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常理”看细节，从细节看“常理”－－杨佳当未遭“非人”折磨 -- laska
杨佳袭警杀人，连害6命。有人从“常理”推断杨佳必受“非人”折磨与屈辱，否则断不至如此。
此说貌似有理，然大千世界中，性情偏执，好走极端者并不少见，故此说未必就站得住脚。
OK，既然要从“常理”分析，我不妨也从“常理”分析一个细节，从中或可得出杨佳绝未受到什么“非人”的折磨与屈辱。
不知道看官们是否注意到，杨佳在被确认系误抓后，并未离开派出所，而是在派出所的长椅上睡了一宿，一早便搭乘火车离开了上海。
杨佳要是真的在派出所里遭遇了什么“非人”的折磨，他应该满怀极度厌恶，避之唯恐不及，离开这个让他饱受“屈辱”的愤怒之地。但他居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个曾经让他遭遇了“非人”折磨的派出所里睡大觉。
不觉得很奇怪么？
就好比河里的某位兄弟，你一个外乡人来上海，结果让我这个上海人拖到家里揍了一顿，然后你跟我说：大哥，小弟晚上没地方去，让我在你家客厅沙发上对付一宿吧。。。
河里有兄弟会么？应该不会吧。
那么杨佳这种性情偏激的人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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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报仇两个字怎么写吗？
那种认定了杨佳杀人，必是遭到“非人”虐待的，首先就是太监逻辑
警察一开始并没有刁难杨。相反我认为，杨在明知自己车子有问题的情况下，刁民了一把。
警察在办案过程中并没有不当使用暴力，否则杨不可能仅仅提出精神赔偿的要求。
警察很可能想让杨吸取点教训，惩罚他放刁的行为。在案件处理的过程中拖拉了一把。
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最多可以拘留48小时
这属于法律给警察的权利。
再进入法律程序之前，最多拘留15天。
至于公开么，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这种刺头多半会在局子里挨整.....
老百姓自然看的明白，说实话，从公开的这4分钟里也没有看到YJ有什么过分的地方，顶多是对JF提出了一些质疑：为什么别人都不检查，偏偏就检查我呢？无他，对于我们到过大城市，有亲身经历的人都很好理解，衣着寒酸，不认识路当然要左顾右盼，这一切都成了被查的理由，只不过大多数老百姓就算是不满也不敢说什么，耽误了办事回去单位领导还不整你，乖乖的让人家满意才行，只不过这次遇到了YJ这样一个另类。我有一次和YJ很类似的经历，也是在大街上被当地JF拦住检查自行车，我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附近出事了，离我不远的地方另外有个人被拦住了，结果不幸是个本地人，那位女士大怒，也不理那个拦他的，直接找带队的：你们是几队的？×××在不在？闹了起来，结果查我的人都跑到那里去了，剩下我一个站在那里，围着我的老百姓都说：还不快走，等什么呢！得，正好赶紧走人。
孙志刚也是提出了很多质疑，这另类的举动让人家大为不满，所以当孙志刚的朋友和公司的人赶来要求保他的时候，答复很简单：这屋子里的人都能保，就他不行。
你什么时候见过警察在有理的情况下还专门答复、并且不远千里登门解释，还有赔偿的呢？
我想讲个故事：九十年代末，我到兰州出差，和当地一个代理商一见如故。他大约不到三十，很精干，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就是一只眼睛瞎了。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忘了怎么聊的，反正他主动对我说眼睛的经过：两年前，他在吃饭时，大概眼睛随便扫了一下，结果有个半大楞头青对他说：“你看个球啦！”他也年轻，没有好话回敬。于是那帮人就一拥而上，打瞎了他的眼睛。问题是那个人是副区长的儿子，于是上告无门。水均益回兰州时，他找水均益帮忙，焦点访谈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最后，他对我说，我都有想死的心，只不过为了妈妈才活着。所以我现在对一切看得都很淡。等到我妈死了，我也就不想活了，不过我一定要先杀了他们全家。
我无言。
我不希望十几年后在新闻上看到这件事。要知道，有之上的人预谋杀人，成功率很高的。
警察登门说明是有的，赔偿云云是编的。
上海警察怕投诉也是有证据的。
杨如此刁民，从现场录音便可听出。如果他身下的自行车是有合法证明的，倒还可以理解他的抵触情绪。可事实并不是这样。
那天在警局里发生的事情，合理的推断是：杨嘴上不饶人，警察当然也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刁难了扬一把。比如一些推搡动作，甚至可能把他拷起来。
但是，所谓非人的待遇是不可能的。
杨是个非常具有法律自我保护意识的人。如果有什么非人的肉体折磨，他第二天便可去医院检查，并保留院方证明。
而且，杨投诉和索赔的只是精神赔偿。更证明了杨并无受到实质性的肉体伤害。
就能知道是不是特殊情况。。。
本身就是一种例外。
杨佳是一心要把事情搞大，甚至向公安部投诉，而且摆明了是一副不依不饶的架势。为了一辆自行车扣6个小时这么小的事情，还要惊动上面各级领导单位（很显然，公安部的收到杨佳投诉信之后，会转到上海市局，再由上海市局转到区县局），次数一多，领导首先不会去问基层到底是不是有理，首先就会怪下面工作没做好，所以，对于基层来讲，避免把事情弄大，引来更多不必要的麻烦，采取息事宁人的做法完全是情理之中的。
其次，所谓赔钱，究竟是“赔偿”还是“补偿”？如果杨佳遭遇了什么殴打折磨，以杨佳表现出的“法律素养”，完全应该在离开派出所之后立即去验伤，并以相关单据作为索赔的凭证。但杨佳提出的3万元，而警方仅提出1500元，一种可能是，杨佳提出的“赔偿”没有凭据和依据，属于漫天要价‘而更大的一种可能是－－上海警方承认确属误会，鉴于杨佳据说是来上海旅游，因此误会导致其行程受挫，扫兴而归，为息事宁人，愿意给予一定的补偿（当然，硬要说“赔偿”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看，1500元显然是一个在警方看来合理的数字。
至于双方在讨价还价中发生了争吵，也并非没有这种可能。
对警方来说，盘查嫌疑人，是职责所在，即便误抓，打声招呼，也就是了。当事人要求赔偿的，可以商量，但漫天要价的－－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一种“私了”；如果最后谈不拢，自然会诉诸“公事公办”，当事人若无法沟通，随你媒体曝光，法院上诉，到时候公对公地去应对就是。
而于杨佳来说，被误扣在先，导致行程受挫，本想巨额索赔以求出气，但又谈不拢，期间或有争执，更是怨气迭生，最后追根溯源认定一切皆缘起于派出所，以杨佳偏激的性格，作出极端之事并不出乎意外，只不过派出所里没有机会，剩下杨佳认识的上海警方人员就是闸北分局的督察了，于是转而杀向闸北分局。
继续谈谈“常理”
有人对“警察”上门很不感冒，认为既然无错，何必上门。
其实这是对政府机关，尤其是上海政府机关做事情的风格或者方式不了解。
上海无论是政府机关，还是市民百姓，相对而言法制意识都比较强，市民与政府机关发生争执，只要自认（请注意，是“自认”有理的）动辄威胁“曝光”“投诉”，而政府机关也怕麻烦－－比如有的媒体，接到“曝光”后，有严谨点的，会先打个电话核实或者了解一下，听一听解释；而有的媒体，则不管三七二十一，登了再说。对当事的政府机关而言，即便没什么理亏之处，被曝光或者投诉了，还要费心费力地去跟媒体或者上级口头解释，书面报告，搞大了还要挨批评，所以往往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只要有的商量，尽量协商解决，有些不是太原则性的事情就做“个案”处理了，所谓“会叫的孩子有奶吃”，虽不贴切，但也来自有因。
所以，上海警方碰到不依不饶，把投诉信写到公安部，一心想把事情搞大的杨佳，登门沟通，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在寻求一种“私了”，虽然不能说每家都会这么做，但这种做法，至少放在上海，是不新鲜的。
这是一个“常理”，不展开了，再说说另外一个常理。
是不是有这样一种可能－－
上海警方到北京找杨佳的事情，通过某种渠道被杨佳的邻里知道了。这个很正常，比如，上海警察到北京，这种事情没必要惊动当地公安，人生地不熟的，找居委会大妈领个路，认个门应该是“常理”吧。但是，以传说中北京人的热心与警惕，似乎不太可能直接把操着南方口音的陌生男人带到杨佳家里去，于是，上海的警察必须要亮明身份，或许语焉不详，含糊地说成：我们是上海的警察，杨佳在上海的一些事情我们要找他谈谈。
于是，杨佳 的邻里们很快也知道了这个事情，或许杨佳在与警察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发生了争执，也惊动了邻里，但隔着房门和墙壁，邻居们显然难以弄清端详。
于是，在某一次杨家－－杨母或者杨佳，在与邻居的“经常性”争吵中，有邻居提及了这件事情。
或许是这样的话语－－从小没爹娘教养的野小子，不学好，要是好人，人上海警察还千里迢迢跑来找你？指不定在上海偷东西让人追北京来了。。。
平心而论，这样的话确实是挺伤人的，尤其对于杨佳这样敏感而又偏激的人来说，更是戳了心窝，或许在杨佳听来，此类话语不但是对他的羞辱，更是对其母的侮辱。
由是，杨佳很容易会想到－－自己在上海被警察抓的事情怎么会被邻居知道－－肯定是那几个上海警察大肆宣扬的－－他们在上海抓我关我，不但不赔钱，还要到老子家里来羞辱我。
于是，思前想后，杨佳很容易就认定一切“罪恶”的源头，就在于上海的警察，具体而言，就是上海的芷江西路派出所，就是闸北分局的督察。
于是，杨佳决定为自己讨回这个“公道”。
OK，以上都是猜测，但是，以上难道不是“常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