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格林斯潘自白(零) -- 本嘉明
GREENSPAN 自传中<中国章节>中译本 (主旋律版)
译序一
格林斯潘在FED任上时,开口之不知所云,跟周结伦有得一拼,他一下台倒好,敢言.等出了自传,一时华府纸贵,但洛阳却并不贵,何也?禁出中译本.
他在自传中特意有一章关于中国.坊间流言,犯了三大忌:披露朱鎔基退而不休;嘲讽与李彭的论战;污蔑领导核心一代不如一代.我觉得这三条都断章取义,不足以触龙鳞.问题出在哪里?完整看完这一章,大抵就水落石出.
本嘉明一时手痒,就忠实翻译这一章于后.但太座批阅,觉得太枯燥,亏她还是在银行干活,天天考证的呢.所以这一版本,定为 “主旋律版”,以后再出个“饶皮版”,学学易批三国.
本嘉明把 GREENSPAN 译为 “绿锅”,以符合天朝文风,想来各方家能包涵则个.
主席说过,<<水浒>>是部好书,好就好在投降.绿锅是个好人,好就好在反动.请大家批判地兼听一把.
2006年3月起,FED停止发布美国M3数据,从此滥印美元已毫无限制.请大家查一查相关资料,再看绿锅这部写于2007年的自白书.
唉,反动派不打,照例不会自动倒掉.
译序二
克林顿元年,绿锅续守联储局,投暗之珠终遇明主,如久旱之见云霓.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2006功成身退,乞骸骨归,乃隆修自传,一旦山陵崩则留以自辩.
予观夫米国胜状,在联储一局,衔金融,吞政治,浩浩荡荡,横无际涯;上不媚君,下不媚民一概媚钱.此则联储局之大观也,<<货币战争>>之述备矣.然则总统为阳,联储为阴,举国精英,非奉此即奉彼,以孰为重,得无异乎?
若夫国君昏寐,自以独大,穷尽民力,滥举国债,一误再误,穷兵黩武,虽曰民选舆论,皆可监督,无奈声势虽大,其不能穿鲁缟.不到投票之日,政客未觉赴死之时.此时掌联储也,债无可减,息不敢跌,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暴跌,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老总心清,阴阳交融,华尔欢欣.猛削国债,赤字归零,道琼纳指,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信息革命,减租减息,水漫炒市,人人眯西.国君风流,托国于师爷而不疑;渔歌互答,抑息至底界以催荣.主斯局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任取,把咪临世,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联储侯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高瞻远虑,不迷近利.踞白宫上座,则忧其民;忍国君之冷,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大财团之忧而忧,后华尔街之乐而乐欤.
噫,微斯人,米国之亡久矣!夫金钱寿命,长于任何帝国.普天下唯一永恒不朽者,纽腰证交所也,信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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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ge of Turbulence
Chapter 14 机会留给中国
2005年10月,我以美联储主席身份最后一次访问中国,刚刚退休的前总理朱公镕基,偕夫人LAO AN 于钓鱼台小酌接风.宴前茶叙,余不禁深疑其是否真正退休.我们两国间一切大事,他了然于胸,洞若观火,顾盼间指点江山,真不枉老夫十一年的交情.
我们就人民币汇率和中美贸易不平衡各抒己见.他对中国经济的缺陷和对症之法一清二楚,我甚至于惊讶他对这些大事务的直言不讳,很多世界级的人物都见不及此.多年来我俩探讨了很多大议题:中国怎样避免关键国有大企业倒闭而带来的国民经济动荡;管制金融业的最佳方式;让束缚多多的中国股市独立发展……等等.
我已经引朱为挚友,此刻意识到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晤,不免怅然.当年朱还是副总理兼管人民银行时我们已相识,而且渐行渐近.他是邓小平遴选的经济事务接班人,聪明绝顶.这改革自邓小平而起,一举将这个自行车王国送入汽车王国.不过邓有全面的政治权威,而朱则是局限于经济方面的技术型决策人.朱的权势,就我所理解,得力于江泽民的鼎力支持.江是1993年到2003年的国家主席,1989年到2002年的党总书记.正是朱把邓在经济建设中的许多宏伟蓝图化为了现实.
邓是马克思主义者中最顶尖的实用主义大师.他带领中国从中央计划的农耕经济体变身为世界经济圈中的巨人.这奔向市场经济的举国长征始于1978年,当年在一场大旱后,当局被迫放松了对农业的管制.在新文件下,农民有了可观的自留收成,结果惊人地好,又推动了农村进一步的松绑.在几十年的萧条后,农村重又一派生机.
农村改革的成功自然而然延伸到了城市.工业部门管制的放松同样带来令人喜出望外的增长率,给了鼓吹自由竞争市场远景的改革派坚定的支持.没人敢称其为 “资本主义”,只好委婉地叫 “社会主义市场”,或者,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国的领导层今天足以洞察社会主义革命体系对欣欣向荣的资本主义的限制和反击,那么为什么他们还尽力在正统的共产党体制里嵌入那些格格不入的资本家呢?中国势不可挡地向资本主义道路飞奔而去,早期意识形态的争辩已经被经济火车头推入了历史的故纸堆中.
1994年我首赴中国,那时改革已历几度春秋.随后我又多次访问中国.同所有短期访客一样,我实在对那里的日新月异感到头晕目眩.按购买力平价计,中国的经济总量已位居美国之后,为世界第二.中国同时也是这样一个混合体:世界最大消费市场,第二大石油消费国,最大的钢铁生产国(本嘉明注:2007年中国产钢4.89亿吨,日本第二1.2亿吨).1980年代中国还骑在自行车上,2006年已年产700万辆汽车,当然远景产量远不止此.千年的良田已高楼林立,新一代在文化上也毫无顾忌地光怪陆离.经济繁荣,收入丰厚,消费文化也引为时尚.曾几何时不知为何物的广告业已成为成长最快的行业.世界零售巨头如WAL-MART,家乐福,百安居争相招徕着生气勃勃的中国消费者.
那不久前还是人民公社的土地上,新城镇勃然兴起,国外投资者冲着房产,工业,股市蜂拥而来,他们的狂热劲儿就象一夜间就能连本带利地赚回来,而且居然做到了.中国公民有权买卖房产,这给快速累积财富大开方便之门,像HERNANDO DE SOTO 那厮,我敢打赌正在偷笑数钱呢.2007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了<<物权法>>,不过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仍逊于发达国家.明晰物权不仅是公民社会地位的象征,也需要有相应确保法律尊严的行政及司法体制.在这方面,中国落后了.一个不偏不倚的司法机关仍是中国远在天边的目标,尤其在知识产权领域.合资企业的外方投资者纷纷投诉自己引入新工厂的技术被全中国的竞争者心安理得地抄袭着.
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牺牲品是对共产主义基础的放弃.在我同中国经济和金融官员的无数次会面中,他们绝口不提共产主义或马克思,大概我能碰到的都是些自由派.我只记得一次意识形态交锋,那是1994年我同李鹏辩论FREE-MARKET CAPITALISM.他对美国经济管理的行为模式相当熟悉,是个难对付的辩论者.一开始就很清楚,这回不是我读大学时常见的那种学究式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李鹏专注地听完我关于中国必须加快开放市场步伐的详细解说,随后反问我美国如何面对非管制市场所遇到的困境,并举例尼克松于1971年对工资和物价的管制.我明白他故意有此一问.作为著名的强硬派,他也通晓世事,尽量让提问不那么唯意识形态地咄咄逼人.我回答说那政策是个恶政,其唯一好处是教会美国那种管制根本行不通.我不奢望能打动他,毕竟我俩都不是被国家选拔来辩论的.不论我俩如何努力说服对方,一切徒劳,至少不会扭转中国既定的国策.
我已多年不见李鹏,也念及当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时他会作何想.我本人是美国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的坚定支持者,坚信接纳中国完全融入自由贸易体系绝对有利于中国人民和美国农工商诸业,前者会发现自己的生活水准蒸蒸日上,而后者则在一个新的自由大市场中广受欢迎.2000年5月,应克林顿总统所请,我在白宫演讲以阐明自己的立场,并反驳这种欢迎中国的姿态会鼓励中国更限制人权及强化威权的观点.我告诉白宫记者们: “历史已经证明:在WTO框架下静悄悄从中央集权中下放权力和扩大市场机制的过程正是进一步拓展人权的过程.”为了强调请我站台的意义,克林顿总统特意拿我开涮: “地球人都知道,绿锅一说话,世界都在听.今天我求老天保佑国会的大爷们也正好在听.”
中国介入全球金融体系也带来额外的收益.中国人民银行的代表在瑞士的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IS)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02年被任命为人行行长的周小川尤其受欢迎.除了无可挑剔的英语和国际金融知识外,周往往发表对中国经济客观的评价,而我们不可能从其他渠道得到同样见地的报告.他常细致探讨中国金融市场的演变,令我受益匪浅.在2006年我离开FED后,我和周共事于一个与IMF相关的金融委员会,周和他的中国同事们此时已是全球金融体系的主要玩家,这才离与世隔绝的中央计划经济多少年啊!
中国同时也包容更多西式经济文化,世界一流的全球布局银行,汇丰(HSBC),在最近二年赞助了上海高尔夫巡回赛上百万美元(绿锅注:老虎拿了两次亚军). 高尔夫培训班在全中国方兴未艾,叫人吃瘪的不是中国人也开始赶时髦,而是压根没人大惊小怪.没有比高尔夫更能象征资本家的了,苏联有大把高水平的网球运动员,不过高尔夫选手就欠奉.
我还听说中国的古典交响乐团数目比美国还多,当有一次江泽民主席告诉我他最喜欢的作曲家是FRANZ SCHUBERT,我顿感时光倒流:这是个非常久远的记忆,1972年中国用他的曲子欢迎尼克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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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坚持认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和改革(GLASNOST & PERESTROIKA)是苏联消亡的最重要原因.这二者向苏联人民展示了自由(LIBERAL)的价值,这恰是斯大林及其继承者们所长久压制的.潘多拉盒子打开后,言路大开,集权的苏联及其卫星国的崩溃就只是时间问题了.中共对网络信息的控制告诉我无疑他们深有同感.
1994年,我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遥想毛主席当年站在左近地方宣布新中国的成立,不禁感慨于把中国蜕变为一个跟上时代的国家是何等艰难,这几年来又何等成功!同样在这个广场上,5年前刚刚发生过对追求自由的学生的镇压,我不禁疑惑在好几代人经历了马列主义的灌输后,14亿人民何以能突然转向,决然抛弃自己少年时代的激情呢?或许,即便中国社会有了极大进步,这些旧价值观仍根深蒂固地留在意识中.当然中国到处在变,但毛主席的头像仍在人民币上,无所不变之外仍有经久不变.
中共以革命取得政权,从一开始其寻求政治合法性的手段就是奉行 “改善全民生活”的哲学.但改善生活,毕竟只是人生需求的一部分,仅此一项不足以支撑政权的存续.时光流逝,人们对井喷而来的财富会习以为常,而且成为更高期待的基石.过往25年里,人民迅速提高的生活水准确实使执政者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但不管怎样,光阴匆匆之下,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与生俱来的自相矛盾终究要浮出水面.
马克思主义和毛思想的余绪,在繁荣昌盛的几年里冬眠了一阵后,2006年又由刘国光,一个年届八旬的退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所惊醒.他提出震动性的意见,要求从根本上修改物权法草案.他在这个共产主义国家引发的意识形态争辩,出人意料地一呼百应,在全国人大获得相当的支持.舆情已由北大法学院的巩献田教授在网络上点燃起来.(本嘉明注:<<物权法>>自1993年来七易其稿,以刘巩所代表的反对声浪最大).对于左派的指责,胡锦涛主席回应道: “中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不管这场意识形态上的突发遭遇战是否是老一代人的最后一次呛声，抑或是对中国奔向资本主义道路的基础性震撼----让我们拭目以待----令人鼓舞的是全国人大于２００７年通过了这项法案，只有少少修改．
在上一代，中国领导层在回避一个尴尬命题上机变百出，这命题是：看起来命里注定每个中国人都会明白过来：就算他老人家粉聪明，马克思关于人民能够组织起来大公无私地创造共同财富的论断是错误的．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拥有生产资料是社会富裕的基本条件，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信托政府拥有全部物权．物权如果分散在私人手中，只会成为剥削的工具,对公有制的反动.他提出劳动力的公有制,所有劳动者集中精力于某些单一目标比各显神通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高效得多.那么公有制是否是人类社会未来的最佳选择?所有各种思潮的最终评判是现实生活.公有化能如人所愿地运转吗?现在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公有化经济模式在苏联及其他国家的实践并未带来富裕公平.公有制的基本原理已告失败.
西方的社会学学者已改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处,重新认定,所谓社会主义并非要求所有生产资料归于国家,一些较小国家里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政府反对国有体制而试图渐进改良资本主义社会.
邓小平镇定地直面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大步跨越意识形态禁锢,把党执政的合法性建筑在满足十几亿人民的物质需求上.他毫不拖泥带水地把国家带入了8% 的GDP实际增长率,附带效益是直线下降的婴儿死亡率和增长的人均寿命.但就像中国其他领导人一样,他担心拱手交出物价控制权会弱化党的领导.
1994年我访问上海,亲眼目睹这一事实.一个市级官员回忆说,5年前他受命统管全市的菜篮子供应,他从此每天凌晨5点上班,去分配源源不断运进上海的农产品.虽然他没详谈是如何地煞费苦心,但我可以想象掌握绝对支配权时要尽可能公平合理有多繁难.最后当国营菜市场转变为自由市场,他终于解脱了.现在,小贩和批发商自由论价,这位官员再不必为哪怕一根竹笋的价钱发愁了.行情决定价钱后,批发商根据供求关系安排供货.在基础截然不同的指令性计划和市场体系之间,桥梁就此搭建.因为这一改变,该官员高兴得简直忘乎所以: “至少我不用4点就起床,我能继续高枕无忧而市场在替我上班.”
我不由自语: “他能明白自己说了些什么吗?”市场一旦接手,党的领导就算完蛋了.共产党体制是一座金字塔,权力自上而下.比如说,总书记授权十个人辅佐他并向他汇报,随后这十个人同样向下分权,这样直达基层.这体制凝结不散是因为每人都有直接上级,这就是政权的基础,党领导国家的方式.只要市场化侵入其中任何一层,政治领导就会中断,在党的权力结构中导致危险的紧绷----你不能既有市场自由定价权又有政府控价,鱼和熊掌不可得兼.
好在党的元老们面对这与生俱来的窘境还游刃有余.不过,增长的财富必然把中国农民从土地和温饱中解放出来,使他们有闲暇顾及自己生而不平等的待遇.我不相信党会对财富和教育将把中国推向牢骚遍野的前景视若无睹.今天,胡主席看起来比江泽民更缺少政治威权,而江又不如邓,最后邓则远不如毛.在这条威权逐代削弱的道路尽头,是西欧模式的民主福利社会制度.在这条路上仍充斥着大量路障,把中国和邓追求的目标----发达国家----远远隔开.这些大挑战有:
极左保守派;
没有分享到发展红利又不得城市之门而入的庞大农村人口;
巨大蹒跚的苏式计划经济成份,包括国营企业;
被国有企业拖下水,在苦苦挣扎的国有银行;
现代金融会计人员不足;
腐败,这是所有金字塔权力结构的副产品;
最后,欠缺政治自由.这在急就章的经济改革中还不紧迫,但长远却是公众对不公不义的怨气的重要安全阀.
还有,中国面对惊人的环境污染.
以上诸项,任何星星之火,足以燎原.
即便在经济体中已有很大部分转为开放自由,中国仍受行政控制之累.由此总结,我担心中国经济仍很脆弱,不足以抵御一次类似911 对美国经济的撼动.
中国残留问题之深之广,使得领导层努力从经济机器上剥离余下的计划经济部件时依旧困难中重重.1980年代邓的改革遭遇内部爆发的挫折,改革的深化被搁置了好几年.其中很重要的是中国被误导的人民币汇率和阻止公民自由迁移的户籍制度.中国要想更上层楼,必须拆毁这两个重大的计划经济壁垒,当然这还不是全部工作.
首要的是汇率.不,2007年人民币币值并没有人为低估,别听那些多数 “人”忽悠.1980年代早期,币值确实高估了,中央大员们把官方汇率钉在不切实际的高位,而黑市则低得多.因此当时外贸出口可以理解地偏缓.中国的出口商花人民币采购,再折成高得离谱的美元价出口.对比刚刚放松而活跃的国内贸易,金融当局开始循序渐进地贬值人民币,不过就拖拖拉拉贬了14年.到1994年外贸管制取消,外汇黑市也告消亡,人民币兑美元从2:1贬到了8:1.
经历一阵自我约束后,中国出口开始发力,从1980年的180亿美元到达2006年的9700亿(译注:2006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17610亿,出口9690亿),年增17%.当然其中50%是中国的进口料值.中国的出口产品正逐步高价值化,不过仍不清楚在上升的平均单价中有多少是在中国的增值,或仅是进口了更贵的原材料.
这十分重要.中国创造的附加值越大,代表中国商品对发达国家的竞争能力越强.中国正在科技阶梯上稳步上升.今天的 “中国制造”比十年前要精致得多,这是中国产业的进步,还是仅仅组装了更多的漂亮进口件?<<经济学人>>在2007年春季号发表了NICHOLAS LARDY(PETERS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部分研究成果,认为: “中国的出口模式……包括将大量劳力及土地厂房廉价租给外国商人.哪怕是中国最成功的本土电脑公司……也依赖台湾公司加工的核心件.”我判断假以时日,中国必然会以本土高科技部件最终取代进口料件.
出口强劲增长把大量农村劳力推入城市.1995年,中国农村人口达到顶峰,为8.6亿,11年后降为7.3亿.这种转变不仅是农民进城,也是农村城镇化就地新建工厂的结果. 在连接香港的珠江三角洲尤其明显,1970年代这里还是田园诗般的乡村,由今回溯不过十五年,来自香港和其他海外敢为天下先的投资者们拼命唤醒了这片热土.现在珠江三角洲主要为出口而生产,从纺织品到玩具,应有尽有.香港在其中功不可没.
中国于1997年收回香港时,老实说我对那里资本主义的未来不报多少希望.虽说北京担保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指望中国仅仅为了自己的面子而信守诺言在我看来是很傻很天真: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并肩站在一个政权屋檐下,太不可思议了.不过如邓所诺的 “一国两制”迄今已十年,令我疑虑渐消.香港并未近朱者赤,反倒是大陆越来越近墨者黑了.
过去十年间,每年1.4%的中国人口由农村演变为长住城市,这也带来生产活动的空前活跃.资本在城市的作为比在农村老练多了,其结果是城市的单位时间生产值是农村的4倍.经济特区产生于1980年,初衷是利用外来投资,专注于全部出口,现已大获成功.国营企业(SOE)的私有化成绩斐然,更多的国企改革正悄然进行,最终老企业冗员过多的情况会大幅改善,企业业绩会直线上升.
重构大量的国营企业,并继续私有剩余的企业势必要求把原企业承担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义务转移到相关政府部门或私营金融机构.这些国营企业如果还背着社会保障的包袱将丧失竞争力.容忍国营企业的冗员以此作为间接提供失业保障的政策正在退出舞台.1997年在人民大会堂例行的茶话会上,江泽民向我描述他曾经如何经营一家大型国营钢厂.他很自豪于用比他的竞争对手少得多的工人就完成一样多的生产任务.
人们从农村移居城镇的速度似乎加快了,这是个合理的推测,因为现在已不怎么讲究户籍的限制了.这样的制度要回溯到1958年,那时每个人从出生就被指定生活在他父母亲所在地区,政府批准的迁移少而又少.限制流动的强化措施有利于中央计划者去安排生产指标和维护安定.这个制度同样限制人们任意选择工作.
我无法想象人们怎能在这种环境下生活,即便这限制相较于文化大革命的无法无天已经算是好多了.现在当局着手取消这些限制真是既重要又得人心.不过对大批农民蜂拥进城从而令社会动荡的担心,仍实实在在是很多城市人生活的一部分.
不管怎么说,把农民对强加在头上的不公所带来的不满压制下去,掩饰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被晾在一边的尴尬,仍是政府预防骚动的药方.当迅速增长的经济把大量中国人从温饱线上解救下来,他们必然有余暇去反思那随处可见的不公,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臆想的.中国确实没有民主的安全阀去解压.不再忍气吞声的人民如果不能用选票来驱逐恶吏,就会倾向用棍棒驱逐.
中国在1940年代的极度通货膨胀(HYPERINFLATION)是中共于49年夺取政权的因素之一,中国人至今记得这个教训.这样一来就很好理解中共最大的经济恶梦是高通货膨胀导致社会动荡.JOHN MAYNARD KEYNES 在1919年承认: “列宁当然是对的,没有比榨干币值更好的办法来造反了.物价飞涨会吸引一切灰色力量站到解构社会这一边,千百万的普通人做梦也想不到一切就这么摧枯拉朽地被颠覆了.”
中国领导层深陷在一种忧患意识里不能自拔,就是:除非通货膨胀被严密控制住,否则经济会熄火,城市失业率上升,骚动蔓延.他们视稳定的汇率为避免劳动力需求危险波动的灵丹妙药.他们错了,现行的克制人民币升值的政策会积累板块破裂的风险.因为中国单位资本的GDP实际增长率超越其任何一个贸易伙伴,大规模从发达国家 “盗借”技术的结果是国际竞争趋向于需求更多的人民币.为了抵消这种需求并捍卫人民币的龟行升值,中国金融当局2002-2007被迫以人民币购买了超过一万亿的外汇,包括美元资产和同美元挂钩的其他外汇.(绿锅注:中国行政命令式地抵制人民币升值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政府引起了巨大恐慌.他们错认为,正是压制人民币升值导致美国进口大增,制造业流失工作.人民币升值看来会减少美中之间的贸易赤字,但,无补于美国对全球的贸易赤字.美国进口商只要转向其他低劳动力成本国家,取代已失去竞争力的中国出口商即可.)
为了消除更多的 “麻烦”,像人民银行购买海外金融资产而带来的收益(译注:如美国国债,利率为4%),人民银行不得不贷记巨额的人民币名义债务,不过这远远不够.必然的,人民币货币供应量开始以一种令人心惊肉跳的增长率超过名义GDP的增长率,这就点燃通货膨胀的炮仗了.
另一个同样折磨中国领导层的麻烦是迅速拉大的贫富差距(CONCENTRATION OF INCOME).早在1980年代,只有很小的收入差距,人人都是整齐划一的穷人.但今天世界银行界定的中国贫富差距之严重已超越了美国和俄国,实在令人震惊.
还有一个头痛的事是中国的银行体系.今天它们离有效的改造还远着呢.中国上市银行的股价在2006整年和2007上半年一路疯涨,国家控股的工商银行2006年市值上升220亿美元,是迄今最大市值的初次公开发行股票.其他国家控股银行要么有巨大的IPOS,要么有境外大量持股.但如此狂热地追捧中国国家控股银行反映了境外投资者一厢情愿地认定中国政府会对这些银行的债务进行担保.而政府确已从巨额外汇储备中拨出600亿美元改组各银行的资本结构,并持续撇除贷款坏帐.各家国有银行历史上有大量的政府指定放贷,其中很多贷款看来打了水漂.
更糟的是,不完善的银行系统至今弱不禁风,承担不起经济调整所要求的灵敏性.纯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往往左右摇摆,不断试探平衡极限,但由市场指挥的利率和汇率波动,加上商品和房地产价值的风吹报草动,则会迅速约束这个调皮鬼恢复平衡.中国政府不允许银行利率随供求而波动,却代之以行政调控,并相应调整银行准备金比率----不过这一切只在尘埃落定了才会行动.这种补救往往太晚,一个恰当措施被缓行不但令效力大打折扣,甚至会适得其反.当金融当局看真切了经济增长过快,就使用行政手段命令银行收紧放贷,当然这总是姗姗来迟.这种被动反应极少能恰到好处地恢复平衡.不过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中国国内金融体系同外部环境的 “绝缘”使中国避过了1997-1998年肆孽全球的金融危机.
中国正心急火燎地渴求金融专才.短缺的原因其实是在这种计划体制下无用武之地.无论是金融市场营销,会计,风险控制,或其他对于一个自由经济一日不可或缺的金融人才都一样.这些教材已进入中国大学教科书多年,但等整个经济体,尤其是银行部分能勉强胜任其应有的角色, 才会有此类需求.
2003年12月,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刘明康访问了FED,他承认中国银行业缺乏专业人才来管理放贷.刘寄希望于外国银行进来示范,我建议中国真正需要的是聘请那些已经在西方市场经济中实战过,目光锐利的贷款从业人员.他们已经比当初好多了,但还不够.
考虑到集中计划体制,中国的银行不全像我们熟悉的西方银行概念.顺从于政治需要,国营银行在以前必须履行支援国家建设的义务,贷出大量资金.那时银行完全没有LOAN OFFICER为贷款风险把关,银行充其量是个唯味诺诺转汇的钱庄.在国家收支帐目中,这些坏帐被随意分配于GDP总值,胡乱核算的产成品价值,职工补贴,企业利润和产品赔偿项下.这些遍布整个经济领域的狗屁投资纯粹是无意义的浪费,但仍记入GDP总量中.中国银行业的坏帐比率如此之高,以至于带来下一个问题:公布于世的GDP数字到底有什么意义?
简言之,我必须指出,即便这些年 “已死投资”已经没有多少残值了,但这些工厂仍在虚耗基本生产要素.因此,公开的GDP水平可以拿来合理推断中国究竟需要多少原材料----我是指有意义的投入.
不过即便把来自中国的可疑数据打折,自19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其结果仍令人瞩目.任何人只要观察一下北京,上海,深圳的沧桑巨变,或是其他地区略小但同样实实在在的变化,就会承认中国并不仅是乔装了几个门面.
就我看来,中国已贯彻 “专家治国”方针,主要是在人民银行,财政部,还有(令人惊讶的)立法部门.这些部门备受日夜进取的市场经济所 “压迫”.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专家还只是顾问的作用,国家级部委和政治局对关键的政策作出决定,而他们往往对于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建议从善如流,这又增强了领导层的形象和威信.一个持续存在并威胁到共产党员核心理念的障碍,是对他自身意识形态的挑战.邓小平所提出的在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设成为 “中等发达国家”的宏图要求对私人产权的进一步保障,哪怕要面对老派马列主义者的挞伐.
在城镇房产权益上的立法已经有所进步.在7.3亿农民生活的农村,土地权则另当别论.一旦允许农田自由买卖,这就毫不含糊地改变了党的面貌,跟共产主义一刀两断了.现在农民可以租赁土地耕种,并在自由市场出售农产品,但没有土地所有权,不能买卖或抵押.过往几十年里,城镇化逐步蚕食农村,地方当局在农田间开发出工业化城镇化的飞地,而只补偿丁点收益的残屑给农民,从而攫取了大量的利润.这种开发最近也成了抗议和骚动的温床.中国一个国家领导人表示2004年全国共有74,000次公共抗议,而10年前每年仅10,000起(预计2006年会稍稍回落).赋予农民合法的土地所有权或许能一点一滴地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鸿沟.
虽说发展经济仍是党的工作的 “重中之重”,国家领导层仍面临其他的课题,如台湾现状.很多,甚至说大多数领导人清楚动武会吓跑在中国的海外投资者,从而严重损害建设世界一流经济体的宏图大业.
总之,中共正在一些十分艰难的选择面前犹疑.现在脚下的道路最终会把党引导到抛弃他原有的哲学基础,正式拥抱市场资本主义的地步.党会蜕变为民主社会党,就像很多前苏东集团的执政党那样吗?党会默许政治多元化,从而必然地放弃自己的独大地位吗?或者,索性抛弃改革,退回到正统的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不过这倒退必定摧毁党现在赖以执政的经济繁荣)?
我毫不怀疑中共能将目前这种一党独大,准资本主义,经济相当活跃的统治再维持一阵子.但我担心这样执政在欠缺民主程序作为政治安全阀的情形下能否长期成功.何去何从自然是中国的事情,但归根到底也是全世界的事情,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还会提到.
请各方家指正.
绿锅堪称德艺双馨的世界级大拿,兼听也好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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