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班禅大师的仪仗兵（上）——代王外马甲兄贴大作 -- 花大饼

在华清池泡过温泉，蒋孝文就赶往南京、给他的远房爷爷蒋介石当侍卫室主任去了，宪兵护卫队则乘坐汽车二团的军车奔赴甘肃兰州。

行署的官员们没有动身。诚允特使认为，进藏的路途艰险、甘肃和宁夏的环境复杂，都不是稳妥安全的地方，而西安这里既有重兵把守又有少帅坐镇，军纪优良、路不拾遗、固若金汤，是居家办公的理想之地，所以他决定把行署总部设在西安。

只可惜，诚允先生想不到这里会发生“西安事变”，到时候，东北军、西北军把行署翻了个底朝天，把库房里藏着的皮毛、药材、古玩、玉器……洗劫一空，害得他哭都哭不出来。

诚允特使不和护卫队同行，却有好多人愿意随宪兵一起走。“西北公路公司”把西安开往兰州的票价翻了一倍，可所有的班车依然挤满了乘客。客车紧跟在军车的后面，乘车的人们都认为护卫队的装备强、纪律好，可以保护他们。

从陕西到甘肃，沿途景色荒凉、匪情严重。忽儿听说这里被抢了，忽儿传言那里死了人。

最可怕的是“赤匪袭扰”，有消息说一股红军正从川北向甘南“进犯”，于是，车队时不时地接到真假难辨的报告，一会说东面发现一个团、一会说西边看见几面红旗……搞得护卫队草木皆兵、心惊胆战。蔡智明乘坐的是先导车，心里更是紧张极了——万一从哪个沟壑里或者山顶上杀出一彪人马，头一个丧命的就是他。

车队经过六盘山的时候遇上了大风雪，汽车爬着爬着就爬不动了，车轱辘直打滑，宪兵们只好到附近的村庄里找一些柴草铺垫路面。

这地方叫做华家岭（在甘肃省通渭县），蔡智明原以为自己的家乡已经够穷了，没想到这里比贵州还要穷。寒冬腊月、滴水成冰，十几岁的男女居然没有衣服穿，个个缩成一团、冻得直打哆嗦。

宪兵接连查看了好几家，几乎家家都是这样。感叹之余，纷纷发表议论，均认为是“匪患频繁”造成了交通阻塞、土地荒芜、庶民贫困，而贫穷的环境又使得百姓铤而走险、轻易加入匪盗，最终才导致了恶性循环。

“噫！西北苦匪已久、匪化甚深，非以重兵整顿纲纪，难成剿匪建设之实效”。

在路上颠簸了十多天，虽然吃了不少苦头，幸好没遇上打仗，车队顺利到达了兰州。护卫队的驻地被安排在兰州南郊的玉泉山麓，这里的住宿条件虽然比不上西安城的西北大饭店，但风景却很悠美（现在是“玉泉山公园”，游览胜地），蔡智明十分满意。

兰州是西北军控制的地盘。和西安的东北军不同，西北军的装备比较朴素，官兵们都穿着瓦灰色的土布棉袄，这就使得浑身皮衣马靴的宪兵们显得十分扎眼。当地人不知道“宪兵”是干什么的，就把宪兵大队喊作“仙兵队”，并且对这帮武器精良、服装整齐、长相漂亮的队伍充满了羡慕。

也许正是因为漂亮得过了头，“仙兵”当了没多久，就变成“仪仗兵”了。

36年春节，“宪兵护卫大队”奉命改编为“班禅行辕仪仗大队”，从宪兵司令部划归国民政府行政院管辖。

改编后的仪仗大队依然是营级单位，包括一个大队部和三个中队，总计386人，比先前的护卫队有所精简。

大队部有9名军官、21个兵；

一、二中队均为6名军官、108个兵，其中两个排配挂“一长一短”——德国“盒子炮”外加美国马枪（骑步枪，也称卡宾枪）、另一个排装备美国造“手提机枪”（1928式冲锋枪）；

三中队是机炮中队，6名军官、122个兵，装备有两挺重机枪、四门轻迫击炮。

按照行政院的指令，护送班禅大师的任务应该在十个月内完成（从西安到青海两个月、从青海到拉萨六个月、从拉萨到日喀则两个月），可这时候仪仗队还缺少马匹。于是蔡智明他们就一遍又一遍地向专使行署催促，得到的答复是：“已派人购买所需物资，请耐心等待”。

这一等，就等了半年。

在兰州，无所事事的蔡智明每天和军需官余展鹏一起四处闲逛。

余展鹏是南京军需学校的毕业生，按规矩应该到陆军部队当见习官（准尉），可他却凭着和曾大队长的关系当上了仪仗队的上尉军需，因此也就成了队里唯一一个宪兵系统外的军官。

宪兵单位里经常隐藏着一些“政治密探”，专门从事检举告发的工作，所以干宪兵的人都养成了做事谨慎、说话小心的习惯。可余展鹏却是从松松垮垮的军需学校出来的，行事自由散漫、讲话无所顾忌，这和只上了几个月军校的蔡智明十分投缘，俩人很快就成了朋友。

蔡智明不信佛，余展鹏也不信，于是就经常拿班禅喇嘛开涮。

有一天，两人在外面听说书，说书人正讲到“兰州玉泉山的茅道士想到杭州西湖看灯会，他找来几根谷草搓成绳子，暗念咒语，那草绳立刻化成了一条飞龙。只见茅道士跨上草龙，腾空而去……”，余展鹏拍着巴掌喝彩：“好！这茅道士比班禅喇嘛有本事，班禅要真的是活佛，自己就能飞回西藏，也用不着我们护送了”。

蔡智明刚开始也跟着哈哈笑，可笑着笑着就笑不出来了——旁边的一大群藏族人蒙族人怒目圆瞪、几乎要拔刀子杀过来。

说书的见势不妙、撂下摊子跑了，两个口不择言的军官也吓得惊慌失措、落荒而逃。

从这以后，蔡智明才算是真正知道了班禅大师的威望，再也不敢随便拿喇嘛开玩笑了。

说到这里，马甲觉得应该把九世班禅进藏的背景情况介绍一下。

从“大藏区”的概念来讲，藏民居住的主要区域分为三块：西康、安多和西藏。

西康曾经是一个省，在今四川西部和西藏东部，首府是康定；“安多”却不是行政区域，所以没有首府，它包括四川北部以及甘肃、青海的南部，政治中心在甘南的拉卜楞寺、经济中心在川北的松潘；而当时的西藏，则分为“前藏”和“后藏”，前藏延伸到不丹，后藏包括了锡金。

藏区里有许多活佛，等级各不相同，其中地位最崇高的是达赖和班禅，藏民们称他俩为太阳和月亮。

“太阳”达赖是“前藏”的宗主，据说是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宝贝佛）的大弟子，他的首府在拉萨，“前藏三大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是他的宗寺；“月亮”班禅是“后藏”的宗主，他是宗喀巴的二弟子，首府在日喀则，掌管着扎什伦布寺。

另外，宗喀巴还有个三弟子“哲不尊丹巴”，在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管理蒙古人，好象不如两个师兄那么出名。

宗喀巴是明朝时候的人，他创建的“格鲁教派”历史并不长，“达赖”和“班禅”这两个名字更是清朝以后才有的（达赖是蒙古语大海的意思，班禅是梵语金刚的意思），但“大海”和“金刚”确实很能干，虽然创教时间不长，却能将格鲁教派（也称“黄教”）发展成为藏区最大的僧俗势力，并且在清政府的支持下实施了政教合一的统治。

清朝末年，达赖在拉萨的行政机关叫“噶厦”，班禅在日喀则的办事机构叫“堪布厅”，手下有僧官、俗官、还有军队。俩人在前藏、后藏的权势如日中天。

从理论上讲，达赖和班禅是平等的，但在实际上，“大海”的地位比“金刚”高一截。这不仅因为达赖是师兄的化生，还因为他控制的寺庙、土地、人口比班禅多好几倍，经济实力强，政治势力就大，说话也比较管用。所以，达赖通常能够压过班禅，成为藏区僧俗事务的代言人。

历史上，达赖和班禅也闹过矛盾，但直接撕破脸皮的情况并不多，这里面有个原因是他俩“互拜师父”、有同门同宗的关系。

达赖和班禅都属于能够“转世”的活佛，也就是说，他俩“圆寂”之后并不是死了，而是转个地方投胎、接着活，因此可以从过去活到现在再活到将来，一直活下去。美中不足的是，人虽然活过来，但上辈子的知识却忘光了，只好重新学。

重学知识没关系，寺院可以找有学问的喇嘛充当“经师”。麻烦在于“太阳”和“月亮”的地位太高，谁也不方便为他俩剃度、受戒，而且，小太阳或者小月亮如果调皮捣蛋不念经，也没人敢打他们的屁股。所以，只好请他俩自己解决师承问题，谁年长谁就当师父。

这样一来，达赖和班禅的师徒关系就有些扯不清，今世你是我师父、下世我是你师父，达赖拜了班禅七八次，班禅也拜了达赖好些次。当然也有不拜师的时候，那是因为大家当时都是小孩子，谁也管不了谁，只好作罢。

蔡智明他们护送的这位“九世班禅”，师父就是“十三世达赖”。

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名字叫做“土登嘉措”，说起这个人，看过电影《红河谷》的就知道，那里面指挥藏民抵抗英军的就是他。

在1904年的抗英战争中，达赖、班禅师徒俩是合力抗敌的，《红河谷》里守卫江孜城的藏军是十三世达赖的部下、爬悬崖运送弹药的喇嘛则是九世班禅的僧兵。在这次战争中，前藏牺牲了一个“代本”、后藏阵亡了一个“堪布”，都是高级官员。

但这场战争最终还是失败了。拉萨被占领，达赖跑了；班禅在日喀则，他却没有跑。

按大清朝的规矩，守土官员逃跑是有罪的，于是慈僖太后发话：“革除十三世达赖的封号，由九世班禅代行西藏政务”。这么一来，达赖就对班禅有意见了，他认为徒弟抢了师父的饭碗。

十三世达赖逃到了库伦（乌兰巴托），他先是求蒙古贵族帮忙、接着又派人去彼得堡请沙皇出兵，结果却没人搭理他。于是他觉得徒弟靠不住、满人靠不住、蒙古人靠不住、俄国人也靠不住……到了1910年，驻藏的川军在布达拉宫前面乱开枪、打死了几个僧侣，达赖很生气，觉得汉人也靠不住，于是就跑到印度的大吉岭投靠了英国人。

英国人对达赖挺不错，帮他训练军官、还给他提供武器，十三世达赖也因此建立了西藏历史上第一支近代意义上的军队。

清朝灭亡后，袁世凯恢复了达赖的封号。十三世达赖回到西藏，兵强马壮、人多势众、财大气粗，于是就开始清除异己，专门和班禅过不去。他先是向后藏派遣地方官、接着又在日喀则征收重税、到后来更是随意羁押扎什伦布寺的僧官，逐步取消了班禅的各种特权。

九世班禅越来越搞不过达赖，觉得再这样下去连性命都危险，只好于1923年12月26日（毛主席30岁生日那天）逃离了西藏。为此，藏族人民深情地歌唱道：“都说班禅似神鹰，展翅翱翔去远方……”

班禅大师翱翔到了北京。北洋政府正忙着打内战，京城的旗号变来变去，谁也顾不上这只神鹰。他只好慢慢熬着，一边念经、一边等待时机。

终于，机会让他等来了。

赶走班禅之后，十三世达赖控制了前藏后藏，意气风发、整顿军备、图谋发展。

达赖首先决定向西扩张势力，于是命令尼泊尔王国向他纳税，没想到尼泊尔国王不但不买帐，反而宣布全国总动员、要和西藏的喇嘛开仗，这下把事情搞大了。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都出面调停，把达赖同学批评了一顿，这才大事化小，免除了一场战端。

从此，达赖大师知道西边不好惹，就开始向东面打主意。

1930年，藏军挥兵东进，把驻守西康的刘文辉部川军打得丢盔弃甲，马基（指挥）和代本（团长）们相继占领了德格、甘孜、炉霍……噶厦府的势力一举越过金沙江，控制了金川江以西的广大区域。

西康方面打得顺利，十三世达赖的信心高涨。31年，他又命令军队向“安多地区”进攻，藏军很快攻占了川北的石渠、包围了青海玉树，“安多”指日可下。

可是，“安多”的玉树属于“徇化府”管理，那是“回回”马步芳的地盘。“青马”可不象川军那么脓包，马步芳听说藏兵进犯，立即派出骑兵穷追猛打，不仅解救了玉树、夺回了石渠，还大举南下，打得藏兵溃不成军。藏军不仅没得到“安多”，反而把先前占领的西康德格、甘孜、炉霍……全部丢失，重新退回了原地。

达赖的兵马白辛苦一场，得到一个教训：“马子香（马步芳）的回回兵惹不得！”

在“西藏东扩战争”中，刘文辉和马步芳都曾经向国民政府反映：藏军的武器弹药是由印度的孟买兵工厂制造的，而且，在前线还发现有英国军官。

蒋介石政府向英国方面提出质询，英国人倒也老实痛快地承认了，还说“向达赖藏军提供军火，是根据《印藏条约》决定的”，并且表示，英国政府愿意出面调解“中藏纠纷”。中国大使回答：“这是我国的内政，不必英国插手”，谢绝了调解。

这事虽然就这么不了了之，但却给国民政府提了个醒——如果不及时加强对西藏的管理，让十三世达赖一个人在那里瞎整，早晚会整出什么不堪收拾的事情来——可是，南京政府这时候正忙着剿共、还忙着打中原大战，哪里顾得上藏区的事务。

于是，蒋介石就想起了九世班禅。

班禅大师在内地的这几年，日子过得又好又不好。

说好，是因为他还是挺风光的。无论谁上台，都给他个封号、送他些赏赐；遇到名人死掉了，请他去诵经超度；遇到贵人办喜事，请他去祈祷祝福；青帮大佬杜月笙的“杜家宗祠”落成典礼，也要请他来凑个热闹。班禅就象是走穴的大明星，这里发个通电、那里办个法会，除了能够收取香资、还能保持一定的知名度。

说他过得不好，是因为政府官员们并没有把“班禅大师”认真的当回事。人家请他出头露面，多半是出于虚荣——“给皇上念经的人，现在给我家念经”，够神气！一旦提及政治诉求、国务建议，就没人理睬他了。

就拿班禅自己的情况来讲，他留在后藏的财产被达赖侵吞了、家里的亲属被“噶厦”扣留了、他在日喀则的部下被前藏官员欺负……统统没有办法解决。所以，班禅在内地流亡，虽然有钱有名，但内心里却难免郁闷。他时刻都期盼着能够回到扎什伦布寺，卷土重来。

终于，1931年“西藏东扩战争”后，南京政府册封九世班禅为“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年俸十二万元，并且颁发了玉印玉册。班禅正式获得了“护国法师”的地位，返回故土的希望似乎就在眼前了。

九世班禅很清楚，他回藏的主要威胁是十三世达赖。因此，在上表中央政府的“十六条意见”中，他除了一再申明要“维护中央、西藏间固有之统属关系”，还提出了三方面的要求：一是要求前藏、后藏划清界线，前藏归达赖管、后藏归班禅管，并且由中央政府派员分驻前后藏，井水不犯河水；二是请中央政府提供两个团的武器装备，帮他组建卫队，还要给他提供无线电台和长途汽车，这样，一旦有事，既可以报告又可以逃跑，比较安全；三是求中央做主，让达赖归还其强占的后藏的财物、释放其扣押的人质……

从班禅的角度而言，提出这样的要求其实并不算过分。

可是，一心独霸西藏的达赖喇嘛岂能允许班禅和自己平起平坐，他随即针锋相对地向国民政府提出要求：一、撤消班禅的封号；二、查抄班禅的武器；三、撤消班禅的办事机构、对班禅本人实施拘禁；四、取消班禅的俸银和办公费用。

这下子，班禅被激怒了。在此之前，他还从来没有公开讲过师父的坏话，这一次终于忍不住破口大骂、一口气对外宣布了达赖的“十大罪状”。于是乎，太阳和月亮两个活佛翻出几十年的旧帐，电报来电报去、吵得不可开交。

这个局面让南京政府十分为难。很明显，班禅是更加维护中央政权的，可如果支持班禅，不仅会得罪土皇帝达赖、更会得罪洋霸主英国，这就让蒋委员长感到难以承受。想来想去，他只好装聋作哑、再“研究研究”。

这一研究，就研究了好几年。

不过，在这几年里，国民政府依然成立了“班禅行辕”，并且提供了足够的办公经费。

有网友知道，军统头子徐远举曾经在班禅办事处工作多年，这是真的，其实，在班禅身边的军统人员远不止他一个。原因很简单，“九一八事变”后，华北的局势十分复杂，如果稍不注意，让班禅和溥仪一样被弄到满洲国去了，以他在东北、西北和蒙古的影响，麻烦就大了。

在这几年里，班禅被国民政府照顾得很好。可是，西藏的喇嘛们却没有把达赖大师照顾好，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忽然死了。

有资料说，达赖是因为感冒以后吃错了药而死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反正他死得很突然。

得知这个消息，班禅大师表现出极大的悲痛，半年里举办了多次“诵经法会”，我不知道这个悲痛是不是真的，如果以马甲的小人之心度班禅的活佛心肠，他应该高兴才对。因为班禅返藏的最大障碍终于解除了，他终于可以回家了。

事实也是这样，班禅大师随即就着手准备返回西藏。可是，在返藏方式和返藏途径的选择上，英国人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们希望班禅从“海路返藏”，也就是先坐船到印度、经过英国的控制区再回到西藏去。对此，班禅本人没有表态，国民政府在经过很长时间的研究之后，决定班禅大师由“陆路返藏”。

班禅是从陆路逃出西藏的，现在还是从陆路回去……

以上，就是蔡智明他们护送“班禅返藏”的大致背景。

说句题外话。现在对十三世达赖的官方评价是“爱国的宗教领袖”，对此，我当然不会反对。

只是，从十三世达赖的身上，可以看出十四世达赖（现在还在印度的那位）的行为根源。当然，从格鲁派教义而言，十三世达赖和十四世达赖实际上是同一个人，这很有趣。但不管怎么说，负责抚养并教育十四世达赖长大的，正是十三世达赖身边的亲信和那些参谋，这当然会使得两代达赖的思想和行为有着很深的延续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十三世达赖做过的事，十四世达赖多半也会接着做。

达赖如此，班禅的情况也是如此。

活佛也是有人性的，都会受到近墨近朱的影响，不是么？

1936年，兰州的冬天过去了，春天来了，春天过去了，夏天又来了。

6月中旬，诚允特使终于从西安来到了兰州，甘肃省的主席朱绍良、驻军的军长于学忠、邓宝珊等人都去迎接。车站上还是那一套，依旧是军乐悠扬、彩旗飞舞、锣鼓喧天，依旧树起“诚”字大帅旗，诚允大人也依然志得意满、神采奕奕……所不同的是行署的钱花光了，诚允一到兰州就给“蒙藏委员会”发电报，请中央政府增拨款项。

蔡智明心想：不管怎么样，这回可以出发进藏了吧。

人家班禅大师在甘肃的拉卜楞寺已经等候多时了。“宪兵护卫队”也好、“班禅仪仗队”也罢，组建了十个月，居然到现在还没有见过班禅本人，这实在有点儿不象话了。

…………

先贴一张班禅大师的“工作照”，下回再接着说

从35年12月磨蹭到36年的6月，护送专使终于从西安来到兰州。

当然，也不能说行署的人在这半年里尽偷懒不干事，至少他们采购了许多东西，把西关大街的几间库房塞得满满的。

库房里存放了不少预备赠送给西藏各界的礼品，具体是些什么玩意蔡智明也不知道。不过，有次他去行署办事，由于表现出了充分的好奇心，一个姓刘的“卫尉”（“卫尉”是诚允大人鼓捣出来的官职，大概相当于侍卫官）破例送给他一份礼物——美国“CANKIN”金笔。这可是高档货，只有在大上海的高档商场才能卖得到。看来，刘“卫尉”们是刚从南方大城市回来的。

仪仗队的每个人配备了一匹马，马匹是从青海买来的，个头不高、粗壮有力，很适合藏区的道路。

官兵们还领取了新装备。

分发给蔡智明的东西包括：子弹二百发（含弹匣）；衬衣两套、单军装两套（含一顶布帽子）、呢军装两套（含一顶呢帽子）、皮衣裤一套（含一顶皮帽子）、羊毛衣裤一套（含两双毛袜子）、雨衣一件；布鞋、皮鞋、马靴；布手套、皮手套；裹腿带、皮腰带；水壶、风镜、指南针；毛毯、脸盆、笔记本……这些新东西再加上原来的装备，马背上根本就放不下，只好再雇佣马帮来运输。

办公室里还剩下两箱步枪子弹，几个挎手枪的军官都在箱子里抓。蔡智明问：“要这些东西干啥？又重又用不上”。余展鹏说：“你傻呀，这玩意到了藏区就是钱，比钱还管用”。蔡智明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也拿了五包，一百二十五发。

除了子弹，还有些军粮，是行署的人从马步芳的食品公司买回来的。大家打开箱子一看——牛肉罐头，扯开麻袋一瞧——牛肉干，个个气得直骂：“到西藏去还怕没有牛羊肉吃么？尽给我们这些破东西”。一帮人全跑到饭馆里猛吃猪肉，决心把未来几个月的猪油预先补充进肚子里。

忙乱了几天，终于出发了。

四百人不到的仪仗队，雇请了八百匹马，这才把背包棉被、粮草锅灶、帐篷雨具、电机燃料什么的全部搬上了路。行李是总承包给马帮老板的，出现破损丢失都由商会负责，官兵们不用操心，只管自己骑着马开跑就是。

行署的队伍更加庞大，两千多匹驮马，长长的一溜浩浩荡荡望不到头。可蔡智明总觉得跟随特使出发的工作人员比以前少了许多，一打听还真是这样，包括送给他“康克林”钢笔的那位刘卫尉都已经辞职不干了。

“这帮狡猾的家伙，先捞饱赚足、等到动身进藏的时候就打退堂鼓，真够可以的”。

诚允特使威风十足，前面敲着“开道锣”、举着“官衔牌”，身后飘扬着红艳艳的“诚”字大帅旗，搞得就象是过去的钦差大臣一样。沿途的老百姓远远望见旗幡就吓得赶紧躲起来，没躲开的就跪在路边、一个劲的磕头。诚大人昂首挺胸、目不斜视，真是神气极了。

离开兰州向南行进，目标是甘南的夏河县。沿途一带是各民族混杂地区，主要居住着 “回回”、汉人和藏人。

“回回”就是回教徒。按蔡智明的意思，“回回”并非贬义词、而是为了和“回族”相区别，因为大部分“回回”其实并没有回族血统，只是信奉伊斯兰教、按照回教规定的方式生活。在当时，西北的军政由回教徒掌管着，回回势力很大，“回教促进会”在乡间开办了许多教育机构，不收学费还管吃管喝，各民族的大人小孩都可以去那里念书。教课的都是些“阿訇”、教学内容也是以伊斯兰教义为主，于是学生们学来学去，就都学成了“回回”。

蔡智明对回回的印象很好，因为在西北的民众中，回教徒的组织性最强，外表干净整洁，受教育的程度也比较高。

当然，汉人也有自己的学堂，只是比较破败。在西北，渡口摆渡的艄公一定是汉人，所以汉族的教育经费也来自于渡船，每条船每天抽个三毛两毛，拿来办学校。这办法在夏天没问题，可天气一冷、河面结了冰，渡船没生意了，学校也只好关门。

藏族人很少上学，他们进寺庙当喇嘛。

一般的藏族家庭只留一两个男子守门立户，其余的都送进空门，有的甚至一个也不留，家里只剩下女人。在蔡智明看来，藏人无论僧俗贵贱，全都在为下辈子积福着想，男女老少不是在庙里面念经、就是在庙外面转悠，反正是以寺院为中心。

甘南位于青藏高原边缘，苦寒之地，人穷地贫，可这一带的人成家却很早。十三岁的妻子、十岁的丈夫，居然就有了孩子，一家三口傻不愣登站在门口东张西望，就好象是姐弟一样。还有十四岁的女孩嫁给七十岁的老头，男的在床上抽大烟、女的在灯下念佛经……让蔡智明他们看了，觉得既可笑、又可气、还可怜。

队伍过了土门关，到达甘肃夏河县的拉卜愣寺。

拉卜愣寺创建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位于凤山脚下、大夏河边，占地近两千亩，设有三十一所佛宫、百余座殿堂佛阁、五百多处经房、上万间僧舍，日常住着三千六百多名喇嘛，号称是藏经最多的黄教寺院。（电影《天下无贼》里的“傻根”就是在这儿干活的）

拉卜愣寺的确有钱。不仅方圆百里的土地、牧场、森林、牲畜都是庙里的财产，还掌管着二十三个部落、一百零八座分寺，产业遍布甘肃、青海、四川。据说，从拉卜愣骑马向外走一天，眼里看见的还是拉卜愣的庙产。

蔡智明曾经听说青海西宁“塔儿寺”的财产很多，能够得抵得上“庚子赔款”，于是就问带队的向导：拉卜愣和塔儿寺，哪个更富裕？

（拉萨三大寺、扎什伦布寺、拉卜愣寺和塔儿寺，并称黄教“六大寺”）

那位喇嘛得意地回答：“塔儿寺哪里比得上拉卜愣寺，差远了”

蔡智明又问：拉卜愣和扎什伦布寺比较，又怎么样？

喇嘛立刻十分惭愧：“拉卜愣不及扎什伦布的一成”。

蔡智明心想：天啊，那么，达赖和班禅，该是如何的有钱？

九世班禅在拉卜愣寺的门口恭迎诚允、马鹤天和高长柱。

班禅大师中等身材、胖胖的、穿着黄色的袍子和金色的鞋子，没穿袜子，他皮肤较黑、头发花白、留着小胡子，说话眯着眼、走路慢腾腾，一副慈祥从容的模样。

诚允特使向他介绍了仪仗队的军官，大师很高兴，说各位辛苦了，还说他游历内地十二年、讲经传法，现在要回扎什伦布了。本来还不想回去的，只是西藏方面每天都在催促请求，他不回去人民不安心……

班禅讲的是藏语，行辕秘书长刘家驹在一旁替他做翻译。

仪仗大队随即接受了九世班禅大师的检阅，还走了分列式。宪兵们操练的是德国式样的步伐，三百多双大马靴踏得尘飞土起，十分雄壮。

班禅大师对仪仗队的装备很感兴趣，拿着“手提机枪”看了又看，可能是没见过这种新式武器。

仪仗队使用的手提机枪，其实就是美制“汤姆生冲锋枪”。这种枪没上过大战场，所以不太出名。但喜欢看美国电影的人应该对它并不陌生，三十年代的黑社会枪战片中，那些贩私酒、争地盘的芝加哥黑帮大佬，端在手里“突突突”的通常就是这东西。

与九世班禅一起迎接诚允的，还有拉卜愣寺的寺主“五世嘉木祥胡图克图”，以及“和硕特蒙古亲王”。

十七世纪的时候，蒙古“和硕特部”曾经进据青藏高原，帮助格鲁教派打败西藏原有的僧俗势力、建立了黄教在藏区的统治权。虽然蒙古人随即就被清廷取消了权力，但“和硕特部”为黄教立下的汗马功劳，使得他们与藏族地方政权有着密切的联系。“和硕特蒙古黄河南前首旗”的封地在甘肃、宁夏的南部，所以“和硕特亲王”也被称为“河南亲王”，是拉卜愣寺的“根本施主”。

第十代“和硕特亲王”名叫扎西才让，是个女的。她是最后一任“河南亲王”，当时还不到二十岁，嫁给了拉卜愣寺寺主的侄子黄文源。

拉卜愣寺寺主“五世嘉木祥胡图克图”的名字叫做“益西丹贝坚赞”，俗名黄正光，四川理塘县人。三岁的时候（1919年），黄正光被九世班禅看中，选定为前世“嘉木祥活佛”的化生，黄家顿时喜从天降，从此走上了幸福的康庄大道。

黄正光改名“益西丹贝坚赞”，成为拉卜愣寺的寺主，他父亲黄维忠当上了拉卜愣各部落的番民总管；大哥黄正清是拉卜愣地方保安司令；二哥黄正本是拉卜愣的“大襄佐”，管理下属百余个寺庙的政务；三哥黄正基是拉卜愣寺派往中央政府的代表；弟弟黄正明也是个什么活佛；两个妹妹黄阿蝉、黄阿塞都嫁给了大土司。

不仅如此，他大哥的儿子还娶了“和硕特”的女亲王，而这个小女亲王又是在拉卜愣寺里长大的，啥也不懂，于是就由驸马爷代管王府事务……

这么一来，拉卜愣的政治、宗教、军事、经济权力就完全掌握在黄家的手里，而黄家需要感谢的，就是九世班禅大师。

仪仗大队被安排住在拉卜愣寺里面，这是高规格的待遇。

拉卜愣寺的周围，上到“他哇村”（今夏河县城）、下到桑科，滩地上布满了白色的帐篷，就象是帐篷组成的大村庄。帐篷里的人，有的来自甘肃、青海、四川、西藏，也有的来自宁夏、蒙古，他们聚集在这里是为了参拜九世班禅。这些人有的带着一年的粮食、有的带上了全部的积蓄，班禅大师在这里住多久，他们就准备陪多久。

其实，班禅大师整天都呆在屋里，平常人根本看不到他。不过，这些追随者并不因此气馁，虽然见不到班禅本人，却还可以做两件事——祈祷和磕头。

几乎所有的宗教都需要祈祷。有的说“阿门”，有的喊“安拉”，中原的老太太每天也要念叨十遍八遍“阿弥托佛”，藏传佛教就更是如此了。而且，格鲁教派还以祈祷的次数取胜，念经的数量越多、功德就越圆满。

在黄教的祈祷词中，据说有段颂扬“救世女神”的句子最长，需要十五分钟才能念完，这很高级。可是句子太长了就难免影响念经的次数，所以通常情况下大家都是选最简单的念，也就是——“唵嘛呢叭咪吽”——这六字真言的大概意思是“三生报应、莲花成就”，句式虽然简短，功效却和其他经文一样，而且很适合重复背诵。

只是，无论句子多么短，嘴巴再利索的人，从早到晚不吃不睡，一天也不过能念几万遍，再想突破就不可能了。于是，格鲁教就有个独特的办法——借助外物增加念经的次数。

所谓外物，最常见的是“手摩尼”，是个小转轮，外面刻着六字真言，拿在手里转悠、小轮转一圈就等于念了一段经；如果不想费劲，可以使用“经幡”（写了经文的布条），挂在房顶上、插在石堆上，小风一吹、布条一动，算是念了一遍经；如果还要提高效率，可以使用“摩尼桶”，也就是内装经文的筒子，有木头做的牛皮做的也有象牙做的，有大有小，小的用手推、大的靠水力或者风力帮忙，经筒子转一圈，里面装着的所有经文就等于全念了一遍，事半功倍。

借外物念经，最厉害的要数“转山转湖”。黄教教宗规定了哪个地方是“圣山”“圣湖”，信徒只要绕着转上一圈，就等于念了几亿、几十亿遍经文，一家伙就比别人几辈子念的还要多。当然，这些山啊湖啊都不是容易去的地方，必须有钱有时间、并且不怕苦不要命才能办得到。

为了表示虔诚，信徒们还规定在某些日子里不说话、不吃饭、不动弹，整天坐着，反复念“唵嘛呢叭咪吽”。

蔡智明觉得很奇怪，他问余展鹏：“这些人会不会念着念着就念睡着了？”

余军需不回答，使劲笑。

更让人奇怪的是磕头。

藏教信徒磕头的动作很大。规矩是双手合掌高举、接触额头和心脏各一次，然后双膝跪地、全身俯伏、两手前伸、额头接触地面，同时心发虔诚、口诉祷词。

到拉卜愣寺磕头的人很多，有的在寺院门前或者舍利塔前“磕长头”，跪下起来、再跪下再起来，从早到晚不断重复；有的沿着寺院的外墙往右转、绕着磕头，磕下去的时候手指尖划一条线，下次脚尖对齐线、然后再磕再划。如此反复继续，磕一圈就等于是用自己的身长把拉卜愣寺的外围量了一遍，十分辛苦。一般人磕一圈已经是筋疲力尽、难以动弹了，可竟然也有磕两圈甚至三圈的，那简直就是铁人。

有一次，蔡智明见到了一位“超人”。这人也是绕着寺院磕头，所不同的是他磕头的时候，头是朝着寺院方向的，也就是说每跪拜一次，移动的距离只等于自己的身宽。天哪！这要磕多少头才能完成任务，在场的所有军官全被骇得目瞪口呆。

不停地磕头到底能创造多大功德，蔡智明他们搞不清楚。但却有个现成的例子，证明磕头肯定是有好处的：有位乞丐，每天在寺院附近磕头，久而久之，脑袋上就磕出个大包。一天，嘉木祥活佛偶然遇到他，当即指着乞丐额头上的肉疙瘩惊呼：“呀！那里面住着佛爷。你们看不见，我却看见了！”。从此，该乞丐走到哪里都有人供应吃喝，脑门上的大疙瘩成了他的金牌饭票。

护送专使行署和仪仗队到达拉卜愣以后，为预祝班禅大师顺利返藏，拉卜愣寺决定举办“公开法会”，这可是件大喜事。

“公开法会”属于法事的一种，特点是大会期间寺院对外开放，允许游人四处参观。而且，为宣传教义、达到吸引化外之人的目的，公开法会比一般的法事更加注重娱乐性，欢迎民间的参与，除了举行宗教活动、还开办集市贸易。因此这种法会经常弄得比过年还热闹。

法会期间有许多表演性的节目。

有种叫“亮佛”的——在夏河边的山坡上悬挂着菩萨的绣像，几个装扮成老虎的人在那里打来打去，群众要尽量躲避“老虎”的袭扰，找机会去触摸神像。谁摸到谁有福气，如果能够有时间再祈祷几句，那就更加上上大吉了。

蔡智明们也跑去参加游戏，可是，那几只“老虎”一见到当兵的就躲得老远，几个军人把观世音、阿弥托、宗喀巴……摸了又摸，根本不会受到打扰，顿时觉得没意思，不好玩。

于是，嘉木祥活佛就鼓励仪仗队的官兵去看“大跳”。

“大跳”在经堂外面的广场举行，广场前悬挂着法王的画像，还有个供台（多尔玛）作为镇邪之物，场地中央摆着几个画在布上的鬼怪，叫做“凌卡”，据说是专门勾引人作恶的坏蛋。

表演开始时，二十个人奏乐，另外二十人装扮成法王和他的助手，一对对地走出来，先是围成圆圈跳舞，然后就向布制的“凌卡”比划刺杀的手势，这种手势叫做“手印”，属于对付魔鬼的武功。

比划完毕，大功告成。把“凌卡”烧掉，还要把供台（多尔玛）烧掉。这个“多尔玛”很奇怪，据说能够镇压住鬼魂，所以在跳舞之前很轻，跳完舞之后却变得十分沉重，几个壮汉都抬不动。

蔡智明很想去帮着抬“多尔玛”，可是没人让他去。

喇嘛们告诉他，参加过“大跳”的乐者和舞者，日后可以在理想国（香巴拉）获得官职，至于参观的人，只要看见过听见过，也可以在死后无所畏惧。

蔡智明这才明白，活佛鼓励官兵们来看“大跳”，原来是想要大家打仗的时候不用怕死。

公开法会期间，夏河的河滩变成了热闹的“丛拉”（集市）。这里有贩卖各式百货的，也有收购羊毛、药材的。

商贩们大多是回回，少数是汉人，藏人一般不做这些买卖。拉卜愣男子的任务似乎就是等待寺院的差役，没有差役的时候也不做别的，天天游手玩耍，所有的家事都由妇女操作。即便是缺钱用，也不摆摊设铺，只在手上拿些麝香，随便卖掉就算完事了。

蔡智明逛“丛拉”不是想买东西，而是想看女人。

大法会是藏民的节日，妇女们头一天就把头梳好（藏族女子梳一次头要两三个人帮忙，所以不能经常梳头），然后穿上最好的衣服，把各种金银首饰、珊瑚珍珠挂满全身，直压得自己步履蹒跚、腰酸颈痛。这样，虽然很漂亮，可除去喝点奶茶，就不能再吃任何东西了。

女人们在法会上是不允许开口说话的，但可以念“唵嘛呢叭咪吽”，而且据说比平时诵经的功德要大一些。

在女人的嘴里，这六字真言不仅可以念，还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曲调唱出来。于是乎，凤山下、夏河边、漫山遍野，随处可见三五成群的藏族女子同声歌唱，声调高亢悠扬，别有一番风味。

法会上，有些人愿意虔诚祈祷，有些人则更愿意夸耀自己的容貌和服装。于是，她们和他们就聚集在拉卜愣寺的白塔前，按村分队，一边唱着歌、一边绕塔三圈，载歌载舞、美丽动人。

蔡智明和他的同僚们首次遇此际会，满眼红红绿绿的盛装妇女，一帮人品鉴相貌、参观服装、欣赏演唱……忙得不亦乐乎。

不过，寺院外面的风景虽然好看，但既然是大法会，总还需要参加几项正规的宗教活动。而作为班禅仪仗队的成员，在这时候接受大师的赐福，就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好了，咱们下回再说吧……

盼星星盼月亮盼后文

兄弟虽然做了一件好事，但我觉得不妥，一个是违反河规，一个是不知道是否得到授权（在王兄的BLOG上没有看到，你转的时候也没提）

"规矩是双手合掌高举、接触额头和心脏各一次，然后双膝跪地、全身俯伏、两手前伸、额头接触地面，同时心发虔诚、口诉祷词。”

字典解释——

五体投地：两手、两膝和头一起着地。是佛教一种最恭敬的行礼仪式。比喻佩服到了极点。

玄奘《大唐西域记·三国》：“致敬之式，其仪九等：一、发言慰问，二、俯首示敬，三、举手高揖，四、合掌平拱，五、屈膝，六、长跪，七、手膝踞地，八、五轮俱屈，九、五体投地。”

据华严经随疏演义钞载，凡礼敬三宝时，必须五体投地，藉此以折伏憍慢而表达虔诚。以五体行礼，其义有五，即：(一)行礼者于右膝着地之时，愿使众生得正觉道。(二)行礼者于左膝着地之时，愿使众生于外道法不起邪见，悉得安立于正觉道中。(三)行礼者于右手着地之时，愿如世尊坐于金刚座上，大地震动，呈现瑞相，证入大菩提。 (四)行礼者于左手着地之时，愿使众生远离外道，以四摄法摄取难调伏者，令其入于正道。(五)行礼者于首顶着地之时，愿使众生离憍慢心，悉得成就无见顶相。［观无量寿经、离垢慧菩萨所问礼佛法经、观无量寿佛经疏（智顗）、释门归敬仪卷下、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下三、法苑珠林卷二十、释氏要览卷中］（参阅‘稽首’6117、‘礼’6582）

马步芳驱逐了藏兵，安多地区就是他的管辖范围了，而且马上就收到意想不到的好处。33年13世达赖就圆寂了，一帮子喇嘛就到处找灵童，刚好就在安多地区给找到了拉木登珠。老马就马上发话了：这个小孩子是我的纳税人，你们就要拐跑，我不吃亏么。考虑到你们的实际情况，那就来一个买断工龄吧，10万大洋怎么样啊？这灵童是神啊，西藏人才不在乎10万，立马就给老马送来了。老马一看这么简单啊，立即就涨价30万。西藏人也就没有办法，只好替小达赖交税。老马当然还是不太满意，就又向老蒋要了10万开拔费才把小达赖送走。看来，这神要遇到兵，也和秀才差不多的。

兰州南郊的山是五泉山。现在有五泉山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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