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所谓共产主义的失败和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 -- 燕青

当前所谓共产主义实践的失败恰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而不是相反。

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一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二是剩余价值理论,其真正的涵义在于呼唤人类主体意识的真正觉醒和解放，即实现从自在和被物奴役的人到自觉、自由并支配物的人的境界的飞跃，所以，马克思主义实质上就是对如何实现人的真正解放而展开的一种哲学思考，又怎么可能会过时呢？

“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回，这种复回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立、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迷的解答，而且它知道它就是这种解答。”（摘自《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同时，有必要说明的是，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的最终完成需要两个最根本的必要条件，一是物质的极大丰富，二是人们道德水平的极度高尚”，所以，客观的来说，不经历过物质解放阶段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大发展和幻想不经过无产阶级觉醒后流血的政治解放斗争，单凭某个救世主（如列宁或毛泽东）就直接进入人的解放的哲学最高境界，那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本初涵义的，因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能够在单独一国的情况下和在落后的未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充分发展而又充满东方专制主义传统、从未经历过资本主义民主精神洗礼的国家中实现的。

所以，要说实践的证明的话，也只能证明列宁和毛泽东的失败，不过，与列宁不同的是，毛泽东是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将要面临的失败的，所以才有了大跃进和文革，他希望凭借自己的物质财富创造革命和对无产阶级反资本反官僚的政治解放斗争教育，为中华民族留下一个火种和一根长矛，尤其被污蔑和诋毁的文革，其实质上更是在面临西方文化猛烈攻击时，为中华文化重新崛起而进行的精神内核重组，非但不是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其实反而是对中华文化的极大继承和推进，其功堪比凤凰浴火重生。

所以，虽然毛的红色政权传承失败了，但其虽千万人、吾一人往矣的伟大人格魅力着实可敬可叹。

• 文摘观点错误，因为当前所谓共产主义实践的失败

　　资本主义的世界统治应该被推翻，以及它终将被完全推翻，这至少在所有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中，是不成其为问题的了。旧世界被推翻以后，新世界行将实现世界一体的社会主义，这也不会引起争论了，因为谁都知道（至少在表面上），而且谁都承认（至少在口头上），社会主义总归是和民族国家不兼容，它必须在全世界规模中才能充分与彻底实现的。如今真正成为问题的，除了因如何全部推翻资本统治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之外，便是关于如何达成这个世界一体的社会主义（并进而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问题。

　　这个问题是可以归结为如下方式的：社会主义大同世界的到来，究竟将在很大限度内有赖于各国社会主义革命者、特别有赖于已经获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者，自始就着重于世界全局，经常坚持国际协作，由全球观点来规划和建设暂时分为各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呢，还是它将由每一个大小不等的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在它们逐一建设成功以后，再像七巧板似的拼凑到一起？

　　主张和坚持前一立场的是马克思和列宁，这个立场是传统的国际协力的共产主义；主张和实行后一立场的是斯大林，这个立场叫做“一国社会主义”。

　　马克思根据他对于资本主义的特性及其趋势所作研究，根据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关系与政治发展所作分析，肯定了世界必须靠国际工人阶级的共同努力来推翻；而推翻了资本统治之后，要想建设社会主义，则更非在国际范围内进行不可。

　　列宁不但在理论上继承了这个基本立场，并且在行动上实行了它。当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一经成功，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国家之后，列宁就全面推行了这条国际主义的路线。他一方面向全世界工人阶级与一切被压迫者呼吁，号召他们起来革命，同时又以实际行动，帮助他们起来革命，务使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政权，成为世界革命的起点和火种。在另一方面，他提出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个公式，并且立即实行出来，务使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不成为单独存在的国家，而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的一个成员，成为不久便能实现的世界社会主义统一组织中的一个构成分子。

　　列宁所以要这样办，不是简单为了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而更是为了客观历史的必然和必需。因为第一，他深信，这是俄国革命的生死存亡问题。如果没有各国工人阶级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支持，俄国工人阶级的政权是难于长期存在的。第二，他深信，这是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问题。在世界革命进展的条件下，如果某几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先后夺取了政权，成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那它们必须以“联邦”形式结成极密切的联盟，否则，它们便不能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包围中保持自己的存在，它们便“不能实现被帝国主义所破坏的生产力的恢复和劳动者福利的保证”，而更根本的，它们便不能“趋向于建立一种统一的、依照总计划由一切民族的无产阶级所调节的整个世界经济。”（以上引文见列宁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第八节。）

　　很清楚，列宁是从世界历史现阶段的理论分析中，从世界规模的阶级斗争中，特别是从苏维埃国家的实际经验中，得出了这些结论的。这些结论归结起来，那就是：只有世界革命才能彻底打败与根本推翻资本帝国主义，只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再由此过渡到“各民族劳动者的完全统一”，才能建设成世界一体的社会主义。

　　这个结论自然与“一国社会主义”无丝毫共同之点。它是在斯大林未曾发明“一国社会主义”之前，列宁提出来的最有力的反对论据。

　　但是有人也许会说，“一国社会主义”虽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立场，安知它不正是这个旧立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正确应用？

　　我们不想在这里详细讨论这个问题，怕的是离题太远了。在这里，我们只想略略叙述一下当年产生“一国社会主义”的情形，以及它实施以来让我们看到的一些结果。因为知道了这些情形，看到了那些结果，我们上举的问题就不解自答了。

　　二十年代初期的苏联，国内战争已经结束，外国武装干涉的危险暂时已成过去了，跟着，长期间遭受了破坏的国民经济，也稳步走向恢复了。等得到了一九二四年前后，关于苏联未来经济建设的问题，已经从各方面提出来，迫切要求有一个决定。可是正在此时，列宁却病死了，西欧的革命形势又迭遭挫折——它们不能像俄国革命领袖们所期望那样，及时地以革命支持俄国的革命，使之在联合努力之下，共同解决有关革命之继续前进与继续扩大问题，以及共同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种种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关于苏联经济建设的方针，苏联共产党内部发生了两派相反意见。

　　一派是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他们认为：俄国工人阶级既然夺得政权，并且保持了政权，那末不管国际革命的形势如何不利，不管苏联是否在一时间或在较长时期内行将处于孤立地位，这个工人政权却不但可以开始建设社会主义，而且应该去建设社会主义。因为不然的话，连政权本身都无法长期生存。不过在这样的情形中开始建设社会主义，他们认为：该国的工人阶级与一切革命者却必须始终信守着社会主义的国际性的原则。因为他们肯定，在一个国家内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是一回事，社会主义能否在一个国家内建设成功却是另一回事。他们肯定了前者，却否定了后者。因为他们深信，当资本主义已经不能限制在一国范围之内的时代，社会主义是绝对不能在单独一国中建设完成的。根据了社会主义建设国际性这个原则，他们又得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两个基本态度：第一，必须把一国建设的利益从属于世界革命的利益；第二，决不能把民族范围内所已建设成功的东西叫做完成了的社会主义，更不能将它们当作共产主义，以免降底它的价值，丑化它的面貌，减损它的声誉。

　　这一派的意见，显然是列宁立场的继续。

　　另一派以斯大林为代表，他们认为：由于俄罗斯的地大物博，自然条件十分优越，所以只要没有帝国主义者的战争干涉，俄国工人阶级不但在苏联一国之内可以建设社会主义，而且可以建设到最后成功。根据这个认识，他们也采取了两个基本态度：第一，世界革命的利益必须从属于“社会主义祖国”的利益；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中心任务归结于“保卫苏联”。第二，当工业方面的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完成了国有制之后，只要再完成农业方面的集体所有制，社会上便已经取消了阶级，社会主义制度便已经建设成功。

　　托斯两派的斗争，如所周知，主要因为苏联当年国内外的客观因素有利于保守的民族立场，以致它在苏联共产党中以斯胜托败而告终。因此，自从二十年代中期以来，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就是依循着“一国社会主义”的路线而进行了的。

　　结果如何？

　　从第一个基本态度出发，斯大林将共产国际变成为完全替苏联（实则替克里姆林宫官方）利益服务的一个机关，将世界革命变成为苏联与各帝国主义国家讨价还价的筹码。每当外国的一个革命局势发生了，首先要看它是否与苏联利益有所冲突，如果冲突，即如果它妨碍了克里姆林宫与帝国主义的“和平共存”，斯大林总是毫不犹豫地不加支持，或甚至帮同镇压那个革命。就这样，一大串亚洲和欧洲的革命运动，在“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名义之下被先后断送了，以致在德国促成了法西斯的兴起，使苏联认真地受到生死存亡的威胁。最后为了自保，竟不得不投入希特勒的怀抱，以此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让苏联陷入濒于覆灭的悲惨命运之中。

　　从第二个态度出发，斯大林采用了极端蛮横的官僚办法，付出极高的生命代价，不顾极大的财富损失，去完成农业方面的初步集体化。完成了这一步之后，斯大林就贸然宣布苏联“在基本上已实现了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见斯大林对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举行的第八次苏维埃大会所作的《论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可是正在这个时候，苏维埃和共产党内的民主却消失净尽了，代表十月革命传统的整代老布尔什维克将被杀尽灭绝了，略有批评精神的年青一辈给摧残镇压了，全体劳动者被置于资本家连想象都不敢想象的严厉管制之下了。警察特务的魔掌控制了一切，文化生活在任何方面都受到了窒息。这样的社会制度，自然不是社会主义，不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而是用苏联工农的血泪绘成的一幅对于人类理想制度的讽刺画。

　　可是这样的讽剌画，却正是“一国社会主义”所能绘成的唯一作品。

　　由此可见，“一国社会主义”决非马列二氏的国际主义革命立场在历史新条件下的应用；恰恰相反，这是人们在不利的历史条件之下不能坚持马列的基本原则，叛离了这些原则，才制作出来的一种理论，它在理论上根本背弃了国际主义，在行动上根本放弃了革命，在实际上根本弯曲了社会主义。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的解放或自由的历史。而我们称之为的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事业、共产主义事业，从本质上讲，也就是属于这种人的解放或自由的历史发展进程的.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又是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的自然性不同的，是在人的主观的、意识的作用下的人的解放或自由的能动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就是致力于人的解放或自由,其创立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的目的仍然是人的解放或自由，而不能是其它什么或它自身。

以此观之，我们就会发现，世界上,即便那些曾经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而暂时建立起过渡社会的国家,也仅仅使人短暂地摆脱了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但又立刻陷入了官僚和资本联合起来后更深重的压迫，这样，人非但没有从物质的（即由于人与资本的分离，反而被资本制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还要继续陷入管理（即多数人与管理的分离，反而被管理制约）、精神文化（如本能的、愚昧的、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宗教的）等等的束缚。

从表观上来说，类似苏联的那种向官僚封建主义或者资本主义发展的过渡社会不仅没有继续致力于人的这些解放或自由，反而使人的这些解放或自由更加不可能：

人的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公民单向地受制于国家权力的制约。

人因为国家对资本的绝对垄断，而成为人人无所有者，从而受制于国家资本的制约。

作为多数人的公民继续与国家管理分离，而受制于国家或特权阶层的制约（一般的管理表现为，在用权力制约他人时，他自身也被他人的权力所制约。如议会制约行政的权力，公民制约议会和国家的权力，工会制约企业管理者的权力，等等。而特权阶层的管理仅只表现为管理者对被管理者的单向的制约，以及自身可以为所欲为，所以，如权力者只要愿意，就可以利用权力谋私）。

因此，是否建设某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不取决于该国的政治宣传，一个真正要建设社会主义的过渡社会应该致力于社会的合理、人的存在的合理、人的能力的释放，并从这种过程和这种合理存在中继续体现人的解放或自由，否则，他们口中宣扬的马克思主义反而会成为限制人的思维自由的“假的或专制的马克思主义”。

人类的进化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当人类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由自然界进化到社会领域，开始了创造性的劳动，在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上开展着生产斗争、阶级斗争（阶级存在的历史条件下）和科学试验。在这些伟大的斗争中，人类成为了社会历史进程的唯一主体和自我解放的能动力量。

回溯历史，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呈现出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由自发到自觉的历史过程。对自然的改造程度和社会的发展程度，是人类衡量社会历史进步的客观尺度。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科学技术成就，成为人改造自然的标尺。于是人类社会的经历被划分为石器时代、铁器时代、铜器时代、手推磨时代、机器工业时代、电子信息时代等等；同样，旧的生产方式为新的生产方式所代替，成为社会发展的标尺。出现了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将来还会出现共产主义社会，并不停顿地向前发展。每一社会阶梯，都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因而，在客观上也都是人类的一次解放。

因此，站在人之所以为人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历史，也就是人类自我解放的认识史。但从自然宗教到基督教，再到理性主义的“人道”，都因为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而不能真正为人类自我解放指明正确的方向。这是因为：

原始宗教不过是人类受“自然统治”的结果；基督教义是神化了的人对人的统治；而人的理性解放，不过是实行被物化了的资本对劳动的奴役。所有这些关于“人的解放”学说，实质上都是人受奴役和被统治的形式在观念形态上变换的反映，它并不能引导人类谋求真正的解放。

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作为追逐私利、奴役工人的力量，已使它发起的“政治解放”陷入不可解救的矛盾之中，所谓资本主义的民主不过是资产阶级解放的实现。而真正的人的解放，只有诉诸于无产阶级，通过“社会革命”，消除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横沟，把社会变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才能实现。马克思正是以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为武器，站在人类社会历史总体发展的高度，才建立起了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者关于人的解放的理论大厦。

可以说，探求大工业时代的人的解放是马克思终生的理论主题。从这一主题出发，马克思揭示了造成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的社会根源，并指出了人和人类社会的理想目标和必然归宿，即全人类摆脱盲目的自然力、社会关系以及旧思想、旧观念的束缚，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变革社会关系，建立共产主义从而实现人类的解放的道路。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的本质内涵，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深层本质。如果说“自由、平等、博爱”曾经是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旗帜的话，那么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每个人的发展是一切人的发展的前提”则是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的旗帜。

综合来看，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学说从人类实践论出发，以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把社会发展与人的活动、人的自由、人的解放紧密联系起来，把社会发展的持久源泉归结为人的活动的展开，把社会发展的一般状态规定为人的自由的获得，把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定义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在历史本体论的层面上认定，社会发展是人类为实现“全面自由发展”所采取的存在形式与所经历的活动过程。这样，就为社会发展确立了以人为核心的的历史逻辑，突出了社会发展本质上的主体性与属人性，强化了社会发展对人的发展的二重性意义，为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灌注了浓重的历史感，从而建构出了关于社会发展的严密体系。

以上文章改编于

http://www.dialognet.net/Article/2006/200605/12463.html

探讨如何把资本从生产领域中驱逐出去而不影响生产力，是我学习经济学的动力。

http://www.ccthere.com/thread/179737#C1732846

呵呵，随手就发在这儿了，要是发错地方了，请多包涵。

^_^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33677

既然过渡社会通过伟光正设计师的精心设计，早已经滑向了官僚资本主义，那么当下的丑恶只能是原始官僚资本社会的丑恶，和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关。

所以提出了新经济主义政策，个人觉得斯大林废除这政策之后根本就不存在共产主义的理想了，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而已。毛泽东最初还是想以一己之力引导人们向此发展，不过还是干不过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

政治经济学的书单上还有《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人道马克思主义的老头儿还讲要回到青年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回到费尔巴哈。

早就不记得讲了些什么了。不过这套视角和分析方法还不过时。1848-1948是革命与战争的世纪，80年代以来则是全球大资产阶级的狂欢。也许下几代人能突破这个Matrix？

列宁是继承了俄国东正教精英革命的传统的，不过他在革命者中算草根的了。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形式就是复制了东正教，中共么，嘿嘿，国际派被打散之后，就是联共+江湖了。江湖可不是民族传统。

老兄不必把老毛看得这么高。这种鸡贼腹黑的城乡边缘精英，我老家湖南见多了。就看他们遇上什么时代。江浙为什么出不了老毛这种朱重八第二，只能出陈云周恩来？因为那个时代江浙都算中国的sweet pot。

那么美国怎么办?美国只能在他们成为“美国”

之前尽力进行催毁和压制，包括老牌欧洲帝国主义

和新锐日本。

殖民主义是这种压制摧毁战略的应时之要，无

论是暴力争夺市场原料劳动力的旧帝国时代，还是

金融资本工业资本摧毁所谓的民族资本新时代，一

国或局部无偿占有低偿占有大多数全局的劳动这种

剥削本质没有变。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存在，使

得被统治国家的“充分”只能是一种在被压制下的

“相对充分”，而殖民主义或国家剥夺主义成为新

时代普遍的现象，这使得那些被殖民地在殖民地的

非充分地位时，革命条件便已经产生。尽管是不理

想的却是合乎时代的。

小国的零星的反抗，特别是所谓民族资产阶级

领导下的反抗，非常容易被性质相同但强大的多的

宗主国及其代理所镇压(由此可见类质者量多为胜，

组织胜于个体)。但是大国的团结的特别是先进阶级

领导的反抗则完全是另一种景象，他们不仅象表现

众多小国群团结一致的一种不断革命，更象一种足

以代替旧世界的新兴力量。中国和俄国这种半殖民

地或处于被殖民威胁大国的胜利不是偶然的，他们

有把握取得战胜国内代理，斩断宗主国剥夺家们的

吸血足爪时代成果。难处在于他们的前途，因为这

种民族解放不仅为一国一域的被压迫阶级创造解放

条件，也为相应压迫阶级创造条件，一国一域的阶

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谁胜谁负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不

想胜利的一方一定会失败)。这一点只有少数人有认识，

如今所谓的(资本主义)新兴之秀比如俄罗斯和

中国，如果没有当年这一段所谓非充分的革命，恐

怕现在还被禁锢在帝国主义的牢笼里，他们很可能

没有机会再做“充分”发展的美梦。相反由于他们

曾经恐惧过诅咒过现在又蔑视过的那群人的艰苦奋斗，为他们的“崛起”客观上打下了地基，创造了

条件，虽然他们不愿承认无比厌恶。现在问题的焦

点是靠他们能不能实现这个“充分”。我们该如何

来接受一个“万一”的不充分！

当然有可能做得更好更得体

即在大家眼里，所谓真正的自由，是绝对依靠物的自由，还是相对超脱物后的自由。

关于自由，从价值判断上来说，他是人生的理想与价值得到实现，它是我们追求的梦想，也是社会所追求的最高理想。可以说，全部文明史实际上就是人类争取自身解放的一部自由的发展史。但这并不是自由的真实含义。

哲学上说，自由就是标志人活动自主性程度概念。人活动自主性程度愈高，他生活也就愈自由。人自由表现在许多方面，基本有三个：

一是人在自然界中生活自由。人也是自然存在物，他也生活于自然界中。但人与动物不同，动物只是自然界一个简单部分，它只是依靠、适应自然界，动物生活不是它自己创造，所以也谈不到在自然界中自由；人则通过改造自然界来创造自己生活，他是自己生活创造者，是自己生活主人，这就表现为他在自然界中自主性即自由。

二是人在社会生活中自由，也可叫作政治自由。人不仅生活在自然中，而且也生活在社会中，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受到社会关系制约。人在社会生活中有一定自主性，这就是他在社会生活中自由。

三是人在精神生活中自由。这方面，集中表现为人在认识世界、设计世界、表达思想、相互讨论中自主性。

哲学自由是精神自由，同时也是社会生活中自由。这是因为，哲学不仅认识世界，还应参与对世界改造，哲学因此而成为社会生活一部分。

要实现这种自由，我个人倾向于认为“人类的解放要借助于物，但真正的自由则只能从自己内心发掘”。结合马克思的论述来说：“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其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理想的核心也是实现人的解放。那么，人的解放的最高目的是什么呢?

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就是人的主体性的解放，是为了使人摆脱各种奴役（尤其是自然和物质的奴役）成为自由、自主的人，即：真正的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的人复归。也就是说，“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 ”，“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也曾明确地指出，在真正实现了人的解放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这时，人类社会也就从“必然王国”进到了它的彼岸——“自由王国”。　　

但我们必须知道：人的主体性是历史的具体的主体性，人的主体地位的确立是一个社会历史的过程，是人与社会的历史统一的具体表现。在现实条件下，人还不能摆脱对物的依赖性，人的主体性的发展和发挥仍然受到以物的依赖性为特征的限制。人在作为目的存在的同时，还必然要在为社会、为他人的服务中体现出人的价值，这便是人的工具性价值。

因此，作为现实的人，我们只有将“主体的人”和“工具的人”统一起来的：一方面，人的发展只有在现实提供的可能条件下，才能逐步向理想的目标迈进。狭隘的功利主义固不可取，但完全否认工具性价值去谈人的主体性的实现，也是脱离现实的空想；另外一方面，尽管人们必须面对现实，但也不应该放弃对自己理想的追求。在人的主体地位由于社会条件而受到压制和排斥时，人们将发挥自身的能动性与这种“非人的东西”进行抗争，从而提升人的主体性，最终达到个性的自由解放。这种人的主体性价值与工具性价值的统一，才有可能将心灵自由和个性发展相统一起来。

扯了一大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再回过头来结合一下中国文化，也许更能通俗地说明文章的要旨，即外化攫取更多物质的资本主义文化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只会导致人的异化、成为被资本所奴役的不健全、不自由的人，单纯依靠物质是不能解决人类心灵的真正解放的，况且相对于人的欲望来说，资源总是有限的，所以，人类的真正的自由也只能从自己内心发掘。

用庄子的话来说，人生的最高境界是逍遥游，人只有通过释放自己的本性，才能达到逍遥游的境界。但庄子的自由即无待、无累、无患的“逍遥”，是一种绝对的自由。

在这种理想的自由中，主观与客观无任何矛盾和冲突的存在，一切感性的存在也都被升华为了“道通为一”的理性观念，因而也无任何人生负累的心境。显然，这种自由的理想——无人生之累——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真实地和完全地存在着的，而只能以想象的形态在观念世界里表现出来，即“逍遥”。

这种心境的自由当然与西方哲学观念中的意志自由和认识必然后的理性自由等的自由观使不同的，可以说是一种情态的自由。

在欧洲近代哲学中，意志自由论较早地在笛卡儿那里就有一般的、明确的表述，同时，也贯穿于卢梭的政治理论和康德的道德哲学的全部，两者的区别在于，卢梭主要是从一种比较具体的社会政治角度来论述人的自由，认为社会契约是人的自由意志的表现；而康德则是从一种比较抽象的、道德哲学的角度来论述人的自由。但无论如何，卢梭和康德的意志自由论所揭示和坚持的，都是认为人的行为在其根源上是独立自主的，因而人是社会立法的主权者，人是道德法则的主体。这和庄子的情态自由论所描述和追求的超脱人生困境，理智、理性地升华人所固有的感情、感性，从而达到无待、无累、无患的自在情境，是完全异趣的。

而另外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自由观，则是斯宾诺莎、黑格尔的理性自由论。

斯宾诺莎认为世界是必然性统治的世界，“一切事物都受神的本性的必然性所决定而以一定方式存在和动作”“在人的心灵中没有绝对的或自由的意志”。但同时，斯宾诺莎也明确认为，自由和必然并不是绝对对立的，自由实际上是从必然性成，即“凡是仅仅由自身本性的必然性而存在，其行为仅仅由它自身决定的东西叫做自由。”所以，所谓“自由人，亦即纯依理性的指导而生活的人。”

而黑格尔也说“必然性的真理就是自由。”同时，在必然性转化为自由的认识的精神过程中：“无疑地，必然作为必然还不是自由；但是自由以必然为前提，包含必然性在自身内，作为被扬弃了的东西。一个有德行的人自己意识着他的行为内容的必然性和自在自为的义务性。由于这样，他不但不感到他的自由受到了妨害，甚至可以说，正由于有了这种必然性与义务性的意识，他才首先达到真正内容充实的自由，有别于刚愎任性而来的空无内容的和单纯可能性的自由。”

这些都表明在认识必然性后的理性自由中，认识到从必然走向自由的桥梁是理性，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

但归结起来说，无论是意志自由论，还是理性自由论，他们所揭示和坚持认为的自由是人的理性的自觉，与庄子所追求的那种精神上无任何负累的、逍遥情境的自由都是不同的。可以说，庄子主要是从个人的无负累的心境状态、或逍遥自在的心情感受的角度来认识和描述自由的。但限于物质欲望的人往往是无法达到这种境界的，因为你追求于物，就必然迷惑于物上所附着的价值规范，而这种社会价值规范的冲突也会撕裂你的内心，让它分化崩解为各种对立、相斥，甚至不可通约的碎片，个人也就成为了荒原上的流浪者，此时，我们只能感觉“人生本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划脚的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了喧哗和骚动，找不到一点意义。”总之，“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谓之倒置之民”，一个人如果把自己迷失在物质世界中，那么这个人就彻底找不到自己内心真正的价值与力量，换言之，当本性在压抑中变成了机巧伪诈，本心也就被蒙上了一层网罩，欲望人生代替了自然生活；当本性被重重浓雾所笼罩，本心便在被动压制和主动压抑的双重作用下丧失了“天真”。所以，萨特说，人是生而要受自由之苦的。

也因此，一个人是否幸福，并不取决于他所处的社会是否完美。一个良好的社会至多是个人幸福的必要条件；一个不良的社会不能成为个人不幸的充足借口。幸福首先取决于澄明的本心和良好的生活意识。这样的人即使在乱世也能独善其身。否则，随言本心的被遮蔽，痛苦也就无可避免了。

注解：非严肃论文，涂鸦之作，参考资料不一一罗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