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人民造就了白求恩——河里在讨论白求恩，兄弟转几篇有关的东东 -- 双石

　　引者注：无意中发现了一本好书，加拿大的拉瑞·汉纳特先生编著、李巍等翻译的《一位富有激情的政治活动家：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作品选》，书中收录了白求恩的许多日记和作品，并通过这些实证展示了白求恩成长的过程，作者似乎并不具有白求恩大夫相同的信仰，但却通过对白求恩本人留下的文字确认：白求恩明确知道他应该到哪里去。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人民，“特别是那些共产党员和敌后游击队员们”，造就了一个全新的白求恩。

　　因为，白求恩献身于中国人民，而中国人民也造就了英雄白求恩！这是一个谁也无法改变的事实！

　　该书由加拿大外交和国际贸易部资助，于出2005年１月出版：书中有白求恩写给亲友和同事等人的百余封信件，和诗歌、小说、小册子、医学论文和医疗工作报告等数十篇，还有油画、水粉画、和为毛泽东拍摄的照片以及白求恩发明的医疗器械照片等。反映了白求恩的成长、情感、婚姻和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全方位展示了他大半生的经历。

　　亨宁·索伦森说：“当我探寻白求恩的一生时，我似乎要为他在中国那段生活和工作的最后时光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在中国，白求恩发现了完全符合他的共产主义理想的一场革命和一个民族。他写道，对他们来说共产主义“就像自己的心跳一样自然”，是出于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刻骨仇恨和对那些支持他们战斗的人们的衷心热爱。也许给他印象更深刻的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似乎全然没有个人虚荣和野心。然而，甚至在他们完成白求恩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的形象时，人们对他的敬重还是满足了他那中产阶级式的虚荣心。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不可能在物质上达到他从前的安逸生活水平，但是，白求恩共度难关的决心使这一切都不重要了。尽管如此，正如他透露的，他有一名厨师，一个勤务员和自己的房子，还有一匹日本良种马和一副好马鞍。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确实算得上奢侈了。

　　白求恩一旦决心与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就能十分准确地找到战斗即将打响的地点。在西班牙，他即刻赶赴马德里，在一个象征紧急的军事中心里建立了新机构。同样地，白求恩在中国也很快确定了他的目的地。在日本野蛮侵略造成一片混乱的中国，白求恩仍然明确地知道他应该去哪里。他不会为国民党服务，因为那些人的爱国主义是放在反对共产主义之后的。而白求恩和共产主义者们站在一起，他决定赶到战争前线给他们以最直接的帮助，这是导致他与加美赴中国医疗队有名无实的队长查尔斯·帕森斯产生意见分歧的原因。查尔斯·帕森斯是个美国医生，他决定回国而不是在华北进行艰苦的长途跋涉。白求恩的这一态度使之到达华北后没有与小组的第三位成员加拿大护士琼·尤恩一起工作。在寻找战争前线的过程中，他成为当时世界上不辞辛劳奔赴右翼军国主义与民主主义两个冲突中心的极少数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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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能想象出，当中国共产党人发现白求恩不只是精通医学时，该是多么的欣喜。白求恩还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适应性很强，能鼓舞人心，且似乎有无穷无尽的精力。他在1938年所写的文章显示出他领会了统一战线的微妙含意：共产党和国民党同意抛开分歧而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白求恩最初坚持建立了一座固定的模范医院来训练中国的医护人员，但它很快被日本兵所摧毁。于是，他转而接受共产党的观点，即前线医疗工作最重要的特点是它的机动性。然而，他还是保留了急躁的脾气和说话直率的特征，写报告狠狠地批评他所见到的那些不合规范、水平低劣和无知的医疗手段。尤恩认为，在一个说话过于直率会引人不快的国家里，这样的脾气是一种严重的缺陷。在中国的其它地区，这可能成为他成功道路上的重大障碍，但在共产党这里就没有那么严重了，尤其是经过与他最初几个月的接触之后。他强烈的要求改善医疗护理条件的愿望，肯定弥补了他明显的急躁脾气。如果还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的率直和对工作的极大热心为他赢得的是敬佩和感激，而不是厌恶。而且，他也明显地开始克制自己的急躁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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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白求恩着手一项试验——如同过去一样，把他自己当作试验品。试验的中心课题是：有没有可能创造一个新人，到1939年他已经接近这个问题的答案。1939年11月在中国去世的白求恩，已经不是1938年1月刚到中国的白求恩了。两年的时光，非同寻常的环境，奋发向上的人民，这一切都使他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报道表明，白求恩到达中国的时候表现出他多年不变的形象：急躁，易怒，自责，敢做敢为，魅力非凡。在1938年早几个月里，琼·尤恩和罗伯特·布朗医生等人为我们描绘了一个酗酒、易怒的白求恩。但是，那些在他去世不久前认识他的人，几乎把他描绘成一位尽管不太令人相信、但却明显表现出一种无私精神的圣徒。我们应当相信谁？当然，我们倾向于相信第一种形象。我们西方式的理性思维更喜欢相信那些从纷繁复杂的经验中搜集到的依据，我们不相信奇迹般的转变。尽管我们也许不想承认，但这些依据的来源也是我们做出这种决定的一个因素。那些坚持说白求恩没有顺应发生变化的目击者是一些西方人，而那些把他描述成圣徒的是亚洲人。我们担心，亚洲人会由于他们的共产主义信仰而带有偏见。

　　但是，白求恩有没有可能确实发生了变化？我们从一些可信的证据中得知，在他身上，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总是共存的——尽管有时不是和平共处。例如，在西班牙的最后几周，由于受到胁迫，白求恩身上急躁和自私的一面就占了上风。那种不同于中国的条件能造就一位充满同情、无私和充实感的白求恩吗？

　　他自己的作品也暗示了一种答案。对照他从西班牙和从中国发出的信中对快乐和充实等词的运用，可以产生一种引发兴趣的对比。白求恩从西班牙发回的信件带有一种惯用的俗套语气。他在1937年2月8日的信中写道：“我们都很好，很快乐。”1937年5月5日的一份电报又重复了一边这种陈腐的空话：“每位代表[指输血队——原注]都很充实。”——这当然远未令人信服。基于同样的风格，他在1938年5月22日发自中国的信中说：“我们在工作中十分快乐，十分充实。”但是在7月13日的信中他开始采取一种新的，更为坦率的语气：“我非常疲倦，但也非常充实。”1938年8月21日的信可能最为详尽地表述了他的这种新的个人成就感。他写道：“的确，我非常疲倦！但我认为，很久以来我都没有这样快乐过。我很充实。我正在做我想做的事。”1939年3月4日，在他过最后一个生日的时候，他用同样的笔调写道：“我非常快乐，非常充实。”

　　是什么原因使他产生了成就感？显然是那些与他共事的人们，特别是那些共产党员和敌后游击队员们。1938年8月23日他写道：“这些游击队员是一些伟大的人，……他们行动神秘而果敢，富有坚强的决心和勇气。同他们一起工作是一种乐趣。”1939年3月4日，白求恩在描述那些未经训练的医务工作者时表示：“尽管我经常被他们的无能、无知……搞得非常恼火，但是他们的朴实、好学以及纯真的同志情谊和无私精神，经常使我的怒火最终消于无形。”基于这些影响，一个新的白求恩正在出现。旧的白求恩——“人性中充满了骄傲”（这是唐纳德·杰克对他的刻画）正在消失。这一点被马海德大夫所证实。马海德是在中国认识白求恩的一位美国人，他说白求恩开始“丢掉他的坏脾气……某种安静的脾性逐渐在他身上出现。”到1939年，白求恩也表现出有能力杀死他体内的另一条毒龙——酒精。泰德·阿兰指出，白求恩在中国的最初几个月里饮酒过度。他写到，曾经做过传教士，后来做了加拿大联合教会会长的罗伯特·麦克罗尔“不得不在中国亲自为白求恩治疗他的这个恼人的毛病。但是白求恩被中国人民的英雄主义精神和牺牲精神所鼓舞，克服了他的毛病。”　　……

　　⒈《压缩治疗者信条》，载《胸外科》杂志第5卷（1936年2月）。

　　⒉《马拉加——阿尔梅里亚公路上的罪证》（马德里）伊比利亚出版社1937年版。

　　⒊《哑弹》，载1939年7月8日《多伦多号角》。

　　⒋《从汉口到西安》，（多伦多）加拿大和平和民主联盟1938年出版。

　　⒌《白求恩致加拿大援助西斑牙民主委员会的一封信》，裁《新边疆——文学与社会批评月刊》第1卷10期（1937年4月）。

　　⒍《白求恩致加拿大的一封信》，载1938年4月4日《号角日报）。

　　⒎《红月亮），载《加拿大论坛》，第17卷（1937年7月）。

　　⒏《访问“镜中之国”观感》，载蒙特利尔内、外科协会简报，196年3～4月号。

　　⒐《从医务界取消私人收益》，载《加拿大医生》第3卷第1期（1937年1月）。

　　⒑《一个肺结核患者的历程》，载《荧光镜》第1卷第7期（1932年8月15日）。

　　⒒《窑洞里的大学培植中国胜利的基础》，载1938年8月2日《号角日报》。

　　⒓《随加拿大输血队在瓜达拉哈拉》，裁1937年7月17日《号角日报》。

　　⒔《创伤》，载J．S．赫思：《把所有害虫都带走——人民中国的一名英国医生，1954～1969年》，（纽约和伦敦）《评论月刊〉1969年出版。

　　⒕《年轻人将获得自由》，载1937年11月22日《号角日报》。

　　⒈《用活治疗蛆慢性胸积脓症一例》，载〈加拿大医学会学报》第32卷（1935年3月），第301～302页。

　　⒉《棉籽油逐步消除人工气胸中的应用》，载《美国肺结核评论》第26卷（1923年12月），第763～770页。*

　　⒊《肺和胸膜肺结核和非肺结核化脓损伤的活蛆和尿囊素疗法——八例报告》，载《胸外科》第5卷（1936年2月），第32～39页。*

　　⒋《气泵与人工气胸仪器的新组合》载加拿大医学会学报》第20卷（1929年6月），第663页。*

　　⒌《关于肺部螺旋体病的细菌诊断》，载加拿大医学会学报》第20卷（1929年4月），第265—268页。*

　　⒍《一条隔神经切断术项链》，载《加拿大医学会学报）第26卷（1932年9月），第319～32l页。

　　⒎《呼吁肺结核患者尽早实施压缩治疗》，载《加拿大医学会学报》第27卷（1932年7月），第36～42页。

　　⒏《胸膜施粉法——作为叶片切除准备的胸膜人工强连新技术》， 载《胸外科》第4卷（1935年2月），第251～261页。*

　　⒐《用银夹防止胸膜间黏连分离中出血的方法暨透视诊断法的按　 语》，载《胸外科》第2卷（1933年2月），第302～306页。*

　　⒑《注射碘化油的一些新的器械——油枪、套管与镜子的组合》，载加拿大医学会学报》第20卷（1929年3月），第286～288页。*

　　⒒《一些新的胸外科器械》，载《加拿大医学会学报》第35卷（1936年12月），第656～662页。*

　　⒓《普通医生的支气管造影术》，载《加拿大医学会学报》第21卷（1929年12月），第662～667页。 *

　　⒔与D·T·史密斯和J·L·威尔逊合作：《白鼠原发性肺病的病源学》，载《细菌学》第20卷（1930年11月），第　　　 361～370页。*

　　⒕与W·默佛特合作：《以黑曲霉做试验性的肺部曲霉素——把这种真菌施加于最初的肺结核》，载《胸外科》第3卷（1933年10月），第86～98页。*

　　⒈《遭遇》(短篇小说)，见加拿大国家档案馆MG30，D399，第14卷：“1936年1月至6月与玛丽安·斯科持通信”宗。

　　⒉《病人的困境，或治疗肺结核的现代方法》（广播剧），米吉尔大学奥斯勒图书馆，泰德·阿兰文件。

• 猫猫和狗狗互博两小时的战果

　　原编者按：工作之中，白求恩于1938年12月20日完成了一篇7000字的“特种外科医院”章程，详细地规定了医院工作人员的权利、义务、责任，包括病人和与之有关的委员会。1938年12月28日，它获得医院临时党委会的批准（本书没有收录）。令人惊讶的是，他还能挤出时间写作，其中一部经久不衰的作品是充满激情的散文《创伤》。《哑弹》和《创伤》大约都是在1938年12月间完成，1939年发表在美国和加拿大左翼刊物上。

白求恩的两篇文学作品

　　“哎呀”，老人低声嘟哝着，双手撑着锄头，把背直了起来来。他的脸已被晒成了深褐色，皱纹从双眼周围一直延伸到扁平的嘴角。他赤裸着上身，下身穿着一件打满补丁、褪了色的蓝布裤子，赤脚，头上裹着一块毛巾，毛巾的边缘下面现出白发。他依然健壮而精力旺盛。

　　头上，太阳像一个铜球在蓝色的天空中闪闪发亮。脚下，干裂的褐色土地犹如反光镜一样将阳光反射到他坚定的脸上。

　　天气很热，老人浑身是汗。

　　这是河北平原保定市外五月的一个上午。田埂上长满了垂柳，青翠的玉米苗就像长毛绒一样覆盖在田野里，田野一直延伸到不远处高高耸立的城墙边。

　　他看见日本哨兵正拿着步枪站在城门口，蓝色的松鸦在阳光中展开它们带条纹的白色翅膀，发出刺耳的叫声，使人觉得更加炎热。

　　“唉！”老人叹了口气。生活异常艰难，他吃了许多苦。首先是他的咳嗽从来不见好转，随后他的独生儿子离开家去参加了游击队，家里除了他和他的破女婿再也没有人能够种地了。

　　再就是残忍的日本兵不付一分钱就拿走了他一半的庄稼，还不断地来骚扰他，问他的儿子去哪了，有没有写信回来，说了些什么？他们甚至威胁要枪毙他，但是老人装傻，什么也不愿告诉他们。

　　还有就是杂草。杂草到处都是，谁能赶上它们的生长？今天除掉它们，一夜以后他们又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对于老人而言，生活就是同他的敌人——杂草进行的一场永不停止的斗争。世上肯定有一个长着10万个头的草魔，它有100万条生命，永远不死、坚持不懈、又善于模仿。

　　老人已经同“敌人”作了70年的斗争，但令人气愤的是，杂草却永远都是那么强壮，那么傲慢，那么不可战胜。对他而言，生命中所有困难都是各种各样的杂草，咳嗽是杂草，必须劳作是一种杂草，儿子离家出走是一种杂草，日本人也是杂草，而且是最大的杂草。

　　想到杂草，老人脑中浮现出一幅图画：一片广袤的绿色田野，那是中国。对于他而言，整个中国就像一个巨大的农场，一块巨大的肥沃的土地。他看到，在这块广袤田野上，泛滥成灾的杂草窒息了年幼的禾苗的生命，当他用锄头使劲地锄掉一棵巨大、顽固的杂草时，他自言自语道：“日本鬼子，铲死你”，说着将他挖了出来，扔在一边，结束了它的生命。

　　太阳升高了，老人继续干着活儿，来到地头他突然好奇地停了下来。池边有个古怪的洞，洞中赫然竖着一个黑东西，看起来像是校削掉头的大萝卜。

　　他想了一会儿，也没明白那是什么。突然，他想起来了，是的，肯定就是那东西！炮弹！他曾在城里看见过许多炮弹像木头一样堆在一起，是日本兵用火车从北平运来的。有一次，他还被拉去卸过车呢！他看见敌人将炮弹装进长如扁担、圆如陶罐的炮膛当中，随着一声巨响，炮弹飞出。百里以外甚至外看不见的人，都能被他它打中。

　　他也曾经和邻居谈起过大饱：大炮有多么可怕，敌人有多少炮弹，可惜的是，我们的军队没有炮弹。

　　但实际上，我们也有一门炮，只是一门，那是在一个月前的一次突袭中缴获的。他记得儿子曾偷偷地回家一次，告诉了他一些关于大炮的事：游击队对于拥有一门炮是多么自豪，一门炮值多少钱，他们缺少炮弹，必须十分注意节省炮弹。

　　这枚炮弹是游击队的还是敌人的呢？它指向城市，一定是城市发射的，发射过程中突然落下来的。毫无疑问，这是游击队的。

　　“啊，啊，”老人嘟哝着：“这可不就是年轻人干的好事吗？他们随便就把一枚珍贵的炮弹扔在这里。唉，让人讨厌！年轻人就是好浪费。”

　　老人盯着炮弹越看越愤怒，心里盘算出一个计划。他抬起头，既兴奋又生气地向正在另外一块地指着炮弹说：“看看它，这就是我们的年轻人们想打胜仗的法子。他们有多少炮弹，可以随意浪费？这样做不管用。”他讽刺道：“这就是我儿子的工作，他肯定该负责，他一直都很浪费。你还记上次他花了一元，整整一元钱买了一本书吗？和这次一样不用脑子。如果他在这里，我一定要教训教训他。”他看着这枚炮弹，愤怒地提高了声音。

　　但是年轻人并没有注意到他，他好奇而高兴地叫了一声，然后跪在地上，试图将炮弹从土中挖出来。很快，他就挖出来了。“爹，快看，是铁的，这尖头还是铜的呢！我们现在可以买一个新的犁头了。哎！这炮弹至少值10块钱。捡到宝贝了！我们走运了！”他轻轻的举起炮弹，像抱着婴儿一样轻轻摇着它，自豪欢乐地看着它，用他粗糙又灵活的大手抚摸着它发亮的铜头和光滑的黑背，眼中仿佛看见了用它做成的犁头和铜灯。他兴奋的叫道：“我们发财了！”

　　但老人却不这么想。“不！”他很坚决的说：“我们必须还给他们，不能浪费，它还能用。”老人不顾女婿的反对，让他牵过驴子，将炮弹装在一只柳条筐里，用树叶掩住，另一筐里装上土以保持平衡。然后，赶着毛驴朗着与城市相反的方向走去。他踏上一条长长的满是尘土的路，希望能找到他的儿子。

　　巨大的绿色平原一直延伸到遥远的地乎线，蓝铃花和粉红的夹竹桃花在沿路的草丛中开放，纵横交错的灌溉渠里浑黄的水几乎不动，白杨树和柳树遗立在路旁，各自撑起一把把绿色的大伞，一动不动地耸人蓝天。

　　老毛驴慢慢地走着，老人紧跟其后，他们很快就被淹没在由脚步带起的尘土之中。细小的尘土粘着他们的皮肤，填满了他们的耳朵、鼻孔和眼睛。汗水流过老人的脸，在面颊上形成一条条小沟，他烦躁地用毛巾不停擦着。

　　天非常热。整个空气明显的颤动起来，灰尘在热浪中飞舞，太阳在他头上就像一顶巨大的铜幅。遥远的地乎线在他眼前轻轻地上下移动。这是正午，其他农夫正躺在树下午瞳，但是老人却不停地赶路，决心找到儿子发泄心中的不满。

　　他像挑选珠宝那样想出一些严厉责骂儿子的词语，他觉得只有最尖刻、最严厉的话语才能凑效。“我会告诉年轻人们我是怎么看他们的。“他要完成一个使命，做成一件事，因此他感到坚强、自豪而又骄傲。

　　他赶着毛驴走了一里又一里，他们俩一生都没有走过这么远的路。“哎，我一定走了50里了，”老人嘟哝着。他们走过了一村又一村，以前他只知道这些村庄的名字，活了70岁从未见过它们。当别人问他从四里来时，他就回答，“从东边来，”别人间他去哪，他都含糊地回答：“到西边去。”

　　他不知道究竟在哪里才能找到儿子，儿子从未告诉他游击队在什么地方。“爹，”他说：“我们游击队员从不在一个地方呆很长时间，我们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今天在这儿，明天就在百里之外了。我们就像高空的鸟，像老鹰一样猛打猛扑敌人之后马上离开。我们像深水中的色，从岩石底下冲到水面，然后飞快地游走。”

　　老人找儿子的任务看来很难完成，事实上也是如此。没有人知道上哪儿找游击队，即使他们知道也不会告诉他的。只是碰巧快到傍晚时，他在一个村子里认出一个年轻的街坊。他知道这位街坊同他儿子在同一个游击队，因此他儿子应该就在附近。

　　他们像老朋友一样寒喧了几句。年轻人对于老人离开家这么远表示惊讶，“大爷，您在这干嘛？您也加入游击队了吗？“他开玩笑似地问道。老人却很严肃，这不是说笑的时候。

　　“我儿子在哪？”他问道，“我有些话要告诉这个粗心的小于，还要给他点东西，”他很神秘的补充道。“他离这里不远，”

　　街坊回答，“我带你去找他吧。”他们很快找到了游击队。他们大约有100人，在村子的一条街上团团围住了老人和他的驴子。他们中绝大部分老人都见过，有很多还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也郡认识他，他们和他一样也曾是农民。

　　他们热烈的与老人打招呼。然而，虽然他们是老邻居，但是不知何故他们似乎有点陌生了，他们好像都变了。也许是因为他们脱掉了农民的蓝裤子与上衣，换上了晋察冀军事区的绿色制服吧i他们的脸也变了样，风吹、日晒和甭淋使之变成了褐色，显示出一种决心和毅力。他们看起来更加严肃，同时也更加快乐。他们走路更快，说话更果断了。这些变化令老人异常迷惑。

　　也许是由于每个人都挎着新的日本枪，也许是由于他们腰中别着黄色的手榴弹，老人突然觉得他们成了陌生人，甚至连自己的儿子也都变了。他一部分愤怒和绝大部分的自信都消失了，他觉得自己低人一等：他们已经不再只是他的老朋友了，而变成了有些神秘、独立和有些令人敬畏的集体——八路军了。而他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老人忽而忘记了搜肠刮肚想出的尖刻而轻蔑的话，他看着他们刚毅的脸，已不再愤怒。当他开口时，声音竞轻柔的连他自己都感到惊讶，只有那长辈的权威在支持着他，因为所有人都认可这是他的权利。他对儿子说：“娃呀，我给你带来点东西。”

　　“太好了！”他们欢呼道：“是什么？香烟吗？我们想抽烟。”他们簇拥着老人．翻开筐子中的树叶。“不，是你们的一个东西，”老人说着弯腰拿起那个炮弹。“看，是你们的，不是吗？好了，同志们！”他声音很轻，几乎像在道歉。“我在田里发现了这个，它没有爆炸，你们一定是发射错了。我给你们送回来了，还能用的。”

　　人群中一片沉寂之后，突然发出一阵哄笑，他们的叫声使整条街都震动起来。老人一言不发，惊奇地看着他们，他一脸的不解，犹如阴云掠过天空。他看看这个，看着哪个，仍然不知所以。

　　他疑惑地皱皱眉毛，摇了摇花白的头，对眼前的事情无能为力。

　　他觉得他们都疯了，又突然感到自己是—个迟暮的老人。他机械地将炮弹重新放回驴背上的筐子里，除了回家他别无选择，他已经浪费了一整天的时间。他伤心的看着战士们和自己的儿子，目光中有点责备。但是他们却都相互拍打着后背，一个个前仰后合，笑得说不出话来。老人只好架好驴子，准备回家。

　　他的儿子第一个反应过来，他抓住老人的袖子说：“不！爹，你不能走。”

　　他说着转向众人．背朝着老人向人们暗示应该支持他父亲。他说道：“同志们，我们都应该感激我爹，他帮了我们一个大忙。”他说着，朝一两个忍不住想笑的人使了使眼色。

　　“是啊，是啊，”他们叫道。最终理解了老人的错误，并希望他能被哄住。“是，你已经是一个真正的战士了，我们感谢你。”他们围住老人，赞扬他，“我们还会再用的。”他们说着善良的谎言。

　　慢慢地．笑容又爬上了老人布满皱纹的脸，他又觉得自己挺重要了。他认为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又高大起来，有了威信，他的自信就像潮水一样回来了。他们以前犯了错误，但是现在他们已经知道他是对的了，“孩子，千万不要再犯错了。”

　　“行，行，”所有人都真诚地喊道：“对不起，是我们错了。今后我们一定会多加小心，我们向您保证将来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事了。”

　　老人高兴起来。那天，他连根拔起了一棵大杂草，为保护禾苗在中国田野上茁壮成长，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

　　头顶上煤油灯象白炽的蜂房，嗡嗡作响。土墙，土地，土炕，白纸窗户。屋内弥漫着血腥味和三氯甲烷味。天气很冷。

　　在华北地区的灵丘附近，12月1日凌晨3点与八路军在一起。

　　负伤的人们。

　　伤口就像于涸的小池塘，结成了一块黑褐色的土，伤口边缘裂开，四周有一些黑色的蛆了；整洁的伤口的深处隐藏着脓肿，脓肿就像—条决提的河，在坚硬的大块肌肉中奔流，像一条温泉，在肌肉周围和中间流淌；伤口向外扩大，把令人恐怖的肉质兰花和麝香石竹分别地腐蚀和碾碎。黑色的血块从伤口中喷出，混杂着令人恶心的气泡，在二次大出血造成的血流中飘浮。

　　凝固的血把又旧又脏的绷带粘在皮肤上，小心点，最好先将它弄湿。从腿后边过去，把腿拍高点。整条腿为什么会软得像一个包，像一个扯松的红色长筒袜？什么样的长筒袜？是圣诞节为孩子装礼物的那种长筒袜。那个坚硬的细骨枝在螂里？

　　它被打成了许多碎片。用你的手指把他们捡出来。它们白的像狗牙，尖利而又参差不齐。好了，模一下，还留下碎片了吗？

　　喔，这里有。全都取出来了？是的。不，这里还有一个。这儿的肌肉坏死了吗？刺刺它。是的，它坏死了。切除它。那它怎么愈合呀？这些肌肉曾经如此强壮，而现在是这样的破损和腐烂，它们怎样才能恢复以往的强韧呢？拉，放松，拉，放松，多么有趣呀！现在完成了，好了，做完了。现在，我们已经被毁灭了，我们自己可怎么办呀？

　　下—个。—个未成年人，17岁！子弹穿腹而过。三氯甲烷准备好了吗？恶臭从敞开的腹膜孔中扑面而来，是粪便的气味。一圈圈的肠子肿得呈粉红色，上面有4个穿孔。把它们缝合起来，把结实的缝线皱拢，用海绵吸骨盆。试管，3个试管。很难缝合。给他保温。怎么保温？把这些砖放到热水里去。

　　蛆是一种狡猾的爬行动物。这人还活着吗？是的，他还活着。用学术用语来说，他还活着。给他输液，也许他身体无数细小的细胞将能回忆，它们可能回忆起那火热咸味的海，它们的祖宅和第一份食物；它们有着一百万年的记忆，可能会记起其他的潮汐，其他的海洋和由海洋和太阳孕育的生物。这可以使它们拾起疲倦的头，深深地吸一口气，努力地复苏。这是可能的。

　　这一位。再次秋收时，他还能在路上一边赶着骡子跑，一边欢快地叫喊吗？不，那个人不再会跑了，一条腿的人怎么能跑呢？那他怎么办哪？他只能坐着看别的孩子跑动。他在想什么呢？他在想你我所想。可怜有什么用呢？不要可怜他？可怜会贬低他所做的牺牲，他这样做是为了保卫中国。帮帮他吧，把他从桌上移开，把他抱在怀里，他轻的像个孩子。是的，他就是你的孩子，是我的孩子。

　　多美的身体呀，各个部分都那么完美，动起来时是那么灵巧、那么柔顺、那么有生气和强壮，但是一旦它们伤残了，又是多么可怕。微弱的生命之光越来越弱，就像蜡烛一样摇曳了一下熄灭了，静静的、轻轻地。熄灭时它做了反抗，然后屈服了，它有权利说话，最后还是沉默了。

　　还有吗？四个日本战俘。带他们进来，在这个痛苦的群体中没有敌我之分，切开那带血的制服，给他们止血，把他们平放在其他伤员旁边。哎呀，他们像弟兄一样！这些士兵都是职业杀手吗？不是，他们只是业余的士兵。劳动者的手，他们是穿着军装的地道的劳动者。

　　没有新的伤员了。早晨6点。天哪！屋里真冷。打开门，远方青山如熏。东方开始泛白了，再过一个小时太阳就会升起。上床唾觉吧。

　　但是，没有睡意。这种残忍，这种愚蠢的原因是什么呢？一百万工人从日本来屠杀、残害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为什么日本工人要攻击他的中国工人兄弟、迫使他们不得不奋起自卫呢？中国人的死对日本工人有好处吗？没有，他们怎么会有所收获呢？那么，上帝呀，谁将获利呢？谁又应该对派日本工人来中国执行这种杀戮使命负责呢？谁将从中牟利？怎么可能劝说日本工人来攻击中国工人——他们贫苦生活中的兄弟，痛苦中的同伴啊？

　　一小部分富人，一个人数不多的阶层有没有可能劝说一百万穷人进攻并试图毁灭一百万像他们自己一样贫穷的人、以便富人更加富有呢？这是一个可怕的想法！他们是如何劝说这些穷人来到中国的？告诉他们真相吗？没有，假如他们知道真相，绝对不会来到中国的。这些富人敢告诉工人们他们只是想得到廉价原料、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利润吗？不，他们只是告诉工人们这场战争是为了“种族命运”、是为了“天皇的荣耀”和“国家的荣誉”，是为了他们的“天皇与国家”。

　　荒谬！绝对的荒谬！

　　这样一场战争的代理人一定得像其他犯罪如杀人犯的代理人一样，必须从可能获利的人中挑选出来。8000万日本工人、贫困的农民和失业的工人会从中获利吗？从西斑牙侵略墨西哥、英格兰侵略印度到意大利侵占埃塞俄比亚，在整个侵略战争史上，这些所谓的“胜利”国家的工人得到过好处的吗？没有，他们从来没有从战争中获得过利益。

　　日本工人从本国的自然资源、黄金、白银、铁、煤和油中就获得利益吗？很久以前，他们就不再拥有自然资源了。因为，它们是属于富人、统治阶级的，成百上千的矿工们仍生活在贫困之中。那么，他们又怎么可能通过武装掠夺中国的金、银、铁、煤和油而获利呢？难道一个国家的富人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占有其他国家的财富？难道他们不一直这样做吗？

　　日本军国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是唯一可能通过大屠杀和经过授权的疯狂行为而获利的阶级，这一点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正是这些假神圣的刽子手，那些统治阶级从这场战争中获得了利益，但是却让整个国家受到指控。

　　那么，侵略战争和征服殖民地的战争的只是件“大生意”吗？是的，看起来如此。但是，这些民族罪犯中许多为非作歹者都试图把他们的真实目的藏在高度抽象和理想的旗帜下，通过谋杀或制造战争来抢夺市场，通过劫掠来得到原料。他们发现，偷比交换更廉价，屠杀比交易更容易，这是这场战争的秘密，也是所有战争的秘密——利润、生意、利润、带血的钱。

　　这一切后面，存在着那个令人恐怖和欲望难填的“生意与血腥”瘟神，它的名字就叫“利润”。金钱就像一个无法满足的摩洛克神（古代然米族信仰的以儿童为祭祀品的火神——译者注），要求利润与回报，它为了满足贪欲为所欲为，甚至不惜杀害几百万人。在日本军队后面站着军国主义者，在军国主义者后面站着金融资本和资本家。他们是血脉兄弟，是同谋。

　　这些人类敌人像什么呢？他们会在前额上贴上一个标记，让人们轻易就能辨认出他们，躲避他们，骂他们是罪犯吗？不！相反，他们是受人尊敬的人物，他们荣誉在身，有绅士称号，他们也自称为绅士。多么滑稽的名字！绅士？他们是国家、社会和教会的支柱，他们从过多的财富中拿出一部分来支持公共和私人的慈善事业，他们向机构捐赠。在私生活中，他们善良而体贴。他们遵纪守法，遵守的是保护他们的法律——财产法。但是，有一个迹象可以辨认出这些持枪的绅士：只要威胁说要减少他们的钱所带来的利润，他们就会像猛兽一样咆哮着醒来，像野人一样无情、像疯子一样残忍、像刽子手一样残暴。如果人类想要存在，这些人必须消失，只要他们活着，世界上就不会有持久的和平。允许他们存在的那个人类社会的组织必须废除。

　　正是这些人造成了创伤。

　　诺尔曼·白求恩在自己国家里并不出名，但在国际上却可能是最为著名的加拿大人。他的声誉是当之无愧的。白求恩生于1890年，20世纪20年代不幸染上了肺结核，其成功的医疗事业开始变得迷茫。肺结核在当时是一种致命的疚病，他对此曾做好了死亡的准备。然而，在坚持一种彻底的治疗方法后，他在1927年逃脱了厄运。新的热情刺激了生活，他很快以一名征服肺结核的改革者而闻名。作为一名打破常规的胸外科医生，白求恩试图消灭“白色瘟疫”，这在医学界引来赞许的目光，同时也遭到了指责。30年代，他在政治上卷入如拿大、西班牙和中国的进步事业，使之更加引人注目。1936～1937年，他发起一支输血先遣队，支持西班牙内战中反法西斯的民主力量。在此后的两年中，他帮助了中国共产党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扩大了前线流动手术室的用途。1939年，他在给一名受伤的战士动手术时不幸血液中毒，与世长辞。在亿万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民心中，白求恩是一名革命英雄。

　　有两部英文传记部分地使世人知道了白求恩。这两部传记在方法上差异明显，有时在事实上也有很大的出入。第一部是泰德·阿兰和西德尼·戈登1952年撰写的《手术刀就是武器》，它是第一部关于白求恩的出版物。作者之一阿兰在1936～1937年的大约18个月里断断续续地了解到了白求恩。尽管白求恩使他很沮丧，但阿兰仍然称他是“我所遇到的一位最令人激动的人”。《手术刀就是武器》一书就反映出作者的这种崇拜思想。诚然，崇拜英雄是该书的一个缺陷，它过分地称赞主人翁，以盲目崇拜取代了准确的事实，因而受到一些指责。我在此书的准备过程中，偶然发现了阿兰和戈登对白求恩采取敬重方式的一个原因：那就是其传记的主要资料来源是中国的一部小说。在撰写《手术刀就是武器》时，阿兰和戈登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白求恩在中国度过他最后的两年，从事了也许是其一生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工作，所以，这部传记几乎用了一半的篇幅描述了白求恩在中国的经历。然而，两位作者却从未赴中国从事有关的研究，而是从1948年周而复出版的《白求恩大夫》中文小说中提取资料。周而复不是一般的作家，1938年他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成员（1978年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手术刀就是武器》以他的小说为基础，所呈现的白求恩不够真实，加之其叙事不够精确，从而使人们对白求恩的形象产生了疑问。

　　在写《手术刀就是武器》时，阿兰和戈登都是加拿大共产党党员，他们得到加共的支持与合作。这种联系解释了该书的缺点和优点。其缺点显而易见，例如，它对白求恩在1935年才加入加拿大共产党的事实只宇未提，白求恩与西班牙官员的冲突导致他被从马德里输血队召回的事实也被掩盖。然而，阿兰和戈登对加拿大共产党的从属关系使《手术刀就是武器》总体上仍然反映了白求恩的本质和猜髓，他俩的成功在于能够表达短暂但仍然非常重要的东西——白求恩不屈不挠的精神。

　　关于白求恩的第二部传记于20年之后出版，它是1973年历史学家罗德里克·斯图尔特撰写的《白求恩》。与《手术刀就是武器》截然不同，这部传记把一个复杂的人的形象彻底而真实地描绘出来。我十分感激斯图尔特的传记，它使我能够把白求恩一生中细小的片断组合在一起。然而，这部传记也有失之偏颇之处，它强调白求恩自我毁灭的特征，无视他积极向上的精神；明显地把白求恩置于一种沮丧和毁灭的轨迹中，而忽视了他改变、成长、教诲和学习的能力。下面这个结论性句子很能说明该书的观点：“他去世的时候就像在活着：孤独和战斗”。的确，两部传记都没有令人满意地处理好白求恩的实践和世界观的转变问题。阿兰和戈登展现出一个恒久的圣徒，而斯图尔特则呈现了一个“罪人”。然而，如果说白求恩是一种形象的话，这种形象代表的是活力而不是静止。研究这两部传记的学者已经注意到，《手术刀就是武器》似乎“内化”了它的主题，而《白求恩》“外化”了它的主题，从而有时产生了两种白求恩的形象。本书试图既让白求恩自己的语言和艺术显示他的“内在”，又提供导致其作品和艺术产生的一些“外在”的背景。斯图尔特在1977年出版的《白求恩的心智》一书也带有这种特点，不过远不如本书的内容详细和全面。

　　本书无意写成白求恩的一部新的传记，然而它以重要的方式重写了白求恩的传奇，指示了他作为人、艺术家和革命者的形象。本书发现了以前不为人所知的历史资料，其中涉及白求恩在西班牙被解职的原因、和与白求恩浪漫和政治依恋感的争议有关的一些资料。例如，近来从前苏联共产国际档案馆获得并保存加拿大国家档案馆中的大量的报告，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对1937年白求恩不体面地从西班牙遗回加拿大的原因所做的推测。有关资料表明，这与白求恩的情人——一位叫卡依萨·冯罗斯曼瑞典女人有关：西班牙当局认为她在政治上有污点，甚至是法西斯的一个间谍（见第四章）。

　　为了重新审视白求恩的价值，我们必须重读白求恩。本书旨在把他本人重新介绍给读者，因此，我尽全力接触原始资料，即白求恩自己书写的、或用他那永不损坏的打字机打出来的言语。这使我能够对历史资料做出一些小的纠正。例如，白求恩对他在中国的一次马拉松似的旅行所做的描述以各种方式得以出版，其中包括1938年由加拿大和平民主联盟出版的小册子——《从汉口到西安》。看了它所依据的白求恩的原始信件之后，我可以把因不合出版者的政治口味而被删除几个段落予以恢复。这个小册子的出版者认为，不应该让北美的读者知道：1938年在中国帮助国民党的美国飞行员因几次从中国飞行员那里提取报酬和好处而不受欢迎。不过，在读了白求恩打字稿之后，我可以得出结论说，做这样的编辑方面的修改是非常稀少的。当然，这实际上是对白求恩作品擅自改动的唯一的一次具有很大影响的事例。　　本书还再现了白求恩的多数艺术作品，其中包括壁画《一个肺结核患者的历程》——一组描述白求恩和其他肺结核病人面临恐怖和遭受煎熬的图画。1927年，白求恩把它画在褐色牛皮包装纸上．然后订他在纽约萨兰纳克湖畔的特鲁多疗养院一间小屋的墙壁上。这组画大约有20米长，有11个配有诗歌的画面。《一个肺结核患者的历程》丢失了许多年，原件似乎消失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美国军事基地布菜格要塞。十分庆幸的是，纽约市立大学的元金·林克教授发现了壁画人物的老式幻灯片，把它们的复制品捐给了米古尔大学的奥斯勒图书馆。他们同意我在本书中使用这些壁画。此外，本书还插入了白求恩的所有油画、几幅紊描和他为毛泽东拍摄的照片。

　　我在书中按照其创作的时间安排白求恩的作品，把它们分为几个部分，以便与他生活的重要阶段相吻合。为了使内容更加清楚．我对拼写、标点符号和连字特等偶尔作了微小的修改，但没有标明。我很少有必要这样做，因为白求恩的书写通常没有错误。鉴于他在中国与英语书面语和口语隔绝长达几个月，能做到这一点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出于同样的目的而进行的重大修正，我都把它们放在方括号里。

　　白求恩写给妻子弗朗西丝的一小部分信件，由泰德·阿兰根据手写原件重新进行打印。他对自己难以辨认为白求恩的字体，偶尔插入一些省略号。由于缺少原件，我不得不利用阿兰的副本，并在本书中把这些符号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

　　本书内容广泛，几乎包括现存的白求恩的所有文字作品。限于篇幅，我只好放弃白求恩在医学杂志上发表的11篇较为深奥的文章，只把它们列在成果目录中。其他我能找到的东西都包括在本书中了。我希望对我如何找到这些资料的故事感兴趣的读者，去看一下本书后面的《关于本书资料的来源》。

　　本书在风格上的一个特点，是在选用每个白求恩的作品之前，都在章节的引言和简短的按语中引用他的话，但不用脚注的形式注明出处，想必读者能够参看接下来的资料原文。白求恩在记载其大半个中国的艰苦跋涉中，提到了数十个中国的人名字和地名，我保留了他原来的拼法。然而，我判断熟悉汉语拼音的现代读者在几处会被白求恩使用的韦氏拼音所迷恋，所以把它们变成汉语拼音的形式，其中包括毛泽东这样熟悉的人名和北京这样著名的地名。

　　我们认为白求恩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积极分子。然而，如果我们更加仔细地观察，就会发现在他49年的一生中只有最后的4年才为政治所占据。在涉足政治之前，白求恩的生活充满激情。他是一个热情洋溢的人，渴望生活，对世界有着强烈的好奇感，急于想帮助自己的病人，对引发疾病的不公正现象和贫富悬殊的社会带有极端的仇恨。这些情绪促使他走向政治，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他的一生就是从对政治漠不关心到极为关注政治的一种旅程。

　　白求恩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他既是一个使周围的人为难和不安的人，同时也具有个人魅力，其能量和热情可以把购物这样的繁琐之事变成快乐。白求恩散发激情，把它传给周围的人，不管他们是否希望这样受到保佑还是折磨。

　　同样重要的是，白求恩一生中都有着一种自我表达的强烈要求。他以其特有的热情和多才多艺的才能做到了这一点。在手术、爱情、政治、图画、素描、诗歌、信件、小说、照片、广播、剧本、公共演说、甚至医学文章和医疗器械中，白求恩找到了实现表达自己激情这种强烈愿望的途径。在所有这些努力中，他出众的创造与发明才能，帮助他创作了极为创新、并常常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文字和视觉形象。白求恩在恳求人们对肺结核实施关键性治疗方案时，嘲笑了传统的医疗方法，他的老朋友林肯·非希尔的妻子伊内兹·菲希尔曾目睹白求恩匆忙写完这篇恳清文。她说，它并不是一个伟大的文学作品，但“他的表述方式一点也不缺少来自神的天赋”。这句话也许最好地概括了白求恩的才能。

　　本书试图重新审视来自神的这种天赋，把它展示给当代的读者，通过作品再现白求恩。白求恩有着一颗燃烧的心——质朴和淳厚，把笔、话语和画笔的一切力量发挥得琳漓尽致。本书就从这颗心开始把白求恩呈现给读者。白求恩去世已久，我们无法直接知道他的体力、情感的感染力、以及他激烈的演说是如何抨击使肺结核等致命疾病无法消除的那种满足心理，但通过他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其强烈的思想和感情结晶。

　　我还希望本书让人们重新认识白求恩多才多艺的才能。正像李·布里斯克·汤普森所评价的，白求恩拒绝接受对生活的分割，他既是医生、诗人、和画家、也是革命者、设计师、摄影家和宣传家。在他自己的生活和社会中，白求恩强调看似相互矛盾的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对此，他有着基本的社会生态学设想。他相信每个细胞是构成整体的一部分，还认为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也打击了欧洲法西斯主义和30年代加拿大资本主义的邪恶。他在中国向加拿大的同志们建议，“你们坚持战斗，我们将在这里战斗，它们是一个战斗。我们必定要胜利。”同样，在八路军这些农民士兵的纯朴的美德中，白求恩察觉到西班牙、加拿大和其他国家人民的民主特性。在受伤的中国游击队员和受伤的日本兵这些看似敌人的身上，白求恩看到了征入“痛苦的群体”中的兄弟们。

　　白求恩对肺结核亲身的经历和知识使之更加相信，表面上分开的社会各个方面是联在一起的，他最后懂得了疾病与经济和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一句话虽然不是白求恩最先说出，但经常受到他的重复：“富人有富人的肺结核，穷人有穷人的肺结核，富人治好了，而穷人死亡。”因此，孤立地对付疾病是无用的，经济和政治上的不公正也需要得到治疗。在同疾病斗争的一生中，白求恩从相信治疗过程的单独性和技术性（以自己战胜肺结核为象征），转向把它看作一种经济、社会和政治现象。的确，现在肺结核在全世界的穷人和无家可归的人们中再次出现，表明如果我们希望控制这种疾病，就得要回到白求恩开出的药方上去。在阅读白求恩的作品中，我们将会看到一个什么的人？什么样的思想家？什么样的共产党人？白求恩的话语显示出他极富情感，有时发怒、有时急躁不安和苛求，同样，他对人们怀有权大的同情心。他热爱人类，也同样迷恋个人和私人生活中的冒险。甚至在他全身心投入共产主义的时候，白求恩仍然能够撰写像《哑弹》这种短篇小说，庆贺一位中国老农取得了一生中不小的一次胜利。　　白求恩也是一位敏锐的观察家。他在中国写的一些长篇报告，详细记裁了在抗日前线附近建设一个新社会中的复杂性，但这种敏锐的观察力并不总是发展成为深刻的思想。白求恩是一个实干家，而不是一个哲学家。例如，就在从西班牙枝召回之前，他向加拿大写了一封长信——《久不写信的歉意》，论述西班牙的艺术性质。但是，这最信多半是一种令人不太满意的杂烩（反映出他在被送回加拿大之前精神上十分痛苦），而不是一种深刻的探索。其中令人信服和的引人注目的地方，仅仅是描述艺术家作用的结论性部分。“他使静态的、固定的和静止的东西不安起来。在一个害怕变革的世界里，他宣扬革命——生命的本源。他是一个鼓动者，一个扰乱安静的人。”这句话可以作为白求恩的墓志铭。

　　对于共产主义，白求恩显而易见是一位活动家，而非理论家。他坚持有必要在一个深深扎根于人民的有力的政党领导下实现革命的变革。1939年，他谈到自己是如何羡慕中国共产党时说，它的力量来源于“20年实际经验的巨大优势”，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教导人民群众实行地方自治，强调铁序和政府的诚实。他的语言具有启发意义。甚至在这一时期，白求恩的作品实际上也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外观和结构基础，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头戴红色帽子的人道主义者。最后，白求恩最关心人民，人民的健康和幸福高于一切。在白求恩看来，共产主义是人民大众从恐怖、贫穷、剥削和过早死亡中解脱出来的一种手段，而法西斯主义以暴力进行剥削。他站在哪一方？白求恩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共产主义。然而，这种选择所基于的是生活的紧急，而不是对理论的深入研究。

　　白求恩在蒙特利尔的一位医学同行利比·帕克回忆道，白求恩曾经说“我希望能够象保罗·德克鲁夫那样大声地写。”保罗·德克鲁夫是一位细菌学家，他作为一名疾病的“征服者”，在19和20世纪写过许多推动近代科学的畅销书。白求恩对这种人的渴望，是了解他想成为艺术家的理想的一条线索。在文献成果或成就上，白求恩赶不上保罗·德克鲁夫，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勇敢地写过。白求恩的作品并不都十分出众，但它们就像他的政治觉悟那样，随白求恩更多地投身于既定的事业成长和成熟。白求恩最好的一部作品创作于他在西班牙和中国度过的一生中的最后几年，这部作品远远不止在那里唤起激烈的行动，而是用魔法召唤与法西斯进行搏斗的灵魂。除了超过纯粹的左翼报道之外，它还具有号召性和和分析性，同情法西斯暴行的受害者，燃烧着对法西斯罪行的仇恨。

　　上述这些特点出现在白求恩的最高文学成就——《创伤》中。1938年，他在中国写出这篇颇具论战性的随笔，恰当地称之为“我所写过的最好的东西”。《创伤》值得在此一提，因为它不仅显示了白求恩作品的宏伟气势，而且还蕴藏着对当代人的启示。其中，白求恩回忆了一个夜晚给华北抗战中受伤的八路军战士们实施手术的情景。在努力地缝合了他们身上可怕的伤口之后，白求恩问道，“还有吗？四个日本战俘。带他们进来，在这个痛苦的群体中没有敌我之分。切开那带血的军服，给他们止血，把他们平放在其他人旁边。哎呀，他们象弟兄一样！”他写道，在社会和政治帐薄的另一边，有这些受伤兄弟的同胞——“血脉兄弟”，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资助、发起和从事战争。“是这些人造成了创伤”，他得出结论说。

　　《创伤》的重要性不仅在于白求恩把它当作自己最好的作品，它还集中表达了热情和政治在他身上的统一。这篇文章把白求恩和中国的“内在”和“外在”（主观和客观）联在一起，描述了作为医生和积极分子的两个白求恩之间的辩证统一。同样，它把残废的中国士兵的痛苦与在日本皇军面前一盎散沙的中国的痛苦融为一体，把白求恩对这个再也无法跑动的青年人的个人同情，与在他思想上对这种折磨更广泛的意义的认识结合起来。“不要可怜他！可怜贬低他所做的牺牲，他这样做是为了保卫中国。在《创伤》中，白求恩把激情和政治交织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值得纪念的整体。　　白求恩于1938年12月写成了《创伤》，不到一年，他反而悲惨地死于自己身上的创伤。在他去世之后，动荡的20世纪发生了许多变化。他除了作为历史人物而产生的影响之外，在21世纪的前夜是否还有一些中肯的话要说？通过阅读他的《创伤》，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与疾病和战争密切的接触，使白求恩懂得了敌我双方的老百姓承受了最大的苦难。为了结束自己的痛苦，双方需要认识到共同的利益所在，团结一致反对那些忽视疾病和煽动战争的人。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到处充满前所未有的屠杀，因此，在白求恩去世半个世纪以后我们仍然可以从《创伤》中得到启示。这部作品指挥着我们去识别冲突的根源，粉碎冲突的力量。

　　引者注：这是白求恩大夫去世前最后一个生日——1939年3月4日，写给加拿大共产党的信，信中介绍了自己在八路军中的生活，也解释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性质和策略。从信中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到，白求恩大夫为自己是八路军中“最老的战士”而骄傲和自豪！同时也可以看到白求恩大夫对“重庆政府”的清醒认识。兄弟很纳闷儿，那么多想按自己的需求和意识形态来解读、来重新包装白求恩大夫的人，为什么就不能听听白大夫自己的意见呢？那些总是遮遮掩掩想用“抗日军队”来替换“八路军”以乞“国际上认可”的人，为什么就不能先问问白大夫自己的感受呢？白求恩是一个共产党员，白求恩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的卫生顾问，白求恩为自己是八路军在抗日前线“最老的战士”而自豪，这难道不是“国际上”久已为人熟知的事实？这还要怎么个“接轨”，才能算是被“认可”了呢？在八路军中“非常快乐，非常充实”的白大夫，难道不正是在以这样的“快乐”和“充实”，向世人昭示着“重于泰山”与“轻于鸿毛”之间不同的生命质量与意义？

亲爱的蒂姆和同志们：

　　我现在试图使用美国外交邮袋，通过驻北京美联社的帮助，在你我之间建立一条邮路。日本人对出入的邮件、书籍和期刊都要进行检查，所以这很有必要。我也不知道是否能成功。如果你们收到信，就给北京燕京大学的M·林德赛（M·Lindsay）教授发个电报，说“信收到”即可（不要署名）。你们也可以试着给我发一封信，上面写他的地址，收信人的名字写“尊敬的H·N·伯利恒阁下”。当然，必须非常小心，而且要用密码。如果我们能建起这条邮路，会很有价值。自来到中国，我每个月都定期给你们寄信，汇报我的工作——迄今已有20多封了。但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收到，因为我从没有收到过你们的信件或其他消息。我到是收到利廉的三封信。我收到援华委员会三封信——都是哈斯科尔写的，没有一封其他成员的信。我还收到一封温哥华的A·M的来信。我收到的信就这些。来自援华委员会的信寄出日期分别是1938年8月23日和9月20日。他们到达的时间是1939年1月14日。能到我手中的部分邮件（大约十分之—）是从延安邮来的。信件从香港到延安要很长的路，从延安到河北西部的八路军司令部路更长（原文如此——译者注），需要—个月的时间。然后，再过大约—个月的时间才能到达我们这里。我们在北京以南150英里、天津以西50英里处。如果我们能够建起—条通过北京的邮路，那么我们的信就可以在两个月内走个来回。传教士中的一些同情者会把这些信件带出北京，他们的传教区分布在日军控制的城市里，这些人经常去北京。

　　首先，我要跟你们谈谈我的工作，但我认为你们至少能收到我几封相当详细的月度工作报告。从新年开始，我们忙于组织和教育工作。这要求我们进到军区的6个分区，每一个军分区都有一个以上的医院。需要做大量的重新组建工作。单是上个月我们就行军1198里（400英里），从河北西部的山区进到河北中部的平原。在山区呆了一年之后，再次回到平原上真是令人欣喜。山区景色非常好，但是行军非常艰辛——我们常常沿着弯弯曲曲的山间小溪，走在崎呕不平的羊肠小道上，然后翻过几千英尺高的山梁，进入另一个山谷，如此这般。尽管我们有马，但多数时间还是步行，步行更快一些。我们的脚非常辛苦，因为我们只穿着布鞋。布鞋只能撑几天——经常不到一周。我们每天平均行军75里（25英里）。我有一匹从日军那里俘获的良种棕色母马，此外还有好多日军的战利品——外套、帽子等。经过一周行军，我们身上都脏得不行，满身虱子和跳蚤。我们睡在老乡家的炕上，炕用土砖炉子烧热。我们的医院也仅仅是一些用土砖和石头盖的很不干净的民房。房子非常冷，缺水，窗户都是纸糊的——纸大多破了，地面是用土压的。

　　村子沿着河谷小溪散居各处，随处可见从山上开垦出来的—缺块土地。（你们有没有收到我去年过了10月份写的一篇题目叫《职员大会》的文章？？）我在这儿说说农村和村居生活吧。每个村有20到200户人家，都极为贫因。伤员（现在超过2000名）散居在村子里，每个村有50到200人不等。他们同老百姓住在一起，所以相当拥挤。我们到一个这样的“医院”检查，鼓励伤病员，重新组织工作人员。（医院工作人员包括19到22名“医生”，他们中没有一人受过大学教育或者在现代化医院工作过，也没有进过医学院；护士都是些14到18岁的男孩，仅仅是些农民。）想象一下他们的平均水平吧！想象一下他们关于卫生、解剖、生理、内科和外科的知识吧！然而，这是我们仅有的可塑之才，而且我们必须利用好。他们非常渴望学习，渴望提高，经常为他们的工作做自我批评。所以，尽管我经常被他们的无能、无知、无序、无心搞得非常恼火，但是他们的朴实、好学和纯真的同志情谊和无私精神，常常使我的怒火最终消于无形。

　　1939年2月，华北共产党会议在河北西部召开之后，我们穿过紧挨定县北部的平汉铁路来到此地。日军驻守铁路的两个炮楼之间的距离不到一英里，我们在这个空隙中穿行而过。铁路附近村子里的狗都被老百姓弄走了，好让我们在夜间通过的时候不出动静。过了铁路我们又走了三天（确切地说是三夜）才到此地。这里完全处在日军包围之中，任何一个方向离敌人都不超过15英里远。为了阻挡他们的摩托车、装甲车和坦克的前进．所有的道路都挖开了。日军经常炮轰他们认为有军队的村子。他们最大的炮有105毫米口径，射程大约是10华里。他们还有许多较小的野战炮，也有飞机。我们当然什么也没有。我们师大约有1.5万人，分散在多个村子里。河北中部有1万多个村庄。日军控制着大城镇和城市，我们控制着农村和小村庄。

　　这是个巨大的产棉地区。天津附近以西，75%的庄稼都是棉花.而根据我们的政府法规仅仅允许5%的土地种棉花，其余的必领种粮食作物。某些在北京的外籍权威观察家指出，日本人在华北的土地上已经得不到什么利益，只有开矿了。敌人非常希望媾和。我们期望持久作战。我认为重庆政府不敢求和，尽管有一两个人可能想这样做。人民——老百姓想的是把日军赶出中国，在此之前反对—切求和。他们的愤怒和决心与日俱增。

　　日本人的军事思维非常愚蠢。他们烧掉老百姓的房子，杀害他们，然后希望老百姓会跟他们合作[原文如此！——原注]建立一个新中国！两个民族和平友好！（就像小红帽对大灰狼说的：“姥姥，你的牙齿怎么这么大呀！”）

　　假如重庆政府的资产阶级曾经试图带来和平——我认为完全不可能，那么，阶级斗争（现在被压抑着）将会激烈爆发！统一战线是马列主义者如此坚持的一种“临时集团”。正如我在这里看到的，尽管有一些前省级官员（现在回来了）搞破坏，但统一战线维持得相当好。这完全取决于共产党英明的灵活政策。我必须说的是，中国共产党是我所见过“最好”的国家共产党。当然，这里有历史的原因。中国共产党有着20年斗争实践的强大优势，囊括了一大批非常聪明而有经验的同志，他们的理论知识水平很高。此外，他们还从俄国同志那里得到建议和帮助。人们非常不赞成左倾主义。当然，在很多情况下，左倾是由于没有经验。他们非常强调教育群众，取得地方自治政府和群众组织的重要性。当地政府中的贪污和“压榨”已经完全消失了。八路军及其政工人员每到一地，就指导当地政府怎样建立民主自治，恢复政府的秩序和诚信。八路军中的政工人员仅仅充当建议者和监察者。当然，为使这项工作切实有效，我们的人必须确实控制着群众组织中的主要成份——工农联盟和妇救会等。

　　战争持续越久，我们党的力量就越强大。党的成长是飞跃式的。毫无疑问，资产阶级害怕它！国民党陷于矛盾之中。如果他们放弃—个地区（例如1937年他们放弃了河北省中部），八路军和共产党就会开进这个危险地带。他们与所有留下来的政府官员建立起统—战线的地方政府——但不是苏维埃政权。这当然是国民党所不欢迎的。然而他们也想赢得战争，所以必须容忍八路军的这些努力。他们发现，八路军在老百姓中间能够而且已经激发起了强烈的抗日意识，这比他们过去做得好。有些时候，旧官僚（比如前河北省长鹿仲麟）返回试图恢复他们的统治。但是，老百姓已经尝到了自治政府的甜头，不想再回到老路上去了。鹿省长是由国民党任命的，1937年在日军进攻的时候，他逃到南部去，放弃了这—地区。现在他想回来，而且确实回来过—次。他曾经请求把河北中部地区合并到河北南部的地盘上，但是现在河北中部以北是新建的统—战线下的晋察冀边区的一部分。国民党非常清楚，鹿仲麟决不会坚守这一地区抗日，而八路军能做到，所以拒绝了他的要求。我敢打赌，国民党并不愿意这么做！不要认为国民党已经放弃了对共产党的痛恨和恐惧！它不过是陷入了由对抗性的期望所产生的一种矛盾之中。但是，当前对日本人的痛恨和恐惧是首要的。

　　在中国的不同地区，共产党的任务也是不同的。甚至在—个较短距离之内也有不同，——河北西部和山西东部以及河北中部都各有不同。在山西，省长阎锡山独掌政治权利达20余年，他建立了一个稳固的封建政权形式。那个省，由于远处内地，还不曾在任何程度上受到帝国主义的影响。河北省则是半殖民地。尽管在山西不存在民主政府，而且官员都是省长任命的，但总的来说政府还是相对诚实，有一定的工作效率。老百姓服从官员，缺乏管理自己事务的经验。此外，省长和山西军队不曾完全放弃这个省，他们只是从北部撤到南部。许多小官员在五台山等地拥有自己的地产。这些人后来与共产党和八路军结成了统—战线。但是，老百姓在阎锡山的半封建统治下习惯了，对地方自治政府漠不关心，反而满足于旧政府相对温和的半专制统治，这种历史原因使共产党不太容易在老百姓中开展工作。但是，河北中西部却不同。首先，多年来军阀和政客们在此你争我夺，轮流敲诈和苛待老百姓。人们已经习惯了政府更替——继承者只是在不诚实的程度和滥用权力上有所不同。所以，老百姓期望建立一个诚实的政府。他们借此机会跃进到了地方自治政府，具有很高的改革意识。此外，这里离海岸（天津）近，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早就成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与商业帝国主义一起到来的还有基督教，传教士传播的基督教具有一种模糊的民主精神。最后，前省长和绝大部分官员逃跑了，统治机器空空如也，这使得八路军和共产党的任务更容易完成。于是，老百性更容易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建立自己的地方政府（在八路军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和帮助下）。的八路军政工人员马上开始利用这些因素：⒈前国家机器的空缺。⒉老百姓较高的文化水平。⒊老百没较高的政治意识。⒋对前专制政府的普遍不满。

　　看到抗日情绪的高涨，另人特别高兴。随着日军占领了这一地区的大城市和城镇，民族情绪大为高涨。在此之前，日军仅仅掌握了几个像北京、天津和其他几个真正的大城市时，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还远远没有认识到他们的危险。敌人离得太远了。“眼不见，心不烦。”但是当敌人通过烧毁“他们”的房屋，杀死“他们”的亲人，偷走“他们“的财物等方式真正闯进他们的生活时，情况就不同了。现在，整个农村的抗日情绪都被唤醒了。兵源增长了，群众组织工作容易了。

　　八路军无论走到哪里，都在群众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几乎全部都由农民和工人组成，是他们的军队，同人民永不分离。政工人员使用战士的语言随军工作，其中绝大部分也是农民和工人出身．其余的是一些学生。他们用工人们能听明白的语言讲话。他们有他们的生活。他们为农民和工人展示了一种新生活的憧憬。不久，一种决心誓死抗日的精神出现了。农民们参加战士所有的会议，学习他们的标语，唱他们的歌。他们模仿军队的卫生措施。村子变得整齐了，人也整洁了。他们还学习基本军事原则。他们的自卫团是由老式的燧石发火枪和生锈的大刀装备起来的，他们操练的队形也不太整齐。他们给部队送粮食、水果和鞋子，为他们洗衣服，抬伤员，运送物资。假如让一个村民离开村子和田地，去运送伤员或者物资——经常要好几天，我是从没有听到他们有一句怨言。战士们占了他一半的房子，和他挤在一起，他一家人（经常多达6到8口）挤进一间房子，睡在一张炕上。村民还担任密探、情报员、向导和侦察员。如果你看到一位老乡穿着破破烂烂的旧蓝布大褂，戴一顶破草帽，但是肩膀上荷一条旧的燧石发火枪，带领一个团沿着陡峭狭窄的山间小道前进．那将是一副绝妙而又有趣的景象。

　　战争不会由显赫的军事领袖或职业军人赢得，而是由穿军装的和不穿军装的农民赢得(这是我所读到的对“人民战争”战略思想最精辟的诠释，也是对抗日战争基本特色的准确描述——引者注)。妇女们正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我写信的村子——距敌军45里，就有一个由10个小伙子和4个姑娘组成的剧团。他们在前线为部队演出。妇救会的女同志也在为军队工作，她们做军鞋，缝补和洗涤军服。她们在影响自己的丈夫方面，起着重要的但却是隐蔽的作用。妇女们从几百年的封建宗法制度下觉醒过来，参加了地方政府。她们居然开始与男人同桌吃饭了！她们的身影不仅出现在地方政府中，甚至还出现在县和中央政府中。许多员优秀的女工和女学生来自城市。我多么希望我们加拿大的学生能向这里的女学生学习，把他们的“书本知识”和他们的“文化”用于工人争取新生活的斗争。这样，也只有这样．学生们才能证明他们的生命价值，使他们的书本知识受到尊重，才能利用他们的知识。他们的知识必须服务他人。他们这样做不仅是为了他人的缘故，也是为他们自己——通过服务他人，强化自己的人格，丰富自己的生活。

　　今天是我49岁的生日。我很骄傲我是前线最老的战士。我在床上躺了一天。从昨天下午7点开始，我做了整夜的手术，早上6点才上床睡觉。昨晚，我们为河津附近战场下来的40名重伤员做了19例手术。给所有伤员敷裹后，我们开始给那些亟需手术的伤员动手术。3例颅骨开裂的开颅手术，2例大腿截肢，2例小肠穿孔缝合，6例胳膊和腿严重骨折，其余是小手术。我们打败了敌人，他们留下了50具尸体。对他们来说，这是一次惨败。我们缴获了40条步枪。我们损失了40人———条命换一条枪。这是我们获取武器的方式。

　　同志们，现在我得结束这封信了。除了盼望收到你们的信以外，我非常快乐，非常充实。你们坚持战斗，我们在这里也将如此。是同样性质的战斗，我们必定胜利。

　　致以最诚挚的同志式的问候！

　　　　白求恩

　　　　　　　　　　　　　　　　　　　1939年3月4日

　　　　　　　　　　　　　　　　　　　于河津附近120师的前线

• 人民的力量

　　转者按：该文作者游黎清大姐的父亲是游胜华将军，当年白求恩大夫的重要助手。

　　妈妈找白求恩打架

　　作者: 游黎清 \

　　妈妈说白求恩的脾气大是出了名的，工作上要求很严格，平常谁要是做错了什么事，他总像个火药桶一样一点就着。人们挨了白求恩的训甚至挨了打，当时都觉得很委屈，可是过后想想自己做错了受点惩罚也是应该的。就像孩子做错事挨了家长的打骂，过后想想是为我好，也就从心里原谅了，哭一鼻子也就算了，谁让你做错了呢。白求恩有时过后也后悔，常常事后找到事主道歉，甚至拿着缴获的罐头、糖果去看望人家做自我批评，赔礼。但他也碰到意外的，就是我妈妈，不依不饶的主。

　　妈妈找白求恩打架

　　妈妈刚参加八路军是在保定满城的山里，那里驻守的八路军部队多是本地人，是由当地的自发的抗日民团改编的，比较排外，妈妈的山西口音总是遭到一些人的嘲笑，加上妈妈是个小知识分子，和部队里的大老粗也有点不融洽，所以，妈妈说在最初的几天里过的并不舒心。好在“来了一个正规护校毕业的护士”的消息很快就上报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上面立刻就将妈妈调到卫生部，担任了手术室护士长，以后又改任后方医院的休养连连长兼医院的医生，跟在白求恩的身边工作。来到卫生部，妈妈说这儿的人都特别好，红军很多，待人和气，把她当自己人看待，有什么不懂的或说错话没人笑话，所以很开心。因为妈妈来山里没有带什么衣服，参军后只有一套军服，卫生部特别批给妈妈一丈多白布，妈妈自己动手做了一身内衣，把穿来的旗袍撕了做了裤衩。因为正值夏天，老得换洗，没办法只好在河里洗澡的时候，先洗干净衣服把它们晒在河边的大石头上，什么时候衣服晒干了，人再从水里出来。

　　休养连不但管着护士、看护员还要管伤病员，说是护士、看护员，其实都是些孩子，小的十一、二岁，大的十五、六。都是农村的苦孩子，因为年纪小不让他们上战场，留在后方分配做了看护员。他们的工作就是护理伤员，主要是生活护理，给伤员洗洗涮涮，喂饭，接屎端尿，给护士打下手。还要值夜班，工作量是很大的。

　　那时候供给很困难，被服不够用，小战士们每两个人一床被子，冬天只有一身棉衣，没有内衣，夏天一身单衣。大一点的孩子有条裤衩穿，小点的光着腚钻被窝。这些孩子白天太累了，晚上短不了有个尿炕的，有一个人尿炕则水淹七军。我听原来北京军区军医学校的老校长牛进德告诉我说：“你可不知道，当年我们和你妈就挤在一条大炕上睡，七八个人，我们两个人一个被窝，你妈一人一被窝。你妈找了个长棍子，半夜里一个个地把我们捅起来撒尿，一天不捅就有发大水的。你妈也就睡个囫囵觉，给我们盖被，叫我们起来值班，事儿多啦。”

　　后来我才理解，曾和妈妈挤一条炕的崔静宜，解放后曾任北京协和医院院长，为什么在我妈妈逝世的当天去看妈妈，但他晚了一步，妈妈在凌晨走的，他只看到了一张空床，当时他还不明白 问收拾床的护士，病人呢？走了！走了？走哪去？转哪科了？今天凌晨去世了！崔静宜一时楞了，然后不管不顾的手里还提着水果，站在走廊里嚎啕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嘴里还念念叨叨，来晚了，来晚了！这是后来崔静宜的女儿崔立军告诉我的，她说，从来没有见过父亲这样，就连她母亲去世时她父亲也没这样哭过，听着真是撕心裂肺，很长时间他父亲都在自责没能见妈妈最后一面。

　　和妈妈一条大炕的小鬼解放后都当了不小的干部，前面说得牛进德1961年晋升为上校军衔,离休后按付军待遇。崔静宜离休前是北京协和医院的院长；黄静是中医研究院的干部，司有才是保定第一医院的院长。有一次大家聚会，叶青山，爸爸，都在，一进门，妈妈就开玩笑的说，指着大家，你看看你们一个个人模狗样的，看看七级的（指叶青山），八级的（指爸爸），十一级的（指牛），嗨，就剩我一个老母鸡，下了一群小鸡！说完大家哈哈大笑。

　　从这儿就说到了黄静。事情是由黄静引起的。黄静原名黄云，河北保定曲阳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当时十一二岁，分到医院当看护员。解放后是北京中医研究院的干部。

　　提起黄静挨打的事，得从我们认识黄静说起。

　　那是1967年冬天，我家突然来了不速之客，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大家子，一对夫妇带了五个孩子。这就是黄静一家，刚从青海回到北京没几天。黄静四十岁左右，小个子，黑黑的，很精干。原来黄静在北京工作，此人好抗上，爱说怪话发牢骚，不知黄静说了什么不着调的话，两口子都因反革命罪给关进了监狱，据说他的案子是罗瑞卿批的。如今罗瑞卿被打倒了，他就给放了出来，但还没有全平反。老婆在监狱里疯了，傻呆呆的，只知道吃，不让她停嘴她可以一直吃下去。孩子们靠存款生活，很艰苦，为了省钱在垃圾堆里拣白菜疙瘩吃。我们和爸爸妈妈一起听黄静讲述这几年的遭遇，心情很沉重，妈妈早就泪流满面了。因为他们没有北京户口，妈妈拿出平时节省下的一些粮票和布票，同时塞给黄静400百块钱，连带我们的一些衣服和锅碗瓢盆给了黄静，重新给他支起了一个家。

　　以后，黄静是我家的常客。

　　有一次，黄静对我妈妈说:"也就是孟大姐这么护着我，打小就护着我。”

　　妈妈说：“你从小就调皮捣蛋，没想到你能调皮捣蛋到监狱里去，还不接受教训！”

　　黄静说：“就是啊，还记得不记得，我要不是太倔，还挨不了白求恩的打哪！”转过来对我们说：“你妈可厉害了，护犊子，为了我还找白求恩打过架！”什么？妈妈居然敢找白求恩打架！太不可思议了。

　　黄静歪过头，笑着指着自己的脑袋说：“那，看，就这，白求恩给我打了个大包。”

　　“你怎么不说为什么打你呀，还好意思说！”妈妈说。

　　“咳，那时我不是小嘛！”

　　“别说了，少给我招事，我家刚消停。”说完，妈妈去拾掇东西了。

　　“刚消停”是因为爸爸妈妈春天时还在挨斗，被戴高帽游街，家还被抄了。那会儿宣传英雄人物都是高大全，而且正是背诵老三篇最热的时候。说白求恩打人不就是说白求恩坏话嘛，那谁敢说。

　　可尽管这样，终究阻挡不了我们的好奇。我们围住了黄静，妈妈不在快讲，讲啊！我们又不会出去说。

　　黄静是个大讪，开了话头就没完，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天我值夜班，因为那会儿才十二岁（农村说虚岁），贪玩，白天不知道睡觉。晚上给伤员倒完尿盆，看看没什么事儿了，就蹲在角落里想歇会儿，没想到一会儿就睡着了。白求恩有半夜查房的习惯，我只觉屁股挨了一脚，挺疼立刻醒了，一个卜楞站起来，就见白求恩正厉声的斥责我，翻译说，说了多少次，值班睡觉是失职。

　　我不管那个跳起来梗着脖子直冲着白求恩：“活都干完了，我就睡了一小会儿，干嘛踢我！”

　　白求恩冲我叫着：“一分钟，不行！”翻译说：“你还有理了？”气得白求恩顺手抄了一根伤员用的棍子，朝着我“梆梆”就是两下，亏我躲得及，一下落在肩上一下落在头上，我捂着脑袋哧溜就跑了，想再打我打不着。 一边跑我一边喊，你打死我吧！这下可把白求恩气坏了，他叫喊什么我也听不懂，又拿着棍子比划着，看架势还想揍我，我哪敢回去，翻译郎林拦下白求恩，冲我喊，跑什么，回来，你还值班呢，伤员随时会有情况！给我好好在这呆着！一会儿白求恩看了伤员走了，我也老实了。脑袋上起一大包，肩膀也肿起一条檩子，我那会儿皮实，倔！

　　那你没哭？

　　没哭，皮实，调皮捣蛋有名的，打就打了。

　　后来呢？

　　第二天你妈知道了，我脑袋上的包还没下去呢，你妈不干了，说哪能把咱们孩子打成这样，找他去！

　　见了白求恩，你妈和他一通说，都是英语，我不懂，先头两人都挺横，一会儿白求恩的口气软了，后来你妈让我给白求恩道歉，我不干，我说，那我不草鸡了，他打我，怎么不给我道歉！你妈说，男子汉大丈夫敢做敢当，你值班睡觉就是犯了错误，他打你不对，首先是你不对，你是看护员，又不是村里的混小子，做事要负责任！这我才向白求恩道歉说我错了，白求恩看我认错了，还伸手摸了模我的头，问我还疼不疼，跟我说对不起。

　　后来我问你妈都跟白求恩说什么了，

　　你妈告诉我的，你妈说，他还是个孩子，再有错也不能这么打他，白求恩说，他不知错，就该惩罚！又问他，你在加拿大打不打人，他说不随便打，随便打人是要吃官司的。那为什么在中国打人，我们就那么好欺负吗，日本鬼子欺负我们，你怎么也欺负我们。说得白求恩很尴尬，你得道歉！白求恩说，这孩子到现在也没认错，我不能道歉。这就是你妈妈让我道歉的原由。

　　后来我们问妈妈，你找白求恩打架没想什么后果吗？妈妈说，有什么后果？大家都一样，有什么意见就说，吵个天翻地覆也没关系，谁也不记仇。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开始，到37年的12月日军攻克中国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虽然中国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仍抵挡不住武器装备精良的日军而一溃千里，华北、华东等地区的城市相继沦陷。 日本侵略者在南京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震惊世界。当时西方世界大多数欧美人看到日军不可一世，中国军队不堪一击节节败退，普遍认为日本人优等，中国人劣等，站在一旁看笑话。

虽然白求恩是美加共产党派到中国的，而且是白求恩自己要求到中国援助中国的抗战。但当他踏上这片正处于战乱不堪，人民流离失所的土地时，中国的贫瘠，落后超出了他的想象。他刚刚来到晋察冀军区时，对我们的缺医少药，器材简陋，医务人员的匮乏感到吃惊和愤怒。站在西方人的角度表现了他的傲慢与偏见。因此，就有了以下这样一段对话。　　

有一天，我父亲游胜华陪他查完房，他很轻蔑地对我父亲说：“你看你们，怎么什么都没有。你们中国人真无能，这么大的国家，却让日本这么小的国家欺负，又穷又落后，愚昧无知。日本人打得你们丢了大半个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了，活该，该着了侵略你们，等着当亡国奴吧。”翻译董越千把话一句不落的翻给父亲，随着每一句话，父亲和董越千的脸色都沉了下来。

父亲未加思索马上反唇相讥：“ 对，我们落后，我们贫穷，可是我们不肯当殖民地，我们拿起武器反抗。你们先进，你们富裕，你们文明，可是你们当英国的殖民地都当了一百多年了，光有总督没总统，到现在也没反抗！” .翻译董越千开始不敢说，爸爸说你就翻给他听怕什么，我说的。

一句话说得白求恩脸涨得通红，噎得他半天说不出话来，，嘴上的胡须在嗦嗦的颤动,想发脾气都发不出来了，这回可碰到一个蔫儿萝卜，辣的。

（董政一边听一边笑着点头，：“对，是这样，这事我父亲也说过，不止一次，后来文化大革命了就不敢说了。其实他刚来的时候不是像后来那么好，我父亲说：‘我们帮助了他好多呦’”

孙波听完哈哈大笑：“没想到游伯伯还这么有水平！”）

敢这样不留情面顶撞他的除了爸爸没第二个人，让他觉得中国人有骨气，有思想，不是你想怎么捏就怎么捏。这也叫不打不相识，从此他对父亲另眼相看，相互能坦诚相见。白求恩倒不喜欢那种唯唯诺诺，人云亦云的人。　

这段话最早是在1964年父亲和战友们写回忆录的时候说到的，以后还常常提起。当时我才上五年级，12岁。从此我才知道加拿大原来是英国的殖民地，属于英联邦。父亲写回忆白求恩的时候每每想起这段往事总想把它写进去，但由于当时宣传上高大全的调子，一切有损光辉形象的东西都不能写，可事实就是事实。以后有记者来采访 就是说了，也从来未见诸报端。　

我说，白求恩怎么这样啊，父亲说，这有什么奇怪，很多外国人都不了解中国，就连斯大林都有大国沙文主义，对咱们指手画脚，他还是共产党的领袖呢，更何况白求恩了。

我还记得爸爸当时非常气愤地说：“说我们落后穷，怎么就能成为日本侵略我们的理由呢！我们挨了打，受了欺负倒是我们自己的错了，这是什么道理！”还说，：“国家不强大，人家就瞧不起你，所以你们要好好学习，将来报效祖国。要向一切先进的国家学习，包括向敌人学习，白求恩还说了，从日本人那学习科学技术，效仿他们，并超过他们，为我服务。

在电视剧《诺尔曼。白求恩》中，几乎用了两集的篇幅表现白求恩输血抢救伤员和组建流动输血队。但是剧中的情节与真实历史大相径庭。编导们没有起码的医学常识，是其一。不了解当时历史，想当然编纂，导致张冠李戴，把八路军做的事情放在了白求恩的身上，是其二。丑化和贬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中国老百姓，是其三。

由此引发了以下的恶劣效果，即：观众会普遍认为八路军的医护人员和中国老百姓都是愚昧无知的和没有同情心的，从而反衬了白求恩的无私和对同志的极端热忱。

　　编导们犯了几个错误，现分开说：

　　第一．剧中多次提到的“血浆”，在当时是没有的。

　　稍有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血浆是从血液中分离出来的，制作血浆需要建立血库，要有一套复杂的设备，而在当时的1938年，不要说我军地处在没有电的穷山僻壤，就连整个中国都没有血浆。我国在1944年才在昆明建立第一座血库，五十年代才有冻干血浆。白求恩在西班牙时,他运送的是用玻璃瓶盛装的鲜血而非血浆。所以，当女护士小林说：“血浆没有了”（第一次出现），说明了两个问题，一，八路军医护人员懂输血，二，他们用过血浆。那么以下的情节不但让白求恩气愤，也使不明就里的观众气愤了。“这些所谓的医生、护士自称救死扶伤，可在关键时刻居然连一点血都不肯捐！”观众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这些八路军见死不救一点人性都没有。

　　剧中不但出现血浆，连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才有的高分子聚合物制造的血浆袋也出现剧中。而后面的情节又说八路军不懂输血有情可原，实在是矛盾。

　　第二，剧中表现是白求恩提议发动群众，组织并建立了流动血库。这就是张冠李戴

　　镜头二中：

　　镜头三中：

　　我父亲在回忆文章《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工作片断》中说：

　　人民战争思想的创举，成了我军卫生战线上一个独创的重要法宝。"

　　第三，老百姓居然端来猪血、狗血送给白求恩给伤员用，中国人就愚昧到如此地步了吗？中国自古就有“滴血认亲”之说，何来与动物认亲之理呢？

　　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一下。

　　在我以前的博客文章《在杨阳导演网站的论战》中，有以下这段话：

　　“我军为失血过多的伤员实施输血以挽救其生命开始于抗日战争时期,在晋察冀军区开始于1938年6月白求恩同志来到军区以后.由于受器材条件的限制,在此之前我军绝大多数医护人员不仅没有见过输血,甚至对此一无所知.这年9月,在需要给一名伤员输血的时候,年轻的护士和卫生员犹豫不前,叶青山走上前去,捋起衣袖说:"输我的!"于是,350毫升鲜血经过白求恩带来的三通注射器从叶青山的血管流进了伤员的血管.这是晋察冀军区第一次施行输血,而贡献者就是军区的卫生部部长.据当年叶青山的警卫员高华回忆,这一年的四个月中,叶青山为伤员献血两次.白求恩曾多次伸出拇指赞叹道:"我到过世界很多地方可我从没见过这样高尚的人,中国人民真是伟大的人民."部长叶青山带了头,不仅其他同志跟着献了血而且一些群众也献了血.卫生部由此组织了群众"自愿输血队".这种组织的形成使我军在战争环境下,在没有储血设备,没有现代化运输条件下,依靠人民群众解决了输血问题.这被白求恩称为"外科医学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

　　(摘自<红医将领>一书,冯彩章 李葆定著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1年) ”

　　但是我在我父亲的文章中看到的却是白求恩第一个献血，最近又在白求恩精神研究会的网站查到《白求恩生平》的文章，其中说到1939年1月在杨家庄开办特种外科实习周时，白求恩第二次献血，文中这样写道：“

　　“回到杨家庄后，……那是一个雪花飞舞的夜晚，翻译刚刚给他读完《抗敌三日刊》，一个医生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一名刚送来的伤员股动脉出血了。白求恩以自己是Ｏ型血——万能输血者为理由，再一次献了三百毫升－－第一次是在八月二十二日，为一个截肢伤员输的。”（即1938年8月22日）

　　所以，在晋察冀究竟是谁第一个为伤员输血还有待考证。

不一而足。

某文摘曾介绍过，一位加拿大MM来中国读书，假期出门旅游。但她担心中文不够好。于是请中国同学在她的衣服上写了“我来自白求恩的故乡”的字样。旅途中，令她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所到之处，她享受到了“令人难忘，令人惊奇”的待遇：她遇到的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在为她提供着各种各样的“方便”。问路时，会有人一直陪着她走到目的地；住店时，经理不收店钱；用餐时老板不收饭钱……。

所以不切实际～

所以也“不切合实际”？

品质要求是一种境界，追求趋进完美的人格和品质，是人类作为无毛直立动物特有属性之一——也就是兄弟所认为的真正“人性”，能够为自己设立理想的境界，一代一代地不断地付出努力去趋近理想的境界，这不挺实际的么？所有的理想境界，不就这样一步一步“切合实际”地去践行去完成的么？

这不就是一种“切合实际”么？

道德水准没到，生产力也差得远的话，就套用理想制度，就是自取灭亡。老实说，除了共产主义外，其他制度都是随着经济自然发展而自然产生的，唯独共产主义是“非自然的”“人造的”生产关系，事实证明这种先理想个制度再试图用这个制度来改造社会生产力的方法是失败的～等到生产力再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自然会有一个新的制度产生，想跳过这个过程是不行的。个人看法。

至于宗教，看看那些宗教真正居于统治地位的时代，比如中世纪，难道真的提升了人民的道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