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敌后游击 摩擦 王泰恭(一) -- 王外马甲

司徒前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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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文见

http://www.talkcc.org/article/886870

我当时追问的马甲所提的问题是

这个“同样的事”，在马甲原文说的清楚，是沙区的开荒救灾乃至整个八路军开展的赈灾生产运动。您回复中只说赈务，开荒生产的部分哪里去了？您当然又可以说开荒生产可不是军队的事情，要做也要行政机关去做。可是在灾荒年，把下一茬儿庄稼赶紧种上，使来年有收成，是战胜天灾中极要紧的事情，不是农民的子弟，是体会不到这一点的。出去逃荒的农民因为放弃了播耕的时机，即使来年返乡也摆脱不了挨饿的命运。司徒兄如果指明哪处国民党衙门里面的老爷们有此壮举，我一定头一个献花。八路军因为本来就是农民子弟，去做这个事情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这里就不表扬啦。

撂下开荒生产不提，就说放粮赈灾。司徒劝人家查一下河南赈灾的详情，我一查，一不小心就跑出这么一段出来

——《在历史现场》第44章

那么这样看来，政府帐面上存在的多少多少赈灾钱粮对灾民有多大含义就十分可疑了。

讲到这一次中原会战的情形是怎么样呢？有一些美国和苏联的军官和我们军队一同退下来的，据他们所见，我们的军队沿途被民众包围袭击，而且缴械！这种情形，简直和帝俄时代的白俄军队一样，这样的军队当然只有失败！我们军队里面所有的车辆马匹，不载武器，不载弹药，而专载走私的货物。到了危急的时候，货物不是被民众抢掉，就是来不及运走，抛弃道旁，然后把车辆来运家眷，到后来人马疲乏了，终于不及退出，就被民众杀死！部队里面军风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于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这样的军队，还存在于今日的中国，叫我们怎样作人？尤其叫我个人怎样对人；我统帅受到这样的耻辱，也就是大家的耻辱。这个责任究竟应该谁来担负，当然我自己首先要承当这个责任，但我下面各部会主官 各高级干部应该要为职责负其重大的责任！我常说我个人平时办事，如果有一点失职，有一点不能尽责，那不仅各位人人都可以指摘我，批评我，我自己也一定自请 处分，甚至自甘受军事的裁判，而决不苟且推诿，腼颜偷生！但你们作了军事委员会各部会的主官，更应该对统帅负责，善尽自己的职守。否则，如果因为我们个人缺乏责任的感觉，百事因循懈怠，以致整个国家和军队受到污辱，那我们就成了国家的罪人，军队的败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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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我说，苏联、美国的军官，以及我们的蒋委员长，恐怕都被土共洗过脑了，不然怎么会这样诬蔑我们的汤司令呢？

前两次发贴以后没见司徒卡兄吭声，心里有点纳闷，于是语气严肃一点，果然就听见reply了——呵呵，真正好快手，三两下就是几大篇，不知是怎么练出来的？佩服佩服，幸亏老兄工作忙，要不然咱们连挖坑的空地都找不到了。

咱俩顽军对顽军，各有各的顽固。其实这样不错，你说你的、我扯我的，故事本一桩、版本不相同，在一个人头上挖两个坑，也算是拿王泰恭给咱们西西河做贡献，挺有意思的嘛。

好吧，马甲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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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别急。

开讲之前，想起跟贴中有河友认为“催收粮款”和“借粮赈灾”是一回事，马甲觉得这和观点立场什么的无关，只是这些朋友肯定对一些基本情况不了解。有必要解释一下。

记得司徒卡兄解释过“打游击必须用正规军”的理由，说是正规军的开支有政府预算做保证，比较有计划性——这话有道理。但这个道理是要靠政府行为的高效率来支持的，一旦官员的素质发生了问题，预算的可靠性也就可想而知。

预算是在纸上的，军队的开支终究要从老百姓那里来。为方便起见，我就抛开滑县当时的七十多项摊派不谈，光讲军粮好了。

军粮的征收以实物为缴纳方式，从细、粗、杂粮一直到谷草都有，按土地质量规定的等级标准不同，滑县这里大约每亩每“课”20斤左右，每年正收两课，这应该还可以承受。“正课”是政府规定的无偿义务，但军队还可以要求“增课”（也就是军粮统购），这也是必须完成的，不过有事先规定的价格（当然比市场价低），滑县平均每年5课（河南最厉害的地区到了18课），这一下老百姓就扛不住了。

扛不住的主要是贫农和中农。原因一，军粮课收的标准是按地亩平摊，没有起征点、没有累进税，结果就是地越少的承受能力越差；二、国民政府的征收方式是由大户代收，这样小农没有减免的可能而大户却有贪污作弊的空间；三、当时农村的土地没有经过核查，土地交易后契约不报案，就形成貌似无主的“黑田”，而购买土地的其实只能是富裕地主，那么，将“无主黑田”的粮款进行平摊，就等于是贫农和中农替地主再交了税；四、军队“增课”，农民毕竟可以得点钱，但政府各种名目的征款又是以人头计算的，这对地主影响不大，穷人手里的钱却全被收走（一般都见不到钱，直接由大户代扣了），地少的贫农中农两头落空。

这样到了41年，滑县贫农和中农的家庭积蓄已基本耗尽，失去了抵御灾难的能力，就在这时，又发生了两件事：一是通货膨胀、法币不值钱了，国民政府改变以法币为收支单位的财政预算，河南各类税收也完全以实物代替法币，这等于是拿走了贫困农民手里的最后一点粮食；二是，从这一年连续开始了水灾、旱灾和蝗灾……可想而知，饿死的谁，破产的是谁？

大灾期间，国民政府从42年12月起开始赈灾，但战区对河南军粮的增课并没有减少。这或许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司徒卡兄说过：“能不能请诸君先搞清楚赈务的概念？——赈务,一般说来是行政机关的责任,是行政机关作的事情。部队,野战军,都没有这个责任”。——于是，以43年为例，政府向河南总援助为1亿贷款和1亿赈灾款，这2亿元即使全部用于采购，能购得平粜粮（小麦）2千万斤；而同时，国军在河南征收的军粮（小麦）是——3.4亿斤。

至于汤恩伯等人的事迹，既然人家不信马甲也就不必说了。据说在图书馆里能找到“汤恩伯在灾年时节约军粮赈粮的义举”并证明“汤系部队在大灾时的好事做的不少”，很好，这至少表明知识的力量是无穷的。不过马甲倒乐意看看：拿那本书到河南去找几个老头老太太念一遍，不晓得书会不会被撕？人会不会挨揍？

共产党搞“借粮运动”也是大灾之年的事，到43年底就停止了。借粮的对象当然是少数富户大户（要不然向谁借？），并且借粮的地点也不局限于根据地，武工队也到游击区去借，虽然口号是“借粮保还”，但是不是真的都还了马甲我不知道（只知道这个“借”是没利息的）。借来的粮食首先保证军烈属，再救济其他困难群众，以冀鲁豫军区的情况来看，大约军队用了二成，边区政府调剂掌握二成，其他的给了老百姓。

如果要我说“催收粮款”和“借粮赈灾”有什么不同，我觉得：八路军号召“军队和老百姓是一家人，节省口粮救济同胞”；国军对《时代》杂志记者白修德说：“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这就是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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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好了，书归正传。

上回说到，王泰恭当上了“内黄县长兼滑县县长”——不过很多资料都没介绍老王曾经是内黄县长。因为王县长没在内黄办过啥公事，内黄也不知道有这么个父母官。马甲之所以提出来，是因为这职务确实是国府正式任命的，而且王泰恭刚入党就当县长也挺不容易；而之所以要讲八路军去内黄救灾，也是由于沙区本属王县长的管辖，不提一下怕不礼貌。要不然，河南这里的笨蛋人和混蛋事多了去，马甲何必拿老王当靶子，况且八路军真要打王泰恭，也用不着马甲我兜这么大个圈子找理由呀。

不过，既然司徒卡兄不愿意扯远（马甲才提个内黄，老兄就焦作、博爱、人民公社了；若是我再还嘴，恐怕要跑到南京台湾华盛顿去。所以赶紧打住，咱们就扯滑县好不好？），只讲滑县。

讲滑县。王泰恭的这个滑县县长，也有文章说是“自封”的——其实误解了，不是“自封”是“自讨”，虽然属于主动请缨、毛遂自荐的性质，但县长还是正规的县长。只不过这个“傻大胆”敢当县长，省政府却找不到人愿意陪他玩，因此老王就把自己的朋友和部下，比如尚卓武、石凝香、孟繁栋、暴惠民、贾席珍等人，都委任成书记、科长、主任什么的，在自己院子里开衙升堂，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合署办公。

42年7月内黄县境内没有八路的时候王县长不去上任，据说是为了避免和共产党发生冲突，OK，我不争辩。可有趣的是，到了43年7月，八路军在滑县有好几个团（并且把杜淑和邵鸿基都打得趴了窝），王泰恭却突然满不在乎了，自己申请当县长，并且县衙开张以后也没见有八路军来欺负他——可见先前的担心有些多余。

有人说王县长上任以后“开义仓赈济灾民”，这是书生玩笑了。这时候滑县的自然灾害已持续了两年，期间日军和土匪抢粮食、孙殿英收、杜淑也搜，县政府真空了那么久，老百姓都在吃观音土了，哪还能有什么“义仓”。

不过，王泰恭曾经组织赈灾倒确实是真的，他是天主教徒，募集了三千担粮食捐给教堂，由神甫教士们发给灾民，搞得当时信奉天主的人迅速增多。

滑县这里有好几个意大利天主教堂，意大利和日本关系铁，神甫和太君之间也亲热，教堂在客观上对老百姓起到了一定保护作用。43年骑兵团进滑县的时候，地方上反映官桥营的神甫安希尧（意大利人）是奸细，几个八路就去抓。刚一动手，安希尧就嚷嚷：“我是外国人，有豁免权”，骑兵搞不懂，只好回去问领导。副连长周开树说“什么豁免权？没听说过，我去抓！”，再去教堂，姜连合（中国神甫）与一些群众拦着求情，讲了洋神甫如何帮助赈灾、如何保护难民的事，这下把周二虎也搞迷糊了，于是又去问政委。况政委研究了一番，决定算了。

牵涉到群众意见的事，八路军向来慎重。洋神甫尚且如此，对王泰恭又岂能随便处置？不过共产党之所以容忍老王，主要是因为他以往的抗日功绩，并没把他的县长身份当回事。

43年8月10日，久旱的滑县终于下了一场透雨，灾情得到了缓解。亟待恢复生产的时候，却缺乏劳动力（当地有逃荒习惯），于是冀南、鲁西（当地没逃荒习惯）的八路军部队就纷纷开进豫北，直到44年1月杨得志带冀鲁豫主力开赴陕北之前，这一带总有许多八路在种地。这也给共产党建设地方组织、发动群众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文化积淀深厚的滑县，要迅速唤起群众的政治热情、改变老百姓的传统观念，是件十分棘手的事。总有人认为：共产党的办法就是先派个穷人诉苦、再选个地主枪毙，把群众“逼上梁山”就行了……说这话的人多半没和农民打过交道。这样做只能逼得人互相打起来，岂能“逼”成一条心？老百姓是那么好忽悠的么？

滑县群众工作，是由四地委组织部长赵紫阳和“抗联”组织部长纪登奎负责的。他俩带着几十个学生分散进到各个村，白天帮干活晚上拉家常还教小孩子识字，吃饭交粮住宿给钱说话客客气气。老百姓觉得这帮读书人虽然农活不拿手家务不熟悉不知道是来干什么的，但看上去都是懂道理的好人，于是相处得不错，他们管大赵部长叫“先生”、管小纪部长叫“通讯员”，没觉得他们是当官的。

过了些日子，逃荒的人们陆续回来了，村里遇到了问题。

大灾荒中，有的灾民为了求生将土地以很低的价格典卖给了地主、将妻子儿女卖给了别人，这种土地变动和人口买卖显然不正常也不公平，可遇到这种事，本宗本族的人也扯不清楚。灾荒解除后，纠纷日益增多，族长乡绅们不肯出头（他们自己就是受益方），老百姓于是就想起那帮懂道理的读书人。

大赵部长小纪部长早已把情况摸清楚，他们把“吃亏人”召集起来商量：这事要齐心，大伙一起去讲道理才行。大家当然说：好好好，一切听你们的。

于是提出章程，大致是：在灾荒中买卖的土地，高（富）阶层的准许低（穷）阶层的赎回，同阶层的可赎回一半，赎回价格按原典卖价；因灾荒出卖自己的儿女的，买卖关系无效，准卖主领回（卖主付一点赡养费）；因灾荒丈夫出卖其妻（或被婆家或娘家卖出），其去留由妇女自择，买时所付之款粮改为借贷关系，由卖主按原数偿还；妇女以灾荒为借口擅自离开家庭另找他人结婚，准原夫起诉，以破坏婚姻治罪。

这章程里里外外都显得有水平，地主富农也没啥好说的。若是有人扯皮耍赖，大赵小纪把眼睛一瞪：我是代表政府在给你讲话！手下学生、穷人“苦主”们一拥而上，七嘴八舌一顿臭骂，什么族长大户都不在话下，事情立刻办妥。

这种买卖中“得益”的一方多少有些显得缺德，所以现在被推翻也不好发作。这可是低阶层对高阶层的一次大胜利，贫农中农终于发现乡绅们也是可以战胜的、发现身边的这帮小青年是可以依赖的，于是，传统的宗族威严也就被撕开了一个缺口。

年青干部趁热打铁，接下来就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穷人们心想：土地是小纪部长帮忙要回来的，老婆孩子是大赵部长帮忙夺回来的，人家开场子上课，总不好意思不去捧场吧。于是男人去听女人也去，大人孩子都知道“八路军是人民的队伍”、“咱们要团结起来，抗战到底”。小媳妇们也学会唱歌了：

中国妇女们，真是封建的很，天天在家里，不让她出大门；

丈夫打又骂，婆母好狠的心，拿着儿媳妇，就当那外来人；

来了八路军，解救受苦的人，咱枪口对外，赶走那小日本……。

这么七整八整的，地主老财不高兴了：穷人们成天聚在一块，佃雇农见了他们也不象原来那么害怕，这样下去可不妙。于是就联络会道门，赶走这帮读书人。红枪会立刻按捺不住地杀将出来。早先，在农村组织“开会”是他们的专利，现在老百姓都跟着共产党学唱歌了，再没人看他们烧香跳大神，实在不爽。

红枪会冲进岳营村砸场子，纪登奎早有准备，他一边疏散群众，一边和会门头子讲道理。到最后撩下一句话：“你们不听劝阻、破坏团结，一定没有好下场”，红枪会的把手一叉：“我有神功我怕谁？”。

一个时辰之后，骑兵团赶到岳营。红枪会神兵手持各类武器应战，法师运气念符：“蹬金鞋，掌金花，戴金盔，穿金甲——金神老父快来到！”。刘大爷他们早就见过这玩意，随便打几个点射，跑在前面的神兵就倒了，后面吓得全站住。

仙法不灵？再念！“杀不进，打不进——观音老母来保命……”，八路又开几枪，直接把大法师从神坛架子上打得掉了下来，神兵们立马转身全跑光了，从此再也不敢来惹事。

纪登奎带队回到村里，全村富人穷人都刮目相看——这读书人，还是个武的呢！

这以后，老百姓不叫他们“先生”了，改称“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