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有一个好女婿的国军中将-杜聿明（1） -- woyan

杜上任后第四天，蒋介石对杜当面指示，要与苏联接洽，接收东北领土主权。杜去东北经同苏军联络，确定了接管时间和操作细节后返回重庆。当后来按时间表安排部队时，苏军突然自行宣布东北撤军，原苏军占领的地盘被东北民主联军迅速接收。为此，杜大骂苏联人背信弃义，便向蒋建议：要接收东北非用武力不能解决。请求迅速抽调兵力，由美舰掩护从葫芦岛或营口强行登陆。

11月8日，杜聿明到达秦皇岛，指挥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向向山海关和锦州进攻，经激战于26日杜率部进入锦州，同日占领了山海关。

12月16日，国民党政府与中共举行和谈。蒋介石命令杜赶在停战令下达前尽量占量东北。杜接到蒋的指示后于12月23日命令第五十二军冒大雪进占北镇、黑山，然后又分兵两路，分别向阜新、营口进攻，占领了北票、朝阳、黑水平泉等重要城市。

杜聿明自东北的战役开始以来，因疲劳过度肾病复发，不得不于2月18日乘专机飞北平，秘密进入白塔寺中和医院治病。3月16日，动手术割去左肾。4月16日，因战事变化，仅休息一个月便返回沈阳。

总的来讲，当时东北的形势是有利于国民党的。东北的老百姓认为国民党是政府军，共军只是一个匪。军事上虽然共军从苏联手里得到了一批军事准备，但主要是日本人剩下来的，而东北的国军多数已是纯美械了。杜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当蒋派白崇禧来要求军队进攻停止在沈阳以北，准备同共军谈判时，杜据理力争，分析了双方态势，说明了要—举进占长春的原因。共列举四点理由：(一)进攻四平目的，就是为了击败共军主力，一举收复长春、永吉，如不继续前进，则前功尽弃；(二)国军整训，共军也整训，而共军扩充非常迅速，必然坐大；(三)进攻命令已经下达，中途变更会引起混乱，有被敌各个击破危险；(四)长春为东北首府，永吉、小丰满水电站电力可以利用，在地形上可依松花江天堑与共军隔江对峙。并说如果战事顺利，建议渡过松花江，收复整个东北。

白同意了杜的收复长春、永吉后再和共产党谈判，下停战令的计划。

5月23日，国民党军进占长春，开始沿松花江与共军对峙。

个人认为国民党在东北的停战是国共内战中的最大败笔，使东北共军可以从一直失利的窘境中摆脱出来，开始巩固后方，实施土改，并可从苏联方面获得补给，为最终的壮大创造了条件。

1947年5月15日，经过近一年的休整，北满的共军开始渡江南下，展开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打的杜聿明一筹莫展，肾病再次复发，不得不于7月8日离开东北到上海医治。

1948年6月，经过近一年的医治和疗养，杜聿明身体康复，蒋介石遂任命杜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二兵团司令官。

杜上任不久，奉蒋介石命令他指挥三个兵团去增援济南。杜认为济南城防坚固，守一个月应该没问题，准备双方打到精疲力尽的时候，他再出动从中渔利。又害怕共军围城打援，特意绕了一个大圈子去济南，结果还没走到一半，济南就被攻克，只好掉头返回徐州。同年9月21日，辽沈战役开始，10月初，完成了对锦州的包围，切断了东北国民党军通往关内的唯一通道。蒋介石电召杜聿明到北平开会，讨论收复锦州事宜。

在会上杜认为目前收复锦州是凶多吉少并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但蒋执意收复。当晚，蒋派参军罗泽闾去找杜，要杜接卫立煌任东北剿总总司令之职。杜认为是个烂摊子，没法干，拒绝任命，推托说：“我有病，不能去。”

第二天蒋强行任命杜聿明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辽热边区司令官，指挥沈阳主力和葫芦岛部队东西对进，收复锦州。杜聿明无可无奈地接受了这“跳火坑”的差事，对手下说：”身为军人，虽然明知不可为，也只有勉力为之了”。重返东北收拾残局。10月28日，廖耀湘西进兵团10万人马在辽西会战中全部被歼，11月2日，沈阳失守，杜聿明指挥东进兵团5个军12个师由葫芦岛乘船撤逃。

他的部队在东北迅速推进，摊子越铺越大，兵力使用已经达到极限了，前边还在追林彪，后边184师就被消灭了，263团在松花江北呆了还不到10天就被消灭了，可知杜聿明手头的兵力已经不足以维持攻势了。

　11月6日，解放军华东、中原野战军发起淮海战役。11月10日，杜聿明奉蒋命飞徐州，仍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指挥解黄百韬第7兵团之围。在战前会议上，杜聿明提了两个方案。第一方案竟然是“以黄百韬兵团坚守碾庄圩一周至十天，以十三兵团守备徐州，以七十二军为总预备队，以第二兵团、十六兵团会合十二兵团先击破二野六个纵队，然后回师东向，击破三野以解黄百韬之围。”在大决战电影里，邱清泉对这个方案连称高明，但实际上此方案绝不可取。当时根本就搞不清中原野战军的主力位置，怎么能找到二野主力都是个问题？此时郑州洛阳开封都已经被中野攻克，中原有巨大的回旋空间，估计等找到二野，连黄伯韬尸体都凉了。另外邱当时也没参加会议。第二方案是全力解黄伯韬之围。12日，杜聿明指挥邱清泉、李弥两大兵团由徐州东援黄百韬，但遭华野阻援部队顽强阻击，直到22日黄兵团在碾庄地区被全歼。

11月28日，蒋介石把杜聿明召到南京开会，决定放弃徐州。杜认为既要放弃徐州，就不能恋战，既要恋战，就不能放弃徐州。建议徐州主力经永城撤到蒙城、阜阳地区，以淮河作依托，再向共军进攻。蒋当即批准了杜的计划，命杜马上返徐州进行部署，一定要想法把徐州的3个兵团安全地撤出来。杜聿明回徐州后立即召集各兵团司令官开会，提出“撤即不能打，打即不能撤”的原则。要求各部在撤退中以“滚筒战术”行进，即各兵团形成一个圆球或圆筒式态势，以免被解放军包围。

12月1日，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弥和孙元良3个兵团撤离徐州，向永城方向前进，但只带了7天的口粮，撤退时国军还带着大批党政人员和他们的家属，甚至还有不少徐州各大专院校的学生，大家混成一团，速度还奇慢无比，三天时间只向西南方向前进了四五十公里。

到12月3日，杜聿明接到蒋介石空投的手令，令其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协同蚌埠北进李延年兵团南北夹击，解黄维兵团之围。

杜认为蒋的命令违背了当初他提出的“撤即不能打，打即不能撤”的允诺，将导至全军覆没。他最初想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由，按原计划继续向永城方向撤退。但转念一想，如不解黄维之围，蒋必将整个失败的责任归罪于他。于是，他把各兵团司令官召来，出示了蒋的手令后说：“大家考虑一下，我们敢于集体向总统负责，就继续向永城方向撤退；不敢负责就打，这是军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慎重。”各将领知道杜不想执行命令，但又不想背个抗命的名声，想让大伙给他垫背，谁都不说话。最后，众将决定服从蒋的命令，停止撤退，前去解救黄维兵团。杜聿明即下令采取“三面掩护，一面攻击，逐次跃进”的战术，向濉溪口发起攻击，结果没救成黄维，自己也被包围于陈官庄地区，陷入外无援兵，内缺粮弹的绝境。

邱清泉、孙元良见态势险恶，主张突围。杜沉痛地说：“今天做恐怕晚了，既违命令，又不能全师，有何面目见老头子!”杜召开会议，最后仍决定分头突围，到阜阳集合。未几，杜又改变主意，决定邱清泉、李弥兵团不突围，继续向解放军发起攻击。同时，他迭电蒋介石，催促速调大军与解放军决战。

不久全军被围，12月10日起，解放军停止对陈官庄、青龙集地区的进攻，对国民党军展开了二十多天的政治宣传攻势。包围圈里粮食困难，一张饼买到1两金子，大批平民和伤兵冻饿而死。杜聿明向蒋介石呈献了上、中、下三条计策，供其选择。上策是集中武汉、西安的兵力与解放军决一死战，中策是持久固守，以争取政治上的时间，下策是冒险突围。

年底，蒋介石电杜：“听说吾弟身体有病，如果属实，日内派机接弟回京医治。”杜感到，抛下数十万将士只身逃走，决不忍心，即复电蒋：“生虽有残疾在身，行动维艰，但不忍抛弃数十万忠勇将士，请钧座决定上策(指上中下三策的建议)，生一息尚好，誓为钧座效忠到底。”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宣言和平。杜聿明也觉得只有和平才是出路。但到1月3日，杜忽然接到蒋的命令，按原定空军掩护突围方案实行，自5日起投足三天的粮弹。杜见蒋还是选了下策，认为这下子没有希望了。

解放军于6日发动声势浩大的攻击，国军一触即垮。杜急电空军轰炸支援。7日，李弥兵团司令部所在地青龙集阵地被突破，杜又急电请蒋在10日投毒气弹，掩护突围。9日黄昏前后，杜到陈官庄第五军司令部，企图纠集残部，按照蒋介石的命令于10日上午突围。然而，邱清泉、李弥等人劝杜必须当晚突围。他被迫给蒋发了最后一个电报，说：“各部队已混乱，无法维持到明天，只有当晚分头突围。”之后，他仅带着副官、卫士等十来个人向南跑去。

10日凌晨，这一行人迷了路，跑到了华野四纵政治部所在的一个村庄，他们冒充华野第十一纵队的人向村民问路，问完后居然拿出一个金戒指作为酬劳。村民又惊又疑遂向驻在村内的四纵11师卫生处报告。卫生处派出两名通信员问话，因为他们自称11师押送俘虏的但是答不出11师的师长姓名，便将他们全数扣押。

讯问的结果，这十几个人中有一个自称是记者，一个自称是徐州被征用的汽车司机，另有一个穿普通士兵军服中年人的声称自己是军需官。

卫生处赵云宏处长便给负责收容俘虏的纵队政治部主任陈茂辉打电话。说又抓到一个国民党军官，有记者和司机跟随，还有卫士，身份不明，估计是个将官。

陈茂辉要赵处长赶快将人送来，可是电话上催了几次，足足等了两个小时，才见负责押送的干部进来报告，陈主任不免发火责问。那个负责押送的干部说：“这几个家伙特别怕飞机，一路上总是走走趴趴，磨磨蹭蹭，好容易才弄来。”说着便向门外喊道：“进来！”据陈茂辉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到，当时这三个人仍然躲在屋外不肯进屋，那个“军需官”还不停地嘟囔“有飞机，躲一躲吧”。陈茂辉当时真的以为他是害怕飞机，安慰他说：“你们的飞机也没什么可怕的，炸不到人。”实际上这个“军需官”哪里是害怕飞机，他是因为周围都是他昔日的部下而自觉没脸见人。

　这位军需官此时穿着一身士兵的棉军装，脸上抹得黑黑的，连军需处长都不太像倒是活脱脱地像个老伙夫。他进门以后，向着陈茂辉主任敬了个礼。陈茂辉让他坐下，递给他一支“飞马牌”香烟。他接过来放在桌上，连忙从衣袋里掏出一包美国骆驼的香烟，撕去烟盒上封口的红条条，先抽出一支很礼貌地递给陈主任，然后才送一支到自己的嘴上。

　坐在一旁自称“记者”的那个人，竟忘记了这是什么场合，连忙掏出打火机，咔嚓一下打着了火，恭恭敬敬地给他点烟，被军需官瞪了一眼。“记者”恍然大悟，赶忙转过手将火送到陈茂辉面前。他们这些动作，使陈茂辉警觉起来，面前这个俘虏绝不是一般的人物。再仔细一看，发现他鼻子底下有一些没刮干净的胡髭，很明显，此人本来是留有颇为威严的唇髭的，只是因为临时剃得匆忙，没刮干净。 从他的年龄和身边有这么多卫士、“记者”来看，这条鱼肯定不小，至少也是个军级的，决不可能只是个军需处长一类的角色。下面就是那一段著名的对话：

“你是哪个单位的？”

“十三兵团军需处。”

“干什么的？”

“军需处长。”（据杜聿明自己回忆他没有说是处长）

“姓什么叫什么？”

“高文明。”

“这个名字倒不错。”陈茂辉笑着说。“十三兵团有几大处？”

“六大处。”

“把处长的名字写出来。”

“高文明”从衣袋里掏钢笔，一伸手，就露出了手腕上的高级手表。掏了半天，掏出的是美国的香烟；再掏，又一包香烟；再掏，掏出的是一包牛肉干；再掏，又一包牛肉干。最后，才掏出一支派克金笔，可是只写了几个字就写不下去了。“简直象个魔术师”，多年以后陈茂辉回忆说。

“写啊，怎么你连一起的几个处长的名字都不知道？”

“我知道，知道”。“高军需”嘴里说着知道，可是写来写去也只是在“军需处长高文明”的字样上又描了几笔。那个“记者”见势不妙，上前要替他写，被陈茂辉轰到了一边。

陈茂辉看透了“高军需”的紧张心情，安慰他说：“你老老实实说出自己是谁不就行了？我们的政策是宽待俘虏，除了战争罪犯杜聿明以外，只要放下武器，不论大官小官，我们一律优待。”

杜聿明当然更不可能主动承认了。杜聿明心里想着：“我就是，你还不知道”，便一声不吭了。

陈茂辉又说：“你们国民党是失败了，黄百韬被打死，黄维兵团也被消灭了，兵团司令黄维和副司令吴绍周想逃没有逃掉，也被活捉了，你想混是混不过去的。”

杜聿明听了一惊，忙问：“黄维在哪里？”

“你可以见到他，两三天之内就可以。”

杜聿明陷入了沉思，陈茂辉也不再理他，埋头处理自己的工作。

这时，又有几批国民革命军俘虏被送到政治部，陈茂辉故意指着俘虏们说：“你看看，这面一堆是你们的士兵，那边一堆是你们校以上级别的军官，他们都是自己主动坦白的。你想瞒过他们的眼睛也瞒不过去，还是主动坦白的好，不要等他们来检举。”“高军需”见到这么多自己昨天的部下又羞又恼，将头深深低下，既觉得自己打了败仗对不起部下，又为解放军明显的怀疑感到恼火，再也不肯看那大群的俘虏一眼。

过了片刻，杜聿明想通了些，打算同这位“风度不错”的陈主任好好谈谈，但他觉得附近人太多，谈话不太方便，就要求换个地方。恰在此时，一架国民党空军飞机在附近投下了一枚炸弹，所以陈茂辉误以为杜聿明是怕飞机，就说：“没关系，我们和你们打了几十年的交道，你们的空军有多大本事我们早见识的得多了，它吓得了你们，吓不了我们。”

杜聿明见不能换地方就不再说话，只是拼命抽烟和吃他的牛肉干。时近中午，陈茂辉命令伙房给杜聿明等人准备饭菜。既然估计到是个大官，当然就得按照俘获的高级军官的待遇，事隔几十年，陈茂辉仍然记得给杜聿明准备的饭菜是“炒马肉和韭菜炒马肝”。杜聿明心里有事，只吃了半碗小米饭就停箸不吃了，倒是“记者”和“徐州司机”从突出陈官庄后就一直没吃饭，狼吞虎咽吃了个饱。

饭后，杜聿明问陈茂辉：“能不能找个地方让我休息一下？”

“也好，等你休息之后我们再谈。只要坦白交代，我们一律优待，只除了战犯。”（按：这最后的半句话是不久以后杜聿明闹自杀乱子的导火线）

陈茂辉以为杜聿明怕飞机怕得要死，又担心他在空袭时玩什么把戏，就命人将他带到了村口一个四外不靠的磨坊里休息。一进磨坊，杜聿明就把头蒙进大衣里睡了。

黄昏时分，在村子广场里的俘虏群中，忽然传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总司令死了！

总司令！总司令是谁？陈茂辉马上想起了那个还没查明身份的“高军需官”。一经检查，原来是“高军需官”趁警卫战士小便的机会用一块石头猛敲自己的头，打得满身是血倒在地上晕了过去。

查清楚情况，陈茂辉一面令人用吉普车将杜聿明送往卫生处治疗，并令专人严加看管，一面命令把“记者”立即带到自己跟前。这一次陈茂辉不再客气了：“你到底是什么人？那个‘军需官’到底是什么人？你必须现在给我老老实实全部交代，你再敢坚持反动，我马上就枪毙你。”

“记者”魂飞魄散，“我交代，他……他是杜聿明长官，我是他的随从副官。”作为证明，他从身上掏出一副精致的象牙筷子，筷子上的字样表明这是杜聿明在驻昆明第五集团军总司令任上过生日时当时的云南省主席龙云送给他的礼物。

次日，陈茂辉带着一张从师敌工部要来的杜聿明的照片来到卫生处关押杜聿明的地方再去看这位“高文明军需处长”。

“你叫什么名字？”陈茂辉笑着问。

“你们既然已经知道了，还来问什么？我要求会见陈毅司令员。”

陈茂辉对照着照片又仔细端详了一下杜聿明：方方的脸孔上除了没有原来的胡须和多了一圈纱布以外，别的地方完全一样。

他的头衔在照片背面写得清清楚楚：国民党中央委员，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战争罪犯杜聿明。

当杜聿明被俘的消息传出后，他的妻子曹秀清马上赶到南京，要求见蒋介石夫妇。蒋未接见，只批示：“杜已被俘，着速厚慰其家属。”曹不满，便到“总统府”吵吵闹闹，说：“我的丈夫身体有病，还要他率部突围，他走不动，突什么围呀!不是明明要他的命么?”当时一些报纸曾登有“曹秀清大闹总统府”的文章。

1949年5月初，上海即将解放，曹秀清在上海的住处来了一个神秘的人物，此人带来了一份蒋介石的手谕和机票，要求曹秀清携其子女必须乘国民党最后一架离沪的飞机飞往台湾，并许诺到台后将保证其全家的生活和子女的学费。在不知丈夫死活、今后的生活又无着落的情况下，曹秀清带着自己的婆母和5个儿女来到了台北，并在台北县定居下来。当时全家的生活来源仅仅是靠国民党当局每月颁发的一点补助金，根本不够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曹秀清只好外出打工，在一家公司干收发的差事。

杜聿明的长子杜致礼当时在美国读书，由于家庭困难，没有钱交学费，只好给母亲写信，希望得到帮助，可是曹秀清也没办法，只好去找蒋介石，申请给以生活上的补助。看在杜聿明曾为国民党立过战功的份上，蒋介石特批了1000美元作为补贴，但要分两年支付，而杜聿明的长子在美国一年的学费就需要3000美元。儿子得知情况后一怒之下服用了大量安眠药自杀。

杜被俘后送到了山东的解放军军官训练团，和王耀武、文强等昔日同僚关在了一起，不过因为他闹过自杀，还声称只求一死以报国，怕他闹事，所以给单独关了起来，最初一段时间还给上过手铐和脚镣。文强曾回忆说在训练团期间杜得知他也关在这，还让守卫带给他两盒香烟。

湖南程潜起义后，陈明仁曾去看望过他，让杜感到很惊讶。他一直认为陈明仁的反共不在他之下，竟然会起义。后来张治中程潜等也来看过他，让他觉得共产党不会杀他，而这么对党国元老投降中共，也使他对共产党有了新的看法，开始不那么抗拒改造了，在写材料时特意写了一句”要看看共产党是怎样领导人民创造新世界的”。从53年转到功德林开始，杜聿明不再单独关押，和其他人关在一起了。

杜虽然参加了集体生活，但还放不下官架子。开会时总是要先向周围扫一下再坐下，一脸的严肃。讨论的时候总爱先说几句，说完还要再扫视下四周。学习后发言时，总是长篇大论，书上的， 报纸上的，大段大段、整篇的引用，大伙只好硬着头皮听，会后议论说杜当官当惯了，还是保安司令那一套。

娱乐时，有时也放不下架子，杜爱打桥牌，水平也很高，每次打牌，经常教训搭档贬低对手，搞的其它人都不爱和他一起玩了。一次小组会上组长邱行湘指出这一点，杜还大发脾气，说邱底下不说，非要拿到小组会上，是两面三刀，故意寒掺他。

和其它玩不到一起，杜就练习写毛笔字。别人写的是蝇头小楷，他写的则是蚊头小楷。每张纸能写二千多字，写的工工整整，像印的一样，这样每写一页要花两个多钟头。每写完后则欣赏把玩良久，并自称为磨毛笔专家，以此来消磨时光。

也是因为他也认为陈明仁反共很坚决，但是没想到陈明仁同时也反蒋，至少是对蒋介石已经失去信心。而且手里只有十万拼凑的军队，怎么可能抗衡四野和二野四兵团的百万大军呢。按照杜聿明自己的回忆录，被包围于陈官庄时也考虑过如果蒋介石下野，他也不反对把部队交出，但是蒋下野前决不背叛。心情和陈明仁也算半斤八两了，两人位置对调一下恐怕就是他去看望陈明仁了。

杜聿明思想的转变，还有一个原因是共产党治好了他的病。

杜共有胃溃疡，脊柱结核，肺结核和肾脏结核四种病，曾被人戏称为四肢不灵，五脏不全，在57年前均被基本治愈。为此在57年的交待材料中，杜曾写到”我当年在旧社会有钱有地位，病都没治好。现在我是一个罪犯，人民政府还想尽一切办法，治好了我多年没治好的各利疾病，这种伟大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使我永世难忘。

杜的腿总是不能完全伸直，走起路来有种拖泥带水的感觉，47年在上海中医西医查了半天也没查出来，怀疑是在缅甸时染了风湿。原本想去美国看看，后因战事原因被蒋介石阻止了。

后来杜一直关着，别人也没太注意他的身体，直到53年到功德林的时候，一次战犯们在一起洗澡，管教科长李振江突然大喊”201，立正站好”（201是杜在监狱里的代号）。然后就蹲下来仔细看杜的下面。其它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也都围过来看。杜自从军校毕业后就没集体洗过澡，本来就别扭，这时更加不好意思，忍不住大声叫到：你这不是侮辱人吗！说完就把手巾向李振江扔去。李也没生气，说他屁股上有了一个大包，赶紧穿衣服，带他去医务室。

后来诊断时发现了他有那四种病，于是卧床休息，每天保证足够的营养，并由周恩来特批安排人去香港买特效药，特别是对他的脊椎结核的治疗，还为他特制了一具合身的石膏板，使他能够舒适地安眠入睡。就这样，经过一年多的治疗，杜恢复了健康。杜为此曾说”共产党对此有再生之恩德”

1957年，美籍华裔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诺贝尔奖金，这是第一次华人获得诺贝尔奖，这两人的去向对大陆和台湾都很重要，立刻成了两党争取的对象。但领奖前杨只去了香港和台湾，并没回大陆，并从记者会上的发言看，对共产党有一定成见。

于是周恩来当即决定派出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前往瑞典祝贺。代表团其实只有两人，就是杨振宁的老师张文裕和夫人王承书。张文裕在启程前，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到北京功德林1号与杜聿明会晤，向他表明了中共的态度，希望他以岳父的身份给女婿杨振宁写一封祝贺信。此时，杜才知道自己的大女婿为何许人。杜立即判断出杨现在已经是世界知名的大科学家，如果共产党宽大处理了自己，那共产党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尊重科学的形象就会影响到全世界，而自己促使杨亲近大陆，对自己问题的解决也很有帮助，于是他在一张十六开的无格信笺上写下：

亲爱的宁婿：

我祝贺你获得诺贝尔奖金，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

你要注意政治。

杜聿明即草

杨振宁给杜聿明回了信，托张文裕教授带给杜聿明，信中向杜聿明表示感谢，并说，岳父的关怀使他很受感动。同时杨也将杜的情况通知了自己的岳母曹秀清，在信中含蓄他说：”您的『老朋友』与我通信了，他非常关心您，惦念着你们母子的安全。”曹秀清马上提笔给女儿复信：”快告诉我的老朋友，我和孩子都好，让他不要着急，我非常想见他……”

1959年，国家决定特赦一批战犯，杜当时认为自己是头号战犯，且表现并不算突出，第一批中应该没有他，但中共考虑到统战工作，还是于12月4日，让杜聿明作为第一批特赦战犯。当杜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时，十分惊讶，不由得声泪俱下地说：“党和毛主席对我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头等战犯，给予特赦，我无限感慨。誓在有生之年，继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自己成为新人，永远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无论遭受狂风暴雨的阻碍，生死以之，决不返顾!”

4月13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接见了十名特赦战犯。杜对周总理说：“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跟着老师干革命，走到反革命道路上去了，真是有负老师的教导，对不起老师!” 又向陈毅副总理检讨说：“我在淮海战场时，老总写信要求我们投降，我当时抱着与共产党誓不两立的反动立场，拒不回信，坚持顽抗，确实是顽固透顶，应该罪加一等。”

1961年3月，杜聿明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文史专员。

1963年6月，在外交部的安排下，杜的妻子曹秀清由美国秘密经瑞士来到北京。

曹秀清回国后，杨振宁为让岳父岳母安度晚年，特意买了一批美国最新的家电如电冰箱、空调、电动缝纫机和照相机等托运到北京，经周恩来指示，均得到特别关照，免税进口。

1964年11月，杜被特邀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杜聿明也受到了冲击。一天，「破四旧」的「红卫兵」来到了杜聿明家中，把他家的《文史资料选辑》、照相机、缝纫机等值钱的东西都搬走了，最后又要把杜聿明大儿子的骨灰盒当作「四旧」拿走丢掉，曹秀清急了，冲上去哭着求道：”这是我从美国带回来的，是我孩子的骨灰，不能丢呀！”才给留了下来。

事后周恩来得知后，特别指示政协领导，一定要把杜聿明等文史专员作为保护对象，保证他们本人及家属的安全。

71年春，美国国务院解除了美国公民不准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禁令。杨振宁给在上海复旦大学的父亲杨武之去信说，他要回到祖国来看望父母、岳父母和同学朋友。中共当即表示欢迎。并立刻恢复了杜的工作并发还了抄走的东西。同年7月28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并宴请杨振宁和杜聿明夫妇。

1978年，杜聿明当选为五届人大代表和五届政协常委，并分给他一套四室一厅的新居室。

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因肾衰竭在北京逝世，终年76岁。按当时报纸报导，杜聿明临终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病危深思，最关怀者惟一言而已：盼在台湾之同学、亲友、同胞以民族大义为重，早日促成和平统一，共同把我文明古国建成现代化强国，为子孙万代造福！”

杜去世后，因杨振宁在海外参加学术活动，不能及时赶回，追悼会特意延期两天举行。邓小平亲自参加追悼会，由政协主席亲自至悼词，在悼词中中共这样评价他：“他虽然走过曲折的道路，但他有光荣的后半生，为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人民怀念他！

＊以后不准备写这么长的东西了，改写战犯在功德林的一些趣事，感觉可读性比较强，大家有什么意见吗？＊

有过电视镜头，几乎就是两个人架着他下来。就凭他一身毛病都被治好了，这牢坐得也不算太冤枉。

短篇我们当然欢迎，但是长篇也不拒绝。老兄如果可能，长短都发一些如何？不说别人吧，我还是比较喜欢看长篇的。

1949年12月9日卢汉在昆明起事，李弥沈醉等皆被逮捕，这事儿龙云凭他和卢汉的关系出了力。

朝鲜战争期间的事

功德林的趣事曾经有部电影叫<决战之后>,非常有意思.这些战犯后来的思想活动是怎么回事,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一些人对于共产党怎么会取得胜利的问题.当然也有些人认为这些人被洗了脑,但我认为不是洗脑这么简单.共产党怎么就没有那么多人叫国民党洗了脑呢?

盼望woyan兄功德林系列佳作早日出河啊!

好像是叫《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

是杜致仁吧？

杜致礼是杜聿明的长女，杨振宁的前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