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 三十年农村记忆：农业生产工具 -- 逐日夸父
最近“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成为流行词，土共搞了热热闹闹的庆祝活动，胡总讲话、向三代致敬，晚上中央台又搞了庆祝晚会，明星们洋溢着满脸幸福地在台上高歌，伴舞美女们也满脸陶醉地在明星周围走来走去，不过这一切离我的生活太远了，跟我没有多大关系。还好，河里有两位大牛先后写出自己的三十年记忆，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赚得了很多吆喝不说，还得到了很多小花、通宝。看得我好不眼红，一时起了东施效颦之念，切望各位河友、前辈念小子无知，手下留情则个。
我的出身比米宝兄和梦秋兄好，这两位前辈的父母好像都是知识分子臭老九，而我呢，祖上则是八辈贫农，世世代代在农村生活，所以城里的那些事我不熟悉，我提供的记忆只是农村在这三十年来的一些变化，确切地说，是有关我家乡的一些记忆。既然是记忆， 难免很零乱，河友们将就一下吧，没有如花妙笔，实在惭愧的很。
我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刚过而立之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候，我只是八九个月大的幼童，只能在农村肥沃的土地上爬来爬去，手里逮到什么就往嘴里塞，父母亲出工挣工分的时候把我放在筐里背到田边，然后将我抱出来，任我在田边自由地爬呀爬，肚子饿了呢，会吃一些纯自然的绿色食品，如生的蚕豆、树叶这些东西，当然也有运气不好的时候，如果我的手边正好有鸡屎之类的东西的话，我也会抓起来送到嘴里。当然我不是神童，记不住这些事情的，这都是父母后来告诉我的。
在回忆之前呢，先介绍一下我的家乡，我的老家在安徽最东部的一个县，如果有河友听过皖东东大门这个词的话，那就是指我的老家安徽省天长市（县级市）。我老家可出过大名人呢，天长杜少卿听过吧，那可是天下豪杰，只不过只存在于安徽老乡吴敬梓先生的儒林外史里边。真实的情况是，我的家乡从来就不是什么人杰地灵的地方，历史上没出过什么大名人，百姓乡亲们都老老实实地过着自己的生活，既不喜欢闹革命、出大干部，也不喜欢出外经商，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过着平凡的生活。前边说到我的出身，其实有一点不合事实，有点隐瞒自己的出身，父亲对我说过，解放土改的时候，我爷爷已经摆脱贫雇农身份，堕落到贫下中农了。真实的情况是，1949年初的时候，我爷爷用辛苦小半辈子攒下来的钱从一个地主（或富农）家里买了几亩地，价格还很公道。可惜没过了两三月，百万雄师过长江，家乡得到解放，人们打土豪、分土地，不过没我爷爷的份，因为我家已经有了土地了。事后，经分析，地主就是地主，泥腿子就是泥腿子，卖我家地的那家地主（富农）对时局好像比较关注，与其固定资产被人民没收，还不如趁早变现弄点浮财藏在家里。
早先的记忆比较零碎，记不住时间先后顺序，只能就某个方面将几个零散记忆片断串起来。先说说有关老家那地方农业生产资料的记忆。
我最早记事的时候，农村的人们公社还没有完全解体，大集体的影子还存在于我的记忆当中。老家具体哪一年分田到户、哪一年彻底取消大集体，我是肯定记不住，打电话问父母亲，他们也是语焉不详，个人也比较懒，反正也不是历史学家，只是说说自己的记忆。幼时的事情肯定记得不多，不过有几个影像一直深深地藏在脑子里，可以作为幼小的我经历过农村大集体尾巴的凭证。一个影像就是小时候，一天晚上，母亲拎着马灯（小时候我们那不叫马灯，读书以后才知道那玩艺学名叫马灯，就是底部盛煤油，中间是玻璃罩，顶部是铁盖，夜晚在外使用，不惧风雨，手电筒普及之后，这玩意就消失了）抱着我去集体牛棚，牛棚里面热烘烘地很热闹，很多人包括在生产队饲养员都在哪，具体做什么咱不记得。那个时候，牛是全生产队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生产队所有的几头牛都是集中在一起进行饲养，饲养员可以拿工分。后来农村大集体解散之后，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就在全生产队进行分配，不过牛的数量比较有限，不可能每家都分到一头牛，只能两三家共同拥有对一头牛的所有权。在我的记忆里，我家先后和两家共同使用一头牛，平时牛由两家轮流饲养，农忙的时候大家商量使用。
两三家分享某一财产的所有权，难免会产生矛盾，就是亲兄弟之间也是如此。在农业没有实现机械化之前，牛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耕田犁地需要它，打谷场上使水稻、小麦从秸秆上落下来也需要它。耕田犁地没有到过农村的人也许会在电视上看过，多少会有一点感性认识，而后者许多河友可能就不知道了，其实很简单，就是将水稻和小麦秸秆均匀地铺在场地上，然后让牛拖着几百斤重的大石磙子在上面碾来碾去，过一两小时，稻谷就会从秸秆上落下来。所有这些牛干的活，效率都低得很，所以一到农忙季节，这两三家都想自己家早点忙完，谁都想先用牛干完这些活，雨水比较多的年份尤其如此，稻谷堆在自家打谷场上来不及收回去是会霉烂掉的。所以农忙季节，共同拥有牛的几家相互之间都会产生矛盾。有的河友可能会问，为什么不自己家单独拥有一头牛，可惜的狠，那时候老家那都很穷，一家单独买不起一头牛，印象里，生产队里所有的牛都是好几家共有的。
牛分到各家各户之后，我们这些小孩就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放牛，尤其是春夏秋草还是绿的时候。所以我上小学的时候，经常早上天刚放亮就被父母亲从床上叫起来，牵着牛走在老家的大小田埂上，下午放学回家的任务也是放牛。当然更多的时候是骑在牛背上的。那时候我骑牛的技术可好了，在牛背上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动作，除了倒立。骑牛也讲究技术的，因为牛没有马鞍，不好上去，通常是踩着牛的大腿骨，一用力就上去了，不过我那时个子矮，经常从牛头上去，就是让牛将头低下，踩着牛头，牛一仰脖子就到了牛背。当然，我那的牛都是水牛，性格很好，尤其是母牛，温顺的恨。有一次我躺在牛背上睡着了，牛自己顺着田埂走到河边低头喝水的时候，可怜的我睡梦中顺着牛头滑到了小河里，幸亏河水没有西西河这么深，而且还是在初夏，自己从河里爬出来嘻哈哈地骑上牛背继续放牛。那时候看电影看到士兵骑马冲锋的镜头十分羡慕，自己骑在牛背上也想试试，用树条抽得牛飞奔，不过试了一两次以后，再也没胆这样干了。牛多了，青草就是稀缺资源，田埂上的草被牛一遍又一遍地啃，就差草根了，所以那时的农村田埂都是光光的，放牛的时候很难找到青草丰盛的地方。不像现在，老家的田埂上杂草茂盛，每看到这些我经常想起小时候放牛的时候要是有这么多的青草，肯定别提多高兴了，没办法，小时放牛的记忆太深了。
不过随着时代的进步，水牛在老家那地方越来越少了，现在估计我们村也找不出一头牛来。牛的地位已经被手扶拖拉机、农用收割机所代替。手扶拖拉机大概是在83年左右进入农村的，当时并没有普及。只有农村稍微富裕的且有眼光的一两家买上一台拖拉机，这东西干活的效率比水牛高多了，用一头牛大概半天才能犁完一亩田，一台拖拉机一个早上功夫就可以做完。有拖拉机的家庭不仅自己家用，而且还可以帮邻居家做事，当然都是收费的。所以这些拖拉机的家庭都较早地走上致富的道路。更有意思的是，我家所在的乡唯一的一位千万富翁就是靠手扶拖拉机起家的。这位乡亲比较有眼光，不仅将拖拉机用来做农活，农闲时还用小手扶拖拉机跑客运，就运营本乡到县城的线路，人或站或坐在拖拉机后面的拖斗里。那时候农村客运极其落后，农民上县城基本上都是骑自行车或步行走二三十公里。这位乡亲的生意就越做越火，以后慢慢做大，现在拥有大型客车好几十两，光价值一百多万的德国尼奥普兰就有十几辆，运营线路也很多。
农民慢慢变富裕以后，手扶拖拉机逐渐取代了牛。不过刚开始的时候，一个家庭也无力单独购买一台拖拉机，和牛一样，几户家庭共买一台拖拉机。我父亲兄弟三个就合买了一台拖拉机，不过我家落后许多，这时已到了1993年，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上高一。在我的印象里，也就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手扶拖拉机才开始普及起来。当然和牛的情况一样，几户共用一台拖拉机难免会产生矛盾，我父亲老兄弟三人就为拖拉机闹过一次比较大的矛盾。不过后来，拖拉机价格下跌，农民收入增长，父亲在1996年单独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从那时起，老家那的农村基本上每户都有一台小柴油拖拉机。手扶拖拉机再也不是稀罕物了。
进入新世纪后，农忙时节在农村田间地头出现了更多收割机的身影了。虽然手扶拖拉机在老家早已普及，但是老家那的农业生产方式开始还是比较原始的，农作物在收割的时候，还是靠人挥舞着镰刀将农作物放倒，然后拖回自家打谷场，再用手扶拖拉机拖着石磙子一圈圈地碾，效率低下，而且比较累人。农民也不是没想过用收割机，但是收割机一是价格太贵，二是没有适合农村小块土地的收割机机型。进入新世纪后，收割机已经悄然出现在老家那快土地上，情况和手扶拖拉机刚进入农村相类似，某户家庭买一台收割机，不仅自家使用，还出外揽活增加收入。现在农村粮食收割基本上全部实现机械化了，今年九月份农忙的时候回家一次，我家七亩地全是用收割机割的，这种收割机看上去很大，但很灵巧，再小块的田也可以进入，很方便。希望以后收割机也能像拖拉机一样，农村每户拥有一台。
这三十年的时间里，总的感觉是家乡基本上实现了农业生产的机械化，估计中国农村大部分地方都是如此，老家那县处于中部地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应该具有一些代表性。不过可能在一些山区丘陵地区稍微落后一点，那些地方用拖拉机收割机不方便，用水牛干农活比较灵活。我坐火车的时候经常看到这些地方还有很多水牛。
添上几幅图片（测试一下）
这是手扶拖拉机收稻谷
现在普遍使用收割机
老牛（网上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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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亩产现在能达到1200出头，小麦和油菜不是很清楚，小麦好像有八九百。关于成本之类的后面回忆收入的时候再说。
安徽老乡来握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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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也算放过半拉子牛。印象当中，黄牛骑不得，性子比较暴，这个东西。而且黄牛多是当菜牛用。俺在农村期间骑的都是水牛，而且得是母牛。小牛也不好骑，因为太好动。农村孩子们在对付公小水牛的时候，好干一件促狭的事儿：把手伸到小牛后腿的胯部去掏牛睾丸
，实在有点囧。
1985年，俺家舅舅是整个村子里第一个买手扶拖拉机的人。那时候叫做拉风呀，整村都轰动了。
[URL=]用一头牛大概半天才能犁完一亩田，一台拖拉机一个早上功夫就可以做完。[/URL]
总是很慢的，不过拖拉机那玩艺还是很快的，我记得很清楚。父母农忙时起的都很早，通常等我起来，母亲将早饭煮好，就让我去田里让父亲回来吃饭，那个时候基本上差不多了。不过现在老家那边犁田已经基本上不用家里那种小功率的柴油拖拉机了，都是雇那种大功率的柴油拖拉机，那就更快了。
就喜欢看这种第一手资料，贵在真实。
俺家LD小时候在粤北山区长大，现在去那地方感觉真是漂亮，山清水秀，将来考虑去那儿养老。
等着看，楼主加油填坑。
里还可以看到集体的大拖拉机等，就是没有人用；
记得爷爷背着收音机的阔气，记得看电视象看电影的热闹
那时的米老鼠和唐老鸭的开头是：演出开始了...
关于土地流转的政策，请问您的父母的感觉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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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也是近期的热点话题，而粮食则是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的问题，国之大本，食足为先。作为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我愿意提供一些这方面的记忆和见闻与各位河友分享。
在谈我的记忆之前，先说一下父辈们对于三年自然灾害的记忆。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父亲只是一个四五岁的小孩，也记不得什么事，唯一的印象就是“饿”，下面所说的来自于同长辈们的零星谈话。农村大办食堂的时候，老家那是两个生产队大约有二十大几户将近三十户的人家办一个食堂。三十户人家，城里一栋四五层楼的居民楼就可以容纳，而在老家那的农村里，三十户人家则散布在面积很大的一片土地上。具体有多大我也说不出来，不过据我姑姑说，从家到食堂来回要一个多小时，我问了一下位置估算了一下差不多，当时没有自行车、没有任何代步工具。去这样的食堂吃饭实在不是一件很方便的事情，如果再拖家带口扶老携幼则更不方便了。实际上在吃饭的时候都是由家中派一人或几人拿着大饭盘带回来全家共吃，在我们家这活都是由我姑姑来做，因为姑姑是当时家中最大的小孩。据姑姑说，她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后期饥荒问题十分严重的时候，常常是幼小的父亲嗷嗷待哺，祖父让姑姑去食堂打饭，常常是带着很少的粮食回来甚至空手而回，父亲吃不饱则继续声嘶力竭地哭喊，哭得一大家子好不心烦（当时小叔叔还没有出生）。后来，祖父实在养活不了父亲，只得将父亲送给十几里外生活在另一个乡里的妹妹（也就是我的姑奶奶）抚养，姑奶奶当时没有小孩，而且姑爷爷是退伍军人，在乡村中有一定的权力，家庭条件较好。父亲在我姑奶奶家一待将近二十年，结婚之后才回到了现在的家里。
当然河友们更关心的可能是“饿死人”问题，我没有经历过，不知道具体的数字，就是父辈们也不是特别的清楚，只能说说我的一些感觉和见闻。饿死人肯定是有的，父亲的奶奶就是60年死的，没有吃再加上老人身体不好就这么没有了，我家的情况也仅此而已。邻居家的情况则不是很熟悉，因为老一辈的人基本上都不在了，以前在世的时候我对这些事情也不感兴趣，这是我常感到遗憾的事情。总的感觉是我家所在生产队十几户人家饿死人不多， 比我长一辈的人谈起60年，常说的一件事就是吃树叶、树皮，然后感叹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少在他们口中听到过饿死人的事情。当然也许是他们不愿意谈起，存疑！老家那虽然没有饿死很多人，但因为大跃进的一些疯狂举动而夺走了不少人的生命。离我家三四里外有一条水库，这条水库从1958年大跃进时开挖，从现在来看，修建这条水库的决定是正确的，这个水库真的造福了周边的人民。但是当时修建水库的条件还不具备，到了三年自然灾害后期这条水库却带走了很多人的生命，因为那时挖水库真的就是人们用手挖，而且每家每户是有指标的，每户有多少立方的任务，什么时候必须完成，完成不了就是政治问题。想想看，吃不饱饭，还要挖土挑方，不死人才怪。老家的人谈起大跃进，说得最多的就是“挑水库，挑死了人”，具体有多少，不得而知。
以上是我听到过的家乡在三年自然灾害中的一些情况。咱们还是回到我的三十年的一些记忆上来。
我没有经历过农村大集体，无从知晓大集体下农民的生活状态。但是我的记忆还不错，对于那段转变时期，还是有一些影像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里。早先关于大集体的一个影像就是有一天傍晚，全生产队的劳动力在集体那个很大的打谷场上收割小麦，我们一些小孩则在被小麦脱粒机绞过的十分柔软的小麦秸秆堆里兴奋地玩耍。生产队大集体的一些设施我还有印象，主要是一长排屋子，一端的几间就是我前面说过的牛棚，另外的几间放了拖拉机、小麦（水稻）脱粒机等等（有这个印象是，当年我和一位小伙伴在那里玩耍，然后这位伙伴不知怎的，好像有便秘，屎拉不出来，哇哇大哭，他的父母亲手足无措，我印象特深，是不是有点冏）。
后来老家那就开始分田到户了，一天到晚，很多人拿着竹竿和皮尺丈量土地，我们这些小屁孩则光着屁股跟在后面看热闹（农村小孩没见过世面，看见大大的一卷皮尺也感觉很新鲜）。我家当时连上我有三口人，分到了将近六亩地，但是土地并不是一下子就分完的。后来陆续又分到了将近一亩多地，所以现在我家承包的土地有七亩多。因为刚开始分的是在农村人民公社时期就已经开垦的土地，除此之外生产队里还有很多荒地。对于这些荒地我也是有印象的，当时这样的荒地里长了很多野荸荠，这种野荸荠比街上买的荸荠个头要小，水分含量也低，粮食不够时常常挖出来食用。有这个印象还因为我在放牛之前还放过一段时间的猪，猪要耗粮食，人自己的粮食也不够，所以要经常将猪赶出来送到这些荒地上让它们啃这种野荸荠。我的一个印象就是某一个上午，父母关上房门逮住了在我家筑窝的小燕子，有线扣住腿让我牵着，同时将猪赶到这些荒地让我看着（当然这些小燕子的结果无一不是悲惨的）。老家那的人均土地占有量还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当然同在一个县，人均土地承包量也不一样，例如我外婆家所在的另外一个乡的一个村，人均土地承包量就只有一亩多点，不仅一个县中有不同，同样一个生产队里也存在差异，例如我小叔叔家同样三口人，名下承包的土地则有九亩。
农村开始承包经营之后，又连续几年风调雨顺，粮食连续丰收。当时虽然年龄很小，对此我也算得上感受颇深，因为在我的记忆里，小时候家中几乎一天三顿都是稀饭，很难吃到干米饭，如果知道那家那天中午家中吃米饭时，则羡慕不已。后来这种情况则改变了，吃米饭不再是一种奢求（虽然，现在我们的习惯还是中午米饭，早晚稀饭，不过没有谁说吃不饱了）。另外一个记忆就是八十年代初的那几年里，每年秋天装粮食的塑料编织袋不足，向邻居家借也借不到，父母常为此有些小小地发愁。因为农家的塑料编织袋以前都是装化肥的。那时刚分田到户没几年，每户用化肥的历史不长、量也很少，所以塑料编织袋的存量就不足，粮食一丰收，农民自然就面临着装粮食的塑料编织袋不足的问题，所以那时卖粮食只能分批分批地卖。
我问过父亲70年代，水稻亩产有多少，父亲说那时亩产只有三四百斤，现在则至少有1200斤，我家7亩多点地，今年粮食收了10000斤出头，父亲还说今年粮食没有种好。我问为什么产量会相差这么大，父亲的答案则有三个：化肥、农药和杂交稻。这里我感觉，现在的舆论对土地制度的变革对农业增产的意义有夸大之嫌。究竟制度变革与科技进步各自在粮食增产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从父亲的答案中，我的看法是制度变革对于增产的作用小于科技进步，上世纪八十年代之交的那场农村变革的作用更多的是一种风向标似的指向意义。当然，农民的认识可能没有那么深刻。引申一点，制度变革并不是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缺乏其他方面的配合，制度变革的脚步越快，也解决不了问题，尤其反感一些观点，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制度上来，认为一改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