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赵元任(google来的,赚工分了) -- 桃儿

黄延复

　　在二三十年代的清华教师职称中，有一个特殊的称号――导师。它的含义大概有下列几条：第一，他们的职责主要不是“教”，而是“导”；第二，他们的对象主要是学生（包括研究生），但不限于学生，助教、教员、专任讲师以至教授，都可以从他们的教学和研究中获得教益（如朱自清、吴宓就经常去听陈寅恪的课）；第三，他们的物质待遇一般都高于一般教授，如陈寅恪工薪最高时达大洋五百元，王国维、赵元任可得两套教授住宅，等等。

　　在清华前后享受“导师”称号的，首先是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但此外还有几位，他们是黄节（晦闻）、傅增湘（沅叔）、溥侗（西园）等。

　　“清华园内有趣人物真多，但其中最有趣的，要算陈寅恪先生了。你们中谁有好奇心的，可以在秋末冬初的一天，先找一找功课表上有《唐诗校释》或《佛经翻译文学》等科目的钟点，然后站在三院教室前的过道上等一等，上课铃响后，你们将看见一位里面穿着皮袍，外面罩以蓝布大褂青布马褂，头上带着一顶两旁有遮耳的皮帽，腿上盖（原文如此）着棉裤，足下登着棉鞋，右手抱着一个蓝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相貌稀奇古怪的纯粹国货式的老先生从对面彳亍而来，这就是陈寅恪先生了。”这是1934年清华大学出版的《清华周刊?欢迎新同学专号?教师印象记》中对陈寅恪先生的形象的一段描写。

　　在清华大学的校史中，流传着许多关于陈寅恪先生的趣谈。例如，哲学大家冯友兰先生的学问可谓不小了，从1928年入校起，当过秘书长、文学院长，以至数度代理校务，在清华可称为上乘人物了。但每回上中国哲学史课的时候，总会看见冯先生十分恭敬地跟着陈先生从教员休息室里出来，边走边听陈先生讲话，直至教室门口，才对陈先生深鞠一躬，然后分开。“这个现象固然使我们感到冯先生的谦虚有礼，但同时也令我们感到陈先生的实在伟大。”

　　在三四十年代，中国的学术界（特别是文史学界），有所谓“土产学者”和“出洋学者”之争，前者说后者不了解中国自己的传统，处处隔靴搔痒；后者则批评前者方法陈旧，工具不够。但是这两类学者对于陈寅恪先生，却是几乎一致地推崇，因为陈先生一方面对于旧学有家传的渊源，而且下过深湛的工夫，深深地了解中国学术的传统精神；另一方面，对西洋新观点、科学方法及工具， 陈先生同样有很深的造诣。单以语言为例，他通晓的总有二三十种之多，英、法、德、俄、日……等国文字自不必说，蒙古文、满文、阿拉伯文、印度梵文、巴利文、突厥文、波斯文、暹罗文、希腊文、匈牙利文、土耳其文以及许多中亚细亚现存的或已经消亡的文字，他都通晓。这些语言帮助他解决别人所未能解决的问题，发现别人所未能发现的历史真相。在国学方面，那时一般读书人能背诵“四书”、“五经”就可以了，而陈先生却能前诵十三经，而且对每字必求正确。

　　前清华外文系教授、曾任清华外文系主任和国学研究院主任的吴宓，素以学问渊博且中西会通名闻中外。对于陈寅恪，他曾说过这样的话：“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有坚持此言，且喜众人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盖世奇”、“最好的教授”、“教授之教授”、“太老师”……这是校内以至国内外学术界对陈寅恪的尊誉。他来清华后，即为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稍后，他又是清华大学惟一的一位中文系和历史系的合聘教授。西南联合大学时期，他曾是部聘教授。他还曾是英国剑桥大学的特聘的第一位华籍汉学讲座教授。抗战胜利后，他应英国牛津大学之聘，赴英主讲东方学与汉学，欧洲各国汉学家云集于牛津城，以亲聆陈之讲学为快。但据当时有人估计，欧美许多大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少数几人外，能听得懂陈先生讲演者实寥寥无几，因为“陈的讲演广征博引，只语言这一关那些一般的专家就闯不过”。

　　陈寅恪，江西修水（义宁州）人，1890年7月3日（清光绪十六年五月十七日）生于湖南长沙。祖父陈宝箴（右铭），为戊戌变法时期的湖南巡抚，主持湖南新政，维新失败后被革职。父三立，字伯严，又号散原，清末著名诗人，“四大公子”之一，与谭嗣同、陶宝廉、吴保初齐名，有《散原精舍诗》行世，曾是“新江西派”的首领，亦为戊戌变法维新党人。

　　1902年春，12岁的陈寅恪即随兄师曾东渡日本留学。1904年夏，返南京与兄隆恪同考取留日官费。冬初，同去日本。一年后，因患脚气病需易地疗养回国。1970年，插班考入上海复旦公学。1909年毕业，秋赴欧洲留学，读于德国柏林大学。并先后游挪威、瑞士等国，“游迹所至，颇有题咏”。在瑞士时，曾入苏黎世大学研读。1912年秋，自瑞士回国，居上海。1913年春，再赴欧入法国巴黎大学。冬，去伦敦，留十日，回上海，旋又赴法。是年秋，江西省教育司电召他回江西阅留德学生考卷，并许补江西省留学官费。他这次回国，连阅考卷三年，其间又曾患恶性痢疾几死，故一直在国内留居了五年始再出国。时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未完全结束，赴欧不成，改赴美入哈佛大学，随兰曼（lanman）学习梵文、巴利文两年。1921年离美再赴德国入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及其他东方古文字学，凡四年。在国外留学期间，他刻意求学，听到哪里有好大学，便去听课和研究，不仅读书本，而且留心观察当地的风土人情，而对一般人所重视的学位之类，却淡然视之。他在国外留学断续20年，不曾听说过他在哪里得过“博士”、“硕士”的学位，甚至连大学的文凭也未听说他拿过。

　　1925年，清华学校增设大学部和国学研究院。当时在哈佛大学任教的赵元任被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哈佛大学要求赵找人代替，并指名要陈寅恪，许以高薪。赵元任写信征求他的意见，他回信说：“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对美国留恋的只是波士顿中国饭馆醉香楼的龙是。”那时在柏林的中国留学生多染纨绔作风，但陈寅恪生活正派而简朴，有“贾府门前石狮子”之美誉。

　　陈寅恪之来清华，是清华上下一致的愿望。陈寅恪于1925年12月28日取道马赛乘法国邮船启程回国。但由于伺父病，于1926年7月始到校任职。初到校时，因无家室，学校分给他工字厅中的单身宿舍。但他经常住在赵元任的家里，用他自己的话说：“愿意有个家，但不愿意成家。”赵元任同他开玩笑：“你不能让我太太老管两个家啊！”后来，他同唐女士（甲午时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结婚，便搬到西院去与王国维为邻了。

　　陈寅恪在国际学术界的声望是非常之高的，因为他常常可以解决外国著名的学者亦不能解决的问题。有一次，苏联学者在外蒙古发掘到三个突厥碑文，纷纷研究，均不懂不通，后来请陈寅恪先生翻译解释，各国学者同声叹服。唐德宗与吐蕃之《唐蕃会盟碑》，许多学者，如法国之沙畹、伯希和等人均无法解释，经陈先生翻译，也使国际学者满意。

　　关于陈寅恪的学术成就和治学道路，他的老同学兼表亲俞大维曾作过一个概略的分析，大意在，从开始读书到第一次回国止，陈寅恪主要把学习的注意力放在研究文字（他认为这是治学的基本工具）上。他常说：“读书须先识字”，因而他幼年时对于《说文》与高邮王氏父子的“训诂”之学，曾下过一番苦功。在国外留学期间曾随Lanman学习梵文及巴利文近五年。回国后，又在北平与钢和泰教授继续研究梵文四五年，故他的梵文和巴利文都有很高造诣。陈寅恪一生治学研究的重心是国史，对于史，他无书不读，而且特别注重各史中的志书。对各种会要他也甚重视，尤重《五代会要》。他也重视《三通》，《三通》序文他都能背诵。其他杂史，他也看得很多。他特别注重史识，他常说：在史中求史识，目的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因此凡中国历代兴亡的原因，中国与边疆民族的关系，历代典章制度的嬗变，社会风俗，国计民生，一般经济变动的因果，以及中国文化长久留存的原因，等等，都是他研究的题目。对于许多文史古籍，他都作了分析研究，而且提出自己的评价。例如他以为《诗经》、《尚书》是我们先民智慧的结晶，古文《尚书》绝非一人可杜撰，大致是根据秦火之后所传零星断简，采取有关《沿书》部书编篆而成。

　　陈寅恪虽称不上是一位语言学家，但他写的一篇《四声三问》，曾被誉为语言学领域里“千古不朽的论著”。

　　由于有“趋庭之教”，陈寅恪所作的旧体诗无论从数量上或艺术价值上看都臻上品。在1980年首版之《寒柳堂集》中，共收他的诗作150余首，据蒋天枢先生估计，这只是他全部诗作的半数。

　　陈寅恪治学关注面很广，宗教、史学、语言学、人类学、校勘学、文字学等他均有独到的研究或著述；他生平著作（包括油印本及抄本在内）一百余种，其中专著九种，即《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秦妇吟校长笺》、《论再生缘》、《历史研究》、《述东晋王尊的功业》、《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后条》及《元白诗笺证论稿》等。其他论文主要刊登在《史语所集刊》、《清华学报》、《国学论丛》、《北平图书馆馆刊》等刊物上。

　　陈寅恪初到清华时，因主要的职衔是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因此所开课程亦以研究院的学程为主，主要的指导学科范围是：第一，年历学（中国古代闰朔日月食之类）；第二，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比较研究；第三，摩尼教经典与回纥文译本之研究；第四，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梵文、巴利文、藏文、回纥文及中亚细亚诸文字译本与汉文译本比较研究）。讲演题则为《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等。1928年春，他曾应聘到北大讲《佛经翻译文学》，同年秋，又改授《蒙古源流研究》。到1929年，因身体关系，就不再在北大讲课了。陈寅恪在清华上课的地点通常是三院的一间小教室。因他体弱，学校有意把他的课时安排在上午第二、三两节。那时他有黄蓝两种颜色的包袱皮各一个，如果是讲佛经文学、禅宗文学课，他一定用黄布包袱皮，而讲其他课时，则用蓝布包袱皮。上课时，总见他吃力地把一大包书抱进教室，绝不要助教替他抱。下课时，同学们想替他抱回教员休息室，他也不肯。每逢进课讲到需要引证的时候，他就打开带来的参考书，把资料抄在黑板上，写满一黑板，擦掉后再写。同学们为保护他的身体，常常主动替他擦黑板，这一点他倒不拒绝。

　　清华国学研究停办以后，陈寅恪才把主要精力放在大学部中文、历史两系合聘教授的职务上来。陈寅恪的学识广博，但也不是无所侧重。如前所述在文史方面，他以史学为主；在史学领域中，他又划定了自己的研究范围是中国中古史，主要是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一段。在30年代，他经常开的课程是各种关于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的专题研究，例如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在文学研究所和中文系开的课程有佛经文学、禅宗文字、世说新语研究、元白诗研究、欧阳修研究等。梵文及南北朝唐代制度又是他研究重点的重点。曾经有人这样评述过陈寅恪先生的治学态度：“陈先生是一个勤奋的垦荒者，他不多说话，尤其不唱高调，只是一个接着一个地在解决历史上的疑案。用很简练的笔法写出来，却是一篇一篇的短论文，登在学术水准很高的杂志上。”到了30年代，他“才写出几本小书……文章虽然短小，但是内容的分量却不是许多‘大书’所能望其项背”。

　　陈寅恪身体瘦弱，但绝少辍讲，有人听了他四年课，没记得他请过一次假。他讲课只是平铺直述，但听者并不感到枯燥，大家都聚精会神听讲，因为内容丰富精彩，大家都知道机会难得，不该轻易放过。每当下课铃响，大家都有依依不舍、时光流逝太快之感。陈寅恪讲课内容，都是他的心得和灼见，所以同一门功课可以听上好几次，仍有新鲜感。他最令同学敬佩的就是能利用一般人都能看到的材料，讲出新奇而不怪异的见解。大家听完以后都有“我们怎么竟想不出”的感觉。

　　1937年7月，抗日军兴，适逢陈寅恪父丧。他料理完丧事，携家逃离北平，几经辗转，得至长沙“临时大学”。不久，南京沦陷，长沙吃紧，“临大”又决定迁往昆明。于是陈寅恪携全家再登程西行，经广西，抵香港。因夫人唐心脏病发不能再走，遂于春节后只身取道海防到云南蒙自西南联大文学院授课。到蒙自后即染疟病。这时他的藏书，悉被长沙大火烧光。在蒙自时，他即开始患目疾。1938年秋，联大文学院由蒙自迁往昆明，陈寅恪亦随院移居昆明，授西晋南北朝史，寓靛花巷青园学舍。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他为该校汉学教授，约他去英一面讲学一面治目疾。陈于暑假后离昆明赴香港，拟全家赴英。到香港后，适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未成行。不得已9月再返昆明，仍任昆明西南联大中文、历史两系合聘教授。这时，他经滇越路运出之书又全部失窃。1940年暑假后，他再赴香港等待赴英时机，并在香港大学客座教授。1940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占领香港，陈寅恪“只好空坐家中半年”。这期间，他生活十分困难，常将衣物换食物，但拒不接受敌人的所谓“关照”。有一次，日本宪兵队奉上级指示，派宪兵送去好多面粉，但宪兵们往屋里搬，陈氏夫妇就往屋外搬，坚决不食敌粟。1942年5月，在一个暴风雨的夜里，　　陈氏一家逃离香港抵广东，6月末抵桂林，在桂林留一年余，任教于广西大学。有《癸未春日感赋》抒怀曰：“沧海生还又见春，岂知春与世俱新。读书渐已师秦吏，钳市终须避楚人。九鼎铭词争颂德，百年　粝总伤贫。周妻何肉尤吾累，大患分明有此身。”至1945年春，终因生活艰苦，得不到必要的营养，双目几全失明。同年旧历五月十七日，他吟《五十六岁生日三绝》诗，伤其不幸遭遇。第一首云：“去年病目实已死，虽号为人与鬼同。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设祭奠亡翁！”

　　1945年8月，日本投降，这时陈寅恪的心情，可于《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一诗中见之：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国仇已雪南征耻，家祭难忘北定时。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

　　战后，英国皇家学会再约他赴英治疗目疾，遂由成都搭航机去昆明，再经印度乘水上飞机去伦敦。但英医对其目疾终告束手，1946年4月，陈双目全部失明，遂辞去牛津首席汉学教授职。随后陈寅恪被护送赴美就医，但在船上即知美医亦无良策，遂决定不登岸。当时赵元任夫妇等曾到船到去探视他，他初闻赵元任夫妇之呼声，顿然悲哽，良久才开始谈话。

　　1948年末，革命形势急转直下，12月14日，北平围开，时陈寅恪已在城里。12月下旬，陈搭飞机离平南下。先抵南京，当时陈序经出任广州岭南大学校长，邀陈寅恪至该校任教，教课方式仍如在清华园那样。在岭南时，当时之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曾“屡电催赴台”，很想请他去台大任教，陈不去。又闻，当其离开北平南下时，梅贻琦曾有意介绍他到香港大学任教，后亦未果。全国解放后，岭南大学停办，与中山大学合并，陈留中山大学任教，受到学生们的热情欢迎。他讲课时，小小的客厅中，窗棂上，门槛上，总是满满地拥挤着人堆。党和人民政府也给了他高度重视和尊重，一些党政领导人如陈毅、周扬、胡乔木到广州时，都曾专门登门同他探讨思想和学术；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则曾专函与他，约他赴京任职。1954年春，国务院派原在清华任他的助教的汪专程赴穗接他进京出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但他以“我贪恋广州暖和，又从来怕做行政工作”而辞谢，并荐陈坦已代（详情可参阅《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陶铸任中南局书记期间，对他的治学和生活更是倍加关怀，因他目盲腿残，曾专派三名护士照顾他的生活。因他仅能辨微弱的白光，还在他的院子里修一条白色甬道，让他能在工余散步时不致摔倒……党和政府的关怀和尊重。

1955年春节，他撰联标门曰：“万竹竞鸣除旧岁，百花齐放听新莺。”所传“生为帝国之民，死作共产之鬼”的话，亦当为此时语。在“百家争鸣”运动中，人们要他讲话，他只提了一条：“孟小冬戏唱得较好，当今须生第一，应当找她回来唱戏，以广流传。”当然，他这样一位生、长、学于旧社会的知识分子，猛然换了新的环境，终不免与他有的思想感情发生冲突，再加上某些“左”的东西当时即已有所表现，使他常有一种惆怅之感，这在他《论再生缘》一书中有较明显的流露。1958年以后，他不再教课，但仍致力于学术著述，对一些他看不惯的现象，也愿意率直地提出意见。如1959年，周扬来看望他时，他不无火气地问：“周先生，新华社你管不管？”周说，“有点关系”。他说：“1959年几月几日，新华社广播了新闻，说大学生教学比教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学生（要）向老师学习，何前后矛盾如此！”

　　十年动乱中，这位正直、辛勤的学人肉体、精神都受到严重摧残。尤其令他痛心的是，一些珍贵的书籍、文稿被劫夺一空。1969年10月7日晨5时，这位文史学界的巨匠，终于含怨去世，享年7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