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赵元任(google来的,赚工分了) -- 桃儿

在二三十年代的清华教师职称中，有一个特殊的称号――导师。它的含义大概有下列几条：第一，他们的职责主要不是“教”，而是“导”；第二，他们的对象主要是学生（包括研究生），但不限于学生，助教、教员、专任讲师以至教授，都可以从他们的教学和研究中获得教益（如朱自清、吴宓就经常去听陈寅恪的课）；第三，他们的物质待遇一般都高于一般教授，如陈寅恪工薪最高时达大洋五百元，王国维、赵元任可得两套教授住宅，等等。

　　在清华前后享受“导师”称号的，首先是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但此外还有几位，他们是黄节（晦闻）、傅增湘（沅叔）、溥侗（西园）等。

　　在国学研究院的几位导师中，梁启超对清华校事发展的影响，可以用一个“广”字来概括。就是说，他对清华校事的关注最为广泛而全面，上自董事会的组成、校长的资格和条件，下至某个学生的特点和发展前途；上自校训的制定，下至某门课程的安排，他无不热情关心，发表自己的见解和主张。

清华老校训

　　梁启超最早接触清华，是在1914年冬，那时，清华建校刚刚3年多，提倡德、智、体三育并进和人格教育。梁启超作为名人被请来校作讲演，他的讲题为《君子》，引《易经》中乾、坤二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勉励少年学子们树立“完整人格”。他说：“乾象言君子自励，犹天之运行不息、不息有一暴十寒之弊。……坤象言君子接物度量宽厚，犹大地之博，无所不载。”最后他联系清华情况说：“清华学子，荟中西鸿儒，集四方之俊秀，为师为友，相磋相磨。他年遨游海外，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所谓君子人者，非清华学子行将焉属！”他这次演说对清华优良学风和校风的养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以后，学校即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字定为校训（亦称校箴）。

　　同年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梁启超于11月30日来清华“假馆著书”，住西工字厅，取名“还读轩”，大约持续住了10个月左右。关于这段往事他曾在《欧洲战役史论》一书的序言中说：“吾初发意著此书，当战事初起之旬日后耳。……而都中人事冗杳，每日欲求二三小时伏案操觚竟不可得，于是乃假馆于京西郊之清华学校，阅十日脱稿。清华学校在西山之麓，爽垲静穆，吾兹爱焉。故假一室以著书其间，亦尝以此书梗概为诸生讲演，听者娓娓不倦。”他这里所说的讲演，据清华史料记载共有两次，共历时5小时，讲时“钩稽渊博，讨论畅快，听者忘倦”。稍后，他又以《甲寅条假馆京郊清华学堂成<欧洲战役史论>赋示校员及诸生》为题，写赋体诗，辞意奇古，登在1914年第25期《清华周刊》上。

　　1917年1月10日，梁启超应邀再来清华讲演，这次讲了三方面问题：第一，为人；第二，做事；第三，修学。其中有些见解颇耐人寻味。例如他说，为人之道，心不要为五官四肢之奴隶，“禽兽无心做主，专受五官四肢之支配，故为禽兽；人而不能反省，不能克己，则为自己五官四肢之奴隶矣。身奴于人，尚可拯解，惟自心做五官四肢之奴隶，则不可救药矣”。

　　从1920年12月2日起，梁启超开始在清华系统讲学，总题为《国学生史》还在1914年末他来假馆著书时，就曾公开讲过“国家”问题。那年12月3日，他在教职员及各级长、室长之座谈会上说：“清华学生除研究西学外，当研究国学；盖国学为立国之本，建功立业，尤非国学不为功。苟日专心于西学，而荒废国学，虽留美数十百年，返国后仍不足以有为也。”事过境年，他这次来系统地讲“国学”了。从12月2日起，连续讲50余次，积稿甚多，学生们要求他把这些稿件印成书，但他只“取讲《墨子》之一部分，略删定之，得六万言，名曰《墨子学案》印行成书”。

　　1922年2月，梁启超正式就聘为清华学校讲师。从此，他在清华的活动就进一步固定化，影响也更广泛起来了，不但教学上安排了系统教程，如“五千年史势鸟瞰”（后辑成为《中国历史研究法》之第二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感情”（共14篇）、“中国学术史”（后成《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而且对校政开始有所指议。1922年3月，他应清华学生之请为《彻底翻腾的清华革命》（《清华周刊特刊》）写了一篇序言，其中说：“我与清华学校，因屡次讲演的关系，对于学生及学校，情感毕日益深挚。关于本校改革、发展诸问题，颇有所蕴积。原预定作一次讲演，题曰：《清华学校之前途》。因收集资料未备，且讲课太忙，迄未能发表。今因《彻底翻腾的清华革命》出版之便，述吾希望之要点如下：……第一，改组董事会；第二，组织务实的校友会；第三，经费完全独立，由董事会管理，不必再经外交机关之；第四，缩减留美经费，腾出财力，办成一完美之大学；第五，希望积极地预筹资金，为十八年后赔款终了时维持学校生命之预备。”

　　1923年2月21日，《清华周刊》记者去天津意租界采访梁启超，那时他刚从东南讲学回来，其时清华学校各方面正在酝酿进行改革，诸如改组董事会问题，增办或改办大学问题，男女同校问题，等等。记者请他对各方面都发表意见，他“来者不拒”，较详细地谈了自己的看法：

　　第一，应该由中美两国教育家合组董事会，以代替“现在这类小官僚的董事会”。

　　第二，清华校长人选应该是“有学问能办事的教育家……我极希望将来能得一位清华毕业、在美学教育的来当校长，因为这样的人对于学校有爱情而熟悉学校情形”。

　　第三，大学的组织应以教授团为主体。“我所谓教授团者……教授乃professor的意思，只有教授可以当团员，助教职工、教员、副教授，都不能当团员。无论你有多大的学问，无论你有多少博士的头衔，你初来我们大学教书，只可以当一位助教或是副教授，升教授要经教授团通过。”

　　第四，大学校长可以由教授团中推举，或是互推，或是各教授轮流担任。

　　第五，人格教育就以教育者人格为标准，“以身作则”是人格教育的惟一途径。

　　（有人问他，对于国学深有研究，又能以所得授人者，依先生所见大概有哪几位。）

　　第六，有学问的人，不一定会教，教得好的不一定都有学问。依我看来，又有学问又能教好的先生，现在中国大概一个都寻不着。

　　（记者问他，“国学常识”是什么？）

　　第七，“国学常识”依我所见就是简简单单的两样东西：第一，中国历史之大概；第二，中国人的人生观。

　　（记者问，清华学生于留美之前应该读完多少中国书籍。）

　　第八，现在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最低限度的书目。

　　在这次访问中，梁启超有一段关于美国社会的妙论，他说：美国物质发达，它是时代的骄儿，（但）它的经济毛病严重。我们中国现在物质方面是很落后的，我们大家都在大声疾呼提倡实业。但是实业发达后结果如何，我们也要仔细想想。我们发达物质生活以前一定要资本，我们移植西方资本主义来到底是不是个办法？我认为我们不应当蹈西方的覆辙。……美国所犯的毛病最大，所以影响到一切。它的教育过于机械，实利主义太深了，所以美国的学问界浅薄精细，如此好处自然是有，我现在不必多说。而它坏的方面就是一个“忙”字，在父母的身体中匆匆忙忙地出世，出世后匆匆忙忙地长大，长大后匆匆忙忙地受教育，受教育后匆匆忙忙地找钱，找着钱匆匆忙忙地享福，享福享够时匆匆忙忙地死，死了匆匆忙忙地下葬。……

　　梁启超利用去翠微山小憩时花了解情况天的工夫写成他所说的那个最低限度的书目，计150余种，并说明阅读方法。他记述写这篇稿子的过程说：“两月前，《清华周刊》记者以此题相属，蹉跎久未报命。顷独居翠微山中，行箧无一书，而记者督责甚急，乃竭三日之力，专凭忆想所及，草斯篇。”这篇书目共分六类：第一，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第二，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第三，韵文书类；第四，小学书及文法书类；第五，随意涉览书类；第六，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胡适文存》二集）而就在这期间，胡适也拟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把《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两书也列在里。梁启超看了很是反感，就又“认真详细”地拟了一个书目，并写了《治国学杂话》、《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二文，后一文里有言：“胡君这个书目，我是不赞成的，因为他文不对题。”又说：“一张书目，名字叫做‘国学最低限度’，里面有《三侠五义》、《九命奇冤》，却没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岂非笑话？”又说：“若说不读《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便够不上国学最低限度，不瞒胡群说，区区小子，便是没读过这两本书的人，我虽自知学问浅漏，但说我连国学最低限度都没有，我却不服。”接着又说：“平心而论，做文学史（尤其做白话文学史）的人，这些书自然该读。但胡君何能因为自己爱做文学史，便强一般青年跟着你走？”

　　这年夏，张君劢来清华讲演，反对科学人生观。丁文江在《努力》上撰文为科学辩护，主张“打倒玄学鬼”。激起一场科学与玄学之笔战。梁启超先是站在外面观战，5月5日，他发表一篇“暂时局外中立人梁启超宣言”，标题是《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国际公法》；于5月23日发表一篇“对于张、丁论战的批评”，题为《人生观与科学》，其主要观点是：“关涉理论方面的事项绝对要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关涉感情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人生问题有大部分是可以――而且必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却有一小部分――或者还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学的”。后来“战期”延长，“战场”扩大，“战斗员”陆续加入，分成三大营垒：“科派”中有丁文江、吴稚晖、朱经农、陈独秀、胡适、唐钺……“玄派”中有张君劢、林宰平、张东荪等，等，持调和及批评态度的除梁启超外，尚有范寿康、孙伏园等。有人评价这次论战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最光荣最伟大之一役，影响于后世中国思想界颇大”。是年冬，梁启超又在清华讲中国学术史，后搜集讲稿编成《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约20余万言。有人评论这本书：其结构之完美，材料之丰富，在历来专史中罕有能及者；而于论述之人物，及介绍之数目，亦均扬善发幽，博赅详实，不胜记诵，真千古之杰作也。

　　1921年及1922年，梁应北京、天津、南京、上海等地各大学及教育团体之请，讲演关于中国文化、学术问题不下两百次，其效果是：“学子景从，风气大开。”

　　1924年秋，清华学校筹办“国学研究院”。校长曹云祥是外交官出身，不善此道，便请胡适代为设计，并拟请他担任国学院导师。胡表示：“非第一流学者，不配作研究院的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一说还有罗振玉），方能把研究院办好。”1925年秋，曹云祥敦请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赵元任任导师，李济为特别讲师，梁、王、赵、李先后应聘，惟章不就。9月梁到院就职，住清华北院。这年终，梁又向曹云祥推荐陈寅恪为导师，相传推荐时还有一段趣话。曹问：“陈先生是哪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又问：“他有何著作？”梁答，他也没有著作，曹摇头说：“既不是博士，又无著作，这就难了。”梁生气说：“我梁某也不是博士、硕士，著作倒可称等身，但加起来还不如陈先生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给人家效力吧！”曹心动了，后来就把陈请来，陈于翌年秋到校。于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阵容形成。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程，分为普通讲演及专题研究两种。讲演为研究院学生所必修，每人至少须选定4种，由教授拟定题目，规定时间，每星期讲演一次或两次，范围较广。专题研究则是于各教授所指定的学科范围内，“就一己志向、兴趣、学力之所近，选定题目以为本年内之专门研究”。梁启超所负责之普通讲演题目有“中国文化史”、“读书法及读书示例”、“儒家哲学”、“历史研究法”等；指导学科则有“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东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通史”、“中国文学”等多门。国学研究院办有《国学论丛》（季刊），梁启超经常在上面发表著述，如《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等。

　　1925年9月，梁启超有《清华周刊》第350期上发表《学问独立与清华第二期事业》一文，再一次系统地评说校事，着重谈到清华之设立大学部和国学研究院与中国学术独立之关系。他说：“一国之学问独立，须全国各部分人共同努力，并不希望清华以独占。但为事势便利计，吾希望清华最少以下列三种学问之独立自任：第一，自然科学――尤注重者生物学与矿物学；第二，工学；第三，史学与考古学。”在这篇论文里，他还系统论述了治学法、避免洋八股等问题。

　　1925年9月13日，梁启超再与研究院学生谈“指导之方针及选择研究题目之商榷”。其中谈到了“人才的造就和养成问题”以及研究院的培养目标等问题，这次谈话较长，分两次刊载于《清华周刊》第353、354期上。

　　1925年10月9日，清华学校举行“双十节”纪念会，议程上安排梁启超到会讲话，但他把日子记错，到了开会的时间他却进城去了。校内遍找不见，只好临时取消。但他不甘于失掉这次借题发挥的机会，便把已经拟好的讲稿发表在《清华周刊》（第355、356期）上，洋洋乎13000余言，这大概是他“中止”政治活动以来的第一篇政治性言论，似乎把憋了几年的牢骚，通通发泄出来了。他骂共产党、骂国民党、骂孙中山，把中华民国称作“不满十四岁的小祖宗”，大有“万家皆睡我独醒，万家毕浊我独清”之势。

　　1925年9月23日，梁启超开始讲“治史方法”，之后又讲“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据《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姚名达之跋云：“忆民国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名达初受教于先生，问先生：近日患学问欲太多，而欲集中精力于一点，此一点为何？先生曰‘史也，史也！’是年秋冬即讲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口敷笔著，昼夜弗辍，入春而病，遂未完成。……”病稍好，他又讲“儒家哲学”，由学生周传儒笔记，后编为《儒家哲学》一书，约5万字。就在这年，他发肾疾，在协和医动手术，割去一内肾。1926年春，开始讲“读书示例”，由学生吴其昌笔记成篇，发表于第370、372期《清华周刊》上，同时抱病继续作《中国文化史》。此书范围广大，共分3部，29篇，上自叙述历史之朝代篇，下至研究图书之载籍篇，凡关中国文化之一切事务，几无所不包，实不亚于一部小型文化百科全书。难怪郑振铎在读了这个目录后，啧叹曰：“中国文化史是不是这样的编著方法，我们且不去管它，我们仅见此目，已知他著书胆力足以‘吞全牛’了。但因为他的规模过于宏伟之故，所以他的著作往往是不能全部告成的；‘中国文化史’固已成了‘广陵散’（按：即取‘广零散’谐音），即此规模较小的‘中国学术史’，也因此不能成功。……这部大著作假如告成，即使有了千万则的漏缺以及一切的芜浅，对于中国读者也是极有益的。”

　　说到“广零散”，梁启超本人似也有类似的自我评价。例如他在一本书的《自序》里说：

　　我对于学问，件件都有兴味，因为方面太多，结果没有一方面做得成功。著述更不必说，始终没有专心致志，好好著成一部书。这几年，我名下一的出版物，都不过一学期在一学校的讲义……我生平有种怪癖气，曾经讲过的功课，下次便不愿再讲；每次所讲，总是新编的，匆匆忙忙，现蒸现卖，哪能有满意工作。所以每次讲完之后，便将讲义搁起，预备重新校改一番才印，但每到休讲期间，又贪着读别的书，假期满后，又忙着别的讲义。因此旧稿总没有时间整理。

　　他在评论王国维先生的那段话里也说：“……我于学问未尝有一精深之研究，盖门类过多，时间又少故也。”

　　1927年上半年，梁启超在燕京大学讲“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仍由清华国学院的学生周传儒、姚名达、吴其昌等人笔记。这年青月，梁已病得无力撰稿，乃令周传儒速记并将所讲编为讲义，集为《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一卷，周编至“合传及其作法”法分，再由姚名达继续。自3月18日至5月底，编成《年谱及其作法》、《专传的作法》两章，自8月13日至28日，编成《孔子传的作法》以后诸篇，全讲始告完竣，至秋后，“体不能支而止”。

　　1928年，梁启超肾疾加剧。于5月末，“收同学论文评阅竣事，即辞回天津养病”。但仍不肯完全休息，“犹著辛稼轩年谱以自遣”。9月中，痔疮发作，乃于9月27日入协和医院就医，“病榻岑寂，惟以读词曲自遗”，无意中得到《信州府志》等书数种，狂喜，遂病未愈而出院，于10月5日回天津，“执笔侧身坐，仍扶病继草此稿”，只坚持了7天，实在不能再支持，再次入院，遂不起。

　　……

　　学术上的梁启超，确称得上是一代巨星。他的历历可风的业绩，实不止是一部内容浩大的《饮冰室合集》，而且还有他在治学过程中的经验和心得，风格和气度。

　　梁启超著作繁多，郑振铎谑称之为“广零散”，但察其内容，虽然精粝不等，却大都是发自心脑，有其独得和创见。他在治学过程中十分强调和珍视这种独创性。他认为，有价值的学问的标志是：第一，发明新原则；第二，应用已发明之新原则研究前人未曾研究过的现象。要之，凡是“于全人类智识有所增益贡献者，都是有独立价值的学问，否则纵能暗诵许多原则或缕述他人研究之结果，其‘学问’皆为裨贩，不算独立”。所以他认为，做人师者，首要的责任，就是着力培养学生的独立钻研能力，“做学问之要点，吾以为以开发本能为不二法门。孔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苏格拉底亦云：‘余非以学教人，乃教人为学。’……是以教授之法，系教师引导学生做学问，教师无给学生学问之责任也。……这而能触类旁通，开发真本能，以致用，而为已也”。梁启超认为，做学问的人，首先要具备两种品质：第一，做学问的能力；第二，做学问的良好习惯。即是要培养自己具有“明敏、密察、别裁、通方”的能力和“忠实、深切、敬慎、不倦”的习惯。关于这些能力和习惯的养成问题，他在1925年9月与清华研究院学生谈《指导之方针及选研究题目之商榷》时作了详细的解释。同时，他还指出选择研究题目的几点原则，即：第一，有个范围；第二，要有相当丰富的材料；第三，要花相当的劳力；第四，材料要比较容易寻求；第五，题目需前人所未作，或作得不满意亟须改做。

　　1925年，梁启超作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曾对学生们讲过一次“读书法”，内容颇为丰富，并多举实例阐明之。其主要论点是：求知的目的有二：第一是求智；第二是致用。二者缺一不可，即所谓“知行合一”。二者兼备方称得上是学问。但读书是求知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他按“鸟瞰的读书法“解剖的读书法”和“会通的读书法”详加剖析。

　　梁启超学识广博，功力实厚而且能言善辩，非深知者或以为他必倨傲自负，其实不然。例如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他与王国维究竟谁居首席，学界有不同看法。但他自己在一次与学生的公开谈话中说：“……教授方面，以王静安先生为最难得。其专精之学，在今日几为绝学，而其所谦称未尝研究者，亦且高我十倍。……加以脑筋灵敏，精神忠实，方法精明，而自己又极谦虚，此诚国内有数之学者。故我个人亦深以得与先生共处为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