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TVO April 18 关于中国和奥运难得的深入访谈 -- pxpxpx

4月１８日，加拿大的TVO组织了一次讨论中国和奥运的访谈，节目叫 Chinese on China，我个人觉得很好，现将译文和节目给我的启示贴在下面，热闹过后，也许是静下心来思考的时候了。

下面就是视频(这段视频有两个部分，请跳到中间看后面的部分。不过前面这部分也不错的)。

[flash=640,480]http://www.tvo.org/theagenda/video/TAWSP_Full_041808.swf[/flash]

看过TVO上周五的Chinese on China节目后，很有一些感想，不吐不快。

总的来说，我个人的感觉是，这个节目比较准确和全面的覆盖了加国华人对奥运会火炬传递风波的各种态度。同时也揭示了各种观点的冲突，虽然最终的谈话内容有些偏离了节目的原计划，但是确实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让各种华人内部的声音都得以充分的表达。

首先节目的嘉宾选得很不错，

Andrea Chun，律师兼节目主持人；

姜闻然 Wenran Jiang，Alberta大学政治学教授；

关卓中 Cheuk Kwon，多伦多民主联合会主席；

夏河 Alex Lao，３２９和４１３集会新闻发言人和组织者；

黄明珍 Jan Wong， Globe and Mail的记者和专栏作家；

节目开始的时候，先是一段金晶在巴黎遇袭的录像，然后主持人直接问Andrea Chun，在她主持的华语节目里，广大华人对火炬传递被抗议干扰是如何看的。Andrea Chun回答说她的听众对此很不快，他们觉得抗议者这样做（抢夺火炬以表达对中国政府的抗议）既无效果，也伤害华人的民族感情。

Cheuk Kwon接下来表达了他的观点，他觉得this is a fair game(里要对 fair game进行一下解释，它不仅仅指公平游戏，也可指可以被冒犯的，被开玩笑的，可以被不当一回事的，如every one is a fair game，我觉得Cheuk Kwon用的是第一个意思)。在他看来，中国政府既然把奥运当作显示自己实力的工具，而不是一个人类共同参与的盛会，那么对西藏和达富而等问题有看法的人们当然可以借此机会来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只要是不含暴力就可以了。

接着主持人又问了Jan Wong，让她说说抗议者是不是太激进，太危险了。她讲得比较有意思，她说一般来讲，记者是不报道奥运会火炬传递的，因为太没意思了。这次（近期的抗议）至少让火炬传递上了封面，让人们知道奥运会要在北京召开，（抗议可以让人们对奥运会有个不好的心理准备），有个不好的预期至少不是件坏事。主持人又问，听说抗议惹怒了中国，你怎么看。Jan Wong的回答主要是讲中国人的感观，她说，中国人在这件事情上成了民族主义者。他们不能接受这些，他们希望一切顺利，他们不想被羞辱。然后，她转向Alex Lao问＂对吧？不是这回事吗？＂

Alex Lao回答说对，然后说人们目前比较情绪化，因为中国百年前被列强入侵，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从那以后，中国人都比较看重奥运会，这次中国终于得以举办奥运会，也最终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平等对待。这时Jan Wong插了进来说，我觉得他们把这（把遭到抗议）看成了一次很丢脸的事情。

主持人接着问最后一位仍然没有发言的Wenran Jiang，奥运会应该是全人类聚会的盛会，你觉得奥运会到底达到这样的目的没有？Wenran Jiang回答说，这次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全球火炬传递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倒不是说中国不想借此机会来宣传自己的成就，中国当然也有这个诉求在里面。但另外一个方面来讲，作为一个政治学的教授，当我看到这样一个火炬传递计划的时候，我觉得传递过程中一定会有抗议，有人会利用这次机会表达不满，也许中国和中国人都应该学会去应付目前的这种局面。但是目前看来，全球的华人将抗议不仅仅看成是针对中国政府，更是针对中国和中国人。所以（抗议）就有了一些反作用。尤其是抗议者将手段（抗议）作为目的（西藏问题，人权问题），使这种（中国）民族主义出现在中国境内和境外。

Jan Wong这时补充说，就象攻击以色列会被犹太人说成是反犹主义一样，抢夺火炬，抗议人权和西藏问题这次也被看成是对中国人的冒犯而不是对中国政府的抗议。

Cheuk Kwon在Jan Wong之后插进来说，（中国政府）有很强的实力，它应该负起应负的责任，也要能忍受这种抗议，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在美国使馆前抗议，那么为什么就不能在中国使馆前抗议呢？

主持人转向Andrea Chun问，怎么可以既对中国的一些事情表示不满，同时又不伤害中国人呢？Andrea Chun的回答是，在这个时候，这个是很难的。正如Wenran Jiang前面所说的那样，他们（中国人）将对政府的抗议看成是对自己的冒犯。尤其是CNN的Jack Cafferty在攻击中国的时候愚蠢的用了＂他们＂ 这个称谓，尽管他澄清＂他们＂是指中国政府，但是我的很多听众都不接受这种解释。他们坚持认为Jack Cafferty就是在指中国人。

Jan Wong显然不同意，她说，我觉得那就是指中国政府。这时演播室里出现了一些争论的声音，Cheuk Kwon好象也不喜欢Jack Cafferty，并且用这个人以前做的一个关于中国产品的节目指责他（这里没有听清）。Alex Lao接着Cheuk Kwon说要区分中国人与中国政府。不然中国人会将针对＂中国＂的指责理解成对他们个人的指责。

看到争论，主持人又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怎么可以既对中国的一些事情表示不满，同时又不伤害中国人呢。Alex Lao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要注意用词，要搞清楚是针对政府还是国家，作为国家来讲，中国涵盖所有的海内外的华人，所以指责中国，就很容易被理解成指责中国人。

主持人看来对此并不同意，他说一般（西方媒体里的）中国是指中国的政府，不是中国人。

这时又出现一些短暂争论，最后Cheuk Kwon说，共产党利用了这一点。Jan Wong同意，说＂对＂。Cheuk Kwon接着说，（在中国）如果你反党，你就是叛国，我自己就是因为批评政府而被叫做叛国者。Andrea Chun接过话题来说，这也许是因为中国历史上就没有一个民主的政府，所以中国人经常把针对政府的行为看为针对他们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与西方不同。

Jan Wong不同意Andrea Chun的说法，她讲，当我住在中国的时候，他们把我当外国人，（在那里）我发现从所指含义来讲，政府和普通中国人是有很大区别的。（在中国）当你批评中国的时候，（中国人理解）你不是在批评那里的人，你是在批评共产党和政府。Cheuk Kwon接过来讲，以前是那个样子的，后来变了。自从６４以后，共产党大力提倡爱国主义教育，加上媒体不允许提民主，抗议等一些敏感的问题，人们也不许讨论这些，所以整整一代的中国人都被影响了，（要知道）现在３０岁的人那时才１１岁。（经过这种教育）他们（年轻一代）长大后都认同＂我就是中国，中国可以说不＂。我觉得这是根本问题之一。

主持人这时问了Wenran Jiang一个问题，你觉得这些抗议者对中国政府本身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Wenran Jiang回答说，海外华人的抗议助长了国内的民族主义，而中国政府得到了加强。主持人说这不是更糟糕了吗。（从上下文来分析，主持人可能问的是针对中国的抗议对中国政府影响如何，不过Wenran Jiang将抗议者理解成海外华人抗议者也不算错，反而使谈话更加的有意思）

Wenran Jiang接着说，比起８９来，这次（海外）华人是从媒体充分了解了事件之后，觉得听任西藏独立有损中国的主权，进而决定支持中国政府的。而８９的时候，海外华人也是从媒体上了解事情之后，觉得错在中国政府，进而对其抗议。

说到这里的时候，Wenran Jiang突然加重口气说，我不同意８９之后中国的年轻人被洗脑的说法，今天的年轻人，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有比89好得多的渠道来了解信息，他们都很聪明（没那么容易被洗脑）。尽管Cheuk Kwon这时反对说目前这些年轻人所得信息较之他们应该得到的还是要少，Wenran Jiang没有被就此打断，而是接着说，我觉得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年轻人目前比较情绪化，愿意站在政府一方，而８９的时候，（当时的年轻人）正相反。而且除了西藏问题以外，还有很多敏感的问题（具有相当的影响），我们需要更深入的探讨。

主持人转向Andrea Chun和Alex Lao询问他们的意见，Andrea Chun说在西藏问题上，你可以看到西方人对它的不了解。在很多西方人心目中，它被过于简化了，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人权问题，它还有历史和文化的因素在里面。我并不是替中国政府的人权问题开脱，但是西藏问题确实是很复杂的。就象加拿大的魁北克一样。

也许是觉得魁北克的问题很敏感，主持人打断了Andrea Chun，转而和Jan Wong聊起她11年以前写的那本RED CHINA BLUES里关于西藏问题的揭示，主持人说当年他的观众对书里所描述的中共掩盖西藏问题的内容很震惊，给他发了很多的EMAIL。Jan Wong显得有些意外，连连问＂是这样吗？＂。（这里比较有意思，Andrea Chun刚说西方人不了解西藏，主持人就马上转到Jan Wong来反驳Andrea Chun的观点，而且还一再强调Jan Wong至少是１１年前就已经揭示了西藏问题。作为第三代移民的Jan Wong,她的著作应该可以被理解成西方的观点吧，这主持人还是相当机敏的）。而同为主持人的Andrea Chun反应也是很快，马上接过话题谈起了在当天刚刚爆出的新闻－－印第安土著计划抗议加拿大的冬季奥运会，还连口说出三个部落的名字，进一步证明民族关系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而不应该仅仅简单的归为人权问题。（这种说法实在是很高明，与其说加拿大对原住民也有人权问题，不如说加拿大保证了原住民的人权，但是即便如此也解决不了民族矛盾，话后面的意思就不言自明了）。

主持人再次打断Andrea Chun，而转问Alex Lao，你觉得中国的媒体准确的报道了目前（针对奥运火炬）的抗议，以及西方对中国政府的反对情绪吗？Alex Lao说，我觉得无论西藏的流亡政府还是中国政府，（在报道这个事件的时候）都有宣传的成分在里面，他们都有基于政治立场的偏见。但是作为中国人来讲，我们有渠道获得更多的信息，所以较西方人更加的了解（西藏的情况）。就拿我来说吧，我自己在中国和加拿大都居住了很久，所以对两边的情况更加了解，更能够从事件双方获取信息。而西方人由于欠缺特定的文化背景，所以很难（掌握事情的真相）。

这时，Cheuk Kwon连说了好几个＂我对中国政府有看法＂，打断了Alex Lao。Cheuk Kwon接着说，中国政府经常对事实歪曲，比如说，将西藏人说成是西藏分裂分子。他们的手法经常是将独立诉求说成是暴力，进而将暴力说成是恐怖主义。中国政府经常通过歪曲事实来影响国人对事件的看法，逃避自醒，误导公众。我自己有朋友在北京，他的女儿经常连一些敏感的英文时政信息都GOOGLE不到。说到这里，Cheuk Kwon指了指Jan Wong说，她（常去中国）一定有类似的经历。

Jan Wong证实说（在国内）有时可以登陆一些网站，而有时就不行，这些都是受政治气候影响的。

Cheuk Kwon接着说中国政府最近又要求所有的在京留学生不许在六到八月间滞留国内，在那段时间里，他们必须离境。

主持人这时转向Alex Lao问，国内的老百姓到底怎么能知道发生在西方的抗议呢？Alex Lao回答说，现在通过互联网查找信息很方便的，我们与国内的联系又很紧密（国内的人要想知道这边的事情一点也不难）。另外，我不同意中国政府歪曲西藏状况的说法，我自己看了一些西方人１８和１９世纪写的书，也看了一些相关的档案（证实中国政府没有撒谎）。我之所以叫他们是藏独，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代表大多数藏人，达赖也只是代表西藏众多教派里的一个。主持人问道，他（达赖）根本就不想独立呀。Alex Lao回答说达赖也是最近才刚刚开始这么说的。另外在１９５０年之前，有西方记者报道说西藏当时就是个农奴社会。

主持人转向Andrea Chun问，你的观众在北京办奥运会是好事还是坏事上有分歧吗？Andrea Chun回答说，在这个问题上，所有的人都同意这是一件好事，完全没有分歧。

Andrea Chun接着讲，（除了一致认为奥运会是好事以外）分歧也还是有的，但是主要集中在如何更加有效的使中国政府改进人权和其他的有争议的地方，同时又尽量减少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在这段话里面，Andrea Chun一再用了好几个＂我们＂来加强语气。

Alex Lao接下来讲举办奥运会确实是一次使中国的人权状况与世界同步的好机会。

Jan Wong接下来说，这（举办奥运会）其实是中国政府真正的第一次与世界互动，他们（中国政府目前）广受批评，不知所措。这时主持人插话说，我们是不是要减少对他们的批评呢？Jan Wong回答说，没必要，这（批评中国政府）对他们是有好处的，让他们受到震动。在中国（有一个现象），一旦有中国人与外国人出现争执，其他的中国人都会无条件的聚集在自己人一边，民族主义比较强烈。主持人这时说了一连串的OK，BUT来打断Jan Wong，说，这和我可以批评我妈妈的厨艺，而不允许别人指手划脚不是一样的吗？Jan Wong说不一样的，她继续讲，中国事实上不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汉人占总人口的９５％还多，（他们）对其他族裔和国家的宽容性很差，与外部世界比较容易对立。对主持人接下来提到的抗议者是否应该注意这些（态度缓和一些），Jan Wong说应该注意，她又说，但是（目前的）抗议有助于提升对人权的关注。

Wenran Jiang接下来讲，西方的媒体和公众应该注意一个问题，海外华人（包括加拿大华人）这次走上街头抗议，不是完全的受中国政府影响的结果。尽管中国政府的影响是因素之一，但是更主要的是因为海外华人有支持奥运会的愿望，对中国政府也有些同情。（对他们的这种行为）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是响应中国政府的号召。真正的问题是，（Wenran Jiang这时转向Cheuk Kwon说我同意你刚才的说法），中国政府的宣传机器利用了这钟热情，猛炒这件事情（海外华人抗议潮）。（要知道）离奥运会就几个月了，到时候会有３万５千的各国记者来报道奥运会，而这个时候发动一场针对西方媒体的批判运动，主持人打断了Wenran Jiang的话，说，就在昨天（４月１８日），华盛顿日报报道了王千媛的事情，报道说，一段网上视频显示一个２０岁左右的大学新生站在支持西藏和北京的人之间。视频贴出数小时之后就有很多人愤怒的指责她叛国，应该受到惩罚。有人将她的个人信息，父母地址和国内电话都贴在网上。又人说她让我们这么丢人，应该当场杀了她。

主持人说完以后，Cheuk Kwon补充说王千媛已经受到死亡威胁。主持人说可不是吗，接着问，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寻常吗？Jan Wong说她认为类似的事情是常见的。她说，我觉得中国政府在玩火。离奥运会只有３个月了，中国政府还在挑动对立情绪。（西方的）记者已经被（政府）妖魔化了（虽然说记者们过度的简化了西藏问题），当这些记者到达（北京）后，局面不会好看的。我觉得奥运会出问题，除非（中国政府）适当压制国内的民族主义（西方人攻击我们，西方人不了解我们，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这是主权问题 ），不然很难不出事。

接下来Cheuk Kwon讲，两年前曾经发生了类似的事情。那时（中国人）因为南京大屠杀抵制日本人，在日本使馆前抗议，后来政府觉得局面有失控的可能（打砸日商店铺），就派警察将抗议解散了。

听完Cheuk Kwon的话，Alex Lao说，这（上面这个例子）正说明中国政府对民族主义很警觉的。他接着说，中国的民族主义其实是由于列强多年的反复侵略造成的，外部势力（的压迫）使之得以加强。今天中国人的国家意识比较强，最近的针对中国和违反奥运精神的一系列抗议更是激发了更强烈的民族主义。

可能是由于没有听明白Alex Lao的最后一句话，Cheuk Kwon这时问你是说中国违反奥运精神吗？Cheuk Kwon在问的时候言语有些反复，听口气他最先想说＂暴力＂，然后换成＂反华＂，最后确定说你是说＂中国＂违反奥运精神吗？

这时周围的人在轻声的笑。Alex Lao纠正说，不是（他没有那个意思），然后又提了巴黎奥运火炬被抢夺的事情，指出这些都激化了民族主义。

Andrea Chun这时说，中国政府经历了一场公关危机，他们驱逐在西藏的记者，包括香港来的记者在内。记者们的设备，资料（包括录音）也被没收了，这让他们如何报道呢？这件事情可比上次抗议日本严重多了，我不信政府可以象上次一样能全盘控制，制止事情的发生，封锁消息。事实上消息还是传了出去，真不知道这次公关危机结果会怎么样。

Cheuk Kwon对此表示赞同，并且补充说，他们（中国政府）确实是在玩火，要知道在过去的１０年里，多伦多一个地方就来了１５万的大陆移民。问题是这些大陆的移民较之香港移民更加容易接受中国政府的压力，因为他们与中国还有联系，而在中国的经历告诉他们如果不好好表现，就...

这时候Jan Wong插了一句，就把你家地址贴到网上。她话音刚落，大家就都笑了。

笑过之后，主持人和Jan Wong问起423华人集会的事情，对于Jan Wong关于如何组织人到OTTAWA抗议的问题，Alex Lao说是通过互联网，他自己也惊讶有那么多人（包括香港，台湾人）要去支持（北京）奥运。Alex Lao也透露了参加的人数在８０００到１００００之间。听到这个数字后，主持人说规模很大呀，你们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了吗？Alex Lao说完全没有！主持人显得有些惊讶，又问了一次，Alex Lao说我们都没想过要寻求他们的帮助。

Cheuk Kwon这时说，我看到国会山前红旗的海洋，作为华裔加拿大人，我有些感到羞愧。主持人略显意外，问，为什么？Cheuk Kwon和Jan Wong几乎同时说（因为）我们的国家是加拿大，Cheuk Kwon接着说，我居住在加拿大，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是加拿大的爱国者。（由于在国会山前的红旗海洋），人们会对Jan，我，Andrea说：你是中国人，（略一停顿），哪来回哪去吧。Jan在Cheuk Kwon刚说出＂你是中国人＂的时候就插话说：那我们就说他反华，我们也能打中国牌（种族牌）。

大家又是笑。

笑过之后，Alex Lao说我们曾试图为他们（示威者）提供更多的加拿大国旗，但是...

除了Wenran Jiang和主持人以外，其他的人这时几乎同时说：我不信你试过。Alex Lao辩解说，确实计划要准备加拿大国旗，但是时间紧，买旗和发旗都很耗费时间的。其他人还是不相信。

这时Cheuk Kwon和主持人问起Alex Lao哪里来的那么多的五星红旗，尤其是主持人说你们一下搞到那么多质量那么好的中国国旗，很难相信（这里没有中国政府的支持）。Alex Lao解释说我确实一度决定用一半加国国旗，一半中国国旗，但是最终没有实现（购买，纷发等原因）。主持人说不对，（那么多精心准备的中国国旗）这表示你们的集会后面有中国政府的帮助，不然谁有能力组织所有的这些呢？Alex Lao说我们也听说过这样的说法，但是大家需要明白中国的国旗不仅仅代表政府，也同时代表国家，（要表达中国这个概念）不用中国国旗还能用什么。

争论告一段落之后，Wenran Jiang说，目前中国内外的民族主义是很复杂的，人们确实分歧很多，对立的各方目前也很情绪化。当支持中国和中国政府的集会出现的时候，也势必产生一定程度的压力。但是就主持人提到的杜克大学王千媛来讲，虽然她是很好的一个新闻故事，但是她的境遇有普遍性吗？是不是说普遍来讲，不认同支持中国的人就会被支持者打倒在地呢？我觉得不是这个样子的，这是个别的现象，没有普遍的意义。另一方面来讲，面对日益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华人社会可不可以更加宽容的让多方面的意见都得到充分的表达呢？能不能不让民族主义发展过度呢？这也是推行民主的目的。

听完这段话之后，主持人问Jan Wong，你以前也提到过中国人抗议是为找回面子，你觉得西方的记者们在报道中国时有歪曲事实的倾向吗？Jan Wong的回答很肯定，她说是的，他们（记者）（有的报道）不公平，不准确。我觉得记者要负一定责任，同时中国政府由于限制（记者）进入西藏，也要负一定责任。我个人的观点是如果中国政府希望（西方媒体）全面客观的报道西藏，那就应该允许记者进入，我个人相信西方记者是会公正报道的。不允许他们进入，绝对是中国政府的错误。同时西方的记者也确实需要做的更好。

主持人又问Andrea Chun，你觉得有什么这方面的报道让你觉得不舒服（受冒犯）吗？Andrea Chun说倒不至于很严重，但是那些报道确实可以更加公平一些。比如说，OTTAWA423集会我就没在环球邮报上看到，在多伦多星报的网站上倒是有，还有CTV，但是总体来说谈不上醒目。本地中文报纸都头版报道了这件事。我同事也很不高兴，因为连四五十人的藏人抗议省长与中国商务代表会谈媒体都高调报道，为什么几千人在国会山前那么大的集会都没有得到同样规模的报道呢？

主持人转向Cheuk Kwon问，你觉得这是双重标准吗？Cheuk Kwon回答说是，但是他强调说，你们要明白，作为所谓的外国人（FOREIGN NATIONALS）在加拿大的国会山前抗议，算不了什么大的新闻。与对中国人相比，媒体是应该给予西藏人更多的同情。有人在Andrea Chun的节目里问我，为什么奥运火炬顺利通过坦桑尼亚时CNN不报道，我说，你的房子要是着火了，西方的记者会报道，要是没着，他们就不会报道，再说，那又不是美国，不是世界的中心。主持人笑着说，你是说坏事才能算新闻吧？Cheuk Kwon接着说，这和人民日报和加拿大华人媒体正好相反，它们（对奥运会）象啦啦队一样，一片欢庆。

主持人接着问Wenran Jiang，节目就剩两分钟了，你能说说这次奥运会有可能不被过于政治化吗？Wenran Jiang说奥运会已经被政治化了，现在说这个有点晚了。政治会贯穿本次奥运始终。问题是世界各国如何反应，中国政府如何反应。

Jan Wong说，我同意，奥运就是被政治化了，中国人目前已经做出了反应，就是没有去西藏对藏民进行屠杀。他们在（314之后）４８小时里没有什么举动。这在以前是不能想象的。Jan Wong这时又问了一下周围的人说＂对吧？＂。Cheuk Kwon回应说＂对＂。主持人说要是没有奥运会，没准他们就要那么做了，Jan Wong说没错。

Alex Lao这时说，加拿大人应该与中国人合作，共同使奥运成功。主持人问，具体如何做到这一点呢？Alex Lao回答说，就是将事情看得更清楚，多从历史和文化角度考虑问题，不要很冲动的就下结论，或者冒然支持某一方。（不然的话）二十年以后，当今天成为历史，我们如何能保证今天做的事情是正确和值得骄傲的呢？

Cheuk Kwon说，我反对抵制奥运会，人们应该参加，不然谁知道那里（中国）倒底发生了什么呢？

Jan Wong最后说，（奥运会）一定会有很多的事情发生的。

TVO的这次访谈虽然只有短短的半个小时，但其涉及的内容则远不是半个小时所能涵盖的，单单是嘉宾的背景和经历就有着太多的信息需要我们解读。试想，加国华人不下百万，单多伦多一地就有５０余万，为什么单单这５位嘉宾被节目选中呢？

我个人认为，简单的讲就是他们有这个资格，表达CHINESE ON CHINA的资格。

在这个高度尊重人权的国度里，言论自由是上天赋予的，是那么的无可争议，不容置疑。但是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让自己的声音被大众听到，进而产生一定的影响，却是代价极其高昂，没有一定的资格，是绝对无缘享受的。

更困难的是，这种资格本身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甚至无法对其进行精确的描述，只能是通过对一些具体案例的分析才能对其体会一二。

下面就让我们近距离的看看这次节目的嘉宾吧（以下所有资料都来自互联网，如果当事人偏巧看到，觉得有碍隐私，我一定会对相关部分进行修改）。

姜闻然

北大历史系７７届（７７年入学），是薄熙来的同学（同系同界，不知是否同班，不过他们那界也就五六十人）。目前是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中国学院院长，博士，政治学终生教授。

姜教授是东亚＆中国问题专家，近年来，在媒体，尤其是英文媒体上经常出现。在我的印象里，每当有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他的见解经常的被引用。如在CBC广播电台近期关于孔子学院，一千个中国间谍，叛逃的中国外交官，中国产品质量问题，奥运会，西藏自由运动，和最近的华人支持中国奥运等一系列节目里，都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其他的平面媒体就更多了，如TIME，GLOBE＆MAIL等。

值得一提的是，姜教授的观点并不是总与西方媒体保持一致的，有时甚至相反。如他最近在G＆M上的署名文章里指出了西藏不为人熟知的另一面，包括西藏早前的农奴制，媒体偏见，西藏是中国一部分，海外华人自发支持中国，CIA早年卷入西藏独立等等，与主流的报道大大的不同。

我想姜教授是通过自己数十年来的研究，以及知识和学养为自己赢来了现在的影响和尊重。他在本次节目里的表现也是一贯的严谨和客观，我会在后面的贴子里详细的介绍。

Andrea Chun

律师，本地多伦多中文电台节目主持人，是个很活跃的社会活动家。从她的举止言谈来判断，她象是自幼就生活在加拿大的。

在最近的多伦多星报上，她很明确的表达了她的听众（我个人猜测，她的听众可能说粤语的居多）对北京奥运的支持。作为每天都与很多华人交流的电台主持人，她自然是很了解自己听众的想法。

我想她的优势就是贴近华人，掌握第一手的信息。

夏和（ALEX LAO）

３１９和４１３集会的召集者之一，新闻发言人。作为新移民（记得夏和自己好象在CBC的节目里提到自己５，６年前来加），他亲身参与了两次华人集会的召集和组织，并且一直作为官方的新闻发言人接受媒体的采访。

就规模来言，两次集会的总人数过万，最近的一次更是有居住在多个城市的华人参与，对于一贯低调的华人社区来讲，这几次集会颇为值得关注。

背靠上万的参与者和更多的集会支持者，夏和当然有资格表达这部分华人的看法。

JAN WONG

黄明珍，应该和姜教授是一代人。更巧的是，作为第三代的加拿大华裔，她很难得的与姜教授同为北大校友，在７０年代的早期，信仰革命的她从加拿大到北大读书，成为了当时被北大接受的两个西方留学生之一，批准她申请的人是当时的总理周恩来。然而，这仅仅是她传奇的开始。在中国期间（７６年），她拒绝特殊待遇（校方曾派了４０个人＂服侍＂这两个留学生），主动到工厂和农村劳动，在７６年她与Norman Shulman在中国结婚，而这位与白求恩同名的美国男子不但当时正在逃避越战兵役，而且还一路逃到了中国，是当时唯一居住在中国的美国逃兵。随着文革的结束，黄明珍的革命理想也破灭了。可这段经历给她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以至于３０多年后，她还笑称自己长了一张＂共产党员的脸＂。

她后来回到加拿大，成为了一名很著名的记者和专栏作家，写了几本关于中国的畅销书。她是８９事件的见证人之一，是少数几个亲眼目睹那位TANK MAN，并对其故事进行报道的西方记者之一。她对８９的报道现在已经成为西方对这段历史无可争议的史料。PBS对其见闻和访谈都有收录。

值得指出的是，黄明珍的写作范围绝对不仅仅局限于中国的题材，她关于加拿大本地事件的报道也经常引起关注甚至轰动。具体的上网查查就知道了。

总之，我对她的初步印象是：这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西方记者，并且是对中国的事务，尤其是文革后期与改革开放初期的事务有相当了解的西方记者。其华裔背景和经历使她成为了谈论中国问题时绕不过去的人物。

最后一个就是关卓中( Cheuk Kwan )

身为活跃的人权运动人士，他在近几年拍摄了一部叫＂中餐馆＂的纪录片，几乎囊括了世界各地的中餐馆，有一定的影响。这位曾经的IT人生于香港，成长地遍及新加坡，日本和香港，可以说３种外语以及多种中国的方言。

关先生早年的时候（７０年末）曾参与在加拿大建立了一份杂志，叫 The Asianadian，这是一本旨在提升亚裔价值观和社会地位，团结不同族裔，让主流社会倾听亚裔呼声的杂志，这本杂志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１９７９年，关先生参与了抗议CTV纪录片Campus Giveaway 的活动，并且参与创建了CCNC（平权会）。要知道当时的纪录片Campus Giveaway 主要是攻击亚裔，尤其是华裔在校园里所占比例过高，危害其他族裔的教育资源。现在为人熟知的王裕嘉医生就是当时的主要抗议者之一。那次的事件影响很大，现在CTV的网站上还有当年王医生接受采访的录像。

当年的王医生和关先生与现在的夏和一样的年轻，一样的意气风发呀（写到这里，突然很感慨）。

之后，关先生积极的参与了很多与人权和平等有关的运动，以他的经历和背景，自然对８９很抵触，对参与８９的民主人士也很同情，根据网上的资料，他还曾是＂中国人权＂的理事（不知道这个组织的可以查查中国人权和方励之）。他目前是多伦多民主联合会的主席。这个组织最近的活动包括在３月２９日于多伦多领事馆前举行的抗议人权集会，以及抵制多伦多市长访华。

关先生对加国华人近期的集会与奥运的很多观点在GLOBE＆MAIL上都有报道。

就关先生的经历和影响来看，他被邀请成为本次节目的嘉宾当然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了。

写到这，请大家仔细想一个问题，在加拿大以至于整个西方社会里，谈论一件事情，尤其是希望影响别人的时候，观点本身真的是最最重要的吗？

至少在我看来，观点不是唯一重要的。

关-键-还-要-看-你-有-没-有-资-格！

这就是我对为什么是这五个人的解释。

我的桌子上放着JAN WONG（黄明珍）的几本书，包括RED CHINA BLUES和BEIJING CONFIDENTIAL。面前的电脑屏幕上零乱的叠放着一堆窗口，每个里面都有或多或少的关于这五位嘉宾的信息。

随着对他们了解的逐渐增多，我内心的感受越发的复杂起来，可以说是五味杂陈。

当我的目光再次落回到采访的现场时，画面上５７岁的关卓中和坐在对面年轻的夏河正在为打出红旗的事情质问着，辩解着，一旁５１岁的姜教授和５５岁的黄明珍很专著的看着他们，一个数字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闪现在我的脑海里－－

１９７９

３０年前的１９７９，同样在多伦多，同样是２０００多被媒体激怒的的中国人，同在繁华的市中心，同样的在太多的沉默之后爆发了。跨越了整整的３０年，两代人争的都是相同的两个字－－公平！

同样作为组织者的关卓中和夏河，面对不公，他们毫不犹豫的选择了战斗，相隔了３０年，不知在他们对话的时候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争论之余，心有所动呢？

同在１９７９年，在地球的另外一端，当年２６岁的黄明珍（JAN WONG）正兴奋的留连在西单的民主墙前，紧张的与周围激动的年轻人交谈着，这位从北大毕业不久的加拿大女孩，在中国的第五个年头里，成为第一名纽约时报的驻京记者，此时的心情是兴奋？是激动？是困惑？还是失落呢？看着昔日与自己一样狂热的年轻人正在同样狂热的谈论着中国的民主和未来，她的心情也许是自己都很难描述清楚的。不知当年与她交谈的年轻人里，有没有目前颇有影响的姜闻然。作为不太离谱的推断，这位日后的政治学教授想必是同样的激动吧。在那个极其不平常的年代里，这位２０岁就考上北大的７７界历史系学生很可能有很多终生都难以的经历。

３０年后，当他们面对夏河的时候，是否从他略显青涩的发言里看到多年前的自己呢？同样是离家千里，万里，同样是处在历史的重大时刻，一样的兴奋，一样的憧憬，这些可否唤起黄，姜两位的一些回忆呢？

穿越历史，曾经的你也许就是现在的我。

虽然时间无情，可又有谁可以平静的面对那两个无数人都魂牵梦绕的字呢？

中国，你有时好沉重，有时又是多么的可爱呀。

没有出什么意料之外的东西。中国人的感受他们还是没有理解，给人家印象的就是中国人为了自己的面子，勉强给了中国政府一个面子。而且还一直为了身份政治刻意讨好西人。可这根本就不是面子的问题啊。

有一个现象我一直很有感触。就是中国人在一起的时候谈的是一种观点，当有了西人在身边，自己的观点就跟着人家跑了。说到后来自己都奇怪：我怎么会说出这种意思完全相反的话？？

起码我总有这种感觉。自己鄙视自己一下。

这种评论节目与民意调查类似，选择对象是非常值得斟酌的。

一方面，需要有持不同的观点的人参与，不能造成一边倒的局面；另一方面，要反映出持有不同观点的人的实际比例，对半分不代表民主。简单说，我们让一个台湾人与一个国人就台独进行辩论，结果如何就很难说。一方面，是代表的辩论能力存在差异，另一方面，是一对一不能代表实力对比。

所以，在这个评论中，有两位是反对这场运动的，一位持中立态度，只有一位是支持者，加上主持人偏向西方传媒和西方思潮，可想而知结果如何。就这个讨论也好辩论也好，有几个问题根本没有反映出正确答案。

西方传媒是否真的只是好意的指责中国政府和人权问题？不是。

西方群众是否在所谓“指责人权问题”的运动中没有种族倾向？不是。

西方整体对中国的快速崛起是否能够平静的接受？不是。

海外华人与国内民众是否是简单的民族主义？不是。

不懂不要紧，可以去学习，去了解。他们总是在指责中共政府这个那个，从来没有想过在沟通的意愿上，中共政府一直是很友善的态度。如果西方不能放低姿态，与东方的这些国家进行交流，继续这种高高在上的态度，他们就永远不懂东方这个民族，永远“友邦惊诧”下去。

老实说，有些人在国外呆的时间太长，年纪又大了，根本跟不上国内的形势，还在那里指手划脚的，以为“共军动态尽在掌握之中”，可怜可笑。

他们（也许不包括Alex和教授）认为中国人试图挽回脸面，言下之意就是中国人已经丢脸了。

何谓丢脸？做错了事被人家发现，那就是丢脸。

若是做对了事，却被别人歪曲抹黑，横加指责，那叫被诽谤，不叫丢脸。

所以说，立场从一开始就定下了：我们是正确的，你们是错误的，我们只是想探讨一下，如何能够更好地指出你们的错误，教育你们，使你们进步。

无论有意无意，那些坚持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来评论中国的人，永远也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

p.s.楼主的评述够详细，给你多送几朵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