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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转贴】北京故宫馆藏雕塑赏析 -- 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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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北京故宫馆藏雕塑赏析(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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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彩女坐俑,高51cm

        女俑头戴鸟状冠,五官清秀,眉、眼墨绘。上穿半臂短襦,内衬窄袖衫,下著长裙,足登云履。端坐于筌蹄上,手中持一小鸟。类似形象在西安王家坟村90号唐墓、西安西郊及洛阳等地均有出土。如王家坟村90号唐墓出土的三彩女坐俑衣裙与此像如出一辙,均为柿蒂纹,裙褶破数也相同,颜色以绿为主。唐代诗人皮日休“上仙初著翠霞裙”之诗句,所指应即此类长裙。持鸟的图像在陕西乾县唐永泰公主墓及西安南里王村韦泂墓的石刻线画中均有表现,前者立在贵夫人手背上,后者则由侍女所持,这些鸟都是供主人娱乐用的。由唐代壁画、线刻、陶俑等资料分析,这类陶俑身份特殊,应是墓室中的女主人,人物衣著、形象也有可能是按真容塑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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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食人俑,唐,高28cm

      俑头戴尖顶折沿帽,长脸,深目高鼻,满鬓胡须,其形象与《新唐书》卷二三八中记载的大食“男子鼻高,黑而髯”相吻合。俑身穿右衽衣,腰中系带,足登长筒靴,肩背行囊,手执水壶,身体前倾,作行进状。

      大食是唐朝人对阿拉伯人的专称。唐高宗时,大食人打败波斯帝国,占领了伊朗高原,并于永徽二年(651年)向唐遣使朝贡。之后,两国通过丝绸之路交往日益频繁。许多大食商人往来于陆路与海路,在做商品交易的同时也将伊斯兰教带入中国,并开始在中国的西安、广州、泉州等地定居。唐代墓葬中发现的大食人俑就是这一历史背景的产物。唐朝与大食之间的冲突也时有发生。天宝十年(751年),唐朝将领高仙芝在怛逻斯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附近)与大食将领吉雅德·本·萨利赫相战。此次战役由于唐朝的败绩而使大食兵掠走了大量中国俘虏,其中包括不少织匠、金银匠、画匠等,包括造纸术在内的多种中国工艺技术因而西传,对西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这个作长途跋涉状的大食人俑是我们见证唐代丝绸之路上漫漫商队的一个缩影,形象而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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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仑奴俑,唐,高24.5cm

      俑身材短小,头部扭向一侧,皮肤黝黑,发卷曲,穿窄袖右衽衣,腰系丝绳,双足外撇,为唐人所称的昆仑奴形象。

      “昆仑”一词,在中国古代除指昆仑山外还指黑色的东西。唐人沿用此义将黑色皮肤的人统称为昆仑人。《旧唐书·南蛮传》曰:“在林邑以南,皆卷发黑身,通号‘昆仑’。”这些黑人大多来自于南洋诸岛和非洲地区,所以昆仑是一个泛称,非专指某一地区或国家。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记载:“西南海上有昆仑层期国,连接大海岛,……海岛多野人,身如黑漆,拳发,诱以食而擒之,动以千万,卖为蕃奴。”这些人大多数是被贩运到唐朝的,至中土后,或精习乐舞,供人娱乐,或为奴仆,供主人役使,所以时人称其为昆仑奴。

      目前考古发现的昆仑奴俑多赤裸上身,下著羊皮短裤。此件陶俑却身穿长袍,腰中系带,显然是接受了唐人的生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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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伶俑,高44.5cm

        俑头戴幞头,身著圆领袍,中束带,袍左右开衩,双手缩于袖中,抬足扭腰,作表演状。其身份应是宫廷中提供娱乐服务的优伶。南唐位居江南,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其兼袭盛唐遗韵,广罗艺文英才,故歌舞称誉当时,优伶充斥宫中。此优伶俑便是当时宫廷生活的真实写照。该俑制作于南唐升元七年(943年),1950年出土于江苏江宁祖堂山李昪钦陵。

    • 家园 北京故宫馆藏雕塑赏析(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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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彩骑马狩猎俑,高43cm

        三彩马以褐色为主基调,足直立,微微前倾。骑马者尖鼻深目,颧骨突出,两鬓长髯,唇留八字须。其头罩黑色幞头,身著绿色翻领窄袖袍,足登乌皮靴,双手作持缰之态,双目凝视前方,似在寻找猎物,马鞍背后蹲坐一犬。

        唐朝统治者有北方少数民族血统,性喜狩猎,并以善猎为荣。狩猎不仅是其生活习俗的客观反映,也从一个侧面映衬出唐人自强、自信之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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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釉画彩弹竖箜篌伎乐女陶俑,高15.5cm

        伎乐女陶俑泥质白瓦胎,通体施黄釉,釉上画彩。女佣面部五官端正,墨画眉眼,高颧骨,唇点朱红,神态自然,头梳墨色高髻,肩披红色披帛,顺体下垂至地,身着窄袖高腰长衣裙,裙摆曳地。伎乐女俑跪坐姿,双手抱竖箜篌,作演奏状。竖箜篌造型完整,是研究古代乐器的有形资料。此乐器系从西域传入中原,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曾出土一件完整的木制竖箜篌。这件陶俑真实地再现了初唐时期中西文化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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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陶女立俑,高44cm

        女俑头梳抛家髻,面涂红粉,蚕眉细目,小口施朱,五官相对集中于面庞中央,略显紧凑,身著长裙,双手笼袖于胸前,大腹便便,似在缓步行走。

        唐中期以后,特别是开元、天宝年间,社会上逐渐形成以肥胖为美的时尚,杨贵妃受宠于李隆基,更将此一风尚推向极端,此女立俑便是盛唐时期审美倾向的典型反映。

    • 家园 北京故宫馆藏雕塑赏析(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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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三彩骑驼陶俑,约盛唐开元年间(713年--741年),高74cm、宽54cm

      骑驼俑头戴唐人高踣圆头巾子幞头,深目高鼻,络腮胡。身服折襟窄袖、开骻过膝的胡服,下着袴,脚蹬高靴。骑双峰驼,手扶前肉峰,肩负一猴,抬头张望。骆驼昂首引颈,作嘶鸣状,四腿肌肉起伏,似有弹性,四足前后错落,作欲起步状。俑深目多须,为西域康国人形象。康国人善商贾,唐代强盛,于西域(新疆)各地置都护府,使汉代开拓的自长安京都经河西走廊、直至中亚各国到地中海东岸的“丝绸之路”重新畅通。骑驼陶俑塑造了盛唐时西域康国人东来中夏的情景,表现了他们在我国经商之暇,戏猴、骑驼漫游情趣。

      三彩釉配色自然,清丽匀净,俑和骆驼分别以深、浅的赭黄色为主色调,俑的折襟、衬衣和骆驼的头、颈及四腿的绒毛施以浅黄色釉,色彩对比鲜明而不强烈。双峰肉鞍披垫以绿、赭、黄三彩釉色,清丽而不浮华。釉色焙烧匀净无瑕疵,显示了我国唐三彩技艺之精湛。三彩骑驼陶俑的塑造艺术和三彩釉的烧制技术都达到了极其娴熟的高度,属国家珍贵文物。 河南洛阳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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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女舞俑,高21cm

      唐代舞蹈与音乐结合紧密,特别是从中亚、西亚及我国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传入的乐舞,深受人们的欢迎,成为时尚。不仅在节日庆典上有歌舞表演,富贵之家外出郊游也要带上伎乐。乐舞在人们生活中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

      此女舞俑上穿翻领半袖衫,下著长裙,束腰,头微侧。两臂一上举,一下垂,双腿一侧伸,一屈曲,腰肢轻扭,翩翩起舞。从服饰与舞姿看,属于传统汉族舞蹈范畴内的“软舞”。

      与女舞俑相伴而出的还有乐俑5件。其中立者3件,分持琵琶、排箫、笙;坐者2件,分持钹、腰鼓。身份仿史籍中所称的立部伎与坐部伎。立部伎与坐部伎同时出现,在唐代考古中尚属罕见,它表明此组乐舞俑具有很高的等级。同时也说明,在高水平的乐舞表演中,软舞仍占有相应的位置。从雕塑技法与风格分析,它与洛阳孟津岑氏墓俑接近,出土地点应在洛阳邙山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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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陶卧羊,唐,高8cm,体长15.4cm

      卧羊头大,颈粗,眼圆睁,双角在头两侧卷曲,角上雕出较细密的线状年轮纹,颈部雕有较密集的点线状纹饰。羊身体各部位骨肌清晰,四肢匍匐呈卧姿。作品巧妙地采用局部点线纹饰来表现整体浓密的羊毛,颇具立体效果。

      继汉代之后,厚葬之风在唐代再度兴起。这一时期的随葬品陶羊较以前体态更为饱满健壮,肌肉感较强,造型亦较准确,整个作品趋向于写实。

    • 家园 北京故宫馆藏雕塑赏析(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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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马,北朝,高20.9cm

      马四足直立,头瘦长,系笼套,颈部系双带,胸前有花状饰物,可能象征铃铛。鞍鞯处饰障泥,障泥印刻精美的图案。

      北朝由于北方战争频繁,马的需求量大,对马的重视程度甚高。陶马的造型在沿袭汉朝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变化,马头瘦小而长,前部略尖,马鞍及障泥等更注重装饰。此马设计巧妙,动感强烈,为此一时期陶马的典型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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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陶高髻女立俑,五代南唐升元七年(943年),高49cm

        女俑圆脸丰润,高髻,双手置于胸前。内着抹胸,外穿对襟大衣,衣外加云肩华袂,腰系丝带,长袖下垂,裳外微露出上翘的鞋头。

        从其华丽的服装、雍容的气质分析,此女俑象征着一位地位相当尊贵的妇女形象。在塑造手法上,它继承了唐朝雕塑的优秀传统,如敷粉、施朱、面庞圆润等,依稀可见唐朝风韵。此女俑1950年出土于江苏江宁祖堂山南唐烈祖李昪的钦陵,所以其不仅是五代雕塑的珍贵遗存,也为我们研究南唐宫廷生活提供了形象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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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惠观造释迦、多宝像,唐显庆二年(657年),高39cm

      释迦、多宝并排而坐,衣饰、坐姿、形态相同。头为螺髻,面庞圆润,眉目清秀,大耳下垂,双手一施无畏印,一下垂扶膝。身著袈裟,结跏趺坐于长方形须弥座上。须弥座底部较高,中间束腰狭窄,上部为仰莲,下部为双瓣覆莲,四角有小柱,后面与背光连为一体。背光后面刻发愿文:“显庆二年六月八日,比丘尼张惠观奉为皇帝及师僧父母,法界含灵,敬造多宝、释迦像二躯,虔心供养。比丘尼孙皆念供养。观门徒惠藏、惠常等供养。”

      此造像出土于河北曲阳修德寺遗址。

    • 家园 北京故宫馆藏雕塑赏析(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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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郅广寿造白石雕思惟菩萨像

      思惟菩萨像,东魏兴和二年(540年)郅广寿造,白石,像高59cm。长方体石座长26.5cm,宽17.7cm,高10.5cm。

      思惟菩萨面含微笑,脸庞长方,头著宝冠,宝缯上飘,圆形头光。半跏趺坐束帛圆墩上,体略前倾。右肘支膝上,手攥长茎莲蕾,用食指支撑面庞。左臂残缺,残存左手握足。菩萨下身着裙,裙摆分两层浮雕回曲形皱褶,腿部裙褶单勾阴线呈“U”型。圆墩下敷设圆形铺地宝装莲华,下为长方体石座。石座背面阴刻造像记:“大代兴和二年岁在庚申,二月己卯朔廿三日辛丑。清信佛弟子郅广寿,仰为亡考敬造玉思惟一躯。亡考上生净妙国土,合家眷属常居富利,七世同沾,有形齐润,所愿如是。像主前平乡令郅僧景”。

      此像姿态优美,静中含动,展示出菩萨静心思维的神态,有明确纪年,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

      1954年河北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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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丰造弥勒佛立像,东魏兴和三年(541年),残高45cm

      弥勒像高肉髻,修眉细目,眼略向下视,内穿僧祗支,胸前系带,身著袈裟,袈裟在两腿间呈弧形下垂,裙下缘外侈,衣褶起伏有序,手施无畏印、与愿印,跣足立于双瓣覆莲上。底为素面基座,头光为莲花图案。基座刻发愿文:“大魏兴和三年十一月廿五日,上曲阳县人李晦妻王丰为亡息李景珍敬造弥勒像一区,上为国家,后为七世父母,居眷大小,亡过现存,边地众生,一时成佛。”

      北魏至东魏时期,弥勒造像以交脚菩萨形象居多,但在河北定州地区却以佛像为多,包括立像、倚坐像、结跏趺坐像等多种形象,显示出其独特性。此弥勒佛立像于1953-1954年出土于河北曲阳修德寺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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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石双观音立像,北齐太宁二年(562年)造,高45cm,宽26cm

      两观音跣足立于圆形莲花座上,左面观音右手举至肩部,左手垂于腰际。右面观音动作正好相反。观音像身态自然,神情安宁。背面为舟型背光,背光上方有两飞天,手托方形宝塔,挺健飘逸,迎风飞舞。

      双观音像下为一长方形基座,高9cm、宽13cm、长26cm。其正面雕一博山炉,炉两边各有一狮、一弟子。基座两侧及背面阴刻铭文“太宁二年五月十五日,佛弟子吴子汉,为亡父造白玉像一躯,愿赐考与佛同会”。

      1954年河北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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