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仇和的脚印--最具争议改革家的故事（三）完结 -- 九合诸侯

我本人对仇和的基本评价是：用法西斯的手段推进民主法制建设。很矛盾，但却是事实。过去，在的沭阳人民眼里，“仇书记”这三个字则带有一点神话的色彩，很多沭阳的百姓在其它地区看到一些不好的现象时总是说：“要是换了我们仇书记，早治理好了。”说实话，仇和的执政风格是靠铁腕不假，但同样也带来了很多的制度，这就决定了仇和的影响不会随着他的离去而消退。

2004年10月27日，仇和接到了一封来信，一位叫张胤文的学者在信中写道：“以人治实现法治，在理论上正确，在实践上有实证。法治的行为主体是人，是广义人治的一种特殊形式，世界上没有离开人操作的法治，在实践中，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推行的办法就是明证。美国开国时华盛顿、杰弗逊等多位政治家以政治人格推动和坚守法治，也是明证。只不过要多几位同志者坚持推动，沉淀法治这一政治文化，积累人治向法治异化的条件而已。”

我不知道对不对。

仇和后来当选江苏省副省长，负责协调苏北发展、城乡建设、交通、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工作。升官后，仇和仍然雷厉风行，要求用“最坚决、最严格、最彻底”的措施，彻底整治“小化工”环境污染和安全问题。化工行业是江苏省的支柱产业、“第一排污大户”和生产安全事故高发区，江苏上下一直有整治化工行业的呼声，但多年来始终未见显著成效。

仇和来了也并未有太大改变，给他的时间太短了。

仇和现在任昆明的市委书记，工作方法并没有太大改变。他在昆明的还是那几招：铁腕拆迁、公开领导工作电话、1/3公务员去招商、教改医改市场化、启动干部问责办法。

我的感觉是他变年轻了，又冲在第一线，现场办公了。一些只在我故乡用过办法统统祭出，当然这意味着更多的压力、阻力，以及更大的“野心”。这是好事。

但是也有不同，昆明是一个现代的都市，是一个现代社会。这就意味着改革的痛楚不会特别强烈，当然作用也可能不那么明显。这是一个新的天地，前面的路也许不太好走。

仇书记，怎么说呐，一路走好。

谢谢诸位朋友，这个坑终于填完了。

“不是好官”可以理解；为什么说不是好人呢？

不过还是。花您

改革哪有先天正确的道路，他做的可能是错的，但重要的是他做了，中国现在缺的就是干实事的人，想夺人眼球的人太多了、滔滔不绝的人太多了。

既不讨好官，又不讨好民。看来是为了个“名”，打算流芳千古，遗臭万年。

幸亏这号人不在军队里，也幸亏中国只有一个。

因为一个市面积小，他自己转悠很多东西能够看到。

所以可以控制基层的工作质量，他的赤膊上阵强硬作派才有效果。

到了省里，地盘大，很多东西他也看不到。底下又不是和他一条心，

以前亲历亲为可以抵消前者消极影响。现在也不行了。所以他在

江苏副省长位置效果不大。

到了省里就要想怎么让别人积极去做事了

在昆明这样的大城市要出事的,尤其是拆迁.不出意外,昆明就是他仕途的终结之地.

在云南,象仇和一样的官还有一个,就是省委副书记李纪恒---前南宁市委书记.此两人的施政手段和作风一个模样.李已连续三届中央后补,17大上不去,基本就那么回事了.李也是实干家,很多人盯着他的经济问题和作风想搞他,都难以抓到把炳.最后是民族成分上及拆迁酿成的恶性事件才阻挡了他的上升势头.

将他调出广西也是对的。他在本地升迁阻力极大，外调还有机会升为正省。年轻，不急。

副省级的官,到了年限坐不了正,又到不了中央,就只能往外省放.

李本来是广西主席的人选,但被人捅了个假壮族,便宜了马飙.用仇和,估计是用他治理昆明的环境吧.

在中国,官员很复杂的,根本不象新闻报道那样简单.有些官员因腐败进牢子了,但在当地的评价却不错,官评和民评差很远.

“不用强制力量怎么行？中国要用50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国家300年的路，那得怎么走？只能是压缩饼干式的发展。”

其实是国家发展中这一阶段的明确写照和矛盾所在。很多事情都沾有这样那样的无理、不法甚至是“罪恶”，比如剪刀差、比如国门开放后的走私、比如先污染后治理、比如由人治到法治、比如双规、比如计划生育。。。很多事情，难以只凭理性、人权或条文去归纳对错。所谓，发展就是硬道理呐。

有个外号叫"李第一",做事说一不二.但敢干,不怕骂.他当政南宁时是这个城市发生最大变化的时期.没有他,南宁绝没有今天的局面..此人的特点是在位时上下一片骂声.据说他离任玉林到南宁当书记时,玉林的官员给南宁的同行发短信"玉林人民解放了,南宁人民受苦了".但离开后一段时间,很多人就会怀念,因为此人的开拓精神确实不一般,很容易对比出来.

1996年,广西大洪水,北京青年报一记者采访时任河池地委书记的李,我印象很深的是记者描写他的家中挂有一联,"太守修河堤,功高怨亦多,千年百载后,功存怨消亡".

诸侯兄填坑好快，佩服佩服。

看了诸侯兄的回复很高兴，看来仇和的至少是部分的成果被制度化和保留下来了，这说明这种开明威权主义的实践之路还没有被堵死。实际上这个结果也不出人意料：一旦有了一个好的制度，一个好的环境，人们，包括官僚阶级是没有动机来打破它的。

这个试验实际上事关一个更大问题的答案，就是一个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动态与静态过程的关系问题。静态问题是比较好回答的：民主好，人权应该被充分尊重，腐败不好，等等，当然还有富裕比贫穷好。如果把这个状态称作状态A,那么中国的现状肯定是状态B，也就是上述指标都不好。没有人质疑我们应该从状态B向状态A努力。但是动态问题很难回答，就是我们怎么从B到A。更进一步说，许多人担心，如果从B到A的路径选择不对，即使你到了A,也是走样的A,是呆不住的A。宿迁现象，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是从B到A的路径和最后的结果A不相关。

网上和评论界对改革的许多争议实际上源于讨论的问题实际上不同，至少是强调的方向不同。比如，印度人民说“如果我们有足够好的基础设施，作为世界最大的民主政体，我们肯定比中国做的好。”作为一个静态的论点，我想这是正确的。但反对的朋友们，嘲笑印度的朋友们，持的是动态观点：做梦吧你，你怎么才能有足够好的基础设施呢？类似的，认为中国政府因为腐败问题而十恶不赦的是静态观点，持合理腐败观点的朋友是动态观点。高高在上的评论人权，“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西方民众是静态观点，而正在接受“贫穷的生活是最好的教育”的发展中国家人民是动态观点。【举好雨伞，准备挨砖】我们常说的文科思维是静态观点，而理工思维是动态观点。翁同和是静态观点，李鸿章是动态观点。呵呵，唐僧是静态观点，悟空是动态观点。。。。

静态和动态观点都有积极意义。没有动态观点，静态观点就是空中楼阁。没有静态观点，动态观点可能会迷失方向，陷入盲目的“存在即合理”的误区。但在现阶段，我是倾向于动态观点的。换句话说，在中国办事难，所以应该侧重于干起来，而不是对错。提到开明威权，不能不提新加坡，那么我们就比一比宿迁和新加坡。我的观点是仇和治理宿迁的难度可比新加坡大太多了。新加坡人口少，只有480万。宿迁2000年就有516万人。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更是不能和新加坡比。新家坡的地点优势就不用多说了。操作层面上，新加坡是国家，宿迁是个地区，有那么多的兄弟地区和省份和你争资源，争预算，争注意力。所以即使是考虑宿迁没有国防负担，背靠国家和省也不能给宿迁带来优势，如果不是带来劣势的话。但新加坡作为国家，有多少手段宿迁没有呀：货币政策，利率，汇率，税收，关税，秘密警察，最后还有国界。而宿迁必须在上述手段完全没有灵活性的情况下进行激烈的经济和政治变革，取得了较大成绩而没有引起大的社会动乱，不容易呀。就说国界这一项，就算宿迁已经达到小到中康（可能还没到呢），你怎么能控制财富的外流，怎么能控制非宿迁的人民来“揩”你环境优美，治安良好，医疗教育体系完善的油，难。

我也不同意仇和的某些做法，但是他到底实干了，到底总成绩是优秀的。我同意子玉兄的观点，仇和是个樊哙，许世友式的人物，不改变行为方式，是上不了比省更高的层次。也有朋友说他是酷吏，但是任何朝代,任何国家都需要酷吏，因为酷吏有很好的执行能力，属于好钢用在刀刃上的力量，属于突击队。美国的Eliot Spitzer也是这类人物。

在昆明市委书记的任上，我期待着仇和治理滇池的结果。如果能有这么一个治理环境的酷吏，如果他一抓就灵，那中国环境治理还是很乐观的。这对他的个人仕途也是一个灵活的退路。他的风格当省委书记恐怕不行，但提到正部级的专项主管还是可以的，比如治理淮河，生产安全，质量监督。有朋友说仇和是另类的“表现”，是为名。但是如果仇和把历时二十年，耗资上百亿而无效果的滇池治理好了，给他名，让他表现又有什么不应该的呢？

最后有个疑问，新闻报道中说宿迁的医疗体系费用比外地低很多，造成很多外地人到宿迁看病。可诸侯兄说医疗系统问题很大，民怨较高。能不能谈得再具体些呢？

我说过一句话:印度的基础设施想追上中国,除非出现一个如中共一样的专制政党,或者土地国有化.没有这两个之一的条件,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没戏.

不干具体工作的文人,不会知道基础设施建设的难度.可以这样说,现在在中国,95%以上的征地拆迁都是拌随着或轻或重的暴力及强制.1986年,中国建设第一条高深公里沈大高深时,征地补偿一亩才70元,现在呢,最少3万元,涨了400倍以上.三峡放到现在建,成本最少增加500亿.国家原来规划开发红水河梯级电站,现在就可以下结论:除了已动工的,其余的已不可能开建.原因无他,水淹地补偿及人口迁移的成本太高了,高到发出来的电根本卖不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