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浅谈人事上的确定与不确定性及一点分析 -- 神仙驴

准备小结一下，以后就不多说话了。写这些东西，主要是自娱自乐，资料来自于公开媒体，也没有泄密之嫌。来源虽然客观，但分析和预测又是主观活动。各种原因，又不可能说得太透。有朋友说原来的帖子视角太窄，也是无可奈何，更高更大的，不好说也说不得。咱这前言不搭后语，你知我知，就算是有意为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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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性，来自于成文的法规条例或不成文的传统惯例。而法规、条例、惯例显然有着重大区分。比如，国家主席、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连选连任不得超过两届；比如，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的，不许在政府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任职等。与法规相比，条例和办法则时有打马虎眼的例外情况出现。比如，通常情况下正省部级一线官员65岁须离任，但非“通常情况”呢，比如李肇星任外长就到将近67岁。当然，这样的情况还是很少出现的，这也才保证了条例办法的严肃性，所以条例办法仍能成为人事分析或预测的必备根据。

而惯例，对一定长连续时间的同系统内，同条件下往往产生相同或近似结果。应对不同对通常情况下的“确定性”事件作出颠覆，成为一大不确定性。比如，按照不成文规律，省部级高官任职变化不宜过于频繁。但十七大前后，便发生了习近平、杜青林、李建国等，在上海、四川、山东三个政治经济地位显赫的大省（市）任党委书记仅一年便进京高升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变更情况。确定性事件中的不确定因素多了，也就变为了不确定性事件。

建国后由普通省部级官员直接跃升成为政治局常委的，印象中胡锦涛之前仅有王洪文一人。因此，政治局常委从副国级（副总理级别）领导中选拔，作为惯例，当然可以放在“确定性”中。不过又怎能知道，习近平、李克强就能一起破例提升呢？尤其习近平同时破了“不宜频繁变更职务”和“副国级提拔政治局常委”的两个例，这一结果无法不令人乍舌。

当不确定因素越来越多的时候，分析和预测要面对的情况就使人不胜其烦了。

不确定性，主要除了上面笼统讲的打破惯例外，还可以再分。

一是大环境的改变，造成原先人事体制的基础发生重大变化。比如，未来某年，大陆与台湾实现统一，在局部地区实行与现在不同的政治体制，当然会带来相应的变化；再比如，中国遭受外敌入侵，在全国或局部地区实行战时管理体制。这种大环境的变化，不是我们可以预计的，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也最大。

第二，是政策与制度变化带来相关人事的发展变化。比如，1980年设立了总书记，十二大取消了党中央主席职务，恢复设立了中央书记处等等，这样的重大变化，就得在党章中体现出来。再比如，同样是党章，十二届时，就规定中央军委主席和中顾委主任，必须产生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但到了十三届修改后，就没有了这一条目，这样的重大变化，为当时仅是党员身份的邓小平、陈云能够分别担任这两个重要职务铲平了障碍。几部宪法带来了国家主席职务的设立与取消，同样是这一条的体现。

第三，由政治或其他需要，使得组织性质、规格或其他方面产生变化，由此带来人事变化。比如和平统一促进会，原先。贾庆林出任政协主席后，提升了该组织的高层代表规格，自己亲任统促会会长，原会长刘延东等则改任副会长。这是高层规格发生了变化（注意统促会本身级别与其高层规格的区别）。再比如，上世纪80年代监察部刚成立时，与中纪委不存在紧密的交叉关系，到后来中纪委、监察部合署办公。这是组织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还有，像是十一届人大精简了常委会领导数目，因此使得历史上第一次未能出现全国人大常委会藏族副委员长。这可能就是迫不得已了。

第四，基于个别人士的特殊条件和变化所产生的人事变化。比如宋庆龄去世前，授予其名誉国家主席称号。比如新疆党委书记王乐泉能进入政治局，部分归于上面说的反恐形势的需要，但换了其他人来当区委书记，却未必能进入政治局。再比如，陈希同、陈良宇事发，使得两人政治生命终结，等等。

以上是几类较大的不确定性，有些并非泾渭分明。这样的不确定性影响较大，作为普通民众甚至难以事先作出大环境能否改变的判断，而高层却往往是心中有数的。我们通常还会说一种不确定性，与上面就大不一样了。比如，同样的位置，两人中选择，安排谁，临时又会可能发生变化。再比如，无记名投票差额选举，结果谁上谁下。这类不确定性，有时不到最后一刻不知鹿死谁手，即便是高层，也只能控制一定的环境，不能保证完全不出“意外”。

以往及以后进行的一些情况分析和预测，则都是在保持当时现有的确定性条件下进行的，假如发生重大事件影响人事变动（比如爆发战争、重要领导人突然不能视事等），当不在此分析之内。

• 规则也有明暗

这就成为今天中国不可以预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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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的不同，极大的不同，太。。。不同了。所以我只能从刻板的资料堆砌中找一点乐子罢了。高层的人事，可能是播种待耕、比较后再择优录取；也可能是已作好部署，按部就班等待提拔。对前者，划定大致范围；对后者，看出些许端倪，就是民间爱好者能作的事了。其实如果比较美国大选，中国的高层变化还是有迹可循的多，值得玩味的也不少。

呵呵，贼兄艺高人胆大，支持票俺投了。

据传：阿沛老的一个儿子曾是红卫兵，造过班禅的反，现任达赖驻纽约办事处主任。阿沛老之所以近百岁而可以不退休与这是否有关？

是否有关更看不出来。

不过阿沛老众多儿子中的一个、中国援藏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阿沛·晋源，则算子承父业，新近当选为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同届政协委员中的父子档，可能是独一份了。

虽然当时朱镕基也是副总理，但党内职务只是中央候补委员，十四大上连升四级成为政治局常委好象在建国后都无先例，朱镕基之后也无来者，应该也算是一个颠覆了。

驴兄，不要走～～～或者说：不要停止写！！^_^

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常委7人中，3位新人：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全都是不同程度的“颠覆”了传统。

朱镕基经历了两个“颠覆”。一是由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直接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二是在此位置上直接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前者，自从1982年设立国务委员以来，国务院副总理都由政治局委员出任已是共识；后者，自王洪文以来，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出自往届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初看起来，朱镕基的提拔确实惊世骇俗，实际深究起来，是源于他当年下放上海市市长时，只获得了中央候补委员的身份所致。选举十三届中央委员时，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芮杏文和市长的江泽民当选中央委员，朱镕基还是在经委副主任任上当选为候补委员的。因为只是候补委员，所以无法在届内成为中央委员；而不是中央委员，就没有资格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所以，假如十三大时党代表们能有先见之明的选朱镕基为中央委员，那么接下来，朱镕基就可以在出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同时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以此身份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再接下来晋升政治局常委就不显得那么惊世骇俗了。

刘华清其实也经历了两个“颠覆”。1985年全国党代表会议，一大批老同志退出“三会”。十二届中央委员刘华清也退出中央委员会，改任中顾委委员。十三大后出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大事件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等到十四大，又由中顾委委员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一下子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继续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当时另一位军委副主席张震也是将要告老还乡之际被提升的。

相比较朱、刘都是由副国级领导职务升为政治局常委，真正意义上的颠覆，其实是破格提拔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胡锦涛直升政治局常委。只不过，朱刘的颠覆声势太大，反倒淹没了不引人注目的小胡。直到多年以后，大众才惊觉，胡作储君已是多时了。由普通省部级直升政治局常委的，胡之前，仅王洪文一例。

确定性――

1、 藏、维、蒙、回、壮五大少数民族都会有代表列在国家领导人行列中。

2、 少数民族国家领导人，以担任过正省部级职务资历最深的适龄领导人为第一优先。

其他要考虑的因素有：年龄、任期、重合的宗教界人士代表（针对藏传佛教）、接班关系、职务分布等。

目前情况是，党的领导人有回族的回良玉，国务院领导人有回良玉和土家族的戴秉国，全国人大领导人有蒙古族的乌云其木格、维族的司马义铁力瓦尔地，全国政协领导人有藏族的阿沛、帕巴拉、回族的白立忱、维族的阿不来提、壮族的李兆焯。

这是第一步，取得当前资料。第二步，是对照以往，做出大概分析。

通过查看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名单，我们能做出大体判断。从有效性上，我们先看近四届、再看85年后（更新换代）、再看82年后（国务院重大调整）、再看文革后，而建国到文革结束之间的阶段，可以参考但要区别对待。

按照不同政治组织单元看：首先，中共中央领导人未必需要有少数民族代表。也就是说，回良玉在政治局的情况属于特例，不具有代表性。其次，除六、七届外，国务院领导（通常是一位国务委员）中会有一位少数民族代表。再次，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都有一位（或以上）藏族代表（十一届除外）；一位维族代表；一位蒙古族代表（七届以来）。最后，全国政协副主席中有过回族、壮族、维族、藏族、蒙古族代表。

按不同民族单元看：

藏族历来在人大、政协都有分布，唯独十一届这次仅在政协。藏族代表阿沛和帕巴拉地位崇高，自1959年以来或担任人大副委员长或担任政协副主席从不落空。由于阿沛在祖国统一事业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帕巴拉具有宗教界人士代表的特殊意义，二人应可以在国家领导人位子上终老。但也由于二人政治地位太过特殊，几十年来，除了他们和达赖、班禅外，国家领导人中再无藏族代表人士。直到十届人大，热地出任副委员长，才算是破了一例。热地是老资格的藏区领导人，有着从农奴翻身作主人的传奇经历，其代表性与西藏的喇嘛教和原贵族人士有着显著不同。热地本人则有18年的正省级资历，在西藏地方政府里独一无二，也难怪别人难以望其项背。在十一届人大副委员长精简的情况下，热地高龄退休后，不好再安排其他藏族领导人了。巴桑年龄更高，多吉才让年龄也偏大，列确则资历较低，最后仍是阿沛和帕巴拉代表藏族留任国家领导人职务。阿沛老年将百岁，之后或有新鲜藏族领导人出现在国家领导人行列中。目前年龄合适的正省部级藏族领导人，便是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向巴平措，10年主席资历可助其出任一届人大副委员长。

维族，先后有赛福鼎、铁木尔、司马义艾买提、司马义铁力瓦尔地担任人大副委员长，司马义艾买提、赛福鼎、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等担任政协副主席，司马义艾买提还出任过国务委员。总之是保持国家领导人中总有两名维族代表。这次也不例外。司马义艾买提退后，由资历最深的正省级维族官员司马义铁力瓦尔地顶替担任人大副委员长。当然这样一来，司马义反而排到老上司阿不来提前面去了。将来两会换届，阿不来提届龄卸任，司马义或还能再任一届副委员长。而另一位补缺候选，可能就是现任新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的艾力更•依明巴海。届时才刚50岁的自治区政府主席努尔白克力，还不用急着安排他进京，还需再连任一届自治区政府主席后才好。

蒙古族，主要是乌兰夫与布赫父子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职务。虽然蒙古族是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但高层代表却不及藏、维两族多。布赫之后，由侥幸接替车祸遇难的云布龙出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的乌云其木格，接任人大副委员长。现在资历最深的蒙古族正部级官员，当是刚履新国家民委主任的杨晶。乌云其木格2013年笃定卸任，但我估计，杨晶还是可能留在国务院中，出任一届国务委员主管民族宗教事务。这样一来，虽然两会领导人中没有了蒙古族代表，却在国务院领导中有所体现，也照顾了每届国家领导人中必有蒙古族代表的传统。当然，假如提升届时的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按规定是蒙古族）进入两会领导人中，也不是不可以。只是历史上还未出现过同时有两位以上蒙古族国家领导人的情况，出现这样的概率很低。

壮族，一代开国上将韦国清，曾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直到1989年病逝。此后八届人大选举广西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甘苦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但同年甘苦即病逝。九届人大选举广西自治区政府主席成克杰为副委员长，但一年后即遭罢免。再后来的壮族领导人李兆焯便没有进入人大，而是改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并连任至今。李兆焯之后，现自治区政府主席马飚可望继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之位。另一位资深副部级壮族领导李克，在那时应该已是正部级领导了。

回族在内地分布极广，各领域中出现的领导人也较多。现成的一线省部级领导就有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河南省省长李成玉、宁夏自治区政府主席王正伟三人。王太年轻，可以继续留在地方，再一届之后作打算。石、李则年龄、资历相当，且都符合胡总宁夏谈话精神，在白立忱离任后，都有一定可能接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职位。个人看，李成玉的“味道”更浓一些，可能也更为合适。这样的话，李成玉可在年满65后卸去地方职务，增补为政协常委，再在2013年出任副主席。

其他少数民族，目前看尚未有足够资格的。满族的齐续春或能以民革中央主要领导人的身份成为两会领导人，不过这里他的党派因素要远远大于他的民族因素考虑了。

综上， 5年后能够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少数民族代表（不包含民主党派），可能是

藏族－帕巴拉（政协）、向巴平措（人大）

维族－艾力更•依明巴海（人大）（或司马义人大、艾力更政协）

蒙古族－杨晶（国务委员）

回族－李成玉（或石宗源）（政协）

壮族－马飚（政协）

其中李成玉和石宗源的取舍，可能是最大的不确定性。其次是司马义和李兆焯的留或退，后者更关系着马飚是否可能当届成为国家领导人，虽然我认为李不退的可能性很小。而阿沛老即使身体健康的话，也还是让出国家领导人的位置来比较好些。

其实，相当多的少数民族领导，在其出任自治区主要职务的那天，就基本确定其未来国家领导人的走向了。若不能高升，不是自身毛病，就是上面没有那么多空位了。

• 女性

十四大召开前就有传言称这次会有人跳级进常委，当时人人都以为是朱镕基，时任中组部长吕枫还专门在一次工作会议上辟谣说：“「十四大」中央领导班子除了年纪较大的要退下，一般不变动，不会有大起大落，更不会有三级跳。”结果没想到三级跳进常委的不是朱镕基，而是胡锦涛，朱镕基则是连升了四级进常委，现在回顾颇有趣味啊。

不过有个疑惑，就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就听说习近平是第五代的NO.1，现在看还真是这么回事。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玄机？

运气不错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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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指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这几级吧。事实上，政治局候补委员很难构成“一级”。因为不像中央委员出缺就按中央候补委员顺序依次递补一样，中央政治局委员或常委出缺，即使进行增补，政治局候补委员通常也不被考虑。文革后届内增选政治局候补委员为政治局委员的，只有赵紫阳、姚依林两人，而赵紫阳在当时所在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中还仅排在第二位，反而跃过前面的陈慕华成为正式委员。1985年全国党代表会议以来，先后有胡耀邦、谭绍文、谢非、黄菊在届内逝世，陈希同、陈良宇在届内免职，都没有立即补选政治局委员。唯一一次补选政治局委员，是届内吴邦国上调中央、黄菊任上海市委书记进政治局，而这与政治局委员出缺并无直接关系。

十三大时，当时有消息称胡锦涛进京是接吕枫中组部部长班的，并以此进政治局和书记处，－－这显然更合理些。结果应是老人家力主将这个年轻人送进了政治局常委会，在书记处中分管党建和组织工作。后果之一，就是中组部部长继续由老人执掌，此后的部长张全景连中央委员都来不及安排。可见当时人事安排上确实有仓促的地方。

90年代中期，三代还在巅峰时，说习是个好苗子肯定不错，说他是NO。1就言之过早了。如果当时习为核心就是共识的话，接下来习的培养道路似乎就不该是过去两年那样，更不至于在十七大将近的时候才离开浙江去上海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