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3)接着说邓公 -- 史文恭

不能单纯从农业的角度去看，要看到他们是如何建国的。有时间我会细说一下。现在只能说一句：如果完全没有政府干预，这两国都不该是大农场占主导地位。

在越南，杂交稻迅速扩大种植面积，短短几年将越南由粮食纯进口国，变成粮食纯出口国，就在于越南原来就存在的集体基础。

在菲律宾，是引进杂交稻最早的东南亚国家，对当地的农业增产作用是显著的，但纵然有阿罗约总统的支持，推广起来仍然困难重重，现在杂交种子公司在菲律宾已经快要支撑不下去了，原因就是土地私有，没有人愿意为杂交稻承担成本。

在东北，东北杂交水稻之王在改革前，只需要为科研操心。改革后他要拿出一半的精力来进行推广。

有了互助组，就能防止贫困农民卖地，让农民用地参股，解决贫困农民的生活问题。当时的问题是有能力的农民不愿意带贫困农民，还是一个共同富裕的问题。改革开放30年了也没解决，不是单干或者家庭联产承包能解决的。

很可惜当时的互助组啊。

当年，互助组要能稳定一阵子就好了。公社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把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捆绑在一起，经营权不可流动，灵活性不够。

现在来看，由联产承包到提倡专业合作社，在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剥离的前提下，保持所有权稳定而让经营权流动起来组合起来，是一个进步。

当时推广互助组，不是靠经济手段，优惠条件，而是靠行政命令或者强迫，这样很容易走偏，执行方法不正确，还是要板子打在邓子恢身上。

当时还指望农业提供高积累呢，怎么可能用经济手段。

现在已经到工业反哺的阶段了，国家财政也好不少，自然可以用各种经济优惠手段来诱导。

今年国庆我们单位发水果，箱子上写的都是“XX合作社”。

再次感谢，上花

1，既然美国人使用黑人奴隶，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像西班牙人那样使用印第安奴隶呢？

2，既然美国人提倡市场经济，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取消农业补贴？

我想听听你的答案。我的那个太阴谋论了。

至少要看完一本书之后才能对其价值发表评论，否则，仅用该书作者是“纪实文学作家“来否定这个作家作品，这种做法，不仅对作者不公平，对于评论者而言，也妨碍了他对史料的获取。

我觉得研究不同时代农业政策，也要注意制订这些政策的出发点和优先项。

比如建国初期，农业政策的目标不仅仅是实现粮食自给，更要提供工业化的初始积累，而且后者可能在政策中份量更大，因为工业化才是整个国家的未来。这样，对农民生活水平的考虑就排后了（比如公社化的一个优点就是征收方便）。

建国初期毛泽东和梁漱溟的“大仁政小仁政”争论，根本在于出发点不同。梁要把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放在第一位，而在毛泽东看来这不过是只顾眼前的“小仁政”。

联产承包，是在国家已经有一定工业化基础的前提下，给农民套的征收“缰绳”可以松一下了，只要交足国家征购的，什么挣钱种什么。

现在“三农”政策，目标是要实现农业稳产、保证一定的自给率（完全自给是肯定做不到了，现在大豆都有一小半进口），农民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农村稳定不出乱子。可以看到，“农民生活水平”这个政策目标已经大大提前了。

然后再回头看看您自己的话：“简单的将成果归结与单干或者集体，都是不切实际的官僚作风，也是空谈的知识分子习气。”

曾希圣本是推行“集体”的大将，后来撞得头破血流后，才醒悟过来，推行包产到户的。

到底是政策本身存在的问题，还是执行问题？这个得好好分辨分辨。

公社化是否要求吹高产？或者说是否必然导致吹高产高增收？

毛泽东认为政策对路，执行不对，而执行不对的根源在人，由此怀疑刘少奇为代表的干部，这也是文革的动因之一。

刘少奇认为政策本身就错了，却没有检讨自己在执行政策时的责任。

从全国来比较，大跃进的三个重灾区是安徽（曾）、河南（吴）、四川（李），实际上都是刘邓线上的人。

这三十年教育了大家，不要不经过分析和验证，随便相信资料，三鹿不也国家免检吗？

前二十年不也对新中国的农业科技成就藏着、捂着吗？

而技术的进步是需要集中的生产方式，提供科研方向、资源和环境的，这是单干的农民永远不可能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