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高陶事件”始末》唐德刚序 -- 自向荒郊寂寞红

《“高陶事件”始末》唐德刚序

(2003-9-16 10: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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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抗战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从彻底溃败，到全盘胜利的，惨烈战争，实为我五千年中华民族史所未尝有。而在这一战争最惨烈阶段，抗敌全师丧亡殆尽，精华国土，泰半沦陷，亡国灭种的，最危险关头，我们全族第一号元老，全军的第一副统帅，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经过长期与敌国暗相勾结，忽然背叛祖国，投向敌人，并主动组织伪军伪府，与祖国对抗。汪氏这一当国叛国的行为，细查5000年国史，显然也是绝无仅有的一宗。可是想不到，汪氏叛国经年，在卖身投敌的最高潮期，与敌寇正在秘密签署卖国卖身条约的前夕，他的贴身亲信高宗武、陶希圣二人，不齿于汪氏的卖国行为，竟不约而同地冒全家伏诛之巨险，秘密逃往香港，将汪日密约公布，使举世为之哗然，合族为之切齿。盖汪氏此一卖国卖身之规模（如承认伪满独立，日寇在中国驻兵设防等等），亦史无前例。虽石敬塘、张邦昌、秦桧之流，亦不愿为之也。

就在汪伪叛国的高潮期，笔者却正在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肄业。以一史学学徒，目击此一现代叛国史演进的实况，虽曾紧跟着追踪不舍，但是对汪氏之为何叛国，如何叛国，以及高陶之何以附逆于前，叛逆于后，却始终不得其解。师友之间，也言人人殊，莫衷一是。但是经过其后60年不断的探索，并眼见这段历史之由报章时事的头条新闻，逐渐淡化，直至今日，似乎已变成《国策》《左传》中的古代历史了。今日在学青年，不细为解释，就不知高陶为何人矣，岂不可叹？

第一手史料vs.小道消息

记得为对这一史实真相的追踪，我也曾和当事人，高陶两先生详谈过。而陶先生当时不愿深谈，这我可以理解，因为那时尚是蒋氏父子当国，在台湾谈如此敏感的国事，确有不便也。至于高先生，我和他曾在华府酒吧，深夜对饮，暗室私谈竟夕，以后更数度两家联欢，畅谈往事，高君却永远还在“挤牙膏”不愿“倒竹筒”（且借用个大陆上的名辞），吞吞吐吐，神秘兮兮的欲言又止。在高君辞世前月，我们更约好为他九秩嵩寿祝嘏，再次恳谈，而高先生却“言明在先”，不谈敏感旧事。方期再加劝慰，促其留下信史，不意高公竟突然作古。真是悬剑空垄，为恨何如？

其实日本投降之后，过去史料已全部公开，汪伪与日方“密约”，以及高陶叛汪故事，正如“西安事变”一样，已不再成为秘史。纵是不学如愚，对这两桩史实的评述，亦不下十余万言。自信虽没有为他们全部解密，然虽不中，亦不远矣。笔者并曾为这些敏感故事，直告张学良和高宗武两位先生：这些所谓秘史，虽早已泰半解密，没啥神秘，但此故事如由当事人，作为“口述历史”加以记录，在史学上，则谓之“第一手史料”。同样故事，一字不易，如不经过当事人的亲自认可，而由当代史家径自秉笔书之，因其故事太敏感，过去“小道消息”又太多，传闻异辞，良史劣史，鱼目混珠，往往就真伪莫辨了。所以有责任心的职业史家，无征不信，就要当事人亲口说出，以传后世，如此而已。不是历史家要作阎王判官，或公审干部，非要强迫当事者，去细说真相不可也。

口述历史是当代显学

不幸的是，像高宗武、张学良这样的历史制造者，对现代史学的规律，尤其是对二战后“口述历史”这宗新史学发展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而不愿自“倒竹筒”，只吞吞吐吐，挤点“牙膏”，让后世不明真相的隔代史家，各取所需，自行编造，误人误己，就太可惜了。这也是我们史学转型，尚未驶出三峡，所难免的现象吧。

至于陶希圣先生的故事，我曾以同样理由，鼓励过陶府家人，乘陶公健康极好，记忆犹新之时，请他老人家本人，作个详细口述的记录，为陶府留家乘，为国家存信史。我也劝告过那时还是史学博士生的鲍家麟女士（陶公四子晋生的夫人）作为她的博士论文，来认真的撰写成一部有关高陶事件的史学巨著，为我国近现代史，解决一桩久悬未决的大疑案，功在文化。盖希圣先生虽然已著作等身，但是涉及这段往事，则显然是欲言又止也。后来鲍教授学成之后，对公公的访问，据说还是不够彻底。这可能因为是媳妇访问公公，不易尽所欲问。更可能则是陶公仍觉忌讳太多，不愿畅所欲言也。

若问这部“口述历史”，乃至口述历史这一新行道，究竟有什么特别重要之处呢？笔者在不同的拙著里所论已多。但在这儿仍不妨重复一两句，说个要略。盖“口述历史”是一种现代文明里，所特有的合作企业（Team Work）之一种。两位合作者，一位历史制造者，另一位则是有专业训练的历史家，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盖传统史学，往往都只是一些马后炮，在历史事件发生了很久以后，才根据史料加以追记的。这样因而有时难免也就隔靴搔痒，失其精义。口述历史则是根据历史制造者，在其有生之年，记忆犹新，对该项历史故事经过的亲身回忆。夫子自道，自然这故事就更为真切了。

但是口述历史，并不是小视一般史料的重要性。只是他在一般史料之外，再加上一份“口述史料”就是了。而这口述史料，不是可以任凭口述者去胡吹乱说的。它的故事是经过一位有专业训练的职业史家，详细过滤的史料精华。再者，所有的历史制造者的专业知识，一般都有他的局限性。不像一个职业史学家，遇事都要小心的求证，不疑处有疑，不致乱下雌黄也。所以他们两造的和衷合作，实为口述历史的第一要义。也是现代史学法则中，一种新的突破。而使口述史学一跃而为当代学术界的显学。

有关陶学的见闻

当我个人犹为“高陶事件”这一抗战期间的谜案，而作其无可奈何之叹的时候，却于无意中获悉，陶氏的三公子恒生，这位有名的机械工程师，忽然下海当起史学家来，并写了一部《“高陶事件”始末》的巨著。“高陶事件”，按理原是他们陶府家史中，最重要的一桩，足以传之后世的故事。今由当事人的哲嗣执笔，和写《我的父亲邓小平》的毛毛一样，现身说法，来写自己的父亲，虽没有标榜口述历史，而口述历史自在其中，余追踪是项史迹数十年，今有幸捧读，能不大喜过望？

首先，陶希圣教授对我来说，原是我的一位未上课的老师。他在北大所开创的“社会史学派”，我自己就是这一新行道的学徒之一。笔者青年期所写的第一篇考据学论文，《中国郡县起源考》，就是一篇社会史学的习作。当时个人史学思想，就颇受30年代“社会史论战”和《食货》杂志的影响。加以陶门的高足何兹全教授，在哥大时代，就是我最亲近的学长。50年代回国之后，他在哥大“中国历史研究部”所坐的那把椅子，就是我接着坐下去的，一坐十年。我们研究的方向和方法，大致也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我也认为社会史学，是中国史学一个极重要的新方向。为此当时我曾试图说服胡适老师，不要对这一

新方向，具有成见，适之先生也曾笑而颔之。因为从30年代开始，批判胡适最烈的一个学派，也就是这个学派。胡适学派和他们曾是世仇。胡适当然也有他轻视对方的理由。因为任何新兴的学术思想，都有它的幼稚和不成熟的一面，有待成长也。

后来我到台北参加史学会议，竟然有缘向陶老师亲自领教。并承长者不弃，应约到陶府参加宴会。曾看到客厅壁上挂着有蒋介石亲书的、褒扬陶氏“忠贞”的条幅。其时陶公虽然不愿多谈“高陶事件”，却谈了许多有关社会史学的学术掌故。他也曾含笑对我说，他当年执教北大时，就颇受校中当权派胡适那一伙的歧视，云云。这对我当然也不算是新闻。只是当年的小道消息，第二手史料，经陶氏一说，就变成第一手史料罢了。而当年受歧视的许多小鬼，在“解放后”，又翻过身来批判胡适，歧视别人。这都是史学转型期的，不正常现象吧。

至于陶家后辈的一门数杰，对我也不算陌生。他们的长姐夫妇二人，也是我沙坪坝时代很受爱重的同学。他们也都是和陈布雷先生的两位女儿一样，以最朴实生活称著的国民党高干子弟。也是对当时五子登科的政府，深感不满的一群。较年轻的晋生家麟伉俪，我们更是同行，相知有年。他们的其他兄弟，包括老三恒生，也都是一批中国传统所谓书香之家的佳子弟，为学各有所成，颇负时誉。

恒生虽是位有专业成就的工程师，市场经济中出类拔萃的厂长。但是他毕竟有述文著史的家学渊源，业余治史，根据家庭传统，对高陶故事这桩家史的检讨，亦颇能为国史中的不解之谜，作更深一层的探索，写出其一家之言，令我读来，如饥若渴。高陶事件，如今当事人均已作古。可以发掘的史料，除蒋公大溪一档，尚待大量开采之外，也所余无多。恒生之书，应该可说，也是接近结论阶段的一家之言了。

当然，历史尤其是有争议性的历史，永远是写不完的。例如恒生认为高陶所携往香港发表的汪伪密约的原件摄影，“相信是由杜月笙门人提供的”（见恒生稿第七章）。但据高宗武夫人告我，那是她的手工作业。高宗武先生在事前数月，就鼓励他夫人学习照像技术。学而有成，就派上用场了。足见高宗武的叛汪逃港，是计划甚久的密谋。他与杜月笙留沪“代表”徐采丞的秘密往还，是直接听命于重庆的。我本人就为此举出很多实例，追问高公，他却守口如瓶，“言明在先”，绝不吐露丝毫。我想这在大溪档案中，是可以找到答案的。

本书所最可惜的一点，也就是当事人当年的守口如瓶，连恒生之书，对其尊翁，有时也难免于“臆测”之辞（见原稿第六章第一节）。笔者由于侧身于近代中国的口述历史有年，手边史料，与高陶事件有关者，亦微有足述。今且不揣浅薄，略举数端，以为恒生大著作点狗尾续貂的补充，抛砖引玉，希望得到行家更多的指导也。

苦撑待变，和比战难

首先要谈的是那位“低调俱乐部”的题名人胡适之和当时以汪精卫为首的那些“低调”人士的异同。在汪派人士看来，第一，中日军力悬殊太甚。中国虽被迫不得已而奋起抗战，但是抵抗至山穷水尽之时，尤其在1938年夏秋之际，国土精华尽失，真已到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绝境。若论抗敌武装，我军已无一个完整之师，可以继续作战。若论外援，除苏联的有限军援之外，英美和其他民主国家可说无片甲之赠，而美国的战略物资，且源源注入敌国，此仗如何打得下去？打不下去了，为拯民于水火，就应该对日谋和，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嘛。

再者，在他们看来，中国如不知己，不知彼，不顾一切，胡涂地打下去，等到西南尽失，国民党政府被迫退入新疆，则国民党势将依赖共产党为生，中国就要做苏联的附庸，其惨将有甚于作日本的殖民地也。（笔者附注：那时国府曾在重庆浮屠关，后改名复兴关，设立了一个“中央训练团”，正在集训文武干部，以事抗战，汪氏曾讥之为“在胡涂关，训练了一批胡涂虫，打一个胡涂仗”，云云。）这就是当时汪派失败主义者的心态。

胡适那时对战局的悲观，原不下于汪派的低调人士。胡且亲口告我说，“他们（指汪派）是爱国的。”但是胡适自己盱衡全局，却觉得“战难和亦不易”。汪派人士希望把“谋和”与“投降”分开。胡适就棋高一着，知其不能了。高陶两君，还知悬崖勒马，于紧要关头，掉头逃去。而汪氏本人，陷入太深，悔之已晚。他最后虽差免于枪毙的下场，然以汉奸罪名，遗臭史策，也就够惨的了。

所以胡适当年虽然也是反战，但是他也知道，求和更难。既能打“就打一下”嘛。能拖，那就不妨慢慢拖下去。并强调要“苦撑待变”。胡之所谓待变者，他认为西方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迟早必会卷入亚洲战场。一旦美国卷入中日之战，那么“最后胜利”就“必属于我”了。胡适这项消极中的积极，悲观中的乐观，后来的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不幸那时的汪派人士，却见不及此也。呜呼。（胡适这一“和比战难”的妙语，延至二战后，国共内战时，他仍作如是说。可是战后的历史发展，已属文化转型的另一阶段，国民党理论家，对此了解不够，苦撑无以待变，国民党政权就垮台了。）

自觉清醒，实是愚昧

还有，汪派低调人士之失，是失在他们的共同“次文化”。这批人士只是一窝清一色的都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畏首畏尾的中年白面书生。算盘打得太清楚。在英语上叫做calculative，自觉众睡独醒，考虑周详，以一种单纯的共同语言，你唱我和，自以为是。殊不知处乱世，当大事，往往都是，乘势而为之的。孟子曰，“有智不如乘势”，是也。

抗战初期，全国上下，激于同仇敌忾之心，大家都忘其所以，而大叫其“抗战到底”和“焦土抗战”。与日偕亡之心，正是普遍的民气，青壮年尤然，军人更是如此。“焦土抗战”一辞，原是李宗仁第一个叫出来的。“抗战到底”，更是蒋介石、冯玉祥以下，全国军民的口号，响彻云霄。这正是军事学上所说的“士气”嘛。而汪氏一小撮，偏要不以为然。某次汪精卫曾问冯氏，“底”在何处？冯说打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便是底。这在汪氏这个秀才听来，简直是一个丘八的狂妄无知。所以汪副总裁就要向全国广播，呼吁大家要讲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

但是像汪精卫、胡适、陶希圣等，头脑太清楚的士大夫，在当时必是少数中的少数。在那个敌人疯狂进攻，我们疯狂抵抗的血淋淋全民抗战之际，大家都有其“拼掉算了”之心，哪顾得许多。所以像李宗仁、冯玉祥，这样的人，才是当时的绝大多数的绝大多数啊。几个秀才在这股抗战的狂潮热浪里，算个屁？而秀才不知也，这是当秀才的悲哀，与国事何补？

我全民族在抗倭战争中，那股拼命的精神，是非身历其境的过来人，所能想象于万一也。君不见，我们抗战已抗了七年有半，全民疲窿残疾，但是政府忽然号召“青年从军”，一声令下，全国知识青年之踊跃参军，直如狂潮烈火。各地皆名额爆满，势不可遏。当年从军青年，今已耄耋老人，百年回首，真情如昨日也。其实如抗战再打八年，这种青年爱国之情，也不会随时间消灭的。这实在是当年日寇侵华，太狂妄、太无理，所激发出来的敌忾之气，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这股气，事实上，至今未熄，何况当年。有心人且看看近时港台和海外，保钓人士之前仆后继，对日索赔，今日在世界各地，仍是如火如荼，就可领略一二矣。这股气目前在大陆，暂被劝制，否则也是白浪滔天的。关于这股气，我们写历史的倒要劝劝，今日宝岛上面的，崇日恋日，策动台独的仕女们，稍留意焉。不要忽略这场余烬犹存的，民族烈火才好。

抗战八年，说穿了就靠这股气维持下去的。而这种民气则非当时“低调俱乐部”诸公，所能体会和掌握的了。他们自认为聪明理智，众睡独醒，为国家民族百年之计去通敌谋和，其实是愚不可及。这群边缘政客，在抗战阵营之中，代表性实在太小了，一意孤行，误国误己，怎能不沦入汉奸之列呢？但是这杯致命的毒酒，正如陶公所说，他只喝了半杯，便狠命地吐出了。陈公博、梅思平等，则呷而不吐，最后只有被押上法场，枪毙了事。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岂不可叹？

鼎足三分，危而不亡

胡适之先生不是曾告我：“他们是爱国者”？何也？那就是汪派人士，像陶高等人，甚或汪氏本人，也确是惧怕抗战，一旦全盘挫败，连重庆也守不住了。那就不如早为之计，向敌谋和，为民族留点元气，使沦陷区人民，少受点敌人的蹂躏。就是这点“舍身饲虎”的菩萨心肠，才使胡适误认他们也是“爱国者”吧。不幸八年抗战的史实，却证明这点想法，并不正确。因为八年抗战史告诉我们，敌军人数有限，他们只能占领我们百十座大小城市，和交通点线。中国无边无际的广大农村，尤其是山区，敌人永远是望山兴叹，无法占领的。因此纵使重庆失守，国府退往西康，或其他深山大壑地区（这在解放后毛泽东抗俄战略上，谓之“三线”，彭德怀被黜后的任务，就是布置“三线”），日军也是永远无法将其消灭的。话说到底，纵使蒋介石的领导集团，被日军彻底毁灭，敌人对当时分散各地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还是无法控制的。例如当时死守大别山的桂系，晋西山区的阎锡山，绥远的傅作义，南岭内外的粤系将领，横断山脉里的川滇等地方军头，青藏高原的诸马等等，你可说是王纲解纽，诸侯遍地，但是日军要加以一一征服，那就非朝夕之功了。这是一桩再造朝代的巨大工程。为此，袁世凯、段祺瑞、蒋介石、张作霖都丢盔卸甲地败下阵去，远道渡海而来的日本军阀，无能力也。这也就是岛国小朝廷与大陆宇宙帝国之规模的分野之所在了。此非不学无术的日本少壮军阀之所知也。

总之，日本如打垮了蒋介石政权，那就意味着，东亚大陆，另一次王纲解纽，遍地诸侯，任谁也统一不了。结果呢？隆中一对，国、共、日伪，天下三分，（日伪占领中大城市与交通点。中共自有其众多“敌后民主根据地”。国民党各派系，各有其“国统区”的山头）国共彼此长期联合抗日，或彼此“磨擦”，甚或互不侵犯，共存共荣，歌舞升平，亦未可知也。这一情况，竟是笔者本人于抗战末期，安徽地区所亲见亲闻。当时投敌之汪派伪政权，对沦陷区人民的照顾，哪里又比老汉奸集团王克敏、梁鸿志，好得多少呢？他们投敌时间有早晚，基本上原是一丘之貉嘛。但是在这个新的鼎足三分的情况之下，倭人想在关内大陆，制造另一个满洲国，也只是田中义一式的梦想而已。中国被逼永远分裂则有之，但是中国不会亡国灭种，则是个铁定的客观事实也。质诸老辈“过来人”，和千万有心的后辈读史者，是耶？非耶？

俄日瓜分中国，制造第二波兰

但是朋友们，天下事也往往确有些非常人理智所能想象之处，那倒是绝对的民族危机呢。我们读戊戌变法史（参见拙著《晚清七十年》，第三分册），知道那位可敬可爱的光绪小皇帝，在读过康有为给他的小书《波兰亡国恨》，而泪流满面。但是我们可曾想到，在我们抗战最艰苦的岁月，我们的祖国却很可能变成波兰第二？朋友，您以为这只是一个历史小说上的故事吗？且让我们来检察一下这故事的来源，然后再冷静的思考，其有无可能？

在抗战初期，我国独立作战的最艰苦阶段，顾维钧先生以他在当时国际间最资深外交官的身份，曾参加过无数次国际会议，和国际外交官的鸡尾酒会。以他数十年刺探国际情报的经验，他知道在这些酒会的闲谈中，各国外交官和武官们，往往在无意之中，酒后吐真言，会泄漏各该国最机密的情报。在若干酒会中，他就故意找机会，去和苏联的大使们、武官们闲聊。某次一位苏联驻东欧某国的使节，听过顾氏对他叙说，中国抗日战争中，苏联提供中国的援助，超过所有其他援华国家的总和。因此，没有苏联这项无私的援助，中国可能就被日本征服了。所以中国军民，对斯大林元帅的恩情，真是感激不尽。

这位俄国外交官，听得飘飘然之后，不觉酒后吐真言：他说斯大林元帅，为着牵制日本，防其北进，他要不顾一切地援助中国抗战到底。但是中国如果抗日失败，连重庆也守不住了，或是汪蒋二人，抗日抗了一半，便向日本投降了，斯大林元帅的下一着棋，便是迅速与日本妥协。随之苏军将由蒙古新疆两地，以雷霆万钧之力，迅速侵入中国，尽占中国西北、西南各省，与日本把中国一举瓜分，使中国变成“波兰第二”，云云。

顾公告我，他骤闻此言，直如冷水浇背。但他还是控制住，他作外交官的情绪，和那位俄国外交官，嘻嘻哈哈，欢乐地在酒会道别。

“顾博士，”我说，“您可曾向重庆报告此事？”顾说，兹事体大，他还要从不同的外交管道，来加以“Confirm”（证实）。后来他果然从另一些苏联、东欧和土耳其，外交界的数十年的“老朋友”中，得到“证实”，这确是斯大林援华外交的底牌。

我还是逼问顾氏，“您告诉蒋委员长没有？”顾氏的表示是，蒋公那时是不会向日本屈膝的。重庆也不会失守。他认为此一情报，事机不密，可能会变成谣言。而寻根究底，这谣言出自中国驻法大使馆，那就不好了。他显然是秘而未宣，在不必要的时候，提供不必要的，最敏感的外交情报，原是不必要的。但是我却劝他在他的回忆录里，详细纪录下来。顾也同意了。我记得我是把和他说话的各国外交官和武官的姓名、时间和地点，都作了详细的录音。但是这些记录，在已发表的顾维钧回忆录中，可能都被当年删订人员，误认为是无稽之谈，或只为节省誊录和打字费用，给全部删掉了。顾公辞世后，这故事就死无对证了。

国史谜案的一“家”之言

上述这个斯大林有意与日本“瓜分中国”的底牌，听来似乎是神话。我个人则觉得它是有八九分的可靠性的。因此其后在很多史学会议的场合，甚至是朋友之间，私下闲谈，如有人替汪伪抱不平，说他们也是和平救国、曲线救国什么的，我总是站在相反的方面，认为汪伪那一窝是绝对的汉奸。他们纵非存心卖国，也是严重的误国，祖国在不知不觉之间，几乎被他们弄成个“波兰第二”来，实在是罪不容诛。

谁知我这次为着撰写本篇，而细读恒生兄寄来的文稿，竟豁然发现，日本居然也有相同的阴谋，真为之大惊失色。固知顾维钧先生当年，所搜集的苏联情报为不虚也。恒生引其尊翁《八十自述》中，有一段自述如下：

与影佐机关谈判《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之中，我发现中国存亡之关键，不在日本划分中国东北（满洲）、内蒙（蒙疆自治政府）、华北、华中、华南、海南等六个地带，决定其“紧密联系合作”之程度（实即日军控制之方式与压迫与剥削之程度），而在于日本有与苏俄瓜分中国之图谋。日本预计之中国国土划分，以潼关为西面界线，亦即以新疆西北、华西、西南与西藏为饵，钓取北海之巨鲸（苏俄），二分东方世界。（恒生书第六章）

另外陶希圣先生在其另一著作，《潮流与点滴》中，也曾有相同的说明。因此我们如把上述两个国际情报，合并来看，便知俄日要把中国变成“波兰第二”，实在是这两帝国主义，各自都有的秘密计划。任何一方在适当时机，首先提出，对方都会同意合作的。这种俄日两方都分别具有的，瓜分中国的国际阴谋，实在不是历史家的杞人忧天，而是确有可能之事也。岂不可怕？

汪精卫不是个笨人，他怎会无所觉察呢？据说，汪氏于1939年12月30日，在签署其《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卖国密约时，曾潸然泪下地说：“他们要我签，就签罢。中国不是我们几个人卖得了的。”（见恒生书《后记》）这话也是大家要说的“老实话”。汪氏知道他这一签署行动是“卖国”。但是他也知道，中国之大，也不是几个甘心做汉奸的人，可以“卖得了的”。卖不了的道理，第一，重庆不会失守，以蒋为首的国民政府，也不会垮台。第二，纵使国民政府垮台，还有个上述的“天下三分”，和日俄瓜分的可能后果。他投靠日本，去做日本玩弄的第二个溥仪，日子也是不好过的。但是他一失足成千古恨，回头已晚。为之奈何？

记得，以前在胡适和雷震两先生的鼓励之下，我曾写过一篇论汪伪长文，曰：《恩怨尽时论汪精卫》（此稿不幸遗失）。我检讨汪精卫这个诗人才子，误搞政治，一生犯了“十大错误”。但是他毕竟是早年，殉国未死，功在民族的国民党第一元老。他犯了九次错误，我们国家、社会、人民和历史，都会原谅，让他有东山再起，重行领导的机会。可是他的“第十大错误”，犯的太绝了。既犯之后无法回头，就遗臭万年了。吾为汪精卫这个不世出的诗人、才子、学者，痛惜之也。白面书生，处斯乱世，不谨细行，终累大德，可不慎哉？

我也记得，当年报上所载，那位原来颇有点名气的“前北大教授”梅思平，最后被牵上法场枪决时，那种恐惧和瘫痪的样子，真令人不忍卒读。梅思平、周佛海，都是陶希圣一手介绍给汪精卫的。所幸陶氏有一位极重民族大义的夫人，和两个在那疯狂的抗日爱国的情绪鼓舞之下的青年子女如琴薰、泰来者。他们坚决反对他做汉奸，终于把感情用事、优柔寡断的另一位“北大教授”的爸爸，从火坑里抢救出来。终能名节双全，青史流芳，富贵寿考，是如何的难得。他的三公子恒生，这部书不只是为国家留信史，也为他们陶府留下中国百年动乱中的不朽家乘，传之后世。多么难得？

陶希圣这位开创学派的社会史教授，宣扬中国传统的“家族主义”，宣扬了一辈子。恒生这本大著，也就是对陶公“家族主义”的，一本不朽的反哺吧。

2001年4月3日于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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