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迷雾中的历史：石达开远征始末(一)驰援赣西 -- numzero

疑问之一：矫诏欺骗将士否？(文：王庆成)

“密诏”，即古代帝王发给的秘密诏旨，其词似始见于《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先主未出时，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在太平天国史中，韦昌辉杀杨秀清，是否有洪秀全的“密诏”，成为―些论者有兴趣的争论问题。据香港《中国之友》1857年1月15日、21日、30日连载的《镇江与南京――原始的叙述》报导，韦昌辉曾对秦日纲说，他收到洪秀全的信件(Letters)，命令他杀掉杨秀清。这些“信件”大概也就是争论中的“密诏”．由于“密诏”从未公布过，因而有的论者认为这是韦昌辉创造的谣言，并且说太平天国史上有过伪造天王密诏的实例，这个伪造者就是石达开----石达开伪造天王密诏，蒙骗广大将士追随他的分裂主义路线。

这里不去讨论对石达开的评价，只来辨别石达开有没有伪造天王密诏。

石达开同洪秀全分裂以后，转战江西、浙江、福建、湖南而入广西，到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形势局促，部下有几批人先后脱离石达开，其中有朱衣点、童容海、吉庆元等一支回到天京。吉庆元等因与童容海不睦，上奏天王，要求不受童容海管辖。奏书中解释了他们当年何以追随石达开脱离天京，说： “小臣等始则信翼王亲奉密诏，转回粤西，招纳英俊，广罗贤辅，作我陛下股肱心膂，继则观其动静行为，多滋物议”，所以他们就“万里回朝”了。人们认为，这就说明了石达开曾伪造密诏。

吉庆元等脱离天京后几年又回到天京，向洪秀全上书有所请求，对过去的行动作一些解释是题中应有之义。但他们的解释是否都是事实，研究者自然不能盲从。

石达开脱离天京时，是否欺骗将士说他奉天王密诏到广西去招兵买马？最足以判断这件事的，是石达开脱离天京时公开张贴的布告。布告有两种抄本，文字略异而内容相同。布告中有这样的话：

去岁遭祸乱，狼狈赶回京，

自谓此愚忠，定蒙圣君明。

乃事有不然，诏旨降频仍，

重重生疑忌，一笔难尽陈。

用是自奋励，出师再表真，

.....

为此行谆谕，遍告众军民，

依然守本分，照旧建功名。

或随本主将，亦足标元勋，

一统太平日，各邀天恩荣。

石达开的布告曾到处张贴，清方疆吏抄得后进呈清廷，至今仍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已出版的太平天国史料书均曾收录。此外，当石达开出走时，他的礼部赞书吕姓与安徽六安州总制的掌书陈凤曹谈话，告诉他： “翼王见天王疑忌实深，故私自出京，誓不回去”，陈凤曹将这番谈话写信报告六安州总制陈姓。这封保存下来并早经公布的信，也进一步证明了石达开出走时的公开表示。

既然石达开在布告中和其他场合都宣布了洪秀全对他的疑忌和他要出师远征的决心，哪里还有可能去“欺骗”将士说他是奉洪秀全“密诏”出京的呢？石达开幸而有自己的“分裂”告示流传下来，不然，洗雪“密诏伪造者”的冤案就费事多了。

疑问之二：为何有两个版本？(文：史式)

1857年5月底，石达开被洪秀全及其两兄安福二王逼迫离京，

前往安庆。行军途中曾经公开张贴一份《五言告示》，说明他被

迫离京的苦衷，希望太平天国军民在完全自愿的原则下随他出

征。这份告示有两个抄件流传至今。二者之间字句略有出入。本

文不拟探讨拱、石之间的功过是非，也不拟评价这份《五言告

示》，只想就一个问题略抒己见。这个问题就是：这份《五言告

示》哪一个抄件是初稿?哪一个抄件是经过修改的改稿？

我们首先见到的钞件发表于《说文月刊》第三卷第十一期渝

版五号，是从《何桂清秦稿类编?卷二十七军务》中转录，有商

承柞先生跋文。全文如下

为沥剖血诚，谆谕众军民：自恨无才智，天国愧荷恩。

惟矢忠贞志，区区一片心，上可对皇天，下可质古人。

去岁遭祸乱，狼狈赶回京，自谓此愚忠，定蒙圣君明。

乃事有不然，诏旨降频仍，重重生疑忌，一笔难尽陈。

用是自奋励，出师再表真，力酬上帝德，勉报主恩仁。

精忠若金石，历久见真诚。惟期妖灭尽，予志复归林。

为此行谆谕，遍告众军民：依然守本分，照旧建功名。

或随本主将，亦足标元勋，一统太平日，各邀天恩荣。

近年来不少有关太平天国史的著作在提到《五言告示》时，

都是转录这一抄件。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二册所

收的也是这一抄件。在辗转传钞中，只有一个字产生了分歧，即

“力酬上帝德”一语有时又作“力酬上帝徒”。在笔者另一篇文

章《五吉告示中‘力酬上帝徒’一语考误》中，已列举理由指出

“徒”字之非，请参阅。

后见的另一个钞本来自咸丰七年闰五月初六日《福济等奏金

陵内讧语饬鄂赣相机防剿折》。福济、郑魁土在奏折中说：

“兹据无为州在籍教谕邾瑛等等禀称，五月十八日，石逆由金

映带其党与数干、道经该州前往上游，到处张贴伪示，传谕各贼，察

其词意．因供逆疑忌过甚，惧害脱逃。”

奏折附有“石达开张贴于无为州之告示”，全文如下：

为沥剖血陈，谆谕众军民：自愧无才智，天恩愧荷深。

惟矢忠贞志，区区一片心，上可对皇天，下可质世人。

去岁遭祸乱，狼狈赶回京，自谓此愚衷，定蒙圣鉴明。

乃事有不然，诏旨降频仍，重重生疑忌，一笔难尽陈。

疑多将图害，百喙难分清。惟是用奋勉，出师再表真。

力酬上帝德，勉报主恩仁。惟期成功后，予志复归林。

为此行谆谕，谆谕众军民：依然守本分，各自立功名。

或随本主将，亦一样立勋，一统太平日，各邀天恩荣。

现将两个抄本加以比较，可以看出在全文160个字中间．二

者有出入的地方共有13处。为便于说明问题，对来自何桂

清奏稿的钞本何文，对来自福济奏搞的简称福文。二者不同之

处是：

1。 何文是“为沥剖血诚”，福文是“为沥剖血陈”。

2。 何文是“自恨无才智”，福文是“自愧无才智”。

3． 何文是“天国愧荷思”，福文是“天恩槐荷深”。

4． 何文是“下可质古人”，福文是“下可质世人”。

5． 何文是“自谓此愚忠”，福文是“自谓此愚衷”。

6． 何文是“定蒙圣君明”，福文是“定蒙圣鉴明”。

7． 福文有“疑多将图害，百喙难分清”，何文无。

8． 何文是“用是自奋励”，福文是“惟是用奋勉”。

9． 何文有“精忠若金石，历久见真诚”．福文无。

10． 何文是“惟期妖灭尽”，福文是“惟期成功后”。

11． 何文是“诏告众军民”，福文是“谆谕众军民”。

12． 何文是“照旧建功名”，福文是“各自立功名”。

13． 何文是“亦足标元勋”，福文是“亦一样立勋”。

笔者认为，在判断何文与福文谁是初稿，谁是改稿之前，我

们有必要探讨一下当时张贴这份告示的过程。石达开是1857年5

月底离开天京的，6月9日到达安微无为州，这份告示已到处张

贴，被清方官员发现，潮报清廷。这一事实足以明，这份告示

不可能是在短短几天的行军途中印制，只能是在天京预先印制，

带出来张贴的。也就是说，初稿是在天京写成。初稿告示贴出之

后必有反应，改稿必然是在听到一些反应之后进行修改而成。在

仓促的行军途中，很难从事这一工作，估计改稿告示的印制是在

到达安庆之后完成的，如果是这样，初稿的文字一定比较粗疏

叙述问题也会不很周到；改稿的文字相对而言比较成熟，叙述问

题经过深思熟虑也会周到得多。

根据这一思路，笔者认为：福文是初稿，何文是改稿。理由

如下。

一、就张贴告示的时间地点而言福文是“石达开张贴于无

为州之告示”，时间是咸丰七年五月十八日．即公元1857年6月9

日，此时上距石达开离京不足十日，所贴的告示只可能是初稿，

不可能是改稿；而何文是“青阳无为等处伪示”，发现于皖南的

青阳等地时间自然晚于福文，因此只可能是改稿．不可能是初

稿。

二、就文字而言，显然何文高于福文。从文义与平仄相比较

， “天国愧荷恩”比“天恩愧荷探”要好得多；‘定蒙圣鉴明”

也不如“定蒙圣君明”；文白夹杂谈来拗口的“亦一样立勋”远

不及“亦足标元勋”的典雅。

三、就内容而言，福文独有的“疑多将图害，百喙难分清”

两句显然是石达开在对洪家私党极为愤懑的情绪下写出来的。这

是不是事实?当然是事实。这一事实不仅是太平天国自己人都知

道，连敌方也知道。据当时围攻九江的的湘军将领李续宾所得的

情报说：

“客商有自下游回者，言金陵各伪王忌石逆之能交结人

心。石逆每论事则党类环绕而听，各伪王论事，无肯听者，

故忌之，有阴图戕害之意”。 (见《李忠武公遗书》书牍

卷下第18页)

不过，太平天国内部这种严重的内耗虽然已是公开的秘密，到底

还算是“秘密”。初稿告示把这个“秘密”完全公开出来，可能

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产生很不好的政治影响。冷静下来的

石达开为了顾全大局，在修改时删掉了这两句，另加了“精忠若

金石，历久见真诚”两句。这就是这两句为何文独有福文所无的

原因。再举一例，福文的“各自立功名”的写法显然欠妥，使人

读来会产生一种错觉，即太平天国的队伍是否已经各自为政， 各

自为战，不复是一个整体。改成“照旧建功名”就好得多，不论

继续留在当地还是跟随石达开出征，都是为太平天国出力立功，

都是为了共同的事业，共同的目标而奋斗。从告示内容进行推敲

，何文显然比福文说得周到。

根据以上三个理由，不难推断：福文是初稿，何文是改稿。

有关太平天国史的一些著作中大都转比较成熟的何文而不转录

福文，是正确的。

疑问之三：为何用五律形式？(文：史式)

如果诗人吟诗不限于律，绝，则石达开离京出征时所公开贴出的一份《五言告示》，也可以说是一首好诗。如果石达开不是能文之士，这份告示自然由军中的老夫子代笔；他既能诗能文，而这份告示却又用了很特殊的韵文形式，且一韵到底，这就不同凡响，绝非一般只会写“等因奉此”的老夫子所能胜任。因此，很可能是出子石达开的亲笔。公文应该明白晓畅，本不应该使用字数受限制的韵文。为什么这篇告示要用韵文，而且要用句子很短的五言韵文？其原因不难推想而知。石达开既有无限愁思要向大家倾诉，但是又不能说得过于明显。这是为了顾全大局。如果把话说得太明显了，就会增长太平天国的内部矛盾，予敌人以可乘之机。他把“疑多将图害，百喙难分清”修改为“精忠若金石，历久见真诚”，就是为了把事情说得更加隐诲一点。既然希望说得隐诲，五言韵文正是最好的形式，可以言有尽而意无穷。

石达开虽然能文，但在离京之时，由于历经国难家仇又被逼出走，自然心乱入麻。所以用语不够讲究，文义也不够含蓄。到达安庆之后，再来仔细斟酌，就觉得有修改之必要。《五言告示》前后出现字句略有出入的两个不同的抄件，原因在此。

我们认真体会一下这篇《五言告示》作者的思想感情，就会相信它确出自石达开之手。他对太平天国事业已片忠心，洪家私党却一直对他猜忌排挤；他一心要为国出力，洪家私党却处处掣肘，阴谋陷害，逼得他非走不可。他当时的满腔悲愤，不下于被放逐的屈原。他的处境，也和昔日的屈原相似。因此，他的这篇《五言告示》，也就成为太平天国时代的《离骚》。全篇所言，都是发自肺腑的心声，充满了真实的感情。从形式上说，《五言告示》自然赶不上《白龙洞题壁诗》；但从真情的流露，“言为心声”，“诗言志”这一方面来说，《五言告示》正是感人至深的诗篇，应在《白龙洞题壁诗》之上。”

《李秀成自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因翼王与安王、福王三人不睦，出京远去，军民之心散乱，庐州被清朝和帅攻破，合城兵将尽亡。那时和帅自下镇江，与张国梁困打镇郡，分军来逼桐城县，是清朝军门秦九泰〈定三〉领军围困。清朝帅将大小营寨百有余座，自庐郡、三河、舒城、六安、庐江、巢县、无为等处，节节连营，度度<处处>严密，困逼桐城。此时我为丞相，谨〈仅〉有残军六七千人[此人是翼王逃出诱去外，此是老若〈弱〉，不能为用，故留为我使]，力敌桐城，保固皖省。。。。。。时清朝帅士每日万余与我见仗，我天朝帅士不足三千，他营一百余座，我止有一孤城，城外止营盘三座，力战力敌，是以保固桐城，安省得稳，实我之敌〈力〉也。后见势不得已，那时翼王出京之后，将打宁国之兵交与成天豫陈玉成管带。至陈玉成，在家与其至好，[e11]上下屋之不远，旧日深交，来在天朝，格宜深友。那时在桐城，命使持文前往宁国，求救于陈玉成，当即准请，当即未解宁国之围，移军来救桐邑之困。［未解宁国之围，前段亦说明］。兵由棕扬〈枞阳〉渡江齐集，我亲自轻奇〈骑〉赶赴棕扬〈枞阳〉，绘成进攻图式，与成天豫细详。至桐城之敌军，算我之军，定由对面迎敌，清朝官军逆面备防。我与成天豫计出奇兵，我亲回桐邑，谨备制敌之师，候成天豫奇兵制胜，由棕〈枞〉阳一鼓顺下，攻破无为州，下汤〈仓〉头镇［此是无为州汤〈仓〉头与镇江汤头分别。］运漕会迓天侯陈仕章之军，力破汤〈仓〉头清营。攻破之后，抄黄落<雒>河，破东关，得巢县，分军镇守。［自无为至汤〈仓〉头到巢县，清将不知姓名，此经成天豫之手，那时我（在）桐城。］即移军，成天豫带领人马上打庐江，仍然攻破庐邑，派军把（守）庐江，即引军上界〈氵卑〉河，攻大关，包过桐城之后，断清军之粮道。桐城地势，一面高山，一面平坦，清军粮断，成天豫由外包来，我领军由内攻出，两面合攻，清军大败。分三路追赶，破舒城，得六安，此两处之民，投诚者数万之众。当过六安，上三河尖，招引张乐行。那知张乐行先发龚德树、稣〈苏〉老天半路想〈相〉迎。当即计破霍丘县，攻破此城，交张乐（行）为家。那时成天豫引兵破正阳关，攻寿州未下，扯兵直上黄、松两处，与曾帅交锋，同清将李续宾对战，在松子牌<童司牌>失利之后，与清军两迎，胜负未分。［斯时成天豫是冬官丞相，封我是地官丞相，封为合天侯矣。恐前后参差，故而明载，一觉〈览〉可知。”

按照《自述》的说法，李秀成“力敌桐城，保固皖省”的背景是石达开将桐城一带的精兵全部“诱去”，仅留“残军六七千人”，因为“是老若〈弱〉，不能为用，故留为我使”，乃至交战之时“我天朝帅士不足三千”。在“翼王出京之后”造成的这种情况下，他“亲自轻奇〈骑〉赶赴棕扬〈枞阳〉，绘成进攻图式，与成天豫细详”，且又“运漕会迓天侯陈仕章之军，力破汤〈仓〉头清营”，而后“破舒城，得六安”。

由于李秀成在自述中言之凿凿，一向以来很多论者都引这段记载来证明石达开远征将安徽精锐全部带走，使安徽陷入只剩老弱残兵的困境中。然而对照史实，却有较大出入。

首先来看文中提及事件的时间表：

1856年

10月21日--12月2日(石达开回京前1月至回京之时)：

李秀成奉石达开命救援桐城，至12月2日，因清军重兵屯压，遂转攻为守。

11月20日--11月27日(石达开回京前1周)

陈玉成在宁国与邓绍良交战失利，石达开率靖难之师击退清军，此后即得韦昌辉首级，“将打宁国之兵交陈玉成管带”，留其继续支援宁国，本人于月底回京。

12月4日-11日 (石达开回京后1周)：

李秀成率桐城守军与进攻之敌秦定三，福济等军激战，击退敌人进攻。

12月23日以前(石达开回京后3周)：

援助宁国的陈玉成奉命率军改援桐城(陈玉成最晚于22日已经撤离宁国)

1856年12月23日--1857年1月10日期间(石达开回京后1月)：

陈玉成与李秀成在枞阳商议退敌之策，而后李秀成返回桐城。

此间，石达开调迓天侯陈仕章自天京前往安徽赴援

1月11日--31日：(石达开回京后2月)：

陈玉成克无为，随即与迓天侯陈仕章会合占巢州，后又克庐江。

2月3日--3月3日(石达开回京后3月)：

此时皖北援兵云集，据清军奏报说达“八九万之众”(难免有夸大)。陈玉成兵进桐城，截断清军粮道，而后与李秀成“两面合攻，清军大败”，随后两人分头追击，陈玉成克舒城，李秀成克六安。

这份时间表清楚地说明，桐城，无为，巢州，庐江，舒城，六安等一系列战斗发生在石达开回京主政期间，因此其背景决不可能是

石达开为了远征而将人“诱去”，“仅有残军六七千人”此是老弱，不能为用”。

再从历史的进程本身来看。

咸丰七年闰五月初六《福济等奏金陵内讧请饬鄂赣相机防剿折》中明确地说，“本年围攻桐营，连陷舒，六等处，并救援溧水，虐焰复炽者，皆石逆之计。”，这也明确指出，六安桐城等系列战役胜利是在石达开主持军政期间，而不是出走后取得的。

那么，是否如福济等人奏搞所说，这一系列战役“皆出石逆之计”，换言之，它们是否是出于石达开的战略部署呢？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在桐城告急至时，陈玉成本来是援宁国的，如果没有中央的命令，他是不可能不管宁国就转去桐城的。尤其宁国形势十分危急，陈玉成和李秀成私交再好，也不敢擅自做主。(事实上陈玉成前脚刚离开宁国，后脚宁国就失守了，如果是他违抗军令造成的宁国失守，那够得上军法处置了。)

其次，更说明问题的是迓天侯陈仕章的军队，他是从天京出发前往安徽战场的，当时除了石达开谁也调不动天京的军队外出，何况是位候爵呢。1月初，陈李在枞阳会面，商议定了退敌方案后，陈玉成随即攻占无为，而此时陈仕章也已经赶到，并同陈玉成会合攻巢州。换言之，在李秀成和陈玉成在枞阳商议退敌之计的时候，陈仕章已经从天京出发前往这里配合他们了。从时间上看，陈仕章离开天京前，陈李根本没时间把枞阳会面的结果上报天京，那就只可能是石达开此前已经知道二人将在这一带展开反攻，才派出陈仕章的军队的。如果说不是石达开指示陈李在这一带展开反攻，而是出于其他目的派了陈仕章率军到这一带来，那他也绝不敢擅自做主去跟着陈玉成打巢州的。

第三，当时太平军其他各战场全都奉命严守，只有皖北一线展开反攻，石达开不但知道，还特意派人来支援反攻，可见这的确是出于他的授意。更明确地说，在全线执行的都是坚守战略的情况下，没有石达开在战略上的特别部署，陈李是不能擅自发动反攻的，即使出于形势需要被迫反攻，也不可能得到安徽其他部队有效配合与支援。除了陈仕章外，在李秀成和陈玉成实施他们的退敌和反攻计划以前，安徽已经是援兵云集，清军奏报说皖北的太平军已达“八九万之众”，这当然不免有夸大之词，但也可以看出的确有不少军队被派来支援陈李的行动。这些军队当然也只可能出自于中央----也就是石达开从天京方面进行的调遣。由此也可看出，安徽是石达开精心确定的战略反攻的战场。

那么，李秀成说“安省得稳，实我之敌〈力〉也”，以及他和陈玉成枞阳会面商议退敌之计，又如何解释呢？窃以为，这于福济奏章所说的“皆出石逆之谋”并不矛盾。两者间是“战略决策”和“战术实施”的关系。石达开选定安徽战场，以陈玉成和李秀成之军发动反攻，同时从天京派出军队支援他们，而具体的作战方案是陈李自行决定的。

实践证明石达开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选中陈李作为反攻的主将也是有眼光的。陈玉成和李秀成自桐城至六安，连战连捷，把战线从安徽一路推进到湖北，如果不是因为石达开受安福二王牵制，被迫离京远征，则以当时的局面，太平军克复武汉应当是指日可待的。

也许是因为记错了，或者是出于邀功诿过的心理，《李秀成自述》中关于这一段史实中石达开的影响的记载明显是错误的。桐城六安等战役发生的时间及石达开的战略决策对取得这些胜利的意义，本来也并没有大的争议。然而许多论者述及石达开远征的影响时，《自述》中这段错误的记载却又每每被拿来作为石达开远征将精锐尽行带走的证明，针显然是不恰当的----既然我们已经知道自述》中关于这一段史实中石达开的影响的记载是有错误的，当然也就不该再用这段记载来证明石达开远征“将安徽一带的精锐部队尽数拉走，只留老弱残兵”了。

最后补充一句，庐州失守于1855年底，距离石达开避祸离京一年半之久，《自述》中将“庐州被清朝和帅攻破，合城兵将尽亡”也作为石达开将安徽精锐晋皆“诱去”，只留“不能为用”的“残兵”的例证和恶果，明显是有悖史实的。

为他悲壮命运而不平。

主要原因，所谓带走精兵２０万不知从何处得来的结论？

1857年5月底，石达开为洪家私党所逼，率领部下离开天京，前往安庆。他离京时从征人数有多少？对于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存在一种误会。由于历史课本、教学参考书、不少文学著作都把石达开带走的人数夸大了，或说十余万人，或说二十万人，或者7；说具体数字，只说是大队人马，这就给我们造成一种印象，认为石达外所带走的确实是一支大军。其实历史事实并非如此，石达开所带定的只是人数很少的随身卫队而已。

为何产生误会，首先是由于《李秀成自述》中说了假话。

《自述》说：“那时朝中无将，国内无人，翼王将天朝之兵尽行带去。”又说：“误因翼王与主不和，君臣疑忌，翼起猜心，将合朝好文武将兵带去。”这样过于夸大的说法本来是信不得的。试想：石达开是“私自出京”，并末得到洪秀全的批准，他怎能发号施令，将天朝之兵“尽行带去”?但是有不少同志过分相信李秀成亲笔所写的《自述》，抱一种虽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的折衷态度，未经调查研究，就在李秀戊过于夸大的基础上打个折扣――虽非全军，总有十余万或二十万人――作为定论。这样以讹传讹，传了几十年，几乎弄假成真。例如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中就

说：

“达开受洪氏排斥，疑虑不安，又感到大势已去，南京难保，1857年6月(咸丰七年五月)约集将士十余万人到安庆，与太平军分裂，自成一军。”

像范文澜先生这样著名的史学家尚且如此误听误信，这个误会长期得不到澄清也就不足为怪。

《自述》确实是李秀成亲笔所写，但是真人所写不一定就是真事。《自述》所述，有不少事情并非史实。有些事情是无意错记，在囚笼中写自述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而且写出来后立刻就被取走，连核对一次的机会也没有，产生笔误，是不奇怪的。有些事情是故意说假话。或者是为了军事上的保密――如幼主的去向；或者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或者是为了表己之功而诿过于人。他说石达开把“天朝之兵尽行带去”，很大的可能是为了解释当时自己屡战不利的原因，是为了开脱自己的责任。

石达开离京时究竟带走了多少人？我们虽然缺少正面史料，但从清方有关文书中可以推知一些消息。例如咸丰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何桂清奏通筹江南近日剿办情形片》中说：

“传闻本月十一日(指咸丰七年五月十一日即公元1857牢6月2日)，伪翼王石达开已由铜井渡江逃往江北，洪逆令蒙贼禾贼追之，禾贼亦乘势逃去。”

此文记载石达开渡江的时间、地点都不错，但未说明他的队伍有多少人。从石达开只在一个小镇铜井渡江，而且一天之内就渡完了的情况看来，人数显然不会很多。

七天之后，即1857年6月9日，石达开率领部下到达安微无为州，在这一带遍贴《五言告示》，说明自己被逼离京的苦衷。咸丰七年闰五月初六日《福济等奏金陵内江请伤鄂赣相机防剿折》中 “兹据无为州在籍教谕征焕等禀称：五月十八日(即1857年6月9日)石逆由金陵带其党与数千，道经该州前往上游，到处张贴伪示，传谕各贼。察其词意，因洪逆疑忌过

甚，惧害脱逃。”

此折原件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其中所说的“伪示”即右达开《五言告示》也在多处发现，有案可查，绝非虚构。因此，我们就可以说，石达开离京时带定的人数不多，最多不过数千人。清方官员对于太平军人数一般只会加以夸大，作为胜则邀功败则诿过的根据，而不会加以缩小。既然石达开到达无力州时全军不过数千人，他在离京时人数一定更少。因为到达无为州的人数应该是他离京时的人数加上七天来投奔他的人数的总和。

其实，石达开离京时带走了多少入，是不难计算的。1856年秋天京内江，自相残杀，共杀二万余人，城里的守军已经为数不多。石达开带了四万靖难之师回到天京，稳定了局势。为了争取军事上的主动地位，他陆续派出了不少队伍进驻天京附近的各个据点，光是句容一地就派去了几千人。 留在身边的队伍是很有限的。后来他为摆脱洪家私党的牵制，决意离京出征，也只是想移驻安庆，继续指挥队伍与待军作战，并无远征不退的想法――他的远征不返，是l 859年初在江西南安府时作出的决策――因此绝不会对太平天国有拆台的行为。正是说“翼王将天朝之兵尽行带去”的李秀成在《自述》中又说：“翼王出京之后，将打宁国之兵交与成天豫陈玉成管带。”，“打宁国之兵”是何人的队伍？是石达于：带回天京的“靖难之师”也。石达开离京时不仅没有拉走别人的队伍，连自己带来的“靖难之师”也交给没有随他出征的陈玉成管带，说明石达开是顾大局的。

1857年6月9日石达开到达安徽无为州时，全军不过数干人。如果除去沿途投奔他的人数，他在离开天京时从征人数不过是千余人，最多二三干人而已。这只能是随身的警卫队伍，而绝不是一支大军。至于他日后在远征中逐渐扩大队伍，发展到数万人或。十余万人，那是另一个问题，，不属本文探讨的范围。

以下论点均是，或曾经是无产阶级史学界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由知名无产阶级史学家所发表的意见！

一 石达开对友军的政策

甲方：石达开在江西收编天地会义军时，没有坚持金田起义后收编队伍的正确原则对其进行教育，改造，且让他们保留了自己的旗帜，造成了很多不利影响，是完全错误的。

=》农民起义领袖因缺乏先进思想的指导而无法正确处理好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因此不可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广泛团结人民内部阵营的政策。

乙方：石达开在与广西天地会的合作中，表现出居高临下的姿态，甚至以要求其放弃原先的旗帜和信仰，影响了合作，是完全错误的。

=》农民起义领袖因缺乏先进思想的指导而无法正确处理好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因此不可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广泛团结人民内部阵营的政策。

二 石达开远征的选择

甲方：属于分裂天国的行为，与林启容，陈玉成，李秀成等人的忠诚不二形成鲜明对比，受到坚决忠于天国忠于天王及广大将士的自觉抵制。

=>农民起义领袖的阶级局限性造成其无法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因而做出不顾大局亲痛仇快之事。

乙方：属于愚忠的行为，没有顺应广大军民期望由他代替天王主政的人心。

=》农民起义领袖因其阶级局限性不可能从革命全局的高度去制定进退得失的策略，因而拘泥于封建传统的名节和忠义观念而置大局于不顾。

推论：传统的忠义观念就是做事不顾大局使得亲痛仇快。

三 将士们追随石达开远征的原因

甲方：最扼要最正确的事实是，石达开欺骗广大将士说自己奉了天王密诏到广西招兵。

=>农民起义领袖在未得到先进思想指导的情况下不可能像无产阶级领导人那样摆脱狭隘自私的心理，最终采取错误方式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乙方：石达开发布了一篇极具迷惑性的告示，在告示中向广大将士表白自己被“重重生疑忌”甚至“疑多将图害”的处境，以此获得了广大将士的同情，使他们在义愤之下跟随出征。

=>农民起义领袖在未得到先进思想指导的情况下不可能像无产阶级领导人那样摆脱狭隘自私的心理，最终采取错误方式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推论：(将士们对时局的判断) 天王因为对翼王重重疑忌，甚至欲图加害，所以密诏派他召集广大将士一同去广西招兵。

备注：石达开出走初稿中最能博取“同情”，激发“义愤”的“疑多将图害”竟在不久后的改稿中被删去了。

四 关于石达开远征兵力及素质：

甲方：石达开拉走了太平天国几乎所有精锐部队，只留下不能作战的老弱病残。

=》农民起义领袖的阶级局限性造成其无法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做出不顾大局亲痛仇快之事。

乙方：石达开因其分裂行为失去人心，广大忠诚于天国的将士自觉抵制其分裂行为。

=》农民起义领袖的阶级局限性造成其无法摆正自己在革命中的地位，因而失去群众支持，由万众爱戴到众叛亲离。

推论：忠于太平天国的将士全部是不能作战老弱病残。

五 石达开远征的旗帜问题

甲方：石达开虽然打太平天国的旗号，实际上已经与太平天国没有关系了。他在一群企图盘龙附凤的部下的怂恿下，另起炉灶，是一种严重的分裂主义。

乙方：石达开缺乏坚持打太平天国旗帜是他缺乏战略眼光及魄力的表现。因为不另树旗帜，就不可能形成一个新的凝聚将士的核心，部众仍会感到自己是属于天京政权的一部份，遇到困难时想返回天京就不仅是自然的，更是正当----石达开既然自认是天京政权的一部份，也就没有理由阻止部下反旆。将士们的脱离固然是因为眼前困难，责任却应由不敢易制的石达开来负。

备注：石达开“私离天京”五个月后尚与洪秀全有本章往来，一年后尚配合天京政权的解围行动，三年后尚有迹象显示与李秀成洪仁矸等保持涉及军政行动之联系。

六：石达开远征的战略得失

甲方：石达开自天京出走后，便一直想到四川另立一国，完全脱离了长江中下游战场，造成了革命力量的分列和削弱，是一种分裂主义行为。

乙方：石达开离开天京后，没有迅速向四川挺进，却在江西，浙江，福建等地徘徊了近两年时间，是一种流寇主义的行为。

备注：石达开给洪秀全的奏章中曾提出先援江西，再以攻打浙江配合天京解围的战略部署。被俘太平军战士相同口径的供词。宝庆会战前夕石达开写给中军主将杨辅清关于须取上游之势的信。

七：石达开在广西期间的战略：

甲方：在广西滞留两年时间是导致石达开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广西的粮食匮乏和没有明确的战略目标涣散了军心拖垮了军队，二十万大军因此离散，注定其终的失败。

乙方：石达开坚持入川计划是错误的，他没有看到在广西建立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固执己见入川，以致所部二十万军越战越疲，在作战中损失殆尽，注定其终的失败。

推论：石达开“坚持入川”是其“没有明确战略目标”的一种体现。

八 关于六十七将领脱离的原因：

甲方：因为石达开灰心消沉，一心想“归隐山林”，影响了军心，使将士们对前途失去信心，所以毅然返京。

=》农民起义的领袖因为没有无产阶级先进思想的领导，在遇到挫折时看不到希望，很容易悲观消沉，产生放弃革命的想法。

乙方：因为石达开在张遂谋等想一心攀龙附凤的部属的煽动下，野心膨胀，想要独树一旗，自立一国，他要“挺身登峻岭，举目照遥空”，这就表现出他的个人英雄主义作祟和极端自负的心理。在这种情况下，二十

万忠诚于天国将士们毅然与之分道扬镳。

=》农民起义的领袖因为没有无产阶级先进思想的领导，容易产生个人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且无法摆正个人在革命中的地位。

推论：(导致六十七将领脱离的主要原因)灰心消沉=个人英雄主义作祟和极端自负的心理

九 关于大渡河边石达开写信给松林河对岸土司王应元请求让路一事

甲方：石达开事先写信给彝族土司王应元请求让路，得到王应元同意后才进入紫打地。但王应元背信弃义，使石达开陷入绝境。石达开的轻信导致了大渡河的覆军。

=》农民起义的领袖因为没有无产阶级先进思想的领导，无法正确认识阶级敌人，妄想得到敌人对革命的支持。

乙方：石达开写给王应元的信是石达开在大渡河松林河抢渡均告失败后才写的，事实是石达开昧于彝民区的形势，完全没有考虑在少数民族聚居区作战的政策问题。

=》农民起义的领袖因为没有无产阶级先进思想的领导，不可能制定出切合实际的民族政策，因为得不到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

推论： 少数民族群众==阶级敌人

备注：第一，王应元部众为汉族和西番族，非彝族。第二，太平军顺利穿越彝民区，且当地彝民区一直流传着太平军为使群众和奴隶土司了解其基本政策而编唱的浅显易懂的歌谣告示。

十 石达开在大渡河畔舍命全军的问题

甲方：石达开在困境下个人英雄主义极端膨胀，竟然想用自己的头颅去交换部下的性命，这种思想坑害了几千太平军将士，导致他们在失去抵抗能力的情况下全部被杀。

=》农民起义的领袖因为没有无产阶级先进思想的领导，容易产生个人英雄主义，因而以不恰当的方式去解决斗争矛盾。

乙方：石达开在困境下产生了投降主义的错误思想，竟然命令部下放下武器，期望敌人的信义，这种思想坑害了几千太平军将士。

=》农民起义的领袖因为没有无产阶级先进思想的领导，无法看清敌人的本质，在困境中容易动摇，产生投降主义。

结论：(导致石达开“舍命全军”的思想) 个人英雄主义==投降主义。

备注：第一，石达开部下并未全部缴械。第二，史料中有关于石达开利用两千人诈降的推测。第三，已遣散之四千部众并未“全部被杀”，“全部被杀”的是未缴械亦未经遣散之部众。

在１９８３年（１９８８年？）在四川大渡河召开的一次纪念会议，中央电视上做了报道，说：‘与会学者充分肯定了石达开前期为太平天国革命做的杰出贡献，。。。但对他后来出走天京提出了不同意见’。当时还小，不过这句话印象很深，终于不说是‘分裂’了。要不然总让人联想到党内大野心家，叛徒，另立中央的张国焘。

金钟 王洪峻

由四川有关单位联合举办的纪念太平天国革命一百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于一九八一年八月一日至五日在大渡河畔的石棉县举行。来自全国八个省、市、自治区的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专家、学者和爱好者七十余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到会代表共提供了近三十篇论文、资料。这是继南京、苏州和两广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之后的又一次盛会。会议根据三中全会和六中全会精神，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集中讨论了关于石达开的评价和与此有关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石达开的评价

与会者一致指出，石达开是太平天国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对他的评价，应以1857年6月出走天京为标志，分为前后两期。对于石达开前期活动的评价，大家的意见比较一致，认为：石达开是一位杰出的农民起义领袖，是太平天国的军事家、政治家，文武全才，深得众望，在太平天国革命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但在对石达开后期活动的评价上则存在着较大分歧：一种意见认为，石达开出走天京，是为洪秀全所逼，责任在洪不在石；石达开出走和远征之后，一直把矛头指向清朝封建统治，坚持对清军作战，最后兵败被俘，慷慨就义，有始有终，保持了农民革命英雄的本色。另一种意见认为，石达开前期功绩卓著，应予肯定，但后期所犯错误也是十分严重的。1857年6月，石达开率部出走，大搞分裂活动，给太平天国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害。但是另一方面，石达开始终打着太平天国旗号，奉太平天国正朔，坚持反清，所以仍属太平天国内部的矛盾；最后，由于个人英雄主义恶性发作，受骗被俘，投降乞死，晚节有亏。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石达开在后期走上了分裂主义道路，率部离开老根据地，企图到四川割据一方，从而，断送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大好形势，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最后在大渡河紫打地全军覆没，投降变节，成为农民革命的叛徒。

二、石达开与“诛杨密议”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石达开在“杨韦事变”中的立场是正确的，表现是好的。当他全家被害，自己只身脱险后，仍能以大局为重，率靖难之军驰救宁国。后在平定韦氏之乱和总理朝政、力挽危局的斗争中都建立了功劳。但在石达开是否参与“诛杨密议”的问题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根据《李秀成自述》，联系石达开事后对杨秀清被杀一事的态度，指出不能完全排除韦、石曾密谋杀杨的可能。同时，也主张不应把密议杀杨一事同后来韦昌辉借“密诏杀杨”乘机掀起的天京暴乱不分青红皂白地拉扯在一起，从而认定石达开是韦氏同党；但是也不应因为石达开后来采取了反对韦昌辉的正义立场，就将原来他曾同韦氏有过“诛杨密议”一事加以否定。另一种意见认为，石达开参与谋杀东王只有《李秀成自述》中的一条孤证，并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材料。而在《石达开自述》等材料中确可以证明，石达开事先对杀杨之事一无所知。其实，所谓“诛杨密议”不过是洪秀全事后推卸责任的说法。

三、如何评价石达开出走天京和远征的是非功过

这是本次会议讨论得最热烈的一个问题，并取得了一些进展。多数同志的意见认为，石达开出走天京和远征完全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对石达开在这两大事件中的是非功过也应加以区别。在当时形势下，出走天京是石达开所能做出的唯一正确的选择。“杨韦事变”后，石达开毅然起兵靖难反对韦昌辉，合朝同举石达开主持朝政，迅速扭转了局面。石达开受到全体军民普遍的赞扬和拥护。这就招致了洪秀全的猜忌，受到安、福二王的掣肘和排挤，甚至“明图戕害”石达开。不仅使石达开继续“提理政务”成为不可能，而且身家性命也受到威胁。因此，洪、石交恶，矛盾急剧激化，大有剑拔弩张之势。石达开出走天京，避免同洪秀全兵戎相见，这使太平天国避免了一次危机和内讧，避免了又一次“天京悲剧”的重演。石达开出走天京是积极的办法，舍此一途，别无他路，责任主要应由洪氏兄弟负。石达开的错误，主要在于天京出走之后，率部远征，离弃皖赣根据地，极大地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力量。1857年6月上旬，石达开发布“为沥剖血陈，晓谕各军民”的告示，这是他走上既同天王分裂，也同太平天国分裂道路的起点。自此以后，石达开率部转战九省，开辟新的战场，牵制了大量清军，但却始终没有回到君臣携手的道路上来。一种纯然的内部矛盾，只因最初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和处理方法，而终致造成身死国危，全军覆没的悲剧。这一责任则主要应由石达开负。另一种意见认为，石达开的出走和远征，不仅是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且是石达开本人的转折点。对此，洪秀全固然要负一定的责任，但主要责任应由石达开负。石达开骄傲狂妄，意气用事，不顾大局，不讲团结，不能象李秀成那样忍辱负重，用自己的“忠贞行动”来争取洪秀全的信任，以后又率部出走，骗走二十余万太平军将士，大搞分裂活动。特别是在洪秀全削去二洪王爵、用实际行动表示改正错误之后，多次向石达开发出求援呼吁，石达开不仅坐视不救，一兵不发，而且斩杀来使，散布不满。从而，给太平天国造成了灾难和无可补偿的损失，也使石达开自己走向毁灭。

在分析石达开所以走上分裂道路的错误时，有的同志指出，不仅有石达开的主观原因，同时还有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天京事变后，随着石达开个人的声望达到顶峰，他头脑膨胀，不可一世，大有收拾局面非己莫属之慨。再加上小生产者的狭隘和自私，使他不能正确处理同洪秀全的矛盾，不能正确处理他与洪氏兄弟的个人恩怨和农民革命根本利益的关系，以致个人主义恶性发作，铸成“干古遗恨”。在石达开走上分裂道路的问题上，他周围的助手和幕僚起了很坏的作用。他们多为封建文人，出于攀龙附凤、成为开国新贵的野心，热衷分裂，鼓动石达开“割据自雄”，独树一帜。这是不能辞其咎的。

四、石达开在大渡河是“投陷被俘”，“受骗被俘”，还是“投降变节”

一种意见认为，石达开是投降被俘，并用“其心也苦，其错也大，其死也壮”三句话来概括石达开被俘前后的表现。在被俘前，石达开把“舍命以全军”视为大义所在，并无卖身求荣乞求个人活命之心。但另一方面，由于石为失败主义情绪所支配，悲观绝望，愿以一死为其部下求降乞生。结果是自入敌人设置的圈套，本人舍了命，三军将士的性命也并没有保全。石达开的行动玷污了太平天国的旗帜，葬送了部下，也玷污了他自己。他虽然死得悲壮，但他的死又蒙上了一层投降的黑纱。对石达开这种错误行动，既不应盲目赞美，也不能指为叛变投敌。农民起义领袖往往集光荣与耻辱于一身，这是为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住所决定的。另一种意见认为，石达开是受骗被俘。石达开是一个有骨气有节操的农民革命将领，为太平天国革命英勇战斗了一生，是同牺牲在敌人屠刀下的陈玉成、洪仁?、赖文光等英烈并列而无愧的。面对失败，他没有丝毫个人“俎上求生”的侥幸心理，而是想用一己之死，换取部众的生存，以答谢天王，作忠臣义士。他堂堂正正、正气凛然地前往清营商讨“善后”，结果为敌所俘。在清朝的法庭和刑场上，他“神色怡然”，视死如归。石达开舍生取义的行为是悲壮的，但又是极端错误的。舍命非但没有“全三军”，反而使敌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石达开分裂出走，在大渡河紫打地陷入清军重围。在此形势危急关头，石达开一面命令将士放下武器，一面写信向清四川总督骆秉章乞降。石达开由分裂出走到最后投降变节的这段历史，是客观存在，不容否认的。

五、关于石达开失政的原因

与会者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和实地考察。对石达开失败的原因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探讨，提出了不少颇有见地的看法。大家一致指出，必须看到石达开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最后遭到失败是历史的必然，同时也有一些起着不可忽视作用的偶然因素。而“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243页)

(一)从石达开1857年开始远征之后，特别是进入1862年以后，全国形势和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不利于太平天国的根本性变化。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联合绞杀太平天国革命，太平天国的各种弱点充分暴露，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失败已成定局。(二)石达开在屡受挫折之后，迷信天命，心灰意懒，悲观绝望；在战略上也犯了严重错误。他走上分裂道路后，避开敌我双方激烈争夺的江南地区，远离主战场，企图到清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西南地区另辟根据地，偏安一隅，苟延残喘于一时。这种战略思想纯属幻想，只能为清军提供各个击破之机。(三)石达开率部远征之后，必然如鱼离水，如鸟离群，石达开部必然成为一支没有根据地作依托的孤军。在政治上毫无建树，失去支持；在军事上被动挨打，节节失利，处处败北。将士离心，一部分人返回天京，斗志涣散，叛变投敌之事常有发生。当石达开部抵达大渡河时，已成强弩之末。(四)轻信土司千户王应元受赂让路的许诺，上当受骗，孤军深入大渡河南岸的紫打地，陷于绝境。又恰遇山洪暴发，河水陡涨，而石达开对此却毫无估计和必要的准备，终至失去抢渡良机，被清军合围而失败。

上述一些因素和矛盾的产生，从根本上说都是由于石达开大搞分裂主义。石达开既不可能在分裂道路上悬崖勒马，这些矛盾就无法解决，其结果必然导致分崩离析，以至全军覆没。石达开个人的才能，也无助于这一结局的改变。而且正是这些矛盾抵销了石达开赖以战胜敌人的种种条件，使得他的耀眼的才华，在远征整个期间完全黯淡无光了。

此外，会议还就如何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研究太平天国史，以及“太平天国的史学”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次会议还学习两广会议边讨论边实地考察的办法，参观了大渡河紫打地、松林河等古战场和遗址。

一 纪念石达开进军涪州125周年学术讨论会

由重庆市太平天国史研究会、重庆师范学院太平天国史研究室、涪陵市建设委员会、涪陵市园林管理所联合召开的“纪念石达开进军涪州125周年学术讨论会”于1987年6月11日至15日在四川省涪陵市军分招待所举行。到会的有来自北京，陕西，江苏，安徽，广东，广西，四川，贵州八个省市的太平天国史专家及当地的史学工作者共60余人。

6月11日上午8时半举行了开幕式。开幕式由市建委副主任、建环局局长任达福主持。首先由市园林所所长李建威汇报会议筹备经过；然后宣读了我国研究太平天国史的老前辈罗尔纲先生的贺信与来自全国各地高等院校、科研单位、文博单位、专家学者的贺信、贺电计20件。涪陵地区行署周纪律副专员、涪陵市政府金起农市长相继讲话，介绍了涪陵地、市改革开放及经济建设发展情况，并希望到会的专家学者，对曾在涪陵战斗过的历史人物石达开展开讨论，作出比较全面的评价，使得涪陵市修建翼王台、石达开像以及其他纪念活动有所依据。

各地来宾中先后发言的有广西壮族自治区社科联梁宁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陈宝辉副编审、广州师范学院陈华新副教授，他们分别介绍了广研究石达开与纪念石达开的情况，有关石达开的著作出版情况，与对石达开的评价中有争论的三个问题。重庆师范学院院长叶乃器在书面发言中表达了对会议的祝贺，与今后能和涪陵地区加强横向联系的愿望。

重庆市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史式会长在发言之前向到会同志展示了重要文物＜翼王石达开告涪州四民训谕＞，介绍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史学界研究石达开所取得的成绩与这次会议准备讨论的中心议题。开幕式于上午12时结束；当天下午与会同志参观了望州公园中新建的翼王台、翼王隐马池与翼王井，并考查了望州关一带当年太平军驻军与作战的古战场遗址。

自6月12日至15日进行讨论，讨论会由重庆市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史式会长主持。主要议题与讨论情况如下：

一 交流与石达开有关的文物史料信息

广西贵港市罗甫琼副主席介绍了近年来石达开故乡广西贵港市所发现的有关石达开身世的文物史料，并提供了当地已修建石达开纪念馆的消息。安庆市博物馆胡寄樵副馆长指出，安徽所发现的两张地契，为肯定石达开的安庆易制提供了重要依据。春纳和秋纳的执照联在一起，说明石达开体恤民间疾苦，春天交不出的粮可以在秋天一起完纳。涪陵市教师进修学校曾立人老师提供信息，说是在解放初期冕宁县还发现过石达开路过时遗留下的缎面装帧的文书。

二 对石达开的评价问题

对石达开的评价，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石达开在太平天图前期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是一位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太平天图第一流的军事家与政治家。他在后期的作为虽有缺点与失误，仍不失为一位能够推动历史前进，对后世起激励作用的值得纪念的英雄人物。

广西社科联梁宁副主席指出：石达开的离京远征是避免再度内讧，是解决农民起义内部矛盾的一个创举，不是分裂，不是背叛，而是为了在统一的旗积下开辟第二战场。这是做了前人从未做过的事情，有功无过。过去对石达开的指责，颇受李秀成自述的影响，而这份自述有很多地方是不真实的。他又指出，石达开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并不限于生前，而是及于后世。不仅辛亥革命时期许多革命志士受到石达开的鼓舞而投身革命，就连我们党老一辈革命家中也有不少人----如朱德总司令----就是因为受到石达开的影响而毅然参加革命的。只有这样比较全面地看问题，才能正确地评价古人。

宝鸡师范学院姜秉正院长在发言提纲中指出，石达开在天京内讧的一切行动，包括兴师靖难，不是加剧内讧，而是制止内江的恶性发展。他离京远征，不是进行分裂，而是与天京本部势成犄角，配合作战。他舍命全军，不是变节投降，而是舍已救人，客观上也有好的效果，至少有四千部下得以存活，散流民间。因此，就石边开后期所作作为的社会效果而言，是可以肯定的。

三 石达开进军四川战略的问题

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石达开始终以推翻满请，光复祖国为目标。他进军四川，企图取得成都为根据地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目标。而进军涪州，则是为进取成都服务的，是一个更为短暂的阶段性目标。他入川以后的战略是运动战，在进取成都以前无建立根据地的打算。他与清军在四川境内的战斗始终是抢渡与反抢渡的斗争。因此，在发现清军封锁长江，即使占领涪州也难以渡江之时，就立刻引军西去，另觅渡江之地，他从涪州城下退兵不是战败，而是战略转移。天降大雨与敌人顽抗，不是他退兵的主要原因。

四 石达开入川后放弃宗教迷信的问题

重庆市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史式会长在论文中指出；以发布＜告涪州城内四民训渝＞为标志，石达开在入川以后放弃了太平军传统的对上帝教天父天兄的迷信，只以民族大义号召人民反清。从此，他们的正式文告中再也没有出现天父天兄的字样。当天京的洪秀全大搞宗教腐化，信天不信人， “满口天话”之时，四川的太平军能够毅然抛弃宗教迷信，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团结广大人民进行斗争，这一措施是明智的与进步的。这就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在太平天园诸领袖中特别推祟石达开的主要原因。与会同志大都赞同这一论点，并且作了不少补充。

五 关于《训谕》的史料价值

对于珍贵的历史文物《翼王石达开告涪州城内四民训谕》，本地同志介绍了发现它的经过；在讨论中，与会同志都充分肯定了它的史料价值。认为以《训谕》为标志，入川以后的太平军推行了与太平天国那一套老办法大不相同的政策与策略，主要是放弃了宗教迷信，提出了近似于辛亥革命时期提出的民族主义的口号一一立心复夏，致意安民。《训谕》揭示了光复华夏的民族大义，号召涪州人民“效沛子弟”“杀酷令以归降”，自比为诛暴秦兴汉业的义军。正如广西师范大学钟文典教授在书面发言中所指出的：在这种号召之下“人民闻风响应，十数万人踊跃加入太平军。石达开的军势军威得以复振，也谱写了四川人民革命历史的光辉篇章。事虽不成，光辉永在！”

为期五天的会议于6月15日胜利结束。这天下午举行了闭幕式。参加闭幕式的除外地与本地的全体代表外，还有涪陵地，市两级的各位领导同志。涪陵市园林管理所李建威所长作了总结发言后，刚刚从南京赶到的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郭存孝馆长向会议致贺，同时把一份珍贵文物《翼王石达开告涪州四民训谕》的复制品赠送给涪陵市。王天义副市长代表涪陵市接受了这件礼物。

涪陵市王天义副市长在讲话中说到过去对石达开的评价不公允，是因胜则成王败则寇的封建思想与‘四人帮’的影射所造成的，应该加以澄清。说石达开叛变投降是毫无道理的，因为他的信仰既末动摇，又非贪生怕死，他又为什么要叛变投降呢？相继讲话的有市政协刘忠礼副主席，涪陵地区建设委员会朱风桐主任，涪陵地区文化局黄节厚副局长。他们都热忱祝贺这次会议圆满成功，并欢迎各地专家学者们再次光临涪陵腔，支持涪陵四化建设。与此同时，

二 纪念太平军进军四川125周年学术讨论会

由重庆市太平天国史研究会，重庆师范学院太平天国史研究会，涪陵市建委，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重庆市博物馆，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重庆教育学院历史系，重庆市历史学会联合召开的“纪念太平军进军四川125周年学术讨论会”于1987年11月11日至15日在重庆市沙坪坝重庆师范学院举行。到会的有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山西，吉林，陕西，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等十六个省市自治区的高等学校，科研单位，文博单位，新闻出版单位的太平天国史专家学者与日本朋友菊池秀明等共60余人。

大会结束后，《太平天国史大词典》编委会继续开会三天，商讨词典便纂工作的进程。

11月11日上午8时举行了开幕式。参加开幕式的除会议代表外，还有重庆市的来宾，重庆师范学院的领导，历史系师生共400余人。开幕式由重庆师范学院历史系萧堂炎主任主持。首先由重庆市太平天国史研究会会长，重庆师范学院太平天国史研究室史式主任汇报这次会议的筹备经过。他说：“我们重庆市对太平天国史研究工作起步较晚，条件较差，之所以能在短时间中做出一些成绩，出了一些成果，全靠全国太平天国史学界许多师友的大力支持。这次会议的召开，得到全国各兄弟学会，各有关单位的热情响应。像南京大学的方之光教授为了不误会期，竟在没有买到卧铺票的情况下，硬坐数十小时，如期到会。这种精神令人感动。各位师友的支持，对我们既是鼓励，又是鞭策。我们决心快马加鞭，做出成绩，以答谢师友们的关怀！

重庆师范学院叶乃器院长与重庆市社科联陈家聪副主席相继发言，介绍了重庆师范学院，重庆市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时的情况。对于不辞辛苦，远道而来的各位代表表示深切的谢意。

贵州师范大学校长吴雁南教授在发言中说：“我是参加了1985年12月1日重庆师范学院太平天国史研究室成立会的来宾。这个研究室成立不到两年，能做出这么多的成绩，令人欣慰。”

广西师范大学钟文典教授与中央民族学院郭毅生教授相继发言，介绍了目前国内外研究太平天国史的情况。郭毅生教授称赞重庆市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工作是异军突起。

当天下午三时，全体代表到达重庆枇杷山重庆博物馆，参加为配合大会召开而由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与重庆市博物馆联合举办的“太平天国文物展览”的开幕式。重庆市冯克照副市长为开幕式剪了彩，与代表们见了面，并陪同代表们参观了展览。

11月12日进行了一天的讨论。13日全体代表乘船赴四川省涪陵市参观太平军在125年前进军涪州时留下的史迹，包括涪陵市南郊的天险望州关两军对垒的古战场。望州公园内为纪念石达开而修建的“翼王台”“翼王饮马池”“翼王井”。当天下午到达涪陵，晚上即乘船返回重庆。在涪陵市参观时，涪陵的王天义副市长，市建委的任达副主任热情接待了代表们。代表们盛赞涪陵市领导同志对文物古迹的重视，与对太平天国史研究工作的热情支持。

11月14日，15日又进行了两天讨论。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与讨论情况如下：

一 关于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古为今用

不少同志认为，如果说这次农民起义成功的经验对我们所起的借鉴作用已经不大，他们失败的教训却是今天仍有不少地方值得我们借鉴。例如吃大锅饭，难以克服的平均主义；例如洪仁矸推行新政，常受到来自内部的抵制。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二 关于对石达开远征军的再认识

有些同志认为：石达开远征军是一个群体，人数最多的时候超过20万人，不能单纯地看作石达开个人意志的产物。有必要从天京军民对石达开共上“义王”尊号，大量太平军将士从各个地方陆续投奔石达开，追随他“近征”和“远征”这些事实上来考虑问题。石达开远征军会不会是“群众选择领袖”的产物，会不会是太平军将士“民主意识”的产物？值得探讨。

三 关于对石达开的评价问题

宝鸡师范学院姜秉正院长认为：评价古人，应该从他行为的社会效果立论。例如石达开的兴师靖难，是制止了内讧的延长；他的出走，既逼洪秀全雪去安福二王王号而稳定了政局，又避免了再度内讧而保存了革命力量；他的舍命全军，确已全活了4000人，这些行为的效果都是好的。

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石达开在太平天国前期功勋卓著；在太平天国后期孤军奋斗，最后虽然失败，仍然起了牵制清军，配合长江下游的太平军作战的作用。他自己的奋斗精神也很能激励后人。因此，他在后期的功绩也不能否定。需要继续发掘史料，对他当时所处的环境，条件，与他个人的思想，性格加以认真的探讨，才能作出公允的评价，绝不能以今人的标准去苟求古人。

不少同志认为，对古人的评价还不能一盖棺就定论，还应该探讨他身后所产生的影响。例如石达开在远征西南各地所留下的火种，对辛亥革命起了促进作用；老一代革命家中有不少人是受到他的影响而投身革命的。在评价石达开的时候，也应该考虑到这些作用。

四 关于“舍命全军”的评价问题

不少同志提出：历代农民起义的领袖在濒临失败之时，常有“舍身救民”“舍命全军”的情况发生。除石达开的舍命全军之外，对杜文秀也有舍身救大理军民的记载。这种现像值得认真探讨，不可轻易的一口否定。尽管不同时代的阶级都有不同的道德标准，但是根据任何道德标准来看，舍己为人总比损人利己好得多。

五 关于洪石矛盾

不少同志认为：过去受封建“正统”观念的束缚，认为石达开离开洪秀全就是离开革命，背叛太平天国，这是不公允的。我们既然承认石达开的出走是洪秀全所逼迫，是洪秀全一手造成的，而出走又避免了再度内讧，保存了革命力量，则不难作出判断：石是而洪非。出走以后，石达开本不想远走高飞，只想从事“近征”，而洪秀全却以撤职，拆台来逼他“远征”。这只能再一次说明：石是而洪非。

六 关于石达开远征军放弃宗教迷信

在涪陵会议上提出的石达开远征军在进入西南腹地后放弃了宗教迷信的新观点，在这次会议上得到了不少代表的赞同与补充。

七 关于石达开与少数民族的关系

有的同志认为：石达开最后的失败是受洪水阻拦与番族彝族土司的围攻，这说明他没有处理好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有的同志则认为，石达开从渡过金沙江到兵临大渡河，已在彝族地区行军多日，从未与彝族发生冲突，而是顺利通过。这就足以证明他在这一方面的工作做得不错。土司头人受清廷收买而乘人之危，不能够说明石达开不善于处理民族关系。

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石达开的母亲就是壮族人，他在故乡时，常在来土斗争中排难解纷，很会做团结人的工作，因此不致于有严重的歧视少数民族的情况发生。

八 关于太平天国纪年的问题

不少同志认为：太平天国纪年的下限问题，实质上就是承不承认石达开远征军的问题，承不承认石达开牺牲后他余部的斗争的问题。如果只以天京政权为准，则下限应断于1864年；如果承认改编后灯捻军就是太平军，则下限可延长至1868年；如果承认石达开殉难后他余部的斗争，则下限还可以延长至1872年。因为石达开远征军余部李文彩部是在1872年4月才在黔东的牛塘失败的。

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太平天国纪年的下限应该是1872年。

11月15日下午举行了闭幕式，重庆师范学院叶乃器院长在闭幕式上再次感谢各地代表对会议的热情支持。会议期间，重庆电视台播放了会议的开幕式与“太平天国文物展”剪彩的新闻，各地有关报刊陆续刊载了有关会议的消息。

偶也只是当年从别人手里接过来而已。

现在偶在网同看着三个太平天国的馆子，其中两个是别人办的，呵呵。。。。。。??笑ING。。。

久仰久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