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一些关于解放战争讨论的内容 -- 杰瑞
家园 打仗是打仗，人品是人品 宋的军事水平很高，当山野参谋长不行，当十纵司令是很称职的，把华野北线唯一的两个师的纵队，带成了第一等的强力纵队，防守能力华野第一，排炮不动，必是十纵是对手对其的赞誉。在豫东战役期间，十纵上蔡坚决阻击胡琏兵团，确保了陈唐拿下开封，移兵桃林岗阻击邱清泉，确保叶飞的突击兵团歼灭欧寿年，都是厥功甚伟。淮海时第二阶段，北线1、3、4、8、9、12、鲁纵阻击杜聿明，中野打黄维，华野的7、13纵给了中野，南线2、6、11、渤纵阻击李延年刘汝明，10纵是作为总预备队的，也难怪粟要力保宋时轮。
家园 网上流传的一个宋的段子 -- 补充帖 据粟秘记载，有次去拜见宋时轮将军，宋问：粟裕现在干嘛？粟秘答：在写“回忆”录。宋问：“回忆”到哪了？粟秘：鲁南战役。宋说：鲁南战役？粟裕参加了吗？
家园 毛主席说中央去两淮也是内外忽悠，不仅忽悠国民党 也包括我军某些领导，最后也就是一个笑话。
陈毅打仗实在不行，粟裕有点怕和陈毅瞎掺和。
家园 争论与转折：从苏中到鲁南 汪洋(一) 引言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围攻我中原军区部队，内战全面爆发。7月13日，在离中原地区不远的华东之苏中地区，我华中野战军发起苏中战役。从此战之前一直到半年之后的鲁南战役，我军最高指挥机关主要领导毛泽东等人与华东两个战区（山东、华中）的主要领导陈毅、粟裕等人之间，在战略攻防、作战方向等诸多问题上表现出不同的意见，以至于在往来电报中形成各种意见的争论。此时华东地区我军分为“两区四方”，即山东军区（由新四军军部兼，司令员陈毅，政委饶漱石，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舒同）、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参谋长宋时轮，政治部主任唐亮）和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政委邓子恢，参谋长刘先胜，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谭震林）、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政委谭震林，参谋长刘先胜，政治部主任钟期光）。
早在当年1月4日，中央军委在给华中军区和野战军领导张鼎丞、粟裕、谭震林等人关于建制和指挥系统的请示电的复电中指示：“华中野战军在建制上属于华中军区，在战略行动上受陈毅同志指挥。你们野战军经常的位置及战略性的行动，均须事先取得陈毅同志的同意并报军委。”（参见《粟裕年谱》140页）规定了华中野战军的指挥系统属性，即华野接受中央军委和山东军区的双重领导，这也使毛泽东可以听到陈毅和粟裕两种不同意见，对于毛泽东的正确选择大有益处。
战争进行到解放战争时期，对于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一军事思想，几方领导人似乎都没有异议，但是在如何集中兵力，集中兵力使用于何作战方向等具体问题上，却产生了不同意见。这在当时也属正常，因为各人所处战区的位置不同，对军事思想的理解不同，作战经验的不同，对部队和战区的了解不同等等，但都能据理力争，充分发表意见，希望最高当局认可自己的意见并付诸实施。今天我们读到当年的电文，研究这一争论对战争进程的影响，我军最高指挥机关对战局的看法、及对战区指挥员的意见的尊重，战区指挥员对自认为正确意见的坚持，以及战争实践的检验，是对战史的最好的学习过程。
当年这一争论随着战役的展开而此起彼伏；随着我军退出苏中、两淮、苏北进入鲁南而使歼灭敌军的战役越打越大，不同意见逐渐趋于一致。而争论的结果是：华东战场主动权的易手，国民党军由战争开始时的全面进攻被迫转为重点进攻；我军撤出华中根据地，退向山东根据地腹地，把包袱甩给敌军，但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集中了兵力，完成了华东战场的战略转折，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歼灭战。作为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鲁南战役之后，我华东地区华中军区和山东军区合编为华东军区，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合编为华东野战军，真正达成了兵力的集中；并以华中野战军指挥部为基础，加上山东野战军指挥部一部，组建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参见《粟裕年谱》222页），真正实现了指挥的统一，为以后打更大的歼灭战，进而转入战略反攻奠定了基础。
苏中战役
抗战胜利之后，我山东解放区和华中解放区连成一片。华中军区又称苏皖军区（参见《苏中7战7捷》中共党史出版社06年8月版102页注释），包括淮北、淮南、苏北和苏中4个军区。
内战爆发前，国民党军已经在津浦路徐州至浦口段以及长江下游南京至南通段，部署了18个整编师的兵力，企图切断我山东和华中解放区的联系，围剿华中我军，进而拿下华中地区。我华中之淮南、苏中解放区与南京及苏南富庶之国民党统治区隔江相望，当然为蒋介石所不容。在淮南正面蒋介石部署了他的头等主力整编74师和5军主力，沿津浦线浦口以北又部署了整编48师等部队，对淮南形成两面包围之势。津浦线蚌埠至徐州段部署了整编58、28、88、69、57师和7军，企图切断山东和华中的联系，从北面迂回我华中解放区首府两淮（淮阴、淮安）地区。在苏中扬州、泰州和南通部署了整编25、83、49师，并在江南沿岸部署了整编21、65师，一旦开战即可渡江作为预备队。
1946年1月7日山东野战军完成整编，下辖1、2两个纵队和7、8两个师，共7万余人。战前1纵位于山东泰安，其他山野主力集结于枣庄、峄县、台儿庄一线。
1946年5月8日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完成整编，主力部队扩充为1、6两个师，7、9、10三个纵队，野战军由4万多人发展到6万多人，并加强了地方武装，建立了较完善的后勤保障系统（见《粟裕年谱》148页）。战前9纵位于淮北灵璧，10纵位于高邮，其他华野主力集结于东台、如皋一线。（以上敌我态势参见“华东战场敌我态势及敌进攻企图”）
面对国民党军的部署，从我军最高指挥机关到山东、华中的领导人都十分清楚，战端肯定要开，首当其冲的是华中的淮南和苏中地区。
5月31日、6月6日粟裕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两次电告中央军委和陈毅，要求“山东在整个战役上应让华中先在苏中取得一二个战役胜利后，再转移兵力”，“国民党军主力四个军极可能以泰州为出发点攻占我兴化、东台、高邮。我如失东台、兴化，则苏中九百万人口之富裕区即无法坚持。为转变此不利形势，我军决集中兵力攻占扬州、泰州线之宜陵、白塔，吸引国民党军主力出来决战，在此地求得打两三个大仗，歼敌二至三个师，相机夺取泰州，以巩固南线”。
毛泽东6月11日复电：“（一）国民党攻我淮南路东，现又攻我路西及南通区，我向国民党某区取主动攻势，在政治上是没有问题的。（二）军事上究竟应否攻宜陵、白塔，由你们根据实情决定之。（三）我必须用一切方法歼灭敌人于南线，保卫九百万人口的南线各区”。（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三卷127页）对华中军区要在苏中打几仗的观点表示了明确的肯定。
陈毅却在6月12日的复电中表示了不同意见，“如淮南无适当部署，即令苏中突击有效，亦得不偿失”。（参见《粟裕年谱》152页）
6月16日华中野战军在苏中海安县王家园子召开各师各纵队首长会议，讨论如何执行中央和陈毅11日、12日的指示，会议权衡了在苏中或淮南作战的利弊得失，认为在苏中作战比在淮南作战更为有利，首先集中兵力用于苏中方向，待苏中作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再适时将主力西移淮南。同日陈毅复电“作战方案不可预先肯定”。（参见《粟裕年谱》153页）
在回忆录中粟裕概括了苏中战役选择华中解放区前部作战的原因：
苏中是抗战时期我军民浴血奋战的结晶，不打就撤对谁都不好交待；苏中我军对敌人的全面进攻早有准备；苏中战役对战争全局应起战略侦察作用。
不仅如此粟裕还分析了苏中战役的取胜条件：
苏中我军有长期与日、伪、顽军作战的丰富经验和顽强战斗的传统；苏中主力熟悉该地的地形地貌和民情，侦查、作战、保密和战勤保障非常协调；当面之敌虽强但未展开，我军可以出其不意。（参见《粟裕战争回忆录》363-365页）
不久之后，毛泽东在6月22日的“全局破裂后太行和山东两区的战略计划”首次提出太行、山东两区外线出击的战略计划，此电未发给华中，但提到“粟谭主力对付江北之敌，配合你们作战”。后来又在6月24日的“对南线作战的补充指示”、6月26日的“华中野战军应准备出蚌浦线作战”等电文中明确指示：“粟谭（粟裕、谭震林）率主力（不少于十五个团）位于三分区（指津浦铁路东西淮南军区军分区），与陈舒（陈毅、舒同）配合，一举占领蚌浦间（指安徽蚌埠和江苏浦口）铁路线，彻底破坏铁路，歼灭该地之敌，恢复三、四分区（指津浦铁路东西淮南军区的两个军分区）失地，并准备打大仗，歼灭由浦口北进之敌。”“午灰（7月10日）前完成一切攻击准备，待命攻击”。并强调粟谭“你们一切听陈舒指挥”。这就明确了向外线出击的战略方向（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三卷139、143、148页）。
而粟裕动作更快，6月23日就电告山东、华中两军区，报告苏中战役已准备就绪，“拟于25日攻占白蒲，以主力歼灭其由南通来援之敌。”
没想到的是华中军区张鼎丞和邓子恢在6月27日致电粟裕、谭震林并报中央和陈毅，表示同意中央6月26日的计划（参见《粟裕年谱》155页）。粟裕急忙致电山野、中央军委和华中军区，指出“目前我们主力都集中苏中，民夫及作战用具都已准备完毕，如不在苏中打仗即西移，不仅对群众很难说服，即对部队亦难说服。因1、6师及7纵指战员都是苏中人，有些家中已遭顽摧残。为此我们是否在苏中先打一仗在西移”。（参见《苏中7战7捷》81页）
第二天（6月28日）粟裕召集各部队首长会议，传达讨论中央和山野（当时又称新四军军部）指示，各部队首长一致要求先在苏中打一个胜仗。会后，粟裕立即从海安赶赴淮安，请华中分局讨论决定，同时要求华野指挥机关突击翻印淮南、淮北地图，做好西移淮南的战斗准备。这就是粟裕在苏中战役中的“一赴淮安”。对是否能留在苏中作战，粟裕是有两手准备的，出击外线是中央军委的计划，关系到各个解放区的战略行动。陈毅是自己的顶头上司，主管华东战局，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是自己的同事，他们都同意中央军委的意见，自己的反对意见如果连张、邓、谭都说服不了，那么就要准备执行向外线出击淮南的命令；但是粟裕也不放弃通过正当途径陈述自己意见的机会，表现出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这一天陈毅也赶到新安镇与谭震林会晤，“研究结果，华中主力西移，鲁南部队（指山野主力）南下”（参见《粟裕年谱》156-157页）。
粟裕赶到淮安，与华中分局的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与陈毅会晤后28日赶回淮安）共商，“他们同意我的意见”（《粟裕战争回忆录》358页）。“粟裕待人十分客气”——2007年12月5日笔者采访粟裕原测绘参谋、作战股长秦叔瑾时，老人常常重复的一句话，在此也可见一斑。但笔者认为，与其说是他们“同意”粟裕的意见，不如说是粟裕说服了他们，而同意自己的意见。
于是在6月29日粟裕与张、邓、谭联名致电中央并陈毅、舒同，指出：淮南粮草困难，苏中主力出击粮弹供应和民夫运输都要苏中后勤支援，主力西移苏中必失，使后勤支援断绝。“如苏中失陷，淮南战局万一不能速胜（淮南当面之敌强于苏中之敌——笔者注），则我将处于进退两难”，建议“王陶两纵（指1、6师，王：王必成，陶：陶勇——笔者注）仍位于苏中解决当地之敌”（参见《苏中7战7捷》中共党史出版社06年8月版83页）。
淮南周边的敌情证实淮南战局不能乐观：浦口、浦镇有5军，六合有整编74师一个旅，军部附两个旅在镇江，整编25师已到扬州，整编83师在泰州，合肥、蚌埠、灵璧一线是桂系7军、整编48、58师，比苏中周边的敌情严重得多。
陈毅于次日（6月30日）复电华中野战军并致中央军委，不同华中的意见，要求“王陶纵队应立即西开”，认为“王陶留苏中一二仗无法改变该地严重局势，胶滞于该地于全局不利”。姚旭（原23军政工干部，后为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认为“陈毅主张‘敌向内，我向外’，与中央的计划是一致的。陈毅对中央关于外线出击的计划的拥护是竭诚的，经过自己思考的，并非唯唯诺诺之言”。（参见《粟裕研究文萃》1999年9月第3辑姚旭著：“解放战争初期的南线战场——兼与田禹仲、吴群商榷” 85页）如果说陈毅不是唯唯诺诺之人，那么粟裕就更不是唯唯诺诺之人，而且更有想法，更有主见，对战局更敢于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
中央军委接到双方电报之后，毛泽东于当日18时同时发出两份电报，一份给陈毅，指出：“华中29日酉（17-19时）电，主力留苏中确保财源，而将淮南作为钳制方向，以九个团担任破路阻敌，此意见似有理由，你们觉得如何？盼告”。另一份给华中张、邓、粟、谭，指示：“部队暂缓调动，待与陈军长（陈毅——笔者注）商酌后，即可决定通知你们。”（参见《苏中7战7捷》中共党史出版社06年8月版85-86页，《粟裕年谱》157页）表现出毛泽东对执行原定计划有望松动的可能。
陈毅接到毛泽东的电文之后，于7月1日致电华中野战军并报中央军委，“同意王陶纵留苏中待机”，但是留了一个尾巴：“但5旅应开至六合、天长间（即淮南——笔者注）整训”（参见《粟裕年谱》158页）。
7月4日毛泽东在他“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的电文中指出：“我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三卷157页）。对我军初战的战略方向进行了修改，也使“外线出击淮南”和“留苏中打几仗”的争论告一段落，这应该算作关于苏中战役争论的第1个段落。
将外线出击改为内线作战，或讲推迟外线出击的时间，这一改动，姚旭认为不是取消外线出击，“而是从这时起，计划的实施每推迟一次，内线歼敌的时间就延长一次。就是这样走下去，很象‘摸着石头过河’，直到1947年3月6日，中央取消了这个计划，内线歼敌的方针就坚定不移地确定下来，直到战略进攻阶段开始”。文中所说的“1947年3月6日”是指莱芜战役之后，毛泽东说，现在不要考虑外线作战问题，要以歼敌为原则，哪里能消灭敌人就在哪里打。（参见《粟裕研究文萃》1999年9月第3辑96、111页）
这样才有了后来称为“7战7捷”的苏中战役。
7月10日，华中野战军司令部情报处（代号4中队）截获并破译了敌军整编49、83、25师等部将在3-4天之后向我苏中之如皋、海安大举进攻的电报，又机智地查明整编83师19旅56团驻宣家堡，57团驻泰兴（参见《苏中7战7捷》中共党史出版社06年8月版360页）。得报之后，粟裕当天就决定先发制敌，发起苏中战役，以整编83师为首歼目标，到敌人的出发地宣家堡、泰兴去打。兵力部署：1师（陶勇师）6个团攻击宣家堡敌56团，6师（王必成师）6个团攻击泰兴敌57团，形成6比1的优势；7纵（管文蔚纵）阻击泰州方向来援之敌。当晚24时，华中野战军司令部发出《攻击泰兴、宣家堡之敌的作战命令》（参见《苏中7战7捷》97页）。
7月13日苏中战役第1仗宣泰战斗打响，至15日，我军歼灭敌整83师19旅56团全部，57团大部及旅属山炮营全部，共3千余人（参见《苏中7战7捷》20页）。
仗是打起来了，但是争论并没有停止。7月14日陈毅、宋时轮致电中央军委，提出：“如敌进攻苏皖，我军亦不大举向南，则使苏皖陷于单独应战，实大不利。故我们意见，主张敌本月如大举进攻苏皖时，我军应按中央原定南进计划行动，山东部队4万人由现地出发，20日即可开始攻击”。毛泽东于次日复电陈、宋：“最近几天，可看一看泰兴战斗结果如何。” （参见《苏中7战7捷》102-103页）但华中军区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却认为：“淮北如山东主力不南下，很难支持”，“建议山东主力迅速南下”（7月17日电）。
宣泰之战行将结束，我“4中队”又截获敌军急调江南之敌整编65师火速渡江，会同靖江敌99旅从南面增援泰兴；急令南通之敌整编49师乘虚攻占如皋的电报。粟裕当机立断，令我军结束宣泰之战后立即东调，歼灭来援之敌。
15日晚，我军结束宣泰战斗，立即东移，远途奔袭，每夜强行军百十里，于18日抵达如皋附近。18日晚发起如（皋）南战斗，至21日，歼灭整49师师部、26旅全部，79旅大部，99、105旅各一部，共1万余人，其中俘敌6千余人（参见《苏中7战7捷》360、22页）。胜利结束苏中战役的第2仗。
7月18日敌绥靖公署薛岳指挥5个整编师（军）的兵力，进攻淮北解放区。23日山东野战军发出《打击徐州东犯之敌的作战命令》，26日陈毅率山野主力到达淮北地区（参见《粟裕年谱》157-158页）。山野南下，任务是歼灭进犯淮北之敌，夺取津浦路徐蚌段，相机攻占徐州，以执行毛泽东决定的外线出击方针。此时原在淮北的华中野战军9纵队（5个团）划归山野指挥，使山野兵力达到5万余人。但是后来山野泗县失利，淮北被敌占领，地方干部撤退不及，牺牲惨重。可以想见，在当时的条件下，打阵地攻坚战比运动战困难得多，泗县城攻不下，焉能拿下徐州。
山野7月27日发起朝阳集战斗，歼灭整编69师92旅全部，60旅大部，共5千余人，取得山野南下首战的胜利（参见《陈毅传》339页）。
7月20日粟裕致电山野、华中局和中央军委，报告苏中两战的战果及下一步部署，提出乘胜收兵休整再战的方针。中央军委24日复电同意。华野主动放弃如皋县城，北撤海安地区修整。
毛泽东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指出：“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此点，应使全党和全解放区人民都能明白，都有精神准备”（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三卷173页）。这实际上是对这一阶段作战实践的总结，也是对当时战略战术的思想指导。
7月25日粟裕致电陈毅、宋时轮、张鼎丞、谭震林、邓子恢和中央军委，报告了苏中当面敌军有10个师（旅）之众，“而我们仅能集中3.5万人（官兵在内）之野战军于一个突击方向，于短期恐难使战局打开更大局面。现目前我淮南部队形势，很难保住天长与盱眙”。建议“将5旅调至苏中参战，比留淮南更为有效”（参见《苏中7战7捷》126页）。先是，5旅于7月初调至淮南，17日攻击樊家集之敌5军，未能得手，退至东旺庙。敌5军乘机推进，5旅反击，伤亡很大。25日敌5军45旅攻击天长，96旅攻击盱眙。27日我5旅撤出战斗。29日放弃淮南（参见《华东解放战争纪实》92-93页）。
27日陈毅复电：“我认为淮南5旅不改东调，仍留淮南。粟部亦宜逐步向西转移”。仍然坚持原来的立场。
面对敌人合击海安的态势，粟裕考虑以一部兵力在海安进行运动防御，掩护主力休整，然后放弃海安，造成敌人错觉，再创造有利战机。为放弃海安一事，7月28日，粟裕赶赴淮安与华中分局常委讨论。这是粟裕在苏中战役中的“二赴淮安”。经讨论华中分局决定在海安进行运动防御，并将决定上报中央和陈毅。
7月30日敌集中7个旅兵力进犯海安，至8月3日，我7纵队在海安地区进行运动防御达4天之久，歼敌3千余人，我军仅伤亡200余人，胜利进行了苏中战役的第3战：海安战斗，掩护了主力休整（参见《苏中7战7捷》24页）。
8月1日粟裕鉴于天长、盱眙已失，“5旅等部留淮南已无大作用，因此建议将淮南主力大部东移苏中参战”，致电华中军区并中央军委。这时陈毅也致电中央，“建议粟部迅速西移”。并说：“张邓粟谭舍不得苏中，以主力在该地打转，实际上淮南在全局上比苏中更重要，此道理以前讲过几次，讲不通。现在粟在海安、东台再打几个胜仗，恐仍不能退敌，值得考虑一下”。陈毅这话流露出的情绪和不快是显而易见的。为安抚陈毅，8月2日、4日毛泽东致电粟裕并告张、邓和陈、宋：“如你们能在8月内歼敌两个旅，南线情况即改观，那时粟可率主力转至淮南作战” （《粟裕年谱》165页）。仍坚持“粟裕集团应否于此时调动各有利害，待考虑再告”。
8月5日粟裕发出一份致中央并陈、宋，张、邓、谭的长电，首先汇报了苏中主力休整、补充的情况，分析了5旅东调苏中的利害关系，指出：“如5旅不来，而仅以现有兵力作战则感到吃力，对9月份战斗亦将有影响”。又坦诚报告了自己在指挥上的缺点，说：“此次苏中战役，虽歼敌两万人，但未获全胜，其主要原因是我在主观上犯了错误，当陶师（1师）歼灭26师（旅）后，王师（6师）与敌79师（旅）相持不下，而又拒绝陶师协助之情况下，我未能断然反对王师之英雄观念，以陶师参战（陶师亦很疲劳），致使时间延长，敌各路援兵赶到，而不得不自动解围，退出如皋。但如5旅当时不西调淮南，仍留苏中，则虽犯上项错误，亦完全可能歼灭79师（旅）”。此事是指如南战斗中6师攻击杨花桥、宋家桥的战事，并自然而然连带提到5旅，说明苏中兵力不足的尴尬。然后指出：“此次战役不仅无预备队使用，警卫部队亦用尽。华中部队不及山东之半，除9纵限制于淮北地区外，淮南又留下9个团，形成平分兵力，而参加苏中突击方向，事实上只有14个团（官兵夫3.3万人）”，“坚决要求5旅及特务团仍东调参战，以期改变苏中战局，而便主力西移”，并首次使用了“斗胆直陈”的字样（参见《苏中7战7捷》150-151页）。“斗胆直陈”一词粟裕用过三次，后两次是在豫东战役前，关于华东野战军组建渡江兵团出击长江以南的争论中，粟裕提出在长江以北集中兵力打大的歼灭战的建议时使用的。可见不到情急之时，粟裕也不会用这个词。兵力的捉襟见肘，限制了粟裕的战场发挥，也限制了战果的扩大，急于改变战场态势的心情，也使粟裕有点着急上火。
粟裕电文中叙述的苏中战况和“斗胆直陈”感染并在一定程度上说服了毛泽东，8月6日毛泽东电示陈毅：“似可同意粟裕意见”，“不如让粟部在苏中再打一仗（不论胜负）然后西调，各方皆无话说”。8日毛泽东又致电粟裕，并报陈宋，张邓谭：“歼敌良机已至，甚好甚慰”，“如连续歼敌两个旅有便利条件则可连续歼敌两个旅，否则可先歼其一个旅，休息数日再找机会歼其另一旅”，“预备部队或钳制部队如有可调者，望张邓谭尽可能满足粟之要求，集中最大兵力于主要方向”（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三卷190页）。这一天，陈毅终于同意5旅东调，并指示：“充分准备勿浪战，战后在行西进”（《粟裕年谱》166-167页）。至此，关于“西进”和“5旅东调”的争论告一段落，这应该算作关于苏中战役争论的第2个段落。5旅东调的争论看似一个旅的调动，实际上是关于作战方向的争论，是坚持在苏中内线作战还是外线出击的战略方针的讨论。
此时山东野战军的进展并不顺利，7月31日，陈毅、宋时轮电告中央军委攻打泗县桂系7军的计划。华中军区张鼎丞、邓子恢根据以往的经验，认为桂系部队由白崇禧经营多年，颇有战斗力，建议陈毅改打蒋系部队。陈、宋没有采纳华中的意见。8月3日，毛泽东复电陈毅：“凡只能击溃不能歼灭之仗不要打，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机会歼敌，过于急躁之意见并不恰当”。次日又电告陈、宋：“你们手里有五万机动兵力，只要有耐心不性急，总可找到各个歼敌之机会，除灵泗两地敌分散孤立外，双沟之敌再向东进，即可找到打好仗之机会，如能打三四次每次歼敌二三个团之仗，即可转换局势”（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三卷183、184页），对山野作战寄以厚望。但是陈毅、宋时轮已经在8月2日下达攻打泗县的命令。此次作战虽然集中了22个团的兵力，但攻城部队仅6个团，还分去3个团打外围。战前对桂系部队战斗力估计不足，侦查和战前准备都不充分。加上对雨季作战、水网自然条件估计不足，我军伤亡重大，虽然消灭172师3千余人，但山野主力8师伤亡2.7千余人，大伤元气；2纵、9纵也各有数百人的伤亡。8月9日山野停止攻击，撤往睢宁休整（参见《华东解放战争纪实》99-101页）。秦叔瑾认为：“由于宋时轮不听取8师建议，攻泗部署不当，指挥所远离前线，指挥不灵等因，伤亡2千多人，被迫撤出战斗。敌军迅速占领了睢宁、宿迁两城。山野自7月25日至8月底的38天中，打了朝阳集、泗县两仗，歼敌5千人，杀伤3千人，占该方向敌进攻兵力的十分之一，未能顿挫敌军攻势，敌人从徐州、宿县、固镇、蚌埠段津浦线140公里正面上向东推进了约100公里。进到皂河、宿迁、洋河之线，迅速占领了运河、洪泽湖以西的13 000平方公里的淮北路东解放区”（《战地日记》170页）。
苏中之敌占海安之后，整编65师率160、187旅及整编49师105旅东犯，粟裕在得知敌军分兵东进，一部已进至李堡地区后，于8月7日部署第4仗：李堡战斗。8月10日发起战斗，11日结束，歼敌新7旅、105旅旅部和314团，共8千余人（《苏中7战7捷》26页）。
毛泽东在得知苏中又打了一个胜仗之后，十分高兴，8月12日致电陈毅、宋时轮，“粟裕军前日在苏中第二个胜仗（指李堡战斗——笔者注），不但使苏中蒋军陷入极大困难，亦将使淮南第五军无法北调。粟部在苏中民情熟悉，补给容易，地形便利，苏中敌军装备亦比第五军差，较易取胜。马上调淮南，因敌人硬，地势险，不一定能完成切断蚌浦路任务。不如令粟部再在苏中作战一时期，再打一二个胜仗，使苏中蒋军完全转入守势，保全苏中解放区，对全局有极大利益。这样配合淮北作战，更为有利” （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三卷195页）。这时的毛泽东，接受了粟裕的作战思想，在作战方向问题上同意了粟裕的意见，反过来对陈毅进行了说服工作。
8月13日毛泽东致电粟裕，指示：“苏中各分散之敌利于我各个击破，望再布置几次作战”，亲切慰问部队情绪、伤亡、休整、补充等情况，并征询粟裕对下一步作战的意见。同日陈毅也致电粟裕、谭震林，指示：“不必忙于西调”，“部队以争取数日休息，再求新的机动，反较西调为更有力配合各方”（《苏中7战7捷》180-182页）。粟裕认为我军在苏中歼敌条件比在淮南更为有利，原因是：苏中之敌已遭我打击，与淮南敌军比较已是弱敌，利于我军歼敌；淮南已被敌人突破，我主力向西必须打开天长、盱眙以开辟战场，势必付出代价；加上淮南时值大雨，不利作战；因此建议在苏中再打几仗，得到毛泽东和陈毅的同意（参见《苏中7战7捷》264页）。这时关于苏中战役的争论应该说趋于统一了，正是作战的实践，才具有最强的说服力，才使这样的统一成为可能，这应该算作关于苏中战役争论的第3个段落。
8月11日5旅抵达苏中东台地区（成钧回忆录，参见《苏中7战7捷》344页），5旅的参战，意见的统一，使粟裕得以减轻心理压力，指挥更加大胆灵活，使后来的几仗越打越好，取得如（皋）黄（桥）路最大一次歼敌1.7万余人的战果。
8月21日至22日，我军发起丁堰、林梓战斗，全歼敌交警7、11总队共5的大队和整49师26旅一个营，共3.5千余人，取得了苏中战役的第5仗的胜利。
丁堰、林梓激战之后，8月23日敌整编25师从扬州向邵伯、乔墅、丁沟进犯，我10纵和地方部队展开邵伯保卫战，至26日，我军以伤亡1千余人的代价歼敌2千余人，因我在如（皋）黄（桥）路战斗的胜利，敌军全线撤退，苏中战役取得第6仗的胜利。
丁、林之战打开了我军西进门户，为解邵伯之围，8月23日，我1、6师、5旅大踏步插入敌人封锁区，挺进黄桥，意图是“攻黄（桥）救邵（伯）。”而敌人得不到情报，反映迟钝，以丁、林态势误以为我要攻击如皋，令黄桥敌99旅增援如皋。24日，我截获敌军动态，发起如（皋）黄（桥）路战斗，至27日，歼敌两个半旅，共1.7万余人，取得苏中战役的第7个胜仗，也是最大的一个胜仗。31日我军乘胜收复黄桥。
至此，我军在1946年7月13日至8月27日一个半月的时间内，以3.5万余人的兵力与敌12万余人的兵力较量，以1.6万余人的代价，取得歼敌5.4万余人的胜利。我军也大有发展，陶勇将军说：“我们第1师原来近万人，武器杂得很，现在（指苏中战役之后）变成1.5万人的美械化师了。”（参见《苏中7战7捷》45页、286页）。
大战刚一结束，毛泽东就按耐不住兴奋和喜悦，向各解放区首长发电，报告战况并推广苏中作战的经验，在这份8月28日著名的“华中野战军的作战经验”电文中，毛泽东说：“我军主力只有十五个团（应为19个团，后来5旅加入，共23个团——笔者注），但这十五个团是很充实与很有战斗力的，没有采取平均主义的补充方法。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例如未宥集中十个团打敌两个团，未感集中十五个团打敌三个团）,故战无不胜，士气甚高；缴获甚多，故装备优良；凭借解放区作战，故补充便利；加上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故能取得伟大胜利。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仿照办理，并望转知所属一体注意。”（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三卷215页）
8月29日，延安总部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中，将苏中战役称为“7战7捷”（参见《苏中7战7捷》214页）。
而同日中央军委致电陈毅，要求“仿粟裕办法，集中主力歼敌一部”，“此时不打，敌占地愈多，威风愈大，我士气民气均将受损，故必须寻机作战”（《粟裕年谱》174页），对山野泗县失利之后，一直未寻战机作战，表示了委婉的批评之意。
8月31日，粟裕在华中野战军排以上干部会议上作《45天自卫战简述》的总结报告，他说，在军事上“我们没有机械的教条主义地运用战略指导原则”，强调“大家要记住：谁保存了有生力量，谁就会胜利；谁消耗或丧失了有生力量，谁就会失败”。
多年后粟裕评价苏中战役时说：“苏中战役是中央军委在南下作战、外线出击转变为‘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的战略决策指导下进行的。苏中战役同后来华东战场的一些战役比较，其规模是比较小的，但它是解放战争初期在中原突围后的第一个战役，带有战略侦察任务。”
对关于苏中战役中的争论，粟裕认为：“为了迅速准确的探明并掌握新的战争的特殊规律，以指导战争并赢得胜利，运筹帷幄的最高统帅部密切注视着战争初期的作战，并且用心组织和诱导战区指挥员对初期作战中若干问题进行反复深入的讨论。在苏中战役过程中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探讨和争议，正是积极探索新的战争特殊规律的求实精神的表现，也是高度的战争责任感的体现；然而，只有作战的实践才能把不同的意见统一起来，得到一个正确的答案”。这一评论是十分中肯的。
又说：“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战争的特殊规律以指导战争的经验，对我们学习和领会毛泽东军事思想，以及研究未来战争是会长期有益的。这是苏中战役在歼敌数字以外的另一重要意义”（《粟裕战争回忆录》393、395页）。从粟裕将军的言谈中，我们不难再次领略秦叔瑾老人说的：“粟裕待人十分客气”。
说到粟裕的作战指挥，老人说粟裕打仗十分仔细用心，打仗之前对战场地图和地形了解很细，连一座房屋、一条小路都要求我们清楚地在地图上标出。有时行军路上还指出我们标图的失误，往往都是一些很不令人注意的很小的地形地物，如一棵树、一间房。打仗之前考虑问题很周密，走一步，要想到后面的好几步，把各种可能都要分析清楚，有所准备。打起仗来几乎不睡觉，坐在地图前、电话机前掌握战况的进程。（2007年12月5日采访秦叔瑾记录）
通宝推：翼德,桥上,真离,家园 从这里可以看到毛主席和陈毅的军事目标分歧 毛泽东6月11日复电：“（一）国民党攻我淮南路东，现又攻我路西及南通区，我向国民党某区取主动攻势，在政治上是没有问题的。（二）军事上究竟应否攻宜陵、白塔，由你们根据实情决定之。（三）我必须用一切方法歼灭敌人于南线，保卫九百万人口的南线各区”。（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三卷127页）对华中军区要在苏中打几仗的观点表示了明确的肯定。
陈毅却在6月12日的复电中表示了不同意见，“如淮南无适当部署，即令苏中突击有效，亦得不偿失”。（参见《粟裕年谱》152页）
家园 通观全文两个作者的叙述 我认为陈毅和粟裕都是站在本军区势力的角度对待两军合并。如陈毅多次建议要求华中军北上，是考虑鲁南根据地的发展和安全问题。粟裕对陈毅和中央的要求所表示的反对意见，是多年的老根据地不能一走了之。这样的看法和意见都是有道理的。只有毛泽东是旁观者，看出两军合并的重要战略意义。两军合并必然要放弃一个根据地。这对长期驻扎在此依赖于此的军队和人民双方都是难舍难分的。
我看得少，不知除去粟裕还有谁对根据地人民公开表示感谢的（淮海战役后）。华中山东两军合并后10几万人的吃饭问题，那是巨大的粮食需求。中共军队的后勤医疗保障都是靠根据地人民的牺牲实现的。解放战争的胜利就是民心向背的证明。
通宝推：真离,家园 大家都晓得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 -- 有补充 当时的全局是什么情况，国军全面进攻：
1.25个旅22万围攻中原李先念
2.28个旅25万进攻晋冀鲁豫
3.19个旅15.5万监视延安
4.58个旅46万进攻华东
5.38个旅26万进攻晋察冀
6.16个旅16万进攻东北
7.9个旅7.5万清剿南方游击区
投入了193个旅合计158万用于全面进攻
其中，华东的58个旅，山东21个，华中30个，另7个沿长江守备，华中的30个，进攻苏中是15个旅，进攻淮北是12个旅，进攻淮南是3个旅（十分精锐，5军两个，74师一个）。按粟裕的说法，哪里好打就在那里打，什么时候好打就什么时候打！这才是当时对战争全局负责的至理名言啊，反观陈毅在鲁南两淮，打的就是政治正确，政治交差的仗，后来自己也说是顾虑太多。
七战里有个情节，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说，根据地的工作千头万绪，但军事问题又确确实实是卡脖子问题，要命的问题！在这个基调下，华中诸公都是全力支持粟司令的军事处置措施，包括之前的对裁军的等等看方针，之后的快速扩军，集精锐于野战军，抵制陈毅的调兵令，放弃苏中首府海安等，不惜以分局的名义共同担责。
依托巩固的解放区支持，内线歼敌仗自然好打，能支持大战、决战的，也唯有老解放区，粟裕的战争模式，最是高效节能，这个能就是解放区的人力物力。所以相比东北妄图一战定天下，晋察冀去出击三路四城，反而是在华东，按常公所言，投入的兵力最多，失去的也最多！实在叫人寒心，叫人痛心！因为一年功夫就累计投入90个旅，被打掉了30个旅，损失超过其它一个战略区的投入总量了。别的解放区都这么做，第二年连战略决战都不需要了。
附录一：国军全面进攻第一年被消灭的旅
46年7月，暂12师，整92旅被山东野战军歼灭；整19、26、79被华中野战军歼灭。
46年8月，整99、187、新7旅被华中野战军歼灭；整31旅被晋冀鲁豫野战军歼灭。
46年9月，整1、3、20旅被晋冀鲁豫野战军歼灭。
46年11月，第25师被东北民主联军歼灭；整104旅被晋冀鲁豫野战军歼灭。
46年12月，整41、60、预3旅被华东野战军歼灭。
47年1月，整140旅被晋冀鲁豫野战军歼灭；整44、80、113、114、169旅被华东野战军歼灭。
47年2月，第88、89师被东北民主联军歼灭。第15、77、175、188、193、新19、新36师被华东野战军歼灭。
47年3月，整49旅被晋冀鲁豫野战军歼灭。
47年4月，整135旅被西北野战军歼灭；整34、新13、新15旅被华东野战军歼灭。
47年5月，整51、57、58旅被华东野战军歼灭。
（摘自：1946年7月至1950年6月历次重要战役一览表，解放军总部1950年编制）
附录二：宋太祖赵玖尧山大战前的那番无须顾忌的暴论
而赵玖眼见诸将各自无声，却是干脆起身离开几案，来到诸将之前，束手环顾左右：“不瞒诸位，朕听到吴太尉欲直逼白水，心中也是忐忑的，甚至有几分畏惧……但朕却也想问问诸位，此战若要朕不信吴太尉，又该信谁？你们若有谁在之前几问中自诩能越过吴太尉，并有他策，今日尽管站出来，朕说不得心中喜不自胜……可有人吗？”
王渊、王彦、王德、刘锡四人被赵玖扫视，各自无声，刘锡还干脆低下了头。
“若无人，”赵玖环顾一周，却又难得失笑。“便当遵军令而为！而若有人今日不语，将来临战不力，又或是以日后战局指摘今日吴太尉决断……却也无妨。”
众人愕然。
“因为此战若失利，朕怕是就不能与诸位追究军事了！”赵玖继续笑对帐中诸多军将，然后回头相顾。“吴卿，你既早有全局考量，便无须顾忌！因为朕也早有考量，早无顾忌！”
不知何时立起身来的吴玠嘴唇青筋微微跳动，却是重重颔首。
（摘自绍宋第一卷第六十八章）
作者 对本帖的 补充(2)家园 陈毅的困境有一半不能怨他 -- 补充帖 是开战前的战略展开造成的。说起来为了抢占东北，山东主力被罗荣桓带走了，可罗只带走六个半师不到七万人，陈毅带华中的1纵、2纵、7师北上的部队不下九个旅7.4万人，对山东而言得大于失，国军全面进攻时面对的也只是北线王耀武15个旅打通胶济线，南路冯治安6个旅威胁临沂。而华中被抽走则不下十一万（陈毅部加黄克诚部），主力为之一空。等国军30个旅来攻，又必须山野的华中子弟兵南下。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就不该北上那么多部队。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我觉得更合理的部署 -- 补充帖 1、2纵留淮北，和皮旅、张震的9纵组成一个淮北野战军，合计6个旅加6个团五万五千余人，叶飞司令韦国清政委张震参谋长，对付薛岳；胶济许世友，胶东9纵和渤海10纵的部队合计5个旅都在军区，只要迟滞王耀武打通胶济线即可；鲁南王建安，7师、8师+滨海警备旅就是三纵，鲁中几个旅就是八纵，加警备旅合计12个旅。争取放弃临沂，诱敌深入，消灭冯治安部六个旅。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关于内外线作战，怎么粟裕的报告跟你说的不一样呢 “依托巩固的解放区支持，内线歼敌仗自然好打，能支持大战、决战的，也唯有老解放区，粟裕的战争模式，最是高效节能，这个能就是解放区的人力物力。所以相比东北妄图一战定天下，晋察冀去出击三路四城，反而是在华东，按常公所言，投入的兵力最多，失去的也最多！实在叫人寒心，叫人痛心！因为一年功夫就累计投入90个旅，被打掉了30个旅，损失超过其它一个战略区的投入总量了。别的解放区都这么做，第二年连战略决战都不需要了。”
外线作战方针英明正确（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六日）
①① 粟裕与陈毅一起参加中央书记处于一九四八年五月初召开的会议，汇报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战的建议，同时聆听了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三条方针。五月十六日粟裕向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第六纵队团以上干部作关于三条方针的传达报告。这是传达报告记录稿中有关外线作战的部分。
去年五月中央提出了将战争引向蒋管区的方针。当时蒋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虽受重大打击，但未放弃在山东把我军逼到黄河以北的企图。敌集中六七十个旅（六七十万人），正面二三百里路，箭头向胶济线，但留了一条路让我过黄河。敌在黄河南消灭不了我们，想把我们逼过黄河后，求得短期休补，再渡过黄河把我华北基本区打烂，使我地区缩小，增加很大困难（尤其经济物质条件）。敌把我赶过黄河后，沿河布防，并可抽兵到东北解决东北问题。针对敌人企图，中央决定了把战争引向蒋管区的英明方针。
从前年七月开始的战争第一年，我敌兵力为一比四，因此引敌到解放区加以消灭。打了一年，歼敌一百多个旅之后，转入外线作战有了可能。
解放区经过一年作战，虽取得很大胜利，但也付出了很大代价。特别是人力、物力的消耗很大（沂蒙山区汽车抵不上大车，大车抵不上小车，经常保持五十万民夫保障我们四十万军队的供给）。沂蒙山区敌我双方武装一百万以上，民夫一百三十万，摆在纵横一百里的地区内，人力、物力的消耗空前巨大，山东的水都几乎要喝干。华中、中原地区被敌侵占，只保持游击战争，资财丧失，不能供应我们部队。而敌人原控制的地区有三万万一千万人口，新侵占的地区有四五千万人口，可以抓丁征粮，还有美帝援助。去年七月转入外线作战，是一个战略上很大的转变，是与敌针锋相对的战略方针，可以减轻老解放区对战争的负担（山东要恢复元气，至少还要两年），把敌人进攻部署完全破坏，缩小敌人兵源粮源。
去年转入外线时，中央指示：不怕疲劳，不怕困难，不怕伤亡，不要补充，不要带大部队，即使从十七万人减少到五万人，也还要转入外线。经过大半年行动，胜利的事实证明了这方针是正确的。
军事上，敌对解放区的一切进攻，从西北战场到山东牛角尖，完全被粉碎。目前虽还有一些城市被敌占（如烟台、临沂），但这并不是它的胜利，而是它的包袱。
在战略上粉碎了敌人想把我赶过黄河的阴谋，去年今天消灭七十四师之后，我没有歼敌机会。现在我们转入到敌人的深远后方，恢复了山东及华北的被侵占区。这是战略上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敌人的空城计玩不成，增援东北落了空（原来想增援五个军，结果只去了两个旅当胡椒面）。
外线部队歼敌有生力量虽不多，但内线的歼敌数量很大。许世友、谭震林山东兵团①的胜利，外线部队也起了作用，有功劳。
外线部队到新区，扩大了政治影响，发动了新区群众。敌人支持战争的潜在力量大大缩小了。陇海路南五千万人口，已成为我们的群众基础。豫皖苏已有六万地方武装，大别山已有地方武装二十万人，这是半年中发展起来的。敌人兵力分散了。本来沂蒙山区三百多里就有五十个旅的机动部队，现在东到海边，南至长江，三千里路只有十一个旅的机动部队。敌人的大城市交通要道暴露在我面前，以前认为我不会打大城市，现在很怕我打大城市。破击平汉、陇海路之后，大大减弱了敌之机动能力。敌人士气、人力、物力上受很大损失。外国报纸说国民党重点进攻，共产党来了个超重点进攻，把重点进攻粉碎了，给敌统帅部很大打击，几次撤换统帅部人员。政治上，使敌内部从统帅部到下面，大多认为败局已成。前一年敌虽被歼灭不少，但得了几座空城，可以鼓励安慰其部队，现在人财两空。许多前线指挥官悲观失望，未上战场先写好遗嘱。战争初期被我俘虏的军官只对陈诚不满，现在都痛骂蒋介石。平汉路消灭整三师时，敌团长派一个通信排长接洽投降，该排长不敢来，许多军官说你怕什么，人家见面就是一顿猪肉。敌高级军官听延安、邯郸广播②，比我们还用心。军心厌倦，政治上完全丧失人民。伪国大有的代表绝食，有些代表抬相材去开会（睡民主棺材）。现南京已没有信心，表示最好努力保持长江以南，不行保持两广，再少一个广东也好，宋子文到广东去当省主席。美帝也无信心，选副总统美要选李宗仁，因李是桂系，桂军未受大的打击，美对蒋已无信心，想以李代蒋来拉拢桂系、冯玉祥、李济深、民族资产阶级。
我们保卫了解放区人民，提高了群众的信心和积极性。在外线得到了群众积极同情，原中间分子更靠近我，原反动分子也消极了，有的想留后路。各方舆论起了变化：初期替共产党担心；以后则认为谁也打不赢谁；半年之后（莱芜战役之后）认为中共一定要胜利，但时间要长一点，恐怕要十几年；去年转入外线后，外国说蒋没有多少日子了。伪国大召开后，我党中央发出通知，邀请民主同盟及其它民主人士、进步人、大资本家、文化人开政治协商会议，大家很赞同。
经济上，转入外线后，敌遭受很大损失，资源减少，大别山粮食每担从一百多万元涨到四百多万元，一担法币③只买一担粮食，美金比价从十多万元涨到五十多万元。美舆论反对援蒋，因蒋是一个无底洞，说援蒋等于援共。
解放区的经济开始恢复。石家庄可以制造 TNT 黄色炸药，有炼钢厂，有一万锭子的纺织厂。部队供给大部分已在新区解决。
我们在外线遇到的困难是最后的困难，一定可以克服的。现在根据地负担太重这一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在外线部队流动性大，减员比较大，后方安置困难，这在初期免不了，但没有长征那样困难。物价高，人民生活困难，缴到物资搬不走，烧毁了很可惜。新区作战敌人消息比较灵通，我们侦察工作没有基础，使我不易捕捉战机。粮食供应困难，有些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如粮食换菜，拍卖粮食，换鸡肉糖果，第二次去就没有粮食了。克服困难的关键在于正确执行政策。新区政策不能“左”，“左”了无法挽回。外线行动首先是财粮问题。财务供给部门的同志要分到下面去帮助。过去往往政策不是掌握在军政首长手里，而是在司务长手里，他们懂得政策很少。必须加强政策教育，还要进行一些城市常识教育。我们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敌人的困难比我们大，是失败中的困难。
当面敌人三十三个旅，我十六个纵队：华野七个、刘邓六个、陈谢三个，平均每个纵队要消灭敌人两个旅。中原敌人总共四很“骨头”：五军、整编十一师（即十八军）及广西军整编七师、四十八师（其余二十个旅都是很弱的）。如果我们敲掉它两根，它就变成残废了，朱总司令来濮阳也是动员我们“钓大鱼”、“敲骨头”。我们何时过江，决定于大家什么时候敲掉“骨头”，控制长江。
本来我们要到江南去，现在因准备工作不充分，在江北歼灭敌人还不够。因此，中央要我们在江北继续歼灭敌人，以便将来几十万人大规模南下。直截了当说，我们要有拳头，只有消灭敌人主力，战局变化才会更诀。
注释
（1）许世友、谭震林山东兵团：华东野战军东兵团于一九四八年三月改为山东兵团，许世友任司令员，谭震林兼政治委员。
（2）延安、邯郸广播：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于一九四○年十二月三十台首次广播。一九四七年三月国民党胡宗南部队进犯延安，广播电台撤出延安，改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先后在陕北、大行、平山等地播音。邯郸新华广播电台于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开始播音。
（3）法币：国民党政府以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银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币。
家园 依托巩固的解放区作战是原则 这个巩固就是指能有效的支援战争，补充兵力供应钱粮。
延安对华东战略方向的强力干预有三次：
第一次：全面内战开始时要求山野攻占徐州，华中野出击淮南的蚌埠至浦口一线策应；
第二次：孟良崮后要求华野七月分兵，且一分为三，策应刘邓；
第三次：中原相持时，要求粟下江南
其中第一、三次粟都斗胆了，避免了灾难性的结果，第二次没有，可惜了。
第一次时粟指出了淮南无粮，大军需苏中供应，华中主力去淮南后将苏中会迅速残破，大军会成为无本之木而枯萎（恰如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的枯萎一样）。且因为洪泽湖的阻隔，整编25师只要攻击邵伯高邮就能断粟归路和补给线，正面是张灵甫和邱清泉，桂系7军还在蚌埠，六个旅（1师、6师、淮南5旅、6旅）能打成相持就不错了。而至于山野攻占徐州，史实上在苏中大胜，5军调去对付刘邓的情况下，陈毅反而兵败泗县，丢失了两淮。倘若华中野真的去了淮南，中原突围的壮举将在华中再现，王陶之功可以中晋上了。指望陈毅攻占徐州，让粟裕大军去淮南策应，事前事后怎么看都怨啊。好在主席反应快，顿时就醒悟了，命令部队暂缓调动。
第二次七月分兵，结果如此！出击外线有一个利害变更线，当时鲁中的情况，要么刘邓去闪击津浦线，要么用少量部队出击外线来动敌，主力还是要忍耐，要等待，结果主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接下令一分为三，陈唐立马开拔，粟斗胆都来不及啊。此时内线五个纵队被迫强攻国军坚固的子母堡阵地，准备不足而失利。胶东随后被范汉杰横扫，大批物资就这么损失掉了。
第三次还要跃进江南，这次粟又斗胆了，刘邓痛定思痛，也支持不要再搞跃进的主张。好在主席已经到了城南庄，和粟面谈后同意了暂留江北打大战。当时粟在中原已经有了一个较（其它中原军区）为巩固的豫皖苏根据地，这是一个老的三级军区，属于晋冀鲁豫，原来有一个独立旅，粟到外线后，投入部分主力部队建设，从三个地委扩大到六个，升格为二级军区（同中央分局平级，受分局领导），宋任穷当分局书记。豫东战役后，外线兵团有部分就是在豫皖苏休整补充，且对淮海战役贡献巨大，提供军粮8000万斤。
留在江北打大战的目的，就是要依托山东、华中、豫皖苏这样的巩固的老根据地所能提供的资源，加以充分利用，来和国军大战、决战，如果象丢失两淮后匆忙放弃苏中，七月分兵失利后胶东被横扫残破，根据地的利用率就不高了（那些被范汉杰摧毁的物资，原本都是能用来支援战争的）。这个逻辑自始自终都是一贯的。至于粟下江南了，刘邓就能解决中原问题了，这个是和当初让粟去淮南策应了，陈毅就能攻占徐州一样，都是诗人的浪漫。
同样一番话，什么时候说的，谁说的，和哪一个说的，意思都大不一样。如果非要把粟城南庄后说的话，套用到苏中战役前的情况，也无妨，只是需要把那段话的意思翻译翻译
附录：杜长官放弃徐州前的讲话
国防部历来就是这么莫名其妙，当着他们的面我没有表示任何意见，心里有数就是了，唉，我把三个机械化兵团，陷进淮阴淮安地区的河汊烂泥里，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零，那时候，国防部连个P都不会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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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前补充 4947604 见前补充 4947422
家园 最好结合地图和重庆谈判来看楼主这篇长文 双方目标
国民党方面
1.蒋介石并未放弃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意图，想借谈判将内战的责任推卸给中共。在国共矛盾尖锐的情况下，蒋介石认为毛泽东不会赴渝。如果毛泽东不来，蒋介石就可以说共产党拒绝和平谈判，将责任推到共产党上，从而发起内战； [5]如果毛泽东来了，就给共产党几个内阁职位，迫使共产党交出解放区，交出军队，最后仍可以消灭赤手空拳的共产党。
2.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开始与共产党进行一场抢先接管长江以北日占区的竞争，谈判可以拖延时间。抗战后期国民党军队大多退回西北、西南地区，开赴前线的共产党控制区还需要有一段时间，并且国民政府缺乏充足的运输工具将足够数量的国民党军队、维持和平的机关和行政人员立刻送到日本人占领的广阔地区里，而共产党早已经控制了华北的大部分农村地区。 [6]
3.应付国内人民普遍反对内战、实现和平的要求，应对美英苏不赞成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的压力。
中国共产党方面
1.反映人民在长期战乱后休养生息的强烈意愿，尽一切可能争取国内和平，希望可以实现和平、民主的建国目标。 [7]
2.揭穿蒋介石的假和平的面目。 [5]
3.争取一段时间来作好应对国民党的准备。
初谈不顺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到达重庆的当天，蒋介石在重庆山洞林园官邸为他举行了欢迎宴会 [17]。席间，毛泽东称蒋介石为“委员长”，蒋介石则称毛泽东为“润之”。会后，蒋介石还邀请毛泽东在林园下榻。一对较量了十几年的老对手再次聚首，气氛似乎相当融洽。
对于毛泽东的到来，蒋介石心中还是很得意的。他在8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毛泽东果应召来渝，此虽威德所致，而实上帝所赐也。”“应召”二字把蒋介石高高在上的心态表露无遗。 [17]他从未以平等之心看待中共，在他心目中，国民党与共产党更像封建时代的一种君臣关系。在这样的心态下，谈判注定不会顺利。 [18]
谈判从一开始，便陷入了僵局。
9月3日，经过几天的交换意见之后，共方向国方正式提交了11条谈判要点。其中包括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主席的领导地位、惩治汉奸、停止武装冲突、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等等。谈判要点的实质就是军队和解放区政权的问题。
解放区问题
在解放区问题上，共产党提出由共产党人担任山西、山东等五省解放区所在地的省主席，担任解放区广为分布的广东、湖北等六省的副主席，以及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个特别市的副市长；而国民党则只允许共产党参加政府，各解放区官员都需要国民党认可才能继续留任。军队问题上，共产党提出将人民军队整编成16个军48个师；而国民党坚持最多只允许保留12个师。双方期望差距甚大。 [18]
看过共产党方面的这份方案后，蒋介石对国方代表王世杰、张治中等人说：“中共代表昨日提出之方案，实无一驳之价值。”在他看来，只有“实行三民主义”和“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这两条才具有诚意，其他各条“在内容与精神上与此完全矛盾”。
中共在筹备这次和谈时是做了相当大让步的。在1945年9月4日双方的“第一次谈话纪录”中记录着这样一段话，周恩来对国方代表邵力子说：“认为联合政府既不能做到，故此次并不提出，而只要求各党派参加政府……” [18]
1944年11月，当时担任美国总统私人代表的赫尔利自告奋勇到延安调停国共矛盾。
在与赫尔利谈判时，中共领导人提出了五点协定草案，其核心问题就是把国民政府改组为包括各党派在内的联合政府，并提出各党派享有平等地位。赫尔利觉得共产党的提议很公平，没有什么不合理，便欣然同意了。可当赫尔利拿着协议，兴冲冲返回重庆时，却被蒋介石兜头泼了一盆凉水。蒋介石明确表示，国民党绝不可能与共产党相提并论，联合政府云云更是休想，接受这个协议就意味着国民党的彻底失败，必然导致中共控制政府。
在蒋介石的头脑中根本没有“多党”的概念，更不可能承认联合政府，他能接受的最大限度是共产党人来国民政府中“做官”。
原本就是蒋介石说客的赫尔利，看到自己与中共的协议受到如此强烈的抵制，又马上翻了脸，很快给中共发来了与五点协议背道而驰的三点协议。从这次反复中，共产党也明白，想让蒋介石接受联合政府的方案，无异于与虎谋皮。
为了表达诚意，在重庆谈判前，中共就在方案中有意隐去了“联合政府”的提法，只提出“参加政府”。这无疑是承认了国民党在政府中的主导地位。
但即便是这样，蒋介石还是认为中共要求得太多。
1945年9月10日至15日，国共代表连续举行了四次正式会谈。尽管双方在国民大会及政治会议等问题上都做了一些让步，但在核心的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上，还是毫无进展。
1945年9月13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和国民党谈判情况的通知》中写有：国党毫无诚意，双方意见相距甚远，谈判将拖延一时。
蒋对具体问题表示：政府法统不容紊乱，不主张似法国的多党状况。关于两党关系的重要问题：对军队只允编十二个师，需完全服从命令，按指定地区集中。对解放区民主政府，则表示含糊。蒋表面上对毛周王招待很好，在社会上造成政府力求团结的气象。实际上对一切问题不放松削弱以致消弱〔灭〕我的方针，并利用全国人民害怕与反对内战心理，利用其合法地位与美国的支持与加强他（保障美国在远东对苏联的有利地位），使用强大压力，企图迫我就范，特别抓紧军队国家化问题。因此在谈话态度上只要求我们认识与承认他的法统及军令政令的统一，而对我方则取一概否认的态度。
国共双方谈了半个月仍各执一词，赫尔利急了，9月17日，就在准备回国的前一天，赫尔利宴请了国共双方的最高领导人和谈判代表。席间，赫尔利表示，无论如何要尽快发一份公告，不仅说明双方在一般的和平建国原则问题上所达成的谅解，而且也应该对军队问题有一个明确的决定。听双方说来说去，赫尔利发现谈判还是在军队问题上卡了壳。
为了尽快拿到和谈协议，赫尔利主动向周恩来提出将国共军队照比例缩编的想法。对此，中共方面认为可以接受。
19日，在新一轮谈判中，周恩来提出：“关于军队数目，赫尔利大使拟议中央与中共军队之比例数为五分之一，我方以此比例考虑，愿让步至七分之一，即中央现有262个师，我方应编有43个师，较9月3日所提方案让步5个师，以后中央裁减缩编，中共亦依此比例裁编。”关于解放区问题，周恩来也提出中共愿意从广东、海南岛、浙江、苏南等8个地区撤退，仅驻防在山东、河北、察哈尔等北方地区。
尽管中共做了很大让步，赫尔利也为了等和谈结果而推迟了回国的行程，但国民党方面仍然不为所动。在21日的会谈中，国民党代表仅把允许中共军队整编的数目从原来的12个师增加到16个师。
面对僵局，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今日我等之商谈，系出于平等之态度，然而国民党之观念是自大的，是不以平等待中共的，故国民党及其政府皆视我党为被统治者，为投降者……今日我党已承认蒋先生之领导地位，已承认国民党为中国之第一大党。就蒋先生之地位而言，只有他可以说领导各党各派，领导全中国，因此蒋先生不只是国民党之总裁，而且是全国的领袖，但国民党却不能以领导者自居，而以被统治者视我党。”
赫尔利当晚找到蒋介石，软磨硬泡，终于迫使蒋把中共军队数量让至20个师。不过，蒋介石强调：中共必须承认此数，不能再加，并且不能再提按国军数目比例的事。
赫尔利的归国行程不能再拖了。他连夜找到毛泽东，想逼共产党接受蒋介石的最后通牒。但不论他如何巧舌如簧，气急败坏，乃至言辞尖利，毛泽东坚不让步。第二天，赫尔利只好带着他未完成的任务返回了美国。
9月27日，蒋介石带着宋美龄到西昌度假。在飞机上，蒋介石看到了当日《新华日报》上刊登的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提问的报道。 [37]毛泽东说：“中共现有一百二十万党员，在她领导下获得民主生活的人民现已远超过一万万。这些人民，按照自愿的原则，组织了现在数达一百二十万人以上的军队和二百二十万人以上的民兵，他们除分布于华北各省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中共的党员，则分布于全国各省。”
看到这段话，多日来郁积在蒋介石心中的愤怒爆发了。想到剿共多年，共军却越剿越多，如今共产党代表已经与他在同一张桌子上谈判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忿忿地写道：“如此罪大恶极之祸首，尤不自后悔，而反要求编组一百二十万军队，割据陇海路以北七省市之地区，皆为其势力范围所有，政府一再劝导退让，总不能餍其无穷之欲壑，如不加审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军民在天之灵耶？” [18]
就在毛泽东到达重庆的第二天，蒋介石就翻出1933年在庐山军官训练团炮制的《剿匪手本》，让何应钦重印下发。
到了西昌，他顾不上游山玩水，一个人闷在屋里。1945年9月29日，正是谈判陷入僵局之时，蒋介石在日记中罗列中共11条“罪状”，还写下准备扣押和审判毛泽东的文字。
对于“扣毛”的后果，蒋介石非常清楚，他首先想到了美苏双方可能的反应。由于当初赫尔利曾以美国的国格担保毛泽东赴渝谈判的人身安全，一旦他扣留了毛泽东，美国必定大为光火，而苏联很可能“以此借口，强占我东北，扰乱我新疆”。即便是这样，他还是觉得值。
蒋介石马上就要破釜沉舟，准备豁出去扣毛、审毛了，但在第二天他又犹豫起来。10月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对共问题，郑重考虑，不敢稍有孟浪。总不使内外有所藉口，或因此再起纷扰，最后惟有天命是从也。”
审治毛泽东是一件政治上不得了的事，蒋介石想到一旦他孤注一掷，那么娄子可就捅大了。他不得不考虑国际和国内的反应。最主要的是，中国刚刚打败日本，蒋介石觉得自己正处于事业的顶峰，他不相信毛泽东可以成事。他曾经说过：“我有400万军队，我想怎样就怎样！”哪怕把毛泽东放回去，甚至再发给他一枚“胜利勋章”，来日沙场上见，照样能稳操胜券。在日记中，蒋介石自负地写道：“断定其人决无成事之可能，而亦不足妨碍我统一之事业，任其变动，终不能跳出此掌一握之中。”
10月初，周恩来向国民党代表提出，“毛泽东主席来重庆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在某些问题上国共双方短期很难达成一致，我方决定让毛主席先行返回延安。”看谈判很难有结果，国民党方面也只得同意。
在毛泽东回延安之前，双方将历次谈判记录整理成一个书面文件《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
在协定中，中共对军队数量问题又做出了巨大的让步，从最初要求的48个师，已经降到24个或至少20个师，几乎达到了蒋介石的心理预期。但也不难看出，“双十协定”中还有许多未解之题，双方只有把各自的诉求都摆在上面。
1945年10月11日，蒋介石与毛泽东共进早餐，后毛泽东乘车来到重庆九龙坡机场，在张治中的陪同下启程返回延安。邵力子、陈诚、张澜等重庆各界人士和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的人纷纷来到机场送行。43天尖锐而复杂的谈判，国共双方签订“双十协定”。 [16]是夜，蒋介石辗转难眠，在日记里写下“甚叹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之语。
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公开发表。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双方协议“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双方还确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这是重庆谈判最重要的两项成果。此外，谈判还达成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实现政治民主化；党派平等合法；释放政治犯等协议。
1945年10月12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告区党委的指示，指出：和平基本方针虽已奠定，但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仍不可避免，除粤、鄂、豫、浙及苏南等地顽军正在向我进攻外，沿平汉、津浦、同蒲、正太等路顽军正在向我大举进攻，争夺北宁、胶济、平绥三路的战斗亦将到来，我方必须提起充分注意，战胜这些进攻，绝对不可松懈。解放区问题未能在此次谈判中解决，还须经过严重斗争，方可解决。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不解决，全部和平建国的局面即不能出现。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即将来实行编整时，我方亦自有办法达到一枪一弹均须保存之目的。过去中央指示各地扩大军队整编主力计划，继续执行不变。东北问题未在此次谈判中提出，我党一切既定计划照样执行。以后一连两个多月，毛泽东一直在给各地军委发电报，强调重庆谈判的重要性，发布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指令。
1945年10月12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告区党委的指示，指出：和平基本方针虽已奠定，但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仍不可避免，除粤、鄂、豫、浙及苏南等地顽军正在向我进攻外，沿平汉、津浦、同蒲、正太等路顽军正在向我大举进攻，争夺北宁、胶济、平绥三路的战斗亦将到来，我方必须提起充分注意，战胜这些进攻，绝对不可松懈。解放区问题未能在此次谈判中解决，还须经过严重斗争，方可解决。
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不解决，全部和平建国的局面即不能出现。
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
即将来实行编整时，我方亦自有办法达到一枪一弹均须保存之目的。过去中央指示各地扩大军队整编主力计划，继续执行不变。
东北问题未在此次谈判中提出，我党一切既定计划照样执行。以后一连两个多月，毛泽东一直在给各地军委发电报，强调重庆谈判的重要性，发布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指令。
1946年1月10日毛泽东颁发停战令，指出：本党代表与国民政府代表对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之办法、命令及声明，业已成立协议，并于本日公布在案。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之一切部队，包括正规军、民兵、非正规军及游击队，以及解放区各级政府，共产党各级委员会，均须切实严格遵行，不得有误。全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今已获得重要之结果。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
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指出：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同时指出：除开个别地方，国民党都依然可能向我们进行武装袭击，我们应严加警惕，武装斗争是一般的停止了，为了保障国内和平，各地应利用目前时机大练兵三个月。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的万一被敌人破坏。要抓紧生产运动的领导，以迅速克服财经的困难。练兵、减租与生产是目前解放区三件中心工作。
1946年2月12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谈判整军方案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说：美国和蒋介石要以全国军队统一来消灭我们，我们要统一而不被消灭。军党分立还不是最危险的，合编分驻才是最危险的。杂牌军还没有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合编的，连杂牌的集团军都没有与蒋介石嫡系部队参杂合编。我们现在只有对付好，才能摆脱危险。全国军队统一，原则上我们只好赞成，实行步骤要看具体情况，这是我们与法国不同的。
1946年6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原军区）郑位三、李先念、王震的电报，指出：
（一）美蒋对我极为恶劣，全面内战不可避免。要求美机运款接济你们，恐已希望甚小，你们须求自救之道。如一方面节省用费留出准备突围时费用；另方面麦子已熟，向民众征收粮税。
（二）必须准备对付敌人袭击及突围作战，预拟突围后集中行动及分散行动两个计划。大概在突围及突围后一个时期内，以全军集中行动为有利；而在敌人追剿紧急，行军给养均极困难时，便应分为两股或三股，各自独立行动，可以避免集中行动之困难，而利于分别牵制敌人与互相作战略上之策应。
（三）目前时机紧迫，你们应充分注意，并团结内部，准备艰苦斗争。
历史意义重庆谈判的举行和双十协定的签订，表明国民党方面承认了中共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会议，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
重庆谈判作为战后中国的重大政治事件，把国共两党的合作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战后中国的政治走向和政治格局，同时也为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周恩来：
现就商谈中得到的四点经验教训，特向各位陈说：
第一点是要互相承认，不要互相敌视。既然商谈了，就是要政治解决，不应互相敌视，尤其是商谈的双方代表，更要常常保持这种态度。中共方面有这样一个信念，不管冲突怎样严重，我们对于已经承认了得并不改变。
第二点，就是要互相商量，不要独断。既然要政治解决，就是要互相协议，而不是一方决定了，通知别方面去做。
第三点，就是互相让步，不要独霸。既然要政治解决，总是要于国家人民事业有利。那么两党之间、各方面之间，有什么不可以让步的？
第四，要互相竞赛，不要互相抵消。
至于网上吹捧的谈判中间的所谓妙的斗争，简直毫无意义。主要还是为了吹捧谈判，谈判当然有作用，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没有吹的那么玄乎。
归根结底还是看谈判内容，真的不好看。
https://www.88jc.net/uncategorized/42654.html
协定内容。
对楼主的话评价一下，当时的人民确实呼唤和平，也是反对腐败，但是真不是反对国民党，而是麻木，对咱们共产党也没有那么支持，他们只是真心反对战争。所以咱们的舆论确实占点优势，因为咱们弱势，也确实真心呼唤和平和谈判。
但是，作为弱者，我们谈判，呼唤和平，都需要用战争来证明自己的实力和诚意。这点在我军内部并没有统一，这是非常遗憾的。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4436424247767661&wfr=spider&for=pc
会议第一天，由萧华作报告。这个报告是会议前一天晚上，由萧劲光、萧华等几个领导共同研究的。报告根据南满的严峻形势，决定撤离南满，转移东满，让大家讨论。
萧华的报告引起了与会同志的激烈争论，大家各抒己见，会场上沸沸扬扬。最后，基本形成了两种意见：
一种同意报告的意见，撤到东满，保存实力。持这种意见的是多数，萧华也赞成这种意见。理由是“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认为眼下敌强我弱，兵员、装备不足，且难以补充，很难与敌决战；同时，长白山区地形狭窄，大兵团没有回旋余地，不是主力久留之地；主力撤至东满，既可摆脱敌人追击，又可伺机与北满主力会合，集中优势兵力。
另一部分同志主张坚持南满。理由是南满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如果放弃南满，正中敌人“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意图。坚持南满，则可以拖住敌人，与敌周旋，配合北满主力南下，对整个东北战局有好处，对今后战略反攻有利；眼下敌人虽强，但其战线长，兵力亦显不足，且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矛盾重重，难以形成合力，南满我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可以坚持的。
13日晚，陈云冒着鹅毛大雪，赶到了七道江，连夜同与会人员交谈，了解会议情况。
14日上午9时，在陈云主持下继续开会，复议昨天的会议决定。
陈云在认真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后，全面分析了当前形势，权衡了撤退或坚持的利弊，果断地支持了坚持南满斗争的意见。为此，他形象地打了个比喻，东北的敌人好比一条牛，牛头向着北满，牛尾巴在南满。若松开牛尾巴，那就不得了，这头牛就要横冲直撞，南满保不住，北满也麻烦；若是抓住了牛尾巴，那就了不得，它就进退两难了。因此抓牛尾巴是个关键。
大家被这个比喻逗乐了。
接着，陈云又说：“南满是整个东北的南大门，只要大门一开，狼就进来了，北满困难就加大，整个东北的形势也就危机了，所以我们还是点亮南满一盏灯，坚持斗争为好。”
最后，萧劲光请陈云“拍板”作最后决定。
陈云说：“萧司令要我‘拍板’，那我就表态，针对敌人‘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反革命策略，我们就要‘坚持南满，保卫北满’，一个人都不走，留下来打，拖住牛尾巴，坚持就是胜利。”
其实就是东北局的指示。
通宝推：燕人,家园 地图补充 
通宝推：燕人,