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赵元任(google来的,赚工分了) -- 桃儿

黄延复

赵元任，祖籍江苏常州府阳湖县（现并入武进县），1892年出生于天津，曾用名宜重，后即废去，一直名号一致，亦未曾用过笔名，在国外发表论著则用R.R.Chao。1910年7月，清廷游美学务处在北京招考第二名被录取（这次招考共取正榜70名）。这批学子于同年8月赴美。赵元任入康奈尔学习数学。1914年获学士学位，再入该校哲学院研究一年，1915年考入哈佛大学，1918年获该校哲学博士学位。

1919年，28岁的赵元任被聘为康奈尔大学物理讲师，越年，作为清华学校“史前期”的优秀生，赵元任应聘回校任物理、数学和心理学讲师。1921年，再赴美任哈佛大学哲学讲师。1925年，清华学校增办大学部和国学研究院，33岁的赵元任被聘为国学研究院导师兼哲学系教授，并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一起，被自然竖为研究院的“四大导师”。1929年，清华国学院结束，赵被聘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语言组主任。1931年清华留美监督梅贻琦回国接任清华大学校长，赵元任受命接替该职，经一年，再回国。赵元任最后一次出国是在1938年，以后便定居美国，入美籍。从1939年起，历任美国耶鲁大学访问教授（1939-1941）、美国哈佛燕京社《汉英大辞典》编辑（1941-1946）、美国海外语言特训班中文主任（1943-1944）、美国密执安大学语言研究所教授（1946-1947）。从1947年起，专任美国加州大学教授，1965年退休，任该校离职教授至逝世。1981年回国探视，北京大学又授予他名誉教授称号。这样，他一生任教职63年，这在中外教育史上，实属罕见。

赵元任具有非凡的语言方面的天赋。据说，他的耳朵可以辨别各种语言。在一星期以内，他就可以学会一种语言，能听，能说，而且说得很好。1920年，哲学家罗素（英）来清华参观讲学，赵元任任翻译，并陪同罗素周游全国和地，每到一个地方，他就用当地的方言翻译。亲友们都鼓励他向语言方面深造，于是他于年底辞去清华教席，准备到国外去专攻语言学（那时，语言学在中国尚属空白）。1921年6月，他与杨步伟医生结婚后，便一同出国。赵先觅定哈佛大学哲学讲师的职位。于1922年又去法国莎娜学院专门研究语言学一年。至此他已初步奠定了“中国语言学之父”的基矗1925年回国后，他在清华担任课程有方音学、普通语言学、音韵练习、中国音韵学、中国乐谱乐调、中国现代方言等，并先后去江浙、江西、湖北、广东等地考察方言。从1922年至1848年，他共发表语言学专著14种，论文21篇，1948年以后、他在国外任教期间，又用英文写了《中国语字典》、《奥语入门》、《中国语语法之研究》、《湖北方言调查》等专著。50年代后期，他曾在台北作“语言问题”的系统讲演，系统地讲了语言学以及同语言学有关的各项基本问题，讲述了他在语言学研究方面的心得和结晶，讲稿汇集成书，并已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外，他还灌制了许多有关语言方面的唱片，单是中国华中、华南各省方言的录音唱片，就有2000多张。

赵元任可以称得上是精通汉语，但绝不单是一位汉语学家。在外国语方面，据他自己说：“在应用文方面，英文、德文、法文没有问题。至于一般用法，则日本、古希腊、拉盯俄罗斯等文字都不成问题。”特别是出国定居以后，他有机会遍游欧美各地，了解和学习各国各地的语言现象，简直到了广通博达的地步。他讲古今汉语和各地方言，能够用上述随便哪个国家的古语和方言举例作比较。他操各国语音同他说汉语“国语”和方言一样细致入微。有一次，他在索邦（sorbonne）用法语讲演，用纯粹的标准国定的法国语音，讲完了，听众对他说：“你法国话说得真好，你的法国话比法国人说得都好。”他在关于语言学的讲学或著作中，经常使用一些多由他自己创作的妙趣横生的故事来加深人们的印象。

例如有一次他讲语言与事物本身的约定俗成关系（即非必然联系）时说：“从前有个老太婆，初次跟外国人有点接触，她就稀奇得简直不相信。她说，他们说话真怪，明明是五个，法国人偏偏要说是三个（cinq）；明明是十，日本人偏偏要说是九；明明是水，英国人偏偏要说是窝头（warte）。”又有一次，他讲到语言和文字的相对独立性时，曾自编了一些单音故事，说明如果把这些故事写出来，人们可以看懂，但如果只用口说，那就任何人也听不懂了。其中之一是：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错觉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拴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温，氏室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是十狮尸。食时，始识是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赵元任是中国语言科学的创始人。关于他在这个领域里的成就，还在30年前，北京大学教授、前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先生曾作过这样的评价：“他的学问的基础是数学、物理学和数理逻辑，可是他于语言学的贡献特别大。近三十年来，科学的中国语言研究可以说由他才奠定了基石，因此年轻一辈都管他叫‘中国语言学之父’（father or Chinese philology）。”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教授在清华大学校庆70周庆座谈会上的发言中说：“赵元任可以称为中国第一代语言学家，我学语言学是跟他学的，我后来到法国去，也是受他的影响。”

赵元任是清华校友中屡见的那种博通人才之一。他的知识面和文才是多方面的，并不仅限于他所从事的专业范围以内。早在1915年前后，他与任鸿隽、章元善等十来个留学生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时，就曾写过专著《中西星名考》和论文《生物界物质与能力代谢之比较》；他在清华任教时，除担任前面举过的课程外，还曾主讲过哲学系的课程论理学。在校时，他还曾为了振兴学校戏剧社而改译并导演西方幽默剧《三角》（triangle），并在每一句台词上都注明抑扬顿挫和声调高低。由于翻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合他成为刘易斯?科乐耳(lewiscarroll)的专家，逝世前不久还曾被邀参加L.C的研究年会。赵元任谱曲的许多歌词，都是他自己的创作，如《劳动歌》、《尽力中华》等。还有值得一提的是，他还经常说或写一点富有警辟意味的格言式的东西，他给他的学生王力的一篇论文的批语“言有易，言无难”就是一例。1926年5月，他曾写了一篇格言体的《语条儿》，共18条，其中几条是：笑话笑着说，只有自己笑。笑话板着脸说，或者人家发笑。正经话板着脸说，只有自己注意。正经话笑着说，或者人家也注意。正经话笑着说，或者人家也注意。

现在不像从前，怎见得将来总像现在？

要改一个习惯，得拿上次当末次，别同它行再见礼。

节制比禁绝好，禁绝比节制容易。

要作哲学家，须念不是哲学的书。

有钱未必有学，可是无钱更求不到学。物质文明高，精神文明未必高；可是物质文明很低，精神文明也好不到哪儿去。

没有预备好“例如”，别先发议论。

凡是带凡字的话，没有没有例外的。

……

1965年退休后，他仍致力于写作，已公开出版的有《语言学跟符号系统》、《中国语文法》、《白话读物》等。此外尚有《绿信》（green letter）五册，用给友人书信的形式，记述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生活（因写作时经常使用一个绿色外夹，因以得名）。他还把《康熙字典》里两万多字，“浓缩”为2000个字，取名为《通字》，他认为日常的中文行文，用这两千字就足够了。

赵元任是中年定居国外的华裔学者之一。那时，他的贫弱的祖国受到内忧外患的夹攻，正处于一片“鸡鸣的四野声寥寥”之中。赵元任去国四十年时，祖国大地上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中间，在赵先生的思想中曾引起过哪些波澜，局外人便难臆断。但从一些事情上，似乎也有一些丝迹可寻。他在去世前几年中每有聚会，他总爱高歌一曲他自己谱曲的《教我如何不想他》。他解释说“‘他’可以是男的、女的，代表着一切心爱的他、她、它。歌词是刘半农当年在英国写的，有思念祖国和念旧之意。”1979年，刘达校长访美时，他曾数次高歌此曲，并曾忘情地说：“你们是真正清华园里的人。”他1981年回国，几乎全部的日程都用来寻故――故园，故乡，故校和故知。那年6月中旬，大概是他到达的第四天，他就来到清华，由刘达校长陪同畅游故园。但几天后，他却支开亲属和陪同，又一次单独来到清华园，长时间地在他的故居照澜院（旧南院）一、二两号徘徊。何以如此？凭吊？留恋？“发思古之幽情”？也许他是在创作他的第19则“语条儿”；“去国不久的人，不懂得思恋故土的深情！”据他的学生和朋友王力讲，他那时已有回国定居的打算，清华大学也为此做了安排。至少，他已决定再回国一次，分别到大陆和台岛会一会亲朋，但这一切都未来得及实现，他就于1982年4月24日溘然长逝了！享年89岁。

黄延复

　　在二三十年代的清华教师职称中，有一个特殊的称号――导师。它的含义大概有下列几条：第一，他们的职责主要不是“教”，而是“导”；第二，他们的对象主要是学生（包括研究生），但不限于学生，助教、教员、专任讲师以至教授，都可以从他们的教学和研究中获得教益（如朱自清、吴宓就经常去听陈寅恪的课）；第三，他们的物质待遇一般都高于一般教授，如陈寅恪工薪最高时达大洋五百元，王国维、赵元任可得两套教授住宅，等等。

　　在清华前后享受“导师”称号的，首先是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但此外还有几位，他们是黄节（晦闻）、傅增湘（沅叔）、溥侗（西园）等。

　　“清华园内有趣人物真多，但其中最有趣的，要算陈寅恪先生了。你们中谁有好奇心的，可以在秋末冬初的一天，先找一找功课表上有《唐诗校释》或《佛经翻译文学》等科目的钟点，然后站在三院教室前的过道上等一等，上课铃响后，你们将看见一位里面穿着皮袍，外面罩以蓝布大褂青布马褂，头上带着一顶两旁有遮耳的皮帽，腿上盖（原文如此）着棉裤，足下登着棉鞋，右手抱着一个蓝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相貌稀奇古怪的纯粹国货式的老先生从对面彳亍而来，这就是陈寅恪先生了。”这是1934年清华大学出版的《清华周刊?欢迎新同学专号?教师印象记》中对陈寅恪先生的形象的一段描写。

　　在清华大学的校史中，流传着许多关于陈寅恪先生的趣谈。例如，哲学大家冯友兰先生的学问可谓不小了，从1928年入校起，当过秘书长、文学院长，以至数度代理校务，在清华可称为上乘人物了。但每回上中国哲学史课的时候，总会看见冯先生十分恭敬地跟着陈先生从教员休息室里出来，边走边听陈先生讲话，直至教室门口，才对陈先生深鞠一躬，然后分开。“这个现象固然使我们感到冯先生的谦虚有礼，但同时也令我们感到陈先生的实在伟大。”

　　在三四十年代，中国的学术界（特别是文史学界），有所谓“土产学者”和“出洋学者”之争，前者说后者不了解中国自己的传统，处处隔靴搔痒；后者则批评前者方法陈旧，工具不够。但是这两类学者对于陈寅恪先生，却是几乎一致地推崇，因为陈先生一方面对于旧学有家传的渊源，而且下过深湛的工夫，深深地了解中国学术的传统精神；另一方面，对西洋新观点、科学方法及工具， 陈先生同样有很深的造诣。单以语言为例，他通晓的总有二三十种之多，英、法、德、俄、日……等国文字自不必说，蒙古文、满文、阿拉伯文、印度梵文、巴利文、突厥文、波斯文、暹罗文、希腊文、匈牙利文、土耳其文以及许多中亚细亚现存的或已经消亡的文字，他都通晓。这些语言帮助他解决别人所未能解决的问题，发现别人所未能发现的历史真相。在国学方面，那时一般读书人能背诵“四书”、“五经”就可以了，而陈先生却能前诵十三经，而且对每字必求正确。

　　前清华外文系教授、曾任清华外文系主任和国学研究院主任的吴宓，素以学问渊博且中西会通名闻中外。对于陈寅恪，他曾说过这样的话：“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有坚持此言，且喜众人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盖世奇”、“最好的教授”、“教授之教授”、“太老师”……这是校内以至国内外学术界对陈寅恪的尊誉。他来清华后，即为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稍后，他又是清华大学惟一的一位中文系和历史系的合聘教授。西南联合大学时期，他曾是部聘教授。他还曾是英国剑桥大学的特聘的第一位华籍汉学讲座教授。抗战胜利后，他应英国牛津大学之聘，赴英主讲东方学与汉学，欧洲各国汉学家云集于牛津城，以亲聆陈之讲学为快。但据当时有人估计，欧美许多大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少数几人外，能听得懂陈先生讲演者实寥寥无几，因为“陈的讲演广征博引，只语言这一关那些一般的专家就闯不过”。

　　陈寅恪，江西修水（义宁州）人，1890年7月3日（清光绪十六年五月十七日）生于湖南长沙。祖父陈宝箴（右铭），为戊戌变法时期的湖南巡抚，主持湖南新政，维新失败后被革职。父三立，字伯严，又号散原，清末著名诗人，“四大公子”之一，与谭嗣同、陶宝廉、吴保初齐名，有《散原精舍诗》行世，曾是“新江西派”的首领，亦为戊戌变法维新党人。

　　1902年春，12岁的陈寅恪即随兄师曾东渡日本留学。1904年夏，返南京与兄隆恪同考取留日官费。冬初，同去日本。一年后，因患脚气病需易地疗养回国。1970年，插班考入上海复旦公学。1909年毕业，秋赴欧洲留学，读于德国柏林大学。并先后游挪威、瑞士等国，“游迹所至，颇有题咏”。在瑞士时，曾入苏黎世大学研读。1912年秋，自瑞士回国，居上海。1913年春，再赴欧入法国巴黎大学。冬，去伦敦，留十日，回上海，旋又赴法。是年秋，江西省教育司电召他回江西阅留德学生考卷，并许补江西省留学官费。他这次回国，连阅考卷三年，其间又曾患恶性痢疾几死，故一直在国内留居了五年始再出国。时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未完全结束，赴欧不成，改赴美入哈佛大学，随兰曼（lanman）学习梵文、巴利文两年。1921年离美再赴德国入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及其他东方古文字学，凡四年。在国外留学期间，他刻意求学，听到哪里有好大学，便去听课和研究，不仅读书本，而且留心观察当地的风土人情，而对一般人所重视的学位之类，却淡然视之。他在国外留学断续20年，不曾听说过他在哪里得过“博士”、“硕士”的学位，甚至连大学的文凭也未听说他拿过。

　　1925年，清华学校增设大学部和国学研究院。当时在哈佛大学任教的赵元任被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哈佛大学要求赵找人代替，并指名要陈寅恪，许以高薪。赵元任写信征求他的意见，他回信说：“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对美国留恋的只是波士顿中国饭馆醉香楼的龙是。”那时在柏林的中国留学生多染纨绔作风，但陈寅恪生活正派而简朴，有“贾府门前石狮子”之美誉。

　　陈寅恪之来清华，是清华上下一致的愿望。陈寅恪于1925年12月28日取道马赛乘法国邮船启程回国。但由于伺父病，于1926年7月始到校任职。初到校时，因无家室，学校分给他工字厅中的单身宿舍。但他经常住在赵元任的家里，用他自己的话说：“愿意有个家，但不愿意成家。”赵元任同他开玩笑：“你不能让我太太老管两个家啊！”后来，他同唐女士（甲午时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结婚，便搬到西院去与王国维为邻了。

　　陈寅恪在国际学术界的声望是非常之高的，因为他常常可以解决外国著名的学者亦不能解决的问题。有一次，苏联学者在外蒙古发掘到三个突厥碑文，纷纷研究，均不懂不通，后来请陈寅恪先生翻译解释，各国学者同声叹服。唐德宗与吐蕃之《唐蕃会盟碑》，许多学者，如法国之沙畹、伯希和等人均无法解释，经陈先生翻译，也使国际学者满意。

　　关于陈寅恪的学术成就和治学道路，他的老同学兼表亲俞大维曾作过一个概略的分析，大意在，从开始读书到第一次回国止，陈寅恪主要把学习的注意力放在研究文字（他认为这是治学的基本工具）上。他常说：“读书须先识字”，因而他幼年时对于《说文》与高邮王氏父子的“训诂”之学，曾下过一番苦功。在国外留学期间曾随Lanman学习梵文及巴利文近五年。回国后，又在北平与钢和泰教授继续研究梵文四五年，故他的梵文和巴利文都有很高造诣。陈寅恪一生治学研究的重心是国史，对于史，他无书不读，而且特别注重各史中的志书。对各种会要他也甚重视，尤重《五代会要》。他也重视《三通》，《三通》序文他都能背诵。其他杂史，他也看得很多。他特别注重史识，他常说：在史中求史识，目的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因此凡中国历代兴亡的原因，中国与边疆民族的关系，历代典章制度的嬗变，社会风俗，国计民生，一般经济变动的因果，以及中国文化长久留存的原因，等等，都是他研究的题目。对于许多文史古籍，他都作了分析研究，而且提出自己的评价。例如他以为《诗经》、《尚书》是我们先民智慧的结晶，古文《尚书》绝非一人可杜撰，大致是根据秦火之后所传零星断简，采取有关《沿书》部书编篆而成。

　　陈寅恪虽称不上是一位语言学家，但他写的一篇《四声三问》，曾被誉为语言学领域里“千古不朽的论著”。

　　由于有“趋庭之教”，陈寅恪所作的旧体诗无论从数量上或艺术价值上看都臻上品。在1980年首版之《寒柳堂集》中，共收他的诗作150余首，据蒋天枢先生估计，这只是他全部诗作的半数。

　　陈寅恪治学关注面很广，宗教、史学、语言学、人类学、校勘学、文字学等他均有独到的研究或著述；他生平著作（包括油印本及抄本在内）一百余种，其中专著九种，即《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秦妇吟校长笺》、《论再生缘》、《历史研究》、《述东晋王尊的功业》、《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后条》及《元白诗笺证论稿》等。其他论文主要刊登在《史语所集刊》、《清华学报》、《国学论丛》、《北平图书馆馆刊》等刊物上。

　　陈寅恪初到清华时，因主要的职衔是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因此所开课程亦以研究院的学程为主，主要的指导学科范围是：第一，年历学（中国古代闰朔日月食之类）；第二，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比较研究；第三，摩尼教经典与回纥文译本之研究；第四，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梵文、巴利文、藏文、回纥文及中亚细亚诸文字译本与汉文译本比较研究）。讲演题则为《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等。1928年春，他曾应聘到北大讲《佛经翻译文学》，同年秋，又改授《蒙古源流研究》。到1929年，因身体关系，就不再在北大讲课了。陈寅恪在清华上课的地点通常是三院的一间小教室。因他体弱，学校有意把他的课时安排在上午第二、三两节。那时他有黄蓝两种颜色的包袱皮各一个，如果是讲佛经文学、禅宗文学课，他一定用黄布包袱皮，而讲其他课时，则用蓝布包袱皮。上课时，总见他吃力地把一大包书抱进教室，绝不要助教替他抱。下课时，同学们想替他抱回教员休息室，他也不肯。每逢进课讲到需要引证的时候，他就打开带来的参考书，把资料抄在黑板上，写满一黑板，擦掉后再写。同学们为保护他的身体，常常主动替他擦黑板，这一点他倒不拒绝。

　　清华国学研究停办以后，陈寅恪才把主要精力放在大学部中文、历史两系合聘教授的职务上来。陈寅恪的学识广博，但也不是无所侧重。如前所述在文史方面，他以史学为主；在史学领域中，他又划定了自己的研究范围是中国中古史，主要是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一段。在30年代，他经常开的课程是各种关于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的专题研究，例如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在文学研究所和中文系开的课程有佛经文学、禅宗文字、世说新语研究、元白诗研究、欧阳修研究等。梵文及南北朝唐代制度又是他研究重点的重点。曾经有人这样评述过陈寅恪先生的治学态度：“陈先生是一个勤奋的垦荒者，他不多说话，尤其不唱高调，只是一个接着一个地在解决历史上的疑案。用很简练的笔法写出来，却是一篇一篇的短论文，登在学术水准很高的杂志上。”到了30年代，他“才写出几本小书……文章虽然短小，但是内容的分量却不是许多‘大书’所能望其项背”。

　　陈寅恪身体瘦弱，但绝少辍讲，有人听了他四年课，没记得他请过一次假。他讲课只是平铺直述，但听者并不感到枯燥，大家都聚精会神听讲，因为内容丰富精彩，大家都知道机会难得，不该轻易放过。每当下课铃响，大家都有依依不舍、时光流逝太快之感。陈寅恪讲课内容，都是他的心得和灼见，所以同一门功课可以听上好几次，仍有新鲜感。他最令同学敬佩的就是能利用一般人都能看到的材料，讲出新奇而不怪异的见解。大家听完以后都有“我们怎么竟想不出”的感觉。

　　1937年7月，抗日军兴，适逢陈寅恪父丧。他料理完丧事，携家逃离北平，几经辗转，得至长沙“临时大学”。不久，南京沦陷，长沙吃紧，“临大”又决定迁往昆明。于是陈寅恪携全家再登程西行，经广西，抵香港。因夫人唐心脏病发不能再走，遂于春节后只身取道海防到云南蒙自西南联大文学院授课。到蒙自后即染疟病。这时他的藏书，悉被长沙大火烧光。在蒙自时，他即开始患目疾。1938年秋，联大文学院由蒙自迁往昆明，陈寅恪亦随院移居昆明，授西晋南北朝史，寓靛花巷青园学舍。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他为该校汉学教授，约他去英一面讲学一面治目疾。陈于暑假后离昆明赴香港，拟全家赴英。到香港后，适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未成行。不得已9月再返昆明，仍任昆明西南联大中文、历史两系合聘教授。这时，他经滇越路运出之书又全部失窃。1940年暑假后，他再赴香港等待赴英时机，并在香港大学客座教授。1940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占领香港，陈寅恪“只好空坐家中半年”。这期间，他生活十分困难，常将衣物换食物，但拒不接受敌人的所谓“关照”。有一次，日本宪兵队奉上级指示，派宪兵送去好多面粉，但宪兵们往屋里搬，陈氏夫妇就往屋外搬，坚决不食敌粟。1942年5月，在一个暴风雨的夜里，　　陈氏一家逃离香港抵广东，6月末抵桂林，在桂林留一年余，任教于广西大学。有《癸未春日感赋》抒怀曰：“沧海生还又见春，岂知春与世俱新。读书渐已师秦吏，钳市终须避楚人。九鼎铭词争颂德，百年　粝总伤贫。周妻何肉尤吾累，大患分明有此身。”至1945年春，终因生活艰苦，得不到必要的营养，双目几全失明。同年旧历五月十七日，他吟《五十六岁生日三绝》诗，伤其不幸遭遇。第一首云：“去年病目实已死，虽号为人与鬼同。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设祭奠亡翁！”

　　1945年8月，日本投降，这时陈寅恪的心情，可于《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一诗中见之：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国仇已雪南征耻，家祭难忘北定时。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

　　战后，英国皇家学会再约他赴英治疗目疾，遂由成都搭航机去昆明，再经印度乘水上飞机去伦敦。但英医对其目疾终告束手，1946年4月，陈双目全部失明，遂辞去牛津首席汉学教授职。随后陈寅恪被护送赴美就医，但在船上即知美医亦无良策，遂决定不登岸。当时赵元任夫妇等曾到船到去探视他，他初闻赵元任夫妇之呼声，顿然悲哽，良久才开始谈话。

　　1948年末，革命形势急转直下，12月14日，北平围开，时陈寅恪已在城里。12月下旬，陈搭飞机离平南下。先抵南京，当时陈序经出任广州岭南大学校长，邀陈寅恪至该校任教，教课方式仍如在清华园那样。在岭南时，当时之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曾“屡电催赴台”，很想请他去台大任教，陈不去。又闻，当其离开北平南下时，梅贻琦曾有意介绍他到香港大学任教，后亦未果。全国解放后，岭南大学停办，与中山大学合并，陈留中山大学任教，受到学生们的热情欢迎。他讲课时，小小的客厅中，窗棂上，门槛上，总是满满地拥挤着人堆。党和人民政府也给了他高度重视和尊重，一些党政领导人如陈毅、周扬、胡乔木到广州时，都曾专门登门同他探讨思想和学术；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则曾专函与他，约他赴京任职。1954年春，国务院派原在清华任他的助教的汪专程赴穗接他进京出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但他以“我贪恋广州暖和，又从来怕做行政工作”而辞谢，并荐陈坦已代（详情可参阅《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陶铸任中南局书记期间，对他的治学和生活更是倍加关怀，因他目盲腿残，曾专派三名护士照顾他的生活。因他仅能辨微弱的白光，还在他的院子里修一条白色甬道，让他能在工余散步时不致摔倒……党和政府的关怀和尊重。

1955年春节，他撰联标门曰：“万竹竞鸣除旧岁，百花齐放听新莺。”所传“生为帝国之民，死作共产之鬼”的话，亦当为此时语。在“百家争鸣”运动中，人们要他讲话，他只提了一条：“孟小冬戏唱得较好，当今须生第一，应当找她回来唱戏，以广流传。”当然，他这样一位生、长、学于旧社会的知识分子，猛然换了新的环境，终不免与他有的思想感情发生冲突，再加上某些“左”的东西当时即已有所表现，使他常有一种惆怅之感，这在他《论再生缘》一书中有较明显的流露。1958年以后，他不再教课，但仍致力于学术著述，对一些他看不惯的现象，也愿意率直地提出意见。如1959年，周扬来看望他时，他不无火气地问：“周先生，新华社你管不管？”周说，“有点关系”。他说：“1959年几月几日，新华社广播了新闻，说大学生教学比教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学生（要）向老师学习，何前后矛盾如此！”

　　十年动乱中，这位正直、辛勤的学人肉体、精神都受到严重摧残。尤其令他痛心的是，一些珍贵的书籍、文稿被劫夺一空。1969年10月7日晨5时，这位文史学界的巨匠，终于含怨去世，享年79岁。

在二三十年代的清华教师职称中，有一个特殊的称号――导师。它的含义大概有下列几条：第一，他们的职责主要不是“教”，而是“导”；第二，他们的对象主要是学生（包括研究生），但不限于学生，助教、教员、专任讲师以至教授，都可以从他们的教学和研究中获得教益（如朱自清、吴宓就经常去听陈寅恪的课）；第三，他们的物质待遇一般都高于一般教授，如陈寅恪工薪最高时达大洋五百元，王国维、赵元任可得两套教授住宅，等等。

　　在清华前后享受“导师”称号的，首先是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但此外还有几位，他们是黄节（晦闻）、傅增湘（沅叔）、溥侗（西园）等。

　　在国学研究院的几位导师中，梁启超对清华校事发展的影响，可以用一个“广”字来概括。就是说，他对清华校事的关注最为广泛而全面，上自董事会的组成、校长的资格和条件，下至某个学生的特点和发展前途；上自校训的制定，下至某门课程的安排，他无不热情关心，发表自己的见解和主张。

清华老校训

　　梁启超最早接触清华，是在1914年冬，那时，清华建校刚刚3年多，提倡德、智、体三育并进和人格教育。梁启超作为名人被请来校作讲演，他的讲题为《君子》，引《易经》中乾、坤二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勉励少年学子们树立“完整人格”。他说：“乾象言君子自励，犹天之运行不息、不息有一暴十寒之弊。……坤象言君子接物度量宽厚，犹大地之博，无所不载。”最后他联系清华情况说：“清华学子，荟中西鸿儒，集四方之俊秀，为师为友，相磋相磨。他年遨游海外，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所谓君子人者，非清华学子行将焉属！”他这次演说对清华优良学风和校风的养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以后，学校即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字定为校训（亦称校箴）。

　　同年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梁启超于11月30日来清华“假馆著书”，住西工字厅，取名“还读轩”，大约持续住了10个月左右。关于这段往事他曾在《欧洲战役史论》一书的序言中说：“吾初发意著此书，当战事初起之旬日后耳。……而都中人事冗杳，每日欲求二三小时伏案操觚竟不可得，于是乃假馆于京西郊之清华学校，阅十日脱稿。清华学校在西山之麓，爽垲静穆，吾兹爱焉。故假一室以著书其间，亦尝以此书梗概为诸生讲演，听者娓娓不倦。”他这里所说的讲演，据清华史料记载共有两次，共历时5小时，讲时“钩稽渊博，讨论畅快，听者忘倦”。稍后，他又以《甲寅条假馆京郊清华学堂成<欧洲战役史论>赋示校员及诸生》为题，写赋体诗，辞意奇古，登在1914年第25期《清华周刊》上。

　　1917年1月10日，梁启超应邀再来清华讲演，这次讲了三方面问题：第一，为人；第二，做事；第三，修学。其中有些见解颇耐人寻味。例如他说，为人之道，心不要为五官四肢之奴隶，“禽兽无心做主，专受五官四肢之支配，故为禽兽；人而不能反省，不能克己，则为自己五官四肢之奴隶矣。身奴于人，尚可拯解，惟自心做五官四肢之奴隶，则不可救药矣”。

　　从1920年12月2日起，梁启超开始在清华系统讲学，总题为《国学生史》还在1914年末他来假馆著书时，就曾公开讲过“国家”问题。那年12月3日，他在教职员及各级长、室长之座谈会上说：“清华学生除研究西学外，当研究国学；盖国学为立国之本，建功立业，尤非国学不为功。苟日专心于西学，而荒废国学，虽留美数十百年，返国后仍不足以有为也。”事过境年，他这次来系统地讲“国学”了。从12月2日起，连续讲50余次，积稿甚多，学生们要求他把这些稿件印成书，但他只“取讲《墨子》之一部分，略删定之，得六万言，名曰《墨子学案》印行成书”。

　　1922年2月，梁启超正式就聘为清华学校讲师。从此，他在清华的活动就进一步固定化，影响也更广泛起来了，不但教学上安排了系统教程，如“五千年史势鸟瞰”（后辑成为《中国历史研究法》之第二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感情”（共14篇）、“中国学术史”（后成《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而且对校政开始有所指议。1922年3月，他应清华学生之请为《彻底翻腾的清华革命》（《清华周刊特刊》）写了一篇序言，其中说：“我与清华学校，因屡次讲演的关系，对于学生及学校，情感毕日益深挚。关于本校改革、发展诸问题，颇有所蕴积。原预定作一次讲演，题曰：《清华学校之前途》。因收集资料未备，且讲课太忙，迄未能发表。今因《彻底翻腾的清华革命》出版之便，述吾希望之要点如下：……第一，改组董事会；第二，组织务实的校友会；第三，经费完全独立，由董事会管理，不必再经外交机关之；第四，缩减留美经费，腾出财力，办成一完美之大学；第五，希望积极地预筹资金，为十八年后赔款终了时维持学校生命之预备。”

　　1923年2月21日，《清华周刊》记者去天津意租界采访梁启超，那时他刚从东南讲学回来，其时清华学校各方面正在酝酿进行改革，诸如改组董事会问题，增办或改办大学问题，男女同校问题，等等。记者请他对各方面都发表意见，他“来者不拒”，较详细地谈了自己的看法：

　　第一，应该由中美两国教育家合组董事会，以代替“现在这类小官僚的董事会”。

　　第二，清华校长人选应该是“有学问能办事的教育家……我极希望将来能得一位清华毕业、在美学教育的来当校长，因为这样的人对于学校有爱情而熟悉学校情形”。

　　第三，大学的组织应以教授团为主体。“我所谓教授团者……教授乃professor的意思，只有教授可以当团员，助教职工、教员、副教授，都不能当团员。无论你有多大的学问，无论你有多少博士的头衔，你初来我们大学教书，只可以当一位助教或是副教授，升教授要经教授团通过。”

　　第四，大学校长可以由教授团中推举，或是互推，或是各教授轮流担任。

　　第五，人格教育就以教育者人格为标准，“以身作则”是人格教育的惟一途径。

　　（有人问他，对于国学深有研究，又能以所得授人者，依先生所见大概有哪几位。）

　　第六，有学问的人，不一定会教，教得好的不一定都有学问。依我看来，又有学问又能教好的先生，现在中国大概一个都寻不着。

　　（记者问他，“国学常识”是什么？）

　　第七，“国学常识”依我所见就是简简单单的两样东西：第一，中国历史之大概；第二，中国人的人生观。

　　（记者问，清华学生于留美之前应该读完多少中国书籍。）

　　第八，现在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最低限度的书目。

　　在这次访问中，梁启超有一段关于美国社会的妙论，他说：美国物质发达，它是时代的骄儿，（但）它的经济毛病严重。我们中国现在物质方面是很落后的，我们大家都在大声疾呼提倡实业。但是实业发达后结果如何，我们也要仔细想想。我们发达物质生活以前一定要资本，我们移植西方资本主义来到底是不是个办法？我认为我们不应当蹈西方的覆辙。……美国所犯的毛病最大，所以影响到一切。它的教育过于机械，实利主义太深了，所以美国的学问界浅薄精细，如此好处自然是有，我现在不必多说。而它坏的方面就是一个“忙”字，在父母的身体中匆匆忙忙地出世，出世后匆匆忙忙地长大，长大后匆匆忙忙地受教育，受教育后匆匆忙忙地找钱，找着钱匆匆忙忙地享福，享福享够时匆匆忙忙地死，死了匆匆忙忙地下葬。……

　　梁启超利用去翠微山小憩时花了解情况天的工夫写成他所说的那个最低限度的书目，计150余种，并说明阅读方法。他记述写这篇稿子的过程说：“两月前，《清华周刊》记者以此题相属，蹉跎久未报命。顷独居翠微山中，行箧无一书，而记者督责甚急，乃竭三日之力，专凭忆想所及，草斯篇。”这篇书目共分六类：第一，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第二，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第三，韵文书类；第四，小学书及文法书类；第五，随意涉览书类；第六，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胡适文存》二集）而就在这期间，胡适也拟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把《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两书也列在里。梁启超看了很是反感，就又“认真详细”地拟了一个书目，并写了《治国学杂话》、《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二文，后一文里有言：“胡君这个书目，我是不赞成的，因为他文不对题。”又说：“一张书目，名字叫做‘国学最低限度’，里面有《三侠五义》、《九命奇冤》，却没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岂非笑话？”又说：“若说不读《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便够不上国学最低限度，不瞒胡群说，区区小子，便是没读过这两本书的人，我虽自知学问浅漏，但说我连国学最低限度都没有，我却不服。”接着又说：“平心而论，做文学史（尤其做白话文学史）的人，这些书自然该读。但胡君何能因为自己爱做文学史，便强一般青年跟着你走？”

　　这年夏，张君劢来清华讲演，反对科学人生观。丁文江在《努力》上撰文为科学辩护，主张“打倒玄学鬼”。激起一场科学与玄学之笔战。梁启超先是站在外面观战，5月5日，他发表一篇“暂时局外中立人梁启超宣言”，标题是《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国际公法》；于5月23日发表一篇“对于张、丁论战的批评”，题为《人生观与科学》，其主要观点是：“关涉理论方面的事项绝对要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关涉感情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人生问题有大部分是可以――而且必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却有一小部分――或者还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学的”。后来“战期”延长，“战场”扩大，“战斗员”陆续加入，分成三大营垒：“科派”中有丁文江、吴稚晖、朱经农、陈独秀、胡适、唐钺……“玄派”中有张君劢、林宰平、张东荪等，等，持调和及批评态度的除梁启超外，尚有范寿康、孙伏园等。有人评价这次论战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最光荣最伟大之一役，影响于后世中国思想界颇大”。是年冬，梁启超又在清华讲中国学术史，后搜集讲稿编成《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约20余万言。有人评论这本书：其结构之完美，材料之丰富，在历来专史中罕有能及者；而于论述之人物，及介绍之数目，亦均扬善发幽，博赅详实，不胜记诵，真千古之杰作也。

　　1921年及1922年，梁应北京、天津、南京、上海等地各大学及教育团体之请，讲演关于中国文化、学术问题不下两百次，其效果是：“学子景从，风气大开。”

　　1924年秋，清华学校筹办“国学研究院”。校长曹云祥是外交官出身，不善此道，便请胡适代为设计，并拟请他担任国学院导师。胡表示：“非第一流学者，不配作研究院的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一说还有罗振玉），方能把研究院办好。”1925年秋，曹云祥敦请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赵元任任导师，李济为特别讲师，梁、王、赵、李先后应聘，惟章不就。9月梁到院就职，住清华北院。这年终，梁又向曹云祥推荐陈寅恪为导师，相传推荐时还有一段趣话。曹问：“陈先生是哪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又问：“他有何著作？”梁答，他也没有著作，曹摇头说：“既不是博士，又无著作，这就难了。”梁生气说：“我梁某也不是博士、硕士，著作倒可称等身，但加起来还不如陈先生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给人家效力吧！”曹心动了，后来就把陈请来，陈于翌年秋到校。于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阵容形成。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程，分为普通讲演及专题研究两种。讲演为研究院学生所必修，每人至少须选定4种，由教授拟定题目，规定时间，每星期讲演一次或两次，范围较广。专题研究则是于各教授所指定的学科范围内，“就一己志向、兴趣、学力之所近，选定题目以为本年内之专门研究”。梁启超所负责之普通讲演题目有“中国文化史”、“读书法及读书示例”、“儒家哲学”、“历史研究法”等；指导学科则有“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东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通史”、“中国文学”等多门。国学研究院办有《国学论丛》（季刊），梁启超经常在上面发表著述，如《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等。

　　1925年9月，梁启超有《清华周刊》第350期上发表《学问独立与清华第二期事业》一文，再一次系统地评说校事，着重谈到清华之设立大学部和国学研究院与中国学术独立之关系。他说：“一国之学问独立，须全国各部分人共同努力，并不希望清华以独占。但为事势便利计，吾希望清华最少以下列三种学问之独立自任：第一，自然科学――尤注重者生物学与矿物学；第二，工学；第三，史学与考古学。”在这篇论文里，他还系统论述了治学法、避免洋八股等问题。

　　1925年9月13日，梁启超再与研究院学生谈“指导之方针及选择研究题目之商榷”。其中谈到了“人才的造就和养成问题”以及研究院的培养目标等问题，这次谈话较长，分两次刊载于《清华周刊》第353、354期上。

　　1925年10月9日，清华学校举行“双十节”纪念会，议程上安排梁启超到会讲话，但他把日子记错，到了开会的时间他却进城去了。校内遍找不见，只好临时取消。但他不甘于失掉这次借题发挥的机会，便把已经拟好的讲稿发表在《清华周刊》（第355、356期）上，洋洋乎13000余言，这大概是他“中止”政治活动以来的第一篇政治性言论，似乎把憋了几年的牢骚，通通发泄出来了。他骂共产党、骂国民党、骂孙中山，把中华民国称作“不满十四岁的小祖宗”，大有“万家皆睡我独醒，万家毕浊我独清”之势。

　　1925年9月23日，梁启超开始讲“治史方法”，之后又讲“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据《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姚名达之跋云：“忆民国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名达初受教于先生，问先生：近日患学问欲太多，而欲集中精力于一点，此一点为何？先生曰‘史也，史也！’是年秋冬即讲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口敷笔著，昼夜弗辍，入春而病，遂未完成。……”病稍好，他又讲“儒家哲学”，由学生周传儒笔记，后编为《儒家哲学》一书，约5万字。就在这年，他发肾疾，在协和医动手术，割去一内肾。1926年春，开始讲“读书示例”，由学生吴其昌笔记成篇，发表于第370、372期《清华周刊》上，同时抱病继续作《中国文化史》。此书范围广大，共分3部，29篇，上自叙述历史之朝代篇，下至研究图书之载籍篇，凡关中国文化之一切事务，几无所不包，实不亚于一部小型文化百科全书。难怪郑振铎在读了这个目录后，啧叹曰：“中国文化史是不是这样的编著方法，我们且不去管它，我们仅见此目，已知他著书胆力足以‘吞全牛’了。但因为他的规模过于宏伟之故，所以他的著作往往是不能全部告成的；‘中国文化史’固已成了‘广陵散’（按：即取‘广零散’谐音），即此规模较小的‘中国学术史’，也因此不能成功。……这部大著作假如告成，即使有了千万则的漏缺以及一切的芜浅，对于中国读者也是极有益的。”

　　说到“广零散”，梁启超本人似也有类似的自我评价。例如他在一本书的《自序》里说：

　　我对于学问，件件都有兴味，因为方面太多，结果没有一方面做得成功。著述更不必说，始终没有专心致志，好好著成一部书。这几年，我名下一的出版物，都不过一学期在一学校的讲义……我生平有种怪癖气，曾经讲过的功课，下次便不愿再讲；每次所讲，总是新编的，匆匆忙忙，现蒸现卖，哪能有满意工作。所以每次讲完之后，便将讲义搁起，预备重新校改一番才印，但每到休讲期间，又贪着读别的书，假期满后，又忙着别的讲义。因此旧稿总没有时间整理。

　　他在评论王国维先生的那段话里也说：“……我于学问未尝有一精深之研究，盖门类过多，时间又少故也。”

　　1927年上半年，梁启超在燕京大学讲“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仍由清华国学院的学生周传儒、姚名达、吴其昌等人笔记。这年青月，梁已病得无力撰稿，乃令周传儒速记并将所讲编为讲义，集为《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一卷，周编至“合传及其作法”法分，再由姚名达继续。自3月18日至5月底，编成《年谱及其作法》、《专传的作法》两章，自8月13日至28日，编成《孔子传的作法》以后诸篇，全讲始告完竣，至秋后，“体不能支而止”。

　　1928年，梁启超肾疾加剧。于5月末，“收同学论文评阅竣事，即辞回天津养病”。但仍不肯完全休息，“犹著辛稼轩年谱以自遣”。9月中，痔疮发作，乃于9月27日入协和医院就医，“病榻岑寂，惟以读词曲自遗”，无意中得到《信州府志》等书数种，狂喜，遂病未愈而出院，于10月5日回天津，“执笔侧身坐，仍扶病继草此稿”，只坚持了7天，实在不能再支持，再次入院，遂不起。

　　……

　　学术上的梁启超，确称得上是一代巨星。他的历历可风的业绩，实不止是一部内容浩大的《饮冰室合集》，而且还有他在治学过程中的经验和心得，风格和气度。

　　梁启超著作繁多，郑振铎谑称之为“广零散”，但察其内容，虽然精粝不等，却大都是发自心脑，有其独得和创见。他在治学过程中十分强调和珍视这种独创性。他认为，有价值的学问的标志是：第一，发明新原则；第二，应用已发明之新原则研究前人未曾研究过的现象。要之，凡是“于全人类智识有所增益贡献者，都是有独立价值的学问，否则纵能暗诵许多原则或缕述他人研究之结果，其‘学问’皆为裨贩，不算独立”。所以他认为，做人师者，首要的责任，就是着力培养学生的独立钻研能力，“做学问之要点，吾以为以开发本能为不二法门。孔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苏格拉底亦云：‘余非以学教人，乃教人为学。’……是以教授之法，系教师引导学生做学问，教师无给学生学问之责任也。……这而能触类旁通，开发真本能，以致用，而为已也”。梁启超认为，做学问的人，首先要具备两种品质：第一，做学问的能力；第二，做学问的良好习惯。即是要培养自己具有“明敏、密察、别裁、通方”的能力和“忠实、深切、敬慎、不倦”的习惯。关于这些能力和习惯的养成问题，他在1925年9月与清华研究院学生谈《指导之方针及选研究题目之商榷》时作了详细的解释。同时，他还指出选择研究题目的几点原则，即：第一，有个范围；第二，要有相当丰富的材料；第三，要花相当的劳力；第四，材料要比较容易寻求；第五，题目需前人所未作，或作得不满意亟须改做。

　　1925年，梁启超作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曾对学生们讲过一次“读书法”，内容颇为丰富，并多举实例阐明之。其主要论点是：求知的目的有二：第一是求智；第二是致用。二者缺一不可，即所谓“知行合一”。二者兼备方称得上是学问。但读书是求知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他按“鸟瞰的读书法“解剖的读书法”和“会通的读书法”详加剖析。

　　梁启超学识广博，功力实厚而且能言善辩，非深知者或以为他必倨傲自负，其实不然。例如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他与王国维究竟谁居首席，学界有不同看法。但他自己在一次与学生的公开谈话中说：“……教授方面，以王静安先生为最难得。其专精之学，在今日几为绝学，而其所谦称未尝研究者，亦且高我十倍。……加以脑筋灵敏，精神忠实，方法精明，而自己又极谦虚，此诚国内有数之学者。故我个人亦深以得与先生共处为幸。”

只要文章好，就行了

当时学校是把赵先生当音乐家介绍给学生的，后来我才知道赵先生何止是音乐家...

那里头古今中外，诸子百家的著述，收得比较齐全。

【主持人陈晓楠："大学必有大师"，这是20年代飘荡在清华园里的理念。因此那时的清华出手阔绰，广聘天下名师，使清华大学群星璀璨，光耀西山。

〖工字厅藤影荷叶。

清华工字厅这个院落，菏花摇曳，藤萝缠绕，住在这里的大师吴宓称之"藤影荷声之馆"。吴宓自称"奠居"，意思是，更合适住这里的人尚未到来，自己不过是为他们将来在这里住得更好，打个前站。这就是大师吴宓给自己的定位，鞠躬尽瘁，甘作清华名师的护卫走卒。

【采访清华中文系主任徐葆耕教授--

当时作为清华学校，它还是一个普通的留美预备学校。学生到这里来，主要是念英文，然后念一些欧美的文化，也念一点中国的传统文化。它就是一个预备学校。但是1925年的时候，曹云祥校长觉得这样是不够的，应该提高这个学校的水准，就要准备建立研究院。首先从国学来开始建设，就找了胡适，请胡适到清华来作研究院的导师。胡适说："我没有资格，给你推荐3个人。"第1个是梁任公，就是梁启超。第2个是王静安，就是王国维。第3个是章太炎。后来章太炎没有接受这个聘任，梁任公就接受了。当时聘请的研究院的主任，就是哈佛大学毕业的吴宓先生。

1925年，清华国学院导师王国维，住进清华南院靠西的这派中式房屋。每天上午，王国维从这里出发，走向清华学堂。下午和晚上，王国维回到书房，读书和写作，过着他内向而不善交际的生活，写出20世纪中国美学的重要成果《人间词话》。

【采访清华中文系主任徐葆耕教授--

吴宓作为主任去请王国维到学校来担任导师的时候，到了王国维家里，行3叩首礼，使得王国维很感动，觉得吃洋面包的这个年轻人还很尊重自己。所以很痛快地就来了。

《人间词话》描述求学的最高境界是，"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王国维精通英文、德文、日文，使他在研究宋元戏曲史时独树一帜，成为用西方文学原理批评中国旧文学的第一人。

国学四大导师中最年轻的，是赵元任。1910年，赵元任以第2名的好成绩，考取清华第2批庚款留美资格，攻读康奈尔大学，创下最高总分纪录。1918年，赵元任探囊取物，获得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

【采访清华中文系主任徐葆耕教授--

赵元任先生时本来在国外是学物理和哲学的，但是也非常地喜欢研究音乐，研究音韵学，研究语言。请他到国学院来，他是开的一些语言--特别是方言方面--的一些课程。

赵元任夫妇讨厌繁文缛节，从不讲究排场，当他们结婚时，是自拍结婚照，自制《结婚证书》。

〖歌声起，《教我如何不想她》。

【主持人陈晓楠：赵元任把北大中文系教授刘半农的诗谱写成《教我如何不想她》，这位留学美国时曾在数学、天文、物理考试中得过满分的高才生，此时和刘半农一样，作了语言学家。就在这首诗中，刘博士为汉语创造了"女"字旁的"她"，而赵博士第一次使用西方音乐技巧，把"女"字旁的"她"唱进了千家万户。从那时开始，我们不再像古代那样，用单立人旁的"他"去代替"女"字旁的"她"，也不必再像早期白话文那样"伊伊""侬侬"。

这是国学大师陈寅恪，吴宓教授在美国哈佛大学读书时的同学。与吴宓十分不同的是，陈寅恪13岁开始留学生涯，足迹遍及日本和欧美，但却一个学位也不要。他既有旧传家学，又精通30多种外语，被世人称为"教授的教授"。

【采访吴宓之女吴学昭--

吴先生来了以后，就赶快推荐陈寅恪，因为他觉得陈寅恪学问实在不在3位先生之下。经过他的推荐，学校老率了，还是很顺利，3天之内就下聘书。当时，陈先生还在柏林大学学习。

1925年，陈寅恪自德国归来，走进清华园。40年代，陈寅恪双目失明，但晚年仍以耳带目，以口带笔，卧床写出85万字的鸿篇巨制《柳如是别传》。他教给清华最好的理念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教训"。

【主持人陈晓楠：实际上除了吴宓，还有一位导师没有进入国学院"四大"，他就是人类学和考古学之父李济。李济是1911年取入清华，因为善于辩论和演话剧而闻名全校。国学院成立时，梁王陈赵是教授，李济是讲师，年仅29岁。可能是因为年龄太小，也因为人类学和考古学不被视为"国学"，所有李济有大师的身价，却没有大师的称号。

李济朝气蓬勃，敢想敢作，从一开始便突破清华园围墙，把教研课堂搬到了田野之间。1926年，在山西省长阎锡山大力支持下，李济沿着汾河行走，去山西南部考古，并完成了对西阴村史前遗址的科学发掘。这是中国人主持考古发掘的第一次，因而载入史册。

1927年1月19号深夜，清华国学院导师梁启超给远在美国哈佛大学考古系读研究生的儿子梁思永写信，希望他回国，跟李济一起开拓考古事业。梁思永果然回来了，但梁启超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作肾脏手术，却被美国医生切掉了好肾。

【采访自然之友会长梁从诫，梁启超之孙，梁思成和林徽因之子--

为了维护西医在中国社会上的这种声誉--因为当时西医刚近来，很多人还不相信西医--你再说梁启超这样的名人让西医一刀给切死了，那么西医在中国就更推广不开了。所以，为了维护西医的这种社会声誉，以便于使得西医能够在中国推广。

为了西医落地中国，梁启超禁止他的学生徐志摹上诉法庭。他默默地承受了全部痛苦，不求任何赔偿，不要任何道歉，而代价是他的整个生命。1929年初，梁启超与世长辞，享年56岁。噩耗传来，学界政坛天下同悲。

在清华学生的记忆中，梁启超双目炯炯，走起路来昂首阔步。他那一口广东官话，声如洪钟。他情感丰富，记忆力超人，用手一敲秃脑壳，就能背出大段大段的诗词。有时候，他手舞足蹈，讲得口沫四溅，他的演讲不知鼓起了多少人的文学情思。

【主持人陈晓楠：在清华，希腊人崇尚体育的精神得到伸张，体育课不及格，不能毕业。这使清华成为整个华北体育最强的高校，这种注重体育的校风一直延续到60年代中，甚至西南联大时期也没有间断。

1906年，王国维发表文章，提出教育必须德、智、美并行，使学生达到真善美的境界，此外再加上体育，学生才能成为完人。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提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这个理论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学生周诒春心中，生根开花。6年后，周诒春出任清华副校长，立即确定德智体"三育并进"。每天下午4点到5点，在体育部主任舒美科指挥下，学校会把图书馆、教室、宿舍统统锁起来，迫使学生们去操场或体育馆历行锻炼。清华规定，所有学生必须通过5项体育指标并通过游泳考试才能出国，任何人不得违例。

〖马约翰雕塑。

这是清华第2任体育部主任马约翰的塑像。1914年，马约翰加盟清华，任务是教化学。但他要改造"一盘散沙"，培养"团队精神"，扫荡文弱书生的形象，因此成为体育宗师。他为清华工作52年，足迹遍布清华幼儿园、清华成志小学、清华大学。他使清华屡屡打败外校，但他不止一次大声说："一个人可以输掉一场比赛，但永远不能输掉运动道德。"在他之前，还不曾有任何一位体育教师能像他那样，赋予体育丰富的含义和崇高精神。

这是大物理学家叶企荪。1926年，叶企荪成为这座红楼的第一位主人，亲手缔造了清华物理系。1929年，叶企荪创建清华理学院，并一网打尽天下名师，为数学系聘请扬武之和熊庆来，为物理系聘请吴有训、萨本栋、周培源，为化学系找到萨本铁。不到10年时间，清华理学院和物理系均成了全国第一。叶企孙终身未娶，因此把所有学生视为自己的儿女。

大经济学家陈岱孙同样终生未娶。陈岱孙是美国哈佛大学博士，1927年加盟清华，第2年担任经济系主任，第3年出任法学院院长。他的一生教过多少学生，根本无法统计。

陈先生的生日是农历润8月27号，与孔圣人同天。但因为是润8月，所以19年才遇到1次。在他的95岁寿辰上，陈岱孙宣布，自己只有6岁。

1997年，陈先生97岁。他推开别人的搀扶，拄着手杖，走向去北京医院的汽车。他的身体迅速衰弱，再高明的医生已回天乏术。弥留之际，陈岱孙在恍惚中对护士说："这里是清华大学。"

【主持人陈晓楠：每一所气候很大的学校的校史上，都会一位父亲般的人物。虽然早期清华曾有过周诒春和曹云详两位颇有建树的校长，但清华还是把后来的梅贻琦校长视为父亲。1941年，在梅校长53岁生日时，原清华工学院院长顾毓?L写了一首贺诗："天南地北坐春风，设帐清华教大同。"梅校长回诗说："英才自是骅骝种，佳果非缘老圃功。回忆园中好风景，堂前古月照孤松。"

自比堂前孤松，那自然是梅贻琦的谦虚，但那的确是清华园里一道别致的风景。

1931年，梅贻琦走马上任，给清华留下一句箴言--大学之所以为"大"，不在于有没有高楼大厦，全在于有没有大师。抗战时期，梅校长是西南联大主席。论人数，论经费，论设备，清华占压倒优势，梅贻琦必须让清华不感到吃亏，让北大和南开不觉得被清华占了上风。梅校长胸怀之"大"，使他对整个联大一样看待，整个联大也就一样看待他。而除了那段，梅贻琦把一生韶华，全部献给了清华。

【主持人陈晓楠：宋朝大文学家范仲庵在《严先生祠堂记》的结尾曾歌颂老师说："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对那些为清华开创独特学风的老先生们，我们只能用这样的语言来形容他们："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天上飘着些微云，

地上吹着些微风。

啊！微风吹动了我头发，

教我如何不想他？

月光恋爱着海洋，

海洋恋爱着月光。

啊！这般蜜也似的银夜，

教我如何不想他？

水面落花慢慢流，

水底鱼儿慢慢游。

啊！燕子，你说些什么话？

教我如何不想他？

枯树在冷风里摇，

野火在暮色中烧。

啊！西天还有些儿残霞，

教我如何不想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