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三国战争】陇右西凉 -- 再论魏延的子午谷奇袭 -- 萨苏

如此，蜀汉又如何按照诸葛亮的设计，从荆州出兵北上呢？

这样讲，隆中对的战略设计本身就是错误的，不可能的。

所以说从战略上讲，在魏延这样一个大将与诸葛亮两个人在战略上有争执的情况下，那我觉得，应该更倾向于魏延。

如果孙吴能够和蜀汉保持盟约，知道必须保证蜀汉的存在才能够抵抗曹魏的进攻，因此必须要帮助蜀汉，那么就不必过分担心东吴的背叛。

如果东吴不能够保证与蜀汉的盟约，那么蜀汉除了在关中决战以图取得关中这一个新的根据地的办法，保留完整的益州并没有任何意义。

对于蜀汉来说，如果能够取得关中，那么在一定时期内，益州变为战场，益州残破，都是可以接受的。

益州地形比较复杂，即便孙吴的军队攻进了益州，也不是短期内可以占领的。蜀汉在这个时期内可以想办法去控制关中。如果不能够控制关中，他们退守汉中，依据汉中的地形也可以阻挡魏军的进攻。北守南攻，可以逐步收复益州的失地。而这个时候曹魏肯定不会坐视东吴的进攻不管，他们也会进攻东吴，蜀汉不可能承受独自承受整个东吴的进攻。

问题的关键不是有风险，而是蜀汉必须冒风险。

整个战略讨论有一个很大的前提就是，时间不站在蜀汉这边，时间拖得越久蜀汉就只有灭亡一条路。在只能冒险的时候又想一点风险都不冒，那怎么可能呢？这种便宜事上哪里去捡呢！

在关中平原指望靠步兵来抵抗曹魏的骑兵是不可能的，诸葛亮拿下陇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夺取战马产地，同时在陇西屯田，解决粮食问题，真正意义上升级蜀汉的战斗力。何况关中要守住，除了走崤山以外，从晋南方向渡过黄河同样可以（后来的李渊就是这么入关的），就魏延那点兵力能封锁么？魏延的建议一旦失败，蜀汉精锐受到重创，不要说关中拿不下，甚至连东吴都可能翻脸。他个人要去送死可以，别拿蜀汉最后那点家当来豪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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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使国人民智大开，开5000年无有之局面。可是互联网却使西方民众更被洗脑。结果精英们还号称西方开放的网络多好，土工管制网络鸭霸。为啥结局这么不一样呢？

量力而为。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明白，活得就是个别扭。

您要不要再翻小平定下的案子？

小平同志在《刘少奇同志追悼会上致悼词》：

少奇同志是1967年4月6日才第一次接受批斗(在自己的家里)，可是，早在1967年1月以前，周总理就对他的治病作过专门指示，说明此前少奇的病情就已经比较严重了。

顾英奇《抢救纪实》的叙述是：

“1967年1月，我从下乡医疗队回到北京医院总值班室上班。当时医院虽然混乱，但对刘少奇看病的问题，周总理和中央办公厅曾给北京医院下达一条原则：刘少奇需要看病时，经他的警卫人员与北京医院总值班室联系，由医院的医生、护士出诊;药品还是从保健药房(文革中编入中央警卫团后勤部)发给。据刘少奇病历记载，北京医院曾有四位医生到他家出诊过，为解决疑难问题也曾在他家多次组织过会诊。参加会诊的专家有：北京医院内科陶桓乐教授、外科吴蔚然教授，眼科左克明主任、口腔科李善荣主任、五官科王淑云主任，放射科李果珍教授、岳辉南主任;同仁医院眼科张晓楼教授、北医口腔科朱洪荫教授、三0一医院五官科姜泗长教授等。”

调集好几家医院的内科、外科、眼科、口腔科、五官科、放射科的科室主任以及教授级的名医到家里会诊，当时的中国有几个人能享受这样的医疗待遇!

1968年2月由中南海门诊部接管少奇的治疗后，医护人员更没有片刻稍怠。

抢救纪实》：

“1968年4月，他(少奇)开始语言减少，有时糊涂，尿失禁，手抖，步子变小(碎步)。为了查明病因，我们即请北京医院神经内科王新德主任会诊，……

7月6日起病情又渐重，7月9日发烧、咳嗽加重，肺部罗音增多，我们看后初步诊断为肺炎。当时即派护士马小先住在他家进行护理。门诊部医生会诊研究了治疗措施，并当即将病情上报。

当时，毛主席、周总理都明确指示(汪东兴传达)说：‘要千方百计地给他治病。’根据这一指示，我们即请北京、上海的知名专家会诊，并请陶桓乐、黄宛两教授和中南海门诊部负责人兼医生顾英奇、医生董长城住在刘少奇家。因没有足够的床铺，顾英奇和董长城就在地板上搭地铺。同时安排四名护士参加护理工作，日夜值班。就此组成医疗组。……

经x线胸片及痰培养证实，他患的是‘肺炎杆菌性肺炎’。肺炎杆菌毒力较强，耐药，较难控制，这是一种十分凶险的疾病，对老年人常常是致命的。

　　7月12日，少奇同志病势渐沉重，高烧不退，神志不清，谵妄，痰咳不出，有阻塞气道的危险。专家会诊提出，必要时需要做气管切开。这需要先请示得到批准，以便关键时刻立即施行。报告后，很快汪东兴即传达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如病情需要，即同意医生的决定。’我们当即请耳鼻喉科、麻醉科专家(负责呼吸管理)住到刘少奇家，准备需要时及时做气管切开手术。……

　　在1968年7月至1969年8月6日期间，请、专家会诊共40次，仅1968年7月会诊即达23次。一般上午、晚上各一次，有时一日会诊三次。参加会诊的专家有：上海的董承琅、北京的吴洁、陶桓乐、王叔咸、李邦琦、黄宛、王新德、薛善一、吴家瑞、姜世杰等教授专家。中南海门诊部参加医疗工作的有：卞志强、顾英奇、董长城、张林、牛福康、李留壮、马小先。参加特护的有：北京医院的曹兵(瑞英)、纪秀云、警卫团的韩世泉(男)、三〇一医院的董洁秋、卿喜珍等。”

仅凭这一串长长的名字，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的中央对少奇的治疗有多重视了。就这样，医疗组先后7 次(1968年5次，1969年2次)从肺炎的危险状态中抢救了少奇的生命。

不过，用我们老家的俗话说，少奇的这个病是得真了。他不但又患了这个要命的“肺炎杆菌性肺炎”，更要命的是“他原来(还)患有糖尿病、冠心病、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

　　虽然顾英奇说的“原来患有”是指他们在1968年2月接手少奇治疗工作以前由北京医院确诊的病情。但是，根据百度到的“糖尿病”知识来看，少奇的糖尿病应在周总理1957年1月指示北京医院的治疗原则以前就已经发生了。因为初期的糖尿病“没有明显症状，不易觉察”，所以，到了觉察时应该就不是初期了。而且，糖尿病的发生原因也与接受批斗之类的精神刺激无关，倒好像有点“富贵病”的味道。

另外，据少奇的大女儿刘爱琴在“鲁豫有约”中接受采访时说的“我就担心父亲身体，他有严重的肺病。生我的时候，他的肺病就很严重了，总吐血”之语推算，在1968年，少奇同志的肺病已有40余年的历史了。刘爱琴于1927年生于武汉，可知少奇同志开始患肺病应是1927年以前的事。(即使中途痊愈，肺部也留有疤痂)。　　由上所述，少奇患病与文革的批斗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尤其是糖尿病和肺病。

胡子或者头发长，大概出自《刘军医日记》：

“担架上以白床单盖着一个人体。他(李卫士长)急急走了过去，揭开白床单，是刘少奇。尸体已经僵硬，头上蓬乱的白发有一尺多长，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了，下颔有一片瘀血。”

　　这是刘军医笔下少奇死后的惨状。

李卫士长看到这种惨状吗?没有。《卫士长回忆》只是说：“他们把少奇同志的遗体停在地下室金库旁边的房子里。我们去了，就说得看看，人家给抬出来，我看了看。”

　　为抬少奇遗体的六位战士作引导的师振德也没有看见，就连那位自述“我偷偷抹去眼角的泪水，给我们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遗体盖上一块白床单”的看守长李用胡也没有看见。如果看见，他肯定不会放弃这个煽情的好材料!

　　其实，在李卫士长揭开白布以前，这位刘军医自己也没有看见! 他是借助李卫士长的眼睛在李卫士长揭开白床单时才“看”到的。如果他比李卫士长先看到的话，他的这篇《日记》就应该换个记法，记成：“少奇的尸体已经僵硬，头上蓬乱的白发有一尺多长……这一切被一块白床单遮盖着。李太和急急的走来，揭开白床单，看见了这一幕……”

其实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其中的荒谬，一般来说，不患有各种脱发疾病的健康成年人头发每天生长 0.3~0.4 毫米，一个月大约生长 1 厘米左右，一尺多长的头发需要3年才能长成。

吹牛，陷害，造假是一个系统工程， 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行的，需要有通盘考虑，最好九真一假。刘军医就是这样的一个品行卑劣，素质低下之人，相信他的人，我就不说什么了。

后来是从北京转移到开封了是吧

一个危重病人，从医疗条件较好的的北京转移到在解放战争中被打烂打残，省会都被迫改地方了的北宋故都，这无论如何不能算是优待吧

1968年8月20日，苏联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行动。

1969年3月2日，苏军又发动了入侵我国珍宝岛的军事行动。

毛主席在中共九大前夕就发出了“要准备打仗”的号召。5月上旬，中央召开过战备工作座谈会。6月下旬至7月上旬，召开了“三北”地区作战会议。8月27日，中央作出成立全国性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和各省、市、自治区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的决定，从此，开展了群众性的“深挖洞”活动。9月上旬，召开了全军战备工作会议。9月26日，毛主席批示：“军队不要松劲”。(此段引自《1969林彪第一号令与疏散中央领导人的真相》)

可以想象，如果北京被突袭，大部分领导人牺牲或失去联系，这时刘在北京，乘机夺权算什么？ 正常的思路都是把权力控制者分开，防止斩首行动，把潜在的秩序颠覆者迁移到无关紧要的地方去，这和迫害无关。

在开封的住处：

少奇自1968年10月11日开始鼻饲(见《抢救纪实》)。《师振德回忆》也提到了这点：“少奇当时是鼻饲，比如鸡蛋汤、鸡肉汤、豆浆、牛奶都是从鼻子灌食。”

1969年10月17日晚9点半钟少奇到开封下飞机时，接机的师振德和李用胡都看见插着鼻饲管。不治疗会安排鼻饲吗？

以上的种种历史记事充分说明，对刘，没有迫害。当然，也没有把他当国家元首一样优待。一个被开除党籍的叛徒，工贼能够得到充分的治疗，临死还有每天6个鸡蛋的待遇。江青有吗？

我很希望有人能给我解释一下这件事。

一个三十年代的叛徒工贼，四十年代初却成为TG的高级领导人，进而在之后的20多年时间里成为毛最主要的助手，任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

文革之前的二十多年啥事没有，文革一起却突然暴露了，而叛徒工贼的证据只是一堆证人证言。从那时算起，近五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却又没有新的、过硬的证据证明。

更奇怪的是，刘被打倒的理由是因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最后被开除出党却是因为叛徒工贼的历史问题。当时对刘的审查报告只讲历史问题，最后留了一句话说要继续追查解放后走资本道路的罪行，结果不了了之，直到文革结束也没有新的报告出来。

叫人叹、劝他多吃点不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