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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建立文革博物館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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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不明

如果版主认为有给西河造成麻烦，请删之。但个人认为很有价值。

*巴金首倡建館反省文革*

在紀念中國文革四十週年之際，首先介紹是否建立文革博物館的爭論。建立文革博物館是中國著名作家巴金先生首倡的。

這位曾經寫過家春秋三部曲，鼓勵過無數青年男女爭取自由和愛情的才華橫溢的作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他的創作生涯似乎嘎然而止了，再也沒有寫出過那樣有影響力的作品。巴金老人晚年出名之處，是他寫的懺悔錄以及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館的建議。

*樊建川先打造文革藝術品陳列館*

巴金逝世後，在中國國內建立文革博物館的呼聲再度響起。新華社曾有過這樣一篇相關報導。新華網成都10月19日專電說：

巴金晚年奔走呼籲建立“文革”博物館，這感動了他的四川老鄉樊建川。這位收藏界的知名人士正在開中國之先河，建設一個與“文革”有關的陳列館。巴金希望建立“文革”博物館，源於他對十年“文革”的□悔與反省。在“文化大革命”中，巴金認為自己“由人變成了獸”，也被迫參與了罪惡。所以他呼籲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館，讓後人記住這段歷史並從中吸取教訓。

樊建川是將“呼籲”付諸實踐的“中國第一人”。這位有諸多頭銜－－四川省政協委員、省收藏家協會副主席、成都建川房屋開發有限公司董事長的知名人士，正在耗資數千萬，打造“文革藝術品陳列館”。

新華社在報導的時候，說明了樊建川為何決定先建“文革藝術品陳列館”，不建文革博物館。這是因為樊建川“審時度勢”之後，他明白，“建立“文革”博物館是必要的，但目前時機並不完全成熟。

然而，就連這樣的專門陳列文革期間毛主席像章，宣傳畫，文革期間的票證等藝術品和文物的文革藝術品陳列館，也不知道最後是否建立起來了。不過，這種陳列文革期間用品的展示，顯然不是巴金生前所希望建立的那種博物館。

巴金所說的文革博物館應該是讓參觀者不忘這場浩劫，記錄和陳列那個荒謬時代的有關文獻，實物，照片的博物館。巴金的原話是：“不讓歷史的悲劇重演，不應當只是一句空話，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記得清楚，最好是建座文革博物館。”

*網上文革博物館*

巴金先生的遺願在中國至今沒有實現，然而在美國卻部份地實現了。這就是在美國互聯網上的一個文革博物館。(Virtual Museum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網上文革博物館由美國最早的互聯網中文刊物華夏文摘主辦，這是一群熱心的中國留學生和學者利用業餘時間建構的，這個網上博物館的發刊詞說：

“按說，文革博物館應該坐落在北京城，起碼也應該在中國的土地上。但是，由於眾所周知－－或者說眾所不知－－的原因，文革博物館卻只能在這個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電腦網上……網上也有網上的好處，就說您吧，剛才輕輕按下鼠標，就“不遠萬里”來到了我們的博物館。”

這個網上文革博物館，在一九九六春天由《華夏文摘》編輯部提議建立，到現在已經十年了。目前這個博物館目前分成八個“展覽廳”。它們是：文獻資料、學術研究、史海鉤沉、往事回憶、上山下鄉、國際風雲、文藝作品、人物追蹤。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這個網上文革博物館的前言還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名稱提出疑問。文章說：這場運動是不是“無產階級”的？同“文化”有甚麼關係？是不是一場“革命”？九個字裡只有一個字沒有疑問：“大”。

文革博物館的前言說：“唯因其規模大，時間長，它對我們中華民族造成創痛之巨，觸及靈魂之深，對於中華民族的歷史進程的影響，超過了二十世紀在中國發生的任何事件。我們感到欣慰的是，時值世紀之交的今天，這個網上文革博物館終於有了一個雛型，期可告慰文革中死難者的在天之靈，也是我們給中國人新世紀的獻禮。”

目前這個網上文革博物館不僅僅蒐集了大量回憶錄，文革期間的文章，訪問記等文字材料之外，還開始收錄圖像，圖片，影片，聲音等文革視聽資料。

*王友琴力作《文革受難者》*

除了海外的文革博物館之外，海外還出版了一些關於文革的書籍。其中芝加哥大學博士王友琴寫的一本書《文革受難者》尤其值得關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教授余英時對這本書給予很高的評價。

王友琴博士從八十年代開始有計劃地收集資料，到今天已整整四分之一世紀了。她沒有合作者或助手，完全是憑一人之力獨立完成的。她親自訪問當時的學生和教師，先後共有上千人。她調查的學校（以中學、小學為主）有二百多所，地域遍及中國二十五個省市地區，最後寫成這部專書，包括六百五十九位死難者的傳記。

余英時教授高度評價這本書，認為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可以和後漢書相比。余英時教授援引台灣文革專家比較保守的估計，整個「文革」時期中國全部非正常死亡人數在一百七十二萬以上（見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

余英時教授指出，相對於這172萬冤魂，王友琴博士蒐集到的六百五十九人不過是韓愈所謂“流落人間者，泰山一毫芒”而已。除了極少數知名人物和中共高級幹部之外，這一百七十多萬人都已成了無名冤鬼。余英時寫道，友琴以一人之力便將六百五十九位死難者從“身與名俱滅”的絕境中挽救了出來，這真是起死回生的大功德。

王友琴關於受難者的訪談對像以中、小學教師為主。余英時教授說，中、小學教師在文革受難者中顯然構成特殊的一類，本書關於他們的大量傳記等於正史中的合傳，為未來史學家提供了極大的便利，這是因為文革的波及面太廣，如果對受害人物不作進一步的分類，研究是無法展開的。余英時深信本書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

*余英時和張光直所聞*

余英時教授援引他的一段親身經歷說：“我雖然當時身在海外，卻也能間接印證本書的調查結果。一九七八年十月我率領「美國漢代研究代表團」訪問中國大陸各地的考古遺址，第一站在北京集合。我有不少家人、親戚仍住在北京北兵馬司的故居，因此我曾兩次回到故居和他們團聚。

“我聽到有關「文革」的第一個故事便是北京中小學紅衛兵打死校長、教師的情況，他們繪聲繪影，描述得如親臨其境。最使我難忘是某一間中學的學生在教室中用釘板和皮帶銅頭痛打老師，血肉橫飛，沾在四壁。他們還告訴我，我的一位侄媳婦，在安慶教中學。「文革」爆發後，她也是被學生打死的。

“當時同行中有考古學家亡友張光直，早年在北京上過小學，和校長的感情很好。他聽了我的轉述，有點懷疑是不是事實。過了兩天，他特別去探望了他的校長，回來後告訴我，這位校長的雙腿都被學生打斷了，已經不能行走。我在二十六年前偶然聽來的事跡竟和本書所呈現的基本面貌若合符節，則本書字字都是實錄，更無可疑。”

余英時還寫道：“對於一個患了嚴重失憶症的民族，王友琴博士這部《文革受難者》真是一劑及時良藥。”

*學生打人觸目驚心*

下面我們就根據王友琴博士的文章，為大家簡單地介紹在文革當中，學生打老師的事件。

王友琴博士說，在下面的76所學校的名單中，在“文革”中都發生了學生打老師的事件。打死了老師的學校有北京第八中學，北京第六中學，北京第五十二中學，北京101中學，北京第一女子中學，北京第三女子中學，北京第四女子中學，北京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南京第二中學，打死老師的還有一些小學，例如北京寬街小學等。

學生是怎樣打死老師的呢？王友琴博士在書中描繪了細節：

1966年8月5日下午，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高中一年級的一些學生自己發起“打黑幫”。很多學生接著來參加。那天打鬥了三位副校長、一位教導主任和一位副教導主任。在戴高帽子、往身上潑黑墨、敲簸箕遊街、掛黑牌子、強迫下跪、強迫挑重擔子之後，又用帶釘子的木棍打、用開水燙等等。

在大約三個小時的折磨之後，第一副校長卞仲耘失去知覺，倒在學生宿舍樓門口的台階上。醫院就在學校對門，但是卻在兩個小時後才被送去，那時人早己死了。其他四位也被打成重傷。過後，北京第八中學的學生又來這個學校打了更多的老師，有老師被打得昏了過去。卞仲耘老師是北京第一個被學生活活打死的老師。死時50歲，已在這所中學工作了17年。

*校園暴力慘不忍賭*

根據王友琴博士的文章，1966年8月17日，北京101中學學生打死了這個學校當時被判監外執行徒刑的美術教員陳葆昆。有學生用火柴燒他的頭髮，他被打昏後又被扔進噴水池，面朝下淹死。同時，還打了十來位老師。這些老師被強迫在煤渣鋪的路上爬，膝蓋流血，一邊爬，一邊被打。其中女老師的頭髮被剪掉一半，留下一半，當時稱為陰陽頭。

在北京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學生打死了學校的共產黨支部書記姜培良，打的時候強迫他的十四歲的兒子打父親，還有人叫“拿鹽去”要撒在傷口上。校長高雲的額頭上被按了一排圖釘，站在烈日下被學生潑開水。還有一位語文老師被打裂了肝臟隨後死去。一個學生的母親也被打死，只因為她給兒子的一封信被同學看到又被認為是“反動”的。

在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校長被銅頭皮帶打得滿身是血。一位副校長被初中二年級的一個班的學生排起隊每人抽幾下。被紅衛兵裹脅在內的這個班的學生不敢不打，否則會被說作反對革命也被打。學校女共青團團委書記被打瞎了一隻眼睛，一位化學老師被打後從煙囪上跳下來自殺身死。

在小學，學生年齡最大的是13歲左右。在北京禮士胡同小學，一位班主任被學生逼迫吃下大頭針和屎球。北京玉泉小學學生用皮帶抽了四位女老師，把她們的頭髮剪去一半。北京寬街小學的校長郭文玉被打死。

在首都之外，在天津南倉中學，給老師們頭上戴字紙簍，往他們的襯衫上打黑叉。女教導主任的頭髮被剃得像洗衣服的搓板。在上海復興中學，用鎯頭打老師們的頭，一位老師的頭蓋骨被打裂。上海第三女子中學的校長，身著單衣，學生用一些圖釘把大字報釘在她背上，還強迫她在掃廁所時吃屎尿。在揚州市灣頭公社小學，學生們交流怎麼用皮帶抽人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