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高贵的囚徒们---两汉王侯的悲惨生活 -- 机会主义者

汉初，诸侯王对于自己的封地有几乎完全的管辖权，可以自行委任除丞相以外的一切官职，而且与朝廷一般无二，“太史公曰：高祖时，诸侯皆赋，得自除内史以下。汉独为置丞相，黄金印。诸侯自除御史、廷尉、宗正、博士，拟于天子……”诸侯王在自己的王国内大权独揽，还拥有可观的赋税收入，简直就是独立王国。这样，中央政府所在的关中地区和广大的关外地区就成为了实际上平行的二元政治结构体系，在如吴国这类的老牌诸侯国内，在刘濞二十几年的苦心经营下，在政治、经济、社会治理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实力急剧膨胀，据史迁记载，吴王濞“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然其居国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卒、践、一更，辄于平贾。岁时问茂材，赏赐闾里”。真可以说是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刘邦建国后至汉文帝下诏三十税一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号称休养生息的汉帝国中央政权一直实施的是十税一的赋税制度，百姓的生活仍然比较艰难，相对而言，吴国的清平政治对广大贫困的老百姓来说不可谓没有吸引力，史迁所说的亡命者，很可能大部分是生活无着而亡命至吴国的农民。从典籍的记载来看，刘濞在治理吴国方面还是取得了不俗的政绩的，而这最容易招致专制统治者的猜忌，从心理的角度来看，专制统治者往往会有心理极度膨胀的现象，会出现世人皆愚我独清的狂妄心理，对于现实中存在的能力超越自己的人便极易心生嫉恨，会产生某种被害的妄想症，于是会采取各种手段限制打击竞争对手，甚至不惜在肉体上消灭威胁自己帝位的人。就吴王刘濞而言，史书中记载他图谋造反的证据实在比较牵强，比如，《汉书》中记载吴王“盗铸钱”，而类似的记载在《史记》中却是“益铸钱”，一字之差，性质便截然相反，联系到文帝时期的佞臣邓通可以文帝所赐之铜山私自铸币，可知在当时的情况下，私自铸币根本谈不上是什么犯罪，只不过是胜利者强加给失败者的罪名罢了。史书中记载吴王在很早就有了谋反的念头，甚至用刘邦封王时看出刘濞日后有谋反之相作为他早有谋反之意的证明，而联系刘濞起事之初，在动员之际所说的话“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诸年上与寡人同，下与少子等，皆发”，似乎刘濞并非在兵源上做过很充分的准备，有点类似临时征召的味道，从这些迹象来看，七国之乱很有可能不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行动，而是被逼迫的无奈之举。假如各诸侯王真要反，那么诛灭吕氏之际实在是最好的机会了，实际上当时的齐王已经做好了进京的准备，吴王也不是没有机会，那么好的机会没有举事，怎么会在几十年后中央政权日益稳固的时机下仓猝行动呢？实在令人费解。

不管如何，这场叛乱终于被朝廷镇压下去了，七国之乱后剩下的诸侯王的日子更难过，朝廷加强了对诸侯王的监视，首先削弱了诸侯王国的官制级别，《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上说：“诸侯王，高帝初置，金玺鏊绶，掌治其国。有太傅辅王，内史治国民，中尉掌武职，丞相统众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景帝中五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武帝改汉内史为京光尹，中尉为执金吾，郎中令为光禄勋，故王国如故。损其郎中令，秩千石；改太仆曰仆，秩亦千石。成帝绥和元年省内史，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中尉如郡都尉。”而《汉书 元帝纪》上载：“初元三年春，令诸侯相位在郡守下”，硬生生将诸侯相的级别降到朝廷所委派的地方行政代表的级别之下，以此来削弱诸侯王在地方的权力；同时对于在诸侯王系统内担任过官职的人，实行差别化的歧视政策，在升迁的道路上设置重重障碍，对于这些担任过诸侯王体系官员的人来说，这段经历有可能成为他们人生的某个抹不掉的污点，对他们今后的仕途有着莫测的影响，因此，两汉的官场中人大多不愿意到诸侯国任职，比如汉初刘想让御史大夫周昌去赵国为相保护年幼的赵王如意，“于是召昌谓曰：‘吾固欲烦公，公强为我相赵。’昌泣曰：“臣初起从陛下，陛下独奈何中道而弃之于诸侯乎？”高祖曰：‘吾极知其左迁，然吾私忧赵，念非公无可者。公不得已强行！’于是徙御史大夫昌为赵相。”刘邦明确承认担任地方诸侯相是“左迁”，作为爱惜自己仕途的官宦们而言，自然就视到诸侯国任职为畏途，甚至百般推脱，《汉书 王吉传》记载：“吉坐昌邑王被刑后，戒子孙勿为王国吏。”这样下去的结果，是诸侯王身边没有能够依靠的能人，其行政权力完全被架空，成为一具躯壳而已，而小人佞臣充斥在诸侯王身边，对诸侯王施加种种不良影响，比如霍光曾一次诛杀昌邑王贺的随从二百余人，指责他们“坐亡辅导之谊，陷王于恶”；更有甚者，有人以告密作为晋升的密术，诸侯王的一举一动都被如实或夸大反映到皇帝的耳中，这让诸侯王感到举步维艰，完全被孤立了起来，朝廷对于诸侯王的防范，几乎和防范匈奴无异，朝廷曾多次下令，高五尺六寸以上的马，十石以上的弩，都禁止流传到关外的诸侯国的广大区域。这种种防范措施说到底还是由于一种心理上病态般的恐惧感，对于诸侯王而言，不啻为严酷的精神虐待，因此有些诸侯王索性放荡形骸酒色无度，有些诸侯王从文学中定位自身的价值，两种做法都完全放弃了政治上的追求，以求得朝廷对自己的精神枷锁的解除。但即便如此，诸侯王仍然没有好日子过，等待他们的依旧是重重困境。

(待续)

一个普通人只要不招惹是非，即使生活苦点累点，但胜在知足常乐，没有太多的心理负担；而生为一个诸侯王，要担心的事情可就太多了。政治上是没前途了，做的好徒惹猜忌，做的不好也会被弹劾，即使什么都不做，也可能遭到诬陷诽谤。史载文帝的兄弟淮南王长，为人刚烈强横，为人处事有任侠之风，得罪了一大批幸臣小人而不自觉，文帝表面上对其宽厚有加，内心却甚是忌惮，于是在继位第六年，以“令男子但等七十人与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谋，以辇车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闽越、匈奴”事发为借口将淮南王招至长安治罪，张苍和冯敬揣摩上意，上奏称淮南王长“所犯不轨，当弃市”，所谓不轨，其意十分含糊，也十分阴毒，试想一下，在这个罪名下，连谋反这样的罪名都可以随便罗织，反正都没有确切的证据，差不多就是以心得诛的莫须有罪名。淮南王曾经独自手刃辟阳侯审食其，按汉制当诛，文帝“伤其志，为亲故不治，赦之”，然此一时彼一时也，文帝一旦对淮南王有了猜忌之心，也顾不得兄弟之情了。不过“不轨”的罪名还不足以服众，文帝为了掩饰自己的真实意图，故意将这个处理结果召“与列侯、吏二千石议”，将自己的意见转化成群臣的集体意见，还假惺惺的表示顾及兄弟之情从轻处理，废了淮南王的爵位，迁淮南王长到荒蛮的蜀地了此余生，淮南王长在半途中忧愤而死，文帝为了标榜自己仁慈的名声，竭力表现出对于淮南王长及其子孙的关爱和宽厚，将王国的土地分封给了淮南厉王长的三个儿子，可惜一番做作没有欺骗得了天下人的眼睛，流传的童谣“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春。兄弟二人，不相容！”就揭穿了文帝假仁假义的画皮。其实淮南王长如果政治嗅觉灵敏一些，应该早就感觉文帝对自己态度的转变。文帝曾经让薄昭书谏淮南王长数次，借薄昭之口说出了文帝自己的想法，书中责备厉王长自行安置王侯国内二千石以下的官员，而没有通过朝廷，而众所周知汉制规定，诸侯国中丞相由朝廷直接任命，其他二千石以下的官员可由诸侯王自行任命。这一规定直到吴楚七国之乱后才得以改变，此时作为一种罪名提出来完全是捕风捉影的猜疑；书中还提出希望淮南王长做出一种软弱的姿态，“宜急改操易行，上书谢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吕氏之世，未尝忘死。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骄盈，行多不轨。追念罪过，恐惧，伏地待诛不敢起。’皇帝闻之必喜。大王昆弟欢欣于上，群臣皆得延寿于上；上下得宜，海内常安。愿孰计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祸如发矢，不可追已。”这其实应该是汉文帝自己的意思，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而对淮南王做出的一种威胁，可惜淮南王没有从中嗅出血腥的气息，没有把握住机会改变自己的境地，一厢情愿的幻想文帝会顾及手足之情对自己网开一面，薄昭一针见血的指出这样的幻想是非常危险的，“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国便事，而欲以亲戚之意望于太上，不可得也”，事实完全证明薄昭所言的正确性，在皇权的权威面前，任何温情都是不堪一击的，任何人包括皇帝的至亲，除了匍匐在帝王的脚下乞求怜悯和施舍，根本没有其他的道路可走。汉文帝总的来说还算是比较开明的皇帝，但仍不能容忍对于自身权威的任何些许挑战。淮南王的死并不偶然，他的出身就已经成为了他的原罪，并将这种悲剧延续到了他的子孙身上。

淮南王安是淮南王长的长子，也就是组织编纂《淮南子》的才子。汉书中对他的评价非常混乱，一方面说他“为人好书，鼓琴，不喜戈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辩博善为文辞”、“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莫然后罢”，足见此人有很高的才情，博学好闻，名满天下，实在是当时不可多得的学术性权威人物，以他为中心而形成的一个研究儒道杂家的学术团体名噪一时，连汉武帝对于他的这位叔父也“甚尊重之”；另一方面，汉书中大篇幅的充斥了对于淮南王安的诋毁污蔑之辞，甚至评价他“废法度，行邪辟，有诈伪心，以乱天下，营惑百姓，背畔宗庙，妄作妖言”，说他很久以前就图谋不轨，田袜几句谄谀之语就让他大喜过往并大肆贿赂，后来为了不让谋反的阴谋外泄，用诡计逼迫自己的儿媳和儿子离婚，这种种表现实在令人不齿，也让人心生疑惑：这样的小人如何能组织号召一大批学者编纂出《淮南子》这样的著作？要知道此时已非吕不韦所处的战国时代，论财力势力实力影响力诸侯王都无法与朝廷相抗衡，唯一的凭借就是个人的人格魅力，而一个道德败坏的野心家如何让天下的精英心甘情愿的为己效力呢？答案似乎就在刘安获罪的过程中，整个事件的起因是淮南王安的太子刘迁练剑成痴，与郎中雷被比剑，被其刺伤，太子迁大怒，雷被为了避祸，自愿去长安参加讨伐匈奴的大军，刘安据此免去了雷被的郎中之职，让他自赴长安，本来这件事到此就结束了，可雷被一到长安，马上上书就此事弹劾淮南王安，汉武帝迅速作出反应，“事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南太子”，这样一来就闹大了，把这个事件拿到现代来看，都不至于如此小题大做，更何况在等级社会，堂堂诸侯王贬迁一个郎中，是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汉武帝如此处心积虑将此事扩大处理，明显有寻肇生事的痕迹，同时为了避免天下人的议论，召集其他诸侯王和列侯共同商讨处置方法，诸人均领会汉武帝的真实意图，争先恐后的大骂淮南王安的“罪恶”，随心所欲的诽谤中伤淮南王安，胶西王居然用“《春秋》曰‘臣毋将，将而诛’。安罪重于将，谋反形已定。臣端所见其书印图及它逆亡道事验明白，当伏法”这样毫无事实根据的妄言作为指责刘安的依据，实在是毫无道理可言，这个事件最终的结果是淮南王自杀，太子迁及围绕在淮南王周围的学术精英们被尽数屠戮，“治党与，坐死者数万人”，一个生气勃勃地学术中心就此毁于一旦，全是由于汉武帝对他这位博学多才的叔父早有忌惮之心，逮着一个微小的借口就迫不及待的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不仅如此，还利用舆论制造刘安谋反的流言并留诸于史，同时竭力将刘安的个人形象妖魔化，制造出一个痴呆愚昧、毫无个性的庸人形象，比如史载刘安“诸使者道长安来，为妄言，言上无男，即喜：言汉廷治，有男，即怒，以为妄言，非也”，如此喜怒无常毫无心计的人居然有能力在很长的时间内隐藏谋逆的意图而骗过了天下人，实在令人觉得不可思议。诸如此类的记载还有很多，专制帝王不但要在肉体上消灭诸侯王，还要在人格上妖魔化他们，让他们在历史上留下一个恶名。事实上，专制帝王是不喜欢诸侯王在任何领域内具有威胁到专制统治的能力的，即使是学术领域也不例外，另一位当时的学术型才子河间献王德就比较乖觉，很幸运的逃过了一劫。史记上记载一段故事

《汉名臣奏》：杜业奏曰：河间献王经术通明，积德累行，天下雄俊众儒皆归之。孝武帝时，献王朝，被服造次，必于仁义。问以五策，献王辄对无穷。孝武帝艴然难之，谓献王曰：“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归即纵酒听乐，因以终。

河间献王之所以能够逃过一劫，在于他能够审时度势，抛弃自己醉心的学术研究，在酒色中麻醉放纵自己，成功的瓦解了孝武帝对自己的警戒之心，才避免了走上与淮南王安同样的道路。诸侯王的生活，连最基本的精神追求都无法得以实现，为了避免猜忌而放纵自己，就成了明哲保身的不二法门，汉书中记载在诸侯王地日常生活中，“大臣皆尚苛刻，刺求微密。谗臣在其间，左右弄口，积使上下不和，更相眄伺。宫殿之里，毫厘过失，亡不暴陈……”生活中的一切细节都逃不过皇帝的耳目，相对而言，一个整天吃喝玩乐的诸侯王反而更容易让朝廷放心，这也导致了某些诸侯王的私生活愈发糜烂，甚至有所谓“禽兽行”的记载。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是谁造成了这种恶果呢？还是皇帝的纵容，其实某些诸侯王的行为比起皇帝权臣来说并不出格，之所以在史书中被大书特书，恐怕还是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所造成的罢…………

（待续）

抱歉，最近工作繁忙，实在抽不出时间写点东西，这个帖子拖的时间也太长了，我会尽快完成它

一个人被压抑的太久，心理上或多或少会出现一些问题，一旦缺少宣泄的途径，就会在某些方面表现出变态的行为。西汉的某些诸侯王以“禽兽行”著称于史，其中燕王刘定国表现尤为令人侧目，夺父姬弟妻的行为已经有违伦常，与子女三人奸则有点骇人听闻了。历史上变态的人不少，但如此大规模的集中在诸侯王这一特定的群体中的倒很少见。总的来说，我还是能理解诸侯王的心态的，在酒色中麻醉自己，不啻为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但何以这么多的诸侯王都走上乱伦这一步？我觉得有点反常，或许其中有不为人知的阴谋。就燕王刘定国的案子来看，这起丑闻最让人感到费解的是告发者居然是与刘定国没有私交的肥如令郢人。用一个平常人的思维来思考，一个人如果还有一点点的良知或伦理道德，作出这种事必然会将可能造成的影响限定在很小的范围内，怎么会让一个外人甚至是政敌了解到全部的细节呢？偏偏那段时期此类丑行层出不穷，而且告发者都是外臣，如著名的佞臣江充就曾经以告发赵太子丹与姊及王后宫奸乱得到飞黄腾达的机会，可作为一个外臣是如何得知这么隐秘的内幕的呢？回头再看看燕王传的内容，或许可以窥见一点个中奥秘。

第一代燕王刘泽是刘邦的族弟，其发迹史充满了戏剧色彩。本来论亲疏关系刘泽是排不上号的，对于刘邦而言是个边缘化的角色，即没立下大功也没犯过大错，所以刘邦大封同姓王就没他的份，最多只封了他一个营陵侯。直到刘邦死后，刘泽用田生计从吕雉那儿骗了个琅邪王的爵位，趁吕雉觉悟之前抢先就国，造成既成事实，让吕雉后悔不迭。过了几年，吕雉死后，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刘泽也身不由己被卷入这场旋涡之中。当时的齐王襄诱骗刘泽，许诺愿将齐国的所有军队教给刘泽，辅佐刘泽入京诛灭吕氏，请刘泽到临??商量具体事宜。刘泽信以为真，兴冲冲的来到齐国，甫一下车就成为了齐王的阶下囚，齐王派内史祝午到琅邪国接管了所有的军队。刘泽一看上了当，转头对齐王大灌迷汤，说要替齐王到关内去游说群臣拥立齐王登基，齐王一时不察，就让他去了。刘泽到了长安，诸吕之乱已被平定，群臣商议立哪位高帝子孙为帝，刘泽立主拥戴代王刘恒，得到群臣的响应，刘恒得此机缘，抢摘了胜利果实，一边齐王为他人做了嫁衣裳，但也无可奈何。刘泽机缘巧合，成为拥立孝文帝的功臣之一，被更封为燕王，诸侯王的爵位得到了正式承认。其实刘泽此人并没有什么雄才大略，靠的是一点点运气加投机才得到这一切，应该是十分知足的。刘泽后二年去世，子康王嘉嗣，九年后死去，刘定国继承了爵位，过了二十多年的太平日子，武帝元朔中被人告发内乱，裁定当诛，定国自杀，国除。

刘泽及其子孙没有任何政治野心，也没有理想和信念，只想保住爵位传诸后世，过太平日子，却依然逃不过被诛的命运，何也？说刘定国乱伦，败坏王室名誉，所以必须除之。这样的观点我完全不赞同，要说秽乱宫廷，胡作非为，有谁能比得上皇帝本人，别人不说，武帝本人就和韩嫣、李延年等人有着说不清到不明的暧昧关系，成帝公然和张放同寝，哀帝与董贤及其妻与妹关系十分混乱。也不见得有谁站出来指责皇帝行为悖乱，有违纲常么？何以单单就追究一小小的诸侯王？双重标准的背后，是帝权对于诸侯王的猜忌和防范，以至一有借口就迫不及待的横加罪名，而罔顾公正和信义。此类现象在武帝时期特别突出，盖因武帝本人性格严苛，为了削弱诸侯王的实力，无所不用其极，一方面借助推恩令强迫诸侯王分裂国土予以子弟，藉此削减诸侯国的领地和势力，领地缩水的诸侯王实力大减，只能匍匐在帝王脚下苟延残喘，失去了自主的话语权，对于能审时度势自愿上奏服从分邑的诸侯王，武帝对其本人及其后代都会予以一定程度的庇护；而对于那些拖泥带水不愿分封甚至公然对抗武帝权威的诸侯王，武帝会毫不留情的从肉体到精神消灭之。《汉书 武帝本纪》记载“(元朔) 春正月，诏曰：‘梁王、城阳王亲慈同生，愿以邑分弟，其许之，诸侯王请与子弟邑者，朕将亲览，使有列位焉。’于是幌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梁王的举动迎合了武帝的心思，武帝对其子孙照顾有加，比如，济川王明被告发射杀中尉，有司请诛，而最终的处理结果却是废为庶人；济东王彭离在自己的领地内当起了强盗，杀人越货，死者上百，国内一片恐怖，百姓夜间不敢出门，就这样一个变态江洋大盗，武帝的处理意见仍然是废为庶人，许多冤魂也只能做一回妄死鬼了。特别是元朔中的一件案子，武帝的处理明显有偏袒的痕迹。话说梁平王襄的母亲是陈太后，而父亲共王买的生母是李太后，陈太后和李太后的婆媳关系处理的很不好，偏偏平王襄的王后任后，恃宠娇纵，平时也不把李太后放在眼里，李太后生病时没有一旁侍奉，死后也没有侍丧，按汉律犯不孝，数年后，有个睢阳人名叫犴反，有一次一个人当众辱骂他的父亲，而那人碰巧和睢阳太守坐一辆车出行，犴反不管三七二十一当着太守的面把他的仇人杀了，然后逃之夭夭。睢阳太守大怒，就要求当时的梁王藩国内的丞相以下大小官员缉拿凶手，梁国官员找不到犴反，就把他的亲戚抓起来了。犴反恰恰知道梁王襄夫妻母子和李太后的恩怨，就上书告发，经查实后按律坐不孝，王及后都要处斩，武帝最终将任后当替罪羊诛杀了事，梁王只轻飘飘削了五县，很难相信武帝会有如此仁慈的一面。相对燕王的重责，梁王的处罚就显得轻多了。武帝本纪中记载元朔二年春，武帝下诏褒奖主动分封子弟的梁王和城阳王，而二年秋就迫令燕王自杀，其中或许有杀一儆百的意味也未可知，史书中不见燕王对于推恩令的态度，但联系前后来看，燕王对于推恩令的态度是很暧昧的，禽兽行或许只是一个除掉燕王的借口，真正的用意是吓阻其他诸侯王，莫要违背武帝的意愿。梁王和燕王事情一公开，武帝究竟什么心思，天下人也就心知肚明了。

武帝时期由于禽兽行而落难的诸侯王比例相当高，而后世就相对少的多了，成帝元始年间，丞相张禹奏发梁王立有禽兽行，按律当诛，太中大夫谷永上疏替梁王开脱罪名，其中一番话极为有理。

“臣闻‘礼，天子外屏，不欲见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窥人闺门之私，听闻中之言。《春秋》为亲者讳。《诗》云‘戚戚兄弟，莫远具尔’。……始以恶言按验，既亡事实，而发闺门之私，非本章所指。……独以偏辞成罪断狱，亡益于治道。污蔑宗室，以内乱之恶披布宣扬于天下，非所以为公族隐讳，增朝廷之荣华，昭圣德之风化也。……梁国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丽；父同产亦有耻辱之心。案事者乃验问恶言，何故猥自发舒？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过误失言，文吏蹑寻，不得转移。萌牙之时，加恩勿治，上也。既已案验举宪，宜及王辞不服，诏廷尉选上德通理之吏，更审考清问，著不然之效，定失误之法，而反命于下吏，以广公族附疏之德，为宗室刷污乱之耻，甚得治亲之谊。”

成帝听从谷永的奏言，对梁王不予治罪。谷永的话一针见血的指出，诸侯王的禽兽行造成的最大伤害，不是诸侯王自己，而是整个汉室的名誉，本来这种事就不适合大张旗鼓的抖出来宣扬的；何况诸侯王虽然不比皇帝权势，但美女佳丽还是唾手可得的，很少有人会甘冒不伦的风险和亲眷通奸，这样的道理普通百姓都省得，诸侯王怎么会不知道呢？更离谱的事，这类事本来都是根据流言而定罪的，缺少证据，而酷吏的任意妄为往往让诸侯王有口难辩，黑白不辨的结果对于大汉宗室而言，造成的恶果是非常严重的。

这样的道理成帝明白，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就不明白么？非也，武帝的用心非常险恶，就是要在精神层面摧毁诸侯王那一点点可怜的自尊，让他们从此抬不起头来，天下人对于诸侯王的人格也不会再抱任何精神上的幻想，一个没有号召力的诸侯王就失去和朝廷抗争的砝码，只能束手待毙而已。朝廷从此可以从容的慢慢宰割诸侯王，今天强迫分封子弟，明天找个借口削你几个县，诸侯王的实力被慢慢的消耗掉，更有甚者，成帝鸿嘉年间，有人奏曰：“……愿令王，非耕、祠，法驾毋得出宫，尽出马置外苑，收兵杖藏私府，毋得以金钱财物假赐人。”这样实际上就把诸侯王囚禁在宫中，失去了最基本的自由，诸侯王的活力被剥夺殆尽，而一次次的分封削弱了诸侯王的食邑，大大减少了诸侯王的收入来源，相应的支出却一点不少，比如皇帝死后，各地诸侯王都要在自己的封地设立祭庙，四时祭奠。如果稍有怠慢就是大不敬的罪名，诸侯王到西汉哀平时期都比不上一个普通的富户，就象史迁所说的那样，“贫者或乘牛车”。到此时皇帝终于不用再当心诸侯王会和自己争夺权力了，当同时皇帝发现自己同样也无法抵挡外戚夺走自己手上的权力，而自己身边再没有可以依靠的力量了。专制帝王种下的恶之花，最终的恶果还是要帝王及其子孙来承担。可悲！可叹！！

经过一系列战争后，刘秀重新夺回了汉家的天下，延续了刘氏的血脉。刘秀吸取了刘邦分封异姓诸侯王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的教训，没有赐予任何一个功臣以王位，而是以数县的食邑和封侯代之，用优厚的俸给而不是政治地位的晋升回报功臣们的贡献，此举一举消除了汉初异姓诸侯王对于中央政权的威胁，将地方的控制权牢牢地掌握在了皇帝的手中。而对于皇子们则酌情封王，但也只是给予大量的俸给，让他们衣食无忧而已。当时诸侯王的俸给是相当高的，《后汉书 皇后纪》记载，明帝曾说过“我子岂宜与先帝子等乎？岁给二千万足矣”，由此可知光武时期的诸侯王的俸给应该超过二千万这个数字很多，况且明帝所说的“二千万”并没有真正付诸实施，《后汉书 孝明八王列传》记载：“陈敬王羡，永平三年封广平王。建初三年，有司奏遣羡与钜鹿王恭、乐成王党俱就国。肃宗性笃爱，不忍与诸王乖离，遂皆留京师。明年，案舆地图，令诸国户口皆等，租入岁各八千万。”至此两千万的上限成为空谈。

诸侯王虽然在经济上摆脱了窘迫的境地，但并不代表自西汉伊始诸侯王与朝廷之间的紧张关系就此冰释前嫌。实际上，诸侯王在政治上依然毫无地位，处处要仰帝王之鼻息。一个诸侯王的地位，甚至比不上一个普通的地方郡守，《后汉书 宗室四王列传》记载：光武帝的兄长伯升早年被更始杀害，留下两个儿子，建武二年，刘秀立伯升的长子章为太原王，次子兴为鲁王。十一年，徙章为齐王。十五年，追谥伯升为齐武王。“章少孤，光武感伯升功业不就，抚育恩爱甚笃，以其少贵，欲令亲吏事，故使试守平阴令，迁梁郡太守。”伯升是复兴汉室的重要人物，如果他不死，或许东汉的命运会有不同的演化。刘秀对于这位兄长的态度姑且不论，但根据上述材料的记载，光武帝对于这两位侄子尤其是齐王章，是倍加关照的。可如此亲厚的关系，在政治上也仅仅是担任一个县令，后来再升迁为梁郡的太守，而其他的诸侯王更是连在政治上一试身手的机会都不曾有。事实上，大多数的诸侯王在被封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不能到自己的封地去的，只能留驻在京城，生活在皇帝的视线中。刘秀的一众儿子，东海王强?p沛王辅?p楚王英?p济南王康?p淮阳王大多都是在建武十七年前后受封，但都在二十八年才获准去自己的封地；再比如明帝的儿子彭城靖王恭，于永平九年赐号灵寿王。十五年，封为钜鹿王；建初三年，徙封江陵王，改南郡为国；元和二年，三公上言江陵在京师正南，不可以封，乃徙为六安王，以庐江郡为国。肃宗崩，遗诏徙封彭城王，食楚郡，其年就国。前前后后有二十二年才得以亲眼看到自己的封地，这样的分封不但比不上汉初异性诸侯王的权势，也不如汉初同姓诸侯王的风光，东汉时期的诸侯王在很长的时期被限制在京城之中，与封地没有联系，等到其就国之际，已是一把年纪了，来不及在地方上有所建树了。诸侯王在京城的漫长岁月中也没有闲着，从永平九年开始，朝廷特地为诸侯王及功臣以及外戚樊氏?p郭氏?p阴氏?p马氏的子弟们开立学校，置五经师，用儒学教导之，这样的教育能有多大的作用倒不好说，但潜移默化的影响却不可小看，知“礼”的诸侯王在朝廷看来，似乎威胁性要小一些罢。

即便诸侯王的生活被限定在了京城之内，而且大多从小接受了儒学的熏陶，但敏感的专制帝王仍不敢有一丝放松，对于诸侯王的社交活动更是设置重重壁垒，当时最大的动作就是限制诸侯王豢养宾客，《后汉书 光武十王列传》记载“时禁网尚疏，诸王皆在京师，竞修名誉，争礼四方宾客”，本来这种行为自西汉以来建成一种社会风尚，屡禁不止，东汉的诸侯王只是跟风而已，要说有什么政治动机，在史书中实在缺少证据，而刘秀在猜忌心理的推动下，决心斩断宾客和诸侯王的一切联系，甚至不惜大开杀戒，屠戮无辜的宾客。马援最先嗅出这股血腥的杀气，《后汉书 马援列传》记载

援谓司马吕种曰：“建武之元，名为天下重开。自今以往，海内日当安耳。但忧国家诸子并壮，而旧防未立，若多通宾客，则大狱起矣。卿曹戒慎之！”及郭后薨，有上书者，以为肃等受诛之家，客因事生乱，虑致贯高、任章之变。帝怒，乃下郡县收捕诸王宾客，更相牵引，死者以千数。吕种亦豫其祸，临命叹曰：“马将军诚神人也！”

马援所谓的旧防，指西汉武帝时期确立的诸侯王子不许交通宾客的规定，刘秀于建武二十四年下诏“诏有司申明旧制阿附蕃王法”，将这项恶法从新恢复了起来，并且执行的更加严酷。比如建武二十八年，“夏六月丁卯，沛太后郭氏薨，因诏郡县捕王侯宾客，坐死者数千人”，这件事的起因是更始帝刘玄的儿子鲤于沛献王关系不错，因怨恨赤眉拥立的刘盆子诛杀了自己父亲，于是通过沛献王的宾客杀死了刘盆子的兄长恭，本来杀人偿命，沛献王辅也因为这件案子被关了三天，但光武帝不依不饶的大肆屠杀王侯的宾客，这就有点借题发挥的味道了。可怜许多无辜的宾客，不明不白就成了光武帝猜忌心结的牺牲品，悲哉！！

除了限制诸侯王于宾客交结，东汉朝廷对于接受诸侯王赏赐的人，视同犯有前科一般，这样的人就自动失去了某些权利，《汉官仪》记载推荐博士的条件，其中一项就是“世六属，不与妖恶交通，王侯赏赐”。且慢！与妖恶交通，居然与王侯赏赐是同等罪名，那岂不是说王侯与妖恶就此划上等号？这样的歧视对于诸侯王而言，实在是莫大的侮辱，但诸侯王又能如何呢，前朝的诸多前车之鉴姑且不论，当朝就有一件鲜血淋漓活生生的案例，时刻提醒诸侯王夹着尾巴小心做人，这件案子就是轰动一时的楚王英谋反的冤狱。

楚王英在光武帝的诸子中是唯一一个非皇后所出之子，其母许美人不得宠，所以楚王英的封地最为贫瘠弱小，但史载明帝在还是太子时期就于楚王英关系亲密，即位后对于楚王英颇多赏赐，按理说这样深厚的交情加亲情，对于楚王英而言是件最可靠的保护伞，况且楚王英平时小心谨慎，应该能得以善终，但命运偏偏和楚王英作对。史载楚王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八年，明帝诏令天下死罪都可以以缣赎罪。楚王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对楚国国相曰：“托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国相将原话上报朝廷，朝廷很快有了回音：“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藉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

因以班示诸国中傅。英后遂大交通方士，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以为符瑞。楚王英知道国相实际上是朝廷派来监视自己的，特地托国相向朝廷探知明帝对于自己举行宗教仪式的看法，而朝廷的回复给了楚王英以颗定心丸，以为从此可以放手从事自己喜欢的宗教活动，可到了永平十三年，“有男子燕广告英与渔阳王平、颜忠等造作图书，有逆谋，立案后有司奏英招聚奸猾，造作图谶，擅相官秩，置诸侯王公将军二千石，大逆不道，请诛之。帝以亲亲不忍，乃废英，徙丹阳泾县，赐汤沐邑五百户。遣大鸿胪持节护送，使伎人奴婢鼓吹悉从，得乘辎葳，持兵弩，行道射猎，极意自娱。男女为侯主者，食邑如故。楚太后勿上玺绶，留住楚宫。”（〈〈后汉书 光武十王列传〉〉）短短四年，以前的“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就变成了“招聚奸猾，造作图谶，擅相官秩，置诸侯王公将军二千石，大逆不道”的罪名，明帝一方面废了楚王英的爵位，另一方面将楚王英迁到丹阳泾县，只留给他五百户食邑，还要他一路过去吹吹打打，打猎自娱，大张旗鼓的显摆，这样的羞辱让楚王英含愤自尽，而明帝还要假惺惺的诏告楚王英的母亲许太后，说什么“王不念顾太后，竟不自免。此天命也，无可柰何”，将自己一手造的孽归咎于天命，实在是令人发指。更恶劣的是，明帝通过这个案子大肆捕杀各州的社会人士，“楚狱遂至累年，其辞语相连，自京师亲戚诸侯州郡豪桀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数”，其间拷打冤屈更是不堪入目，〈后汉书 独行列传〉记载“是时楚王英谋反，阴疏天下善士，及楚事觉，显宗得其录，有尹兴名，乃征兴诣廷尉狱。续与主簿梁宏、功曹史驷勋及掾史五百余人诣洛阳诏狱就考，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唯续、宏、勋掠考五毒，肌肉消烂，终无异辞。”酷刑的惨烈可见一斑，这件案子前前后后持续了六年时间，直到章帝即位才下诏将这件冤案告一段落，但天下人心惶惶，影响延续后世。

楚王英的冤案还有另一件案子作为反证，当时同为光武帝子的济南安王康，被人告发于楚王英同样的罪名，〈〈后汉书 光武十王列传〉〉所载：“康在国不循法度，交通宾客。其后，人上书告康招来州郡奸猾渔阳颜忠、刘子产等，又多遗其缯帛，案图书，谋议不轨。事下考，有司举奏之，显宗以亲亲故，不忍穷竟其事，但削祝阿、隰阴、东朝阳、安德、西平昌五县。建初八年，肃宗复还所削地…………”同一罪名，境遇不同，推究而言，或许是因为济南安王康不象楚王英那样有高洁的个性和追求，为人平庸不惹猜忌所制。同一列传还说“康遂多殖财货，大修宫室，奴婢至千四百人，厩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顷，奢侈恣欲，游观无节。永元初，国傅何敞上疏谏康曰：‘盖闻诸侯之义，制节谨度，然后能保其社稷，和其民人。大王以骨肉之亲，享食茅土，当施张政令，明其典法，出入进止，宜有期度，舆马台隶，应为科品。而今奴婢厩马皆有千余，增无用之口，以自蚕食。宫婢闭隔，失其天性，惑乱和气。又多起内第，触犯防禁，费以巨万，而功犹未半。夫文繁者质荒，木胜者人亡，皆非所以奉礼承上，传福无穷者也。故楚作章华以凶，吴兴姑苏而灭，景公千驷，民无称焉。今数游诸第，晨夜无节，又非所以远防未然，临深履薄之法也。愿大王修恭俭，遵古制，省奴婢之口，减乘马之数，斥私田之富，节游观之宴，以礼起居，则敞乃敢安心自保。惟大王深虑愚言。’康素敬重敞，虽无所嫌??，然终不能改。立五十九年薨……”现在看来，济南安王康的荒淫腐化，或许就是他逢凶化吉，尸位五十九载的缘故吧。

有这样的教训，以后的诸侯王都知道该如何做才能安身保命了。〈〈后汉书 宗室四王三侯列传〉〉记载：

北海靖王兴，建武二年封为鲁王，嗣光武兄仲……立三十九年薨，子敬王睦嗣……睦少好学，博通书传，光武爱之，数被延纳。显宗之在东宫，尤见幸待，入侍讽诵，出则执辔。中兴初，禁网尚阔，而睦性谦恭好士，千里交结，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门，由是声价益广。永平中，法宪颇峻，睦乃谢绝宾客，放心音乐。然性好读书，常为爱履。岁终，遣中大夫奉璧朝贺，召而谓之曰：“朝廷设问寡人，大夫将何辞以对？”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贤乐士。臣虽蝼蚁，敢不以实？”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时进趣之行也。大夫其对以孤袭爵以来，志意衰惰，声色是娱，犬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其能屈申若此……

呜呼，以睦对光武帝的亲密关系，到后来都要通过自污来苟且偷生，其他的诸侯王境遇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刘氏在专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猛回头才发现，身边已经没有一个可以依赖信任的亲族了，本来宗室之间的威胁可以解除了，可惜人算不如天算，章帝之后的皇帝都是未成年的孩子，诸侯王既然不可靠，就只能依靠外戚一族了，皇帝年长后不堪忍受外戚的专横，也只能通过内廷的宦官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了，东汉后期的外戚宦官交替专权，也不是光武明帝等自命不凡的天子们所能料到的了…………

（全文完）

• ※ 西西河电子期刊 第14期 2004年8月0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