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与陈经兄商榷】中国今天的经济形势，绝不是侥幸 -- 山而王

以下是我就陈经兄各章的评述。纯属个人见解。

官办经济一

30年，也就是说从1976年算起。其中1987年前后，1990年前后，以及2000年前后，尽管国家数据或许是增长，但是早期各地的统计数字可靠性差，人为干预严重，只根据官方数据来判断失之偏颇。

那么比较可靠的方法是根据经济停滞期间的表现来判断。我认为在过去30年，咱们不是持续增长的。有过萎缩和经济下滑(硬着陆)。

我想至少日本银行的坏帐呆帐就应该抄过我们。而且他们也一直是通过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干预来避免大面积的银行倒闭。我没有具体数字，陈兄可以比较一下两者规模。日本房市的下滑，从1991-1992延续至今，其地价现在勉强恢复到1991年水平。试想在此期间银行的呆帐坏帐规模是何等巨大。

中国股市的反常，我认为更多的是人为因素如：虚报数字、统计方法不当等等有关。在缺乏可靠数据和大面积人为炒作的情况下，政府也无能为力。说是“官办经济搞出的好事”，似乎不妥。

所谓“宏观调控”，许多国家都在用。窃以为在中国现有市场发育尚未成熟、人员平均素质较差的情况下，“宏观调控”是非常必要的。

官办经济二

首先把一切归功于小瓶同志一人失之偏颇。当时主抓经济的姚依林先生尚在，而且国家还有一批对于经济比较懂行的老同志。朱溶基应该算其中之一。这里的背景据我所知是这样的。当时国家出口创汇形势不容乐观，而相对之下，亚洲四小龙如日中天。这对整个国家经济计划部门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在大力引进外资的同时，国家成立了“机电产品进出口办公室”。其级别与各部委并列，职能是

- 全力推动机电产品出口创汇

- 有目的地引进外资、技术、生产线

该办公室创办之后，每年有几亿资金被用于“出口创汇基地”的建设，同时具有进口批文权，与海关、银行协调出口退税等权力。现在随着我国出口创汇形势的根本性转变，该办公室已功成身退，合并入经贸部。

这不是奇妙，而是深思熟虑、布局多年、贯彻始终的政府行为和无数老同志几十年奋斗的成果。我国无论从进口到出口，都是在尽量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但是从该办公室角色的转换可以看到，政府正在极力减小对于经济行为的干预，尝试采用利率等方法来调控和引导市场。

陈兄或许需要了解一下我国政府在过去几十年，为提高国家经济发展所做出的努力和尝试。不能一概归结于“奇迹”等。出口创汇无异于与人争饭、虎口夺食，是没有什么侥幸可言的，特别是几十年持续的发展，其中的惊涛骇浪或许几十年后才能知道。

官办经济三、四

简单地将一切归结于老毛地错误领导，似乎不妥。对于中国经济在1976年前的停滞下滑，他当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老一代领导中，真正懂经济的少而又少。而且他们的“懂”，和美国西方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懂”，差距非常大。朱溶基就是因为其在经委各领导中最懂，所以才在没有后台没有帮派的情况下胜出的。即使这样，朱爷在总理位置上的一些错误，还是未能避免。可见，宏观经济是门大学问，不是一两个伟人就可以搞好的。

官办经济五

此处，您将老毛对政治和经济的态度混为一谈了。政治上老毛是天马行空我行我素，颇具帝王心机。但是经济上，他不太懂。一直以来奉行的也是计划经济那一套。

官办经济六

这里我认为您没有说到点子上。在不考虑89年前后中苏两国经济形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前提下，过于简单地将其归结于领导人思路的不同。

当时我国在86年通货膨胀后，经济形势并不好。而且就总体水平而言，无法与苏联相比。戈尔巴乔夫等苏联领导人也意识到了改革的迫切性，他们想要的是一步到位。而我们那时，是不可能这么做的。中国的现实和几亿老百姓的吃饭问题，迫使中国领导人慎重考虑，摸着石头过河。那时在北大有过很多讲座和讨论。基本上的结论都是这样。中央里也有过激烈地争论，但是面对吃饭问题和一步到位可能带来的巨大动荡，大家最终选择了站稳脚跟小心尝试的策略。

比较中苏两国的现状，我要说，苏联是在自由市场尚未成熟之际强行断奶，把一个本来强健的体制打垮了。而我国则是循序渐进，才有了今天的发展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