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戊戌变法与8#8——康梁怎不殉道 -- 不打不相识

看过资料，记得不清楚了。倒是另两人中一位曾在清谈天地写过连载，不过没有写完。当时是北理工的学生。

此外 后生能捋,前辈很欣慰,托个小大

大家是同类，握个手。

虽然您号称是不打不相识，妖道这样自我介绍也蛮好的。

胶东银嘛！就不打听妖道兄洞府在何处了，众多药粉探访故居岂不打扰仙山安宁。要是探听出点妖道兄童年糗事，破了头顶光环，怎么去招摇撞骗？

ID是注册联众打扑克时起的，自以为还挺那个什么的，没想到在大家看来一副讨打的德行。

智商明显有点问题的范伟厨师在舌灿莲花的赵本山面前如果不捋一捋，就找不到北了。

台湾新闻界老人高拜石（1901-1969）著《古春风楼琐记》大陆简体版十六册，洋洋三百万言，写了清末民初五百余各色人物，颇多历史掌故。曾在《新生报副刊》连载，文章都不长，独自成篇，正适合没有时间读大部头的我辈看着玩儿，慢慢读来，很有意思。

高阳多批康有为狂妄自大、虚伪招摇、不择手段的躁进，竟至卖友卖弟。高拜石写的却是康“圣人”晚年的龌龊事儿。也涉及梁启超晚年西医手术失败的事，师徒人品如何一看便知。青春腺不知是哪个个部位，大家有明白的交流交流。

这次学聪明了，没有上来就抄书，在网上也有，篇幅小，引来大家看看。如果版主反对，我就删掉。

圣人也撒赖

　　 ——康圣人的晚年

　　 康有为以“维新”而得名，因“复辟”而丧誉，晚年落寞异常，言行更为颟顸，到处漫游，冀以其主张，打动一班半新不旧之军阀；可是，那些军阀对他，不过以玩古董的心情来敷衍而已，康氏全不自觉，其间还演出不少尴尬的局面。

　　 一九二三年，康到西北，逗留西安，督军刘镇华待以上宾，康大施“游说”，刘亦妄言妄听。

　　 一日，圣人谈起陕省皮货，刘便挑选了上等皮筒送他，大概嫌少了些；过二天，又说冷，说要买狐皮袍，请刘代他电向家中取款，买裘过冬。刘不好推却，派人到皮衣庄里挑了几件，叫店伙送去，康便全数收下，叫店里向督署去收款。

　　 康自称精于鉴别古物，陕省收藏家，便纷纷把所藏给他鉴定，并请他题字，康来者不拒，真赝全收了下来，据为己有。有人把祖传古钱拓片请他题识，康索观古钱，不及细看，便向袖里一藏，那人再三说是传家之物，情愿送他一两枚，请把其余赐还，康顾左右而言他，装做没听见走了。

　　 最讨没趣的是偷取卧龙寺藏经，要辇走出关，被陕绅高介人、杨叔节、李汉青等以古物保存会的名义，向省府及法院告了一状， 把藏经截回。康撒起赖来，除向刘镇华要求赔偿名誉费一百万之外，并提出三个要求：一、家藏图书一批，由西北大学购买，书价以两万元计算；二、请刘私人投资两万元，作其所办《不忍杂志》之股本；三、聘其门人张扶荣等为西北大学教授。

　　 刘镇华也看透圣人行径，给他一个相应不理。康愤然离陕，上海报纸当时有一篇《焉用圣人为?》的评论，把圣人取经的事写得很详细。

　　 钱病鹤还画一幅漫画，把圣人挖苦透了，康无可置辩，好不气煞!

　　 邓如琢督理江西军务时，曾突发雅兴，请康游庐山，康便带了子女同篯、同凝前往，到了南昌，圣人又滔滔不绝地向邓游说一番，邓对他当然也只是敷衍，庐山之游，只派了副官随行招待。到九江后，便由镇守使李鸿基，招邀一些政客名流陪同上山。

　　 圣人的字，在自撰《广艺舟双楫》里是大大有名的，恭求法书者络绎不绝，文具店至于供不应求，圣人也有求必应，可是苦了随从，每日磨墨，以供圣人挥洒。这班人哪里有研墨的耐烦，便买了五味子泡汁略研数十下，便算应了差，到裱时便一塌糊涂，有同张天师画的符箓了。

　　 在山数月，到处游逛古刹名胜，自是“不禁有诗”，一日游黄龙寺，坐宝树下，心血来潮，忽然得句，便草一幅，署款云：

　　丙寅某月，书付黄龙寺僧。

　　 黄龙方丈青松，本蜀中世家，本身又是宦海中的过来人，晚年逃佛，对圣人是“夙仰大名”了的，对圣人目空一切，很不受用。副官以康所书付给他时，青松说：“阿弥陀佛，老僧不识字。黄龙游客，尽是雅人，好诗、好字多的是，老僧都不敢收，小小寺壁挂不下的。”

　　 退后对别人说：“远公和尚有沙门不拜王者论，即世俗相交，也应往来以礼；康有为何人，‘书付寺僧’，老僧岂是受他付的人?”

　　 康在离赣前，又有《康庐山记》之作，他引证匡俗本来是姓康，讹为匡，所以“匡庐”应作“康庐”。记约二百多字，亲撰亲书，要把它勒崖。但圣人去青岛后，这记始终没有人敢付刻。为了这个像“拗相公争墩”的公案，即不怕地方人士反对，也防山灵有知，说何必要从圣人之姓啊!

————————————女士不宜的分界线，此说法颇荒诞，谢史教头提醒——————————

同是一“割”两样情

　　 ——康梁师徒之割

　　 “晚清人物数康梁”，自从“戊戌政变”以后，在公私文书或一般人口头上，常是把康有为、梁启超二人名字并称，但他二人在精神上不论是出于先天的、或源于性格的、还是基于学术的立场，抑因于做事之手法，都显着甚大的差别。

　　 大抵南海“好骛新奇而不求甚解”；任公则“略偏保守而又无成见”。

　　 一九一一年后，其所以维系两人关系的师生名分虽存，事实上早已分道扬镳。关于康、梁异同处，可说的甚多，世之论述者亦不在少，这里不拟详说，只是在他们落寞的晚年，不幸均死于动手术不久之后，同为经过一“割”，而出发点又各有差别，其事颇趣，因摭拾所闻，纪之。

　　 一九二六年二月，任公因小便出血，在北京协和医院，曾割去右肾一只，据任公之弟梁仲策(启勋)的《病床日记》说：

　　 任公于四年前，即患小便出血症，当时因在清华讲学，城内各校亦时有定期讲演，异常忙碌；加以其夫人病恙日加沉重，以此种种关系，未暇诊治。及其夫人病殁，任公失偶，情极难堪，仍在清华讲学如常，亦借此寄托以过其难堪之日月也。其小便出血之症，由此愈剧， 友人有劝其就医者，因先入德国医院，由克里大夫检查， 结果不能断定病源所在，乃改入协和医院，由泌尿科诸 医检验，谓右肾有黑点，血从右边出，即断定右肾为小便出血之原因……

　　 任公的身体，素称强健，自言可以活到八十岁，但常以因打麻将熬夜与烟酒过量，所倡导的社会文化运动遭到失败，又赋悼亡，遂抑郁致病，如其自评所云：

　　 启超自知其短，而改之不勇，中间又屡为无聊之政治活动所牵率，耗其精而荒其业……

　　 任公的学术，自有其地位，“荒其业”是自谦处，“耗其精”倒是实在的。

　　 但在右肾割去后，病势仍然不减，再割，仍没法根治，一九二八年冬再入协和医院诊疗，翌年一月十九日便与世长辞了。

　　 梁任公因小便出血，而将腰子一割再割，终因病根已深而告不治。

　　 而同时先后，他的老师南海先生，也偷偷地动手术割去睾丸，并易种青春腺，闹了小小的笑话。

　　 南海晚年，僦居上海。一九二五年二月，忽动游兴，首先到天津觐见废帝溥仪，以“进德、修业、亲贤、远佞”等语奏陈。之后，即遍游赣、鄂、鲁、豫名胜，过洛阳晤吴佩孚，又游秦陇，登五台，归抵吴越，在西湖的康庄住到岁暮，仍回到上海。

　　 有人说他仆仆风尘，或有所图，他不承认也不否认，但他政治生涯已趋落寞，不为人所重视，却是真的。

　　 那时已是六十九岁的老人，由于他禀赋绝异，声若洪钟，幼年便有“圣人为”之称；一向是“圣人”面孔，但从漫游归来之后，忽发绮想，可是年纪大了终归是老了，在某一方面“岂能尽如人意”?不免想到借助于药力。他和当时上海名医生江逢治，最谈得来，江便介绍一个擅长于“返老还童”的德国医生，为他设法。

　　 这个德国人，自称是个医学博士，夸张他的医术，能将猴子的什么腺，移植在人的身体上，则可起衰振敝，但须将已无作用价值的睾丸割去；并在报纸上大事宣传，说人体经改造之后，在“某方面”可以像生龙活虎般；另外还邀请上海许多名流，情愿免费给他们“返老”。经过江逢治的介绍，这德国人以康有虚名，如经其品题，声价何止十倍?因此便表示欢迎。

　　 有一天，江往访康，康便带了老仆，匆匆出门，没有告诉家人。到了深夜，老主仆都没回来，家人正在忧疑中，那老仆回来了，笑哈哈地道：“大人现在医院，甚为平安，叫我回来禀报，不必挂念，十日后便可回家……”

　　 康家上下，以为必定是在马路上给车撞了，或是中风晕厥，所以住了医院；但瞧老仆的笑容可掬，则又似并非遭有意外奇灾或仓猝的急症，诘问再三，老仆似有难言之隐，因叫他引至康圣人住处。

　　 到门，才晓得是江逢治医院，盖江约德人在他院里施手术的。

　　 江逢治出见，家人询康何病?江说：“康先生哪是有病?现在室中休养，十日后便可返老还童了。”

　　 家人益莫名其妙，请江引入病室，见圣人卧在床上，颜色如常，毫无病态，对家里的人笑说他割睾丸易腺的经过，并说：“早给你们说，必不让我出门了，但事后曾叫老仆回家详告了呀!”

　　 家人以老仆再三不说，所以不放心，康听了大怒，责老仆何以不说?那老仆说：“大人明见，老奴久事大人，略知礼数，怎敢 向太太面前，侃侃而谈大人割的是什么东西呀?”

　　 康亦大笑不已。

　　 事后，康写了中堂对联赠德国人，当时《晶报》载有《圣殿记》，说德医骗康，康还和德国人打了官司，但在第二年的二月二十八日，康便没有“还童”而死了。

上次您给我的回文我没有来得及再回复，先致歉意。

我觉得我们或可对那次的所谓一些领导人当时作为持宽容态度，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我们现在关于当时策略的许多架空其实有时候诸葛之嫌。但是有几点我是坚持的：

其一，这些所谓“领袖”的时候所为颇有令人不齿处。

其二，英雄当有英雄的担当，否则即便一时身处其位或者窃据权柄，依然称不上英雄。

第三，英雄当有自我牺牲的觉悟，而决无又让他人流血的权力。尤其是可以利用他人流血以自保尤其令人不齿。须知后人说这些人吃了人血馒头、拿了血卡可不是凭空捏造。

所以，我依然看不起那一帮人。这并不等于我看不起那一场运动，或者并不等于我看不起那场运动的理由。我想我跟陈mm的立场类似。英雄故需珍惜自己的生命乃至羽毛，但是8*8中的部分“领袖”是在当不起这个称呼，不论用什么样的理由都没有办法替他们开脱。

持论中正，佩服。

我所不平的是，不应该把学潮一代看成“卖相”甚佳，却被几个“领袖”出卖的可怜虫，他们现在就已面目模糊不清，或许终被遗忘，但大体可以看作是希望中国更好一些的仁人志士。

和这里很多人一样，我认同49建政的大体框架和它的正当性，也认识到它有很多严重缺陷，不认为当时和现在有什么独立的政治力量能代替TG，也不认为推倒重来会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即使玲柴想以身殉道，TG却不欲制造谭嗣同那样的从容就义一样的烈士，因为这个强大的道义资源可能被“推倒重来”派继承，这必将作祟于将来，国无宁日，可能陷入新的一轮治乱循环，各派为了争取列强支持，不知道又会送出多少国土，输出多少利益。

不是因为手术的“内容”，而是这种手术在当时技术水平上还不可能做成，-------这个谣言不过是袭《肉蒲团》的故智，看起来说的活灵活现，其实是当时上海小报记者的伎俩而已，---狗仔队也是有悠久历史传统地，看现代史的史料应该慎之。

• 楼主分析的还是很有道理的。

未经审查即引上，或许并无此事，是我太不慎重。河里有明白的，请帮忙证实或证伪之。

所谓换睾丸说，明显荒诞不经。不删不改，置之座右，以昭我错。

———————————投毒说———————————————

大清帝国消失16年后，康有为在自己七十大寿寿筵的前一天，收到溥仪派人送来的亲手书写的“岳峙渊清”匾额和一柄玉如意作为贺礼时，确实依然受宠若惊，甚至重整前清官服，遥拜天恩，挥笔写下“谢恩折”，但这是他最后一次给他心目中所谓的“皇上”写“奏折”了。

寿筵后的第十天，也就是1927年3月18日，为躲避北伐军的锋芒，康有为带领全家从上海搭船赴青岛，住进了他先前在青岛购买的“天游园”别墅。

1927年3月29日，康有为到青岛中山路的粤菜馆英记酒楼，参加同乡宴。能在青岛会友人吃家乡菜，谁都是高兴的。根据康有为的同乡、弟子、前清举人吕振文和康有为外甥李云光对康有为的有关记载，我们可了解到，饭后康有为意犹未尽喝了一杯橙汁。不久，便腹痛难忍而归家。夜间，呕吐不止，先后请了两位医生来诊断，其中一位日本医生诊断其为食物中毒。

30日，康有为自以为毒已清除，晚间还观了天象。但31日凌晨2时，康有为忽然对身边的人说：“中国我无立锥之地了，但我是不能死在外国的。”31日5时许，康有为“七窍出血而死”。

“七窍出血”应是一种非正常死亡的迹象，康有为真的是如日本医生所言是食物中毒吗？如果是中毒，是无意中毒，还是有人故意投毒呢？康有为在青岛离奇死亡的原因，人们有着种种的猜测，似乎都在暗示一种可能，康有为是被人下毒致死的。

那么，又究竟是谁毒死了康有为？关于康有为的死主要有三种说法，一种来自于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她认为父亲是“被国民党特务在食物中投毒而导致死亡”；一种说法则说慈禧太后生前所遣杀手下的毒。据说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曾派了四个刺客来刺杀康有为。慈禧曾赐给一个叫巫仿的刺客十万两白银，命他刺杀康有为。1904年，慈禧七十大寿时，曾下诏赦免一批戊戌获罪人员，但康、梁不在赦免之列，慈禧也许是一直没有原谅康有为，但也再无多的证据可证明慈禧在死后还不依不饶地要置康有为于死地。再说康有为晚年时，不一直在支持清室复辟吗？戊戌变法时的恩怨即使不能一笔勾销，也不至于还得索命；还有一种说法则说是日本人下的毒。但种种的说法均无实据可查。

———————————换××说—————————————————

关于康有为的暴亡，曾经有种种传说。十多年前，有一位康家的故人写过一篇短文，发表在《中国文物报》上。他说，康晚年精力不济，后来听了一位德国大夫的建议作手术换上了狗的睾丸，但手术并不成功，未几而亡。这说法与康圣人的性格是相符的。康有为一生敢作敢为，无论是政治学术还是为人都是贪心不足。可惜中国的研究者往往只注意其政治和学术，而对其生活则从不认真考察，以致康有为的死，至今仍属悬案。

现代史的风云人物，在世的时候所遭受的谣言轰炸就很多的。。。。谣言历时久了，有的时候会升级为“逸事”，然后会升级为“野史”。。。。

康圣人平日做人又高调，有这样的谣言传播非常正常。而且您那个帖子里面引用的他老人家和军阀交往，索取钱物等等，俺的确没有考订，但很有可能是真的，因为以前看过的书里面，也有类似的记载。

所谓的名士，到晚年都会如此的，因为一则没有收入来源，（不像现在还有作协，文协发个工资啥的），二则架子大，开销又大，----所以免不了要各处走穴，打打秋风，----不过和一般专业的走穴人士不同，象康圣人之类，他们还要摆摆架子，遮遮掩掩一些，这样，就有点酸气了。

我们既要对他们的摆架子表示鄙夷，又要对他们年纪一大把，还要为生计奔波而同情，这样可能比较容易有一个平易的态度。

这句话我是很信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