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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政治漩涡中的科学战——1830年的法国生物学大论战（一） -- 尼伯龙根·蜗藤
政治漩涡中的科学战——1830年的法国生物学大论战
文：尼伯龙根•蜗藤
近来突然对生物学史发生兴趣，趁假期狠狠地读了不少书。科学史和政治史差不多，都是充满了勾心斗角、党同伐异的东西。搞学术的虽不至于象搞政治的要生死相搏，但是对于读书人，失节事小，面子事大，论战输了，也等于判了死刑。在这样的环境下，培植自己的嫡系，或者投靠到一个大的门派下，都是生存之道。在中国，我们知道以前的“经典”都是靠老师弟子口口相传的，于是一个诗经也要分为四个门派，每个门派之间要互相看不起。在西方，其实也不妨多让。在英语中，学派叫做“school”，顾名思义，就是从一间学校出来的。教授与弟子也是星火相传，一般弟子学的研究的，就是沿着导师的路线和思路，所以同一个school出来的，无不抱紧成团。School和school之间有矛盾，通常就能唇枪舌剑，或者老死不相往来。18世纪牛顿为代表的英国物理数学派和莱布尼兹，惠更斯等大陆学人的论战，就使英国物理数学和欧洲断绝来往了上百年。但是像牛顿和莱布尼兹这样的论战，由于双方隔着一条海峡，各自有自己的地盘，彼此没有学术之外的利益瓜葛，最多就是空对空的骂战，所以总算是有节制的斗争而已。
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学术斗争莫过于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生物学界那一场跨学科、跨派系和政治紧紧结合在一起的生物学大论战了。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法国，是一个充满激情与交锋的时代。在外交上，是法国和欧洲各国合纵连横，战乱频频；在政治上，是革命党人、保皇派、自由派和独立派的战场；在思想上，是各种变革和保守的思想的交锋。那又是一个泛哲学化的年代，任何一个现代人看来很实在的问题，在那时都可以高屋建瓴地和某种主义拉上关系，各种-ism和-logy满天飞。科学家争论的东西，不仅在于是科学本身的对与错，还在于用何种眼光和哲学思维看待。这时候的法国，是一切欧洲政治旋涡的中心，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开始，到激进和崇尚红色暴力的革命党人上台，到军事强人拿破仑上台再建帝制和全欧洲作战，再到波旁王朝复辟，再到七月革命，短短二三十年内，政权如同走马灯一般的变幻。在这样一个大环境，科学界也不可避免的和政治拉上扯上千丝万缕的关系了。
发生于1830年的法国生物学大论战，表明上是居维叶和杰弗莱两个人的科学见解不同，但内里却充斥着居维叶和杰弗莱拉马克等人的私人恩怨，生物学中进化论和反进化论的学派之争，数学物理化学等其他领域的相关矛盾的纠缠，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复杂的外国势力的介入等等，而这些矛盾整整积累了近40年，深刻地反映了动荡年代科学家的复杂人格。
说到这场大论战，论战的地点就是赫赫有名的法国巴黎的自然历史博物馆。说到巴黎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就其传奇程度，可以写一本厚书。这个博物馆的成立可谓一个奇迹，因为它是在1793年这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建成的。这时正是雅各宾派的罗伯斯庇尔当权的时候，史称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罗伯斯庇尔推行“以革命的恐怖对抗反革命的恐怖”，整个巴黎处于一片腥风血雨中，而同时外国干涉军正向法国首都步步为营。所以很难想象，这时的当权者还有能力和心思建立这么一所世界顶级的博物馆，尽管它是由前朝的皇家花园改造而成的。这个博物馆在往后的几十年中一直是欧洲自然博物学的中心。除了藏有丰富的标本外，它还是一个大图书馆，一个重要科学期刊的出版社，甚至还是一个养了上万只动物的动物园。19世纪法国生物学家在自然博物学上的成就和这个博物馆密不可分。无数描述动物形态和习性的论文和书籍，都是在博物馆里的动植物的观察报告。博物馆的组织有点类似中国的单位大院，几乎所有的员工都住在博物馆里面，而论战的几个主人公也都住在这个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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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三杰
这个论战的中心人物就是号称法国科学界的拿破仑——居维叶男爵（Baron George Cuvier，1769-1832）。另一方则是另外两个大牛，杰弗莱（Etienne Geoffroy Saint-Hilaire，1772-1844）和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1744-1829）。此三人成就卓越，堪称法国19世纪初博物学三杰。
博物学是18到19世纪的一门庞杂的学科，其主要多研究范围一开始是动植物的形态和生理描述，后来发展到分类学、胚胎学和解剖学，在18世纪中后页，由于化石的发现渐渐增多，地质学、矿物学、地理学、生态学和古生物学也包括了进来。就当时的知识而言，博物学就是当时除了天文、物理和化学之外一切有关自然科学的学科。博物学在法国科学界的地位在十八世纪的博物界大牛布丰（Buffon，1707-1788）手中就确立了起来。
布丰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在生物学，矿物学，天文学和化学等众多领域都有自己的看法。成就最高的当然是生物学，他写了一部长达40卷的《自然科学史》（Histoire naturelle，generale et particuliere），全面地暗示了生物进化的可能性。他在天文学上也有过见解，就是提出了太阳系行星起源的假说，他认为行星是彗星和太阳撞击之后形成的。他在化学上维护旧系统，和另一位大牛拉瓦锡针锋相对许多年，这个以后还会提到。在布丰的领导下，博物学成为一大显学。在法国科学院分为两个部，一个是数学物理部，一个是自然科学部，博物学成为了科学院的半边天，布丰功不可没。
布丰
拉马克在1744年出生于法国北部一个破落的贵族家庭，年轻时迫于生计，从过军，学过医学，也做过银行，很是庸碌了一段日子。当时植物学是显学，拉马克也对植物学感兴趣。在参观过皇家花园之后，他对植物的兴趣就一发不可收拾了，于是就转行研究植物。在那次对皇家花园的参观中，他遇上了自己的恩师Jussieu，而通过Jussieu，他又认识了布丰，从而他的命运就和布丰密不可分了。布丰是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前身皇家花园的总管，说话自然一言九鼎。拉马克由布丰 一手提拔上来的，可以说是布丰的嫡系。布丰对拉马克有知遇之恩：1778年，拉马克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科学作品《法国植物群落》（Flore Fancoise），布丰对此大为赞赏，在利用公费为他出书之余还向公众大力推介。在布丰的力荐下，1778年拉马克就凭这部作品当上了法国科学院院士，之后更在皇家花园里当上了植物部的主管。1788年布丰去世之后，其影响力犹在。于是在1793年皇家花园改造成自然博物馆之后，尽管拉马克在植物部主管的竞争中不敌对手，但是拉马克也被照顾和安排到了。安排的结果十分惊人，他居然摇身一变成为了无脊椎动物部的头头，而这时拉马克甚至还没有任何一部关于动物学的著作。尽管拉马克颇受布丰的余荫，但是性格决定命运，在政治漩涡年代尤为如此。拉马克此人沉默寡言，长于著书立说，不善交际，这些大大妨碍了他进一步的高升。
拉马克
和拉马克相比，年轻的杰弗莱就不绝一样。他世代生活在巴黎的科学世家，他的家族中就有三个科学院院士，属于根正苗红的一类。杰弗莱自小就接受科学训练，16岁（1788年，布丰在同一年去世）就在著名的college de Navarre跟随科学院院士Brisson学习，期间也跟随另一位院士矿物学家道本顿（Daubenton）学习，深得道本顿赞赏。这个道本顿来头不小，他原是布丰的助手，在1744年就已经是院士，成为布丰的亲密战友，所以杰弗莱也可以算是布丰的嫡系了。在道本顿的大力支持下，加上大革命开始，革命政府崇尚年轻提拔新人，杰弗莱在1793年年仅21岁，就令人咂舌地成为了新成立的博物馆12位教授之一，并当上了动物部的馆长。这个结果，恐怕连杰弗莱自己都有点意外，因为杰弗莱是以矿物学成名的，而动物学只能算是半路出家。这时的杰弗莱作为法国科学界的新星可算是踌躇满志了。
杰弗莱
杰弗莱的光辉前途，由一个人的到来而改变，这就是居维叶。居维叶被后世被称为生物界的独裁者或者生物界的拿破仑，这个称号恰如其分的表明了居维叶后在来法国科学界的影响力，科学家位列高官的本来就不多，而象居维叶那样有统治力的更是罕有，而象居维叶那样改朝换代历四朝还屹立不倒的真是绝无仅有。居维叶后来如此叱诧风云，但是在刚刚来到博物馆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格格不入的外乡人。
有趣的是，居维叶之所以能来巴黎和进入博物馆，完全是杰弗莱的功劳。居维叶出生于德法边境处的一个新教家庭。他从小受的教育都是德式教育，求学阶段在德国的卡尔斯鲁厄渡过，和主流法国科学界没有什么联系。大革命爆发的头几年，居维叶都在法国诺曼底的一个贵族家里当家庭教师。居维叶和法国科学界的联系源于和杰弗莱的通讯。杰弗莱觉得这个年轻人的科学工作不错（其实居维叶比杰弗莱还要大3岁），于是在1795年把居维叶介绍进了博物馆，成为博物馆比较解剖部的代理教授（acting professor）。居维叶刚到巴黎时，孑然一身，寄居在杰弗莱的寓所，两人同煲同捞，亲如兄弟。之后的若干年，大家的关系也相当融洽，联名发表了一些论文。
居维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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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维叶的异军突起
很难想象，一个原本和法国主流科学界毫无联系的人，怎么可以在短期之内能够搭通天地线。然而，居维叶就有这样超凡的才能。居维叶学识广博，触觉敏锐，记忆力超凡，这些在需要知识积累的博物学上是个巨大的优势；他口才了得，上课口若悬河，从课堂上培育一大帮粉丝和嫡系；他勤于写作，在头两年就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和几卷大部头的书籍，以后更是著作等身，多部著作成为标准的教材和工作手册，有利于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除此之外，他善于交际，活动能力超强，在说服对手，在寻求盟友上有着科学家罕见的能力。在陌生的巴黎科学圈，他刻意和各方面都搞好关系，但是和各方面都保持一定的距离。即便面临财政上的压力，他也断然拒绝了一些带有派系色彩的工作。而居维叶的活动能力远不局限于博物馆以及科学圈，他和巴黎的各种精英分子，包括艺术家等等都有广泛的联系，这些联系对他日后的声名有极大帮助。
当然，居维叶此人日后能成为生物界的拿破仑，当然在本行上有独到的建树。在来到巴黎的第一年，他就展示了自己的大手笔，复原出了一头长毛象（Mastodon），这是一种类似猛犸象的大象（当时冰封的猛犸象还没有被发现）。这是大型化石的第一次被复原，这个成果震动了全欧洲的生物学界。第二年，居维叶再现神技，复原了一头巴拉圭出土的大地懒（Megatherium），再次震动了欧洲。于是，居维叶就当仁不让地成为了法国博物学的领头人。居维叶的成就得益于他在比较解剖学上的成就，在研究了多种脊椎动物的骨骼之后，他提出了古生物学中的相关性原理（principle of correlation parts），并总结了一套有效的复原方法。之前，化石的发现已经不是一件稀罕事了，但是如何对化石复原，却没有一个明确的方法。居维叶提出的原理是可以根据古生物和现在生物的类比，比如可以先设想某复原对象是一只类似象的动物，再把现存大象的骨骼进行对比，参照各种因子，去复原这件古生物标本。这个原则现在看来很简单，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在当时却没有几个人能在实践中做到，因为这首先需要大量的比较解剖学的知识和敏锐的观察能力，这才能正确判断化石样本和现在什么生物类似，然后还要有很好的动手能力和想象力，才能把化石复原出来，当然更难的就是如何把这些东西系统总结出来。但是仅仅在生物学上的成就，并不足以成就居维叶的地位，他的幸运星就是法国皇帝拿破仑。
图：长毛象
图：大地懒
总之，在短短两年间，居维叶的光芒就完全盖过了杰弗莱，成为了法国科学界的超新星。在1795年底，科学史上最惊人的一幕发生了。在粉碎了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之后，科学院进行了新一轮的院士提名和表决，这次选举完全是派系平衡的产物。杰弗莱表现出来的温顺和明显的亲近旧势力（比如道本顿）让新势力有很大的戒心，于是杰弗莱甚至没有被提上候选名单。最后旧势力转而支持居维叶，而新势力对这个和巴黎科学圈没有什么渊源的人也放心，最后在这两方达成的妥协中，居维叶就成为了受惠者。就这样，26岁的居维叶居然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从初到巴黎时的寂寂无闻一跃成为了法国科学院院士。而这个位置，一年前还风光无限的杰弗莱要在12年之后才能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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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霸天下
1798年之后，拿破仑就掌握了法国的大权。在居维叶和杰弗莱的发展轨迹中，1798年是真正的分界线。1798年，拿破仑为了打破英国的贸易封锁，决意远征当时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埃及。拿破仑为此专门组织了一个多达167人庞大的科学团，其中包括数学家、化学家、测地学家和博物学家。拿破仑这种举动一直让人迷惑不解。一种解释是他希望通过这个举动，宣传自己的行动不光光是侵略，还有科学考察成分，从而为自己的远征加上一些正义性。但是我倒觉得这是拿破仑的本性使然。拿破仑此人，除了打仗在行外，对科学也非常热衷，简直到了世间少有的程度。一个事例可以说明这一点，一般能象拿破仑一样做到首席执政官甚至皇帝的，最多弄个军委主席当当也就是了，但是拿破仑在1803年却专门改组了法国科学院，并自任了法国科学院的主席。国家元首当科学院主席，真是闻所未闻。
图：拿破仑
杰弗莱和居维叶都是当年的明星级年轻一辈，如何通过这个机会上位都是他们的考虑。但是他们做出的决定却大相径庭。杰弗莱选择和拿破仑一道远征，以此力求取得拿破仑的信任。而居维叶就恰恰相反，他选择留下，趁着对手们不在的时候征服科学院。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对任何大政治行动的表态都是当时科学家的人生交叉点。杰弗莱和居维叶作出了不同的选择。类似的还有在化学界中的贝托莱（Berthollet）和佛克莱（Fourcroy），他们也对此作出了不同的选择，贝托莱选择出征，他取得了和拿破仑亲近的机会；而佛克莱选择留下，结果他取得了化学界的控制权。
而杰弗莱和居维叶的命运分歧比以上两个科学家的还要大。埃及远征也绝非拿破仑的得意之作。尽管在起初几个月拿破仑取得一些胜利，但是随着英国对亚历山大港的封锁，拿破仑陷入了困境。最后居然抛下军队，几乎是只身跑回法国。杰弗莱在埃及并没有取得拿破仑的欢心，他在埃及眼睛发炎，视力几乎不保，没有多少表现的机会，最后他被留在了埃及，历经艰苦才能回来。反观居维叶，留在巴黎的日子，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势力和声名，以及一整套新的科学研究方法，彻底地征服了科学院。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滞留埃及杰弗莱写了一封深情厚意的信给居维叶，请求居维叶的帮助以及希望居维叶维持双方的友谊和合作关系。居维叶不知是没有回信还是回复的信件丢失了，总之杰弗莱没有收到居维叶的回复，为此藏下了一个心结。
1803年拿破仑改组法国科学院时，把法国科学院分为了数学部和物理科学部。这里说明一下，当时数学部实际上是包括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而物理科学部包括的是博物学家、化学家和其他零散的科学家。拿破仑自己当然不可能去管理这么一个科学院。所以这两个部各设立一个书记，书记的职位是终生的，实际掌管了科学院的事务，权力极大。杰弗莱虽然是科学界屈指可数的新星，而且还一路追随拿破仑远征埃及，但是由于他当时连院士都不是，在埃及也并不得拿破仑欢心，所以毫无希望。拉马克是个不善交际，而且属于前朝老人，更不可能有此奢望。因而声名鹊起的居维叶自然就成了拿破仑的首选。在学术上，居维叶渐渐成了法国博物学界的一哥；在声望上，居维叶通过讲课和著书立说，在科学界支持者甚众；在能力上，居维叶年轻有魄力，交际才能出色，而拿破仑正需要这样的人才来对法国教育和科学系统进行整改；在背景上，居维叶受的是德国教育，和法国原圈子纠葛甚少，法国大革命暴力最盛行的时候，居维叶远遁诺曼底，成了同是来自偏僻小岛科西嘉的拿破仑最放心的人；最重要的是在政治态度和哲学观上，居维叶和拿破仑有共通之处，比如他们都属于保守派，特别反对罗伯斯庇尔式的革命暴力，所以居维叶当仁不让地成了物理科学部的终生书记。
在拿破仑时代往后的十几年中，居维叶当时在教育界可谓权倾一时，职务多多，除了科学院书记一职外，他还是公共教育总监察，主管了法国的中学改革大政。他还成为新建立的法兰西大学终身校董，拥有资金分配和职位任免大权。他甚至还在国务院任职，直到去世。拿破仑时代无疑是居维叶最鼎盛的时代，在这段时期，他接连完成了3部大型著作，《比较解剖学讲义》，《化石骨骼研究》和《动物界》，全面构建了他的生物学王国。他的观点成为了法国科学界的标准；他的兴趣，成为了法国科学界的研究方向。无数研究工作都要和居维叶合作，无数的论文和书籍都和居维叶成为合著者。就连杰弗莱也不例外，和居维叶合作做了很多研究工作。 1806年，居维叶被英国皇家科学会（the Royal Society）选为外籍院士，影响力遍及欧洲。欧洲各国的博物学家都以到法国博物馆听居维叶的公开课为荣。最有名的例子就是英国的欧文（Owen）了，欧文就是那位最早给恐龙命名的大牛，他当年曾到巴黎博物馆听课，还津津乐道了多年。欧文被称为英国博物三杰，也有人把他称为英国的居维叶。而另一位大英博物三杰阿加西兹（Louis Agassiz），也是居维叶的忠实粉丝。阿加西兹是首位远渡并长居美国的国际级科学家，为当年科学的不毛之地美国撒播了居维叶思想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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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马克的悲歌
当时公开和居维叶意见不一的科学家凤毛鳞爪，而一直郁郁不得志的拉马克就是最突出的一个。和出身德国的居维叶不同，拉马克是法国大牛的布丰的粉丝和嫡系（他也是布丰一手提拔的）。而布丰是18世纪少有的持生物进化思想的人，不过布丰比较含蓄，不公开宣称生物进化，而只是在书中模模糊糊地提出了生物进化的可能性。拉马克身为布丰的嫡系，对此自然心领神会，而且还要更进一步 ——要给生物进化找出一种机理。在科学界，拉马克是典型的大器晚成的人。在前50多年的生涯，并没有什么特别有价值的成果。直到1800年之后，他才开窍，总结出一套他称为变异综合理论。
他提出的这套理论在日后被称为拉马克主义，其核心观点是：生物从低级向高级沿着一条阶梯进化，为了适应环境，于是各种器官就用进废退，这样一代一代进化，就形成了现在的物种。必须说明的是拉马克提出的进化机制和日后的拉马克主义有很大的不同，这点和达尔文主义不一样，达尔文提出的进化的基本原理在现在都是广泛认可的。
生物进化问题，看似一个学术问题，但是在宗教色彩浓厚的欧洲尤其是泛哲学化的19世纪，却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基督教看来，上帝创造万物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不容置疑。从哲学上看来，生物进化与否，是一个动和不动的，进化与稳定的命题。投射到政治哲学上，就是革命与保守的问题。所以从哪一个方面说来，都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居维叶本身是新教徒，信奉的是创造论，其哲学观念是和谐和稳定；还有目的论，在他看来，生物之所以长成那个样子，就是从创造的时候为了适应环境而设计的。从政治上看，他憎恶暴力革命，态度保守。从科学上看来，他认为生物根本没有变化过，他用埃及木乃伊做例子，指几千年过去了，人还是一样的人，狗还是一样的狗。他更不相信动物可以凭自己的意志可以变换自己的形态（用进废退）。对于化石，他也有自己的解释，就是认为世界灭绝了一次又一次，每次灭绝后，都是有一批新的物种被创造出来，这个就是他的灾变论（catastrophism）。
对于拉马克的主张，居维叶深恶痛绝。但是他采取的策略并非公开地攻击拉马克，而是刻意地无视，比如，他几乎从来不引用拉马克的著作，从来不在科学院的年报里提及拉马克的研究（当时拉马克好歹也是科学院院士啊）。而在私人场合，他却一再对拉马克和他的主张冷嘲热讽。他对进化的思想一方面不以为然，另一方面却小心翼翼，尽量让它不要成为公开的题材。他对拉马克的公开攻击只是在他晚年的一部著作里面集中体现了出来，这本书叫做叫做《拉马克的悲歌》（Elegy of Lamarck），里面极尽尖酸刻薄之能事，并把拉马克形容为一个诗人，这在大家都是斯文人的科学界真不多见。居维叶对拉马克的冷漠，他的门生自然心领神会，联手对拉马克进行打压，这在居维叶统治的生物学界当然是理所当然的。
除此之外，拉马克虽然性格木纳，但是却是“惹火尤物”，仇家还真不少。他除了和居维叶作对外，还惹上了另一位化学界的对手拉瓦锡（Antoine Lavoisier）和他的门人。拉瓦锡何许人也？他正是那个发现氧气的大牛，被后世称为现代化学之父。这是另一段“金枝欲孽”，详细说来要花上另外一篇文章的篇幅。说起来，拉马克之所以惹上这段恩怨和他的恩师布丰有很大的关系。简而论之，布丰和拉马克是传统化学的信仰者，对拉瓦锡倡导的以数量分析为基础的新化学的攻击也是不遗余力的。在大革命期间，科学界与政治纠缠在一起，拉瓦锡由于曾帮助有外国国籍的数学大牛拉格朗日（也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啊）等人逃税，被罗伯斯庇尔的恐怖统治政府以叛国罪处死，个中少不了传统化学派的人的推波助澜。拿破仑时代，一切逆转，新化学派抬头，对传统化学派深恶痛疾。布丰在革命前已经死去，所以他的嫡系拉马克便成了眼中钉。有居维叶带头，新化学流派便无不一拥而上，成为攻击拉马克的主力。由于居维叶权势滔天，拉马克的论文和书籍极少有出版的可能。拉马克本身是一个勤勉的写手，东西出版不了就只能堆在家里，自怨自艾地烧了一大批后，身后遗作还有一大堆，可是很多也随时间流逝而不知所终了。拉马克终生无法升迁，只靠当博物馆无脊椎部主管的微薄工资去养活其一家14口，甚至还被迫进行化石买卖为生，最终于1829年在贫困中死去。
图：拉瓦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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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兄，得空的时候，拉瓦锡也写写。吾等虽非科学界中人，但对科学一向心向往之，对科学界的八卦也是十分爱听，而且是多多益善，所以就辛苦您啦。
小人一下，我已经送了n朵花了，以后也会继续送的
杰弗莱的暗涌
再说杰弗莱，杰弗莱在介绍居维叶入博物馆后，风头被居维叶完全盖过，但是他对居维叶总算有知遇之恩，尽管他是布丰的嫡系，但是总算是隔代的，关系也不深。况且杰弗莱作为科学界的新星，也曾经跟随拿破仑出征埃及（拿破仑有性格，很少听说有人打仗时带一堆不相干的科学家的），也算和拿破仑有点渊源了（当然和居维叶不好比）。所以一开始居维叶也和他一直合作，他们共同出了几本书，合作虽不算是亲密无间，但是也关系良好。不过埃及的际遇一直是杰弗莱的心病，而居维叶也像是有意疏远杰弗莱。在1803年，居维叶当选科学院永久书记，而他空出来的位置需要补选，杰弗莱希望居维叶拉自己一把，甚至连居维叶的亲密战友拉普拉斯也帮杰弗莱说话，但是最后居维叶也没有尽全力。就这样，直到1807年，这个十几年前的新星才终于进入科学院。这一系列的事件，无疑在杰弗莱心中划下一道一道的伤痕。
1814-15年是法国又一个变天的年份，不可一世的皇帝拿破仑，在俄罗斯、莱比锡相继受挫，被欧洲联军放逐到小岛埃尔巴（Elba）上，从法国皇帝变成了埃尔巴皇帝。而落难皇子路易十八在20年后重回巴黎，波旁皇朝复辟。虽然拿破仑搞了个百日复辟，但最终被英普联军再次击败，彻底垮台，永久流放。波旁王朝在复辟之后再复辟，法国进入了一个保守的年代。
政府如走马灯一般变换，居维叶的地位无疑受到动摇。但是居维叶出色的政治才能和巨大的学术威望，令他奇迹般地屹立不倒。本来就是保守派的他再次受到了当权者的宠信，继续主持科学院与法国的教育事业。尽管如此，和拿破仑时代的权倾一时相比，他一统学术界天下的境况有所改变了。这也是合作十数年的杰弗莱和居维叶分裂的开始。
前面说过，杰弗莱在派系上属于布丰一系，在科学界对拉马克的围剿中，基本属于按兵不动但是暗暗同情的派系。而他在自己研究中，渐渐总结出了一个比较解剖学上的规律，他把其叫做Unity of plan（同一体制论）。这个东西中文很难翻译，大体说来，就是指所有生物的身体结构本质上都是一致的，比如牛和蜥蜴都有前肢和后肢，但是在发育过程中发育的程度不一样，所以外在形态就不一样，牛的腿长一些，蜥蜴的腿短一些，但是它们都有相似的功能，杰弗莱称之为器官的同源性（homology）。而鸟的翅膀和牛前腿，虽然外观上不一样，但是骨骼结构还是相似的，所以还是同源器官。而各种动物的内在发育力是一个定数，一部分发达了，另一部分就不这么发达。比方说前肢发达了，后肢就不发达，视力发达了，听觉就不发达。由于这个规律的限制，所以各种动物就变得不一样。对于居维叶的目的论，杰弗莱也有针锋相对的看法。他相信的是先验论，认为不是动物适应环境，而是动物选择环境，比如鱼生下来就有腮和鱼翅，所以它就要寻找有水的地方。
从一开始，居维叶就不喜欢这种理论，因为居维叶的比较解剖学的理论是功能论（functionalist anatomy），他认为动物的也就是动物的器官之所以有相似的地方，是因为它们有着相同或者相近的功能。在现代进化生物学教科书上，同源器官和同功器官是一组相对的概念，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是在两百年前，居维叶和杰弗莱却不这么看。除了目的论和先验论之争外，因为当中牵涉的还有物种变不变的问题。杰弗莱的虽然一开始没有直接说生物是否可以进化，但是在他的同源理论中却隐含了这一点，因为既然是同源，就很可能有一个公共的源头，而追根究底下去，就是物种进化的理论了。而居维叶的同功说，却是为创造说度身订造的。但是一开始，居维叶的不快并没有公开，一来杰弗莱毕竟是合作多年的伙伴，二来杰弗莱一开始只是把他的同一体制论局限于高等脊椎动物身上，在居维叶看来，还不至于毫无道理。居维叶深谙权力斗争之道，在对手未成气候的时候，与之进行争论，不过给了对手一个上位的机会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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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篇都得花！
风起云涌
杰弗莱继续发展自己的同一体制论，而在他研究中，渐渐地发觉自己的理论可以和拉马克的进化学说结合在一起，这种论点在1820年之后逐渐地为科学界所知。这个可是犯了居维叶的大忌，居维叶开始对杰弗莱的论点开始攻击。但是当时居维叶的权力也开始减退，首先1824年上台的新君主查尔斯10世并不像路易十八一样对居维叶信任，查尔斯是个极端的天主教徒，对身为新教徒的居维叶总有一丝隔阂。而更重要的是，这时又有新一轮科学院的权力斗争了。上面说过，科学院分为了数学院和物理科学院。居维叶是物理科学院的书记，而和他同时任数学院书记的是天文学家德朗贝尔（Delambre，德朗贝尔是制定“米”这个标准的大牛），但实际管事的却是他的弟子：另一位数学物理大牛拉普拉斯。拉普拉斯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法国科学界是叱诧风云的人物，他著作等身，被称为法国的牛顿。我私下的意见是，要是他早出世几十年，可能就没有牛顿什么事了，直到今天，他的拉普拉斯变换和拉普拉斯算符都是数学物理上不可或缺的工具。拉普拉斯早年和拉瓦锡颇有渊源，一起从事过定量化学的研究。而拉普拉斯和居维叶更是渊源深厚，从居维叶一进入巴黎，他和拉普拉斯的关系就非比寻常。他们志趣相投，在政治上互相扶持，科学院内一片和谐。
但是拉普拉斯的权威在20年代开始就不断受到挑战，挑战的人亦非善辈，而是在另一位大牛傅立叶（Fourier，发明傅立叶变换）为首的，以阿拉果（Arago）、菲涅耳（Fresnel）和安培（Ampere）为主力的集团。19世纪初的法国科学和政治密不可分，傅立叶集团和拉普拉斯在学术上固然有分歧，比如拉普拉斯支持光的粒子性，而傅立叶集团支持光的波动性（这些写起来又是一篇长篇），但是他们更本质的分歧还更在于政治上。傅立叶集团属于自由派，而拉普拉斯和居维叶属于保守派。以政治派别为分界线，各个领域的科学家自动站队，大战一触即发。
最后傅立叶集团于1818年在一系列精心策划的演示实验中彻底地打击了拉普拉斯的权威，使他颜面尽失。随着1822年德朗贝尔的去世，而傅立叶在和拉普拉斯的竞争中胜出，成功接任数学部书记，这无疑宣告了拉普拉斯的彻底失势。傅立叶和杰弗莱是有渊源的，当年他们一起跟随拿破仑远征埃及，虽然当时傅立叶不大看得上杰弗莱，但总算是战友一场，而且他们政治理念相近，以往的不快就放下了，自然而然地联成一线。居维叶少了政治同盟，势力圈就被打开了缺口。而拉马克，杰弗莱等人的学生也渐成气候，从1825年开始，法国科学界中批评居维叶的声音逐渐增多。杰弗莱的反攻也就正式开始了。
图：拉普拉斯
图：傅立叶
1825年的科学院院士补选是居维叶权力衰退的一个表现。科学院院士的位置是固定的，新人要入选科学院，只有等某一个前任去世才能补选进入。1825年，居维叶的好友拉希佩蒂（Lacepede，此人还是一个音乐家，写过几部歌剧，和德国著名作曲家格鲁克Gluck有深交）的去世让科学院空出一个位置。居维叶希望自己的弟弟弗雷德里克·居维叶接替他的位置。居维叶的弟弟一直是自然历史博物馆珍稀动物馆的馆长，发现了小熊猫，论资历和成绩足够担任院士一职。可是杰弗莱却支持一个和居维叶交恶的动物学家贝兰维尔（Blainville）。这个贝兰维尔原先是居维叶的学生，后来因科学见解和居维叶不同而分道扬镳。贝兰维尔是一个偏执的改名狂，他主张把所有动物分类的名字通通改掉，不如爬行类要改为鳞片类，哺乳类要变成毛发类等等。贝兰维尔的这套多此一举的东西在科学界并不受到支持，杰弗莱自己也对之不以为然。但是为了对抗居维叶，他就转为支持贝兰维尔。最后贝兰维尔成功在杰弗莱、傅立叶和阿拉果等人的支持下进入科学院。居维叶的弟弟在哥哥的支持下居然进入不了科学院，这件事就成为居维叶开始失势的标志。
拉希佩蒂
贝兰维尔
弗雷德里克·居维叶
从1820年开始，杰弗莱就不断地对居维叶进行挑衅。针对居维叶理论的三大基石：功能解剖学、灾变说和动物四界分类说，杰弗莱都提出针锋相对的理论。为了打破居维叶的动物分类，杰弗莱把他的同一体制论推广到无脊椎动物上面。他认为无脊椎动物比如昆虫，他们的身体构造也和脊椎动物一样，来源于同一个模子，比如它们都有脑、胃、心脏等等，而昆虫的外壳也和脊椎动物的骨骼是同一个来源，它们的不同仅仅在于发育的层次不同而已。这个就直接挑战了居维叶的动物分类学说。因为居维叶认为四类动物——脊椎动物、软体动物、节肢动物和蠕虫——都是互不相干完全独立的门类。尽管杰弗莱没有明言，但他的理论，在现代人的观点看来，完完全全就可以归结到进化论上去。
杰弗莱和居维叶的斗争，还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杰弗莱的同一体制论，其实早在18世纪末就被德国大牛歌德独立研究出来，时间还在杰弗莱之前。大家多数只知道歌德是个文学家，其实他是了很多其他“家”，比如博物学家。歌德青年时是狂飙运动的先锋，晚年就搞浪漫主义去了。在他看来，同一体制论和浪漫主义的精神非常符合，绝非死板的居维叶式的目的论可相媲美。在歌德以及另一个德国生物大牛Oken的推动下，德国解剖学家都沿用同一体制论的观点进行比较解剖学的研究。具有嘲讽意味的是，居维叶出身于德国学派，但是德国的科学家却站在了传统法国派的杰弗莱一边。很多在法国期刊上无法刊登的杰弗莱派的文章，都转到德国刊物上出版，然后再出口转内销，翻译成法文作为外国参考资料再出版，这样一来就大大扩充了杰弗莱的舆论阵营。
图：歌德
居维叶当然不能容忍杰弗莱这种把人和水螅相提并论的理论，并不断发文批驳。但是居维叶一直很有策略地不和杰弗莱公开面对面辩论，以免被杰弗莱趁机上位。可是形势对居维叶越来越不利。除了学术上的反对声音越来越多以外，法国政局也开始不稳，查尔斯十世的极端保守政策令国内的自由派极度不满。1830年，查尔斯十世提出的全面天主教化的政策，这个政策连一向保守和支持国王的居维叶也觉得太过分了。而议会更是群情汹涌地通过反对动议，革命一触即发。万一发生革命，居维叶的地位随时可能不保。而这时傅立叶正好去世，傅立叶虽然和居维叶不和，但是在表面上还是过得去的。而接任的年轻一辈的阿拉果对居维叶显然就不这么客气了，不但越界对物理科学部的事务插手，还明刀明枪地站在了杰弗莱一边。就在这一时刻，杰弗莱终于发出了致命的一刀，成功地迫使居维叶和他进行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大论战。
图：阿拉果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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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涨到了32,已经将鲜花送出，请蜗藤笑纳，并想问一下你的网名的来由，好象不能用中文解释
牛顿 安培 拉普拉斯 傅立叶...这么些天才风云际会到一起,真的是激动人心哪,花待下文
唇枪舌剑
论战的导火线是一篇1829年提交到科学院的一篇有关软体动物的论文。论文是由两个毫无名气的科学家所写的，其中的一个甚至连善于寻根到底的历史学家只知道他的姓氏，而找不到他的名。论文的内容是说软体动物内在结构和脊椎动物有相似性。由于他们实在名不见经传，也可能因为内容太过牵强，所以6个月过去也没有任何回音。这两位科学家于是又写信询问进展，这次科学院决定让杰弗莱和另一个科学家Lateille审查这篇论文。杰弗莱一见之下大喜过望，他知道越是极端的东西，越能刺激到居维叶，而这篇东西，刚好攻击了居维叶的动物分类，弥补了自己理论中的一个空缺。他立即写了一份报告，里面极大地夸大和弯曲了作者的原意，比如作者事实上只讨论了乌贼，但是在报告中杰弗莱却说他们准备了3000多张不同动物的图片以支持他们的看法，并大力赞扬了他们的结果在同一体制论中的地位。并在同一篇报告中不点名地批判有人在十几年间一直阻碍了生物学的发展。而这个人，每个法国人都知道就是指居维叶。
其实那篇论文的两个作者只不过是希望申请一些资金，扩大一下名气，完全没有想到会卷入这场大风暴中。而另一个审查者Lateille，其实也不想把此事搞大，因为居维叶多年来一直运用各种好处拉拢和收买杰弗莱阵营中的人，以保持自己的地位，而Lateille正是其中之一。那时拉马克刚去世不久，无脊椎动物馆的主管还悬空，居维叶已经许诺要给Lateille留住这个位置。无奈杰弗莱的动作太快，Lateille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就已经把报告提交，发动攻击。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之后的事情就完全不能让他们自己控制了。
于是这份于1830年提交到科学院的报告果然不出意料地激怒了居维叶。他立即在当场反驳这篇报告，指这份报告毫无正确的地方，并保证在后一星期的会议上给出反驳的文章。杰弗莱精心策划十年的战役终于打响了。一场公开论战正式拉开帷幕。
尽管居维叶是接受挑战的一方，但是他却是信心满满。他能言善辩，条理清晰，知识丰富，在公开辩论上杰弗莱应该不是对手。但是老谋深算的他肯迎战，肯定还有政治上的考虑，局势越来越不稳，革命随时爆发，而历经四朝的他能否再次平稳过渡实在难说。联想到后来7月革命时，居维叶远遁英伦暂避的事实，我想他当时未尝没有宁可轰轰烈烈死，不愿窝窝囊囊活的最后一搏的心态。这也可能是他应战最重要的原因：那或许会是他在科学院的最后一战了。
图：居维叶
对杰弗莱来说，这是一个等待了10年的机会，他为这个论战足足准备了10年，收集了足够的材料。他的优势还在于一个挑战者的身份，由于这次在科学院的论战是公开的论战，就算一般市民也可以旁听，这对于扩大自己的影响极为有利。不管结果如何，其实只要能和他公开辩论，对于杰弗莱就是一个胜利了。
图：杰弗莱
2月22日是论战的正式开始，居维叶公开宣读了他的论文，他首先攻击杰弗莱的同源性的定义，指出杰弗莱的定义模糊不清，很多时候不过是一个文字游戏。比如猴子的心脏和章鱼的心脏，由于它们都能够泵血，所以大家都叫它们做心脏。这个共同的称呼，完全因为它们有相似的功能，而且出于称呼方便的原因，而不代表他们有任何的同源性。如果章鱼的心脏不叫心脏，而叫另外一个别的名字，很可能杰弗莱就不认为他们是同源的了。接着居维叶通过详细的对比分析，指出章鱼的器官和脊椎动物的器官无论在数量还是形态上都毫无相似的地方。居维叶辩才了得，加上他对动物结构的掌握远在杰弗莱之上。杰弗莱无法及时作出反驳，只有提议辩论的形式转为每个星期辩论一场，而每场由一方宣读一篇根据上一场对方的发言而写的文章。
之后的那个星期，杰弗莱就应战了，杰弗莱的辩才和知识不及居维叶，所以他的策略就是转移话题，力求从注重细节的分析转向哲学意义的层面，从研究方法的讨论转变为基于结果的讨论。他说他的同源性定义不是基于表面的相似性，而是基于内在的实质性的相似性。然后，他就避而不谈软体动物了，转而谈人和动物的喉骨，指它们之间有同源性。
杰弗莱的回复，显而易见是非常无力的。为了更多的准备，3月8号的辩论会他借病避席，而3月15日，居维叶为了报复也故意不出席。到3月22日，辩论重开。对比前两次，这是一次真正的辩论，居维叶首先宣读了自己的论文，就各种动物的喉骨结构展开论述，指出各种动物的喉骨的分别很大，看不出任何同源性。杰弗莱也宣读自己的论文，首先承认在软体动物和喉骨方面，研究还很不深入，但是以后的研究极有可能能证明自己的论点。然后杰弗莱又展开了乾坤大挪移，开始谈起鱼类的同源性来。
3月29日的辩论，大家就为谁先发言争执了起来。最后决定还是让杰弗莱先发言。杰弗莱终于对喉骨问题作了正面回应。他再次抛开细节而把问题引申到哲学层面。他指责居维叶只是把目光放到了结构的不同，而不知道被这个表明的不同而掩盖的本质的相似性。而杰弗莱自己的同源学说虽然着眼点在相似性上，但是只有认识了这个相似性才能更深入地研究他们的不同。4月5日的辩论是最后一场。居维叶总结了自己的观点，系统地又把软体动物、喉骨和鱼都论述了一次。
这时，其实双方的观点都很清楚了。大家基本上是空对空交火。居维叶力图把问题控制在在具体细节上，避免与杰弗莱作出哲学层面的交锋。一来在这个问题上，他有绝对的优势，稳操胜券；二来，他不想让杰弗莱引入进化论的问题，以免让他扩大影响；三来，杰弗莱的背后是擅长哲学分析的德国哲学家歌德甚至康德，陷入哲学的论战，对居维叶并无胜算。而杰弗莱的策略很明确，就是尽量不和居维叶在具体科学上纠缠，而是多处开火，力图扩大战线，这样才有利于自己的理论大大得到宣扬。4月5日，杰弗莱主动提出停战。而此时，他们的论战迅速成为巴黎的生活焦点，居维叶在法国是一个公众偶像级的人物，这个大战吸引了最普通的公众的视线，越来越多的人涌入旁听，达到一票难求的境地，科学院人满为患，科学院不胜其扰。而且大家在论战后期基本上只是重复已有的观点，所以科学院也就同意了停战的请求。
仅仅从辩论层面来讲，居维叶当然是赢家，杰弗莱在原来的命题中无还手之力。但是杰弗莱可能一开始也没有指望能辨赢居维叶，而是把精力放在推广自己的学说上。大辩论结束之后，他立即整理，并在德国出版了辩论论文集，而且在第一时间重新翻译为法文在法国出版。而双方的舆论阵营早就自动站队，胜负早就无关，反正双方都自称胜利，所以居维叶辨赢了这场仗对此根本没有任何帮助。杰弗莱派系有了德国外援的助威，声势更为浩大，他们努力扩大这件事的影响；而居维叶派系当然不容对方独大，也不得不大力反击，结果就完全堕入了杰弗莱的轨道。
在知识分子的眼里，居维叶和杰弗莱的论战被视为保守与进步的大战，这个事件出现在各种文学艺术家在他们的作品和著作中。最著名的是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的著作中，居然有3部不同的小说使用了这个历史背景，其中一本小说的主人公还是杰弗莱的学生。艺术家多为自由派，在他们的眼中，并没有科学上的对错之分，只有思想上的进步和保守，所以在他们的眼里，杰弗莱才是真正的英雄。普通公众深受知识分子和宣传工具的影响，他们只知道有人挑战了居维叶的权威，科学偶像也要受质疑了，在这种情形下，权威总是输家。于是大战最后的结果就是各取所需，居维叶赢得了内心的骄傲，杰弗莱赢得了大众的认同。这样的结果在科学高度政治化的时代，在居维叶接受挑战的一刻已经注定了。
图：巴尔扎克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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