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说一个故事,大家来聊聊(正文内容有失误,补充见最下连接) -- 葡萄
对于国内企业不愿意做大做强,而醉心于目前的低发展水平深有同感. 我做过某个行业一段时间的国际贸易, 发现国内很多厂家一直处在高能耗, 低质量低产能的阶段, 不愿意在产业规模和技术上投入成本, 对国际贸易的规则也置若罔闻,更谈不上国际市场的布局和策略制定了. 最令人寒心的是有些号称产品基本出口的工厂竟然没有一个普通话说得流利的业务员,接电话的往往是口音相当晦涩难懂的总经理!
辛勤的汗水才是财富大厦的基础！
我们不学印度！
这里也学习陈经一下，看衰印度！
你这里举的一些个民营企业的例子，能不能理解成万里风中虎兄的“剑鱼行动”中的剑鱼啊，如果是的话，其实中国应该已经有不少这样的企业。
后发国家要追赶，一定要有国家的规划和产业引导。看来，有的时候不光要有无形的手，还得有有形的手。这个土共经常作的。
不过我的担忧是：
1，有形的手到底要光临那位幸运者经常要取决于行政系统中的具体个人。我们的行政系统如何保证效果呢，这种支持通常是有财政和政策多方面的帮助我们不希望这种帮助被无谓的浪费？
2，众所周知，我们中央层级的决策还相对科学，可经到下面总会被唱歪（善意或者恶意的），如何保证政策不被唱歪呢
3，由于国内还处在人治阶段，一朝天子一朝臣，被选中的企业如何能获得政府长久稳定的支持呢？被选中的企业通常都是一些优质企业，希望不要成为一些系统内耗的牺牲品。
总而言之，国家的扶持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和走出去至关重要。现在那些全球500强，哪个不是和所在国政府有千丝万缕的政经联系？
“服务外包示范基地”挂牌苏州
4日，苏州工业园区被商务部、信息产业部、科技部联合授予全国第一个“服务外包示范基地”称号。商务部副部长马秀红，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王荣到场讲话，副省长张卫国主持授牌仪式。
近年来，苏州工业园区率先广泛开展服务外包国际合作，离岸服务外包企业集群已逐步形成，软件研发、信息技术服务、业务流程服务和研发中心等产业类型发展迅猛。目前，园区已有各类服务外包企业400多家，其中90家企业通过了首批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的认定。
小评:现在很多事情,都在悄悄变化着.记得10多年前,给人打工.当时老板是在一个家电集贸市场的边缘地带起家,生意很少有人光顾.但是当市政府在集贸市场边上建造一个大型商贸中心并开始开辟家电专营区的时候,尽管商贸城租金比集贸市场最高租金的摊位还要高一倍,老板还是毫不犹豫的选择进商贸城.由于进的早,位置好而且给的面积大,加上规范的商业环境使这个专业市场不久就成为当时全国最大规模的家电专业市场.(颠峰时期,该家电市场年销售额接近10亿/年)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还是老板供应商的几家大型家电企业由于没有在商贸城占稳住一角获得先机,后来反而被我那老板超过,甚至有的被挤兑的破产.感慨,一个决定就是一念之间的事情,有时候一个企业的前途就在转型的一瞬间决定了.
葡萄的帖子都很有看点，视野宽阔，读来很有启发。
不过葡萄对于一地经济的发展有一个反复提到的观点，
那就是政府的支持至关紧要。这个说法没错，因为
政府可以在资源，资金，政策上对一地倾斜，从而
造成该地的发展优势。
不过，我的看法是，恰恰这种在政府大规模支持下来
发展经济，从长远来看是靠不住的，不能持续发展。
六七十年代，中国有所谓三线建设，有大三线，有小三线，
从各个城市迁厂迁人迁医院到四川，贵州的山沟沟里。
那些山沟也有一段完全在政府支持下的发展期。不过，
没有能持久吧？为什么呢？从经济角度而言，这是个错误
决定(当然三线建设的主要考虑是备战，从备战角度讲并不错，
我是用它做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那么，是不是以后的政府在某些诱因下不会再犯经济决策的错误呢？
完全不能保证。
比如，葡萄说空客到天津，大飞机一部分到西部。这样，上海十年内
就少了2000亿资金，如果全放在上海，边际效益要到1。5倍。
我以为，无论私底下有多少理由，在考虑这种大型项目时放得到台面上
来的理由应该只是两条。
一是投资回报率。假定说，一块钱，投向上海每年回报4毛，投向天
津每年回报三毛，投向西部每年回报两毛。所以，按投资回报率说话，
这个大型项目的投资应该投向上海。但是，中国不能只是让一个
上海发展，其它地方也要有发展的机会，这是另一个理由。
所以，从国家平衡发展的角度看，可以投向天津或西北。不过，先别唱
中央英明伟大的赞歌，投向天津和西北是有代价的，就是降低了回报率。
这个降低了的回报率是全国人民埋的单子。
如果天津如予期的那样一块钱回报三毛，西部如予期的那样一块钱回报两毛。
那么中央的决策是正确的。这个正确不是指中央把大型项目放在天津或西部，
而是指中央对上海，天津和西部都有准确的估计。所以，中央是在对各地情况
有准确的了解的基础上作出了决策。如果，天津或西部的回报低于三毛，甚至
血本无归，这就应该要打中央决策者的屁股了。怎么说呢？因为中央对各地情况
的了解出现偏差。我这只是为了举例子，所以把情况简单化了，但这意思就在这里。
中央的决策并不先天正确，一个决策既要看它出现的基础，也要看其执行的情况，
决策出现偏差不能全怪歪嘴和尚，一级领导自有一级领导该担的责任。哪怕中央
如诸葛之亮，失了街亭也得自贬三级。
HW新政之始，我也是看好的。可是，这次宏观调控中有一条消息让人不安。
调控两年后不见成效，国务院去年底派出多个工作组到各处查房价虚高的原因。
这种次序颠倒的做法说明了什么呢？陈经写的官办经济很有意思，但他多所强
调的是官办经济的有利方面。象这种次序颠倒的调控做法就是官办经济的负面
因素了。
浙江经济模式具有草根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因此浙江
经济模式可以持久，可以与时俱进，不会人亡政息。
这就是我更看中浙江经济模式的原因了。
先说说大飞机,恰好台面上的,私下的,决策的一些过程都知道点,串一串,然后把话题展开.
您在话题里说了,大飞机项目要考虑成本,也许您不知道,仅仅就经济与技术的角度来说,您提及的那两个项目上海最有竞争优势.其实,从某种意义来说,空客与大飞机两个项目都是从一个项目上延伸:运十.从工业配套设施,各大院校研发体系,制造业综合水平,项目融资,地方财政支持,保险等各种服务业综合配套等各种因素均衡比较,上海无疑是最有竞争力的城市之一.但是,这个优势恰恰成为了上海的最终落败的一个理由.
先说,大飞机项目.大飞机分民用与军用两部分,其实两部分都是在运十基础上进行研究与开发的.中间还有过一个和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合作开发的插曲,尽管最终合作不成功,但是为大飞机初步定型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加速了第一个项目的定型:这个就是ARJ.可就是,在飞机模型在前几年上海工业博览会上展出后这几年出了变故.说到底,上海是咎由自取.
这个事情还需要倒过来说,话说和朋友闲聊,恰好他就是可以接触决定一些经济政策的人的幕僚.无意之间就聊到网络上炒的很热的那篇关于运十上下马之争(这个文字河里发过,也引起极大争议)的文章.朋友,一说这个事情就有点火大.他对我说,你知道这个文章谁写的么?我听着有点晕,心里说这个你也能知道?于是---不做声.朋友也不管我接不接茬,自顾自的说就是弄ARJ的那帮人闹的.???这下我更晕,就问怎么了.答:为了争取科研经费,3年前就可以完成的项目,就是拖着不完成,还以为离开上海就真的干不了.现在,大飞机项目就要拆开了,于是就搞出这样一篇东西在网络上造声势.最后,朋友就一句话:如果今年再不做出点成绩,索性留给你那部分你也别做了.不久后的新闻大家也知道了,大飞机项目分拆,民用在上海,军用在陕西.然后,就是那今年年底试飞的ARJ闪亮登场.至于空客项目,不但和上面的事情有关,还和国家的宏观政策有关,这个政策就是房地产.自2002年,上海地产开始进入疯魔阶段,几乎是一年翻一番的速度在增加.为此坊间传闻颇多,尤其今上全国巡视2次过上海而不入更是使人猜忌.最后,各种因素的综合尤其是地价这个基本成本因素的作用,空客项目就此北飞.
其实,对于上海经济而言,大飞机项目与空客项目的直接投资仅仅靠地产的收益就可以弥补.但是我真正在意的是,无论是大飞机还是空客项的落成,都将给地方带来制造领域\材料领域\电子领域\计算机领域\系统工程集成领域还有相关配套的金融领域保险领域乃至物流陪送相关商业服务配套上带来一种质的提高.甚至是可以在将来的中国制定相关行业标准的那种提高.并且,通过相关产品的衍生,尤其是在民用产品的衍生更是功在百年的事情.美国的例子有杜邦的尼龙的世纪经典,日本的例子就是几大公司对国际碳纤维的垄断,这些还仅仅只是新技术在新材料领域上应用.我想,对于电喷技术是率先应用在航空领域的事例大家都不会陌生吧.一个各种软硬技术密集,尤其各种新技术应用密集的项目,对一个地区的制造也,对一个企业的竞争力(无论是技术与制造的竞争力还是管理水平的竞争力).大飞机与空客项目都是不可多得的机会,那和做管理的人非常想参与至少一次巨型项目的管理一样,那给参与的人带来的知识与经验是可以应用一生的.
如果上海,早几年积极进取点,如果上海不那么自恃舍我其谁的悠哉悠哉的混吃混喝,如果上海不那么在遇到自己始料未及的局面时去正视自己的问题而是去搞小动作,如果上海........历史,没有如果.
(待续)
去年今年中国制造对内对外都是一个话题,有几个新闻串一传,串一下容易理清思路.
1.到2020中国科学发展纲要出台
2.大飞机项目启动
3.铁路第六次大提速
4.出口退税大调整
5.物权法与企业所得税在争议中出台
中国经济走到今天这个坎上,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转型.怎么做,国家的纲要出来了,配套的政策与法律法规也接踵而至.尽管触动不少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并且引起了反弹.(比如去年近50家跨国企业联手反制企业所得税法,至使该法案推迟一年通过)但是该来的迟早还是要来,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不算,利益集团说了也不算.有的能做的,也就是推迟了一年.这个就是大势所趋,不是谁的意志可以左右的.
下面的话枯燥点,说的是经济规律,还有一点点关于其他国家成功经验的古,联系实际的东西在下面,您别急,这个是扣,不解开这个扣子,下面的扣子难缠的紧.
制造业乃至资本主义的历史,实际就是一个资本不断集中,制造规模不断扩大与集中的历史.老革命常常说,垄断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这个是大实话.
先说制造成本,还是以我熟悉的电器行业为例:一般来说,在电子电器行业企业的生产规模每翻一倍,成本就直接下降1/3.我们今天纵横世界的家电,越来越便宜的各种新潮电子产品与家用电器不仅得益于越来越娴熟的各种技术,更得益于规模世界称霸的规模.
很多时候,我们在强调技术效应的时候,往往忽视了规模带来的成本效应.无论什么效应,最终要是归结为成本,价格战今天依旧是中国制造进军世界的利器.但是,我们中国在世界上已经不再是世界上最廉价的劳动力.越来越高的工资,渐行渐升的人民币汇率,我们依旧可以靠价格利器畅行世界么?可以,这个利器的基础首先在规模,全世界唯一可以满足大宗廉价商品的制造规模.别忘记,台湾首富不是台塑的王永庆,也不是金融与保险业的巨子,是郭台铭,那个做代工做到世界第一的郭台铭.再有我关于规模还想多说的是,中国的经济不会永远只有景气,资本与资本的扩张本质注定我们迟早会遇到危机遇到萧条.如果过往成功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教训还能在中国适用的话,那么我要说你比别人更大一点更强一点,你就有比对手多一点的生存机会.比如在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后的经济发展史,实际是一部日本战后蓬勃发展的自由独立企业的消亡史,最后那个曾经成为日本乃至世界首富的日本独立自由企业的代表的西武集团的倒闭以及西武集团的领军人缇义明的锒铛入狱,宣告着日本一个时代的终结.
同时,仅有规模是不够的.我们的DVD制造曾经轻易的让所有对手束手无策.但是,制定游戏规则的大玩家终究使我们的制造厂家明白了一种叫知识产权,一种叫游戏规则的法则的重要性.
我在一个亲身经历的事情说明了中国企业在10多年前遭遇知识产权的尴尬.毕竟那时的企业优先考虑的是生存,而不是什么占领食物链的制造点.那时候,有的是遗憾或者是无奈.可是中国制造走到今天,有海外对手的围追堵截,有国内各种几十年来积累的社会\民生环境等等压力,当国内国外对手都在向前跑的时候,我们的企业哪怕只是稍微喘息或者自满一会,无论现在你走到哪一步,失败就在明天.在结束规模这个话题前我这里引用一条大鳄鱼告戒员工的座右铭来说明我的看法: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十八个月.在我看,那不是只对微软这个软件系统霸主企业的座右铭,那应该是每个企业人的座右铭,尤其是每个中国企业人的座右铭.
在当今这个世界的成功工业化国家的企业科研发展优势不是某一个企业的发展优势,甚至不是一个地区的发展优势.是一个国家在产学研的集众优势.中国可产学研,分开来做都在中国数的上,但是结合在一起,比我们的竞争对手差了就有一大截.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尽管现在还处于一个各村有各村的高招的状态.但是,做好这一环节,是企业更上一层楼事倍功半的最佳机遇.
而在我看,中国现在逐步试点逐步开放的军工牌照,允许私人与外资进入军工生产领域就是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如果以国外为例,我们不难发现,自冷战开始以来的人类成功商业基础多少都起源自军事科研领域,比如我们熟悉的微波炉\电脑\互联网\汽车电喷技术\卫星定位技术还有2战里尼龙与乙烯的广泛应用等等等等,有报告说在成功应用于商业领域的核心技术里有80%来自军事科研研究或者配套研究.如果熟悉军工的人多少会知道,在军工领域第一重要的是稳定性第二重要的是可靠性第三重要的是安全下的标准化.如果熟悉项目管理的人就会明白,如果要确保这几点,在成本上可以用不惜代价(以民用商业领域的成本观念看)来形容.这样,往往那些在成本与实用性上很不适用的新技术(早期互联网与计算机),在成本上出奇昂贵或者一直根本找不到合适用途的新材料（刚研发出来的尼龙与乙烯),还有各种制造新工艺在其最后稳定前长期实验,都可以在一个长期而稳定的环境中成长与成熟.一个企业如果参与其中,不仅可以节约大量的成本,降低风险,还可以积累各种保管的数据与经验,那对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上理解与领会及掌握不仅是说从明书里无从掌握的,更不是拿到最后定型制成品的那位可以从容吃透与掌握的.发达国家对我们的技术垄断的优势不仅是他们可以知道怎么可以做,更在于每一个可以做后面他们知道至少一千个不可以做,那就是他们掌握这个世界的秘密.
而今天,国家的转型不仅会启动集中高技术新材料与新工艺的大型项目.而且国家还不断积极汲取先进国家经验,让产学研几乎可以第一时间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并且,这样的机会不仅仅属于 国有企业,而是更公平的给每一个有竞争力优势的企业.在参与的企业里,肯定会诞生出一批具有新型竞争力的企业,是可以制定游戏规则控制产业标准甚至可以控制生产工艺控制制造技术控制新材料的那种垄断企业 .我身边就有一个现成的积极参与研发,并在研发的同时获得着手制定国家国家相关行业技术标准的例子,再具体点说就是现在国家非常重视的清洁能源项目的相关行业标准,呵呵对于他,我认为做的辛苦但是充满期待.
机会属于每一个还愿意跑在前面的人.
(待续)
不过我以为你说的
不恰当。原因我就不展开了。
新华网大连６月３０日电（记者蔡拥军）一台单机功率达４９６８０马力（３６５５０千瓦）的超重型船用柴油机主机３０日在大连船用柴油机厂建造成功，这是中国企业首次建造成功单机功率达到或接近５万马力的超大型船用主机，填补了国内空白。
此前，由大连船用柴油机厂生产的一台３４６５０马力（２５４８０千瓦）柴油机也交验成功，将成为首次为中国船籍ＶＬＣＣ（３０万吨超大型油轮）装备的国产主机。
这台４９６８０马力船用柴油机主机的型号为８Ｋ９０ＭＣ－Ｃ，机长为１５．６米，高１２．４米，自重达１２５３吨，仅机内的一根曲轴就重２１１吨。这台主机将装备在太平洋船舶集团建造的４２５０箱集装箱船上。这台柴油机的建造成功，打破了日、韩在５万马力柴油机市场上的垄断地位。
据介绍，这两台柴油机操纵灵活可靠，可实现２４小时无人值守，技术指标、经济指标均代表了目前世界船用主机的先进水平，成为国际上船东优先选择和争先抢购的船舶主动力源。大连船用柴油机厂目前手持主机合同１５０台，金额超过６５亿元，生产已经排到２０１０年。
前两段,山那边云那边说了一大段,这里总该来点实在的话题.不过说之前还是老规矩,串一串.
首先,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抗竞争,尤其是企业的竞争与经济竞争.在我看,竞争就是竞争上游的竞争.
其次,决定竞争的因素有哪些?有很多.(这个是废话)不过在我看,这个竞争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竞争,既基企业自身的因素也有市场这个因素,在中国这个市场因素就比较复杂.这里有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差异,但是有时候和国内市场做生意远比和国外市场做生意要困难.(有几年替老板做上海之外跑货,有上海政府只能单位的围逼,有几个外省政府针锋相对的堵截,弄的象我只能和贼一样东躲西藏.反而是一些出口定单,在办公室电话电脑最多吃吨饭就搞定.)
最后,什么样的竞争方式最有效.这里我把问题简单归纳为,竞优还是竞次的问题.竞优就是一般所说的做大做强,竞次往往就是所谓经济专家抨击多多的价格战以及各种打了就跑的草根战术,经济学更多把这些归纳为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
开始说之前,我说个故事.还是和人聊天,不知不觉就说道上海,说到长江沿江的黄金水道.我说着说着越说越兴奋,但是忽然想起个事情就叹气.我想起的是南京长江旧桥梁不能过大型船舶.我一说这个,朋友那里一笑,现在不能拆.我一听就纳闷?上下游,都造了超级桥怎么就一个旧桥卡在那里,那算怎么个事情吧,太恶心了.朋友一笑,不能动就是不能动,没到时候.接着就扯开话题了,这个葫芦我闷了贼久,总算逮住一个机会再问了次.答:一盘棋,现在不动是为了给将来留地,而且很多问题都没有解决前,动了反而会坏事情.
其实话说回来,我们看改革的路尤其是改革以来经济发展的路,一直有一种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循环往复.中国市场经济的特殊性与,几十年资本原始积累的残酷性,还有国门大开之后的疑惑惶恐和忧虑,都随时随地困扰着这个国家每一个经济人.这个时候,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就是猫论.对于企业来讲,什么竞优什么竞次,生存第一.怎么做?做到错为止.就是这样的心思,使中国在改革后闯过各种各样的红线,并由此形成了着各种各样的潜规则,一般这些都被称呼为中国特色.在中国往往那些在激烈竞争里活下来的企业人,最不能适应的往往是当他们小有成绩的时候,往往一个政策的变化一个外部环境的因素的改变,甚至某一个官员的职务变化,都可能给一个企业带来兴衰的转折.这个就是一个时代的竞争环境,无论竞优的问题还是竞次的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一个适这生存的问题.
在我看,无论竞优还是竞次都不是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该做强盗的时候做强盗,该做商人的时候做商人,该做政客的时候做政客,该做慈善家的时候做慈善家,该做牧师的时候也可以客串成为一个牧师.这个就是见利而动,顺势而为.
在中国这个市场上竞争,不容易.但是我不反对竞争,只要法律许可范围里的竞争我都不反对.尽管亲身体验过商业竞争的残酷,甚至是一天大 血拼时候的5\6次相互降价那种近身肉搏式的价格战.适者生存,只有活下来你才有资格最终评价或者选择竞优还是竞次.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国民营企业就是靠着这样的精神与顽强在中国站住了脚跟,同样,也正是国内的残酷竞争环境造就了中国的出口群狼,对于那些在层层保护下的小红帽,狼连假装一次狼外婆的伪装也不必了.中国制造打进国际市场的路,实际就是国内的市场环境造就的.适者生存
不过,无论你的过去怎么样,如果你不能改变游戏规则就请改变自己.在我另一些讨论里和人集中的问题是,国际大环境的改变.新游戏就会有新规则,而我们现在只能修改游戏规则小小的部分.
面对新游戏,面对新规则,对于个人来说我找一份工作,我进行一次投资,我们怎么能收入更多风险更小.对于企业来说,我需不需要变,如果要变怎么变.新游戏是否正确或者直接点说就是新游戏是自己的灾难或者机遇.这里就涉及很多的基本判断问题?怎么判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有自己的行为模式,在缺少基准参照物的时候具体谁优谁劣,我也无从比较,但是,有一点很肯定:时代总是会因为各种因素的改变而变化,不管你把他看做前进或者倒退,改变是迟早要发生,或许现在正在发生中.在这个时候,企业人唯一不能做的只是我行我素漠视变革,其他的由竞争决定适者生存.
既然说到了在新游戏规则面前的企业的博弈,就不能不提到在我们这个国家既是运动员同时往往身兼裁判员的政府.同时,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几十年来风雨变迁,多少恩怨厉害在其中.更有,国门开放后长驱直入的各种海外利益.个人有个人的一盘棋子,企业有企业的一盘棋子,一个地区一个国家都有各自的一盘棋子.在转型期间,这样的复杂博弈拷问的是每一个企业人与中国人.
其实现在我只有一个问题,如果今天的世界在明天突然发生这样和那样的变化,现有的 游戏规则还有没有可以适用的范畴,或者有多少 适用范畴,这个适用范畴有多少影响,更直接点说,对我有多少影响.那是每一个人的问题,每一个人都有 不同答案的问题.
有人很怀疑中共的制度与中共政府的能力,的确他腐败,他有潜规则,甚至用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去实现的自己的目标(你也可以把这些叫做不择手段).本朝在上位者,或有99种分法,惟独少的是无能之辈.
怀疑这些,那会影响很多最基础层面的判断,而且那与对和错无关.我曾经在文字里反复说过一句话,中共的历史其实就是一步反复试错过程中成长历史与成熟历史.这样的试错不是毫无必要赌博,是一种借鉴已有各种人类成功经验与教训历史上的试错.中共不是万能的,在我看即使他今天可以通过不断试错来调整自己的步骤与处理各种问题的方式方法.但是,那毕竟是在借鉴前人基础之上的再创造.或许我们终有一天可以走在世界历史的最前沿,到那时候随着追赶效应下的后发优势的丧失,这样的试错还依旧有效么?那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肯定的说,这样的试错会继续他的历史使命.面对转型,当企业人反复问:to be or not to be,that's a question?我想企业人在对国家做基本判断的时候,不妨读读历史,那里或许给你启示,或许会给你答案.
在我所接触的政府体系,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竞争体系.显赫的家世,深厚的人脉乃至庞大的背景,也许未必会给谁带来竞争体制里当然 的优势.如果我们仔细点,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的体制下,只有更大胆妄为的贪官,却没有多少丝毫不做实事尸餐素位的闲官.同样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无论将来有什么变化,你可以没有背景\可以没有资本\可以没有人脉,甚至可以没有\天时地利\人和,但是你唯一不能没有的是能力.对于中国商圈如此,对于中国政府如此,对于个人命运而言都如此.在中国,只有有能力这个1才能有后面代表无数个条件的0发挥无尽的作用.如果不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就不会明白中共为什么乱到这个地步都没有象国外期待的那样倒台.无他,回到基本.分析\归纳并判断之,终究还是适着生存.
而在我看,今后的政府依然会试错依旧.但是这样的试错,如果引用朋友的话来说的话:这是断一个时代的时刻,可以和 49年和78年那样一个叫分水岭的时刻.
如果我说的这个分水岭不存在,那么我所说的一些话不是傻话就是疯子说的话.谁都可以股照炒,舞照跳.可是如果我说的变化果有其事,或者说存在这样的可能,假使你这样有些须这样以为,我想我上面的两段文字还有这段文字多少会对有点点用处.还是那句很 土的话:可以做错事,不可以站错队.
过去\今天\明天;竞争,竞争,还是竞争.路大体就是这样趟出来的吧.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