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两汉史杂谈（4）－－论汉光武帝刘秀 -- 温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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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一代最忌讳的就是提南明的年号，这个和谋逆，叛国的性质是一样的。因为清朝统治者认为，崇祯死了，明就完了。江山是取自流寇，而不是前明。
三藩
三藩确实是圣祖仁皇帝有点急于求成了。但从结果来看也是成功的，战略上和战术上，圣祖仁皇帝的才能全都体现出来了。等于又重新统一了一次中国。对于一个从小长在深宫里的皇帝是难能可贵的。而且此时康熙仅仅20出头，汉光武当皇帝时已经30了，22岁的康熙和30岁的光武做的事情也差不多。
赋税
虽然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至少把不加田赋法律化了。以后不论是白莲教还是太平天国，都没有因此加税。杜绝了类似明末的三响问题。另外，老兵兄所说的人口问题，也是直到近代才发现的，在古代很难有人超脱到限制人口，计划生育啊。就连毛太祖还总说人多好办事呢。不当之处，请老兵兄指正。
女真以建州起兵，利用明朝混乱而夺得天下。李自成不过是被明逼反的，如果不是女真掏空了明朝的实力和三饷搞得民不聊生，李自成也不可能成功。所以说，明之亡，内亡于万历，外亡于女真。至于清廷所说得天下于流寇而非得之于明，无非是掩人耳目罢了。
清兵入关，天下不服，血战二十年方得平定。此时清廷当做之事，当为宽宏，康熙朝开博学鸿儒科（记不清原名了）意在如此。历代王朝覆灭以后，总会有些遗老眷恋前朝，不愿出仕新朝，甚至出言讥讽，也是常事；此辈遗老，多是当世大儒，为人望所归。朝廷若明白事理，应当尽可能宽待他们，只要不是参与起兵，眼开眼闭当不为难事。
使用南明年号一事，当出在《明史》案。此案出在康熙初年，当时天下未定，清与南明实为敌国，严惩一事，情有可原；而且康熙尚未亲政，责任固不在他。但是《南山集》案出在康熙五十年，当时天下早定，无需杯弓蛇影，且此案多属捕风捉影，责任应该由康熙来负。
康熙外表宽厚，内心猜忌，此为一例；历朝党争，不是主上失权，即为主上蓄意。康熙朝后期党争不已，太子废立多变，和康熙的内心猜忌当有关系。光武待人，推心置腹，君臣相安，其乐融融。以此相较，康熙不如光武。
三藩之事，本来是有可能和平解决的。如果没有各地汉将支持，吴三桂独自起兵，以云贵之力抗衡中国，基本无望。康熙撤藩，使得汉将人人自危，终至天下大乱。当时八旗兵战斗力已经不行，多靠绿营，如果不是吴三桂战略上保守，意图划江而治，天下中分也是有可能的。如果当真如此，康熙就成了失天下的罪人。当然三藩最后失败，康熙急于求成的过失反而成了高瞻远瞩的典范。平心而论，康熙在逼反三藩之事上当有过失，当然，三藩造反以后，清廷的战略战术还是对头的，但是也造成了八年的战乱。一人失慎而使天下涂炭，在这件事上，我觉得康熙做事有失稳重。光武一生，稳重自如。相比之下，康熙不如光武。
人口之事，至迟在乾隆朝已经显露弊端，当时人口已近三亿，而资源有限，民生趋于凋敝。嘉庆朝以后，民变渐多，政治腐败固然是一个因素，民生凋敝应该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拜上帝会起自两广，而太平天国自武昌到南京却势如破竹。
古人治国，崇尚轻徭薄赋，认为这样即可长治久安，却不考虑赋税对人口的平衡能力和国家财政能力的影响。儒学无用，于此可见一斑。
它和清朝的战争虽然持续了几十年，但是对清朝却没有致命的威胁。几次决定性的大战，都以其大败结束；相反兆惠的一次战略进攻，即消灭了它的本部，说明它徒有广阔的地域，资源却很有限。
如果有，和准噶尔一样，有的是战争资源。
准噶尔自康熙初年至乾隆中叶近100年一直是清朝头号死敌，在清准战争中，清朝经历了多次惨败，甚至是全军覆没，哪里谈得上一帆风顺？
如果清朝没有动用火器，如果没有康熙这样决断有能力的领导人，如果清朝不拥有全中国的资源（军费达几亿两白银），如果没有天花（杀死准部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清朝想灭亡准噶尔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以清朝八旗和政治体制迅速腐化的速度，如果战争再拖上几十年，胜负难料。
查清准战争史料，清、准之间互有胜负，但是关键性大战似乎均为清胜。清军的确曾经多次惨败，主将甚至自杀，但是对清朝而言并不是危及国家存亡的大事，但是准军的大败却往往引发内部的动荡甚至是本部的安危，原因就是清朝的国力远远超出了准葛尔。
两国交战，自然会利用自己一方的优势，以求获胜。火器在清代的发展远不如前，而蒙古西征时期已经用上了火器，四大汗国及其后继各国之间战争连绵不断，军事技术理应继续有所发展。准葛尔不敌清军的大炮，只能够说它的军事技术已然落后。
清军方面，即使没有康熙这样的最高领袖出马，以年羹尧的能力也足以击败葛尔丹。
至于财力，准葛尔的面积超过了清朝，但是财政能力则远远不如，说明了以绿洲经济为主的准葛尔的实力远远不如清朝。
乌兰布通一战，葛尔丹以三万铁骑不敌康熙的二十万大军，恰恰说明了双方国力的差距。
成吉思汗东征西讨，灭国四十，在开拓疆土方面远远超过了康熙的成就，按照您的理论应该是个超级大英雄了，可是他所过之处，凡遇抵抗，城下之后多数屠城，对各地经济、文化和人民的损害可以说是很大的，难道可以称他为一个伟大的君主吗？
这是发生在17世纪后半期的事，从此定居的国家第一次对游牧民族拥有了压倒性且不可逆转性的优势，准噶尔帝国不幸生逢其时；而在此之前的火器没样大的功用，面对弓箭，火器不占优势，这在明末与满洲的战争中表现无遗。这是满洲的大幸，准噶尔的大不幸。
我同意这个观点，但康熙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可不仅仅是开拓疆土，而且他与成吉思汗是不同的是，他的开拓疆土至今仍属中国版图，在这一点上，他的功劳确实是很大。
请参见我的贴子
http://www.cchere.com/article/105;ID=95183
http://www.cchere.com/article/105;ID=127210
女真以建州起兵，利用明朝混乱而夺得天下。李自成不过是被明逼反的，如果不是女真掏空了明朝的实力和三饷搞得民不聊生，李自成也不可能成功。所以说，明之亡，内亡于万历，外亡于女真。至于清廷所说得天下于流寇而非得之于明，无非是掩人耳目罢了。
李自成叛乱的起因是明朝裁撤了很多驿卒，又没有很好地安置他们。结果成寇。应该说清根本无意灭明，也没有能力灭明。连山海关都取不下来，怎么能灭明。从清太宗屡次向明求和，并且可以称臣也可以看出。这个条件对明来说，完全可以接受。但明却拒绝谈判。最后在内忧外患并存的情况下，被流寇所灭。清军进关的旗号是为明帝报仇。
清兵入关，天下不服，血战二十年方得平定。此时清廷当做之事，当为宽宏，康熙朝开博学鸿儒科（记不清原名了）意在如此。历代王朝覆灭以后，总会有些遗老眷恋前朝，不愿出仕新朝，甚至出言讥讽，也是常事；此辈遗老，多是当世大儒，为人望所归。朝廷若明白事理，应当尽可能宽待他们，只要不是参与起兵，眼开眼闭当不为难事。
黄宗羲，顾炎武这些大儒，圣祖仁皇帝对他们如何？黄最后自己都被感动了。
使用南明年号一事，当出在《明史》案。此案出在康熙初年，当时天下未定，清与南明实为敌国，严惩一事，情有可原；而且康熙尚未亲政，责任固不在他。但是《南山集》案出在康熙五十年，当时天下早定，无需杯弓蛇影，且此案多属捕风捉影，责任应该由康熙来负。
在乾隆年间，还有人思明呢。说到底，就一个原因，清不是汉族政权。前朝影响迟迟不能消除，哪个统治者心里会好受。
康熙外表宽厚，内心猜忌，此为一例；历朝党争，不是主上失权，即为主上蓄意。康熙朝后期党争不已，太子废立多变，和康熙的内心猜忌当有关系。光武待人，推心置腹，君臣相安，其乐融融。以此相较，康熙不如光武。
唐太宗对魏征死后的态度算宽厚吗？[/COLOR][COLOR=blue]
三藩之事，本来是有可能和平解决的。如果没有各地汉将支持，吴三桂独自起兵，以云贵之力抗衡中国，基本无望。康熙撤藩，使得汉将人人自危，终至天下大乱。当时八旗兵战斗力已经不行，多靠绿营，如果不是吴三桂战略上保守，意图划江而治，天下中分也是有可能的。如果当真如此，康熙就成了失天下的罪人。当然三藩最后失败，康熙急于求成的过失反而成了高瞻远瞩的典范。平心而论，康熙在逼反三藩之事上当有过失，当然，三藩造反以后，清廷的战略战术还是对头的，但是也造成了八年的战乱。一人失慎而使天下涂炭，在这件事上，我觉得康熙做事有失稳重。光武一生，稳重自如。相比之下，康熙不如光武。
康熙当时只有20出头，还不能算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但补救措施还算不错。[/COLOR]
人口之事，至迟在乾隆朝已经显露弊端，当时人口已近三亿，而资源有限，民生趋于凋敝。嘉庆朝以后，民变渐多，政治腐败固然是一个因素，民生凋敝应该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拜上帝会起自两广，而太平天国自武昌到南京却势如破竹。
老兵兄，恐怕没有一个封建统治者会有限制人口，计划生育这种极度超前的思想吧？[COLOR=blue][COLOR=blue][/COLOR]
吴三桂年纪多大？小玄子年纪多大？耗到吴三桂死后，削吴应熊的藩，阻力就会小得多。吴应熊对他父亲旧部的号召力，统御力都没法与其父相比。给他胆子也不敢反的。
那样，天下百姓就会少受几年的苦了。
想来，这个削藩是小玄子刚剪除鳌拜后意气风发下的决定，且对吴三桂部的战斗力有所低估。少年人呀！
削藩成功了，可并不是最佳策略(主要因素是时机)。
我以为。
第一，明朝因何而亡。
后金/清在努尔哈赤年间和皇太极初年没有攻城用的红夷大炮，因此拿不下宁远，为袁崇焕所制。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明军都是依靠红夷大炮来守城，野战始终不行。而且清当时东面有朝鲜和毛文龙掣肘，也有所顾忌。
毛文龙被袁崇焕所杀，所部有很多降清的，清初四大汉王中的三位即出在原毛文龙军中。清又利用和明和谈时机，征服了朝鲜，这样东面的掣肘就没有了，清军可以全力对付明朝，这样明清前线的形势就大不一样了。
虽然宁远锦州难攻，但是清军绕道蒙古，一样可以攻入明朝腹地，涂炭地方而使明朝力量衰竭。假使袁崇焕不死，以明朝的腐败和内部掣肘，他也只能够防守辽东而无力进取，等到清军也可以制造红夷大炮了，他恐怕也就防不住了。清入关以后攻扬州，就是用红夷大炮轰塌城墙而攻入城内的。
至于皇太极与明和谈之事，以皇太极的雄才大略，那不过是个缓兵之计，以便消除东面的掣肘，然后再图入关，从皇太极后来极力招降洪承畴来看，他的志向不会是仅仅守在关外的。
虽然说如果和谈成功的话，明和清都有机会喘口气，但是以清的初起朝气和明的腐败不堪，双方恢复和积攒实力的效率恐怕是无法相提并论的。这样明朝依然是处于下风的，一旦红夷大炮被对方所掌握，守城就难办了，野战又不行，那就真是如之奈何了。
李自成起兵十几年，屡经挫败，后来大败于洪承畴，仅率十八骑逃入山中，如果不是河南大饥和明朝三饷搞得民不聊生的话，他也就没有机会东山再起了。李自成再起以后之所以能够在河南、湖北所向无敌，一个是靠着他的统战口号，一个是靠着明军的战斗力低下和诸将不和。后来孙传庭在秦军尚未练成，军队又乏粮的情况下被朝廷强令出兵，以至于大败。李自成到这个时候才有了统一天下的机会。但是他既没有做到政权的封建化，军队的战斗力又比不过清军，终于一败涂地，身死国亡。
假使李自成当时没有出兵东征，以奄奄一息的明朝廷，挡住清兵的再次入关基本是不可能的了。因为当时明军主力只剩下了吴三桂、左良玉和江淮四镇，除了吴三桂所部以外，其余各部多是作战不行，扰民有余之辈，而且各镇渐成藩镇之态，跋扈而不听指挥。以这样混乱的政权来对抗清军，希望实在是不大。
综上可以看出，明朝之亡，内亡于万历以来的搜刮和后来的三饷，外亡于女真的进攻。所谓明亡于流寇，清是代明复仇不过是掩人耳目的说法。
第二，咱们讨论的是康熙和光武的比较，似乎不包括唐太宗吧？
第三，明代以后，经济理论反而不如宋代，不明白经济、税收方法和人口、民生之间的关系。我不是说要求清代搞计划生育，但是通过税收方法来影响人口数量，应该还是可以做到的。
不定哪天显示器里跳出一个维维来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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