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格林斯潘自白(零) -- 本嘉明

出口强劲增长把大量农村劳力推入城市.1995年,中国农村人口达到顶峰,为8.6亿,11年后降为7.3亿.这种转变不仅是农民进城,也是农村城镇化就地新建工厂的结果. 在连接香港的珠江三角洲尤其明显,1970年代这里还是田园诗般的乡村,由今回溯不过十五年,来自香港和其他海外敢为天下先的投资者们拼命唤醒了这片热土.现在珠江三角洲主要为出口而生产,从纺织品到玩具,应有尽有.香港在其中功不可没.

中国于1997年收回香港时,老实说我对那里资本主义的未来不报多少希望.虽说北京担保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指望中国仅仅为了自己的面子而信守诺言在我看来是很傻很天真: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并肩站在一个政权屋檐下,太不可思议了.不过如邓所诺的 “一国两制”迄今已十年,令我疑虑渐消.香港并未近朱者赤,反倒是大陆越来越近墨者黑了.

过去十年间,每年1.4%的中国人口由农村演变为长住城市,这也带来生产活动的空前活跃.资本在城市的作为比在农村老练多了,其结果是城市的单位时间生产值是农村的4倍.经济特区产生于1980年,初衷是利用外来投资,专注于全部出口,现已大获成功.国营企业(SOE)的私有化成绩斐然,更多的国企改革正悄然进行,最终老企业冗员过多的情况会大幅改善,企业业绩会直线上升.

重构大量的国营企业,并继续私有剩余的企业势必要求把原企业承担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义务转移到相关政府部门或私营金融机构.这些国营企业如果还背着社会保障的包袱将丧失竞争力.容忍国营企业的冗员以此作为间接提供失业保障的政策正在退出舞台.1997年在人民大会堂例行的茶话会上,江泽民向我描述他曾经如何经营一家大型国营钢厂.他很自豪于用比他的竞争对手少得多的工人就完成一样多的生产任务.

人们从农村移居城镇的速度似乎加快了,这是个合理的推测,因为现在已不怎么讲究户籍的限制了.这样的制度要回溯到1958年,那时每个人从出生就被指定生活在他父母亲所在地区,政府批准的迁移少而又少.限制流动的强化措施有利于中央计划者去安排生产指标和维护安定.这个制度同样限制人们任意选择工作.

我无法想象人们怎能在这种环境下生活,即便这限制相较于文化大革命的无法无天已经算是好多了.现在当局着手取消这些限制真是既重要又得人心.不过对大批农民蜂拥进城从而令社会动荡的担心,仍实实在在是很多城市人生活的一部分.

不管怎么说,把农民对强加在头上的不公所带来的不满压制下去,掩饰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被晾在一边的尴尬,仍是政府预防骚动的药方.当迅速增长的经济把大量中国人从温饱线上解救下来,他们必然有余暇去反思那随处可见的不公,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臆想的.中国确实没有民主的安全阀去解压.不再忍气吞声的人民如果不能用选票来驱逐恶吏,就会倾向用棍棒驱逐.

中国在1940年代的极度通货膨胀(HYPERINFLATION)是中共于49年夺取政权的因素之一,中国人至今记得这个教训.这样一来就很好理解中共最大的经济恶梦是高通货膨胀导致社会动荡.JOHN MAYNARD KEYNES 在1919年承认: “列宁当然是对的,没有比榨干币值更好的办法来造反了.物价飞涨会吸引一切灰色力量站到解构社会这一边,千百万的普通人做梦也想不到一切就这么摧枯拉朽地被颠覆了.”

中国领导层深陷在一种忧患意识里不能自拔,就是:除非通货膨胀被严密控制住,否则经济会熄火,城市失业率上升,骚动蔓延.他们视稳定的汇率为避免劳动力需求危险波动的灵丹妙药.他们错了,现行的克制人民币升值的政策会积累板块破裂的风险.因为中国单位资本的GDP实际增长率超越其任何一个贸易伙伴,大规模从发达国家 “盗借”技术的结果是国际竞争趋向于需求更多的人民币.为了抵消这种需求并捍卫人民币的龟行升值,中国金融当局2002-2007被迫以人民币购买了超过一万亿的外汇,包括美元资产和同美元挂钩的其他外汇.(绿锅注:中国行政命令式地抵制人民币升值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政府引起了巨大恐慌.他们错认为,正是压制人民币升值导致美国进口大增,制造业流失工作.人民币升值看来会减少美中之间的贸易赤字,但,无补于美国对全球的贸易赤字.美国进口商只要转向其他低劳动力成本国家,取代已失去竞争力的中国出口商即可.)

为了消除更多的 “麻烦”,像人民银行购买海外金融资产而带来的收益(译注:如美国国债,利率为4%),人民银行不得不贷记巨额的人民币名义债务,不过这远远不够.必然的,人民币货币供应量开始以一种令人心惊肉跳的增长率超过名义GDP的增长率,这就点燃通货膨胀的炮仗了.

另一个同样折磨中国领导层的麻烦是迅速拉大的贫富差距(CONCENTRATION OF INCOME).早在1980年代,只有很小的收入差距,人人都是整齐划一的穷人.但今天世界银行界定的中国贫富差距之严重已超越了美国和俄国,实在令人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