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周末看了一个黄奇帆的讲话 -- 思想
家园 如果文旅的话，得给人家正名，难啊，也说说下坡杨村 首先百度定义是这样的：
下坡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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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下辖村
下坡杨村隶属于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老鸦陈街道办事处。
（这是飞升了，城中村啊，发了）
辖1个村民组。该村总占地约1420亩，清朝和民国时期，该村以种田和造酒、磨粉为生，所生产的酒和粉条出售郑州、开封杞县、尉氏、鄢陵等县市。解放后逐步改掉古代手做事坊的造酒、磨粉行业，现已发展成为以物业为主，多业并存生长的城中村，拥有有下坡杨暖气厂，天亮采暖，海韦力公司等知名企业。1983年6月12日《人民日报》以《下坡杨走上致富路》为题刊发了10幅图片，记录了当时下坡杨村的富裕生活 [1]。
2007年被列入郑州市城中村改造计划，2011年3月郑州市人民政府批复惠济区下坡杨村城中村改造控制性详细规划（郑政函〔2011〕54号）。
下坡杨村是被暖气片带富的传奇乡村。1975年7月创办集体企业郑州市下坡杨暖气片厂 ，取得开门红后，厂里拿出钱来改善村民生活。 1983年6月12日《人民日报》以《下坡杨走上致富路》为题刊发了10幅图片，记录了当时下坡杨村的富裕生活。当时已有186户村民住进了新建的两层楼院，家里有了电视、收录机、电风扇，洗衣机等家电，用上了电灯、自来水。村里新建小学和幼儿园，光为幼儿园买玩具当时就花了上万元钱。
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看病住院可以按比例报销， 在新农合或城镇居民医保报销的基础上，未报销的药费可到村里进行二次报销。
肯定不是南街村能比的，但是总的说法就这么点，如果说胡辣汤河友学习的目标是这个，确实有问题，里面的描述充满了混乱和奇怪的方向，我在网上找了几个资料，大概都是1984年的那个学习资料吧。呵呵，确实有意思。
https://xueshu.baidu.com/usercenter/paper/show?paperid=bbf1751fd4b86ab4354a1f600565439c&site=xueshu_se
保林之路——重访下坡杨
来自 掌桥科研
年份：1994
作者：刘长贺
摘要：保林姓杨,，是河南省第八届人大代表，郑州市下坡杨暖气片厂厂长。
"你是杨保林厂长吗？"我见了杨保林有点不敢认识了。他用眼扫视了我一下，迟疑地说："哦,，你是老刘，好几年没见面了，老了，老了。"一边说一边给我让座，泡茶。
前些年，我曾是下坡杨的"常客"，从他们在村边一块玉米地上挖土建厂，到下坡杨暖气片成为部优、行销全国,年年我都写报道，为下坡杨人唱赞歌，为这个村办企业喊加油！
八七年以后，我事务缠身，一撂好几年没去。我发自内心地对保林说："这几年你干出了大成绩，下坡杨暖气片厂成了大气候，一进村就感到和过去的气势大不一样。"保林说："和自己比有进步，和人家比有差距。八五年咱们村办企业固定资产是500万元，去年增加到1200万元，每年都有100多万元固定资产增长。"
下坡杨：被暖气片带富的传奇乡村(图)
news.sina.com.cn 2008年11月11日11:22
下坡杨：被暖气片带富的传奇乡村(图)
下坡杨：被暖气片带富的传奇乡村(图)
33年前，郑州北郊下坡杨村的几位年轻人，在村里一片玉米地办起暖气片厂。这个村办工厂由小到大，其生产的“郑暖”牌暖气片也声名鹊起。创业的成功使得下坡杨从远近闻名的穷村成为当地的富村。如今，这个诞生于1975年的村办企业似乎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见证了下坡杨暖气片厂及下坡杨村成长的数位当事人，仍不忘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一个厂子带富一个村的传奇。
晚报记者 潘默/文 资料图片
【穷则思变】
打工青年要摘下穷帽子
金秋9月，记者来到位于江山路与天河路交会处的下坡杨村。沿着村中道路往北走，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道路一侧一座座漂亮的两层楼院，如果不是道路另一侧的玉米地及几处砖垛，很难使人相信这是一个郊区的农村。
“下坡杨”村名由来已久，不过与杨树并无关系。据说明朝嘉靖年间，山西洪洞杨姓迁此定居，村子地势南高北低呈坡形，由此得名下坡杨。被称为“别墅区”的楼院是村民近年来盖的，再往里走是村子老区，规划整齐的两层楼院与之形成鲜明对比。老区的楼院现在看上去有点陈旧，不过这些成片的楼院曾经是村民的骄傲。上溯到上世纪70年代初，当时的下坡杨的贫穷远近闻名，村民的生活一定程度上依靠国家救济。外面的闺女不愿意嫁进来，本村的闺女急着往外嫁。
记者在村文化大院门口碰到了现任村支书、58岁的杨发祥，他刚走亲戚回来。聊起当年，他说，那时他和同村外出打工的几个年轻人，目睹村里的状况十分“揪心”，在外面有一定见识的他们私下商量着怎么能让村民过上温饱生活。
【外出学艺】
真诚和勤奋感动了厂方
当年外出做瓦工的杨保林，今年64岁，作为暖气片厂第一任厂长，在任上干了23年。他告诉记者，厂子还没办起来前，就已经费了几多周折。首先是找项目，“当年我们找‘江湖游医’出点子，走了不少冤枉路。后来经人指点，我们决定办暖气片厂。”
方向定了之后，接着就是学艺。几个人自带红薯干、大米，远赴河北邯郸学习生产技术。“人家凌晨三点开炉，我们两点就在厂门口等着，工序结束后我们主动做收尾活儿。”他们的真诚、勤奋感动了厂方，人家除了授艺外，还送了5名技术师傅。当年的学艺人之一、现任车间主任的杨根山回忆说。
【冒险办厂】
软磨硬抗，留下人才
1975年7月15日，在村西头一片玉米地，几位发起人领着群众开始平整土地搭建厂房，同时几元、几十元地筹钱购买设备。迈出第一步很不容易，当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尚未吹起，几位发起人大都刚从“割资本主义尾巴学习班”出来，被要求刹住“副业单干风”。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所为在中国乡村集体经济上的意义，但他们深知其中的危险，不过他们一心想让村子富起来，让村民不再吃贫穷的苦。
杨发祥今天讲当年的情形仍有点激动，当公安人员领着民兵来村里要带走技术人员时，群众拦住去路不让带人，时任村支书的杨俊杰挺身而出，“就是开除我的党籍，也不能带走师傅！”随后公社领导要求厂子辞退技术师傅，村领导、厂委会软磨硬抗，留下了人。这一点被杨保林认为是厂子办成功的最大经验：抓住了人才。
1.2002年1月18日 郑州宇通客车有限公司与德国MAN商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共同投资兴建的猛狮客车有限公司签字仪式在郑州举行。公司主要从事中、高档大、中型客车专用底盘及零部件的开发、生产、销售和服务。
2.2002年2月25日 全国社会保险局长会议在郑州召开，郑州市2001年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取得的成果引起代表们关注。
3.2002年 2月25～26日 郑东新区详细规划评审会经过12位国内知名专家评议，通过了国际著名建筑规划设计大师黑川纪章的郑东新区起步区详细规划和龙湖地区概念规划中期方案。
【产销并重】 打破大锅饭，实行计件工资
回忆起往事，杨保林感触良多。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郑州还很少有人用暖气。厂领导及业务员骑着自行车，不论远近驮着沉重的暖气装置找有关部门推销产品。当年广告语流行“三包”、“五包”，他们打出了“安装试用合格付款”的广告，出新的广告语吸引了人们的眼光，市场就此打开了。
而“抓产品质量”是杨保林总结的第二个成功经验。除了依靠办厂之初请来的技术师傅，还培养了一批批骨干工人，让手握锄把的手变成熟悉工业制作的手。
担任过成品车间主任的杨发祥介绍说，当年厂领导班子为了把生产搞上去，想出了很多当时看来颇具新意的办法，并大胆运用到管理中去。比如打破大锅饭，实行计件工资、产品定额，“干多了有奖，干不了挨罚。”还探索精细化管理，调查研究哪个时段工作效率最高。
3万多人次前来参观学习
news.sina.com.cn 2008年11月11日11:22
【名利双收】 3万多人次前来参观学习
生产、销售双管齐下，不出两年效益就出来了。那个年代一个工分几毛钱，而厂里的工人干得好每月能拿几十元钱，“这是很了不得的！”杨保林告诉记者，厂里面工人最多的时候，有五六百人，除了一半是本村人外，另外一半都是外面争着来打工的。
“我们厂子叫‘郑州市下坡杨暖气片厂’，当时乡村集体企业冠以‘郑州’字号的极少。”杨保林神情颇为自豪地说，产品有名了，销售急剧上升，销往全国各地，南方省份装暖气片是为了让酒发酵。
“我们产品坐飞机都到了国外。”杨发祥风趣地说。随后在采访杨保林时，他解释说，产品没有出口到国外，只是当时在蒙古乌兰巴托得了个金奖。不过“郑暖”牌绝对是当时的中国驰名品牌，辉煌的岁月里，慕名而来参观学习的，前后有3万多人次。
【反哺乡亲】
家里电器都是村里拿钱买的
“以农业办工业，工业促农业”，多年村干部出身的杨发祥这样描述当年他们办厂的初衷。取得开门红后，厂里拿出钱来改善村民生活。村子还多次组织干部群众到有“中国第一村”的华西村参观。回来之后结合本村实际情况，制定了目标：十年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
1983年6月12日《人民日报》以《下坡杨走上致富路》为题刊发了10幅图片，记录了当时下坡杨村的富裕生活。当时已有186户村民住进了新建的两层楼院，家里有了电视、收录机、电风扇，洗衣机等家电，用上了电灯、自来水。村里新建小学和幼儿园，光为幼儿园买玩具当时就花了上万元钱。
“村民楼院是村里拿钱盖的，家用电器也是村里拿钱，就连村民收麦、浇地都是免费的。”杨保林说当时村里的福利让周边的村子羡慕不已，而这些福利大多来自下坡杨暖气片厂的利润，可以说是一个厂子带富一个村，并且搞活了村民的头脑，很多后来做生意致富的人不少在厂里干过。
【再上台阶】
城中村改造迎来新机遇
9月16日上午，记者再次来到下坡杨村，在下坡杨暖气片厂大门口见到了出差刚回来的现任厂长杨书军。这位46岁的汉子正和一名副厂长用板车拉钢管，卸车后，在厂子销售部坐下，点燃一根烟，跟记者聊起厂子“变身”后的情况。
进入本世纪，根据国家调控政策厂子进行公开拍卖，2001年杨书军竞拍成功。改制以来，厂子实行机械化作业，工人数量在一百五六十人，保留部分铸铁产品，转向钢制、铜铝产品。记者在销售部一面墙壁上看到一块去年6月份的牌匾，上面写着“河南省建筑业协会采暖热器副主任单位”的字样，与记者在2007年修编的惠济区地方志看到有关内容基本一致：下坡杨暖气片厂建于1975年，是河南省规模最大、产品最全的散热器专业生产厂家。
销售部展示的十几种新型暖气片装置中，一帆风顺、苹果、花架等造型比较引人注目。“现在企业多竞争也激烈，尽管在一般人中间的名气不大，但厂子的实力还在，我们在行业的地位还是很靠前的，发展势头也不错。”杨书军对于企业“名气”上的反差淡定自若。
如今身处郊区的下坡杨去年被列入郑州市城中村改造计划中，曾经参与当年“学华西”的杨发祥，作为现任村支书憧憬着：“等城中村改造完成后，村子分成两大块，一块是包括一栋37层高层住宅在内的居住区，一块是经济产业区，进行招商引资”。杨发祥并不认为下坡杨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在他眼中，30多年来下坡杨从未停下脚步，一直在往上发展，日子也一天比一天好。
下坡杨村
朱坤杰
下坡杨村是惠济区老鸦陈办事处所管辖的一个历史村庄。位于天河路以西、江山路以东。因生产“郑暖”牌暖气片而闻名全国，曾经被誉为郑州改革开放初期的“小岗村”。村名因村庄所处的地势而得。
据说，明洪武年间，山西省洪洞县姓薛的和姓杨的两户人家结伴讨荒到此，看到这儿土地开阔，植被茂盛，便在此安家，垦荒种田。由于该地地势呈南高北低的坡形，姓薛的住在岗上，姓杨的住在坡下，若干年后，便形成了两个村庄。岗上的叫薛岗，坡下的叫下坡杨，沿用至今。
在清朝和民国时期，该村的手工业一直很发达。主要以种田、造酒、做粉条为主，所生产的酒和粉条销售到郑州、开封及周边多个县市。“文革”期间，该村和全国一样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变成了远近闻名的贫穷村。
穷则思变。1975年，该村村民杨保林（第一任厂长）和同村几个有一些见识的人，私下商量如何才能解决村民的温饱问题，决定办一个暖气片厂。并自带粮食，赴河北邯郸学习技术。他们的真诚和吃苦精神感动了厂方，除授艺外，还派了5名技术员来村现场指导。同年7月15日，在村西头的玉米地里，建起了厂房，并通过集资购买了设备，厂名叫郑州市下坡杨暖气片厂。在当时他们的行为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社领导知道后，几位发起人被送进了“割资本主义尾巴学习班”。技术员在被公安人员和民兵带走时，让村民群众强行拦住，后经村领导、厂委会软磨硬抗，苦苦哀求，才被留了下来。
改革开放后，由于该厂生产的“郑暖”牌暖气片成了全国的知名品牌。下坡杨村也由此名扬全国。
一看报道，这里面就有几个问题：
第一，1975年，建厂，国家是鼓励支持的，在这里和1984年联系上了，不正常。
第二，建厂的杨保林和村子啥关系，搞不清楚，一直也没提，看起来似乎是干部，但是也不够明确。
这应该是个农村集体厂，但是各种文章完全没有交代清楚。
第三，因此也就造成了第三个问题，这样一个企业，效益不错，是因为什么反哺村里呢？逻辑在哪里呢？
第四，当然了，能够做到反哺村里，似乎建了楼房？没看明白新闻。这也是很不错的，但是呢，之后呢？似乎就说不清楚了。
光说冒险办厂，但是到底怎么个过程，令人迷惑。
那么我的问题是，当时宣传利好了，学习了，那么之后厂子的效益还交给村里吗？也许胡辣汤河友能说两句？
这个厂子的问题当然不仅如此，主要还是1975年允许建厂并且也获得了效益之后，各方面情况到底如何，说不清楚，以至于无法和改开叙事产生合理的逻辑的联系。
叙事接不上，尤其是和1984年的叙事说不上，根本毫无关联，我在想，胡辣汤河友学习的什么玩意，他又怎样产生了僵化和愚蠢的学习体验呢？
看这个意思当时的村支书是杨俊杰？感觉还不够明确。
其实这个故事里，有问题的就是胡辣汤河友的僵化固定的思维。当然，主流舆论也是编造的一个故事。
重点在于，杨保林是活雷锋吗？他们几个人建了厂挣了钱，难道是为了下坡杨村村民享受福利吗？显然不是。
估计最大的可能是私下建厂，利用了村里的土地和一些资金等一系列的东西，当然，他们自己也出了钱，但是恐怕也不多。
然后建个楼房，给个几年的村里的费用，之后就一拍两散了。他们当中确实有几个村民，但是肯定也有外来的人。
可能给了杨俊杰个人费用了。大概我猜就是这么一个思路，这个和南街村完全不一样。
这样的厂子作为典型，确实恶心。
一开始说五个师傅，又说杨保林也是其中之一，很是混乱。
大概就是这样，大家看看还有啥玩意。呵呵。
这就是造假的时代的特色。
家园 不要总是用特殊来代替普遍 这是过去那个社会给我们灌输的东西，是不正确的，全国有一个雷锋，可以学习雷锋，可以通过学习诞生出更多的雷锋，但是要全国人民都是雷锋，或者是要在全国人口比例中达到0.1%的人都跟雷锋一样的觉悟，这都是不正确，不客观的。
回到你说的南街村，这个你永远都不可能有我知道的多，因为我老家就是漯河市的，而且从1984年我就了解了河南这几个典型，新乡留庄，郑州下坡杨，临颖县南街村，至于经常说的那个小岗，当时有组织部门带领去参观，我也没有去，提起来那个我不但不认同，我认为就是一群农民懒汉们的事，他们的事还得他们自己解决，而不是靠政策。
至于你说的二战苏联的表现，我是这么看的，当年苏联的有一部分工业在叶卡捷林娜堡那，别说德国人打到莫斯科旁边，就是占领的莫斯科，也离征服俄罗斯人，打败前苏联差十万八千里，只是为了宣传，为了激起士气，把德国人宣传的那么厉害罢了。而中国的情况跟前苏联不是一回事，当时旧中国没有像样的工业，而且基本上都是东北和东南沿海，有战略纵深的重庆和大西北、大西南基本上没有啥工业，所以才会有南京被攻陷后国民政府和军队只能是靠外援维持一口气。
我虽说是个技术人员，我在这的发言也不少，你上来就是一顶帽子给我，人不利己天诛地灭，但我还到不了精致的份上。不管是谁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样的人，这样的事，我比你早很多年拼命地从史书上找，结果还真找到一个：西汉文帝时有一个叫卜式的人，我认为他做到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你可以查一查。
家园 不是可不可能丢莫斯科，而是确实没有丢失莫斯科，这说明了斯大林 在日常话术中的军事水平的评价。
我要的就是这个结论。你到底有没有曾经认为斯大林军事水平低，因为这是最近几十年的话术的结果，你有没有受到影响。
仅此而已。
你还是一直不直接回答我的问询。
你是河南人，你到底知不知道回郭镇的原来的公社书记？资料我可以自己去查。
至于你说南街村，你即使在漯河，也不难知道，呵呵，在1984年，南街村还没有出名吧。
南街村经过了包产到户，然后王宏斌回村去重新集体制度的，我说的对吧？我不知道你到底了解南街村啥让你如此自信。
你知道不知道南街村那位老好人段书记？他是不是下去监视王宏斌的。
你有时候让我很奇怪，你自己一再说了解，但是又不说细节，然后就是批判，你让我们怎么看你？怎么理解你的思路？
就算你要指责南街村，也要我们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吧？
临颍那个穷地方，南街村又不是只有自己，其他几个村啥玩意，你不会心里没数吧，你又怎么解释？
你说小岗村是穷酸，没问题，问题是临颍周边其他村也和小岗村一样狗屁不是，你怎么解释？
那么你到底想说什么呢？我确实不能跟上你的思维。
至于经常说的那个小岗，当时有组织部门带领去参观，我也没有去，提起来那个我不但不认同，我认为就是一群农民懒汉们的事，他们的事还得他们自己解决，而不是靠政策。
你了解的新乡刘庄是啥时代的事情，又是啥让你感到总是不屑，或者你也可以介绍一下你们村的发展历史，是和南街村相同还是不同，你倒是也说说啊，你还不说，就是不屑，我也真是很无语。
粉碎“四人帮”后，当王宏斌入了党并当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时起，就着手第一次改革，以改变南街村单靠老祖宗留下的人均几分地搞农业的现状。他用变卖家里的东西，并向亲戚朋友借钱带头集资办起了队办面粉厂和砖瓦厂，学习刘庄走有工共富的道路。
当包产到户后出了问题，出现了剥削和两极分化，群众怨声载道时，1984年刚一过年就果断地收回了个人承包的两个队办企业，并逐步将承包的土地也收回集体经营，进行第二次改革(吃包产到户后悔药)——拨乱反正了顶不住“一刀切”压力搞包产到户，使粮食亩产由一千多斤骤减到五百来斤，人心涣散，人民生活水平和党组织威信降低的大倒退局面。
从此，以王宏斌同志为首的南街村党支部就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不跟风、不随大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完全彻底为村民服务，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消灭私有、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
你是对王宏斌1984年受贿大队企业不满么？
我记得应该是1985年，然后是1988年收回了耕地。
那么你1984年了解和学习的是啥？临颍县歌颂南街村吗？不太可能吧。
我记得很早以前是看过时间表的，也就是说南街村确实是分田到户了一段时间，然后村里请回了王宏斌，王宏斌到县里建筑工程队干活去了。
今天这个百度时间表已经不见这种经历和过程了，只是在一些宣传资料中隐隐的还提一些时间点。
1980年初，王宏斌就意识到必须干企业，才能够让南街村富裕起来。于是王宏斌开始带领大家建立面粉厂，当时没有资金，王宏斌就把家里多年的储蓄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筹集了1500元，然后又借了3500，才筹足了5000元。其他所有的村干部都动员起来也就筹措了3万元，还是不够。王宏斌一看，就开始自己拉砂石，自己建厂房，王宏斌踏实肯干的作风感动了建筑队，建筑队答应垫资建设，而后来生产面粉机械的厂家也同意赊销给他们一套机械装备。就这样，一座日产20吨的面粉厂建成了，这个成为了南街村第一个企业。
有了面粉厂，王宏斌并没有停步，而是又开始筹划建设砖厂，但是一分钱也没有，这可怎么办呢？这个时候，王宏斌的商业头脑就显露了出来。而王宏斌开始“指山卖砖”。所谓“指山卖砖”，就是提前销售，砖的价格低一分，先由村干部预购，而且还有“指标”限制。结果越限制要求预购砖的人越多，不到半月就预售出1300万块，建窑厂的资金已足够了。半年后，全县规模最大的砖厂建成投产。
在王宏斌的带领下，南街村人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建成了两个村办企业，工业产值达到40万。王宏斌带领全村群众走向了富裕的第一步。
后来有一段时间，这两个厂子承包了出去，后来王宏斌经过集体研究，收回了这些厂子（哈哈哈），然后王宏斌开始带领领头苦干，然后南街村的集体经济就越来越好，而发展也越来越快了。
村集体富裕起来了，但是王宏斌对自己和村干部却非常狠，有些人提出要涨工资，但是王宏斌却提出村级班子成员的工资都定为250元，发扬‘二百五’的精神搞好南街村的建设。
当承包以后，群众眼睁睁地看着大家用血汗办的砖瓦厂、面粉粉厂两个企业不能为集体谋福利时，就向县上省上告王宏斌和党支部的状，并将大字报贴到村上、县委大院和王宏斌的门口。但王宏斌并没有埋怨群众，也不向上推卸责任，主要在自身上找原因：群众告我们，并不是个人恩恩怨怨，而是对我们党支部的信任，是要让支部带领大家发展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
因而，经党支部大会研究讨论后得出：“我们认为个人承包是一种懒办法，是一种没办法的办法，是表现我们这一级党组织无能的办法”的结论。立即收回了个人承包的两个企业。
不难看出，这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特别是执政党学说创造性地应用和发展。有了这样的党委领导下的党员，那就必然是领导村民坚定信念，务实重干，顶着压力，克服困难，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坚强战斗堡垒。
我的印象是王宏斌因为包产到户而放弃了村支书。
到了17岁那年王宏斌就已经是生产队长了。担任生产队长的王宏斌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他干活总是冲在前头，不过两年的时间，他所在的生产队就取得了全县粮食亩产第一的好成绩，被评为全县先进生产队，他本人也被县里树为典型。再后来，王宏斌进城当了一名工人。可是王宏斌却不安心城里的工作，他的心依然在南街村。最后，全村人开着拖拉机到城里硬是把他们的生产队长“抢”了回来。这一招，倒正合王宏斌的意，他所想的和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想的不谋而合。从此，王宏斌甩开膀子，在南街村这个广阔天地里大干起来。
为此，他失去了漂亮的 未婚妻，因为当初未婚妻图的就是要找一个吃商品粮的城里人。
当然，王宏斌并不后悔，虽然他丢了媳妇，丢了铁饭碗，却正儿八经地戴上了“班长”的帽子———1977年，王宏斌被推选为南街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在他的带领下，南街村因地制宜办起了一家小面粉厂， 再经过“指山卖磨”计卖砖头办起机砖厂，日后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这是粉碎前）
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暖大地时，担任临颍县南街村党支部书记一年多的王宏斌，正在为贫困的南街村找出一条致富路而发愁。 南街村人多地少，人均只有七分地，又无地下资源，集体也没有分文积累。出路到底在哪里？王宏斌此前在土地上狠下了一番功夫，实现了粮食年亩产超千斤，无奈地少，挤不出几两油水。于是他开始在办工业上动起了脑子。 1980年冬，王宏斌带领村干部开着拖拉机，捎上干粮，到新乡刘庄学习取经。回村后，更坚定了他办工业的想法。在班子会上，他说：“党中央已制定了国家发展的正确路线，咱们这些党员干部的任务就是叫南街村富起来。过去在七分地里刨食，永远也刨不断穷根。要想富，必须搞企业。”经过多方调查，他看到了中原地区农作物丰富的优势，决定围绕这个优势从办面粉厂入手，搞农产品加工业。 建面粉厂的钱哪里来？他提议村干部带头筹集资金，并自报筹集5000元。他把多年的积蓄拿出来，又变卖些东西，只有1500元，后来又找人借了3500元，如期把5000元交给了集体。此时，他家里已没一件值钱东西了。 村干部们东挪西凑，共筹集到3万元，钱还是远远不够。“活人不能叫尿憋死，干着说着！”王宏斌开始带着村干部拉砂石建厂房，能自己干的活儿，就自己动手，能省一点就省一点儿。其它问题边干边想办法。 建筑队的负责人看到王宏斌这一班人为集体拼命的劲头，认定他们可以干成大事，同意垫支一部分工程款，他们又找到一家面粉机械厂，靠诚心打动了厂长，赊了一套面粉机械。经过10个月的奋战，一座日产20吨的面粉厂终于建成投产了。 南街村有近千亩的坡岗地，建成面粉厂后，王宏斌又盯住了这坡岗地。南街村没有地下资源，但这坡岗地的黄土就是地上的资源，用土烧砖卖钱，能挣多少钱哪！俗话说，土能生金嘛。再说这几年盖新房的人越来越多，砖的销路也不成问题。他一有空就到县砖瓦厂转悠，看产品、问价格。经过精心核计，他决心办一个比县砖瓦厂规模更大的窑厂。 王宏斌的想法让支部一班人兴奋不已，同时也为建窑厂所需的30万元犯了愁。而王宏斌却想出了“指山卖磨”的招儿。所谓“指山卖磨”，就是在建窑厂前就搞预售，砖的价格比别处的砖低一分，先由村干部预购，而且还有“指标”限制。结果越限制要求预购砖的人越多，不到半月就预售出1300万块，建窑厂的资金已足够了。半年后，全县规模最大的砖厂建成投产。 在王宏斌的带领下，南街村人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建成了两个村办企业，工业产值达到40万。王宏斌带领全村群众走向了富裕的第一步。
正当王宏斌踌躇满志要为全村群众过上富裕生活大干一番的时候，全国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南街村的土地承包给了各家各户，面粉厂和转厂也承包给了村里的两个“能人”。 然而，承包后的现实使王宏斌陷入了深深的迷惑和痛苦中。由于南街村离县城近，有些人在土地承包后，看到在城边上摆个小摊也比种地挣钱多，没心思侍弄土地，甚至有的土地被撂荒；两个企业承包人不履行承包合同，长期拖欠承包金和工人工资，承包人的腰包鼓起来了，群众却没得到一点好处，而且企业接连发生事故，出现一死四伤；村里的路还是那样坑洼难行，小学校舍仍旧破旧昏暗，人们缺少了安全感，喂狗的多了，对贼还是防不胜防；更重要的是党支部的凝聚力没有了，村干部说话没分量…… 1984年元月，王宏斌在一次支部会上坦诚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这几年个人承包村里的企业，个人落了钱，群众受了骗，党支部落埋怨。承包只是一种管理办法，但办法不止这一个，如果集体企业不能使集体经济增长，不能让群众得到利益，那还办企业干什么？个人承包不能再搞下去了。党中央一再强调实事求是，我们这样做，正是从南街村的实际出发。”会上，党支部决定：终止承包合同，厂子交回集体经营管理。 当王宏斌找到两个企业承包人宣布决定时，他们都不愿把企业交还给集体，并质问：“为什么终止合同？” 王宏斌义正辞严：“因为你们多次违犯承包合同，因为村里群众不满意！” 收回两个厂子，实际上是收回了两个烂摊子。原承包人搞短期行为，设备破损，秩序混乱，工人情绪不稳，生产难以为继，一时连合适的厂长也找不出来，面对一大堆难题，王宏斌一拍胸脯：“我来当厂长，就不信干不好。”他毅然卖掉了自家养鸡场的鸡子，带上铺盖住进了厂子。他在砖厂一住就是几个月，党支部就在厂里办公。他和村干部同工人一起干活，商量解决难题的办法，没明没夜地拼命干。半年过去，砖厂的产量竟相当于过去全年的产量。 砖厂的工作走上正规后，他又把行李搬到了面粉厂，担任面粉厂的厂长，而党支部的办公地点也随他移到了面粉厂。他和支部成员一起堵塞漏洞，理顺财务，公开厂务，消除群众的疑虑，迅速使面粉厂正常运转起来。 在将近一年的日子里，王宏斌完全处于一种忘我状态中，除了换衣服，几乎没进过家门。那一年冬至，雪花飞扬，寒风凛冽。王宏斌顾不上回家吃饺子，在面粉厂一直忙到夜里十点多。想想还有什么事没做完？不知道联系车皮的事怎么样了，今夜如有车皮，还得连夜装车，必须保证把面粉按合同给人家送到。对了，还有一个外出收购麦子的工人没回来……十一点多，他为那位刚回来的工人倒上一杯水，递上一支烟。零点已过，又累又困的王宏斌以为这一夜不会再有什么事了，就躺了下来。可是，连被窝还没暖热，他就听到有人喊：有车皮了！他慌忙穿上衣服往外跑，身子不听使唤似的，一连在雪地上摔了两个跟头。他咬牙从地上爬起来，稳稳神，还是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带人装车去了。 一天晚上，一连几天没进家门的王宏斌回去换衣服，却发现年幼的女儿躺在床上，妻子正给她喂药。他知道自己应该在家里照顾一下生病的女儿，可是几个村干部还是有事等他去商量，厂里也有问题等他去处理。王宏斌抬起沉重的脚步出了家门，只听见身后女儿的一声呼叫：“爸……”
1981年，南街村在顶不住“一刀切”压力的情况下，盲目跟风随大流将队办的两个企业(面粉厂、砖瓦厂)和土地搞了包产到户。
结果事与愿违，使集体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粮食产量和群众生活水平普遍下降而引起群众不满。
这就是对中央“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政策不了解和当时的新闻媒体、工作组不管“宜”还是“不宜”片面地宣传“分”而忽视“统”，似乎只有分才是改革。大队领导也怕戴上不改革的帽子而违心地将集体的企业和土地分了。结果犯了没有吃透上边政策，没有结合自己村的实际发动群众充分讨论，没有借鉴刘庄、滕头村等村为啥不把土地、企业包产到户，把集体财产分光而吃了大亏。当初他们其所以办面粉厂、砖瓦厂，就是借鉴了刘庄“无工不富”的经验后才开始走有工共富之路。因而，1984年大年刚过，他们就果断地收回了个人承包的两个队办企业，以后则随着企业的发展，将个人承包的土地也收回集体统一耕种。这既符合中央“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精神，也符合南街村群众的需要而得到村民的支持和拥护。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地不断借鉴别人的经验，像给食品企业供面粉到自己搞食品加工、和日本人合资办企业等把自己村发展成产加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的集团企业。由于下得民心，上符合中央的政策，再加上自己的创造，这就创出了既能适应农村改革开放，又能坚持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反腐倡廉真正独树一帜的“外圆内方”。
如果按照这个说法，我不信你们漯河地委敢吹牛和国家对着干，坚持反包产到户。
在艰苦努力下，1985年南街村面粉厂和砖厂的产值达到了70万元，村干部们高兴得心花怒放，村民们更是看到了南街村未来的希望，喜上眉梢。
你说你在1984年学习南街村，你学什么？不分地？1984年就断定1985年会赚钱？
从1984年我就了解了河南这几个典型，新乡留庄，郑州下坡杨，临颖县南街村，
包产到户最主要的意义就是解散人民公社，摘掉了人们头上的紧箍咒。
说紧箍咒一点也不为过，一个是那时干什么村里都有一个公社这个婆婆管着，另外，不听话‘资本主义尾巴、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三面红旗’等这些紧箍咒一念，你就会头晕脑胀。
包产到户后，责任由人民公社下放到户，农民有了自主权，在成立的集体就是股份制公司。
这种集体是农民以自己的土地使用权入股成立的，乡镇无权干预。
南街村就是生产队解散后，农民在村里企业的诱惑下才又重新整合到一起的
（哈哈哈哈）
南街村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并非大集体的产物。
南街村无非是用人民公社大集体的名义打市场经济的仗，而南街村渲染红色包装，不过是一种企业文化和一种广告效应，也是迎合一些老干部的怀旧情结，争取贷款支持的特意的包装而已，再就是用人民公社生产队那一套管理模式来管理村民，还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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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是安全了，但是苦了干部，这些公仆们，随时都有被资本主义的生活作风腐蚀的危险，他们为了村民的安全，为了村民能过上安定的日子，可以说奋不顾身。（我擦，还能这么说话，真不要脸）
这是黑南街村的文字，呵呵。
家园 首先我不可能跟你说南街很细的事 另外南街村有成绩，但为什么周边的村没有学习他们，这是啥原因，你为啥不说说呢？当年社会主义建设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为什么全国那么多的城市没有学成大庆？为什么全国那么多农村没有学成大寨？为什么后来不学了？要实事求是，不要人云亦云！
另外即使南街好一点，也不是就说南街周围的村就是稀烂，河南的情况还真不是你说的那样，有好的城市，有好的农村，但每个城市跟农村，除了那部分山区，其他地方，你还真不能说南街能在天上，别人一定是在地上，以我看，最多也就是南街比别的村多吃块豆腐的事，如果南街天天吃肉，别的村吃不饱饭，那肯定是南作假了，或者是南街受到了当年大庆和大寨那样的照顾，被照顾的话，也就不值得附近的村去学习，典型是个啥，农民比你我都清楚，如果自己没有被树为典型，那就老老实实走自己路，过自己的日子，千万不要没有拿到典型的条件，却按照典型的路子去走，那就是坑了自己。你可能不记得，也可能忘记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就是在河南驻马店遂平县，如果你闲的话，可以去看看。就知道为啥河南人从大跃进之后保守落后，不愿意走在前面了。为什么我怎么推崇南街村，因为跟这个村同时诞生了很多同样的村，只是南街村作为漯河内陆小特区在那个时间段被保的典型。很多原来比南街经济成果更好的村，因为没有了后续的支持，大都销声匿迹。你说的巩县回郭镇，1986年的秋天我去一个项目投运送电仪式，回来坐公共汽车上听见两个回郭镇生产电线的事，一开始他们生产不了那种电路板插座连接用的细导线，他们讨论着怎么能生产那个细电线，因为当时我们生产的变电站控制设备里就用大量的那种电线，利润率比较高。所以很多事，你是年龄问题，再加上现在的年轻人没有机会接触到基层运转，大部分信息基本上来自于网络和道听途说。
另外我从没有给你说我去南街参观学习，我给你说的是84年7月去了新乡留庄参观学习，第二天去下坡杨，我直接请假没有再去。在留庄那天中午，史来贺给大家讲了话，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因为很实在，很有道理，到现在我还能说出来：有些人总是喜欢说当干部比群众干的事多，付出的多，最终收获的少。我不这么看，因为你是干部，在村里食堂跟群众一块吃饭，那食堂的师傅看你是干部，给你多盛了一点，多加了一块肉，是不是占了便宜，是不是已经多干的活已经比别人多获得了？我以为是。另外，你是干部，即使吃完饭在村里溜个湾，群众见到你，大都对你笑脸相迎，给你说着你喜欢听的话，精神上你是不是也已经比别人多收获了？我认为是。这段话我记到现在。我想这段话从来没有出现在史来贺的所有采访中。你现在动辄是留庄，南街，我以为你都没有认识到他们之所以是留庄是南街，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1986年前漯河只是县级市属于许昌地区管理，当年许昌有不少县的村，比临颖南街都强，只是后来漯河单独设市以后需要这个典型。
84年我去留庄参观学习，那是学习怎么办乡镇企业，在落后的县市发展工业经济。目标明确不？不是你说的有关土地的事。因为83年河南基本上已经全部分田了，83年是最后期限，也就是说最晚是83年年底前。也就是说其他地方已经分了好几年了，分田单干的结果，干部们已经清楚了，这个事实是分田后的产量，并没有有些歪曲宣传的那样，分田之前吃不饱饭，一分田马上打的粮食吃不完，卖粮就能发大财。干部们那个时间还是很着急的，粮食产量即使有增加，但是离富裕起来靠种粮是不可能的，所以才有大办乡镇企业。你可以想象一下，84年的7月份，干部们已经开始着手要派年轻干部下县工作，主要就是要发展乡镇企业，而不是你说的什么宣传包产到户分田什么的。你赞扬的南街村也是做方便面起家的，论经济效益的话，比很多村办企业都差，只是内陆小特区漯需要这个典型。跟你啰嗦这么多，就是想给你说，事实总是不以你想象的那样存在。另外就是特殊是可以学习的，千万不要想着靠特殊来套一般，没有意义。
说说我们村，因为我们村属于驻马店许昌地区的交界处，宋朝时已经是寨的规模，花知寨，小李广花荣那个官知寨，也就是那个时间我们村是个寨。75年村的牌坊街里的十几个牌坊被那个村支书给拆了。你想象一下就能知道，这是个多顽固落后的村。从解放到文革到现在村的集市从来没有停过一天，从我记事，村里的街上就有供销社、有公社里设在集市上常年营业的食堂，里面卖火烧、白面蒸馍，有时间还卖面包，炸的油条。不过这些都需要粮票才能买到。社员们可以把自己家里的鸡鸭鱼蛋羊猪去集上卖，家具什么的基本上随着时代的变化从板箱、柜子，到大立柜、组合柜等，木床、架子车车架，那两个轮子叫底盘，需要在公社里的供销社才能买到，77年开始，已经可以在集市里买到从漯河、平顶山等市里弄来的二手自行车。村里有东方红拖拉机两台，手扶拖拉机十二台，电动机每个生产队三四个，那种40马力的胶轮拖拉机两台，28马力一台。有自己的酱油厂，还有一家妇科诊所，治疗不孕症确实有一套，那个时间也属于村里，收入大部分是村里的，总共是5000多人口，一万亩地左右。当时分田到户，我已经上大学不在家了，过年回来听大人说，大部分人是不愿意分，结果一个大队三个小村，因为这个事，最终成了三个大队，最后是寨里面那个村先响应政策分了田。我们那个村是最后分的，被戴上了落后村的帽子，直到前几年才被摘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历任村干部除了我哥和另外一个大队书记他们两个在任的时间，比较积极通电办厂之外，其他的村干部，就是落后村的帽子戴着，不急不焦的，人家骑马咱骑驴，后面跟着担挑的，不做那最后一名就行。说实话，也就是名声不咋好听，实际上从来都不比周围的哪个村差，虽说看着村干部不咋作为，但是也不胡乱折腾，几十年下来，虽说爹不疼娘不爱的，也是正常的速度发展，至少没有被时代落下。周边村各种折腾的多了去，我大姨那个村，在我姨父的带领下搞起了皮革加工生意，生产的皮子都出口到美国了，可是十年下来挣了很多钱，那典型可不是当年南街的方便面能比的，结果呢？现在你在哪都不可能查到。因为当年把周边的地下水都污染了，沟沟河河的水都臭哄哄的。因为要加工皮子，副产品生产出来很多食品明胶，不知道的吃起果冻那个好吃，我哥只要一看见果冻都吐，我一直给他解释加工过以后不臭了，但是他主要是看见那个过程多了，想起来都受不了。后来是漯河建了很多小纸厂，又来污染一遍，最后规模大的被银鸽收购，小的直接关了。后来漯河还有个饮料，也在CCTV广告了一阵子，最后也垮了。但是双汇带出来一大批做食品的小企业，卫龙的辣条现在还卖着，双汇也在虽说卖给外国了，也经营着。很多人抱着跟你一样的思维，万隆行我也行。我高中的同班同学在双汇当年就是常务副总，双汇开始在全国各地设经销点的时间，他打电话问我愿意干一个不？我说可以啊，就去参与了万隆主持的招商大会，同学告诉我说加盟费超过15万就不划算了，不能干。结果大会一开始，一个女博士作演讲，总共讲了不到五分钟，万隆一把抓到话筒说：现在机会来了，我就是希望大家跟着我一块挣钱，现在一个店铺的加盟费是75万，纯利润保证15%以上。由双汇在当地把所有开店的前期工作完工后，客户直接拿钥匙开始经营，前三个月由双汇派人直接带队经营。我给同学打电话说老板要75万，如果是郑州的店要价更高，同学说这货脑子烧坏了吧？不能干。事实是投75万开的那家店，第一个月营业收入是110多万。全年营业额近1400万，平均每天营业额3.6万多，谁也没有想到75万的投资一年回来三个。我同学后来认为机会来了，辞职到北京也去生产办肉联厂，听说头几年还可以，但是后来就不听消息了，即使是漯河也有不少人办肉联厂，一个朋友还跑到我这推销产品，后来他做了市政府官员，但是知道一点经营，最后被双汇在任上挖走去了做了董事长助理，前年退了。说这些，是想说，我们村尽管落后，离漯河市最远，这个最远也就是25公里，83年柏油路已经修到村头，但是我们村因为落后，死活不出一分钱，村里的路没有铺柏油，看着别的村里路都铺了柏油，村干部只能是让每家出一点钱，从漯河电厂拉点煤渣，把村里的路都铺一下，我回老家听我哥说村干部们不上进，不思进取，落后村渣滓村铺的渣滓路。不过也就是两三年，也跟其他村一样铺了柏油路。路铺好了，村里的年轻人基本上最没技术的也能去漯河的工厂里打个工，后来因为双汇的崛起，需要大量的工人，村里的年轻人当年基本上都是没本事就让你去双汇杀猪去。那些年回家都是听说村里的有点技术的年轻人办厂，办公司，反正有成的，有败的，折腾的很欢，最终都归于无。这些事实摆在你面前，所以不可能有你读几篇文章就激动得这这那那的。说这么多，你满意了不？我需要黑南街吗？
通宝推：菜根谭,广宽,小泽珍珠,方恨少,踢细胞,假日归客,独立寒秋HK,Swell,翼德,家园 点赞下面这句话，点明典型不同类型以及和普遍之间的关系 “以我看，最多也就是南街比别的村多吃块豆腐的事，如果南街天天吃肉，别的村吃不饱饭，那肯定是南作假了，或者是南街受到了当年大庆和大寨那样的照顾，被照顾的话，也就不值得附近的村去学习，典型是个啥，农民比你我都清楚，如果自己没有被树为典型，那就老老实实走自己路，过自己的日子，千万不要没有拿到典型的条件，却按照典型的路子去走，那就是坑了自己”
回看工作和历史，典型属于特殊还是和一般相连，真的对面上认识有着不同参考作用，还能看出工作风格。实事求是的，典型和一般相连，形式主义的，典型和特殊相连，真的值得很好学习。
家园 对牛弹琴了 跟这种只凭着看百度、知乎或者自媒体上取个博眼球的标题的文章道听途说获得信息的人，讨论问题，完全是浪费时间。因为他们从来都不会甚至根本就不知道辩证思考，只是复制粘贴别人的东西罢了，对于不同看法，他们一贯就是扣帽子，或者编个谎言来继续扣帽子。这种人直接屏蔽掉就清净了。
家园 赞【去双汇杀猪去】 其实双汇这类企业，对农村意义更大，真的能带来最基本的就业。有把力气就能干，关键还稳定。
我们缺乏这样的企业。出去外地当建筑工、矿工按天挣钱不算少，但是一是远，二是危险，三是不稳定，能干满一年的都不多。扣除空档和路上耗费，和在地的比就吃亏多了。更别说夫妻长期分居的苦。
家园 不用这么牛，就是南街村面厂就挺好了，当然了，南街村还有 一定挑战性，进行了一些投资，有失败也有成功，还行，不如吴仁宝灵活有闯劲。
可以说，形成一个稳定的支柱性集团公司，就基本完善了。
南街村可惜的是从1981年开始的制度改革，如果像吴仁宝一样，硬顶着下来，坚持下来，也许成果更高。不要走那些弯路，其实刘建勋在位，南街村还有机会。
但是，也许是王宏斌年龄还小，没敢坚持，结果就放弃了一段时间，等于从1983年开始创业，好在有南街村的基础和市场，基本接续了下来，也算幸运。
王宏斌确实有能力。
结果自然是南街村享受到了努力的成果，因为，王宏斌回来是村子集体决定和努力的成果。更重要的是坚持下来了，成了旗帜。
家园 对，我的意思就是村附近的企业就业带动非常好 是广大缺乏特殊技能，但是有劳动意愿的农民的希望。
你说的后面的人事和政治细节我就不了解了。不过还是感谢您的科普。
家园 嗯，那倒是，本村村企或者邻村最好了，或者像华西村周边村 交出他们的土地，华西村提供土地费用、一定的福利保障等等等是极好的。
这才是每个村庄应该有的选择啊，而不必长远路途的外出打工了呗。
可惜这个只是梦想喽。
你说的是漯河肉联厂，我觉得很难提供当地全部的就业，必然有附加，或者其他方式吧。肉联厂，我觉得技术水平似乎还有点高。
其实咱们中国需求不是那么夸张，差不多就行了，只要绝大部分人满足了，我们的国家就会很安稳。而外出打工，涉及的方方面面太多了，遗憾。
漯河经济就那样吧，我觉得焦作不错。
家园 看来粮食和所有制关系不大 人的劳力，及背后积极性，或者跟所有制无关，或者有关但是本身对粮食产量作用不大。其实最后还是要靠科学技术：良种、化肥。
个别农村富起来，靠的是村办企业。但大部分农村富起来，靠的是村民自由流动，离开农村。在最近的一二十年，大量的农村人，特别是年轻的农村人，在外面出息了，挣了钱在县城买房接出父母。
另：留庄还是刘庄？你说的是上辈人的事情我不熟，去网上搜索了一下，发现南街村有，但是留庄没有，却有一个出名的刘庄。问我爸，他说之前课本有过刘庄大队。不过自从他言之凿凿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被网络证伪之后，他再也不自信自己的记忆了。
通宝推：卡路里,家园 不同看法 最近在看《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一书，第83页提到
中国农村从生产队体制变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变迁效应是十分显著的。1979—1984年，中国农业产出年均增长7. 7%，当然，对于这一高速增长，这一时期农村同时推出的其他几项改革也作出了贡献，它们包括农产品定购价格的大幅度提高、农产品市场的放开、农业投入的增加等。但在所有这些改革中，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业产出的贡献还是最重要的。
但是，同样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中国的农业增长却在1985年以后急剧减速，尤其是种植业产出增长出现了连续几年的徘徊波动，因而，这一制度的效力如何又成了政策界和舆论界的关注焦点，并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借以“壮大集体经济”来动摇现行农地制度中的家庭经营的做法。撇开这些主张背后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不谈，仅用我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就已证明，如果重新集体化，其结果只是又回到农业生产率的极度低下。蕴含在这一经验教训中的理论内涵我们已在前面给出，即只要农民还存在个人利益，集体经营中就存在难以克服的监督和计量困难，它并不会因为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监督技术的改进而得到完全解决[10]
比较过瘾的是作者的引用第[10]点，我去看了一下，有如下说法：
[10]这一观点为我们1991年秋对苏联农地制度改革的考察所证实，在那里，尽管人均耕地面积很大，机械化装备程度很高，但农场的生产效率却极其低下。当时中国农村的家庭责任制改革已引起那里的改革者的极大关注，在苏联正在进行的农地制度改革中，培养以家庭为单位的新的农业经营主体正成为一项主要内容，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苏联农地制度的改革：方向与可能性》（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2年第3期）。
里面很清楚的表明，苏联的人均耕种面积很大，机械化程度很高，产出却很低，可见所有制与粮食产量关系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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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某种意义上说，分田单干带来增产效应是个不可证伪的命题 中国农村从生产队体制变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变迁效应是十分显著的。1979—1984年，中国农业产出年均增长7. 7%，当然，对于这一高速增长，这一时期农村同时推出的其他几项改革也作出了贡献，它们包括农产品定购价格的大幅度提高、农产品市场的放开、农业投入的增加等。但在所有这些改革中，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业产出的贡献还是最重要的。
研究中国农业产出只研究政策影响，而不考虑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变化，这个研究的可信度可想而知。
什么是农村生产力？
经过农田基本建设比如改良土壤、增加肥力、经过平整的土地；
包括大中小型水库和配套灌溉渠系直至最后毛细血管的农田水利设施；
大量提高亩产的良种；
大量的化肥。。。
不看这些，只看政策？
某种意义上说，分田单干带来增产效应是个不可证伪的命题。
相反，
农田基本建设带来增产效应是可以证伪的；
完善的农田水利设施的增产效应也是可以证伪的；
杂交水稻、杂交小麦的增产效应也是可以证伪的；
大化肥带来的增产效应也是可以证伪的。
本来分田单干的产出效应应该也是可以证伪的，比如条件相近的社队单干与不单干的比较，或者有统计意义的大量单干和不单干的社队的比较，但感觉有人刻意要全国一刀切，结果让分田单干变成不可证伪的命题。
而且，任何措施都不能只看短期效应，更要看中长期效应。
所以，分田单干的鼓吹者们的论据始终是，分田单干的时候吃饱了。
但因为良种、化肥的大幅提高、国家减少农村征购和提升征购价的时间点都指向1978-1980，这个时间点也恰好是持续20多年的农田水利建设的高点，所以“分田单干的时候吃饱了”的说服力就严重不足了。
有人把
“为什么分田单干前吃不饱，而分田单干的时候就吃饱了”这个命题换了一个说法——
“为什么改造农田、大修农田水利设施、培育良种、建设大化肥工业。。。的时候吃不饱，而这些都弄好了就吃饱了？”
通宝推：青青的蓝,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