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西藏问题的文化反思/王力雄(一) -- 麻子

最近关于民族政策等的讨论相当热烈,让我想起了以前看到的一些文章,感觉写得比较有深度,特贴出来,供众河友参考.原文较长,故将其分为几个部分发出

回顾西藏问题的起伏，不少人难免有一种费解。五十年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政策相当怀柔，相当于实行“一国两制”，但最终结果是发生“西藏叛乱”。其后二十年，从“平叛”到 “文化大革命”，对西藏的管制是严厉的，按今天标准是犯下了不少“极左路线”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但却是西藏“民族问题”最少的二十年，社会稳定，人心所向。到了邓小平时代，在西藏实行了拨乱反正、落实政策，以任何标准而言都有了巨大进步，但是“西藏问题”却浮出水面，愈演愈烈，直到需要实行军事戒严。至今内在矛盾仍然没有解决，对抗情绪广泛存在。 　　

仅仅抱怨“好心不得好报”或是“吃硬不吃软”是不够的，至今未见对这一现象进行认真研究，甚至不承认这种现实。其实，对这一现象进行深入反省，可以成为揭示与理解西藏问题的一个重要入口。这种反省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本文著重于文化角度，仅供参考，无意以偏概全。　　 　　　　

一、“接口”关系 　　

我把历史上的治藏，称为“接口”方式。那时西藏自成一体，由当地统治者自行管理。中国对西藏的管辖，是通过当地统治者的臣服，中国政府并不插手具体事务，或即使插手，大多数情况下也没有能力。 　　

典型情况如清代的驻藏大臣制度【1】，那是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的一个主要象征。但当时设在拉萨的驻藏大臣衙门，“不过驻藏大臣及各粮员武员数人而已”【2】。虽然还有一定数量的驻军，职责纯粹是军事性的。驻藏大臣衙门的日常工作，只能靠正副驻藏大臣和手下很少几个文职人员去做。他们语言不通，交流要靠翻译【3】。他们大部分时间住在拉萨，每年只有几次外出视察。可想而知，靠那样一个机构不可能有管理上百万平方公里西藏的实际能力。驻藏大臣只能做为清廷伸进西藏的一个“接口”，与西藏本地的统治者——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进行一对一的联系。清政府对西藏的所有控制，都必须经过这一对“接口”之间的转换才能实现，别无它途。而只有西藏一方的“接口”接受并服从清政府的指令，清政府才能间接地实现对西藏的控制。 　　

在这种“接口”关系中，普通藏人“只知有达赖，不知有朝廷”，他们只服从当地统治者。而西藏的统治者在有些时候，如清朝大军刚刚帮助其打退了侵略者，是可以对驻藏大臣言听计从、尊崇有加的。然而大多数时间，指望掌握著当地一切权力及资源的统治者对几个语言不通、人缘不熟、势单力孤的异族人唯命是从，是不切实际的。 　　

所以，尽管因为乾隆认识到“藏中诸事，任听达赖喇嘛及葛布伦等率意径行，大臣等不但不能照管，亦并不预闻，是驻藏大臣竟成虚设”【4】，才在乾隆五十七年（1793年）立下《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5】（简称《二十九条章程》），将西藏的行政人事权、宗教监管权、军权、司法权、外交权、财税权统统集于驻藏大臣之手【6】，以至有“驻藏大臣之权限，有超于各省督抚者”之说【7】，然而百余年后进藏整顿藏务的钦差大臣张荫棠，仍然得为驻藏大臣被达赖喇嘛讥讽为“熬茶大臣”而痛心（熬茶是藏传佛教一种布施之称。驻藏大臣的职责之一是在宗教庆典时代表大清皇帝向西藏僧众发放布施。达赖此称意指驻藏大臣别无他事）【8】。末代驻藏大臣联豫，也仍然在抱怨“达赖喇嘛夜郎自大，一切事权，咸欲操之于己”【9】，表面上，西藏官员对驻藏大臣表现得恭敬服帖，所谓“外示诚朴”，实际行动却是“阴实抗违”，“……往往扎饬之事，迟至数月，而不禀复，或籍口于达赖未归，或托词于会议未协，虽极力催询，置若罔闻……”【10】。 　　

不过，某种程度上，那也是当时双方都认可的一种状态。从国力上来讲，清朝是有可能全面占领并控制西藏的，但那时对它并无这种必要。“接口”方式的优点在于成本低。古代东方关系的框架中，核心是“礼”的秩序——只要西藏不构成危害，并且表示臣服就可以了。尽管驻藏大臣对被架空时有怨言，清朝皇帝也有表达不满，但那一般只是在西藏出现较大问题、脱离了正常运行轨道时才会受到重视并付诸解决整顿。类似的整顿，在有驻藏大臣的185 年间只有过几次。其余大多数时间，清朝设置驻藏大臣的目的，只是维持一个统治西藏的象征，而不是进行具体的统治。 　　

如果古代那种东方式的关系保持不变，“接口”未尝不是一种好的方式。然而一旦西方的主权观念延伸到东方，整个世界都不得不接受主权体系，再继续保持“接口”方式，地方统治者就迟早要想法获得独立主权，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分裂”或“独立”。 1951年解放军进军西藏后，有多于清朝千百倍的军事和文职人员进驻了西藏，然而就政权和社会制度而言，中央政府与西藏仍然是一种“接口”关系。管理西藏本地事务的仍然是西藏地方统治者，即“一国两制”。 　以实现共产主义、消灭剥削阶级的中国共产党，在最初解决西藏问题时，并没有表现出革命的企图，他们愿意放弃在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容忍西藏保留“封建农奴制”，要求的只是西藏“回到祖国大家庭的怀抱”。很明显，当时解决西藏问题的思路，主权是第一位的。改变西藏的制度不是北京的迫切目的，它可以等，也确实做出了等下去的决定。后来之所以提前在西藏展开社会革命，是因为“西藏叛乱”的发生使北京认识到，真正建立牢靠的主权，只有把西藏纳入中国的“一国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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