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乙烯产量看中国轻工业的发展 -- wolfgan
- 复 当时就不该解散
家园 项目团队解散主要是两个原因 一个是计算所经过几次拆分，实力大不如前。这个是国家战略需要，没有什么好说的。另一个原因我认为是主要原因，就是757没有竞争过银河，国防科大的银河比757提前完成，性能还要高一个数量级。成王败寇，确实很残酷。但是从国家层面来说，中国的高性能计算并没有断根。
另外，项目团队解散不是说就没编制了。大部分人还是留在计算所，小部分人分流到其它单位。这些人没有大项目做，后来不少人就出国了，这也是当时的国情。
通宝推：桥上,家园 还是应该保留阿，从长远来说，计算所竞争未必输 何况两家不是一个路子，也不需花多少钱，看看后来的华为吧，如达雅所说，确实是无底洞，但一个国家，不能战略眼光还不如企业吧。海思那会说全部转正，可见当初压力有多大。
家园 你说得轻巧。钱呢？ 周光召的一大贡献，是保住了科学院。先是争取到陈云，中止了解散科学院。后来支持了以联想为代表的一批科学院企业，挣到了钱，才让主张解散科学院的人暂时闭嘴。
没有联想挣的钱，科学院搞不好已经解散了，更何况计算所的某个团队呢。
家园 对于国家而言，那点钱真不是问题 问题就在态度。
另外，如您所言，当时连科学院都要解散了，这就是态度。
连陈云都需要出面才能阻止，到底是谁的态度？到底是谁要解散科学院？邓的态度当时是什么？
家园 那不又成了你说国家不缺钱就是不缺钱了嘛 你兜兜转转，不又回到你说啥就是啥，你说国家不缺钱就是不缺钱了嘛。
事实上，80年代国家很缺钱，因为要投钱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所以邓小平要百万裁军，要让一些列工程下马。后来李鹏总理还说：“中央不是叫花子”，但其实跟叫花子也差不多了。一直到朱镕基搞分税制改革并加入WTO，中央的腰包才鼓起来。
至于说解散科学院，这说来话就长了。一直到今天，教育部系统内也是有很多人希望解散科学院的。因为科学院的科研和高等教育，客观上是教育部的竞争者。
家园 你对钱的认识太low了 钱本来是政府印的，然后用来组织人民搞经济等各项活动的。但邓私心太重，最初很大部分都是用来收买，包括收买同伙；例如给官员大量进口汽车。也包括收买百姓，例如，提高粮食收购价，大量进口粮食等等，只能做一时，换取大家支持。
其次，是不了解经济规律，其中最重要的规律是印钱总量是有限度的。邓在80年代和九十年代初，三次超量印钞，都导致严重物价上涨。邓自己也承认，是摸着石头过河。
等到最后一次，也是最严重的通货膨胀，为了抑制飞涨的物价，邓采纳朱的主张，搞依据外汇储备被动发钞，就是印钞都拿去兑换西方货币，交给西方，从而导致政府缺钱。朱不得不改变财政税收政策，否则中央政府就没有多少财权了，也就无法指挥管理地方了。
战争需要的资金往往十分庞大，战争的失败，往往都是经济先崩溃。但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花费，基本都是印钱解决的。参考，
简述货币主权的作用有多大？ - 淘客熙熙 https://www.talkcc.net/article/5003277
但邓的后继者都十分愚笨，参见：
央行印钞从不借给政府，却买美国国债借钱给敌人
http://www.wyzxwk.com/Article/jingji/2020/12/427443.html
如果央行印钱总是借给政府，政府是不需要偿还的，因为央行印钱总是随经济发展而不断增多，也就是借给政府的钱总是增多，自然也就没有真正偿还。央行即使收取利息，也是必须上交政府，从而也不需要支付利息，从而等于免费获取这些货币。如今央行印钞超过30万亿，大多给西方了，一分钱都没有给中央政府。这就是当代中国最荒诞最愚蠢的现象。
参考，中国十大荒谬经济现象，2010年所写，首发在河里。
【原创】请各位网友思考：我国十大荒谬经济现象 - 淘客熙熙 https://www.talkcc.net/article/2684414
家园 购买美国国债似乎只能算一种投资方式 只不过，按照市场改开派说法，哈哈哈，是最稳妥保险的一种投资方式，也没得选，哈哈哈。
所以实质上已经承认亏损了。
而且，依靠的是中国国力的抵押。
家园 问题是美国国债利息都低于美国通货膨胀率，连保本都做不到 。
而引进外资，不就是引进西方印制的钞票，自己手里一大堆西方钞票不用，反而优惠引进外资。所以，2010年我写十大荒谬经济现象，第一荒谬就是：
为什么我们是美国第一大债主，却没有钱给自己搞建设，要去优惠引进外资？
再说，西方和日本借钱给中国，是主流非常认可的恩惠，但精英们有钱不用，为什么要借钱给西方和日本？而西方和日本如今反而以中国为仇？参考，
两个时代日本人对中国看法 - 淘客熙熙 https://www.talkcc.net/article/5014874
顺便说一句，央行手里的3万多亿美元外汇，大多购买了西方各国国债，包括日本国债，基本上都在西方账户里，西方要没收，就是举手之劳。
家园 我说的是态度阿 谁不缺钱？华为不缺钱吗？国家再缺钱，协调出一点钱的余地还是有的。
至于解散科学院，我不关心教育部如何，我只关心邓的态度是什么？
还是那句话，邓一点缺陷都没有吗？容不得批评吗？要你这样为他辩护？
- 复 我说的是态度阿
家园 改开官方说法，江青等强烈要求开除邓的党籍，被毛等人拒绝了 但是，这个事情应该是毛主席的估计，一直以来，毛主席也不太在乎这点，所以保留党籍=毛主席给邓小平后来起来的机会，这只是改开派的说法，为邓制造继承毛主席的所谓道德制高点而已。
首先毛主席已经曾经被开出了党籍，然后当然又恢复了，其实也是个误会，但是这些都不是问题。
另外这个保邓的过程未必就是毛主席一手遮天，而且毛主席还是一向仁慈的。
那么，改开后宣称四人帮是毛主席的狗，说明，四人就是毛主席最坚决和真正的代言人。
所以毛主席其实对开除邓的党籍，也没啥必然的反对和阻止。
既然毛主席的代言人是四人帮，那就有可能毛主席也是支持开除的，也就是被反毛派（也就是老干派，叶剑英等我估计还有陈锡联）阻止了。
所以陈锡联是双面狐，叶剑英的态度大家都知道。
https://news.cctv.com/society/20090207/100032_2.shtml
华国锋值得记上一笔的历史功绩
CCTV.com 2009年02月07日 00:32 进入复兴论坛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华国锋确定了抓“四人帮”的决策
早在毛泽东逝世的当天，江青就向华国锋提出，毛泽东是被邓小平气死的，必须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华国锋不理江青，江青就纠缠不休，其他政治局委员说，现在不是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江青才暂时不闹。接着，江青又纠缠张玉凤，要拿走毛泽东的一些文件和档案，张被逼无奈，让江青拿走了两份。华国锋得知后，让汪东兴追回了这两份文件。江青又向华国锋提出，要毛远新留在中央工作，张春桥等也随声附和，但华国锋决定，毛远新回辽宁省工作，江青就与华争执不休，反复提这个事。据吴德回忆，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反复与华国锋纠缠毛远新去留的问题，一直纠缠到第二天早晨５点钟，华国锋捺着性子，只是耐心地听。最后华国锋问江青，讲完了没有，江青说讲完了，华国锋立即宣布：散会，毛远新还是回辽宁。
与此同时，“四人帮”抓紧做夺权的准备。
９月２１日，张春桥在北京单独会见徐景贤，听取８月间丁盛（当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笔者注）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秘谈的情况汇报，当得知南京军区有一些部队不但不听丁盛的，还调动了三个师驻扎在上海外围的情况后，张春桥说：“我们只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他指示，要在上海尽快扩大第二武装。９月２１日当天，王洪文就跑回上海，对上海民兵的所谓“布防”问题，做了部署。２８日，张春桥派人回上海向上海市委传话说：现在要“提高警惕”，有人要“整上海”，上海还没有经受林彪一类上台的考验。
https://news.sina.com.cn/o/2011-10-28/091723377038.shtml
党史揭秘:毛泽东如何为邓小平复出埋下政治伏笔
news.sina.com.cn 2011年10月28日09:17
尽管“文化大革命”中“炮火连天”，“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但对于邓小平是否要彻底打倒，毛泽东始终是持保留态度的。这种保留态度，实际上反映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一贯看法，同时也是对邓小平的一种政治上的保护。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两次提到了邓小平。
第一次是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开幕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错误是主要的，要搞到底还是不搞到底，大家议一议。”鉴于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在会上会下操纵煽动一批亲信骨干鼓噪，妄图造成一种要求开除邓小平党籍的形势，毛泽东明确地对邓小平问题表示了态度。毛泽东说：“邓小平在战争时期是打敌人的，历史上还未发现有什么问题，应与刘少奇区别对待，大家要开除（党籍），我有点保留。”正是由于毛泽东的这一决策，使邓小平得以保留了党籍，同时也为邓小平以后的复出准备了重要条件。
第二次是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闭幕会上。毛泽东主要是为一些被林彪集团、江青集团揪住不放的老同志说话。毛泽东说：“有些同志对于所谓‘二月逆流’这件事不大了解，经过十几天，就比较了解了。在这个全会上，由犯过错误的同志说明他们的问题，大家又对他们有些质问，他们再说明问题，又再质问，好像经过这么几次反复嘛，大家都比较清楚了。这件事嘛，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说那么十分了不起呢，也没有什么十分了不起。他们有意见要说，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这个世界上面，总是左、中、右。统统是左派，我就不那么赞成。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志们如果不参加，我看就是个缺点。陈毅同志，你就以那个右的那一方面的资格，以这个身份来参加九大。对于党内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清理阶级队伍，注意一个‘准’字，不要搞‘逼供信’那一套。对于学术权威，注意不要做得太过分。冯友兰、翦伯赞可能还有某种用处。批是要批的，保还是要保的。邓，大家要开除，我有点保留，他和刘还有点区别。‘多中心’不对。”
毛泽东在这两次讲话中，首先对邓小平在长期革命战争中的巨大历史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邓小平在战争时期是打敌人的；其次是对邓小平的革命斗争历史进行了充分肯定：邓小平历史上还未发现有什么问题；再次是坚持把邓小平留在党内，不能像对待刘少奇那样“开除党籍”。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以后，筹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正式列入议事日程，各项准备工作相继展开。起草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是准备工作中的一件大事。为了争夺政治报告的起草权，陈伯达与张春桥、姚文元之间又进行了一番激烈的争斗。最后陈伯达与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张、姚执笔）各起草了一份政治报告。后经中央讨论，林彪在九大上宣读的是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那份政治报告。
在陈伯达最初起草的政治报告文稿上，曾经写有“刘、邓路线”的话，毛泽东否定了陈伯达的这种提法。
据陈伯达生前回忆，“‘九大’前，原来决定要我和张春桥、姚文元共同起草政治报告稿。我不愿同张、姚等人合作。起草人名单上，是我列在前面。我就自己着手，并组织几个人帮助搞材料。在我起草的稿子上，我写过关于‘刘、邓路线’的话。毛主席看过，说了一个重要指示：‘邓小平同志打过仗，同刘少奇不一样，报告上不要提他。’”
从上述毛泽东一系列讲话中可以看出，尽管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在他的内心深处，还是始终对邓小平有着很好的看法。（卧槽！！！！）
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的话是“最高权威”，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必须“字字句句坚决照办”的“最高指示”。（哈哈哈）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之所以没有遭到刘少奇、陶铸那样的厄运，毛泽东的政治保护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林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之所以要处心积虑地整倒邓小平，其目的就是为林彪篡党夺权，谋求“接班人”的地位扫清道路。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不顾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鼓噪，坚持保留了邓小平的党籍，这使林彪、江青等人如鲠在喉，难以安枕。
林彪虽已被指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但他深知，只要邓小平一天不倒，就威胁尚存。唯有置邓小平于死地，方可解除后顾之忧。
于是，林彪、江青等指使“邓小平专案组”加紧进行工作。
江青、康生多次指示“邓小平专案组”，要尽快突击攻下邓小平的所谓“历史问题”。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为加强“邓小平专案组”的外调力量，专门从驻京西宾馆的“叶向真（叶剑英的女儿）专案组”抽调人员进行补充。此后，兵强马壮的“邓小平专案组”加快了活动步伐，四处搜罗取证。赴陕西小组负责调查邓小平1927年初由中共组织派驻冯玉祥部队时的情况；赴上海小组负责调查1928年邓小平在党中央机关工作，和1930年、1931年两次从广西红七军回上海汇报工作的情况；并提审有关人员讯问邓小平留法勤工俭学时期的情况；赴安徽小组负责查找1931年邓小平代表中央巡视安徽省委工作时的线索；赴江西小组负责全面调查邓小平1931年到中央苏区后的活动；赴广西小组负责查证邓小平1929年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活动；赴湖北小组负责提审邓小平的弟弟、原武汉市副市长邓垦；赴四川小组负责审查邓小平的家世及在家乡的活动；赴天津小组负责找人调查邓小平当年在冯玉祥部队的情况；还派员前往广东、宁夏、湖南、辽宁、江苏等地找邓小平当年的老部下调查取证。
经过反复调查后，“专案组”在写给康生、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的一份报告中，不得不哀叹：“关于邓小平的历史问题，经反复查档、调查，到目前为止，除了入团、转党问题尚未找到直接人证，以及一些执行机会主义路线的问题外，还没有查到有被捕、叛变、通敌等重大问题的线索。”
在被认为最为要害的“历史问题”上，“邓小平专案组”希望落空。“专案组”没有找到“历史问题”，只好在“现行问题”上做文章。在以上报告中，他们写道：“邓小平伙同杨尚昆在毛主席身边搞反革命窃听，招降纳叛，包庇坏人、叛徒、特务等两部分罪行，已获得不少证据，准备送呈首长审阅。下一步工作，我们拟重点查其意图搞反革命政变，篡党篡政的阴谋活动和里通外国的问题。相应地核实其三反罪行。”3天后，康生批示同意，并将此件送周恩来、陈伯达、江青、谢富治等阅。
“专案组”在调查中仅剩的一个历史疑点，也就是邓小平的入党问题，不久也有了了结。在上述报告转到周恩来处时，周恩来在报告上批示：“邓小平是在留法勤工俭学时入团、转党的，我和李富春、蔡畅同志均知道此事。”周恩来既是当年邓小平的上级和战友，长期与邓小平朝夕相处；又是中国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的创建人和领导人。因此，周恩来的批示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和准确性。既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已经写出证明了，“邓小平专案组”还有什么理由再去无中生有地捏造什么假材料呢!所以，周恩来的批示，对于总想挖空心思地从邓小平的历史中“突破”点什么东西的“邓小平专案组”来说，不啻于当头一棒。
经过了近3年的“文化大革命”，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512人，代表党员2200万人。中共九大代表由少数人酝酿“协商”产生，甚至个别非党员也成了代表。当时，省、直辖市、自治区一级党委和基层党的组织都不能正常工作或者根本没有恢复，全党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党的生活，相当多的第八届中共中央委员仍被审查，甚至被监禁。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产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处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刘少奇，此时已被作为“叛徒、内奸、工贼”清除出党。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处境艰难，屡遭暗箭，正在极力苦撑危局。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朱德多次受到“冲击”和大字报的围攻，甚至在中央全会上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的当面攻击。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陈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为“老右倾”，长期受到批判，成了“靠边站”的人物。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被打成了“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处在被监禁之中。
这样，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受到“冲击”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就只剩下了毛泽东主席和在八届五中全会上增选的、经过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以后仍保留的唯一的副主席林彪。
4月5日18时25分，天安门广场所有的高音喇叭同时开放，反复广播北京市负责人吴德的讲话：近几天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
广播吴德的讲话后，天安门广场的群众逐渐减少。21时35分，广场的照明灯全部打开，整个广场灯火通明。在吴德的讲话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广播声中，隐蔽待命的1万名民兵、3000名警察和5个营的卫戍部队，手持木棍、皮带，一齐出动，迅速封锁天安门广场，对赤手空拳的群众进行殴打逮捕。（如果89采用这个方式，呵呵）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
4月6日凌晨，部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开会，集中听取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卫戍区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汇报，认为事件是“反革命暴乱性质”。4月7日上午，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汇报时，指示要公开发表《人民日报》记者现场报道和吴德的广播讲话，并根据此解除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又说，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毛泽东还提议华国锋任总理，一起登报。7日下午，毛泽东补充说，华国锋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并写在决议上。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宣读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
第一个决议：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第二个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后一小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向全国广播了这两个决议，同时广播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之后，全国各地进行政治表态，组织拥护中央两个决议和声讨邓小平的集会游行，并追查所谓“政治谣言”，搜捕天安门事件和类似事件的参加者和“幕后策划者”。
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四五”运动，实际是一次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正确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鲜明地表明了人心的向背。这场运动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它为后来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也为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和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创造了历史的前提。
把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是一大冤案。
华国锋说，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
粉碎“四人帮”后，从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工作需要出发，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多次向华国锋提出建议，让邓小平早日出来，参加领导工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说：“我建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他参加了政治局，恢复了工作，总不会给我们挑剔吧？”
然而，华国锋等人坚持在揭批“四人帮”的同时，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听了宣传部门负责人的汇报后提出：一、要集中批判“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三、凡是毛主席批准过的，讲过的，都不能批评；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
1977年1月8日前后，大小字报、诗词、标语再次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两个强烈的呼声跃然纸上：一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二是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
这两个要求，有着深刻的含义：前者反映了要为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彻底平反昭雪的强烈愿望，后者代表着要求在“文化大革命”被打倒的大批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的正义呼声。然而，正是在这两个颇具象征性的问题上，拨乱反正工作遇到了严重阻力。
这两个要求，都涉及了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如何看待“晚年毛泽东”。
1977年1月，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之一的李鑫在传达华国锋的讲话时说：现在人们提出的问题，一是要邓小平复出，二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样搞矛头是对着谁呀？言下之意是指把矛头对着毛泽东。
对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挑战。为了应付这一挑战，他抬出了毛主席，制造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在“两个凡是”方针指导下，中共中央于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召开了工作会议。会前，华国锋亲自召集文件起草人，向他们系统地讲了会议报告的想法。对内容和结构作了部署，中心意思就是按“两个凡是”的原则来对待邓小平和天安门事件问题。叶剑英几次提出，要改变报告的提法和内容，要求对邓小平的提法写得好一点，以利于他快一点出来工作；天安门事件是个冤案，必须平反。但是华国锋拒绝接受这些意见。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76年“四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
“天安门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违背了人民的意志。因此，从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到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两年多的时间里，朝野上下万众一心，党心和民心水乳交融，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付出了不懈的努力，演绎出令人振奋的一幕。无论是江湖之远的草民，还是庙堂之高的中央高层一些人，为这场运动的平反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这一过程，既跌宕起伏，又充满着风险，是一幕引人入胜的历史大剧。
在这个过程中，陆续发生了《人民日报》秘密调查“天安门事件”真相、“人民来信”揭北京市委“盖子”、《于无声处》话剧的公演、“非法出版”的“天安门诗抄”广泛流布等事情，反映了民心的向背，但党内高层的僵持一直在延续，甚至发生了刚刚复刊的《中国青年》杂志因刊登“天安门诗抄”被封存的事件。
1978年11月10日，被人们认为“改变中国命运”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会议期间，对于当时党内外普遍关注的天安门事件，几乎各个组都提出了平反的要求。尽管有陈云等人对“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强烈呼吁，但当时华国锋和汪东兴等人，对此并不表明态度。在这个问题上的僵持状态，被一个偶然的事件打破了，并由此导致了中央对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明确态度。
这个偶然事件（？？？？哈哈哈啊哈哈），就是11月16日新华社从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通稿中摘发的《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的新华社通稿的发表。
1978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新华社的这篇电讯稿，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则电讯稿，本来是在刚结束的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报道中的一段话，在当时中央对这件事情还没有公开明确的说法的时候，这段话重大的新闻价值就凸现出来。新华社单独摘出来发电讯稿，在舆论上推动了“天安门事件”的彻底平反。
第51章“两个决议”和邓小平的再次被打倒（2）
2016年08月25日09:09 来源：广安日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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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中午，“四人帮”在人民大会堂喝酒欢宴，庆祝“胜利”。江青洋洋得意地说：“我们胜利了！祝贺你们！”张春桥乘着酒兴狠狠地说：“这帮家伙写那些反动诗，就是要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江西厅内，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最新指示。
在会上，“四人帮”叫嚣着，一口咬定邓小平就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并说邓小平曾坐着汽车到天安门广场亲自进行指挥。江青和张春桥说，要做好思想准备，可能有“群众”要去冲击邓小平，把邓小平抓起来。华国锋主持会议，对于“四人帮”说邓小平坐车到天安门广场直接指挥一事，他说，应该去向邓小平本人问一下，以便核实。对华国锋的意见，“四人帮”根本不想理睬。但是，现在，华国锋是由毛泽东指定主持中央工作的，听吧，心不甘情不愿；不听吧，也不行。于是讨论要派一个人去向邓小平进行“查问”。没人愿意去干这一“公差”，江青自己当然更不会去了，她说：“让汪东兴去吧。”
自从江青和张春桥在会上说可能有人会去冲击邓小平，汪东兴就留了一份神。“文革”初期，由江青控制的“中央文革”就曾经组织了一次“群众”抓彭真和斗争彭真。这一次，“四人帮”是不是又要故伎重施，用“群众”之名去抓邓小平？汪东兴认为此事事关重大需请示主席。他从人民大会堂出来，并没有直接去找邓小平谈话，而是车子一拐，进了近在咫尺的中南海。
见到毛泽东后，汪东兴向毛泽东汇报，政治局正在紧急开会讨论“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的问题。毛泽东说，是刘冰的信惹了祸，矛头是对着我的，现在不行了。汪东兴向毛泽东汇报可能有人会去冲击邓小平。毛泽东说，不能再冲击，不能抓走，并问汪东兴有没有办法。汪东兴建议，把邓小平转移个地方，可以转移到东交民巷那个房子去。毛泽东说，可以。
毛泽东指示不能让人冲击邓小平，汪东兴立即布置，让中办警卫局马上准备东交民巷的房子。汪东兴把警卫局参谋滕和松叫来，说可能有人要冲击邓小平，要把邓小平转移到东交民巷，并交待滕和松立即做出一个警卫方案。交待完后，汪东兴让人通知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说要找邓小平谈话。同时，汪东兴通知警卫局的处长东方，让东方找个不太显眼的车子，去宽街把邓小平接到东交民巷。一切布置好后，汪东兴赶往东交民巷，等待和邓小平谈话。
“天安门事件”发展到如今，父亲和我们全家人都明白，最终决定父亲命运的时刻就要到来了。我们早就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心中无所畏惧。7日下午三时，父亲的秘书王瑞林接到电话，通知说汪东兴要找邓小平谈话，警卫局来人来车接，不让带秘书，也不让带警卫员。接到通知就知道时刻已经来临，我们全家人不但没有惊慌，反而表现得异常镇定。
三点多钟，中办警卫局的东方来了。我们全家老老少少近十口人，年轻的扶着老的，大人抱着孩子，一起给父亲送行。邓楠灵机一动，在最后的一刻，想起往父亲的中山服口袋里放进了一副扑克牌。我们全家人，送父亲走出客厅，走过院子，一直走到大门口。看着父亲沉着而从容地上了汽车，看着汽车开出大门，看着灰色的大门紧紧关上，泪水涌上了我们的眼睛。也许，这就是和父亲的永诀啊。刚才那种同仇敌忾的坚强气氛，顿时被一阵抑制不住的悲伤所代替。邓林按捺不住心中的悲痛哭了起来。我对邓林说：“哭什么！越在这个时候越不能哭！”
父亲被带走后，中办即派人来我们家查抄文件。那个负责查抄的人到父亲的办公室，左看右看，看看实在没有什么可拿的，就把电话线剪断，一手一个，抱着两个保密电话机走了。大概，这就算是抄家吧。与“文革”刚开始的时候相比，这种“抄家”实在也太“小儿科”了。
父亲走后，大约五点多钟，中办警卫局派人来接母亲。父亲一人被带走时，由于既不知道他被带到何处，也不知道他的情况，我们曾万分忧虑。现在母亲能去父亲那里，对于父亲来说无疑是件好事。这样，父母亲至少可以两个人在一起，相依相伴，共渡危难。不过，此番一去，毕竟是凶多吉少，前景难测。我们含着眼泪为母亲收拾行装。我们把父母亲的东西尽量多装一些，好让二老即使在环境恶劣的地方，也不至于受冻受苦。
母亲走后，我们心中倍感凄凉，也许，今日一去，即成永别。父母亲离开我们后，我们想念他们，更为他们的处境担忧。我们全家人在一起商量，认为应该有一个人跟随父母亲前去，帮助他们料理生活，同时使他们不太孤寂。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去，但是邓林和邓楠有孩子要带，我就自告奋勇要求去。我和贺平商量好，如果能获准到父母那里去，对父母亲来说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形势进一步恶化，也许连我在内，都有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在贺平的支持下，我下定了决心，要争取到父母亲身边去，就是刀山火海，也要和他们在一起。我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提出要求到父母亲身边照顾他们的强烈愿望。信送走以后，我们盼呀盼呀，盼着能够早日获得批准。后来，接到上面通知，不准我去。这个答复不但令我们十分失望，而且使我们更加为父母亲的处境担心。父母亲现在到底在哪里？他们的处境怎么样？有没有挨批斗？担忧之情，笼罩在我们全家每一个人的身上。
天边，夕阳快要落下。那沉沉的黑暗，马上就要笼罩大地。那是一个黑得连星星都看不见的黑夜。
在东交民巷，邓小平见到了汪东兴。汪东兴将有关情况告诉了邓小平，问了他是否曾坐车到天安门进行“指挥”。邓小平说，他只有一次坐车去北京饭店理发，根本不是什么“指挥”。汪东兴叫人再去把卓琳接来。等卓琳到后，汪东兴对邓小平说，可能有人要冲击你，不要出去，散步就在院子里。与邓小平夫妇谈完后，汪东兴离开东交民巷，又回到中南海，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当汪东兴按毛泽东的意图办完这些事后赶回到人民大会堂时，已经是晚上了。在这期间，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两个决议”，向毛泽东报告并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这时，开会的人已吃完了晚饭，会议移至江苏厅继续开。江青等人问汪东兴，和邓小平谈得如何？邓小平是不是坐车到天安门直接进行了指挥？汪东兴照实回答，邓小平只是去北京饭店理发。张春桥不满意，他让汪东兴写个谈话记录。汪东兴火了，说：“让你们去，你们都不去。记录我不写，以后也别让我去了，下次你们自己去问吧。”汪东兴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没有把将邓小平转移到东交民巷的事情告诉任何人。后来，江青曾经几次在政治局会上说过，不知道邓小平到哪里去了，有人到他住的那里看了，没有找到人。看样子，后来“四人帮”确实企图派人去“冲击”邓小平。
4月7日晚八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由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两个决议。第一个决议的内容是，“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第二个决议的内容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4月8日，《人民日报》和全国主要报纸都在第一版刊登了中共中央决议及《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全文。
毛毛回忆录，嘿嘿嘿。
本文摘自《羊城晚报》2010年12月12日第B01版，作者：张放，原题：“四人帮”倒台前最后一张集体照
1976年，对于国人来说，是个不会遗忘的年份。那年，国人政治生活中，同时发生了好几件天大的事。很多人后来（直到现在？）一直也弄得不太明白，这几件大事之间，到底有没有宿命意味的关联。
照片是毛泽东的摄影师于1976年10月4日拍摄的。照片里竟然是“四人帮”在主持一次会议。或更准确地说，是“四人帮”与华国锋在共同主持一个会议。开会地点是中南海紫光阁。有趣的是，毛泽东的摄影师打死都不敢想，这照片拍后两天，里面的三个人将成为阶下囚，更不会知道此后的中国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他只是奉命拍照，却不小心留下了这张今天看来十分珍贵的照片。
也就是在这次会上，张春桥提出要召开中央全会，力促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他们哪里想到，此后过到第三天，他们自己就遭到抓捕，进了秦城监狱。正因为他们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开始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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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他们真的成功把持了生杀大权，今天的中国会是怎样一种面貌？假如，他们真的把邓小平开除党籍，中国历史走向又会怎样？他们会弄个另样的“改革开放”，还是会继续在既定道路上走下去？当然，历史不能开倒车。因此，这些“假如”只能算扯淡。
哈哈哈。
“天安门”事件 江青对毛泽东控诉邓小平是总后台2011年11月11日 09:53
来源：凤凰网专稿字号:T|T1人参与0条评论打印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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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内容：事实上，从4月5日一大早开始，“四人帮”的人也没闲着，清晨，姚文元把《人民日报》记者写的一份天安门情况送报政治局，并经毛远新转报毛泽东。上午，刚从天安门广场回来的江青，对病床上的毛泽东说。我来这以前，特意到天安门广场绕了一圈，一路上硝烟弥漫，一伙人烧房子、烧汽车，这是以死人压活人，邓小平是他们的总后台，我要控诉，我建议中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
凤凰卫视11月10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各位好，这里是《凤凰大视野》。
翻阅世界的建筑史，广场起源于古希腊，最早是作为市民户外聚集和交往的场所，既可以做市场交易，也可以举行庆祝、表演和审判，而中国的古代史上却没有广场这个概念，中国民众拥有广场活动，其实还是清朝结束之后的事情。
自从宫廷广场变成人民广场之后，广场见证了几乎所有的历史大事，而发生在1976年清明节的这次运动，从自发性上来说，超过了以往任何的一次，从目的来说，也是中国老百姓积极问政、主动把握自己命运的热情之举，因此后来有历史学家称之为伟大的国民运动。
但是从当时来说全然不是这样的感觉，1976年的4月4日晚上，广场上的纪念活动被“四人帮”定义为了反革命性质，并且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当天深夜，“四人帮”派出上万名工人、民兵和警察进入广场，清场工作开始了。
解说：4月4日深夜，北京市公安局调集两百辆卡车，把广场上的花圈、挽联、条幅、诗词扫荡一空，纪念碑周围圈起三道戒备森严的封锁线。
4月5日清晨，天安门广场呈现一片凄惨景象，花圈收走了，诗词撕掉了，挽联、标语、条幅都不见了。
天亮后，成千的群众继续涌向广场，这时，一个身穿蓝制服的人跳出来说，送花圈没有用，周总理是最大的走资派。
贺延光：是喊什么打倒周恩来还是怎么着，马上大家就揍他，追他。他就往大会堂跑，引着大家往大会堂，上台阶就追，这就造成群众冲击大会堂。
解说：随后，又有人放话说，花圈被收在人民大会堂地下室，于是数万名群众涌向大会堂东门，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
摄影师鲍乃墉拍下了这一幕，群众的举动被“四人帮”抓住不放，声称“反革命”分子冲击人民大会堂，随即加派了军警，还调来了两辆广播车。
保育钧：这个时候就广播吴德的讲话，吴德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它就反复广播吴德的讲话，说“天安门”事件现在发生变化了，请大家要提高阶级斗争警惕，提高警惕，警戒坏人破坏，请同志们散场。
解说：这是摄影师吴鹏的作品，他取名为《团结起来到明天》，这一幕发生在4月5日中午左右，群众得知镇压活动的指挥部就在广场东侧的小灰楼上，很快，群众排成十路纵队，手挽手、肩并肩，高唱《国际歌》，自西向东横穿天安门广场，向小灰楼走去。
保育钧：这个候就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了，所以北京市公安局就加强了警戒，到处都是警车，所以老百姓就很愤怒的把警车都掀翻了，用火烧掉，把汽车都烧掉了。
解说：由于在小灰楼找不到指挥部负责人，情绪失控的人们把指挥部负责人坐的上海牌小轿车烧毁了，接着又烧毁了指挥部的两辆吉普车、一辆面包车，下午五点多，灰楼前的警卫部队撤走，群众冲进了灰楼，点燃楼里的稻草，把小灰楼也烧着了。
保育钧：《人民日报》一天发几次内参，这是鲁瑛直接控制的叫情况组，他的一切年轻的记者。
记者：那个情况组他主要的任务是？
保育钧：就是在天安门发现情况，有什么情况马上回来就写内参，他们这些人一有什么情况就回来，回来马上就写，写了马上就报姚文元，姚文元就
- 复 我说的是态度阿
家园 我觉得你对邓的批评没说到点子上 作为普通人，对领导人的功过当然可以点评。邓肯定有自己的缺陷，比如眼光短，私心重，爱享乐等。但是他的这些缺陷要看跟谁比。跟教员比，这些缺陷显然是被放大的。
对邓在政治上的批评最恰如其分的，就是党内走资派的头子。这些缺不缺钱的事反而是末节了。
但是，我又要说但是了。党内走资派也是共产党，二共也是共。所以当nani说”教员主张开除邓的党籍，被其他人劝阻”时，我是震惊的。我反复问他这种说法的出处，他都避而不答。
在我看来，邓的路线是对教员的路线的“反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必要的“反动”。
家园 唐河友倒是颇很主席的三味？ 1957年7月9日，毛主席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谈资产阶级右派问题的时候说：“右派是很好的反面教员。我们中国历来如此，有正面的教员，有反面的教员。人需要正反两方面的教育。没有他们，中国人民教育不过来，单是共产党的正面教员还不够。现在也是一样。我们有许多话他们不听。”
就是那么回事。
家园 如果说毛主席是有意留了邓某的话，也是在为人民留个反面教员 毛主席明白人民如果没有反面教员教育，那就如同温室里的花朵，对坏的影响将越发没有抵抗力，对各种走资派的障眼法越发缺少经验和辨别力，意味着在将来会迎来更彻底的、不比苏联解体更轻的失败。
这么想来，对于历史的安排就有些释然了。没有疫苗，人就不能有抵抗疾病的免疫力。不过现在看来，历史安排的疫苗的毒性是不是中国人能扛得住呢？
家园 我仅仅是说这件事上邓的眼光短阿 私心重、爱享乐我都没提，至于对毛的反动，我倒觉得未必有很大问题。当时毛晚年，下发了很多马列著作单行本要求学习，发的范围很大，很大部分是“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论”之类反对左倾的书，白皮的，就可能是毛要某种“反动”了。
而且在我看来根本不是缺钱的问题，那点钱是能协调出来的，在整个国家的盘子里占比很小。
家园 邓小平喜欢计划生育这种引鸩止渴的措施 就是牺牲长远利益换取短期利益。用功利的角度看，就是自己的政权合法性不自信，需要迅速的用眼前利益去哄人听话。不只是削弱大量科研项目的支持力度，包括计划生育、农村水利工程的建设维护，边疆少数民族（旧）上层的收卖，三来一补对外国、外资的利益让渡等等。
西方人的舆论，对这个行为总结的一个词叫务实。几乎从我记事的八十年代到现在，提起他必提这个词。
如果我打个不算恰当的比方，物的这个实就是做奴仆。邓小平做的就是中国人当奴才怎么多拿赏钱，毛泽东做的是中国人怎么不当奴才。
现在的问题是西方人已经觉得奴大欺主，中国人没法安稳的做奴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