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浅谈人事上的确定与不确定性及一点分析 -- 神仙驴

准备小结一下，以后就不多说话了。写这些东西，主要是自娱自乐，资料来自于公开媒体，也没有泄密之嫌。来源虽然客观，但分析和预测又是主观活动。各种原因，又不可能说得太透。有朋友说原来的帖子视角太窄，也是无可奈何，更高更大的，不好说也说不得。咱这前言不搭后语，你知我知，就算是有意为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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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性，来自于成文的法规条例或不成文的传统惯例。而法规、条例、惯例显然有着重大区分。比如，国家主席、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连选连任不得超过两届；比如，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的，不许在政府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任职等。与法规相比，条例和办法则时有打马虎眼的例外情况出现。比如，通常情况下正省部级一线官员65岁须离任，但非“通常情况”呢，比如李肇星任外长就到将近67岁。当然，这样的情况还是很少出现的，这也才保证了条例办法的严肃性，所以条例办法仍能成为人事分析或预测的必备根据。

而惯例，对一定长连续时间的同系统内，同条件下往往产生相同或近似结果。应对不同对通常情况下的“确定性”事件作出颠覆，成为一大不确定性。比如，按照不成文规律，省部级高官任职变化不宜过于频繁。但十七大前后，便发生了习近平、杜青林、李建国等，在上海、四川、山东三个政治经济地位显赫的大省（市）任党委书记仅一年便进京高升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变更情况。确定性事件中的不确定因素多了，也就变为了不确定性事件。

建国后由普通省部级官员直接跃升成为政治局常委的，印象中胡锦涛之前仅有王洪文一人。因此，政治局常委从副国级（副总理级别）领导中选拔，作为惯例，当然可以放在“确定性”中。不过又怎能知道，习近平、李克强就能一起破例提升呢？尤其习近平同时破了“不宜频繁变更职务”和“副国级提拔政治局常委”的两个例，这一结果无法不令人乍舌。

当不确定因素越来越多的时候，分析和预测要面对的情况就使人不胜其烦了。

不确定性，主要除了上面笼统讲的打破惯例外，还可以再分。

一是大环境的改变，造成原先人事体制的基础发生重大变化。比如，未来某年，大陆与台湾实现统一，在局部地区实行与现在不同的政治体制，当然会带来相应的变化；再比如，中国遭受外敌入侵，在全国或局部地区实行战时管理体制。这种大环境的变化，不是我们可以预计的，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也最大。

第二，是政策与制度变化带来相关人事的发展变化。比如，1980年设立了总书记，十二大取消了党中央主席职务，恢复设立了中央书记处等等，这样的重大变化，就得在党章中体现出来。再比如，同样是党章，十二届时，就规定中央军委主席和中顾委主任，必须产生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但到了十三届修改后，就没有了这一条目，这样的重大变化，为当时仅是党员身份的邓小平、陈云能够分别担任这两个重要职务铲平了障碍。几部宪法带来了国家主席职务的设立与取消，同样是这一条的体现。

第三，由政治或其他需要，使得组织性质、规格或其他方面产生变化，由此带来人事变化。比如和平统一促进会，原先。贾庆林出任政协主席后，提升了该组织的高层代表规格，自己亲任统促会会长，原会长刘延东等则改任副会长。这是高层规格发生了变化（注意统促会本身级别与其高层规格的区别）。再比如，上世纪80年代监察部刚成立时，与中纪委不存在紧密的交叉关系，到后来中纪委、监察部合署办公。这是组织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还有，像是十一届人大精简了常委会领导数目，因此使得历史上第一次未能出现全国人大常委会藏族副委员长。这可能就是迫不得已了。

第四，基于个别人士的特殊条件和变化所产生的人事变化。比如宋庆龄去世前，授予其名誉国家主席称号。比如新疆党委书记王乐泉能进入政治局，部分归于上面说的反恐形势的需要，但换了其他人来当区委书记，却未必能进入政治局。再比如，陈希同、陈良宇事发，使得两人政治生命终结，等等。

以上是几类较大的不确定性，有些并非泾渭分明。这样的不确定性影响较大，作为普通民众甚至难以事先作出大环境能否改变的判断，而高层却往往是心中有数的。我们通常还会说一种不确定性，与上面就大不一样了。比如，同样的位置，两人中选择，安排谁，临时又会可能发生变化。再比如，无记名投票差额选举，结果谁上谁下。这类不确定性，有时不到最后一刻不知鹿死谁手，即便是高层，也只能控制一定的环境，不能保证完全不出“意外”。

以往及以后进行的一些情况分析和预测，则都是在保持当时现有的确定性条件下进行的，假如发生重大事件影响人事变动（比如爆发战争、重要领导人突然不能视事等），当不在此分析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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