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堪培拉”坠落（完） -- 蛇公子

阿萨德追踪的侦察机组发现他们的目标被云层笼罩，在返航中还报告“遭到标志不明的‘流星’追赶”。在塞浦路斯的空军司令部坚持立刻派出第二架“堪培拉”去拍摄叙利亚空军基地和输油管道。B·L·(伯尼)·亨特上校决定和他的领航员G·R·(罗伊)·埃尔夸特-普林中尉一起执行这个任务，他们是10月30日遭到埃及人拦截攻击的“堪培拉”机组之一。亨特机组的第三名成员是A·C·(山姆)·斯莫上校，他是苏伊士危机期间补充到该中队的飞行员，其职责是监视机尾后方。这次他们驾驶的是第58中队的飞机WH799。

伯尼·亨特形容这次任务的开头一段平安无事：“我们出发去拍摄(黎巴嫩的)里雅克、阿勒颇(Nairab空军基地)和(巴格达附近的)拉希德。航行非常顺利，在云层下面，为了获得交叠的航空照片，我们缓慢的降到12000英尺，然后是10000英尺。”

这时候叙利亚的“流星”飞行员们几乎是住在座舱里面，想要拦截英法的侦察机，他们面临的问题很大。与Moukabri少校一同工作的塔哈尔·扎克说：“叙利亚人没有雷达，于是我为叙利亚指挥官制定了一个仅依靠电话联络来击落这些‘堪培拉’的计划。首先我们需要一条拉塔基亚和大马士革重要空军基地之间的直线电话。”当“堪培拉”一出现就立刻报告，这时它刚从拉塔基亚进入叙利亚领空。6名叙利亚飞行员从10:00开始就坐在飞机中随时候命，2个在(阿勒颇的)Nairab，4个在(大马士革的)al-Mezze。

塔哈尔·扎克说：“由于发现两个目标(叙利亚地面观察哨搞错了，或者有一架法国RF-84也在执行任务)，叙利亚人要派出一架以上的飞机。其中一位飞行员是哈菲兹·阿萨德。但实际上击落飞机的是al-Garudy和al-Assasa，‘流星’中队的指挥官。”在这点上叙利亚和埃及的记录有冲突，因为不清楚al-Garudy和al-Assasa是组成了一个编队，还是分别带领一个编队。实际情形大概是后者，因为叙利亚人认为他们击落了两架“堪培拉”，而“堪培拉”机组则认为自己遭到两个不同编队的攻击。

“当‘堪培拉’飞过拉塔基亚上空时他们打电话通知在大马士革的我们，于是我们命令飞行员发动引擎起飞。然后“堪培拉”经过阿勒颇。在一年中的那段时间，早晨时大马士革上空通常会有高度较低的云层，于是我们让飞行员躲在云层中。当得到“堪培拉”已经飞过霍姆斯的消息时，他们爬升飞出云层准备攻击。结果是一场成功的拦截。

埃及皇家空军在1949年末获得了第一架“流星”。站在这架无伪装迷彩的“流星”F.4前面的是(从左至右)：Fikri Zahir, 塔哈尔·扎克, Salam Nofal和一个不知道名字的英国飞行员。苏伊士战争爆发时，塔哈尔·扎克在叙利亚帮助训练叙利亚空军飞行员，后来他还帮助制定了拦截计划，导致英国皇家空军的“堪培拉”被击落。

让亨特担心的不是云层，而是偶尔出现的无云的空域。他回忆说：“当我们飞向大马士革时，让人害怕的是——蓝天！通常这是飞行员的梦想，但在军事行动中这种状况就不那么令人羡慕了。我的第一反应是全力爬升回到云层中，因为如果我们想以这样的高度和速度飞越大马士革机场上空绝对是致命的。”

叙利亚空军地面控制Moukabri少校回忆说两位(或两对)“流星”飞行员开始时看不见那架“堪培拉”，直到他建议他们向下看，发现敌机的飞行员立刻发动了残酷的进攻。亨特上校说：“就在那时候(他决定要爬升到云层中时)，山姆·斯莫报警说有两架‘流星’从右面一个方向冲了过来。我记不清是哪个方向。我必须转向他们的攻击……关于这个细节问题有三个答案(也就是所谓的八、九、十点钟方向)，但究竟是哪一个对我们毫无帮助，因为无论‘流星’从哪儿过来，我都必须转向它们。这样持续了几分钟，感觉好像好几个钟头，在第一轮攻击中我们未被击中。第一次攻击刚过去，山姆立刻就说又有两架过来了，我们正在爬升，于是只好再次转弯。就在我转向它们时，右引擎被击中了。

“我马上呼叫正趴在那儿拍照的罗伊回到折叠座椅上。我想他接收到了，但是没有回来。事情发展到最终阶段，我迅速失去了对情况的控制，一台引擎停了，还在燃烧。我告诉山姆逃出去，弹射，他从后方领航员位置安全弹射了。我们还在遭到攻击，我开始为联系罗伊作最后的努力。我再没有从呼叫器上听到罗伊，就我所知，他一定是回到后方领航员位置试图弹射。由于弹射座椅已经不见了，我猜他想自行跳伞。我不确定，但我想我听到了飞机上一个很大的撞击声，大概是罗伊的身体撞上了水平尾翼。我怀疑就是这样。于是我弹射了。似乎只过了几秒钟我就撞上了地面，折断了左踝。事情发生的太快了，我估计不出我的高度有多低，但我记得当时我想：如果我现在不出去就再也出不去了。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黎巴嫩上空弹出来的，我脑子里不停的转着一个念头：如果我是在叙利亚，那他们来的时候恐怕不会太友好。”

事实上亨特的“堪培拉”刚好坠毁在叙利亚境内，而他和山姆·斯莫正好落在边界线黎巴嫩一侧。塔哈尔·扎克认为埃尔夸特-普林中尉是掉在叙利亚境内的飞行员，而亨特则落在黎巴嫩深处。亨特不像其他英国飞行员那样带着一支手枪，他相信这救了他一命。当他落地后聚集在周围的人群认为他是以色列人，于是开始痛打他，直到一个会说英语的当地教师劝说人们放过了他。然后亨特解释自己是英国皇家空军，事态才平息下来。那个教师把亨特交给了边界检查站，一个叙利亚军官对他进行了审问。他和随后被送来的山姆·斯莫声称他们是在黎巴嫩上空进行天气探测时失事了。地面上的人们可能没意识到发生了空战，只是听到了云层上有飞机的声音。

两张叙利亚空军“流星”F.8的照片，上面两架可能是1952年在叙利亚上空飞行时拍到的，下面这架序号414的飞机的照片是交付前在Moreton Vallance拍的。

正如亨特所料，埃尔夸特-普林中尉在“堪培拉”坠毁时死亡。两位幸存者被带到贝鲁特一所医院，本来他们会作为战俘留在那儿一段时间，但在驻贝鲁特的英国空军武官看望了他们后，两人被用一艘小船偷运回到塞浦路斯。

在亨特的“堪培拉”被击落当天下午日落前40分钟，哈菲兹·阿萨德受命起飞追击另一个入侵者，这可能是一架美国的U-2，因为CIA也在寻找假设中“抵达叙利亚的一百多架米格”。年轻的飞行员在起飞前试了试刹车，发现失效了，但他还是起飞了。阿萨德没能找到入侵者，这时黑暗已经降临，他的无线电也出了问题，他必须降落在没有灯光指示的机场。阿萨德几乎看不见跑道，风向也改变了，他不得不顺风降落，失效的刹车也不起作用，结果滑出了跑道。“流星”跌跌撞撞的穿过一小片果园，朝着一堵石墙冲了过去。阿萨德打开座舱盖，猛地拉起，飞机弹起越过石墙和一条水沟，恰好避过一个巴勒斯坦难民营的帐篷。飞机再次撞向地面，折断了起落架，引擎停转，最后在机腹与地面的巨大摩擦中停了下来。阿萨德跳出座舱躲在一条壕沟中，担心燃烧的飞机会不会爆炸。然后他听到从难民营过来的人们在树林里跑来跑去，显然是在寻找他的尸体，因为座舱是空的。“毫无疑问，”阿萨德回忆说，“他们希望找到一具挂在树枝上的尸体。”

由于在刹车失灵的情况下起飞而危害到飞机，后来阿萨德上尉受到申斥并被判缓期监禁。但是他和很多同事都指责基地指挥官在夜幕即将降临时安排他从一个没有夜间起降能力的机场起飞去执行任务。

格林尼治时间11月6日17:00，凯特利将军从伦敦和巴黎得到命令，英法军队必须在当地时间当天午夜开始停火。到战斗结束时第13/58中队的“堪培拉”PR.7共执行44次任务，损失一架飞机。战争正式结束后，叙利亚上空的绝密侦察飞行仍然继续，不过由于亨特飞机的损失，在这些飞机撤出目标空域时都有英国皇家空军第1和34中队的霍克“猎人”护航。同样，被派往叙利亚的法国RF-84F都必须是双机编队。

英国空军的侦察任务一直持续到1958年才停止，显然是因为叙利亚和埃及合并成立了更强大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UAR)。在这个时期，第13中队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对那些接受了苏联飞机的中东国家的机场进行拍照，还有观察新的或改建的机场。在这些秘密行动中，官方记录中不会说明目标，而在行动记录手册中飞行路线被描述为“路线指定I、II……”等等。但是苏伊士战争后，在一些会形成5万英尺以下可见的航迹的天气条件下，“堪培拉”的很多次任务都流产了。这时可能遭到阿拉伯米格战机拦截的风险也开始得到认真对待。

叙利亚在1956年底订购了约60架米格-17，第一批17架于1957年1月交付。开始时进入叙利亚空军服役，但到那时叙利亚还没有合格的米格飞行员，因此在1957年4月17日叙利亚国庆日的空中展示上，驾驶苏联飞机的是埃及空军飞行员。其中一个埃及人是Faruk al-Ghazzawi，在1956年战争中击落过一架以色列“暴风”。后来al-Ghazzawi以准将军衔结束了空军生涯，退休后成为了虔诚的伊斯兰学者。

苏伊士战争后，击落了英国“堪培拉”的Al-Assasa少校成为了被送往波兰进行米格-17训练的18名飞行员中的一个。他早先曾在意大利接受英国教官的训练，这算不算学贯东西呢？以后他会成为叙利亚空军所有战斗机中队的指挥官。作为分享了击落“堪培拉”荣誉的“流星”飞行员，Munir al-Garudy在新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空军中成为了一支装备米格-17PF夜间战斗机的叙利亚-埃及混合部队的指挥官，以尼罗河三角洲Inchas为基地。这支部队的叙利亚飞行员中的一位是哈菲兹·阿萨德。塔哈尔·扎克返回了埃及，在那之前他在击落英国皇家空军“堪培拉”的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已经广为传播，他回忆道：“我在1958年从叙利亚返回，因为在埃及和叙利亚合并后那里已经不需要空军武官了。在1956年到1958年呆在叙利亚期间，我受到约旦国王侯赛因的邀请，他想知道那架‘堪培拉’是如何被击落的。我需要得到开罗的许可才能去约旦，不过他们说没问题。在约旦时我指导了一些约旦‘吸血鬼’飞行员关于空战技巧之类的事情(在苏伊士战争前不久埃及送给约旦一个中队的‘吸血鬼’)。但是我没有和国王一起飞行，这个责任对于我太大了。”

叙利亚空军还订购了6架“流星”NF.Mk.13，序列号从471到476，应该是在1954年交付。

艾登的回忆清楚的表达了他的震惊：“尽管他们的高度(很高)，但所有4架(侦察机)都被发现并拦截，有一些遭到攻击。虽然都安全返回基地，但有一架受伤。从任何标准看这次拦截都干得很棒，当第二天接到报告时，我认为需要严肃考虑一下，于是召集了我的顾问班子。但是与此相反，埃及空军后来的战斗完全没有效率，我不知道如何解释。可能那次攻击中是其他国家的飞行员在驾驶米格。”

当时这几次拦截在皇家空军指挥官中引起了严重关注，他们在10月30日命令在英国和法国飞机上涂上了黄黑相间的“入侵条纹”。很多涂装都很粗糙，与11月2日出现在以色列飞机上的条纹相似。对第13/58中队的“堪培拉”机组的影响较小。有一些第58中队的成员想起他们的母中队当初曾在早期型号的“堪培拉”上试验安装了一种天文导航用的六分仪潜望镜，通过它领航员可以看见飞机后方，也就是说可以更容易的发现后方发起攻击的战斗机。于是第13/58中队的“堪培拉”都在阿卡罗提利现场改装了潜望镜。

其中一架遭到攻击的“堪培拉”飞行员亨特上校回忆说：“驾驶‘堪培拉’(侦察机)执行任务的问题之一是为了拍照飞行员必须花很大力气保持飞行稳定，而领航员则必须百分之百投入拍照。……于是我们作为机组成员常抱怨在需要照顾好你的机尾后方时，‘堪培拉’不算一架好飞机。由于米格的拦截，司令部决定为了将来执行任务时更加安全，要在领航员位置上增加一个观察窗，第三位成员和潜望镜位于机尾，其职责就是保护后方。‘潜望镜’成为热门临时装备，我想我们所有的飞机都安装了。”

英法对埃及发动的空中及地面攻势“火枪手”行动计划于格林尼治时间10月31日16:15开始，但是第一次轰炸在开罗时间22:00才开始。到那时皇家空军的“堪培拉”照相侦察机已经在30日和31日执行了4次任务，法国的RF-84执行了7次。第13中队机组有时会驾驶第58种队的飞机，偶尔需要对非常广大的区域拍照，这时候飞机就要携带七台照相机。

在埃及训练的叙利亚空军人员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冲突中，最明显的是在运河区Abu Swayr空军基地的叙利亚空军维修人员。在这里大部分新组装的叙利亚米格-15和米格-15UTI都被摧毁在地面，不是被“勇士”和“堪培拉”(轰炸型)在第一天夜里的袭击摧毁，而是在11月1日被“毒液”和F-84F摧毁。英国情报人员认为埃及有20架米格和20架伊尔-28、叙利亚有20架米格逃离，因为从侦察照片上看它们从基地消失了。实际上逃走的叙利亚飞机只有4架米格-15UTI，捷克教官把它们飞到了叙利亚哈马。英国皇家空军的“毒液”在塞浦路斯100公里外看见过2架米格飞向叙利亚。少量的埃及米格和伊尔-28也逃到了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其它幸存的飞机则在埃及进行了疏散并小心地伪装起来。

配属给第13中队的第58中队电子侦察型“堪培拉”PR.7(WH799)，塞浦路斯阿卡罗提利，1956年。这架飞机于苏伊士战争最后一天(11月6日)在叙利亚-黎巴嫩边界上空被叙利亚“流星”F.8击落。由于在10月30日早晨两架“堪培拉”遭到埃及米格拦截，当天下午这些飞机被匆忙涂上了黄黑相间的苏伊士入侵条纹，比较粗糙，由于在塞浦路斯缺少足够的黄色油漆，只好用金黄和半光泽石色混合后代替。法国和以色列飞机也有类似条纹。英国“堪培拉”侦察机的序列号被这些条纹掩盖了，为了在地面识别，在前起落架舱门上画上了这些号码。这个时期第58中队的徽章是白色圆形上一个黑色猫头鹰，后来变成了红色猫头鹰。

叙利亚上空的战斗

当战斗开始时，叙利亚总统正准备访问苏联。他立刻打电话给纳赛尔总统说想取消这次访问，纳赛尔劝说他应该前往，努力为埃及获取苏联的支持。在法国和英国开始轰炸埃及时，叙利亚总统见到了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朱可夫元帅。对于他的请求，苏联领导人表示他们不会为苏伊士运河冒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

叙利亚政府发现英国和法国侦察机不断飞越其领空，其次数随着战争的进行而增加。英国人和法国人急于核实美国驻大马士革使馆关于苏联米格已经部署在叙利亚沙漠中的秘密机场的消息。有一份报告称武器货船不断抵达拉塔基亚港，“最多有123架米格”被送达叙利亚！这些消息现在看来很可笑，但当时的确引起了在塞浦路斯的总司令部的严重关切。英法还很想找到想象中疏散到其它阿拉伯国家的埃及飞机。

叙利亚一群由Abdel Hamid al-Serraj领导的民族主义军官引爆了国际石油委员会(IPC)从伊拉克到地中海海岸的石油管道，该行动最终对西方石油供应和英国的货币危机产生了深远影响。起初这些军官在得到了纳赛尔总统预先约定好的信号后，计划把英国拥有的IPC和美国拥有的TAP的管道全都炸毁。发出这个信息后，纳赛尔突然想起原先的安排是炸掉两条管道，而这时候美国人的态度还摇摆不定，于是他立刻又发出消息让al-Serraj只袭击IPC管道。

当时塔哈尔·扎克是埃及驻大马士革的空军武官，自然会密切注意叙利亚上空的敌军飞机。他说最有威胁的是两架“堪培拉”有规律地“经拉塔基亚、阿勒颇、霍姆斯飞向大马士革，离大马士革5公里时折向西去贝鲁特，再返回塞浦路斯”。叙利亚的防空系统只能依赖于沿边界和海岸布置的警察瞭望哨，如果发现不明飞机就打电话给当地警察局。结果警报传到叙利亚空军那里要花大量时间，入侵者在战斗机起飞前老早就跑得没影儿了。英国人有恃无恐，“堪培拉”通常会沿着相同的航线飞行。这样一来，叙利亚空军的一位地面控制人员Moukabri少校就可以通过各处报警电话打来的顺序，推断出敌人飞机来犯的方向、航线和大致的速度，然后就能引导“流星”起飞在可能的航线上拦截敌机。

叙利亚“流星”F.8多次紧急起飞，但很少能看见敌机，更不用说击落一架了。战争开始时阿萨德上尉从原来在al-Mezze的岗位调到了阿勒颇城外的Nairab。战争最后一天，11月6日08:00过一点儿，在幼发拉底河上Abu Kamal的叙利亚边境瞭望哨打电话报告英国的“堪培拉”正在执行对伊拉克、黎巴嫩和叙利亚机场拍照的任务，这里是从塞浦路斯起飞的“堪培拉”航程最远处。阿萨德上尉随即被派出对其进行追击，不但要找到英国侦察机，还要对它开火。

训练叙利亚人飞行

华约的教官刚抵达中东不久，叙利亚人非常渴望这些新来者可以教给他们空战的技巧。如果英国人不帮忙，那么其他人也许会。

叙利亚人学习飞行的历程也不容易，他们的第一种格斗飞机是一些AT-6“得克萨斯人”(“哈佛”)，曾在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使用过。然后叙利亚空军购买了一个中队的意大利菲亚特G.55和G.59飞机，指挥官Kumani少校是参加过1948年战争的老兵。之前不久还从埃及获得了10架破旧的“喷火”F.22。第一批“哈佛”飞行员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接受训练。随后一所飞行学校在阿勒颇城外建立，现在已经升级成一所小型的空军学院。军校学员在这里的头一年驾驶“花栗鼠”，第二年驾驶“得克萨斯人”。该学校还有一些菲亚特G.46，和空军的G.55和G.59战斗机有相似的驾驶特性。

学校的教官中有一位叫福阿德·卡拉斯，后来成为空军的将军。第一批15名学员中有一位来自沿海山区的年轻人，名叫哈菲兹·阿萨德(Hafiz al-Asad)，他是班级的第一名，赢得过一座特技飞行奖杯，以上尉军衔毕业，以后他会成为这个国家的总统。1954年，阿萨德被选中作为叙利亚空军的飞行员精英前往英国接受“流星”飞机的训练。当他们上完一个技术英语的预备课程后，发现训练团被英国取消了，因为叙利亚已经与埃及结盟。于是阿萨德被派到大马士革南面的al-Mezze机场，在这里他和他的同伴在双座型菲亚特G.59-2B上接受训练。

没过几个月，阿萨德驾驶真正的战斗机的梦想就成真了，他和其他一些叙利亚飞行员一起被送到埃及接受为期六个月的战斗机训练课程。由于埃及空军的双座“喷火”都已不堪再用，这些年轻的叙利亚人只好驾驶单座型的。头一天还没什么问题，但是第二天他们的埃及教官决定在允许这些新手开始飞行前，先做一次严格的试飞。阿萨德当时站在队列的第一个，他这样描述这场悲剧：“我们看见教官表演了一些大胆的特技，为之大声欢呼。他做了一个横滚并开始俯冲，看起来非常可怕，但是他没有从俯冲中拉起，原来这不是特技……”这次致命的坠毁是由于维修不当，之后所有的“喷火”都停飞了，而叙利亚人被直接送上了“流星”F.8。

英国和以色列情报机关相信叙利亚飞行员都在米格-15上训练，但是埃及空军元帅塔哈尔·扎克(当时还是少校)解释说：“1955或56年，叙利亚飞行员在Fayid(在运河地区)接受培训，不过是在‘流星’上，而不是米格。叙利亚飞行学员还在比勒拜斯(尼罗河三角洲)接受基础训练，课程和埃及飞行学员一样。”当埃及遭到以色列、英国和法国的突袭时，有一些叙利亚学员在“流星”上已经有了很大进步。

叙利亚还用自己的“流星”训练飞行员，在这里埃及人同样扮演了重要角色，教会他们如何空战和对地攻击。塔哈尔·扎克说：“第一次巴勒斯坦战争后我返回开罗。先进入一个‘喷火’IX中队，又在一个‘吸血鬼’中队待了一小段，直到1950或1951年。埃及空军得到了‘流星’后，我和另两个飞行员——Izz al-Din al-Yahyadi和Mahmud Shakir——被选中首先驾驶它们……接下来，我在阿尔玛扎的一个训练单位作为教官训练新飞行员。……事实上，我是1952年革命之前第一个被派往叙利亚的人。叙利亚空军只有三个中队：一个‘流星’昼间战斗机中队，一个‘流星’夜间战斗机中队(注1)，还有一个使用‘喷火’的中队(注2)。我被派去帮助叙利亚人，他们有很好的飞行员，但是缺乏空战的知识和训练……他们非常感激。我们还教他们通过对地扫射支援他们的陆军。后来叙利亚人变得非常擅长此道。

注1：如前所述，夜间“流星”1954年才交付。

注2：应该是菲亚特G.55和G.59。

“当我第一次抵达叙利亚时，在大马士革还有两个英国飞行教官。他们训练叙利亚人驾驶‘流星’，但是不教他们空战。后来我返回埃及在一个‘流星’中队服役。然后又在1956年初再次被派往叙利亚，可能是4月，我的身份是一个联合参谋组的成员和空军武官。1956年初在叙利亚，当我和阿萨德驾驶一架双座‘流星’(起飞)时，一个机轮爆胎了，我想是左边的。我告诉阿萨德在我们降落时必须一起猛踩方向舵，我们安全降落，阿萨德是一个优秀的飞行员。”

1955年末叙利亚和埃及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结果以色列突袭了叙利亚边境上的阵地并造成多人伤亡。这是为了告诉叙利亚人和埃及的防御条约不会帮助他们，可是其效果是叙利亚和埃及的关系更加紧密了。

50年代中期，一个不明叙利亚空军基地，飞行员Mu'asetti站在一架新交付的菲亚特G.55前面。飞机涂装是典型的叙利亚迷彩伪装，可以融入地中海沿岸乡村的地形，其序列号110用很小的阿拉伯字母写在垂直尾翼上部。

阿萨德站在一架菲亚特G.46-4B的机翼上，和叙利亚空军学院的朋友一起。这张照片可能拍摄于1953或54年，在阿萨德成为总统之前很久。

苏伊士战争期间的“堪培拉”照相侦察机

1956年英国、法国和以色列政府达成协议进攻埃及，推翻纳赛尔总统。当时即便很多英国高层人士都不知道这个阴谋，而且在以色列于1956年10月29日攻入西奈后，英国皇家空军和海军航空兵中很多人都以为他们会对抗以色列这个侵略者，而不是埃及这个受害者。从空中作战的角度看，这应该很容易，并且英国皇家空军中东司令部还得到陆军部参谋长委员会的保证，“被发现的机会很小。遭到拦截的风险其实可以忽略，除非不幸遇到引擎故障或偶然的拦截。”

苏伊士战争是一场一面倒的作战，但是英国皇家空军不会冒险。初步的空中侦察从10月20日就开始了，在战争爆发一星期之前，“堪培拉”PR.7在3万英尺高空沿着埃及海岸飞行。该任务经过空军部的特别批准，并且没有引起埃及人的过激反应。安东尼·艾登后来回忆道：“有时候我们要显得偶然而不经意的观察运河以及埃及军队的调动。我们的‘堪培拉’在高空飞行，离开海岸一段距离。这类飞行从未遭到干涉，因而我们认为未被察觉。”实际上埃及人完全知道他们的把戏，但是埃及总统明确指示不得干涉并激怒英国人。第13/58中队的“堪培拉”从未被允许在埃及陆地上空飞行，因为这可能会泄露行动意图。另一方面，英-法情报机关可以从美国部署在土耳其的U-2那里得到运河区高分辨率的照片。

10月28日，以色列入侵前一天，第13/58中队的“堪培拉”开始对苏伊士运河区进行照相侦察。29日，还在以色列伞兵空降在西奈Mitla通道附近之前，英国皇家空军的记录显示第二轮侦察行动遭遇了少量不准确的防空火力。

同时英国皇家空军的B-29“华盛顿”已经开始行动。它们是高度机密的第192电子侦察(电子情报)中队的一部分，在准备对苏伊士的入侵时调往塞浦路斯。第192中队中队长杰弗里·维勒姆说：“我们发现埃及人每天正午后就关闭了防空雷达，这对英国发动攻击非常有利。”事实上，埃及的雷达系统还不完善，其覆盖范围还不充分。那时埃及在运河区只有法制ESV2雷达(6部早期预警型和6部地面控制拦截型)，以及在al-Arish的1部英制马可尼MWT XXI雷达。刚购买的俄制雷达还未开始运作，其操作人员还在培训。

不过负责这些雷达的一些军官是很有经验的。哈桑·陶菲克少校(曾经是在日内瓦和大西洋城召开的国际电讯会议的埃及代表，在赫里奥波里斯建立了培训军官和技师的埃及空军雷达学校)由于1952年政变而被迫退休，现在负责的是他的学生，他们操作的雷达比西方料想的更加有效。空军元帅Shalabi al-Hinnawy当时是刚刚建立的米格战斗机中队的指挥官，他回忆起苏伊士战争头一天英法还未正式介入之前：“战争开始时我正在电影院里，我被召到空军司令部去见西德基·玛哈穆德(埃及空军司令)。他问我喜欢驾驶米格-15还是米格-17……我告诉他无所谓，而后一天我就希望能有很多飞行员可以独自驾驶米格-17，并且当天下午就能准备好执行任务。那天下午3点钟(10月30或31日)一架英国飞机在赛义德港上空被发现正在接近运河区，我们4架飞机起飞去拦截这架飞机。我们从后面咬住它并进入了射程。我们认为这是1架‘哈利法克斯’(当Hinnawy还是一个‘吸血鬼’飞行员时，在练习拦截技术时对付的埃及‘重型’飞机与此类似)，它没有回击，于是我问地面控制，‘我应该开火吗？’这时我距它只有600m。回答是：‘不要开火，因为英国人还没有宣战。’”

这架飞机几乎可以肯定是一架“华盛顿”，与此不同，另外两架英国“堪培拉”在侵入埃及陆地上空时遭到攻击。艾登首相回忆道：“29日傍晚我与国防大臣和空军参谋长谈话。我告诉他们对我们来说在第二天尽早获得可靠的情报是非常重要的。于是4架‘堪培拉’受命在拂晓从3万到4万英尺高空进行一次侦察，它们要找到交战双方并进行拍照。‘堪培拉’出发执行了这个指示。”清晨出动的“堪培拉”PR.7中的两架遭到了拦截和攻击：其中一个机组——吉姆·坎贝尔中尉和R·J·托斯兰中尉驾驶的WH801——可以看见一架米格-15发射的炮弹从座舱两边呼啸而过，这架“堪培拉”的水平尾翼被击中，但设法逃离了；由亨特上校和埃尔夸特-普林中尉驾驶的WT540也遭到拦截和攻击，但未被击中。就这样，在英法与埃及的空中对峙中埃及人首先开火并造成损伤，英国皇家空军的第一攻击波随即出发，但其飞行高度比原计划的要高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