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高贵的囚徒们---两汉王侯的悲惨生活 -- 机会主义者

一个普通人只要不招惹是非，即使生活苦点累点，但胜在知足常乐，没有太多的心理负担；而生为一个诸侯王，要担心的事情可就太多了。政治上是没前途了，做的好徒惹猜忌，做的不好也会被弹劾，即使什么都不做，也可能遭到诬陷诽谤。史载文帝的兄弟淮南王长，为人刚烈强横，为人处事有任侠之风，得罪了一大批幸臣小人而不自觉，文帝表面上对其宽厚有加，内心却甚是忌惮，于是在继位第六年，以“令男子但等七十人与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谋，以辇车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闽越、匈奴”事发为借口将淮南王招至长安治罪，张苍和冯敬揣摩上意，上奏称淮南王长“所犯不轨，当弃市”，所谓不轨，其意十分含糊，也十分阴毒，试想一下，在这个罪名下，连谋反这样的罪名都可以随便罗织，反正都没有确切的证据，差不多就是以心得诛的莫须有罪名。淮南王曾经独自手刃辟阳侯审食其，按汉制当诛，文帝“伤其志，为亲故不治，赦之”，然此一时彼一时也，文帝一旦对淮南王有了猜忌之心，也顾不得兄弟之情了。不过“不轨”的罪名还不足以服众，文帝为了掩饰自己的真实意图，故意将这个处理结果召“与列侯、吏二千石议”，将自己的意见转化成群臣的集体意见，还假惺惺的表示顾及兄弟之情从轻处理，废了淮南王的爵位，迁淮南王长到荒蛮的蜀地了此余生，淮南王长在半途中忧愤而死，文帝为了标榜自己仁慈的名声，竭力表现出对于淮南王长及其子孙的关爱和宽厚，将王国的土地分封给了淮南厉王长的三个儿子，可惜一番做作没有欺骗得了天下人的眼睛，流传的童谣“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春。兄弟二人，不相容！”就揭穿了文帝假仁假义的画皮。其实淮南王长如果政治嗅觉灵敏一些，应该早就感觉文帝对自己态度的转变。文帝曾经让薄昭书谏淮南王长数次，借薄昭之口说出了文帝自己的想法，书中责备厉王长自行安置王侯国内二千石以下的官员，而没有通过朝廷，而众所周知汉制规定，诸侯国中丞相由朝廷直接任命，其他二千石以下的官员可由诸侯王自行任命。这一规定直到吴楚七国之乱后才得以改变，此时作为一种罪名提出来完全是捕风捉影的猜疑；书中还提出希望淮南王长做出一种软弱的姿态，“宜急改操易行，上书谢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吕氏之世，未尝忘死。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骄盈，行多不轨。追念罪过，恐惧，伏地待诛不敢起。’皇帝闻之必喜。大王昆弟欢欣于上，群臣皆得延寿于上；上下得宜，海内常安。愿孰计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祸如发矢，不可追已。”这其实应该是汉文帝自己的意思，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而对淮南王做出的一种威胁，可惜淮南王没有从中嗅出血腥的气息，没有把握住机会改变自己的境地，一厢情愿的幻想文帝会顾及手足之情对自己网开一面，薄昭一针见血的指出这样的幻想是非常危险的，“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国便事，而欲以亲戚之意望于太上，不可得也”，事实完全证明薄昭所言的正确性，在皇权的权威面前，任何温情都是不堪一击的，任何人包括皇帝的至亲，除了匍匐在帝王的脚下乞求怜悯和施舍，根本没有其他的道路可走。汉文帝总的来说还算是比较开明的皇帝，但仍不能容忍对于自身权威的任何些许挑战。淮南王的死并不偶然，他的出身就已经成为了他的原罪，并将这种悲剧延续到了他的子孙身上。

淮南王安是淮南王长的长子，也就是组织编纂《淮南子》的才子。汉书中对他的评价非常混乱，一方面说他“为人好书，鼓琴，不喜戈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辩博善为文辞”、“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莫然后罢”，足见此人有很高的才情，博学好闻，名满天下，实在是当时不可多得的学术性权威人物，以他为中心而形成的一个研究儒道杂家的学术团体名噪一时，连汉武帝对于他的这位叔父也“甚尊重之”；另一方面，汉书中大篇幅的充斥了对于淮南王安的诋毁污蔑之辞，甚至评价他“废法度，行邪辟，有诈伪心，以乱天下，营惑百姓，背畔宗庙，妄作妖言”，说他很久以前就图谋不轨，田袜几句谄谀之语就让他大喜过往并大肆贿赂，后来为了不让谋反的阴谋外泄，用诡计逼迫自己的儿媳和儿子离婚，这种种表现实在令人不齿，也让人心生疑惑：这样的小人如何能组织号召一大批学者编纂出《淮南子》这样的著作？要知道此时已非吕不韦所处的战国时代，论财力势力实力影响力诸侯王都无法与朝廷相抗衡，唯一的凭借就是个人的人格魅力，而一个道德败坏的野心家如何让天下的精英心甘情愿的为己效力呢？答案似乎就在刘安获罪的过程中，整个事件的起因是淮南王安的太子刘迁练剑成痴，与郎中雷被比剑，被其刺伤，太子迁大怒，雷被为了避祸，自愿去长安参加讨伐匈奴的大军，刘安据此免去了雷被的郎中之职，让他自赴长安，本来这件事到此就结束了，可雷被一到长安，马上上书就此事弹劾淮南王安，汉武帝迅速作出反应，“事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南太子”，这样一来就闹大了，把这个事件拿到现代来看，都不至于如此小题大做，更何况在等级社会，堂堂诸侯王贬迁一个郎中，是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汉武帝如此处心积虑将此事扩大处理，明显有寻肇生事的痕迹，同时为了避免天下人的议论，召集其他诸侯王和列侯共同商讨处置方法，诸人均领会汉武帝的真实意图，争先恐后的大骂淮南王安的“罪恶”，随心所欲的诽谤中伤淮南王安，胶西王居然用“《春秋》曰‘臣毋将，将而诛’。安罪重于将，谋反形已定。臣端所见其书印图及它逆亡道事验明白，当伏法”这样毫无事实根据的妄言作为指责刘安的依据，实在是毫无道理可言，这个事件最终的结果是淮南王自杀，太子迁及围绕在淮南王周围的学术精英们被尽数屠戮，“治党与，坐死者数万人”，一个生气勃勃地学术中心就此毁于一旦，全是由于汉武帝对他这位博学多才的叔父早有忌惮之心，逮着一个微小的借口就迫不及待的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不仅如此，还利用舆论制造刘安谋反的流言并留诸于史，同时竭力将刘安的个人形象妖魔化，制造出一个痴呆愚昧、毫无个性的庸人形象，比如史载刘安“诸使者道长安来，为妄言，言上无男，即喜：言汉廷治，有男，即怒，以为妄言，非也”，如此喜怒无常毫无心计的人居然有能力在很长的时间内隐藏谋逆的意图而骗过了天下人，实在令人觉得不可思议。诸如此类的记载还有很多，专制帝王不但要在肉体上消灭诸侯王，还要在人格上妖魔化他们，让他们在历史上留下一个恶名。事实上，专制帝王是不喜欢诸侯王在任何领域内具有威胁到专制统治的能力的，即使是学术领域也不例外，另一位当时的学术型才子河间献王德就比较乖觉，很幸运的逃过了一劫。史记上记载一段故事

《汉名臣奏》：杜业奏曰：河间献王经术通明，积德累行，天下雄俊众儒皆归之。孝武帝时，献王朝，被服造次，必于仁义。问以五策，献王辄对无穷。孝武帝艴然难之，谓献王曰：“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归即纵酒听乐，因以终。

河间献王之所以能够逃过一劫，在于他能够审时度势，抛弃自己醉心的学术研究，在酒色中麻醉放纵自己，成功的瓦解了孝武帝对自己的警戒之心，才避免了走上与淮南王安同样的道路。诸侯王的生活，连最基本的精神追求都无法得以实现，为了避免猜忌而放纵自己，就成了明哲保身的不二法门，汉书中记载在诸侯王地日常生活中，“大臣皆尚苛刻，刺求微密。谗臣在其间，左右弄口，积使上下不和，更相眄伺。宫殿之里，毫厘过失，亡不暴陈……”生活中的一切细节都逃不过皇帝的耳目，相对而言，一个整天吃喝玩乐的诸侯王反而更容易让朝廷放心，这也导致了某些诸侯王的私生活愈发糜烂，甚至有所谓“禽兽行”的记载。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是谁造成了这种恶果呢？还是皇帝的纵容，其实某些诸侯王的行为比起皇帝权臣来说并不出格，之所以在史书中被大书特书，恐怕还是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所造成的罢…………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