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有一个好女婿的国军中将-杜聿明（1） -- woyan

杜聿明，字光亭，于1904年11月28日出生在陕西米脂县东区吕家崄杜家湾。世代是当地名门望族。杜聿明在解放后曾回忆说当时家里有100多响地，佣人和长工加起来有十多个人。

其父杜良奎，清末举人，曾被清政府任命为县令，但没有上任，而跑到西安长安大学堂去教书，并参加了同盟会。武昌起义后回米脂，鼓动县里的民团起事赶走了清政府官吏，自己当了几天县长，后来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辞职，还组织过对陕北回民起义的镇压，在当地很有名气。生母叫高兰庭，出身贫寒家庭。杜有四个姐姐、一个妹妹，还有一个弟弟名聿德。

杜聿明十二岁时，被送到陕北著名绅士李鼎铭办的成家坌小学读书。李家和杜家当时是表亲。可是没上几天，就因为杜聿明的伯父杜良辅病故，家里没人主事，而杜良奎一直在外教书，素来不问家务，而不得不回家当起了这个大家族的管家，不过也培养了杜的管帐治家的本领。

杜十六岁时，他的父亲由榆林返家，见其因操家务，学业基本荒废，大为不满，决定将家务交侄儿杜聿成管理，杜便随父到榆林中学继续读书。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因亲共在解放前被胡宗南枪毙)是杜聿明的堂哥。杜在读书期间，体育很好，并跟着体育老师（一个留学过日本的退役军官）很快学会了步枪射击瞄准要领，且枪法不错。但因基础不好，除数学外，其它功课并不出色。不过其父却对他很有信心，想让他出国留洋，并生他毕业后去考北京大学，好为出国做准备。

1923年，杜聿明在榆林中学毕业。同年8月，按父亲的要求与比他大两岁的曹秀清结了婚。曹也是米脂县人，父亲是该县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她原先在家中学习诗文绘画，婚后才到榆林女子师范读书，曾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过后来“清党”因家庭成份又被清了出来。

婚后杜聿明由父亲安排到北京参加补习班，准备报考北京大学。在北京学习期间，杜认识了阎揆要、关麟征、张耀明等陕西老乡。虽杜很努力，但因英语和国文太差，自认为无法考上北大，但又不敢回家，正在不知怎么办的时候，在《新青年》杂志上看到了黄埔军校招生的广告。在关麟征的鼓动下，私自决定投考黄埔军校。

1924年3月，杜聿明和堂兄杜聿鑫、朋友阎揆要、关麟征、张耀明等十一人，从北京取道天津，搭乘轮船经香港去广州。到广州后，因已经错过了原定的考试时间，不得不拜访了国民党元老，曾在陕西担任靖国军总司令的于右任，在于的推荐下参加了军校的加试，考试内容很简单，只有两科，数学和国文，数学是几道四则运算题，国文则是写一篇文章：”对三民主义的认识”，数学题对杜来说很简单，但当时杜对三民主义还没什么认识，只好将在新青年杂志上看到的一些内容写了下来。几天后开榜，这几个人全被录取，成为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生。事后他们去拜谢于右任时，于告诉他们当时国民政府想打开北方局面,所以对北方来的学生特别从宽。

入学后杜编在第三队第三区队第九分队，队长为金佛庄，同学有陈赓、李仙洲、侯镜如、黄杰、关麟征等人。

• 有人写过了 嘿嘿

杜聿明刚刚入校，就先后收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申请入党表格，因杜属于地主家庭出身，对共产党的纲领很是反感，因此只加入了国民党，不过他和同届的陈赓等共产党人的关系却一直不错。

在军校期间，杜以枪法出众和军容军纪整齐而受到过邓演达的公开嘉奖，在受训六个月后，被分配到何应钦第一教导团第一营第三连当见习官兼军需上士。在这里他当年当管家的经验派上了用场，每天精心安排士兵每月六元的伙食费，带着炊事兵上街买菜，然后又跟着下厨房做饭，全连伙食办得很好，深受连长和土兵的称赞，不久升职为第二排副排长。不过他当副排长后，却嘴脸一变，对士兵要求过于苛刻，导致不得人心，处境困难，几乎在连里混不下去。

1925年春，杜聿明随教导第一团参加第一次东征。时任该团宣传队长的陈赓，见杜在连里实在呆不下去了，便把他调到宣传队当队员，担任检查部队军容风纪的任务。他发现任何一个官长或士兵，只要打破老百姓的一只碗或损坏一棵庄稼，都要有关人员照价赔偿，有时自己掏钱赔偿。攻淡水城时，蒋介石挑选敢死队员，作为爬城先锋，他也自告奋勇报了名，但未被入选。

东征军攻克淡水后，杜聿明得了皮肤病，混身溃烂，不得不请假回广州医治。治愈后杜与其他三人回黄埔军校谒见党代表廖仲恺，廖说：“你们来得正好，胡景翼(西北军河南军务督办)要办军官学校，连连打电报请广州派人协助，现在派你们到河南去，帮助胡筹备建校。”临行前，廖将一封信交给杜，要杜经过北京时，将信面呈孙中山先生。

同年3月初，杜一行四人到了北京，找到了在北京的汪精卫，并在汪的引见下见到了已处于昏迷状态的孙中山。杜聿明将廖仲恺的亲笔信双手递给了孙先生的副官马湘，后写了一封致廖先生的信，汇报了孙中山的病情。接着，他们转赴开封，在胡景翼的直接领导下，协助苏联顾问筹办军校。不过仅过了一个月，胡就因病去世，新任军长岳维峻(原第二师师长)对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都不感冒，军校办不下去了，杜给广州国民政府写了封信问怎么办，广州方面回复说让他们在北方坚持斗争，但杜等在河南岳维峻处已没有容身之地，在呆下去可能命都没了，没办法只好回到了陕北老家。

回家不久，当地的大地主吴宝山钱多的没处花，在国民二军高桂滋团捐了一个补充营营长当着玩，该营自己负责招人发饷，吴宝山听说杜是军校毕业的，就用重金聘请其为副营长兼第一连连长，成为实际的负责人。该营刚组建完，第二军就被派往华北，补充营行军途中在榆次被晋军缴械解散，杜还被押至太原监狱关了起来。好在太原警备司令孪生达是老同盟会员，对黄埔学生抱有好感，出面将杜释放。出狱后杜感觉大受打击，于是郑重地给广州革命大本营及黄埔军校分别写了书信，汇报自己的情况，要求返回广州。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即回信指示：希望杜聿明仍留北方，让他和孙中山的待卫长马湘联系，参加在北京碧云寺停厝的孙中山先生灵榇的守护。这时，正好高桂滋奉令率部开赴北京，担任京畿的卫戍勤务，重新组编的吴宝山补充营也随团北上。到达北京后，高桂滋将补充营改为特务营，派该营进驻西山，杜聿明仍任该营副营长兼第一连连长。

到了西山后杜和马湘取得了联系，当时马湘手底下只有十几个人，正在为护陵发愁不知道该怎么办，见杜来了如见了救星。原本广州方面是让杜接受马湘的领导，但因为杜手里有人有枪，最后反而是杜领导了马湘，驻扎在碧云寺静宜园，负责起了守护孙中山灵榇的任务。

当时兵荒马乱的，也没什么人想去碧云寺找一个死人麻烦，杜在西山整天无所事事，年纪轻轻的正精力多的没处使，在手下人的怂恿下，开始吃喝嫖赌起来，最后竟然敢拿连队的军饷去赌博，被士兵发现后几乎引起兵变，这时原来的营长大财主吴宝山已经觉得兵旅生活并不好玩，回老家接着种地去了。新任营长和杜不和，趁机要处置他，正好此时广州方面开始北伐，杜聿明获悉这一消息后，决心南下归队，于是不辞而别，离开了北平。

杜聿明逃到武汉后，先找到了邓演达(时任国民党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兼武汉行营主任)。邓对他在北方的经历很感兴趣，向他了解北方一些情况后，问：“你现在准备到那里去?”杜说：“我准备到南昌找校长。”邓对他的回答很吃惊，让他先到武昌南湖学兵团找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兵团团长张治中。

当时，武汉正发生“血花剧社”事件。张治中会见杜聿明时，问杜对此事件有何看法。他说：“我反对血花剧社有人提出反蒋的口号，我认为反对校长就是反革命。此中定有人捣鬼。不过我们国民党的处理也有不当之处，这种小事不必弄成惨案，搞得舆论哗然，不利于革命。”张连连点头赞许，并提醒他，现在外面思想情况很复杂，一定要有自己的坚定信念。张还劝他，在南昌方面战局未定以前，不必去找蒋介石，可以留武汉工作。因此，杜聿明打消了去南昌的念头，在张治中学生兵团任第一营第三连中校连长。

宁汉彻底分裂后，武汉方面的倒蒋运动达到了鼎沸的程度。有一天，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在武昌阅马场召开大会，将枪决洪君器。洪是张治中的内弟，在学生兵团任职,一次在同张治中谈话时，提出要把学生团带到南京去，结果被洪的传令兵告密。于是，武汉当局逮捕了洪。会上，当众人高呼“打倒蒋介石。枪毙洪君器”的口号时，杜既不举手，也不呼喊。当天晚上，三连召开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大会，对杜聿明提出质问，杜始终不回答一句话。最后，全连以党员大会的名义，决定将杜先行禁闭，待请上级彻底查办。当被反绑押送时，杜拼命反抗，大喊自己无罪。不久，宁汉双方开始发生军事冲突，武汉方面最初打了一个胜仗，负责关押他们的守卫头在庆贺胜利时无意对手下人说：“这些人都是反动分子，等打完仗很快就要枪毙掉。”当晚下起了大雨，杜和几个关在一起的人冒死逃了出来，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扮成商人模样，乘船前往南京。

杜聿明到南京后，找到了早已跑到南京的张治中，此时张任总司令部训练处主任委员。张又带杜去见蒋介石。蒋很高兴有黄埔学生能主动跑到他这边来，给了杜一些钱，并叫他到总司令部黄埔同学会登记处登记。张遂委任杜为校园委员会中校委员。

同年8月，蒋介石被迫下野，张治中出国考察，杜聿明跟着也失了业，这时他的老婆又从陕北跑来找他，大女儿也已出生，生活很是困难，只好靠南京黄埔同学会每月十二元津贴和一些朋友的接济来维持生活。

1928年夏，张治中考察回国，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主任。杜聿明又去投奔他，他令杜为该校杭州预科大队第二中队中校队长；次年初，杜回南京军校任第七期第四队中校队长；同年冬又任新编第一师第二旅参谋主任。1930年初，蒋介石成立教导第二师，张治中任师长，杜聿明任该师第二旅第五团一营中校营长，不久升为该师第六团上校团长。

1930年冬，教导第二师改番号为陆军第四师，杜为第十二旅第二十四团团长。他认为团长这个职务很关键，搞得好就能爬上去，搞不好就会一蹶不振，因此格外奋发努力。师长徐庭瑶要求部属甚为严格，看到多数团队都是松松垮垮的样子，唯独杜团认真遵照其指示办事，教育训练各方面井井有条，操练娴熟，因而对杜大加赞赏，特别加以培养。

1932年初，徐庭瑶的第四师奉命开皖北参加大别山“围剿”红军，在霍丘被红军旷继勋部击败。在关键时刻，杜聿明率第二十四团全力反攻，采入背后穿插的方式突入霍丘，使红军撤退，救了徐庭瑶。为此徐庭瑶上报晋升杜为少将团长。这年冬，徐升任第十七军军长，杜被委为该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旅旅长，不久升为该师副师长(师长关麟征)，至此杜在蒋军中开始展露头脚。

这两段描写，若都是事实，那杜某真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啊。莫非都是功利心使然？

中校连长? 是不是笔误啊？

估计那个时代比较特殊。

也许是非正规军校？如果如此，连长授中校确实是高了点，不过高得还不算太离谱。

1932年1月，日军侵占山海关。2月，日军进占热河。1933年3月，日军向长城各要塞推进，第25师奉命开往古北口阻敌进犯。3月10日，日军第8师团及骑兵第3旅向第25师阵地发起进攻，开战第一天，师长关麟征就负重伤，改由杜聿明代理师长。

在这次战斗中，杜聿明第一次从日军的进攻中领教了什么叫炮步协同进攻和空中支援。由于国军还按照军阀混战时的方式防守，虽英勇抵抗，依靠地型优势守住了主阵地，但伤亡极大，两天后整个25师基本被打残，不得不将阵地交与第2师防守，率部撤至密云整补。

通过此役，杜聿明认识到了武器的重要性，当年秋天，在杜聿明的要求下，进入南京中央军校高教班第一期进修。学习期间，经同乡、黄埔一期同时毕业的马志超介绍，参加了复兴社。成为复兴社中少有的军队系统中的人物。

1936年3月毕业后协助徐庭瑶创办南京陆军交辎学校，培训指挥机械化部队作战的军官。并任学员队队长，在这里杜开始学习如何使用装甲部队。1937年，交辎学校战车营、交通兵第2团所属装甲汽车队合编，并补充一批战车，建成国军第一个陆军装甲兵团，杜聿明委为第一任团长。“八•一三”淞沪抗战时，杜聿明率装甲兵团第1营的2、4两连，在上海汇山码头协同步兵阻击企图登岸的日军，此役虽然阻止了日军登陆的企图，但战车的使用很有问题，基本上当做一个个活动的火力点使用，并没有发挥其强大的突击能力。

1938年，装甲兵团撤至湖南湘潭整训，不久扩编为第200师，约有兵力2万人，杜聿明任师长。在任内他全力以赴大举练兵，同时杜聿明主张练兵首先练官，练官首先练自己。他自从任装甲兵团团长开始，就很注意这个问题；当师长后，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为了掌握技术。他穿上工作服，刻苦学习驾驶和修理，常常钻到车底下修底盘；他还把新发现的问题，随时提出来和大家一起讨论。如：战车和步乒联合战斗如何协同；单车与群车之间的配合；战车射击和伪装；战车与炮兵协同等问题。杜善于学习，做到不耻下问，深入探索，终于由外行变成内行，逐渐系统地掌握了机械化部队的作战指挥要领。在他的带领下，全师官兵钻研技术蔚然成风，形成了练兵高潮。当时，国民党随军记者评论说：“他虽非机械专科出身而钻研机械知识，极有心得。治军之暇，仍手不释卷，将来学问之造诣，兴事之成功，无可限量矣。”

杜聿明说：“我们不但要加强作战指挥和战斗训练，还必须注意到加强精神训练，丰富官兵文娱生活。”他特委了一批政治干部，经常向官兵灌输爱国主义思想，要求连队成立小型俱乐部，创办黑板报，教唱军歌，经常组织球类、田径比赛。这些措施，深受官兵的欢迎。

1938年12月，第二百师扩编成新编第十一军，从湖南湘潭移驻广西全州，杜聿明委为副军长(军长徐庭瑶)。不久，番号又改为第五军，杜升任军长。该军是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初期成立的唯——的机械化新军。杜提出：“操场就是战场”，“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要求新军具有“五除”(除骄、惰、伪、欲、恶)、“三习”(习精、诚、勤)的朝气。

这时，杜聿明把练兵的重点转移到步兵师的训练上来。杜认为，战场上决战的胜负，阵地攻防的得失，完全依靠步兵来完成，机械特种兵，只在火力协同，用火力的优势来压倒敌人，要达到攻必克，守必固，全部歼灭敌人于战场上，是要由步兵师来完成的：所以，他非常重视士兵体格，并注重射击、刺杀、投弹、夜战、近战等训练。他每到各团、营、连看士兵训练时，都一一做示范，同士兵用步枪、轻机枪射击比赛，提出谁打得满分，当场发奖金；发现教育上有发明创造的，当场讲评表扬，并传令各师派军官来观摩。后来重庆军事委员会派员来校阅，第五军的军事训练列为全国第一。此时，杜聿明年仅三十四岁。

支持。

　为截断西南国际交通线，从1939年夏起，日军集结兵力，准备开辟华南战场。11月17日，日寇在防城、北海登陆，进占钦州，19日，又突破小董防线，向南宁进击。杜聿明奉命率军迎战。11月24日，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第12旅团(旅团长是中村正雄)进占了南宁，一个月后，又攻陷了桂南战略要地昆仑关。杜聿明分析了当时的战局，向重庆最高统帅部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乘敌孤军深入后援未济之时，集结优势兵力，配合地方民众，迅速反攻，以击破侵敌而恢复国际之重要交通。”

12月16日晨，杜聿明奉桂林行营发出的第1号攻击命令，以郑洞国的荣誉第1师担任正面主攻；戴安澜的第200师为总预备队；邱清泉的新编第22师迂回敌后，孤立昆仑关之敌；先破昆仑关，再收复南宁。18日晨，命令担任正面主攻的荣誉第1师在战车、炮火掩护下向昆仑关的日军发动猛攻，经过一昼夜血战，占领昆仑关。9日午后，日军在飞机掩护下，又夺走昆仑关。此后双方反复争夺，昆仑关阵地几经易手，双方伤亡很惨重。后经郑洞国提议，在国军人数占有决对优势的情况下，开始决定采用要塞式攻击法，一步步地把包围圈缩小，最终困死敌军。经过一系列攻坚战，各大小阵地均被攻占，到12月31日，昆仑关战场的所有日军全被肃清。这次战役据日军战后公布的材料，日军第5师第11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被击毙，该旅团班长及军官85％以上被打死,日军共计伤亡4000余人。不过总的来讲，国军也是惨胜，是役第五军伤亡11000多人，其中亡5600余人，失踪800多人。由于地形的原因，第五军的机械化的优势并没是展现出来，仗主要还是靠步兵来打的。不过由此也可看出，在具体的战术指挥上，杜并不擅长。

战后，杜聿明在巍峨的昆仑关上，建立了一座“第五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并亲笔写了四百多字的悼念碑文。他对记者说：“这次抗战胜利，各位在战场上都亲眼看到了，请如实宣传，用不着格外夸大，但有一点是需要着重宣传的，那就是要强调本军是民众的武力，民众是本军的父老，所以诸位要记载这一次胜利，千万要带一笔，本军的胜利，其实也是民众的胜利。”

战后，杜聿明在巍峨的昆仑关上，建立了一座“第五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并亲笔写了四百多字的悼念碑文。他对记者说：“这次抗战胜利，各位在战场上都亲眼看到了，请如实宣传，用不着格外夸大，但有一点是需要着重宣传的，那就是要强调本军是民众的武力，民众是本军的父老，所以诸位要记载这一次胜利，千万要带一笔，本军的胜利，其实也是民众的胜利。”

1942年初，日军第十五军饭田样二郎率四个师团分两路向缅甸进攻。中国派出远征军，杜聿明为第一路副司令长官。中国和英国军队集结后，策定作战计划，分三路南下迎击日军。杜聿明第五军为中路军，于3月9日接替英缅军在同古的防务。

经过同古守城和斯瓦逐次阻击战和没有成功的曼德勒会战，最终远征军走上了惨败境地，有许多资料介绍过这一过程，我就不再复述。此次失败虽然主要是英军只想到利用中国军队为其安全撤退作掩护不积极配合，以及史迪威和蒋介石的多头指挥再加上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罗卓英的失职。但杜聿明在战役执行过程中的举棋不定和只听从重庆方面的遥控指挥造成的同史迪威的冲突，对失败也要负有一定责任。

在失败后举行的最后一次联席会议上，英军总司令亚历山宣布：英国准许中国远征军到印度避难，但入境前须申报难民身份，由英国军队矛以收容。杜聿明对这一带有侮辱性的邀请极为愤慨，当即站起来说：“我的部队不能接受亚历山大将军的好意。既然我们从中国来，就该回中国去。我想我有自己的国家，不必上印度去做难民。我相信日本人挡不住我的道路！” 4月30日，远征军各部分头实行总撤退，孙立人率新38师随史、罗撤往印度，杜聿明第5军遵蒋介石的命令撤向国境。各部经过之处，多是崇山峻岭、山峦重叠的野人山及高黎贡山，而由于撤退仓促，困难估计不足，末能带上足够的给养，加以原始森林内异常潮湿，蚂蝗、蚊虫到处皆是。导致疟疾、回归热及其他传染病大为流行。沿途官兵大量病饿而死，行军路线上尸骨遍野，惨绝人寰。杜聿明亦感染痢疾，几乎病死。直到部队侥幸被一架美军侦察机发现，重庆方面开始全力空投给养，才挣扎着回到了境内，但全军损失了三分之二的兵员和全部重装备。

杜率第五军残部回国后，因损失巨大，一再向蒋介石检讨说：“这次作战失败是学生指挥无能，未能完成任务，为国争光，请校长处分。但蒋认为杜很听话，这次远征又受了不少罪，不仅没有给杜处分，反而擢升杜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总司令之职。

当时在云南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蒋介石和云南省主席龙云的矛盾非常尖锐。蒋处心积虑要翦除龙云，龙云在云南也处处防着蒋，并对重庆方面的命令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蒋当时任命杜时就意味深长的让他想办法” 捍卫西南战略要点”。杜深知如果不搞好与“云南王”龙云的关系，不仅自己在昆明蹲不下去，弄得不好甚至会身败名裂。

于是杜对龙云采取了部下对长官的态度，执礼甚恭。如有关行营和地方政府的事项，在处理前杜都向龙云请示，经龙同意后再执行，决不专擅，对龙的手下也礼敬有加。

一次杜的士兵在查哨时发现附近树林里有一对青年男女在乱搞，便以有伤风化给抓了起来，不料该男青年是龙云手下一名管后勤的少将的公子，该公子在军营里大闹，反而诬陷抓他的士兵抢劫，杜知道后不由分说，当即下令将抓人的两名士兵枪毙，还亲自将该公子送回家中并郑重道歉。杜的军法处处长和杜是黄埔同学，认为证据不足拒绝执行命令，被杜大骂，气的辞职回家。还有一次杜手下的几名宪兵在昆明因为纠察军容问题和云南本地的士兵发生冲突，被龙云的保安队给关了起来，杜得知后竟然说：连龙主席的人他们也敢惹，应该被关几天。并给龙云打电话致歉。

通过这些事情，杜渐渐取得了龙云的信任，并同意将自己的军队交由杜指挥。杜的这种奴颜卑膝的做法，虽然引起了不少国民党军政人员的非议，甚至有人向重庆控告。然而，蒋介石却对他抚慰再三，并开了一张巨额支票送给他，令其安心履行原任务。

1945年4月初，蒋介石突然电召杜聿明去重庆。蒋与杜一见面，就问：“你来的时候看到什么人没有?”杜答：“谁也没有看见。”蒋高兴地连声称好，接着说：目前准备对日本侵略军进行总反攻，必须先安定后方，统一云南的军事政治，保障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现在拟调龙云到中央任军事参议院院长，恐其不服从中央命令，你要在军事上作彻底解决龙云的准备，先将昆明附近的国防工事全部控制，然后在我明令到达的同时，即以武力解除龙云的全部武装，限龙云于3日内到重庆。并问杜有何意见。他一口就承担了这个任务。蒋介石很高兴，要杜即刻回昆明作准备。可是何应钦认为，劝龙云自动辞职是可能的，龙不会顽固恋栈，这样解决可免于动武。杜聿明也表明同意。于是，何和杜从多方劝龙云自动辞职，历经三个月之久，龙云却毫无退意。

是年8月9日，蒋介石再次电召杜聿明到重庆。蒋指示说：“你这次回去做解决龙云的准备工作，除军事准备外，还要对云南的通讯、交通及各机场作周密的布置，防止龙云逃跑。”

8月11日，杜聿明飞回昆明，立即进行解决龙云的准备工作。在军事方面，杜假借到沦陷区大城市解除日本武装作准各为掩护，对排长以上军官亲自教授沙盘模拟演习，对龙云在昆明的兵力、驻地作了调查研究，拟定了对策，并将龙云儿子控制的两个旅调往中越边界，以期在短时间内将龙云的武装彻底解决。昆明通全省的电话、电报、公路、铁路及飞机场，也制定了严密控制办法，使龙云与外界隔绝，无法逃走，只留五华山弹丸之地和一营卫队，让龙云自己决定去从。对于如何投送蒋介石命令，说服龙云就范也作了准备。这些工作秘密进行了一个月之久，才告完成。

9月27日，蒋介石派王叔铭秘密到昆明，送亲笔信给杜聿明，告知他日内就要颁布免除龙云在云南军事政治本兼各职的命令，调龙云为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并指示杜将飞机、大炮、坦克一齐准备好，万一龙云不服从命令，就集中火力轰击五华山，但又要杜“绝对保证龙云的生命安全”。

当时杜聿明考虑到，万一龙云在事件中死去，社会舆论必然加罪于己。于是，杜连夜复蒋一封信，大意是：龙云只有一个五华山弹丸之地，不足为患，轰击五华山，会波及云南大学、西南联大的安全，引起学潮，在政治上造成极端不良影响。蒋最怕闹学潮，回信同意杜的意见，不使用大炮轰击及飞机轰炸。

9月29日晚，杜聿明即赴昆明市北郊岗头村准备好的指挥所内，召集团长以上干部及新任云南省民政厅厅长、代理省主席李宗黄等开会，下达行动命令，并将解决龙云的命令送交美军一份，将中央任免龙云本兼各职的命令送交龙云。

30日凌晨5时，杜部都到达进攻位置，并将军委会命令送给龙云各部队。事出龙云各部队意外，都猝不及防。仅五十多分钟，就都被缴了械，仅剩下一座五华山。

龙云拂晓听到东门枪声时，即从住宅后门奔上五华山，随即发出“勘乱”的电报。这时，龙云还不知道其保家部队早已完蛋。由于龙的通讯机构皆被监视或破坏，“勘乱文电”俱未发出。10月3日，宋子文飞昆明，上五华山与龙长谈，龙感到大势已去，不得不随宋于10月4日离昆明去重庆。起飞前，杜和龙的亲属都到机场送行，杜向龙道歉说：“对不起院长。”龙说：“你是奉命行事，不怪你。”

10月14日，杜忽然接到蒋的命令，要他到重庆去。杜15日飞抵重庆。这次蒋氏接见，与过去大不相同，对杜优礼有加，还很有兴趣地询问了解决龙云的经过。继而，蒋吞吞吐吐地对杜说：“你解决龙云对国家立了功，可是得罪了龙云。你应该为国家背过，任劳任怨。我表面上先公布将你撤职查办的命令，以后再任你别的职务。”杜很了解蒋的心理，就慷慨地说：“只要于国家有利，个人不计较任何名利地位。”蒋听了很高兴。16日，蒋发表命令：“杜聿明在云南处理失当，着即撤职查办。调任关麟征为云南警备总司令。”

1945年10月18日-杜聿明回到到重庆，同一天，蒋就发表了任命杜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的命令。

（摘自维基百科）

龙云1945年10月被调至中央任“军事参议院院长”的虚职，被软禁三年，1948年12月，在陈纳德等人帮助下，龙云从南京出走香港，1949年从香港赴北京，加入共产党的新政府，历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协商会议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6年曾出访苏联、罗马尼亚、捷克、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1957年龙云被划为右派，1962年在北京去世。1980年其右派问题被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