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未曾发生的历史（转）苏德篇 迈克尔?伯利 著 -- foundera
假如纳粹德国打败了苏联，将会怎样?
迈克尔?伯利 著
序：我们将心满意足地享受100年
什么样的任务等着我们啊!我们将心满意足地享受100年。
――阿道夫?希特勒
伴随着6000门大炮的轰鸣声，巴巴洛萨计划于1941年6月22日凌晨时分展开。在早晨稍晚一些时候，德国空军已经击落了890架苏联飞机，其中668架在地面上被俘获。7月12日，已经有6857架苏联飞机被击落，德国方面只损失了550架飞机。总数超过300万人的德国和轴心国部队(其中包括芬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意大利和斯洛伐克)被划分成北方、中央和南方三个军团，分别朝着列宁格勒、莫斯科和乌克兰方向穿过了苏联国境。其基本目标是击溃德维纳河一第聂伯河一线以西的红军部队。他们的推进非常迅速，早在7月3日，参谋长弗兰茨?哈尔德就在日记中写道，“对俄国的战役在两周之内就已经取得了胜利。”他随即将注意力转向夺走苏联在未来的修复期必要的经济资源的问题、来自英国的持续不断的干扰问题以及穿过高加索山对伊朗发起进攻的可能性的问题。这种自信在装备政策上也有所表现。1941年7月14日，希特勒颁布命令，取消了给陆军的优先待遇，将之转移给了德国的海军和空军。
正如众所周知的，哈尔德的乐观估计逐渐被实际情况所推翻。地图上的道路与实际上时而炎热无比、尘土飞扬，时而大雨如注、泥泞难行的道路完全是两回事。装甲部队和摩托化步兵固然可以不顾机械的磨损而勉强前进，但是步兵和由马拉动的装备却越来越远地落在后面。肩负重荷的步兵行进在四周景色单调的道路上，目的地遥不可及，他们感到又愤怒又绝望，挥汗如雨，饱受苍蝇和蚊虫的叮咬。尽管大量俄国士兵被俘――例如，斯摩棱斯克战役中有30万苏联士兵被俘，基辅有65万，维亚兹马和布良斯克有65万(他们中大多数后来都在恶劣的条件下死去)――但是德国的对手似乎并没有因此失去信心。实际上，苏联人看来能够轻易征集到新的部队，无论是来自西伯利亚的士兵还是临时仓促征集的民兵。斯大林颁布的第270号令准许逮捕逃兵的家人，或者至少剥夺任何投降士兵的家人获得国家资助的权利，因此慑服了那些有可能叛变的人。那些被斯大林用于推卸责任的将军则遭枪决。城市的生产被迅速转为为军事需要服务，比如自行车制造厂很快就造起了喷火器，大工厂则被拆卸，与它们的工人一起被送往乌拉尔山、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地区。比如，1941年12月下旬，乌克兰的扎普罗兹塔尔钢铁工厂在六周内就被转移到了乌拉尔山的车里雅宾斯克附近，尽管当时人们在打地基前不得不先加热地面，而且水泥在零下45摄氏度的气温中冻结。这场巨大的努力对德国人造成的后果被恰当地比做“一场经济上的斯大林格勒战役”。
苏联的抵抗由于德国的失策而变得更加有效。7月下旬，希特勒不顾一些将军们提出的集中力量打击莫斯科的建议，命令中央军团停在斯摩棱斯克，将其侧翼的装甲部队调遣去进攻列宁格勒，并对南部的顿涅茨盆地和高加索地区发起强攻。8月11日，不再显得那么自信的哈尔德发现了德国人未曾注意到的苏联人的几个师，这些师“根据我们的标准，算不上拥有什么装备和设施……但是它们的确存在着，而且假如我们打死它们的一打人，俄国人就会再变出一打来。”台风行动是中央军团对莫斯科的攻击的继续，它开始的时间是10月，危险地接近了冬天的开端。12月上旬，气温降到了零下30摄氏度以下，油脂和汽油冻结，地面也冻硬了。衣着单薄的德国士兵们将报纸或者传单塞进大衣里避寒，抖抖索索地围着用珍贵的汽油储备燃烧起的火堆挤做一团。他们用斧头削下冰冻的马肉果腹。希特勒拒绝考虑战略撤退的可能，反倒挖苦地对一位提出这种策略的将军问道，“先生，以上帝的名义，您想撤退到哪里，想撤退多远呢?……您是不是想撤退50公里，您认为那里会暖和一些吗?”在已经如此接近莫斯科的时候，精疲力竭、满怀恐慌的德国军队在12月下旬被斗志高昂、穿着厚厚的冬大衣，装备着冲锋枪的西伯利亚师追逐着，在苏联首都以北280公里的地方被歼灭。德国在冬天降临之前用闪电战术摧毁苏联的战略以失败告终；接下来的是一场漫长的消耗战。希特勒在2月19日对博尔曼说，“博尔曼，你知道，我一向就讨厌雪。我一向就憎恨它。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了。这是一种不祥的预感。”
在用狂热的抵抗命令抵制苏联的冬季进攻之后，希特勒在 1942年夏季的战役(蓝色行动)中降低了目标，以对南部的油田发动主要进攻为目的。他意识到自己需要这个地区的自然资源，以便从失败的闪电战战略转向一场正在形成的消耗战，与大国之间广泛结成的联盟对抗。如他所说，“假如我得不到迈高普和格罗兹尼的石油，就将不得不了结这场战争。”希特勒再次致命地干涉军队的部署，围绕两个不同的目标对之进行了划分，即夺取南部的石油和与伏尔加河以西的苏联后备军的大决战。他像斯大林一样，将斯大林格勒战役转变为一场真实的和象征意义上的意志之战。对每一堆烧焦的砖块和每一层被摧毁的房屋，都要用加农炮、手榴弹、喷火器加以争夺。在三天之内，中心火车站被双方反复攻占达15次之多。当保罗斯①的部队试图将苏联抵抗者赶出废墟时，苏联人发动了钳形行动，深深地包围了他们，使之无法得到救援。由于德国空军未能从空中对受困者加以援助，保罗斯最终举手投降，随之受降的还有9万士兵。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希特勒的芬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盟军开始要求达成妥协的和平。但是在1943年7月4日，他再次发起进攻，这次的行动是在相对紧缩的150千米的前线开展的，目的是打击库尔斯克突出部。二战中最大的坦克战的结果是使苏联人获得了战略上的主动，后者从此开始控制战争的进程。
作为两种对抗性的意识形态体系之间的总决战，以及针对犹太人和斯拉夫“下等人(原文为德文)”的一场政治一生物性的讨伐战，德国对苏联的进攻与其在西方的战争在性质上有本质不同。这可以由这个事实得到验证：西方盟军的战俘有3．5％在1939年到1945年之间死于德国的监禁，31．6％，或者说100万德国人在苏联的监禁中死去，而死在条件恶劣的德国集中营中或者去这些集中营的路上，以及直接丧命于党卫队保安处或者德国军队的刽子手的手中的苏联人则高达57％，或者说330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在1942年夏天以前死去的。希特勒在3月 30日对大约250名将军发表演讲时定下了战争的基调：“我们必须摆脱士兵之间有同志情谊的观点。共产党决不是我们的同志。这是一场灭绝性的战争……斗争与我们在西方的战斗是十分不同的。在东方，我们现在的苛刻意味着未来的温和。”充满纳粹意识形态的命令和指导原则，尤其是1941年5月13日颁布的有关军事公正的命令和6月6日在进攻之前由军队高级指挥官宣布的臭名昭著的政委命令使得传统战争和种族一意识形态战争之间的界限被混淆了，将德国军队变成在党卫队及其各种各样的警察同谋的掠夺中或多或少心甘情愿的帮凶。
它们还证明军事犯罪是被事先预谋的。战争的预先决定的意识形态特征以及军队向政治士兵的逐渐转变导致的结果不仅是德国战线范围内的220万犹太人遭到系统的大屠杀，还有对“吉普塞人”和精神病院里的病人的杀害，还有由于对类似“情报人员”、“强盗”、“游击队员”、“破坏者”、“间谍”和“抵抗者”等概念的滥用而导致的整个村庄的村民被枪杀、从电线杆上被吊死或者在谷仓和教堂里被烧死。希特勒注意到，所谓游击队员的活动“给了我们以消灭一切反对我们的人的机会”，这是一个典型的谬论：牺牲者完全可能并没有“反对”任何人。正如党卫军巴赫―齐列夫斯基将军后来承认的：
对游击队员的战斗渐渐被用来作为别的行动的借口，比如消灭犹太人和吉普塞人的的行动、系统性地消灭大约3000万斯拉夫人(以便保证德国人的优势)的行动和通过枪杀和抢劫对公民实行恐怖统治的行动。
每当一个民兵在明斯克被枪决，那么就将有4500名犹太人被谋杀，这种做法遵循的是这样的等式：“有游击队员的地方，就有犹太人；有犹太人的地方，就有游击队员。”有点头脑的德国军官开始考虑所谓的“6000／480的问题”，即从6000名死去的游击队员身上只搜出了480支来复枪的神秘问题。其实游击队员的存在既是斯大林事后企图在敌占区继续活动的决定导致的结果，也是德国严厉的占领政策的后果。对于富有奉献精神的小型核心集团之外的大部分游击队员来说，成为“志愿者” (这是对那些如果开小差，家人就会被杀害的应征人伍者的委婉叫法)同在德国统治下生活无甚差别。
对“千年德意志帝国”进行的“假如……将会怎样”式想象已经使许多通俗小说家、军事历史迷和一些专业历史学家激动不已。诸如伦?戴顿，罗伯特?哈里斯等作家和最近出现的美国政治家纽特?金瑞奇都已经将第三帝国用做通俗惊险小说的背景(它们的历史精确度各有不同)。其他人，如最近出现的拉尔夫?乔丹诺则对“假如希特勒赢得了战争”后将有可能发生的事情进行了比较实在的描述。但是，这类作家都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各种纳粹力量纷呈，代表着大量意识形态倾向的体系中，有可能出现的结果将不只一个。此外，这些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最近出现的(盎格鲁一美国或者德国)关于新近统―的联邦共和国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的担忧，后者隐含的意义遭到人们的深深憎恶。作为对比，军事历史学家中大多数人对这个领域的贡献都仅仅是运筹学的，他们只是在舒适的书房里调遣着军队。而专业的历史学家如雅克恩?泰斯等人则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档次，他们集中精力研究纳粹的狂妄自大的象征性表现，从德国对战后阶段的建设计划中，或者从德国计划成立一个伪欧盟或者制订单一货币的计划中推测出德国试图谋取“统治世界”的地位的野心。
但是，在东部前线的问题上，大量与直接的和远期的未来有关的现存文件使我们没有必要进行假设性想象。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德国人进攻、占领了苏联的大量地区，其战线在有些地区深入苏联2000千米。因此，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胜利的德国将如何处理解体的苏联各地区。为了进行可信的反事实推论，我们惟一需要加以想象的是德国在军事上取得的胜利。
罗森堡的反事实推论
假如希特勒听从了他的将军们的建议，运用军事历史学家詹姆斯?卢卡斯想象的方式――沃顿计划――设法在1941年冬天来临之前占领了莫斯科，情况将会怎样?我们不妨假设，在斯大林等人撤出被困的首都之前或者在撤退期间，发生了某种事件，影响了他们的领导，使得红军进行有组织抵抗的意志崩溃了。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以上关于实际情况的简短记述，那么假如当时没有出现希特勒信奉的赤裸裸的纳粹种族教条与军事一经济需要的结合，我们就可以轻易地想象出一些在苏联被占领地区可以使用的其他统治策略。占领者可以利用分离主义情绪，在波罗的海地区、白俄罗斯、高加索地区和乌克兰建立一系列傀儡政府(它们处于德国占领统治者的统治之下)。用解除集体制、财产的再度私有化、宗教信仰的恢复等等措施可以颠覆布尔什维克的说教。由于乌拉尔山的地形和横跨乌拉尔山的武器工厂的存在，苏联的抵抗不大可能消失，但是大量认为布尔什维克败局已定的合作者的存在足以制衡这种抵抗。
这个策略应当会很有效果，这一点毋庸置疑。在德国进攻者到来之前，利沃夫的西部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班德拉的领导下，发动了一场反苏联的暴动(和大屠杀)。在各个被占领地区都出现了当地居民提供的相当数量的合作。大约100万苏联人与德国武装部队有过各种程度的联系，其中大多数人都来自被解除武装的辅助部队，即所谓“Hiwis”(德语中被解除武装的辅助部队的缩略语)，不过当时还存在着超过25万的武装军事合作者，其中包括卡明斯基旅，后者辅助镇压了1944年的华沙起义，还有伏拉索夫的俄罗斯解放军，以及各种各样的哥萨克，卡尔梅克人或者鞑靼兵团，今天它们的名气被它们的波罗的海或者乌克兰的党卫队同伴掩盖住了。一些民族主义者在德国军队里比在红军中军衔还高。正如前苏联的俄国历史学家现在揭露的，那些作为控制、警察工作和恐怖方面的无耻的专家的前共产党员们中不乏当年帮助过占领军的人。
因此，那些对政治冲突理解得比较透彻的人，比如德国军队的宣传部门的人员，对于那种不认真地对待易激动的流亡分离主义者，疏远大俄罗斯人的做法提出了警告。相反地，目标应当是通过“自由而非征服”的口号在克里姆林宫和俄国人民之间树立起一道藩篱。同时，希特勒的东部占领区首脑罗森堡赞同他的元首的极端反俄罗斯态度，但是也注意到其他民族团体之间的分歧及其战略作用。他设想对立陶宛、拉托维亚、爱沙尼亚和白俄罗斯、扩大的乌克兰、高加索联邦建立保护国关系，除此之外，他还设想对被这圈封锁线包围着的、复兴的、被大大削减了的“俄罗斯帝国”也提供保护，后者的力量将被重新用来对付亚洲。在高加索或者俄罗斯帝国成立帝国给养站的计划被拟订了。罗森堡以及他手下的东方专家们甚至梦想着从前苏联的中亚地区分离出一个克里米亚区或者巨大的“泛突雷尼”集团，并对德国宣传中对鞑靼人和土耳其人(传统的下等人)的描述进行适当调整。
正是在前苏联的这个部分――准确地说，是在北高加索地区――德国占领政策最为成功地对当地人做出了妥协。当地人具有非斯拉夫的性质；车臣和卡拉恰耶夫在德国人到来之前就已经摆脱了苏联的束缚；德国有必要给邻国土耳其造成较好的印象，以及军队控制着局势――以上这些事实导致德国采纳了一种独特的调解性质的策略，以下的军事命令的语气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1．像对待朋友一样对待高加索人……
2．不阻挡那些试图废除集体国家农场的山民。
3．允许所有宗派的朝拜场所重新开放。
4．尊重私有财产，征用物品要付钱。
5．通过模范行为赢得人民的信任。
6．一切影响到人民的严厉措施都应当说明实施理由。
7．尤其尊重高加索妇女的名誉。
德国当局许可了一个卡拉恰耶夫民族委员会，将前苏联国有企业和森林委托给它。穆斯林邀请德国客人参加他们的仪式，送给他们马匹，以交换《古兰经》和武器。当党卫队保安处准备杀害鞑靼人或者山地犹太人时，当地委员会向军队求情，后者便要求党卫队保安处罢手。牛群重新被私有化，征集的劳动非常之少。作为回报，大量居民站在德国一边战斗，而希特勒声明“我认为只有穆斯林是可靠的。”他们与据估计约为350万被苏联放逐到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地区的其他人一样，在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后将为此付出可怕的代价。
希特勒的梦想
问题在于，这些关于与少数民族进行合作的战略建议来自那些缺乏政治影响力的人。作为对比，我们从希特勒本人做出的声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做法是德国取得军事胜利后最不可能出现的政治结果。根据希特勒的《桌边谈话》中对他对雅利安的耶稣、恺撒军团的素食主义、史前的狗的独特观察和类似“鞑靼人喜欢偷猎”等看法，希特勒同时既被“东方”吸引着，又对它表示厌恶。他可笑地将俄国称为“荒漠”；认为他发动的战争将给这个国家创造历史。大量道路将被铺设在山脊上，这样风就会把上面的雪刮开，这些道路将穿过德国的城镇和村落、克里米亚将成为德国的里维埃拉。
非常典型的是，他对于自己的梦想的另一面远为清楚得多，那就是将“当地人”纳入一种野蛮的、粗鲁的殖民统治中，这种统治是如此的不人道，以至于与他读过的一本内容相当耸人听闻的书中的描述相仿。他偏爱的这个拙劣的类比是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我们在俄国的角色将与英国在印度的角色类似……俄国就是我们的印度。我们像英国人一样，将用少数人来统治这个帝国。”他设想让德国的农民一士兵，即服了12年军役的老兵，在“这片土地上”定居，而“通过特殊安排”，在波罗的海地区也有地方让丹麦、荷兰、挪威和瑞典的移民，即所谓次等人居住(该定义可谓荒谬)。德国殖民者将得到大农场，官员将得到上好的住所，地区统治者则将得到“宫殿”。德国殖民社会将成为一个字面意义上和隐喻意义上的“要塞”，不容外来者进入，因为“我们最一般的马夫也比别的民族的人更优秀”。次等人是“一群天生的奴隶，他们感到需要主人”。外来者(也就是德国人)将有组织的社会这种概念介绍给了那些本来会用“兔子”般的无社会的方式行动的人。健康和卫生都将不复存在：“不得给俄国人种牛痘，不给他们肥皂洗澡……不过尽管让他们享用酒精和烟草好了。”1941年10月17日，希特勒带着典型的冷淡态度说道：我们将不会扮演孩子的护理员的角色；对这些人而言，我们根本谈不上义务。消灭小棚屋、赶走跳蚤、提供德语教师，创办报纸――我们不会做那些!……我们要做的只是教会他们认识我们的公路标志，免得他们被我们的汽车压死!
假如俄国人反抗的话，“我们只用对他们的城市投一些炸弹，事情就会被清理了。”经济交流将是最富于剥削性质的：在收获的时期，我们将在一切重要的中心建立市场。我们将在那里购买所有谷物和水果，将我们自己生产的无甚价值的产品卖给他们……我们的农业机器工厂、我们的运输公司，我们生产的家用物品等等将在那里找到巨大的市场。那里也将是便宜的棉产品的巨大市场，布匹的颜色越鲜艳越好。我们为什么要阻挠这些人对鲜艳色彩的向往呢?对乌克兰人则将用头巾、串珠“以及任何殖民地的人喜欢的东西”逗弄他们。
这类情绪――主要得到了他的将军们的赞同――为德国在俄国的占领政策定下了基调，从而阻挠了任何利用针对布尔什维克政府受到的不满情绪的希望，这个政府在斯大林根据1939年纳粹一苏联协订占据的地区尤其不受欢迎；另外这种基调也使苏维埃帝国内部潜伏的关于种族和宗教问题的深刻的分歧无法被利用。希特勒就是不愿意放弃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的专横态度以赢得当地人的支持。他关于德国种族优越性的意识排除了任何达成民族自治区的妥协可能――除了在那些纳粹不愿意迁居去的地区，或者那些因为存在着大量穆斯林或者土耳其人，因此政策发生了变动的地方。
这对罗森堡及其支持者带来了直接的政治后果。罗森堡甚至没有任命他的巨大的、主要是民族性的采邑中的高级官员的权利，因此不得不容忍乌克兰的中央长官由埃里希?科赫担任的做法，后者与希特勒一样憎恶斯拉夫农奴；此外，海因里希?洛什被任命为奥斯特兰的中央长官，此人不出所料地否决了罗森堡对三个波罗的海国家赋予极其有限的自治权的建议。实际上，分割的做法，或者更确切地，对政治地理的重新划分――是严格地遵循德国的意见进行的，并不允许任何自主因素。各种各样的狂热的法西斯、民族主义者和宗教流亡者企图利用德国的入侵为自己谋利，却大多一无所获。他们被加以教化、被忽略，有时还被监禁或谋杀，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在意欲复仇的苏联人民内务委员部的手中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希姆莱的反事实推论
然而，不仅是希特勒在反对罗森堡的政策。他和洛什发现他们在当地的势力受到了第三帝国的经济代理人的竞争，后者是受罗森堡在柏林的部门独立操纵的，更重要的是，它还受到了希姆莱的党卫队高级官员和秘密警察头子的操纵。
经济和军事需要阻挠了任何对布尔什维克的社会经济秩序进行改革，以便讨好当地人的企图。如上文所述，希特勒对未来的德国一俄国的经济关系的计划是以赤裸裸的剥削为基础的。出于实际需要的缘故，集体农庄设施只得到了装腔作势的小调整。由于必然会导致混乱，取消集体化的做法将会大大加重军队获得口粮供给的难度。对于党卫队来说，将集体农庄转变为领地的做法比随后对归还给主人不久的小农场进行“合理化改革”的做法要简单得多。就像代理农业部长贝克指出的，假如布尔什维克没有建立集体农庄制，德国人自己也会建立它。德国宣传海报声称“集体农庄制被消灭了!自由的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并且描述了德国士兵用来复枪托从俄国农民的肩膀上推开饱饮伏特加的官僚的重负的情景。实情却正好相反。罗森堡在1942年2月15日颁布的《农业法》本来也许可以建立以私有农场为基础的“公社经济”，但是其半封建的“工作日”制度和什一税式的上缴义务与深受憎恨的苏维埃体系并无不同。在工业经济中，对所有权的斗争完全是德国的事务，涉及到各种代理人和私有部门，而弗里克，克虏伯和曼纳斯曼等公司对相应领域的苏维埃公司担任起“养父母”的角色。
考虑一下假如这类经济剥削像德国在西欧(尤其是法国)的政策那样有效，将会发生什么，是十分有趣的。然而事实是它并没有取得那样的成功。这主要是由于对占领区的政策越来越多地由最为邪恶的纳粹制订的缘故：帝国党卫队首领希姆莱，此人首先考虑的是种族而不是经济问题。实际上，希姆莱对东欧的计划也许会给我们展示一幅最有可能发生的图景，揭示德国人如果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将会采取何种统治方式。
希姆莱相信东方“属于”党卫队，党卫队将对那里的所有人进行放逐、遣返和消灭。党卫队早在巴巴洛萨计划之前，在被占领的波兰就得到了这种特权地位。早在1939年10月24日，希姆莱在夺得加强德意志民族委员会帝国委员的称号后不久，就已在波森就德国在波兰的安顿问题向党卫队的头脑发表了演讲。每个安顿区都要包括一个由士兵一农民构成的领导核心 (从党卫队中挑选)，他们周围围绕着来自旧帝国的定居者的农场，再外层是一圈德国人。波兰人将成为他们的雇农和工人。帝国首脑用他那种典型的买弄的态度指定了农场砖墙的厚度；坚持要求在地下室安装浴缸和淋浴头“供汗流浃背地从田野返回的农夫使用”；并要求禁止在农庄里出现“矫揉造作和城市的喧闹”，农庄应当是“既不奢华也不原始的”。
1940年5月，希姆莱在一份重要的备忘录《对东方的外国人的一些想法》中，概括了波兰当地人的命运。波兰将根据它真实的、或者是被想象出的种族成分分解为几个部分。那些被认为不适合进行重新德国化的人，即那些在这个“大杂烩”中“被剔出”的人――将被贬低为农奴；希姆莱还不祥地、故作庄重地沉思道，其条件是“人们不接受布尔什维克从肉体上消灭一个民族的做法，认为那是非德国的，是不可行的。”农奴将受到基本教育，即“最大到500的简单算术，怎样写自己的名字，并且教他们知道上帝的命令是对德国人顺从，要诚实、勤奋和举止良好。我认为没有必要教他们阅读。”这种“残留的次等人”在占领区政府中将作为一种没有领导的劳动阶级存在，为德国提供大型建设项目的人力，这些项目包括采石场、公共建筑和公路建设。1940年6月24日，希姆莱提到了波兰的农民劳动力的问题。波兰人可以被用来创建乡镇和进行基础设施的改善工作，之后他们中“八分之七”人将被转移到占领区政府。他们在那里可以担任季节性的劳动力储备军，可以在采石场工作，或者在收获季节进行劳动。德国人和波兰人之间将不会有友好往来，在他们之间“不会有超出我们与黑人之间的关系”。波兰人如果德国妇女发生性关系，将被“处以绞刑”；德国男子和女子如果与波兰人发生关系，将被送到集中营。希姆莱的“加强德意志民族委员会”策划人员，尤其是康拉德?梅耶教授，一位野心勃勃的39岁的农学家和党卫队头目，将这些凌乱的想法整理成冷酷的专家政治计划，比如他在1940年2月整理出的《对东方地区的重建的计划要点》，文中提出毫不耽搁地驱逐340万波兰人和所有犹太人。梅耶只是那些参与者中最为著名的一个，这些人构成了一个多少有点古怪的学术团体，他们为党卫队提供从种族关系、人种生物学到适合寒冷天气的农作物的各种专家意见。显然希姆莱认为同这些人谈话是繁重的日常工作之后，在深夜用来放松的一种方式。
希姆莱1940年10月22日在马德里宣称，在波兰，重新安置工作正在“最新的研究发现的基础上进行着，将带来革命性的成果。”对面积为20万平方千米的整个地区进行彻底重建的“大计划”将在1941年上半年得到实施。事实上，当时也许尚未出现什么“大计划”，但是四处兜售这个想法是十分有用的，它能够帮助他抢在竞争对手之前进行迁移整个人口的事务。而这些人也的确被迁移了。到1940年底，大约有261517名波兰人从瓦尔塔河地区被驱逐，17143人从上西里西亚，31000人从但泽一西普鲁士被驱逐，还有15000人从泽希瑙被驱逐，总数达到了325000人。只是由于巴巴洛萨计划的运输优先的规定才阻止了1941年出现更进一步的大驱逐。在1945年之前，另外还有40万波兰人被迫在被收编的地区反复迁移，以便为德国归国者腾出位置。在分界线那头，俄国人也遭到同样的厄运。
对苏联的入侵使希姆莱得到了一片巨大的潜在活动场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入侵后两天，他就命令梅耶教授在三周内写出一份德国在这片扩大的占领区内的安顿政策的大纲摘要，，即使在党卫队内部，制订计划也是‘个竞争迭起的问题。因此，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波希米亚一摩拉维亚的新任保护长官在 1941年10月2日对布拉格占领军政府的高级官员发表就职演讲时，也概括了自己制订的东方安顿计划。他的计划以两种独立的道德体系为基础。在第一个体系中，德国人将用相对的礼仪对待荷兰人、佛莱芒人和斯堪的那维亚人等同族人种。而在东方，德国军事精英将统治“农奴”――“假如我可以这样苛刻地称呼他们的话”――那些人将成为主要建设项目的劳动力。其结果是出现一种人群圩田。外部的一层由士兵―农民构成的墙将“永远地”将人潮构成的“亚洲的暴风雨和洪水”阻隔在外。在这第一道防线之后，是一增扩展的辅助性的“堤坝”，它从但泽一西普鲁士和瓦尔塔河地区开始，将保证德国可以一个接一个地方进行安顿。
1941年下半年，党卫队的德国中央保安局(RSHA)制订了自己的“东方大计划”，其内容在罗森堡的东部被占领地区部的种族政策处官员，恩哈德?魏泽尔博士于1942年4月撰写一份批评性评论中得到了反映。该计划如果从战争结束时开始实施，将耗费30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它涉及了波兰、波罗的海国家、白俄罗斯、乌克兰的部分和“因格门兰”(列宁格勒附近地区)和“戈申高”(克里米亚)。制订它的党卫队成员设想将有 1000万德国人在被占领的东方安顿下来；而这些地区的4500万当地居民中的3100万人将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在这里，魏泽尔仔细地纠正了党卫队的计划。他们原先提出的4500万当地人中似乎包括了500万到600万名犹太人，后者应当在大驱逐之前就“被除去”。另外，由于出生率等因素的缘故，当地人口实际上应当是6000万到6500万人，他们中4600万到5000万人应当被“迁移”。这份计划建议按照不同比例对各种目标人口进行放逐。因此“80％到85％”的波兰人(或者说2000万到 2400万人)应当被“驱逐”。魏泽尔不喜欢创建一个流放中的大波兰的主意，特别是因为波兰人的存在将会引起西伯利亚居民的对抗，而他希望后者可以被教化来反对俄罗斯人。在考虑过如何对付波兰人之后――既然“人们确信波兰人不可能像犹太人那样被清理干净”――魏泽尔提出了另一种可行的战略建议，即“鼓励”他们的知识分子阶层移民到巴西南部，以便腾出位置给德国人。波兰的下等阶层则可以去西伯利亚，在别的民族也被“挤进去”之后，他们可以构成一个非民族化的，“美国式”、与俄国邻居不同的大杂烩。65％的乌克兰人和75％的白俄罗斯人将与波兰人一起向东部迁移。魏泽尔吹毛求疵地评论道，德国中央保安局计划没有对俄国人做出任何安排。作为对比，他有大量关于如何遏制俄罗斯人的多育的详细的建议，并且认为这个问题是日后战争的潜在诱因。除了要求工厂大量生产避孕用品之外，他还提出将接生婆作为堕胎主义者进行再训练，并月-有意让她们成为训练不足的儿科医生；此外他还提出了自愿节育和终止一切用于降低婴儿死亡率的公共卫生措施等建议。在评论的结尾处，他提到了这个计划涉及的地区的气候不适应迁移至此的定居者的问题，建议在乌克兰大平原上种植树木，使气候变得比较宜人。
在德国中央保安局计划中明显的统计错误和逻辑上的缺陷使希姆莱(此人将负责向希特勒呈交这份计划)将这个任务转托给了比较专业的梅耶。1942年5月，梅耶交出了名为《东方大计划：东方发展的法律、经济和空间基础》的备忘录。这份计划只有一些摘要，其中提出将创建三个巨大的“边境定居地”因格门兰、默默尔一那累夫和和戈申高，它们将包括50％的德国殖民地，后者通过36个“定居要塞”，以100千米的间距通向第三帝国，这些定居要塞的居民中25％是德国人。这份计划将需要25年时间来完成，将涉及500万德国定居者，而且还将耗费 660?亿德国马克。东部占领区长官的令状将不得在“边境定居地”，即未来的党卫队活动领域中行使。希姆莱表示自己对这份计划的总指向很满意，不过他希望其执行时间可以缩短到20年，而阿尔萨斯和洛林或者波希米亚一摩拉维亚这些地区也被纳入计划，以及对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占领区的德国化进程加速。梅耶开始就一份“大安顿计划”进行工作，在其中他将插入这些修订意见。
这些计划被早些时候的历史学家们认为是纸上谈兵的学术梦想者的胡思乱想，但是许多德国历史学家现在指出，它们曾经得到十分认真的对待。纳粹在占领区的东南部的扎莫希奇地区的实践给这种修正的看法提供了证据。1941年7月，希姆莱命令奥迪罗?格罗勃尼克，卢布林的地方党卫队和秘密警察头目开始这一地区的“德国化”行动。希姆莱选择这一地区有许多理由，格罗勃尼克是“莱茵哈德行动”死亡集中营的组织者，能够为他充任有效、忠实的爪牙的事实只是其中的一条。首先，扎莫希奇能够作为通往乌克兰和黑海地区的大门，同时还可以充当从波罗的海到特兰西瓦尼亚的德国安顿地之链上的第一个环节。当地土壤肥沃，有大量德国人，而且波兰人和乌克兰人之间的紧张局势足以促成一种对“当地人”分而治之的政策。其次，卢布林镇对向东南方向的俄国进军的武装党卫队部队来说，是一个关键的交通关口和供给点。在关于发展党卫队控制的城镇的计划中，包括建设供三个武装党卫队军团使用的营房和各种党卫队控制的工厂的计划，后者将由来自邻近的玛达涅克集中营的劳动力进行建设和管理。
1941年11月，格罗勃尼克接受了建造一个包括八个村子的人口的实验性安顿地的任务，目的是检验未来计划的可行性。由于东线的局势，主要行动被推迟进行，直到1942年11月才再次开始。当年秋天，党卫队得出了“挑选”人口的标准。这个标准中有四个等级：第一二组人包括5％的被认为拥有德国祖先的人口。第三组人包括14岁到60岁的波兰人，他们将被放逐到第三帝国，被迫成为劳动力，而他们的“无法被雇佣的附属物”，即他们的年幼或者年老的亲戚则将被集中到附近犹太人刚刚腾出的村庄里，在那里他们可以慢慢死去。第四组人(其中包括21％的扎莫希奇人口)则将被直接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乌克兰人将被集中到赫鲁别舒夫，在那里他们将被再次分配到新的德国安顿地，担任一种由人充当的减震器的角色，用来转移当地的波兰人必然会怀有的憎恨之情。扎莫希奇安顿地还为一个最终的目的服务着。1943年冬天，把第三组人，即被迫成为的劳动力送到柏林的火车卸下他们后，重新装载的是所谓的“军备犹太人”及其亲属，他们被用船运到奥斯维辛杀害。然后，火车将返回扎莫希奇，在那里它们装上了第四组波兰人，将他们运到死亡集中营。只有新来的德国安顿者才免于乘坐这种运畜车进行同样的旅程，他们乘坐的是正常的客车。
1942年1月28日到1943年8月之间，超过10万名波兰人在两次主要的清扫运动中被从300多个村庄里赶出。村民们天一亮就被包围，只有几分钟时间可以收拾行李。关于这种做法的命令很快就传开了，造成了大量的恐慌和逃跑，所以在第一次清扫运动中，德国人“只”赶出了三分之一的居民，其中许多人都是老人、病人或孩子。大约有4500名儿童被从父母身边夺走，送往德国以供领养。年轻一点的男子和女子逃到树林里，参加了游击队，这意味着当第二次清扫运动在1943年夏天发生的时候，它成了一场“平定”战役，也就是说，整个村庄都被毁灭，居民被杀害。扎莫希奇的放逐运动固然也许在执行上有所缺憾，但是它证明对大面积内进行“种族清洗”是可行的。
明天世界将会怎样?
战争不断恶化的进程使梅耶教授制订计划的行动在1943年春终止了，不过希姆莱在红军已经穿过西普鲁士的前线之后很久，仍旧在继续幻想着在东方进行安顿的计划。最终，如我们所知，同盟国的道义和物质力量阻止了党卫队的这种噩梦般的幻想的实现。随后出现的是成百万的德国从东欧被驱逐和逃跑，以及德国被分裂达45年。但是，我们有必要记住，德国在东线的胜利原本可能不止对苏维埃帝国的人民造成恶果。
历史学者已经长期讨论着这个问题：希特勒的最终目标仅仅是征服东欧的“生存空间”，还是要最终统治世界(这意味着与英国和美国发生最终的冲突)。一些历史学家，特别是休?特雷弗―罗柏和艾伯哈德?雅克尔坚持认为，希特勒是一位“大陆主义者”，他的最终目标包括征服东方的生存空间和解决“犹太人问题”。另一些人，比如甘特?莫特曼、米兰?霍纳和梅厄?麦克利斯则指出希特勒的野心是“全球性的”。事实―上，这两种看法其实并非彼此排斥，而是反映了不同的强调点。大陆主义者关注的是希特勒对东方进行扩张的频繁程度，并将他进行更大的扩张的言论当作他的幻想；而全球主义者则将希特勒关于殖民地和与美国交战的凌乱的谈话拼凑起来，并且认为它们是严肃的表述。一些历史学家，比如安德拉斯?希尔格鲁伯已经将希特勒的陈述系统整理为一份侵略“计划”：对俄国的征服之后是欧洲大陆帝国的创建，在这之后，第二阶段的帝国扩张将征服中非的其他地区，并且建立一个基地体系，以便支持大西洋和印度洋上的强大的水面舰队。德国将与日本结盟，并且还将有可能与英国结盟，它将首先孤立美国，将其势力限制在西半球。随后，第二代人将发起“大陆战争”，其中“德意志民族的德意志帝国”将与美国交战，争夺世界霸权。他随后的研究尽管没有为存在“侵略计划”的观点提供什么支持，但是的确显示希特勒的目标是全球性的。他的研究注意了赫尔曼?劳希宁对希特勒在1933到1934年的言论的自由的、未必忠实的记录，这些记录的目的原本是为了阻止其保守党同仁与纳粹主义发展出危险关系。“夺取政权”后不久，希特勒宣布了在巴西“开创一个新德国”，攻占荷兰殖民帝国、中非和“整个新几内亚”的企图。被认为在北美洲占主要地位的昂格鲁一撒克逊的影响势力将被颠覆，“成为将美国纳入德意志世界帝国的行动的第一步”。伴随这些目标的是一些救世主般的声明，宣布要“重塑世界”或者“解放”受到理性、自由和道德等等束缚的人类。
希特勒及其属下在最初取得了短暂胜利之后，回到了这些话题。1940年，里宾特洛普和外交部官员们考虑着用一个“附加殖民区”来扩大“大欧洲经济半球”，这个殖民区包括英属和法属西非、法属赤道非洲，比利时属刚果、乌干达、肯尼亚、桑给巴尔和北罗得西亚，马达加斯加将成为“重新安顿”犹太人的地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种族政治办公室开始拟订详细的计划，准备在非洲建立殖民政府，以及调整白人与黑人的关系。而在欧洲，无论善意与否的中立地位都无法成为免受攻击的保证。圣诞树计划的目的是征服瑞士，后者将被它的邻居瓜分；北极狐计划则将用来夺取瑞典的铁矿资源；而伊莎贝拉和费利克斯计划将分别被用来夺取葡萄牙和直布罗陀，对后者的征服将无视佛朗哥的意见。
作为在东线取得胜利的后果，希特勒将处于可以对英国发号施令的地位。假如英国政府再次拒绝了他的和平共存提议，那么被占领的东部地区的资源将被调遣来对英国进行一场持久的空战，假如德国赢得了这场战争，那么海狮计划(参见前章)将最终得到实现。届时战争也许将被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晚期。也许只有当俄国在乌拉尔山后面恢复了力量，美国以原子弹介入战争之后，纳粹在欧洲大陆和苏联的被占领地区的统治才不会得到巩固――而假如英国被击败，那么以上两个条件也许都将无法实现。事实上，假如希特勒更有效地利用了他与已经于1940年9月正式加入德一意轴心国的日本的联盟，与日本一起对抗苏联或者大英帝国，那么上述条件将是不大可能实现的。比如，希特勒可以同意集中力量将英国驱赶出埃及和中东，让日本将其军事力量对准英国在新加坡和印度的势力。或者，他也可以协调德国和日本对苏联的进攻。这样，无论采用哪种方式，德国和日本都将产生钳制效应，而这将是很难对抗的。并且，当然地，美国人也将仍旧处于观望地位，因为珍珠港将不会遭到袭击。
当然，事实与之相反。就在巴巴洛萨开始之前两个半月时，日本被允许与斯大林签署了一份中立协议，而且在1941年袭击美国时，实际上得到了希特勒的支持。随后，在12月6日，俄国发动了反攻，两天之后日本就袭击了珍珠港，将美国卷入战争。希特勒一错再错，在12月11日向美国宣战。这个决策经常被人们认为是一个缺乏远见的致命失误。然而，希特勒似乎在较早的阶段就已经准备要与美国发生冲突了。他一度坚持幻想英国将接受德国在“重新振兴”的欧洲的统治地位，并将与德国一道转而与美国对抗：“我届时将已不复人世，但是我代表德国人民为这种想法欢呼：有朝一日，我们将会看到英国与德国一道向美国进军。”但是，在与英国结盟的前景或者经济封锁的威胁都无法令美国屈服时，他似乎也考虑过进行跨越大西洋的进攻行动。他玩味着从亚速尔群岛和加那利岛的基地对美国发起空中进攻的想法，命令发展梅塞施米特式四马达轰炸机，这种飞机可以携带8吨有效负荷飞行1．1～1．5万千米。在他于1939年1月27日制订的“Z计划”海军命令中，类似的野心也同样显露无疑，该命令要求建立一支舰队，它在1944到1946年间应当已经能够从其位于特隆赫姆的巨大基地向公海上的任何舰队进行挑战。在这支舰队的800艘船只中，将包括10万吨级的战舰，其长度达到300多米，装备有53厘米口径大炮。
总之，希特勒的目标似乎显得漫无止境。他的计划似乎也丝毫不受成本、人力或者其他因素的限制，因为战争在他眼中具备一种对人种和民族的“健康”而言的肯定的、再生的价值。正如他所言，“我们也许还要战斗100年；假如是这样的话，那更好――免得我们打瞌睡。”
假如希特勒的计划至少成功了一部分，即成功地打败了苏联，那么纳粹帝国能够维持多久?果真是如他所说的100年吗?显然，他正是用此作为重建战后德国城市的宏大计划的基础的。希特勒，这名不及格的建筑学学生和小镇艺术家，着迷于建筑计划。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星期里，苏联士兵已经在柏林的废墟中穿行，他却花费了甚多时间重新摆弄那些放置在模拟日光的聚光灯下的建筑模型。希特勒的建筑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巨大的规模令人产生敬畏之感，通过把人类反衬为小人国的居民，为他的政府构筑权威和永恒的气氛。希特勒在1941年已经明确表达过他对建筑作用的观点，“那些进入帝国总理府的人应当感到他们站在世界之神们面前。”他又典型地将话题猛地一拐，谈起了被征服的俄国的幸存人民，“……一年里有一次，一队吉尔吉斯人将被领着穿过帝国首都，以便让他们见识那里的石头纪念碑的力量和雄伟。”
他不仅有这种对引发敬畏之情的需要，而且还持有一种几乎是幼稚的、对规模的热切向往。希特勒在1941年曾经沉思地对希姆莱说：要不惜一切代价美化柏林……让人们沿着宽广的大路走进柏林，路边是凯旋门，万神殿，人民广场――它们都将令人目眩神驰!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成功地超越我们在世界上的惟一对手，罗马。把柏林建造得宏大壮观，让圣彼得大教堂及其广场相形之下都显得像类似的竞争性的对巨大事物的迷恋在他重建汉堡的计划中也十分明显。这些计划包括在易北河上建设一座巨大的悬索桥，其塔门将高耸人云，达180米高。他用如下语言向他的军队指挥官们解释这些计划：你们也许会问：为什么不建一条隧道呢?我认为隧道没有用。不过就算我认为它们有用，我还是会在汉堡建设世界上最大的桥梁，这样任何从外国回来的德国人，或者任何有机会将德国与外国进行比较的人都会得出结论：“美国和它的大桥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也能做到。”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建造与美国的大楼一样“壮观”的摩天大楼的原因。
这些摩天大楼中包括一幢新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地区总部，它的设计将使它在最高建筑物竞赛中比过帝国大厦。 (由于地基不好，这个建筑的高度不得不被削减了250米，这可能会帮助我们对该大楼的规模有一些概念。)现代性、狂妄自大以及粗俗都将被糅合进一个该大楼顶部的巨大的万字形霓虹灯中，它将在夜晚给进入易北河的船只导航。
最大的建筑则毫无疑问是留给柏林的，到1950年，一旦建筑工作完成之后，这个城市将被重新命名为“日耳曼尼亚”。这个城市将围绕着巨大的纵横交错的街道重建，大街将有100多米宽。客人们从比纽约中央车站更大的火车终点站走出来，将看到宏大的景观和巨大的表面为大理石的建筑。一个凯旋门，其高度和宽度比拿破仑的凯旋门还要大上两倍，将被铭刻上那些牺牲者的名字，而被消灭的敌人的武器则被陈列在专门搭建的底座上。客人们穿过新建的、装备有一个可容纳上千人用餐的餐厅和一个私人剧院的“元首大厦”，将到达世界上最大的聚会用的大会堂。它能够容纳25万人，仅穹顶上的天窗就足以覆盖罗马的万神殿的圆顶，因此空气的凝结作用甚至引起了室内下雨的问题。在这之上，离地大约290米高的地方，一盏灯被设计用来支撑一只盘踞在万字上的鹰，不过在修订的方案中，这只鹰被安排在地球模型上。这些建筑以及它们周围的阅兵场将成为成百万行进、歌唱、欢呼的人海的舞台，他们之上还将有上百盏探照灯发出雪亮的光束。而且，它们还将被维持下去。如同希特勒曾经说过的，“花岗岩将保证我们的纪念碑可以永存。1万年后，它们将仍然耸立，就像它们开始时那样，除非大海再度吞没了我们的平原。”建筑材料将来自党卫队在采石场附近建造的新一代集中营。
在德国以外，建筑计划主要包括威廉?克赖斯为死去的士兵建造的纪念碑，它们将遍布从非洲到俄国平原的广阔区域。更重要的是，政府计划对欧洲的基础设施进行重大的改变。新挖的运河将沿着多瑙河把俄国的谷物和石油运到德国，三车道的高速公路将使德国旅游者乘着大众牌汽车从加来到华沙或者从克拉根福到特隆赫姆一路飞驰。1942年初期，希特勒和他的总工程师福里兹?托特开始制订建设四米轨距铁路的计划，后者将能够把双层火车以每小时190千米的速度从里海运送到乌拉尔山。在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战役中失利之后，希特勒一度仍旧着迷于设计客厅式车厢和餐车，以便运送德国定居者在德国与俄国之间往来。
当然，那些强调第三帝国的混乱和极端自我毁灭的特征的历史学者们会让我们相信，所有这些计划都仅仅是幻梦：第三帝国注定要在1945年被毁灭。然而，他们没有解释清楚的是，他们这种认为纳粹的失败不可避免的假设究竟有多少是建立在对有可能发生的情况进行真实估计的基础上的――以及又有多少是发自单纯的愿望和目的论的考虑的。当然，纳粹计划的许多方面都显得如此荒唐，以至于我们很难想象它们被实现的可能。但是，这并不包括所有的方面。当希姆莱计划他的种族革命，希特勒建造着他的建筑模型的时候，其他的机构正在为普通德国人构筑着未来的计划，这些计划的想法远远不是不现实的。罗伯特?莱伊提出了大型的德国劳工阵线机构的设想，这是素来以压迫和恐怖著称的这个政府的社会“进步”的职能部门。通过附属的“劳动的美”和“欢乐的力量”组织，它做出了努力，将改善的条件、优惠的假日、运动和更大的成就感带给了“德国工人”，因此在打破传统的阶级团结的同时促进了他们的生产力。甚至连被放逐的德国社会民主党(SPD)领导人也被迫承认这些政策的有效作用，哀叹从前的拥护者的“小资倾向”。在战争开始的头几年里，纳粹科学劳动学院制订了关于健康、保险和养老金的条款详细的全面计划，因此同时也对当时一无所获的人们对于战后可以得到的补偿前景做出了回答。由于认为一份关于改进公共住房的命令――一个在此之前一直被纪念碑式建筑所排挤的问题――是福利改革的一个普遍任务，莱伊及其工作人员提出了一些建议，它们与《贝弗里奇报告书》在表面上有某种共通之处。比如，他们建议确立一份新的全民养老金制度，使 65岁以上的公民能够收到相当于他们在最后10年工作期间的平均收入的60％的养老金。这些计划还包括一份儿童福利计划和改革医疗条款的措施。
只有在对这些计划进行仔细分析之后，我们才会发现，过去的“表现”未必会决定未来的利益，而许多人将因为人种或者“不合群”的行为而被排除出任何福利条款。计划的健康保健改革，其中包括公共卫生、工厂医生、不太昂贵的疗养地和疗养院的条款，也同样表露出令人不寒而栗的口号“你的健康不属于你个人”或者用“检修机器”的方式“定期大检修”德国人口的目标表明的那种看待人类的集体主义的、机械的态度。这个国家将只能成为那些没有被监禁、绝育或者作为“不合群者”或者人种上的“外来者”等而被谋杀的德国人的福利国家。也许，对德国取得胜利的反事实推论的这个方面才是最令人不寒而栗的――因为出于其肤浅的“现代性”，它很有可能轻易地被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