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明史杂谈（2）－－糊涂的崇祯 -- 温相

毛文龙的东江镇也是他自己带着200人打出来的，成为了三方布置中的一方。熊廷弼对毛文龙的指责你说的是这段吧，镇江之捷时人评价各异，“朝士方以镇江为奇捷”,唯熊廷弼不以为然,认为“三方兵力未集,文龙发之太早,致敌恨辽人,屠戮四卫军民殆尽,灰东山之心,寒朝鲜之胆,夺河西之气,乱三方并进之谋,误属国联络之算,目为奇功,乃奇祸耳!”　

那时候熊廷弼和王化贞在关于广宁之战前的战略不同在争论，熊是批评王化贞错误的决策，熊认为军队的准备远远不够，现在出击为时过早，其实针对的还是王巡抚，只是熊大人这臭嘴也是有名的。

对于毛文龙本人的功劳，熊廷弼给予过很高的评价。管铁骑营加衔都司毛文龙，弃儒从戎，志期灭虏，设防宽叆，凡夷地山川险阻之形，靡不洞悉；兵家攻守奇正之法，无不精通，实武牟中之有心机，有识见，有胆略，有作为者，岂能多得！”

至于发财，东江镇八年，一共收到本色粮饷128万8000多石，折色的饷银140万1300余两。东江镇常驻人口超过二十万，救出辽民百万。不做生意补贴军需，那么多人喝西北风吗？毛文龙死后可是家无余财。

那么艰难困苦的条件，也就毛文龙能维持。无论是李朝实录还是满洲老档都经常记载东江镇饿死人，白骨累累，杀人相食。

袁大人既然私自把毛文龙斩了，又让崇祯背黑锅。那又怎么能指望东江镇的忠诚心，又不是共产党。

别忘了赵大也曾是柴荣的“好臣子”，就算赵构不杀岳飞，你敢说岳飞一定不会造反？

崇祯可没下旨杀毛文龙，别帮袁某扯虎皮。袁某擅杀毛文龙的后果就是东江镇将士寒心，最后分崩离叛，削弱自己壮大满清。至于你所谓的另一个李成梁只是你的脑补，而且就算毛文龙成了第二个李成梁，这结果会比满清入关更坏？

所谓飞鸟尽良弓藏，人家杀功臣释兵权都是在天下已定之后，就算赵构收兵权杀岳飞也是在和金达成和议之后才干。至于袁某的举动，只能和历史上著名的几个2B归在一类了。

另外说到教导呢，毛文龙确实是教导无方啊，没把孔有德教导到不吃饭也能打仗的境界。不就是让你饿着肚子千里迢迢去辽东赴援么，这算啥大事啊，怎么就能兵变呢？难道没听过杨大学士的名言？不做安安饿殍,效尤奋臂螳螂。

从夜月的思维看，我觉得夜月应该和赵宋的皇族、宋明的官僚士绅很有共同语言，简直是惺惺相惜。

刻意忽略顺治年幼时实际掌权者是年长的多尔衮的事实，单说顺治年幼，用片面的真相混淆视听。这涉嫌造谣和欺骗。所以，我批这是罔顾事实。

你现在说的总算是不一样了，开始谈点历史事实了。

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误，你现在所说的应该是君主个人的影响力有限，不足以挽救社会发展趋势，批评的是我过分强调君主个人能力对社会趋势的影响力。

因此，表面上，前后都是反对强调君主的能力，有相似之处。但是前面使用的方法是造谣，是欺骗。手段卑劣者目的必不高尚，所以要往死里批。而你现在使用的方法是根据实际情况讨论问题。虽然和我意见不一致，但是你现在是在正经讨论问题。你肯正经说事，我就愿意多说一点。

就你说的问题，我是这样看的。

不是王朝末年昏君，是昏君导致王朝末年。

你列出了一个统计数据，自秦以来无三百年之天下。

如果只列最长数，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自古以来无多少年之物种。这个最长数，有一定意义，但是，同样是不足三百年，有的王朝长，有的王朝短，又是因为什么呢？同样是遇到危机，有的王朝遇到危机可以挺过去，有的王朝就覆灭了，又是因为什么呢？

客观运动规律在其中是如何起作用的呢？

这个客观规律本身包括什么呢？包括社会国家的发展规律，从产生、壮大、鼎盛到衰落、覆灭。具体来说，这又包含了很多内容，比如经济规律，也比如决策者的主观能动性——是的，人的主观能动性，也是客观世界的一部分。我们讲客观规律，并不能因此将主观能动性割裂出去。毛主席批评一些人是“钢多气少”，物质装备好而精神装备不好，他是在讲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吗？不是，当然不是。精神世界也是客观世界的一部分。在事物运动过程中，各类因素都是有机会成为主要原因的。主观原因也是可以成为主要原因的。

所以，不能因为我们要分析一个国家灭亡的客观原因，就无视主观原因，就拒绝讨论主观原因，甚至于断定主观原因不可能成为主要原因。

土地兼并等各种原因，是明朝自身存在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为什么会总爆发呢？

以国家规律来说，自秦以来无不灭之国，明朝也应该是会灭亡的。事实上明朝也的确灭亡了。那么按照一般的经济规律来说，明朝是不是一定会在1644年这个点上灭亡呢？这倒并不一定。灭在这个时点，很大程度上还是决策者的主观能动性在起作用。越是接近这个时点，决策者的主观能动性起的作用就越明显。

我为什么说明末二君的幼弱是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呢？原因就在于他们均不能缓解危机，而缓解危机的手段还远远没有穷尽。不但如此，他们还在加剧危机，最终走向了1644。

比如三饷加派。实际上主要是辽饷。万历搞了辽饷，组织了一次大规模作战，失败了。这算是搜刮民财的开端。

那么，这个开端可不可以改回去呢？

如果是一个成熟的君主，他在财政和社会危机加深的环境下，应该是可以选择更加合理的战略，符合经济和财政要求的策略。

辽饷是一个饮鸩止渴的办法，采用这样的办法，先决条件就是速胜。

孙子兵法也在讨论后勤压力和军费情况时说，兵贵胜，不贵久。

到了天启时代，明朝继续在征收辽饷。此时可以说，危机进一步加深了。这个逐渐加深的危机，在帝师孙承宗搞出花费大价钱的辽西筑垒计划之后，就走上了堕落的快车道。

到了崇祯时代，经过崇祯的治理，天启时代的陕西灾区起义了。

到了崇祯四年，辽饷一下增加了33.3%，从九厘跃升至一分二。

而明朝的军费开支非常巨大，万历末年达到每年四百万，花光了辽饷。到了我们的孙承宗老大人开始操盘辽西的时候，辽西筑垒一年要花六百万。

赋税越收越多，军费也越花越多，民变愈演愈烈，最终亡国。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万历有什么责任，他的责任就是：一，他没有解决问题；二，他遗留的一些不适合长期执行的办法长期化，挖空了明朝的经济基础；三，巨大的军费开支进一步挖空了明朝的经济基础。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责任里面，他只有一个半的责任：第一个，和第二个的前一半。一，他没有解决问题就死了，二，他遗留了一些短期挖掘财政潜力的办法。

错误的政策是明朝失败的原因之一。但是问题真的到此为止了么？

我们可以拿明朝末年和汉武帝比较一下。

汉武帝也是穷兵黩武，也是极尽民力，后期也是连吃败仗。各种重赋重税，持续加重，各种军事失败，沉重打击军心民意。民间也开始造反了。那么持续下去，汉武帝会不会变成亡国之君呢？

但是汉武帝没有变成亡国之君。他没有一条道走到黑，他居然改弦更张了！他居然下令更改国策，又打算休养生息去了。

什么？错误的政策是可以更改的？

那么万历的国策可以更改吗？

辽西的军费可以不花那么多吗？

可以。

就在万历死后没几年，天启二年，明朝以王在晋代熊廷弼，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他说：

王在晋否决了四百万的计划，提出了一个只花一百万的计划。

按照这个计划，明朝不必每年花那么多银子，也就不必每年收那么多银子。这样即便不能挽救危机，至少也不会继续加剧社会危机。

然而，明朝和我们现在的很多军事爱好者，又否定了一百万的计划，坚持四百万乃至六百万的计划。

难道明朝政府手里有的是钱吗？

明朝政府没有钱，不但没钱，还因为收钱而加剧了危机。

那么为什么要用一个多花钱的方案呢？

王在晋不舍得花钱，是因为他不想收复失地吗？然而他不是这样说的啊：

一步一步，思路很清晰，是要收复失地的打算。

至于具体到王在晋方案和孙承宗两个军事计划的军事考虑，我在别处已经说的很多，这里既然谈社会危机，就不再重复了。

就我们现在所说的财政问题来说，王在晋也是考虑到了的：

“启无已之争，遗不了之局，而竭难继之供。”

难继之供，这四个字，不就是说，辽饷加派是难以为继的吗？

这是一份充分考虑了财政压力和国内危机的军事方案啊。

然而他却遭到了否决。

这个否决是因为社会危机愈演愈烈吗？这个否决就是简单直接的因为决策者出现问题：

天启皇帝选择了支持自己的老师孙承宗。

为什么说天启皇帝对孙承宗的支持如此重要呢？

在天启年间，孙承宗无数次表示要离职，离开辽西，都遭到了天启皇帝的拒绝，坚持要他继续任职。这个无数次是说，基本上每一两个月孙承宗都要写辞职报告。最后孙承宗用一场大败胜利离职。

孙承宗之后，继续坚持筑垒战略的是袁崇焕。

不过我要说天启皇帝还是有脑子的，能够成长的。天启能够根据形势学习正确的战略。比如说，袁崇焕坚持筑垒战略，以筑垒佐攻战，以攻对攻，很多人因此吹嘘他雄才大略。但是当筑垒遭到攻击的时候，袁崇焕坚决拒绝增援。皇帝严旨之下，他也只是派了几千人随便出去晃悠了一下就迅速回来了。对此，支持他的人会说，袁崇焕避免了后金的围点打援。但是支持他的人能不能想一想，不能援的点，要来做什么？委员长当年进攻解放区的时候，毛主席不就是充满喜悦地甩给他很多点做包袱吗？孙承宗-袁崇焕自己主动在白地上修建了许多点出来，这显然比委员长到处去占点还要愚蠢。当然，有一点他们是比委员长机智的，委员长是个不怕死的，不但要占点，而且要援点。袁大人是修点，但是不援。对此天启皇帝的评价也很直接：

“暮气难鼓。”

有的人对天启皇帝是怀有偏见的，不管暮气难鼓这四个字多么恰如其分，他们只会因为这是天启皇帝的话，就轻蔑地扔下一句天启皇帝的话也能拿来当证据。

这也是有原因的，比如天启皇帝不学无术，比如天启皇帝是个傻木匠，比如天启皇帝不问朝政。其实呢，万历皇帝也有过类似的批评，比如万历是个不问朝政的人，万历吸食鸦片。当然了，因为他是几位名师——或者说权贵——的徒弟，不能说他不学无术。

这就好像在说，有一个人，不烟不酒，提倡素食，他叫希特勒。还有一个人，抽烟酗酒赌博，他叫丘吉尔，还有一个寻花问柳后来还瘸了，这哥们是罗斯福，至于据说有抢银行记录的斯大林就更不用说了……

对于天启和万历的那些言论，稍有社会阅历的人就会知道，这是在引导舆论。

这就是最低级的舆论战。

信了这个，就是纯粹的炮灰。

天启的话有没有道理，不在于他的身份，而在于是否符合事实。

暮气难鼓四个字的评价，在免去袁崇焕职务的时候，评价其战争表现是恰如其分的。

有趣的是，“雄才大略”的袁崇焕大人做出的“暮气难鼓”的事情，本质上就是后退防御、避免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与敌争锋。与王在晋山海关防御计划有很大的相近之处。当然了，袁大人的方法要花几倍的钱。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天启皇帝即位七年之后，在他二十二岁的时候，开始展现出一点成熟的样子。

不幸的是他在这个时候病死了。

然后还没被赶回家的袁崇焕，被崇祯启用。

崇祯信任了袁崇焕，捏着鼻子忍了他擅杀大将的行为，捏着鼻子忍了他大举资敌的行为，甚至捏着鼻子忍了他没有防住后金让敌人杀到京城的行为，但是终于无法再容忍袁大人带人进城的行为。

从天启到崇祯，经过七八年的努力，明朝的北京防御终于被彻底抽空，明朝的三方布置也终于被逐步瓦解，后金从此可以入关劫掠了。

那么问题的要害是什么？

是明朝土地兼并所以孙承宗袁崇焕被农民起义给吓怕了吗？

完全不是，只是简单的因为天启皇帝早年年幼，后来又英年去世；只是简单的因为崇祯过于相信那些拿钱办事的经理人——请注意，官僚，其实就是企业里面那些拿钱办事的经理人，低级官僚就相当于办公室白领，办公室民工。

这两个皇帝都太年轻。

我们都知道崇祯幼稚到了什么程度。比如在李自成大举杀来时，崇祯明知道无兵可守（京师防御早就被辽西防线二十多年的吸血抽空了），需要调辽西大军回援，居然都办不了这个事。崇祯在明知道无兵可守的情况下，迁都的主意都拿不了，送太子南下的主意也拿不了。

你说他能干什么？坐下等死？都说腐儒们是平日空口谈心性、临事一死报君王，我们却在这里看到了“九转乾坤空在握、君王临事唯一死”的奇观。

崇祯可是一个实权皇帝！

以前我曾经问过一个问题，崇祯在位十七年，十七年时间是什么概念呢？越王勾践是个典型。前494年他战败，12年后，前482年他就攻杀了吴国太子。前473年，他彻底灭了吴国。有人说吴越是小国。呵呵，吴国还真是小啊，一个一度称霸的国家，小国？吴国这个小国，与后金这个大国比，大小差不多很多；越国这个小国，与明朝比起来，大小又差了多少呢？

十七年，足够发生很多事。比如隋炀帝。隋文帝声名赫赫，隋炀帝只用了十四年就葬送了他的天下。崇祯算是好的，他的底子不如隋炀帝，坚持的时间比隋炀帝长，所以他明显是优秀于隋炀帝的。比如秦献公。秦献公之前，魏国打得秦国抱头鼠窜，几乎灭亡。然后秦献公用了22年，奠定了秦国复兴的基础。秦献公的底子固然不如崇祯，崇祯也远不如秦献公。

我就不拿崇祯和勾践比了。对手的规模差不多，自身的实力强那么多，胜负却又如此对比鲜明，这能力，没法比。

我说过，崇祯是个幼稚的人。我不想再重复说了。

崇祯本质上是一个汉元帝类型的人，净信那些舞文弄墨的文贼。

足下标题为真糊涂假糊涂？已经不顾事实了吗？的回帖还在楼上，不会这么快就忘了是对我的帖子明朝灭亡有那么简单到好了的回帖吧？还是足下写这个帖子的时候喝高了？

不好意思，把你记错了，请勿见怪。

还是改改吧，免得冤枉了别人。虽然该说的话也说了。

你找维基百科，他找古书。不好意思，先不说真伪，我觉得他的态度真诚些。

非要说毛主席语录，恐怕是你看英语翻译过来的“二手”语录，他看的好歹是一手的，中文的。

至于你是质疑他的时间太多，还是质疑他的阅读材料？相信围观的，和你心里都很清楚。俺就不多嘴了

你的逻辑完全是整人的逻辑而不是做事的逻辑。

整人的逻辑是：“某某干了一件事-》某某干的事有哪些负面结果-》上纲上线找个负面结果能对上的最重的罪名按某某头上-》最后结论是某某是个大混蛋。”

做事的逻辑是；“某某干了一件事-》某某干的事目的是什么？-》某某的做法能达到目的吗，有什么额外的负面效果？正面负面评价，综合评定某某的做法-》如果某某干得不好，某某错在哪里？选择了一个错误的目标，干了错事？还是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方法，干错了事？-》最终结论是某某做错了没有，如何错的，正确的该怎么干?”

用做事的逻辑看待袁崇焕卖粮。

问题一：袁崇焕的目的是什么？他在目的选择上有没有错误？

袁的目的是拉拢蒙古人。

历史事实是1628年前，后金势力只局限在辽东；1628年林丹汗敖木伦之战战败使得朵颜诸部倒向后金，沈阳朝阳赤峰承德北京这一线事实上的被后金打开；1632年林丹汗彻底战败逃亡青海并于两年后病死，后金一统蒙古，整个九边对后金开放。天启崇祯年间九边已经烂透了，这意味着面对倒向后金的蒙古部落，明朝只有胡萝卜没有大棒。纯防守不给胡萝卜行不行？不行，1628年前，明朝只用防御辽西走廊一地；1628年后，明朝就要多防御蓟县一地；到了1632年就是整个九边，根本防不住！光靠防守根本无法阻止后金一统蒙古，必须要和后金争蒙古。从给胡萝卜的时间线来看，1628年前，明朝只用拉拢林丹汗；1628年后，除了林丹汗，明朝的加血名单上就要填上朵颜了；到了1632年，明朝要拉拢整个蒙古，这是明朝根部付不起的代价。

必须阻止蒙古部落倒向后金，只能靠胡萝卜拉拢蒙古，要拉拢就趁早。从这三点论证就知道袁崇焕给蒙古卖粮是正确而且迫切的。袁的做法其实是给天启崇祯的错误做补救。

2、袁崇焕卖粮的负面效果有多大？

从政治角度（也就是整人角度）看，“卖一粒粮和卖十万吨粮给后金”错误是一样的严重；但是从军事角度看，卖一粒粮毫无意义，卖十万吨粮罪大恶极。袁的卖粮就相当于卖一粒粮的情况。要知道，后金人口可比朵颜大一个数量级。即使袁卖的粮食能让朵颜人吃饱饭，即使朵颜毫不利己把粮食全给后金送去，这些粮食到后金嘴里也不过是毛毛雨，根本无法缓解饥荒。

综合一二，可以看出来在大方向上，袁卖粮是在做正确的事，也是在正确的做事。至于细节，我要说“通过直接资注对手而打击对手”的例子在历史上都是屡见不鲜，更何况袁崇焕卖粮这种间接行为。要评价袁在细节上的对错，那是要详细的参考当时各方的政治经济数据的，岂是靠陈仁锡谈迁几个不是做事还有点道德洁癖的人的几句话就能评判的。

就是说袁崇焕把明军自己的军粮都卖空了，这叫卖一粒粮？再说，就算是卖了一粒粮给后金，难道就不是通敌？

至于明朝三方布置彻底崩坏，导致整个北方防线出问题，也是袁大人1627年“宁锦大战”中的杰作。

放在朱元璋那时候，不够一个手指头，说灭就灭了。你说的军饷，人才啊都根本不成问题。崇祯不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但也不是太差劲的皇帝，也没有什么出格的行为。如果没有帝国后期积累的内部矛盾，凭明朝的国力，崇祯可以犯十次错误，然后搞一次正确的，就把后金给灭了。没有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明朝和后金的国力相差实在太大了。但是帝国后期，这些国力根本无法动员，组织起来。

这个也是类似抗日战争的情况。日本乘着帝国最虚弱的时候入侵，显得不可战胜似的；毛主席就象当日的李闯王，是内部矛盾的象征。区别就是毛主席能区分主要矛盾，联合蒋凯生共御外辱，最后依靠大国的纵深取得最后的胜利。李闯王却无法联合崇祯来对付后金，实际上两者不用很强的联合，只要不互相捣蛋，后金也不可能取得政权。现在中国只不过从底部稍微上升了一点。但如果日本鬼子再入侵，结果就是被打得找不着北。原因就是我们立国不久，腐败的利益集团还没有完全成型，国家还有活力。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毛委员作弊了？开了金手指？穿越小说主角？所处的社会不一样？

同样的社会基础，耶律延禧就只能带着大家伙亡国灭种，耶律大石就能重建大辽。

同样的社会基础，赵构就只能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岳飞就能十战十捷。

同样的社会基础，赵光义就只能赶驴车，柴荣就能顶风反攻。

同样的社会基础……

为什么就有的人不行有的人行呢？

因为历史决定了，今年就坑你一个？

当然，机械唯物历史观总是说，天下大势取决于社会运行规律，否认英雄人物的主观能动性。所以，网上有个段子说，一个人的命运啊，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行程。崇祯绝对不知道，他作为一个勤政的皇帝怎么就忽然变成末代皇帝了。所以历史上帝评论这件事，说“历史都决定了，你来当末代皇帝”，崇祯说另请高明吧。他实在也不是谦虚，他一个涉世未深的亲王，怎么就当起皇帝来了呢？还是个末代的。但是呢，历史上帝们讲“大家已经研究决定了”，所以后来他就念了两首诗，叫“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所以他就到了紫禁城，做了末代皇帝。

崇祯这个人，过于软弱、天真，偏偏又较真，是有重大缺陷的。

呵呵，毛委员和蒋总统的社会基础是一样的吗？

毛委员搞了减租减息，搞了土地改革，他得到的是占中国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的拥戴。而他所在的组织是中国自古以来最清廉，最有效率，而且的确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组织。而这个组织对于中央的意图是不折不扣（如果不是犹有过之）得执行的。

反观蒋总统，他依靠的是是谁？是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所以不要说土改，连最简单的减租减息都要触犯其依靠阶级的利益，只能流于纸面。而他统治的组织内部山头林立，腐败成风，完全没有一点效率。这个组织对于中央的意图阳奉阴违。蒋本人把自己的太子派到上海“打老虎”，最后不了了之。为啥？打老虎最后打到四大家族自己头上了。用你的话说，蒋可是“实权皇帝”。而且他在发迹后任何一个阶段（包括名义上的几次下野）都没有在组织内部失去过权威。但他的权威，对付几个个体可以，对付一个阶级就无能为力了。

反过来，等蒋总统和他的败军到了台湾倒反而可以搞土改了。为啥？主要是蒋总统和他的败军主体和台湾本地地主没有什么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利害冲突不同的利益集团。而台湾“土改”恰恰是一个剥夺台湾本土势力，巩固国民党统治的机会。

说了这些，如果你还是认为毛委员和蒋总统的社会基础是一样的，那么只好说是图样图森破了。

同样的道理也可以应用在你举的其他例子上：

西辽和南宋的建立类似于蒋跑到台湾。他们之前的统治者都是被坛坛罐罐所束缚，不能破而后立。等到别人把坛坛罐罐给他们敲破了，他们跑到新的地方到反而可以施展拳脚了。

至于柴荣和赵光义，你的例子举的并不恰当。柴荣即位后的首战是为了保住皇位。不战的话他就完蛋了。这谈不上什么顶风不顶风。只要不是甘于人下的君主都会有这个反应。而后头他收复燕云的军事行动因他去世而停止。当时也只是个前哨战，并没有彻底歼灭辽的主力。如果他不死，后面会不会有高梁河之类的大败仗也很难说。要知道赵光义在高梁河大败之前也是一帆风顺得灭了北汉的。

在下书读得少，不知道《明季北略》里哪一卷说到“袁大人卖粮而边储始渴” ？或者足下读的版本和我读的不同？

另外，《明季北略》基本都是道听途说之词。基本史实都搞不清楚。例如说到宁远之战，居然把袁崇焕的官职说成是辽东巡抚。又把宁远之战的功劳归结到某个连名字都没有的浙江籍通判身上。

又例如硬说袁崇焕在北京保卫战时箭射满桂。问题是两人的防守阵地各在城市两边。这箭得是巡航导弹才能射中满桂吧。

计六奇就一个落第秀才，连造谣都不会造。

袁崇焕备兵宁远，值枢相孙承宗于榆关。孙方被论乞骸。崇焕曰：“相公果欲去，某愿捐三千金助弹文。”孙笑曰：“若然，幸为藉重。第不肖去后，经略必喻使君安性，而足下代其巡抚。喻亦不久，又足下经略矣，未知巡抚又何人？”崇焕曰：“有刘诏”。后俱如孙所料。而崇焕轻脱可见。尝于演武场校阅，忽自起舞防牌中蹶。

己巳四月，崇焕遣把总吴某、千总陈某使建州。以故辽人方均达来报，二十四日阴谋款索逋赏，且佯输彼情，约杀岛帅毛文龙，许之。又告饥，遂令都司蒋文举开粟于高台堡，名赈熟夷也，边储始竭。寻用都司吴先生计犒军，矫杀文龙。

庚午十一月，籍没袁崇焕家。妻阮氏，女三岁，六岁，从子兆晰，使女四人，苍头八人，婢三人，书籍财物十六笥，枪二，马囗，俱解京。

下面是商羊舞对此事的证伪分析。总结一下，谈迁的记载和实际档案资料冲突，所以并不可信。而谈迁自己也没有把这条放入自己写的《国榷》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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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粜米资敌”辨 (2009-09-19 09:4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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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袁崇焕获罪磔，在明庭给他定的罪名中“粜米资敌”占相当重要的部分，所谓的粜米资敌是指的袁崇焕在崇祯元年末到崇祯二年初，对蒙古喀喇沁束不的①等部开市一事。关于此事明季史料众说纷纭，然而去记叙性的史料多，遗留性的史料少。纷杂的史料彼此间还相互矛盾，笔者在本文中将尝试通过对明满蒙三方史料的溯源辨真证伪的方式对这一事件进行还原。

对于“粜米资敌”中资敌一说，很多明季叙史都提及翰林院编修陈仁锡使辽东一事，如《国榷》《明史纪事本末补遗》中说“抵高台堡，知束不的为插汉买妇女，为建虏积谷。”溯其缘由基本上抄袭陈仁锡自己写的《无梦园初集》中的山海纪闻所载，当然二书在辗转抄袭中将“为插汉卖妇”错误的记成了“为插汉买妇”，除此细节外，三者所叙述大同小异，当以当事人陈仁锡所记录的《无梦园初集》为准。

陈仁锡先是在《宣诏山海関辽东都司纪事》中记录下：“抵高台堡，予侦知束不的代插卖妇女，代奴积粮谷，奴向导已至，王子即来”似乎束不的为“建奴积谷”是陈仁锡亲见，其实不然，其在《与宁远武进士门生王振远陈国威料束虏必引奴入犯谋以扈送前屯兵夜擒之高台堡纪事》中对此描述做了更为详细解释，“三月 至高台堡，行道纷纷，有谓插酋将所劫女妇，令束酋卖与此中，将官价止八金者；有谓四方稇载粮米出售，来酋转而转之奴者。”从中可以看出不论是为插酋卖妇，还是为建奴积谷，都只不过是“行道纷纷”，陈仁锡自己听说的罢了。

对于这种传言可信度有几分，网友ut过去也曾做过分析，崇祯二年初，插酋（林丹汗）与束不的部早已翻脸，崇祯元年秋冬之季，束不的等喀喇沁部落还与后金合兵与林丹汗交战。所以不论是为插酋买妇，还是卖妇可能性都很小，进而说明这种传言的真实性是非常的小。同样“为建奴”积谷的说法②也非常无稽，除了不见蒙满记录外，笔者在后文还会论述喀喇沁束不的实际上在崇祯二年自始自终都未参与满蒙联军对明朝的入侵行动。

除去陈仁锡记述外，另外有一处孤立的记载“资敌”情形的是谈迁的《枣林杂俎》。文中这么写道：“已巳四月,崇焕遣把总吴口口,千总陈 口口使建州，以故辽人方君达来报二十四日阴谋，索逋赏，是佯输彼情，约杀岛帅毛文龙，许之。又告饥，遂令都司蒋文举开粜于高台堡，名服熟夷也，边储始渴。”这则史料谈迁未给出史料来源，也未曾记录到自己史学巨著《国榷》中去，而是以增广见闻的方式放到自己笔记中去，而是写在《枣林杂俎》中。 这条史料中记载了所谓的“崇焕遣把总吴某,千总陈某使建州”，而袁崇焕和后金在崇祯初来往的细节，在《满文老档》中所叙颇细，不仅仅有每次来 往的事件，双方的使者，还有彼此的信件内容，断无陈某某，吴某某出使的记录③，更别提什么告饥约杀的事宜了，另外提及袁崇焕在崇祯二年四月才在高台开粜说法，也和后文中袁崇焕行稿，兵部塘报严重不符。所以这条来历不明的史料基本可以证伪，可以舍弃。

在高台开市的明方史料中《明清史料》中的《兵部行《督帅袁崇焕题》稿》，是崇祯、兵部袁崇焕三者之间的咨文抄出，是第一手遗留性资料，史学价值无疑是最高的。从该文中 我们大致可以看清事件的经过，首先崇祯元年哈刺惧三十六家“且地荒旰，粒食无资，人俱相食，且将变”，袁崇焕“许其关外高堡通市度命” ，崇祯以“据报 西夷市买货物，明是接应东夷，藉寇资盗。”为由，要求兵部让袁崇焕和俞安性备咨，袁崇焕上疏做了番解释后，崇祯又下令“着该督抚严行禁止”同时又允许“招 来属夷，其有饥困，查明部落多少，计口量许换米，不得卖与布帛米粮及夹带禁品。”，兵部就此形成一项合咨，命令顺天巡抚照此执行。

兵部行《督帅袁崇焕题》稿抄出的时间是崇祯二年三月初二日。目前存世的明兵部档案中还保留了同一天的一篇兵部塘报，不太常见，摘录如下：

“塘报为夷情事。二月二十四日，据山海平辽镇总兵官赵率教塘报，据中后所参将窦承功禀，据高台堡备御叶天赋报称，有束卜的差来夷使那莫赛、张吉太恰等四十名到关，赖授束酋夷票一纸。内称：束卜的都领都督、握约什、古路什等跪禀大太师袁台座，叩首禀安。原额我俩家一家。至今，我因与长汉儿结下仇。有长汉儿相犬一样，好歹不知。他与天下达子为下大仇。我与他真假不便。我搬在里边关上住牧，日里料山，夜里听静，保守边疆。有我来里边住牧，牲畜不伏水草，今种地在耳。有我搬在岭外边旧住处暖太那木城住。报知太师。我恐有小人讨好说，我往外搬，我要有二心。离我本地方，肯住二年。有东夷与我会议，不为别事。我恨恼长汉儿不过，我与东夷于旧岁九月内剿杀长汉儿报仇。我夷官实意，为天朝报效。有我祖父，我如今，得过皇爷恩典无数，又多蒙太师恩典，又发买卖市口通行。我买吃二年。望乞太师天恩，我往外搬，差人乞讨送行礼物，又讨盘缠、各样的种。常有里头外头话语，各自规矩一样。我达子家，两家住在一处，搬住场，会议吃笼席。我有心与太师会议。今我不得便见太师金面，有太师不凭信，我把五城头、千把总出来看我住场，修理房舍，跟我住一两个月才知道，我实心。东夷事情差人禀知。有里边太师洪福，也大把宁前二卫，并五城头都填实人烟。又锦义二卫，又填实人烟，又往前填实广宁。有我将长汉儿赶散了，相太师里边一样，我旧地方住去。有前旧岁十月内，差通事好人盟，心有金言，替我上本讨新旧额赏。原当不过二月。如今，我们比不的先时，又无吃的，又无庄稼。望乞天恩，新旧赏速速发给。相里边朝廷大事，袁太师张主，我外边大事我主张，别相的小官张主大事。今差通事投赴太师，宽恩上栽。为此理合跪禀。”

该塘报虽是看上去出自通事之手，语句不太通顺，但也可从中看清来，束不的自林丹汗西迁后（塘报中的长汉儿）被赶到里边关去住，就此住了两年，九月和后金会盟攻打林丹汗也未隐瞒。高台开市后，他想搬回旧处，问袁崇焕要旧赏，和盘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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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不的的汉文译名又被译文成苏布地，束卜的等。

②网友左派大佬在《谋略背后的迷思——袁崇焕真有雄才大略吗》中曾以《清史稿，太宗本纪》的“预采木造船以备转饷”作为喀刺泌部为后金采办粮食的旁证。这个结论非常搞笑。实际上稍查《清实录》即可知这段的来历，《实录》上载“令蒙古科尔沁、喀尔喀、扎鲁特、敖汉、奈曼诸国，合师并举。夫师徒既众，供亿浩繁，陆运挨粮，恐不能给，必得轻舟挽载，至河西西宁堡，方无遗误。宜预采取木植，广造舟揖，以备军行之用。”哪里谈及到喀刺泌部为后金采办粮食。

③按《满文老档》所载，皇太极于崇祯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派遣任大良和生员郑信前往袁崇焕处送信，到了闰四月初二，派出的任大良、郑信才携杜明仲一起返回，其间皇太极和袁崇焕未再有使者来往。

从上一节，我们也分析到，所谓喀喇沁为后金积谷的说法并无实据，卖粮是喀喇沁部。那么此时的喀喇沁部（主要是束不的部）是不是明朝的“敌”呢？值得探究。

喀喇沁三十六家在明末也又被叫朵颜三十六家（喀喇沁起源和演变，不是本文重点，就不做赘叙了），是漠南蒙古的一支。三十六家是虚数，意思其为部落众多。它包括了阿速特、永谢布、喀喇沁、土默特、兀良哈等等诸部。然而，这些部落虽在喀喇沁万户内部有明显的区别，可在对外的交往中一般都自称“喀喇沁”。明清双方的史料记载中对他们也甚少加以辨别，搞混淆的更不在少数。

清代官私史书一致记载①，崇祯元年二月，喀喇沁塔布囊苏布地等“以察哈尔林丹汗虐其部”，惜众“乞内附”，喀喇沁因此成为后金的臣民。|乌云毕力格教授曾撰文指出这种说法不过是“天朝史学的渲染，与事实不符。”通过对蒙古文书的分析，天启元年末到崇祯元年初与后金互通书信的是杜棱古英、朵内滚济、诺干达喇和万丹卫征四人，所通书信也非乞附，而是商议联手讨察哈尔（林丹汉）。《清太宗实录中》错把束不的的叔父杜棱古英错记称为苏布地，流误甚广。

而<满文老档>中称崇祯元年七月十九日“，据报称喀喇沁部之汗使喇嘛四人，领率五百三十人至。命阿济格、硕托、萨哈廉三贝勒出 迎，设 宴引入城。二十五日，大宴来使。”同年，“八月初三日，与喀喇沁部议和，誓告天地书曰：“满洲、喀喇沁部两国，同心修好，刑白马乌牛，誓告天地。 满洲若不践盟言，与喀喇沁部结怨，则天地鉴谴，殃及满洲，夺其寿算，若恪守盟誓天地之言盟，则天地垂佑，寿命延长，至子孙千世，永享太平。”

从该文中推断，似乎在崇祯元年八月喀喇沁苏不的就归附了后金，比较庆幸的是，通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李保文先生编辑的《十七世纪蒙古文文书档案 (1600—1650)》一书，我们现在可以读到所谓的喀喇沁和后金结盟的盟书到底写的什么。该盟书有两份，一份是喀喇沁的盟书，一份是后金皇太极的 盟书，喀喇沁盟书的蒙古原文本文就不附，仅仅置汉译文如下：

“满洲、喀喇沁我们两国为结盟和好，宰白马祭天，杀乌牛祭地。置一碗酒，一碗肉，一碗血，一碗枯骨，许下诺言，对天地起誓。如不履行此誓 言，喀喇沁与满洲不友好，与明国除原有的赏和去大都贸易外如有私下密约，或堕入察哈尔之奸计背叛。喀喇沁遭天谴责，执政之拉式奇布、布颜、莽苏尔、苏布 地、庚格勒为首几个大小塔布爱等遭殃，不得长寿，如同这碗血，流血而死，被按埋于地下。如同这碗枯骨，其骨散败。如果履行其对天盟誓之言，天地保佑，获得 长寿，子孙万代永字太平之福。”

该文书是后金和喀喇沁盟誓的底稿②，留心细读喀喇沁誓词原稿的文书，便不难发现，誓词有几处明显的改动③。其中最重要的修改就是在不与明国有私约前，“加上了原有的赏和去大都贸易外”的字样。

从这誓书以及修改的过程中中我们也能清晰地看出，急需凭借后金军事力量对抗插汉地喀喇沁在和后金盟约时，仍然坚持在明清战争中维持中立的动机是很明显的，那就是“与明国原有的赏和去大都贸易”这种经济利益使得与喀喇沁在此刻并没有完全倒向后金。而且 “与明国原有的赏和去大都贸易”的条件和苏布的列名（见注③）都也表明这个条件也很可能是束不的加入后才提出的。

与明朝互市在已经确认依附后金的蒙古部落这样的权力的，比如说在崇祯二年初，土谢图额驸奥巴就因与明朝通市，被罚十驼百马④。所以说对明朝而言，此刻的喀喇沁还根本谈不上什么“敌”，他们只不过把这种取巧的“中立”以誓书的形式正式化了而已。

但是他这种动机很快被崇祯粉碎，国榷谈迁准确的描述这一经过，他写道：“初，广宁塞外有炒化、暖兔，贵英诸虏。蓟镇三协有三十六家守门诸夷。所云西虏也。皆受我赏。建虏虽强，其势未大合。至是，中外迎上指。谓通建虏，并革其赏。诸夷已閧然。会塞外饥，请粟。上坚不予，且罪阑出者。于是东边诸胡群起飚去，乃尽折入建虏， 不受汉索也”

实际上正式崇祯错误的干涉了袁崇焕的对喀喇沁的安抚政策，把一个尚可在明清战争中维持中立的喀喇沁直接推到后金的怀抱。与其说袁崇焕资“敌”，倒是不如说崇祯给自己创造出一个敌人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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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太宗实录》中记有“蒙古喀喇沁部落苏布地杜棱古英、朵内轻济、诺干达喇、万丹卫征、吴尔赫贝勒、塔布囊等以书来奏。”；《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23《喀喇沁部总传》记：“天聪二年二月恩克曾孙苏布地以察哈尔林丹汗虐其部，携弟万丹卫征等乞内附，表奏察哈尔不道”；《皇朝藩部要略》称：“苏不地携弟万丹卫征等乞内附，表奏察哈尔汗不道，”《蒙古游牧记》里也说：“济拉玛十四世孙苏布地，世为所部塔布囊。天聪初，以察哈尔林丹汗虐用其众，倍同族色棱等来降。”

②封面上有“天聪二年五月二十七日让喀喇沁使臣为盟誓而谴之书。”的满文字样

③除了提及的修改还有如下几处一把原文中的百世万年，改成万代永字；二把“执政的拉斯喀布、布颜、庚格勒、莽苏尔为首”改写为“执政的拉斯喀布、布颜、莽苏尔、苏布地、庚格勒为首的大小诸塔布囊”。加上了苏布地。三把原稿的第四行删除，可惜已经看不到删除文字的文意了。

④《清实录》天聪三年正月“未行请命，私与明围交市之罪，愿以十驼百马为谢”

崇祯革去喀喇沁的岁赏和禁市后，喀喇沁逐步向后金靠拢，最早①在崇祯二年五月喀喇沁卓斯希塔布囊为奏报其处境致天聪汗信中就提到：“我想无论苏布地杜梭还是我，都是彻辰汗的属民。”

但即便如此，在崇祯二年到崇祯三年的明满联军对明朝的入侵作战中，依附后金扎鲁特、亲曼、敖汉、巴林和科尔沁等集团都被动员参战时，而地处满蒙联军征明路上的喀喇沁与东土默特大部（包括束不的部）却不见于联军行列。只有喀喇沁的布尔噶图台吉和土默特的善巴塔布囊参加了几次个别的军事活动。

一开始，布尔噶图是以向导的身份参战的。《太宗实录》载：“以来朝蒙古喀喇沁部落布尔噶都台吉曾受赏于明，熟识路经，用为进兵向导。”同年十二月后被派往罗文峪驻守②。土默特的善巴塔布囊则被驻守大安口。善巴却没能够完成守城任务，而是离开大安口，回到了自己的营地。

那么在满文老档等后金记录中始终未在序列出现的束不的部在何处呢？其实他此时仍在关外，甚至在崇祯三年正月初八日束不的部到明朝边墙附近，劫掠归降满洲的汉民。当时留守水平的满洲大臣济尔哈郎和萨哈廉向喀喇沁部遗书指责。此事在《清太宗实录》中载：“镇守水平济尔哈郎、萨哈廉两贝勒奏言，据建昌人来报，建昌近处有喀喇沁苏布地马步兵共四千余，掠我归顺人民，我哨卒擒获喀喇沁万巴步卒二人，解至。臣等缚一入留之，令一入持书④往诘问，并使我军六十人送之去。”

而随之的二月初一，济尔哈郎、萨哈廉再次致书给喀喇沁，这次不再单单给束不的，而是给喀喇沁诸台吉、塔布囊，信中写到：“二贝勒之书。致喀喇沁诸台吉、塔布囊。如果是奉汗的谕旨来的，汗现在仲哈，[你们]到那里拜见汗。汗下什么样的渝旨，就照那样去做。如果不是奉汗的谕旨来的，就立即回去。如果不回去住在这里的话，归降我们的民人会害怕你们，而耽误农事。就是我们也不会允许你们住在这里。要出兵把你们赶到长城外。如果[你们]是意欲来见我们的人，就减少人数来见我们，然后回去。不要把我们的这个话当耳边风。立刻返回!”

从信中的“如果是奉汗的谕旨来的，汗现在仲哈，[你们]到那里拜见汗。”“如果不是奉汗的谕旨来的，就立即回去。”等语句可知道喀喇沁的大部分台吉、塔布囊都未参与这次的对明朝的军事行动。

正是因为束不得等未参与入犯，所以他才能在崇祯三年四月以和事佬的态度给崇祯上书，书中说“朵颜二卫都督都指挥苏布地等奏。臣等累世以来，为皇上固守边国，受恩实多。今满洲以兵强来侵，臣等不暇为备，以致被困。”尽管束不得所说的“固守边国，以致被困”是胡扯，但要说他在崇祯二年“引奴入寇”也不是实情。只是明人不察，错认为束不得随军入犯。⑤

总之，纵观崇祯元二年之际的，蒙满明之间的势力消长，袁崇焕资敌的罪名确可谓之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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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人以清实录中“辛未上颁敕谕于科尔沁、敖汉、奈曼、喀尔喀、喀喇沁五部落，令悉遵我朝制度”“和三月“谕归顺各部蒙古诸贝勒，申定军令。”为据，认为喀喇沁大部归顺应该是在崇祯二年正月和三月，但从喀喇沁大部都未按照“申定军令”同年派军随后金征明可知，这两次的敕谕并没有针对或者说并没有能约束喀喇沁大部。

②《太宗实录》“遣杜度贝勒统伊本旗摆牙喇兵往驻造化，携喀喇沁布尔噶都台吉令驻罗文峪。”

③《旧满洲档》天聪四年正月三十日条记载：“驻守大安口、大安营的军队逃走了。住在村子里的百姓有一些。起初，让善巴的人驻守。”

④《旧满洲档》中记载了二贝勒书“二贝勒之书致苏布地。为什么杀掠我们所征服的民人?你们就这样无事生非，做错事。你们过去做过坏事的地方，我们不会白让给你们。把[你们]所俘获的妇女儿童，要全部放回原来的城市。你们回家去。如果不听从我们的话，我们不会放过你们。立即回去。”由此可见苏不地未虽后金出征。

⑤周文郁在《辽师入卫记》中称：“满大将军桂，在安定门以西虏束不的战，败绩”当是把别部蒙古当然束不的部。

非调侃。至于史实问题不敢说，因为我确实了解很少。请不要误解。

林风的这几段文字和论理也都很好。

所谓"文胜于质"中的"文"是修辞或煽情，而并非事实、逻辑和论理，包括流畅，流畅不是文字可能造就的，流畅是逻辑，是事实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分析思路，是论证的清晰。这就是质。我希望不要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