农村继续陷入社会发展的底端，使中国农民共同富裕的梦想遭到破灭。历史将表明，具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合作化生产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本文各章标题和基本内容如下：

1．概述

2．粮食大减产与“博弈论”

定量计算由于播种面积减少和自然灾害所导致的1959 – 1961年的粮食大减产，从理论和经验数据两方面证伪林毅夫“博弈论”是此次大减产的首要因素的论点，并指出其农业总要素生产率计算和经验数据引用的谬误。

3．增长的源泉

从中国的农业八字宪法入手，重点论述土，肥，水，种四大因素对于新中国几十年粮食产量持续增长的重要作用，展示中国人民1950至1976年间在毛泽东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自立更生，艰苦奋斗，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4．集体生产与分田单干

在理论分析集体生产与分田单干的利弊的同时，以经验数据证明70年代集体制下粮食生产的增长远高于分田单干后的20年，定量分析林毅夫《中国的农村改革与农业增长》一文结论的错误，并计算分田单干后由于抵御自然灾害能力的降低所导致的粮食减产。

5．总结与前瞻

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面向中国农业发展的未来。

注1:可用两种方法来计算亩产量：总产量除以粮食耕地面积，或总产量除以粮食播种面积（播种面积是耕地面积和复种指数的乘积，1996年后的复种指数在数据库里没有，假定与此前几年的156相同）。这里采用的是前者。

注2：本文所引用的其它原始数据，如无特殊说明，均引自中国自然资源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