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高贵的囚徒们---两汉王侯的悲惨生活 -- 机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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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被压抑的太久，心理上或多或少会出现一些问题，一旦缺少宣泄的途径，就会在某些方面表现出变态的行为。西汉的某些诸侯王以“禽兽行”著称于史，其中燕王刘定国表现尤为令人侧目，夺父姬弟妻的行为已经有违伦常，与子女三人奸则有点骇人听闻了。历史上变态的人不少，但如此大规模的集中在诸侯王这一特定的群体中的倒很少见。总的来说，我还是能理解诸侯王的心态的，在酒色中麻醉自己，不啻为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但何以这么多的诸侯王都走上乱伦这一步？我觉得有点反常，或许其中有不为人知的阴谋。就燕王刘定国的案子来看，这起丑闻最让人感到费解的是告发者居然是与刘定国没有私交的肥如令郢人。用一个平常人的思维来思考，一个人如果还有一点点的良知或伦理道德，作出这种事必然会将可能造成的影响限定在很小的范围内，怎么会让一个外人甚至是政敌了解到全部的细节呢？偏偏那段时期此类丑行层出不穷，而且告发者都是外臣，如著名的佞臣江充就曾经以告发赵太子丹与姊及王后宫奸乱得到飞黄腾达的机会，可作为一个外臣是如何得知这么隐秘的内幕的呢？回头再看看燕王传的内容，或许可以窥见一点个中奥秘。

第一代燕王刘泽是刘邦的族弟，其发迹史充满了戏剧色彩。本来论亲疏关系刘泽是排不上号的，对于刘邦而言是个边缘化的角色，即没立下大功也没犯过大错，所以刘邦大封同姓王就没他的份，最多只封了他一个营陵侯。直到刘邦死后，刘泽用田生计从吕雉那儿骗了个琅邪王的爵位，趁吕雉觉悟之前抢先就国，造成既成事实，让吕雉后悔不迭。过了几年，吕雉死后，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刘泽也身不由己被卷入这场旋涡之中。当时的齐王襄诱骗刘泽，许诺愿将齐国的所有军队教给刘泽，辅佐刘泽入京诛灭吕氏，请刘泽到临??商量具体事宜。刘泽信以为真，兴冲冲的来到齐国，甫一下车就成为了齐王的阶下囚，齐王派内史祝午到琅邪国接管了所有的军队。刘泽一看上了当，转头对齐王大灌迷汤，说要替齐王到关内去游说群臣拥立齐王登基，齐王一时不察，就让他去了。刘泽到了长安，诸吕之乱已被平定，群臣商议立哪位高帝子孙为帝，刘泽立主拥戴代王刘恒，得到群臣的响应，刘恒得此机缘，抢摘了胜利果实，一边齐王为他人做了嫁衣裳，但也无可奈何。刘泽机缘巧合，成为拥立孝文帝的功臣之一，被更封为燕王，诸侯王的爵位得到了正式承认。其实刘泽此人并没有什么雄才大略，靠的是一点点运气加投机才得到这一切，应该是十分知足的。刘泽后二年去世，子康王嘉嗣，九年后死去，刘定国继承了爵位，过了二十多年的太平日子，武帝元朔中被人告发内乱，裁定当诛，定国自杀，国除。

刘泽及其子孙没有任何政治野心，也没有理想和信念，只想保住爵位传诸后世，过太平日子，却依然逃不过被诛的命运，何也？说刘定国乱伦，败坏王室名誉，所以必须除之。这样的观点我完全不赞同，要说秽乱宫廷，胡作非为，有谁能比得上皇帝本人，别人不说，武帝本人就和韩嫣、李延年等人有着说不清到不明的暧昧关系，成帝公然和张放同寝，哀帝与董贤及其妻与妹关系十分混乱。也不见得有谁站出来指责皇帝行为悖乱，有违纲常么？何以单单就追究一小小的诸侯王？双重标准的背后，是帝权对于诸侯王的猜忌和防范，以至一有借口就迫不及待的横加罪名，而罔顾公正和信义。此类现象在武帝时期特别突出，盖因武帝本人性格严苛，为了削弱诸侯王的实力，无所不用其极，一方面借助推恩令强迫诸侯王分裂国土予以子弟，藉此削减诸侯国的领地和势力，领地缩水的诸侯王实力大减，只能匍匐在帝王脚下苟延残喘，失去了自主的话语权，对于能审时度势自愿上奏服从分邑的诸侯王，武帝对其本人及其后代都会予以一定程度的庇护；而对于那些拖泥带水不愿分封甚至公然对抗武帝权威的诸侯王，武帝会毫不留情的从肉体到精神消灭之。《汉书 武帝本纪》记载“(元朔) 春正月，诏曰：‘梁王、城阳王亲慈同生，愿以邑分弟，其许之，诸侯王请与子弟邑者，朕将亲览，使有列位焉。’于是幌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梁王的举动迎合了武帝的心思，武帝对其子孙照顾有加，比如，济川王明被告发射杀中尉，有司请诛，而最终的处理结果却是废为庶人；济东王彭离在自己的领地内当起了强盗，杀人越货，死者上百，国内一片恐怖，百姓夜间不敢出门，就这样一个变态江洋大盗，武帝的处理意见仍然是废为庶人，许多冤魂也只能做一回妄死鬼了。特别是元朔中的一件案子，武帝的处理明显有偏袒的痕迹。话说梁平王襄的母亲是陈太后，而父亲共王买的生母是李太后，陈太后和李太后的婆媳关系处理的很不好，偏偏平王襄的王后任后，恃宠娇纵，平时也不把李太后放在眼里，李太后生病时没有一旁侍奉，死后也没有侍丧，按汉律犯不孝，数年后，有个睢阳人名叫犴反，有一次一个人当众辱骂他的父亲，而那人碰巧和睢阳太守坐一辆车出行，犴反不管三七二十一当着太守的面把他的仇人杀了，然后逃之夭夭。睢阳太守大怒，就要求当时的梁王藩国内的丞相以下大小官员缉拿凶手，梁国官员找不到犴反，就把他的亲戚抓起来了。犴反恰恰知道梁王襄夫妻母子和李太后的恩怨，就上书告发，经查实后按律坐不孝，王及后都要处斩，武帝最终将任后当替罪羊诛杀了事，梁王只轻飘飘削了五县，很难相信武帝会有如此仁慈的一面。相对燕王的重责，梁王的处罚就显得轻多了。武帝本纪中记载元朔二年春，武帝下诏褒奖主动分封子弟的梁王和城阳王，而二年秋就迫令燕王自杀，其中或许有杀一儆百的意味也未可知，史书中不见燕王对于推恩令的态度，但联系前后来看，燕王对于推恩令的态度是很暧昧的，禽兽行或许只是一个除掉燕王的借口，真正的用意是吓阻其他诸侯王，莫要违背武帝的意愿。梁王和燕王事情一公开，武帝究竟什么心思，天下人也就心知肚明了。

武帝时期由于禽兽行而落难的诸侯王比例相当高，而后世就相对少的多了，成帝元始年间，丞相张禹奏发梁王立有禽兽行，按律当诛，太中大夫谷永上疏替梁王开脱罪名，其中一番话极为有理。

“臣闻‘礼，天子外屏，不欲见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窥人闺门之私，听闻中之言。《春秋》为亲者讳。《诗》云‘戚戚兄弟，莫远具尔’。……始以恶言按验，既亡事实，而发闺门之私，非本章所指。……独以偏辞成罪断狱，亡益于治道。污蔑宗室，以内乱之恶披布宣扬于天下，非所以为公族隐讳，增朝廷之荣华，昭圣德之风化也。……梁国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丽；父同产亦有耻辱之心。案事者乃验问恶言，何故猥自发舒？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过误失言，文吏蹑寻，不得转移。萌牙之时，加恩勿治，上也。既已案验举宪，宜及王辞不服，诏廷尉选上德通理之吏，更审考清问，著不然之效，定失误之法，而反命于下吏，以广公族附疏之德，为宗室刷污乱之耻，甚得治亲之谊。”

成帝听从谷永的奏言，对梁王不予治罪。谷永的话一针见血的指出，诸侯王的禽兽行造成的最大伤害，不是诸侯王自己，而是整个汉室的名誉，本来这种事就不适合大张旗鼓的抖出来宣扬的；何况诸侯王虽然不比皇帝权势，但美女佳丽还是唾手可得的，很少有人会甘冒不伦的风险和亲眷通奸，这样的道理普通百姓都省得，诸侯王怎么会不知道呢？更离谱的事，这类事本来都是根据流言而定罪的，缺少证据，而酷吏的任意妄为往往让诸侯王有口难辩，黑白不辨的结果对于大汉宗室而言，造成的恶果是非常严重的。

这样的道理成帝明白，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就不明白么？非也，武帝的用心非常险恶，就是要在精神层面摧毁诸侯王那一点点可怜的自尊，让他们从此抬不起头来，天下人对于诸侯王的人格也不会再抱任何精神上的幻想，一个没有号召力的诸侯王就失去和朝廷抗争的砝码，只能束手待毙而已。朝廷从此可以从容的慢慢宰割诸侯王，今天强迫分封子弟，明天找个借口削你几个县，诸侯王的实力被慢慢的消耗掉，更有甚者，成帝鸿嘉年间，有人奏曰：“……愿令王，非耕、祠，法驾毋得出宫，尽出马置外苑，收兵杖藏私府，毋得以金钱财物假赐人。”这样实际上就把诸侯王囚禁在宫中，失去了最基本的自由，诸侯王的活力被剥夺殆尽，而一次次的分封削弱了诸侯王的食邑，大大减少了诸侯王的收入来源，相应的支出却一点不少，比如皇帝死后，各地诸侯王都要在自己的封地设立祭庙，四时祭奠。如果稍有怠慢就是大不敬的罪名，诸侯王到西汉哀平时期都比不上一个普通的富户，就象史迁所说的那样，“贫者或乘牛车”。到此时皇帝终于不用再当心诸侯王会和自己争夺权力了，当同时皇帝发现自己同样也无法抵挡外戚夺走自己手上的权力，而自己身边再没有可以依靠的力量了。专制帝王种下的恶之花，最终的恶果还是要帝王及其子孙来承担。可悲！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