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班禅大师的仪仗兵（上）——代王外马甲兄贴大作 -- 花大饼
家园 【文摘】班禅大师的仪仗兵（上）——代王外马甲兄贴大作 看来马甲兄一时半会是上不来西西河了，代老兄发一下新作品，欢迎大家去马甲的博客外链出处
前些时候，西西河网站的一位河友发贴子，说他将要和外国朋友到西藏去、希望借旅游的机会开导一下那些个满脑子“达赖观念”的老外，请大家支招想办法。河里的跟贴很多，有建议讲解西藏宗教史的、有提倡揭露“人皮鼓”和“骷髅碗”的，还有人主张直截了当：“拳头大的说话，就是不让西藏独立，你想咋地？”……真是好玩极了。
马甲我对西藏的事情知之甚少、也没有和洋人打过交道，在这个问题上不具备出主意的资格。不过，我倒是想起曾经看过的一本《进藏手记》，愿意把里面的故事讲出来，供朋友们做个参考。
严格说来，这本《进藏手记》其实是“进藏途中的记录”，因为笔记的主人还没有到达西藏就转身奔赴抗日前线、并且牺牲在战场上了。所以，今天，我也只能通过其中零散的记录，叙述这段没有结果的往事……
班禅大师的仪仗兵
1935年，蔡智明考取了南京的中央宪兵学校。
这所学校是当年3月份成立的，学制一年半，模仿日本的样式培养宪兵军官。因为校长是蒋介石、教育长是宪兵司令谷正伦，生源中除了“学生队”来自高中毕业生、其他的“学员队”和“军士队”都来自于陆军，所以，也有人称这个学校是陆军“黑埔军校”。
蔡智明是该校第一期学生队的学生。
8月的一天，正在上课的他和班上的五个贵州同乡接到通知：速到教务处报到。
进了办公室，教务主任和宪兵司令部的军官正在翻阅学员的档案，一个胖胖的中校问道：“你们有谁知道班禅和达赖？”
几位同学目瞪口呆，暗自琢磨这两样东西到底是吃的还是穿的。
只有蔡智明回答说：“班禅和达赖是西藏的喇嘛，是藏传佛教里的活佛”。
胖中校很高兴：“哦，你家里是信奉黄教的么？”
“学生家教以儒学为本，向来与僧道无缘”
“嗯……你对藏族有什么看法？”
“先总理孙中山先生主张五族共和，藏族是五族之一，也是中华旗帜下的一员”
长官很满意，叫学生们先回去上课。
回教室的路上，几个同乡同学都挺佩服蔡智明，惊讶他居然能知道喇嘛的名字。蔡智明老老实实地坦白——去年他到杭州的灵隐寺游玩，正巧遇上班禅在那里举办“时轮金刚法会”，上海滩的大佬杜月笙为了给大师捧场子、摆流水席免费招待信徒们吃喝，蔡智明在吃白食的时候冷不丁听到的一点“知识”，刚才已经全部奉献出来，长官若是再问什么，他也只好傻眼了。
同学们哈哈大笑，蔡智明心里却难免纳闷：司令部的长官特意把大家召集起来，却只提了这么个莫名其妙的问题，到底是为什么？
第二天，一道命令传到学校，委任蔡智明同学为“西陲宣化使”护卫大队的中尉文书。
蔡同学顿时懵了。按规定，宪兵学校的毕业生要先当一年的预备官，转正之后才能授予少尉军衔，可他倒好，刚进校几个月、还没毕业就当了中尉，这是怎么回事？而且，这个“西陲宣化使”是个什么人物？
原来，所谓“西陲宣化使”，就是九世班禅——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
十多年来，这位“致忠阐化大师”（曹琨授的称号）、“宣诚济世大师”（段琪瑞给的封号）、“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南京国民政府册封的国师）一直在内地流亡，现在，蒋委员长任命他为“西陲宣化使”和国民政府委员，他要回西藏去了。
按照大清朝留下的规矩，国师回家，要派专使陪伴、还要派卫队护送。国民政府于是组建了“护送专使行署”，蒋委员长还下令成立“护卫大队”，规定护卫队员从全国宪兵中挑选，标准是：一要懂规矩守纪律、二要个子高相貌好，总之必须能够表现出国威军威。
专使行署的人挑来挑去，选出来的不是东北人就是蒙古人——这也难怪，首先因为“护送专使”是东北人，他当然愿意选老乡当保镖；其次也由于藏传佛教在东北和蒙古的影响比较大，那里的人更乐意给班禅大师当护卫——可这下子，却惹得宪兵总司令谷正伦不高兴了。
谷正伦是贵州人，在宪兵部队中选拔人员组建精锐护卫队，而他的亲信、老乡却一个也没选上，这分明是拆他的台嘛。“岂有此理！难道我们南方人里面就挑不出人才来了？”，谷司令大发脾气，亲自指定江西萍乡人曾铁衷担任护卫队的大队长、还指派了几个湖南人去当中队长。
曾铁衷原先是南京宪兵团的营长，他和那几个中队长都是贺耀祖、谷正伦创办的湖南“资宁军校”的毕业生，属于谷派的嫡系。就这样，谷司令仍然不放心，要求再从宪兵学校里找一个贵州人担任大队部的文书、参与机要活动。
于是乎，蔡智明同学就被上司的慧眼识中、委以重任了。
对蔡智明来说，这真是好运从天而降。
和“中尉文书”委任状同时送到的还有新军服，蔡同学打开一看：咦？上尉的领花，是不是搞错了？
司令部的人说：没错，谷司令指派到护卫队的军官都享受“加级双饷”的待遇，也就是挂高一级的军衔、拿双份的军饷。普通中尉的月薪是四十五块大洋，蔡中尉可以拿九十块，比少校的工资还高呢！
同学们嫉妒死蔡智明了，有的说：“你小子吃了顿白食、听来两句话，就能拿九十块钱的薪水，真是拣了大便宜”
有的说：“那位班禅大师果然是有福之人，你才吃他一顿饭就捞到件上尉的衣服穿，若是再陪着他走一段路，怕是要当将军呀，不得了不得了……”
别人一阵海吹，蔡智明也是心里直乐。
在杭州的时候，只顾着吃白食、根本没注意班禅大师长得是啥模样。他心想：这回可得认真瞧瞧大喇嘛的尊容了。
穿上军官服以后就不用上学了，蔡智明在旅馆里包了个房间，每天四处乱逛。
护卫队的大队长、中队长们都忙着从各地召集亲朋好友到自己的手下来当排长班长，蔡文书没这个权力也没这个兴趣。他闲得无聊，就去请示曾铁衷：“要不要组织大家学习藏语？”，曾大队长说：“专使行署有好多翻译，我们学个屁！”。
于是他就无所事事，成天邀集同学同乡喝酒。朋友们说，藏族人喝酒的本事顶大，现在锻炼酒量也是为将来建功立业做准备。
喝酒瞎混了两个月，终于接到命令，到西安和专使行署会合。
35年10月底，蔡智明一行人乘火车到达西安，接着，其他人员也从各地赶到了这里。护卫队总共来了五百人，其中三百六十人来自宪兵，组成了一个大队部、三个中队（连）。国民政府原先计划的是组建一千五百人的团级大队，现在突然缩小为一个营，宪兵司令部的人和曾铁衷大队长都气得直骂娘。
宪兵骂娘，专使行署的人也骂娘。“班禅行辕”和“专使行署”原先报请的护送经费是一百六十万大洋，可现在上面核准下来的只有一百万，而且仅拨付给八十万正费、其余二十万留做“预备费”（也就等于是回扣了）。
“不成体统！礼送佛驾，事关民众视听、中央威信，从古到今都是不计花费的，哪有克扣俭省的道理？实在太不象话！”——行署的人暴跳如雷，这也难怪，他们是花了大本钱钻营进来的，早就做好了分红发财的准备，如今凭空少了这么大一笔利益，岂能不着急呢？
不过，蔡智明对这些事情都无所谓，他只觉得自己玩得挺开心。
护卫队的士兵住在西大街的商号里，军官们则住在“西北饭店”，这是西安市一流的高档宾馆，饭店里伙食本来很不错，可大家却每天打电话到城里的各大饭馆叫菜，吃喝完毕就让专使行署的人付帐（他们也住在西北饭店），不仅如此，听曲、看戏、购买土特产，也统统让他们掏钱。一天，蔡智明看见几幅不错的碑石拓片，可是又觉得太贵，军需官余展鹏（他是曾铁衷队长的江西老乡）立刻就当作“办公用品”买下来，找行署报销之后送给他了。
“娘的，八十万大洋，不帮他们开销点，对不起国家”，曾大队长如是说。
吃喝玩乐，又过了一个月，“护送专使”终于乘坐着专列到西安来了。
火车站军乐悠扬、彩旗飞舞、锣鼓喧天，陕西省政府的官员、驻军的代表在站台上迎接专使，专使行署和护卫队的大小头目们当然也都列队恭候。
站台上树起了专使的“帅旗”，那是一面三角形的旗帜，红缎子的旗面、边上镶着黄绫丝带、顶端系着明黄色缨须、旗子的正中还写着一个大大的“诚”字，就象是戏台子上的旗子一样，十分古怪。
更搞笑的是月台上还来了不少满蒙的贵族，一见到专使就磕头行礼，然后就“哀……哀……哀……”地放声大哭，据说这些人以前都是新疆甘肃宁夏什么地方的王爷侯爷，个个被军阀们抢成了穷光蛋，听说中央派特使来“宣抚西陲”，于是就跑到这里请求青天大人为他们“主持公道”。
“护送班禅额尔德尼回藏特使”名叫诚允，他是辽宁辽阳人，满族，瓜尔佳氏，汉姓关。有资料说他是正白旗、还有资料说他是正黄旗、正红旗，我弄不清他到底属哪面旗；他自己说是溥仪的叔叔辈、可又有人说他家和皇族没关系，我也不知道谁说的是真的。
不过，诚允这个人确实是爱国的，他和熙洽是表兄弟、熙洽的妹妹还是他的老婆，“九一八”事变后，俩人闹翻了，熙洽当了日本人的伪吉林省长，诚允则当了抗日的吉林省长，表兄弟两个对着干。35年的时候，诚允是国民政府的“蒙藏委员会委员”。
那一天，和诚允同车到达的有“行署参赞”马鹤天和“行署参军”高长柱，马鹤天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办过报纸、当过兰州中山大学（兰州大学的前身）的校长；高长柱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因为曾经去过西藏，所以受聘担任“蒙藏委员会调查室主任”。
车上还有一个人，是宪兵们的“自己人”——原先的南京宪兵三团团长、当时的北平宪兵副司令蒋孝先。蒋少将是蒋委员长的远房孙子（有些人误传为侄子，字辈都搞错了）、黄埔一期毕业，是国民党宪兵的元老，他到西安的目的，一是陪同专使，二是给护卫队押运装备。
装备运到了。第二天，护卫大队打扮整齐、列队前往“西北剿总司令部”，等候张学良张少帅的检阅。
全体官兵清一色的黄呢子军装、褐色皮大衣、黑色高筒皮靴，每人配发德国造自来得手枪和美国造骑步枪各一支，一二中队配备轻机枪六挺、三中队配备迫击炮三门，这在当时算是全国超一流的水平了。
在剿总司令部，张少帅先是和诚允闲扯了好久，然后又和蒋孝先亲热了半天，却没人理睬护卫队。队员们只好直挺挺地站在外面一动不动，腊月的北风呼呼地吹，虽然穿着呢子军装皮大衣，从没去过北方的蔡智明还是有点受不了。不过，受不了也得受，就当是少帅在考验自己了。
好不容易，张学良才从门廊里走出来，对着护卫队讲了几句话。大概是说班禅大师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必须好好保护，还说班禅也在东北讲过经、传过法，沈阳的黄寺曾经是他的行辕……因为离得远、现场的风又大，蔡智明光看见少帅在那里挥手，没听清他在讲什么，这些话都是听别人转诉的。
检阅完毕，蒋孝先要了几辆车，带着宪兵军官们去华清池泡温泉。十二月份的大冷天，能在杨贵妃洗澡的地方躺一躺，真是舒服极了。
只不过，舒舒服服泡温泉的这些人谁也没想到，第二年的这个时候，会在这个温泉边上发生“西安事变”；蒋孝先少将更是料想不到，明年此时，他就被张少帅的部下枪毙在华清池门口；蔡智明当然也不会知道，直到那个时候，他还在进藏的道路上磨磨蹭蹭、距离终点遥遥无期……
咦？讲到这里，班禅大师还没露面呢……
好吧，先看看他的模样
九世班禅——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关于他的故事，咱们下回再说……
元宝推荐：AleaJactaEst,晨枫,家园 这篇的主角也是蔡某人？ 这蔡家给马甲贡献了多少主人公了，真是人才济济啊
家园 算了一下有三个， 两子一婿，其他一子二女以配角形式出现，可惜马甲不写菜篮子的故事了 ，可能是太伤感了！
家园 Is it true? 热振喇嘛 家园 班禅大师的仪仗兵（完+补） 抗战期间，西南后方的任何不安定因素都有可能带来难以预料的隐患，并且，国民政府也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因为西藏问题与英国方面产生矛盾。于是，经过权衡，37年8月19日，蒋介石委员长下达手谕：“此时中英关系必须顾虑，仪仗队入藏恐启纠纷。班禅大师入藏须得藏方有确切回音，一切妥实之后方可决定……”。
同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电令中止“九世班禅返藏”的计划，以此断绝了青海、西康军队“护送进藏”的可能性。
接到命令，马步芳和刘文辉立刻偃旗息鼓、停止了在藏区边界的军事准备，可这时，仪仗队却陷入了无所适从的难堪境地。
从行政院的电文中，蔡智明看到了“抗战”两个字。在以前，这个词是共产党和“激进分子”才使用的字眼，政府通常是把中日之间的冲突称为“摩擦”或者“纠纷”的，现在既已上升到“抗战”，说明情况发生了质变，国家已经进入了全面战争的阶段。
官兵们涌到行署询问究竟，这才知道——北平失陷了、天津失陷了、上海正陷入激战，蒋委员长已经宣布：“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大江南北、中原大地已燃起了抗日的烽火。
再询问战事的详情，赵守钰专使就不肯细说了；又问仪仗队今后的打算，回答也是语焉不详。这不免让大家的心里忐忑不安——原定十个月的“班禅大师返藏行程”拖了整整两年，最后不了了之，而今，内地战火蔓延、国家和民族正处于危急存亡之中，一群血气方刚的士兵怎么可能安心地滞留在这信息闭塞的偏远小镇里呢。
仪仗队里有许多官兵是北方人，这下子都急了，成天四处打探“小道消息”，纷纷盘算着回家参战。
过了几天，又有传言说：国军在平津作战中“折了两员上将”。蔡智明和一帮同事排列了十几位高级将领的名字，猜来猜去、居然猜到了“一级上将”何应钦的头上（其实应该是佟麟阁和赵登禹中将，他俩于8月初被追授为“二级上将”）， 何应钦是贵州人，何家与蔡家还算得上是世交，得知“世伯遇难”，蔡智明也有些坐不住了。
8月28日，驻扎玉树的“青海南部警备旅”编入“骑兵暂一师”，奉命紧急增援河北前线。青马骑兵开拔之日，仪仗队的大队部收到了许多“请调报告”、甚至还有一些官兵直接去找青马的旅长马禄，要求“入伙”上前线。
曾铁衷大队长立刻召开大会，宣布“未获上峰指令之前，任何人不得擅离职守”，曾队长表示：对于大家的“离队参战”申请，他无权批准；仪仗队是否解散、何时解散，行署也没有权力决定，一切要等班禅大师的意见。
于是乎，大家只好等待九世班禅。
可是，九世班禅却还在拉休乡“闭关修炼”。
虽然得知了行政院的决议精神，但班禅大师好象有点不甘心，依然留在拉休的龙西寺做进藏的最后努力。他把工作重点放在拉萨的三大寺上，并声称已经得到了“哲蚌寺”的支持，进藏还是很有希望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只好拜托“考试院”的戴季陶院长亲自疏通班禅大师的思想。
戴季陶是个信佛的人，适合与活佛谈心，他一边不断地给班禅行辕发劝解电报，一边要求赵守钰专使立刻赶往龙西寺，把九世班禅请回玉树来。
9月份，班禅没回来。玉树却接到了拉萨方面的电报，说班禅行辕把大批武器秘密运送到拉萨的“哲蚌寺”和后藏的日喀则，试图组织“地下军”。现在，这些武器装备均已被噶厦府扣留查封了。
班禅大师立刻向西藏政府提出抗议，要求归还这批武器。但他的这个要求却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仪仗队接到命令：协助核查行辕的军需物资，不许再有任何军火经班禅行辕流入西藏。
蔡智明参与了清查工作。他们当然不可能真的搜查班禅大师的行李，只是根据行辕送来的文件做了一番登记:
行辕工作人员携带的武器包括：班禅卫队步枪三百枝、机枪四挺、迫击炮四门、山炮两门；其他职员用枪（步枪及手枪）二百枝——这属于公开范围内的装备。
但是，库房里还有物品——“除卫士、员役自卫，及已运往藏区者外，册列计：步枪1790枝，马枪1190枝，驳壳枪240枝，机枪58枝，迫击炮6门，山炮4门，枪炮零件24箱，步枪子弹22万发，手枪子弹5万发，机枪子弹6万发，山炮弹1190发，迫击炮弹528发，手榴弹418箱，引信34箱，其他散件70箱……”，另外，在玉树的“然拉寺”还存有迫击炮4门、山炮4门；在西康等地存有步枪1000枝、马枪96枝、子弹55000发、手榴弹200箱……
这些武器足够装备三个团，都是活佛准备带回家乡的东西，也是“乌拉”们一路虔诚运送的“圣物”。
10月2日，班禅大师表示愿意将这些军需物资赠送给青海、西康的抗战军队，这使得马步芳和刘文辉十分高兴。但班禅却没有提出具体的分配方案，结果又弄得大家无从着手、空欢喜一场。
行辕的刘家驹秘书长不愿意交出武器，罗桑坚赞（原“藏事处长”，时任“班禅驻京代表”）也不愿意，他们共同做通了“蒙藏委员会”的工作，同意由班禅行辕继续保管这批军火……无奈之下，主持“清点核查”的赵守钰专使也只好不了了之。
说句题外话。
九世班禅圆寂以后，灵柩被暂时移送到西康，期间（39年），发生了班禅卫队与甘孜川军的武装冲突，川军团长章镇中被击毙——如今，这个事件被描述成“益西多吉队长为保护自己的情人，率领部下与汉人情敌展开了生死搏斗”，颇有几分浪漫色彩，甚至还被写成了小说。
其实，女土司“德庆旺姆”并没有那么大的魅力，川军真正的目标是军需物资——班禅圆寂时，遗嘱中明确表示要将枪支“献于中央、共济国难”，可行辕却始终不肯把库存武器交出来，反而把枪支弹药分发给当地的土司和寺院的喇嘛，意欲“化整为零”。这使得刘文辉急了眼，于是逮捕了“藏匿国家物资”的土司，最终引发了冲突——归根结底，这是军火和财宝惹的祸，与女土司的爱情并没有多大关系。
1937年10月，经过各方面的劝导工作，九世班禅终于表示“不愿入藏后受藏政府限制而疏远中央”，同意了中央政府的“缓进之意”。同时，他又提出了三项要求：
一、请中央指定西康甘孜县为班禅驻地，并令西康当局切实保护；
二、所携人员众多、经费不敷，请予优待；
三、拟明年（38年）四月进藏，请中央不分武力和平，完成护送案”。
10月8日，班禅行辕离开拉休的龙西寺，10月12日，回到了玉树的结古寺，重新住进了甲那颇章宫。
仪仗队的官兵们列队恭迎久未谋面的班禅大师，机炮中队依然鸣放二十四响礼炮，依然声势巨大、震得鸡飞狗跳。
追随活佛的信徒依然是那么多，成千上万的藏民匍匐在路旁的泥地里，许多人的脑门都磕出了血。
行辕车驾经过的时候，信徒们蜂拥而上、试图触摸活佛使用的圣物，由于蒙着明黄缎子的车轿被卫队严密地保护着、人们无法靠近，大家只好扑向队伍后面的牦牛，只要碰一碰鞍驮上的麻袋和箱子，人们的脸上就现出幸福的表情。
不过，此时的蔡智明却丝毫也没有感到激动。他在想：有谁知道，那些箱子里装的究竟是法器还是武器？他还在想：班禅大师是否会答应仪仗队的请求、让大家到抗日前线去？
10月18日，行辕的官员传达了班禅大师的法谕：“决不舍中央官兵，决心与仪仗队共进退”。这意思是说，大家还得陪着活佛到西康去，谁也别想离队上前线。
当天晚上，蔡智明正在大队部值班，办公室里还有大队长曾铁衷和一中队的值星排长刘文光（江西人）。突然，军需官余展鹏拿着张“辞职书”跑进来，径直对大队长说：“大哥，让我打鬼子去吧”
曾铁衷冷冷地回答：“现在不能答应你”
谁知，余展鹏张口就是一句：“你不答应我，我就跑！”，说完转身就走。
大队长火了，让书记官去把军需官追回来，没想到蔡智明拒不从命：“我不追！我还想跑呢！”。
一旁的刘文光也忘了自己的“值星排长”职责，嘟哝着说：“要跑大家一起跑”。
这下子，曾大队长反而没脾气了，哈哈哈地笑起来，答应替大家想想办法。
10月20日，九世班禅在结古镇举办“公开法会”。照例还是诵经、祈福、收礼、摸顶、发红绸子那一套，照例还是人山人海。只不过这次多了两样新内容，一是赏赐“护身符”，二是展览“未来世界”。
“护身符”是一个五寸长、三寸宽、一寸高的小盒子，里面有个小佛像，还有班禅大师的一根头发，送礼特别多的人可以得到“护身符”，据说能够驱邪消灾。
“未来世界”则是一座青稞和奶油做成的“坛城”，上面摆满了飞机、坦克、大炮的模型，就象部队的沙盘一样。军官们看了都笑：原来活佛心目中的“未来世界”也是武装到牙齿的。
仪仗队的官兵也得到了礼物，一样是酥油炸的油条，每根有两尺多长、手臂般粗；另一样是班禅大师施过法术的“仙水”，其实就是水煮藏红花。据说，能喝到这种“原汁仙水”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普通人等了好些天，能喝到的不过是掺了几十倍白水的清汤。
大家正在啃油条，行辕方面传达了班禅的《告西陲民众书》。
班禅大师在通电中明确表示支持中央政府的抗日斗争，并且指出：“只要大家努力，最后胜利必然属于我们，这是毫无疑义的”，同时，他还捐献三万元、购公债两万元，用于救助伤兵和难民。
这时候，余展鹏找到蔡智明，拉着他一起去拜见班禅。曾铁衷大队长说了，仪仗队官兵离队的事，谁也不好做主，只能央求班禅本人点头，并且最好趁大师宣布拥护抗战的机会向他提出申请，说不定能够得到批准。
曾队长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傍晚时分，五个仪仗队的军人在神职堪布的引领下来到甲那颇章宫，班禅住所的门口点着几百盏小酥油灯，大师正在经堂里念经。
等了好久，乐队的喇嘛“嘟嘟”地吹响长号，九世班禅终于可以接见大家了。大师高坐在法坛上，铜炉上煮着红茶，茶水里掺了不少奶油和香料，闻起来很香，茶几上还摆了一些红枣之类的干果，可谁也没有心思尝一口。
军官们按照礼节讲了一套致敬的言语，班禅大师却不吭声。大家只好鼓起勇气说：“我们想上前线参加抗日，希望大师批准”
“我们是军人，国家危难之时，须尽军人职责，请大师支持”
“家乡正遭受日寇的威胁，我们心急如焚，请大师体谅”
…………
可是，班禅大师始终没有说话。
第二天，也就是1937年10月21日，蔡智明、余展鹏等五人得到了班禅行辕签发的通行证，同时送给他们的，还有大师本人亲自赐福的五条红色的哈达。
根据九世班禅的指示，二十个“康巴”（西康藏民）“乌拉”将协助五名军人经西康到重庆。行程预计两个月，沿途的费用由班禅行辕负责提供——原因是，大师认为，这五位“暂时请假”的军人，尽管离开了仪仗队，但他们仍然应该被视为“班禅大师的仪仗兵”。
以后的事：
一、1937年12月1日，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因肝病发作在玉树结古寺甲那颇章宫圆寂，享年五十四岁。
如今，他的灵塔被供奉在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叫做“扎什南捷”（吉祥天国）。在其不远处，有“释颂南捷”（三界圣地），那是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大师的灵塔。
二、1938年8月8日,由考试院长戴季陶在甘孜主持了“班禅大师致祭仪式”。仪式之后，仪仗大队随戴院长离开西康，随即宣布解散。官兵们赶往湖南报到，参加了保卫长沙的战斗。
只不过，有些人够倒霉，居然赶上“长沙大火”，英雄没当成，却成了纵火犯。
三、1940年，拉萨发生政变，阻止九世班禅进藏的“摄政王”五世热振被迫辞职。1947年，热振活佛“土登江白益西丹巴坚赞”被人毒死在布达拉宫的牢房里，享年三十五岁。
当然，对活佛而言，死亡不是什么大问题。如今，七世热振已经“坐床”，过几个月就要满十岁了。据报道，该活佛落落大方、从容自如，“摸顶”的动作十分优雅，各级领导时刻关怀着他的成长，大家尽可以放心。
四、1938年1月，蔡智明到达重庆。在朝天门码头，他给家里寄了一个包裹，随即乘船前往武汉，并被补充进黔军第102师（师长柏辉章）。
38年10月，102师（属欧震的第4军）参加了“万家岭战役”。这是一场歼敌万余人的大捷，但第304团的上尉代理营长蔡智明却在强攻狮子岩的战斗中阵亡，享年二十三岁。
41年5月，贵州的省会贵阳市修建了一座“102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追悼包括蔡智明在内的102师的一万二千位英灵。52年，该建筑被拆除，只在贵阳市南明区留下了一个让许多年青人莫名其妙的地名——纪念塔。
五、蔡智明从重庆寄回家里的邮件中包括以下物品：六条哈达，一条手工羊毛毯（给母亲的），一双羊毛袜（给父亲的），一支美国“康克林”金笔（给妹妹蔡志兰的）。另外，还有几本《进藏日记》。
在日记的最后，蔡智明这样写道：
曾铁衷队长问：跟随班禅大师两年有余，可曾领悟到佛的真谛？
我照实回答：我不信佛，所以感觉不到佛的意义。
队长笑说：错了，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佛。否则，你何以要冒死参战。
——或许真是这样的。不信佛，是因为心里已有了佛。
平常只以为听到了良知的召唤，却不明白良知即是佛音、早已驻藏在自己的灵魂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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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民族英雄千古！ 家园 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民族英雄们千古！
向英雄们献花！
家园 【引用】贵阳规划重建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 家园 马甲兄的大作终于完成！ 那个大时代的人物鲜活地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但有些事情让我们心中发堵。向所有保卫我们民族、国家的英雄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